外篇马蹄第九

译在那个时候，山中没有小路和隧道，水泽中没有船和桥。〔注〕不追求非分的利益，所以安守在一家之中便感到满足。〔疏〕蹊，是小路；隧，是道路。舟，是船；梁，是桥。当时就是至德的时代。人们知道守住本分，万物都淳朴，不砍伐，也不争夺，所以小路和道路可以废弃；没有往来的人，船和桥也因此不用了。万物和众生彼此相连，同属于各自的乡里。〔注〕混沌蒙昧而共同有所获得，于是与整个世代相处而淡泊无争，哪里还有国家不同、家庭各异呢？〔疏〕在混沌蒙昧的时代，风俗淳和而淡泊。所以无情的万物彼此连接，共同处于乡里；有知觉的众生相互系属，同在乡县之中。哪里会有国家政令不同、家庭习俗各异呢？禽兽成群，草木顺遂生长。〔注〕满足于自身本性而止息，没有吞并侵害的欲望，所以万物都能保全。〔疏〕飞禽走兽彼此不伤害，所以能够成群；蔬草、果木不被砍伐，所以顺遂而茂盛地生长。因此，禽兽可以被系住牵引着游走，乌鸦和喜鹊的巢也可以攀援上去观看。〔注〕人与万物互不伤害，所以万物驯顺。〔疏〕人没有伤害万物的心，万物也没有畏惧人的忧虑。因此山中的禽鸟和野兽，可以系住牵引着游玩；乌鸦、喜鹊的巢，也可以攀援上去窥看。至德的时代，人和禽兽共同居住，族类与万物并存，哪里还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疏〕追逐外物、行为邪僻的是小人，履行道而方正的是君子。既然人们巢居穴处，和鸟兽混同而没有分别；含着食物、鼓腹而乐，混在万物之中没有差异，那么从哪里知道君子，又从哪里辨别小人呢？同于无知，德性就不会离失。〔注〕一有分别的知见，就会离开道而自以为善。〔疏〕既然没有分别之心，所以同于无知的道理；又不凭借险诈的德行来求取功行，所以抱守一而不离。同于无欲，这就叫作素朴。欲望就会使人背离本性而加以修饰。这与最初无欲的状态相同，所以万物各自清静安康；与末世的浮华不同，所以人人都保持淳朴。保持质朴，百姓的本性就能得到保存。不必劳烦智慧去追逐欲望。众生之所以丧失本性，都是由于被欲望所滞碍。既然无欲而质朴，真实本性就不会丧失，所以说是“得到”。这一句总结了前面所说的至德之美。等到圣人出现，所谓圣人，只是百姓获得本性的途径，并不是本性的真正途径。这里说“等到圣人出现”，就如同说“等到圣人之迹出现”。便用矫饰的行为来实行仁，用逞强自矜的行为来实行义，于是天下才开始疑惑；放纵散漫被当作快乐，偏曲乖僻被当作礼，于是天下才开始分裂。圣人的踪迹一旦显著，仁义就不再真实，礼乐也背离本性，只得到外在的形式罢了。有了圣人就有这种弊病，我又能怎么办呢？从这里以上，是说明淳朴本真的德性；从这里以下，是斥责圣人之迹的过失。“等到圣人出现”，就是指五帝以后奉行圣人之迹的人。蹩趸，是用力的样子；缇跤，是自负矜持的样子；澶漫，是放纵逸乐的心态；摘僻，是偏曲不正的行为。淳朴之道消失，浇薄虚伪便兴起。缇跤自恃，标榜偏爱之义；蹩趸夸耀，标榜偏私之仁；澶漫崇尚奢侈淫逸之乐；摘僻尊崇浮华之礼。于是天下分离，百姓疑惑，扰乱天地常道，正是从这里开始。所以，如果纯朴之木没有被毁坏，谁还会制作牛形酒樽？如果白玉没有被毁坏，谁还会制作珪和璋？纯朴，就是完整的木材；不残毁，就是尚未雕刻。孰，就是谁。牺樽是酒器，刻成牛头的形状，用来祭祀宗庙。上端尖、下端方的叫珪，半块珪叫璋。这是略举譬喻，用来说明浇薄争竞的治理。道德没有废弃，哪里还需要仁义？这是把譬喻合起来说明。大道盛行的时代，不辨别是非；至德存在的时代，还没有谈论憎爱。没有偏爱，人心自然平息；没有是非，本来的踪迹也自然忘却。所以《老经》说：“大道废弃，才有仁义。” 人的本性和情感没有分离，哪里还用得着礼乐？礼是用来约束行为的，乐是用来调和心情的。如果情感没有离散，哪里需要调和心情？如果本性没有离失，何必劳烦礼来约束行为？由此可知，调和心情、约束行为，都是由于大道已经丧失。五种颜色不混乱，谁还需要文采？五种声音不混乱，谁还需要配合六律？这些都是把质朴改变成华饰、舍弃根本而崇尚末流；对于本来的天性素质来说，已经有所残损废弃。世人虽然尊贵它们，却不是它们真正值得尊贵。文采本来要靠彼此映衬，音乐贵在彼此和谐。如果各种颜色、各种声音彼此不能显发衬托，那么宫、商等音就会各自散乱，无法形成作用。