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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古史二十四

古史卷二十三

史藏 · 别史 · 已译 · 第 122–122 段

古史卷二十三

<史部,别史类,古史>

  钦定四库全书

古史卷二十四。宋苏辙撰。伯夷列传第一。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譲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皆徃归之。盖西伯受命称王,纣虽无道,置而不伐者九年。及文王崩,武王终三年之丧,帅诸侯之兵,观政于商而还,居二年。纣日长恶不悛,遂举兵伐之。伯夷叔齐乃相与扣马,陈君臣以諌。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毕,为文王木主,载之车中,东观兵孟津。十一年,遂伐诛纣。伯夷传记:伯夷諌武王之言曰:「父死未▯,爰及干戈,可谓孝乎?」进退皆不可防,故一取《尚书》为信】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隐于首阳,义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卒以饿死。孔子称之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卫岀公与父庄公争国,冉有疑之,曰:「夫子爲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岀曰:「夫子不爲也。」由此言之,伯夷叔齐之岀也,父子之间必有间言焉,而能脱身以逺于乱,安于丧亡,不以旧恶爲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譲国言之也。孔子称古之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桞下惠,少连。」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谓桞下惠少连降志而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夫伯夷叔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逹其道,义之所在,无以生爲也。故志不降,身不辱。自桞下惠以下,皆全生者也,故志防身辱,独其言行不污耳。至扵虞仲夷逸,虽隐居不屈,而佯狂放言,身絜而言荡,盖未有若伯夷者。故凡言伯夷之不辱,以去周言之也。苏子曰:「武王以大义伐商,而伯夷叔齐亦以义非之,二者不得两立,而孔子与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从之,虽欲免而不得。纣之存亡,不复为损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后也。然汤以克夏爲慙,而孔子谓武未尽善,则伯夷之义,岂可废哉?宋昭公以无道弑,春秋虽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晋荀林父、卫孔逹、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以不讨贼称人。晋灵公为之会诸侯于扈,以不讨贼不叙,明君臣之义,不以无道废也。

古史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古史》卷二十三。史部,别史类,《古史》。钦定《四库全书》。《古史》卷二十四。宋代苏辙撰写。伯夷列传第一。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继承人,父亲死后,叔齐却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逃走。叔齐也不肯即位,逃走了。国人拥立了他们的中弟。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于奉养老人,便一起前往归附他。大概西伯接受天命称王后,纣王虽然无道,他仍置之不伐,达九年之久。到文王去世,武王服满三年丧期,率诸侯军队到商国观察政局后返回,又过了两年。纣王的恶行日益增长而不悔改,于是武王发兵征伐他。伯夷、叔齐便一起扣住武王的马,陈述君臣之义加以劝谏。武王身边的人想杀他们,太公说:“这是有义之人。”便扶着他们离开了。【《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毕地祭祀,把文王的木主载在车中,向东到孟津阅兵;十一年,才出兵诛伐纣王。《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劝谏武王说:“父亲死了还没有安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吗?”进退都无法防备,所以姑且取《尚书》来作为凭信。】武王已经平定殷朝的祸乱,天下归附周朝,伯夷、叔齐以此为耻,隐居在首阳山,坚持道义而不吃周朝的粮食,采薇充饥,最终饿死。孔子称赞他们说:“伯夷、叔齐,不记旧日的恶行,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很少。” 卫出公和父亲庄公争夺国君之位,冉有对此感到疑惑,说:“先生会帮助卫君吗?”子贡说:“好,我去问问他。”子贡进去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问:“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呢?”子贡出来说:“先生不会帮助卫君。”由这番话看来,伯夷、叔齐离开孤竹国,父子之间一定有不便明说的话;他们能够脱身,远离动乱,安然面对国亡,也不把旧日的恶行当作怨恨。所以凡是说伯夷没有怨恨的,是从他让国这件事来说的。孔子称说古代的隐逸之士:“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又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体,伯夷、叔齐就是这样吧?”这是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自身;他们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也就如此而已。又说虞仲、夷逸隐居而放纵言论,自身合乎清白,废弃仕进却合乎权变。伯夷、叔齐隐居是为了求得自己的志向,践行义是为了通达自己的道;义所在之处,不把活着看得重要。所以他们的志向没有降低,身体没有受辱。柳下惠以下的人,都是保全生命的人,因此志向有所降低、身体有所受辱,只是他们的言语行为没有受到玷污。至于虞仲、夷逸,虽然隐居而不屈服,却假装疯狂、放纵言论,身体清白而言语放荡,大概没有像伯夷这样的人。所以凡是说伯夷没有受辱,是从他离开周朝这件事来说的。苏轼说:“武王以大义征伐商朝,伯夷、叔齐也以道义非难武王,这两种做法不能同时成立,那么孔子为什么赞许伯夷呢?文王、武王取得王位,并不是他们追求才得到的。天下人归附他们,即使想逃避,也无法做到。纣王的存亡,已经不能再增加或减少什么了。文王暂且放置伐纣之事,是知道天命不可提前;武王出兵伐纣,是知道天命不可拖后。然而商汤因战胜夏朝还感到惭愧,孔子又说武王的音乐还没有尽善,那么伯夷的道义难道可以废弃吗?宋昭公因无道而被弑,《春秋》虽然记载说‘宋人弑其君杵臼’,但晋国荀林父、卫国孔达、陈国公孙宁、郑国石楚率军攻打宋国,却因为没有讨伐弑君之贼而只称为‘人’。晋灵公还为此在扈地召集诸侯,因为没有讨伐弑君之贼而不予记述,表明君臣之义,不能因为君主无道就废弃。《古史》卷二十四。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