这是再次举譬喻，反过来证明前面的意思。毁坏质朴之木来制作器物，是工匠的罪过；毁坏道德来制作仁义，是圣人的过错。工匠制定规矩法度，圣人树立可以崇尚的踪迹。这是总结前面的意思。工匠用牺樽等器物毁坏淳朴的木材，圣人用仁义之迹毁坏无为之道；二者造成的弊害既然相同，所获的罪责也应当相等。马住在陆地上，就吃草、喝水；高兴时彼此交颈摩擦，发怒时就背向分开、互相踢踏。马所知道的，也不过如此。顺着马的真实本性，任它自然奔驰，那么即使行走万里，也能达到目的，同时群马的本性不会丧失。靡，是摩擦、顺从的意思；跤，是踩踏的意思；已，是止的意思。万物的喜怒都禀受于天然，顺着本性行动，并不是出于矫饰虚伪。所以马高兴时就交颈摩擦顺从，发怒时就背向分开、互相踩踏；马的知觉和情感，适意地发挥到这里就够了。吃草喝水，快乐就在其中。可是给它加上车辕前的横木和颈木，再用月形的额饰约束它，马就会睥睨、抵触、冲撞，想办法吐出嚼子、偷脱缰绳。衡，是车辕前的横木；扼，是套在马颈上的木具；月题，是置于额头、形状像月亮的饰物。介，是独自；倪，是斜着眼看；闽，是弯曲；惊，是抵触；曼，是冲撞；诡，是欺诈；窃，是偷盗。马的真实本性只喜欢在旷野中自由奔驰，并不求外在装饰，哪里会羡慕荣华？既然给它加上月题、用衡和扼来约束，就违背了天性，使它不能承受困苦，于是欺诈之心便萌发：斜眼看着弯曲的头具，抵触、冲撞驾驭它的人。所谓“窃辔”，就是偷着脱掉笼头；“诡衔”，就是把勒口吐出来。正是因为违背、损害了真实本性，所以产生各种矫饰虚伪。所以，马本来有知觉，后来竟发展到偷脱缰具，这是伯乐的罪过。马的本性各不相同，却强求它们整齐地发挥作用，所以有的力气耗尽而产生奸诈的形态。态，就是奸诈。马的真实本性适合原野；奔驰过度，就会生出矫诈之心，出现欺骗、偷脱的形态，这罪过应归于伯乐。在赫胥氏的时代，百姓居住时不知道要做什么，行走时不知道要去哪里；含着食物嬉戏，拍着肚子游玩。百姓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这是百姓真实的能力。

译“之”是往、到的意思。赫胥，是上古帝王；也有人说，他有显赫的德行，使百姓都归附于他，所以称赫胥，大概就是炎帝。大道施行、无为盛行的时候，人心断绝思虑，安居而无所作为；顺着本性行动，游行而不知要到哪里去。既然如此，他们含着食物嬉戏，和婴儿没有区别；拍着肚子遨游，和儿童没有差别。这就是最淳朴的时代，百姓能够如此。等到圣人出现，就用曲折周旋的礼乐来矫正天下人的形体，用高悬的仁义来安慰天下人的心，于是百姓才开始自我矜夸、好用智巧，争相归附于利益，无法停止。这也是圣人的过错。这些过错，都是由于把圣人的踪迹当作值得崇尚之物造成的。用曲折周旋的方式实行礼乐，以端正人的形体；高高悬置仁义，使人仰慕它来安慰心灵。于是人们开始自负矜持，喜好智巧而产生矫诈；经营求取利禄，争相归附，却不知道停止。唉，这就是圣人踪迹的过错。《南华真经注疏》卷第十一完。原作“陆此马”，疑为错误；各本都作“而陆”，所以改正。《四库全书》本、浙江书局本的“羲”都作“义”，下文同。《四库全书》本、浙江书局本的“辟”都作“辞”。郭庆藩引用的文字中，“室”作“窖”。浙江书局本的“芒”作“亡”，郭庆藩引用的文字作“茫”，下文同。郭庆藩引用的文字删去“以”字。赵本没有“矣”字，也没有注文开头的“夫”字。郭庆藩引用的文字中，“已”作“以”，下文同。王孝鱼认为，按照王叔岷的说法，应当把“陆”改作“然”。郭庆藩引用的文字中，“踏”作“蹈”，下文同。《南华真经注疏》卷第十二。河南郭象注。唐代西华法师成玄英疏。外篇《胠箧》第十。如果要防备那些开箱、探袋、打开柜子行窃的盗贼，就一定要收紧带子，牢固门闩和锁钥；这就是世俗所谓的智慧。“胠”是打开；“筐”是箱子；“囊”是袋子；“摄”是收束；“缄”是系结；“縢”是绳子；“扃”是门闩；“鐍”是锁钥。要防备开箱探袋、打开柜子取财的小盗贼——这还不是大盗，应当怎样防守？必须收束箱袋，系紧绳结，牢固门闩锁钥，使财物不因疏忽收藏而被盗。这只是世俗浅薄的智慧。然而大盗到来时，就背起柜子、揭开箱子、挑着袋子逃走，唯恐绳结、门闩和锁钥不牢固。这样看来，先前所谓的智慧，不正是替大盗积聚财物吗？智慧不值得依靠，就是这样。收紧绳结、固定门闩锁钥，是为了防备小盗；但大盗一来，反而背着、揭着财物逃走，只怕绳结和门闩锁钥不牢固。先前的防备反倒成了盗贼的资助，所以世俗的智慧不值得依靠。所以试着谈论这个问题：世俗所谓的智慧，有哪一种不是替大盗积聚财物的？所谓圣人，有哪一种不是替大盗守护财物的？体悟大道的大贤，说话没有固定的对象，是要显明忘言的道理，所以说“试着谈论”。世俗之人的智慧浅近，显扬圣人踪迹的人对道理也未能深入。他们本意在于防范约束，却反而替盗贼聚集财物；即使故意治理天下，反而成为盗贼的守备。这里的“有不为者”，是想说明哪里会有不替大盗积聚、守护财物的呢？意思是一定会替盗贼积聚。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这是假设的疑问，用来引出并阐明主旨。从前齐国邻近的城邑彼此可以望见，鸡鸣狗叫的声音彼此可以听到；张网捕鱼、下锄耕作的地方，方圆有二千多里。齐国就是太公后代的封国，封在营丘一带。到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时，百姓富足，三齐之地没有超过它的。因此鸡犬的鸣叫声彼此相闻，邻邑的房屋彼此相望；张网是为了捕鱼打猎，下耒锄地是为了从事农业。国土广大，方圆二千多里；论其盛大美好，实在居诸侯之首。“耒”是犁，“耨”是锄。整个四境以内，用来建立宗庙社稷、治理城邑房屋、州、间、乡、曲等组织的制度，哪一样不是效法圣人的呢？人没有土地就不能立足，没有粮食就不能吃饭，所以封土来祭祀叫作社，封稷来祭祀叫作稷。稷是五谷之长；社，是生发之意，说它能生出万物。《司马法》说：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又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郑玄说：二十五家为闾，二千五百家为州，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阖”是合，“曷”是何。三齐境内设置这些宗庙社稷等制度，都是仿效尧舜，以说明圣人、建立国家制度。然而田成子有一天杀死齐君，窃取了他的国家。效法圣人，只是效法圣人的踪迹罢了。踪迹是已经过去的东西，不是应付变化的工具，哪里值得尊崇并执守它呢？执守既成的踪迹来应对无穷变化，变化一到，踪迹就会成为滞碍；这就是本来想守护国家，反而替别人守护国家。田成子，就是齐国大夫陈恒，是敬仲的七世孙。当初敬仲来到齐国，在田地取得采邑，所以改为田氏。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死他的国君，国君就是齐简公。他割取从安平到琅邪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封邑。到恒的曾孙太公和时，把齐康公迁到海上，于是自己在齐国立为齐侯。从敬仲到齐庄公，共九代掌握齐国政权；从太公到齐威王，三代成为齐侯；合计为十二代。庄子是齐宣王时人，这里没有把宣王计算在内，所以说是十二代。他所窃取的难道只是齐国吗？还把圣人和圣人的智慧之法一并窃取了。如果不窃取圣人的法度，就没有办法取得齐国。田恒所窃取的，难道只有齐国吗？他先窃取圣人的智慧，所以得到了诸侯之位。由此可知，仁义和圣人踪迹恰好成了盗贼的根本。所以田成子有大盗的名声，自己却处在尧舜那样的安乐地位；田恒篡夺窃取齐国，所以有大盗的声名；但他身居诸侯之位，享受唐虞时代那样的安乐。小国不敢非难他，大国不敢讨伐他，因此十二代都拥有齐国。子爵、男爵的小国不敢毁谤他，伯爵、侯爵的大国哪里能征伐他？于是后代相继，宗庙长久延续。世代历经十二代，正如前文所解释。这不就是既窃取齐国，又把圣人和圣人的智慧之法一并窃取，用来守护自己的盗贼之身吗？意思是，圣人的法度只是任人使用的东西，还不足以成为完全防备盗贼的工具。借仁义来窃取国家，凭圣人之智来保全自身。这是再次举出前文，用来总结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