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卷二十五
古史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古史卷二十六。宋苏辙撰。桞下惠列传第三。
桞下惠者，鲁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鲁爲士师，三黜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徃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鲁虽不能用，终身不去。鲁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侵鲁，僖公使展喜犒师，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弊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恊，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帅桓之功。’我弊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异哉，臧孙之爲政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鸟至，不知而祀之，难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周，非智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常知避其灾害。是嵗也，海多大风，冬温。臧文仲闻之曰：‘信吾过也。’使书以爲三防。故孔子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虗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又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栁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及孔子叙古之逸民，谓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谓桞下惠、少连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谓虞仲、夷逸隠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孟子因之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凂焉。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曰：“尔爲尔，我爲我。虽祖裼裸防于我侧，安能浼我哉？”夫二子之行不至于此，而其风之所及，则有至是者与？盖孔子称作者七人，其三人：伯夷、叔齐、柳下惠，皆见于书。其四人：朱、张、少连、夷逸，皆不见。虞仲，或曰太伯之弟，所谓仲雍者也。盖始断发文身以治句吴，傥或是欤？
苏子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义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于鲁而不去，行若氷炭之异；而圣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茍不然，则伯夷必防于狷，柳下惠必防于乡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岀或处，或黙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尽，至于不可加损，人莫得而见也。虽其岀处语黙应于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尝违仁，然后知其爲同耳。然孔子之论此三人，或谓之贤人，或谓之仁人，未甞以圣人许之。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闻其语矣，吾见其人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逹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欤？盖孔子之称夷齐，以爲贤于当世之君子；至于当世诸侯大夫，则不能望其垣墙耳，非以爲尧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夫人而不能无可无不可，而尚足以爲圣人乎？至孟子始谓伊尹伯夷桞下惠皆古之圣人，与孔子异；而世俗又从而广其说曰：「此三人者，皆圣人之趋时者也。」伊尹之后，士多进而寡退，故伯夷岀而矫之；伯夷之后，士多退而寡进，故栁下惠出而矫之。夫三代之风，今世不得见矣；而春秋之际，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谓其多退而寡进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汤之称伊尹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伊尹之自称亦曰：「维尹躬暨汤，咸有一徳，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及孔子叙书，皆不以爲过，谓之圣人或庻几焉。如伯夷柳下惠，吾从孔子而已。
古史卷二十六
译《古史》卷二十五。钦定《四库全书》。《古史》卷二十六。宋代苏辙撰写。柳下惠列传第三。柳下惠，是鲁国公族展氏的人，名禽，在鲁国任士师，三次被罢免也不离开。有人说：“您难道不能离开吗？”他说：“用正直的道路侍奉人，到哪里去能不被三次罢免？用曲邪的道路侍奉人，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所以鲁国虽然不能任用他，他终身没有离开。鲁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侵犯鲁国，鲁僖公派展喜去犒劳齐军，展喜接受了展禽的命令。齐侯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展喜便迎上去说：“敝国国君听说您亲自举动玉趾，将要屈驾来到敝邑，所以派下臣来犒劳您的属官。”齐侯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小人害怕，君子却不害怕。”齐侯说：“你们屋里空得像悬挂的磬，田野里连青草也没有，还凭什么不害怕？”展喜回答：“凭借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作为周王室的股肱，夹辅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互相伤害。’盟约藏在盟府，由太师掌管。齐桓公因此纠合诸侯，谋划解决他们的不和，弥补他们的缺失，匡正救助他们的灾患，这是在彰明先代的职责。等到您即位，诸侯的希望是：‘他大概会继承齐桓公的功业。’所以我们敝国不敢聚众固守，只是说：‘难道他继承先君不过九年，就要抛弃先王的命令、废弃先君的职责吗？那将怎样面对先君呢？’ 您一定不会这样，我们正凭借这一点而不感到害怕。”齐侯于是退兵。海鸟名叫爰居，停留在鲁国东门外三天，臧文仲便让国人祭祀它。展禽说：“臧孙主持政事，真是奇怪啊！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德行施于百姓的，就祭祀他；以死勤勉于职事的，就祭祀他；以功劳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抵挡大患的，就祭祀他。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不列入祭祀典制。如今海鸟到来，却因为不了解它而祭祀它，很难说是仁而且智。仁德的人考察功劳，智慧的人辨识事物；没有功劳却祭祀它，不是仁；不了解事物又不能周全处理，不是智。今年海上大概有灾害吧？广阔江河中的鸟兽，通常都知道躲避灾害。这一年海上多大风，冬天温暖。”臧文仲听说后说：“确实是我的过错。”便让人把这些话写下，作为三条防备。因此孔子说：“臧文仲有三件不仁的事，三件不智的事：贬抑展禽，废除六关，让妾织蒲，这是三件不仁；制造虚设的器物，放纵违反祭祀次序的行为，祭祀爰居，这是三件不智。”孔子又说：“臧文仲大概是窃取职位的人吧？他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参与朝政。”等到孔子叙述古代的隐逸之士时，说伯夷、叔齐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自身；说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辱没自身，但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说虞仲、夷逸隐居而放纵言论，自身合乎清白，废弃仕进却合乎权变。我却与此不同，无所谓可以，也无所谓不可以。孟子因此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柳下惠，是圣人中和顺的。伯夷认为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就不役使。”他同乡人站在一起，看到自己的帽子没有戴正，便远远离开，好像将要被玷污一样。柳下惠不以侍奉污浊的君主为羞耻，也不推辞小官，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有人赤身裸体地在我身边，怎么能玷污我呢？”这两个人的行为也未必达到这样的程度，但他们的风范所影响的人，难道有达到这种境界的吗？孔子所称述的七位隐逸之士，其中三人——伯夷、叔齐、柳下惠——都见于书籍；另外四人——朱张、少连、夷逸——都不见于书中。虞仲，有人说是太伯的弟弟，就是所谓仲雍。大概他最初断发文身，治理句吴，或许就是这个人吧？” 苏轼说：“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体，因为道义而不侍奉武王；柳下惠降低志向、辱没自身，在鲁国三次被罢免也不离开，他们的行为像冰和炭那样不同；但圣人都取法于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心志相同。假如内心不是这样，伯夷就一定会流于狭隘固执，柳下惠就一定会流于没有原则的乡愿，那么孔子为什么还要取法他们呢？《易经》说：君子的道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言说。两个人同心同德，其力量可以切断金属。君子平治自己的内心，外在牵累已经全部消除，达到不能再增加或减损的境界，这一点别人无法看见。虽然他们出仕或退处、说话或沉默，在外在表现上并不相同，但内心从未违背仁，这才知道他们是相同的。然而孔子评论这三个人，有时称他们为贤人，有时称他们为仁人，却从未以圣人来称许他们。孔子说：‘看见善行，就像赶不上；看见不善，就像手探入沸水。’这些话我听说过，也见到过这样的人。‘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践行义来通达自己的道路’，这些话我听说过，却没有见到这样的人。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却没有什么可以称道他的。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下饿死，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孔子称赞伯夷、叔齐，是认为他们胜过当时的君子；至于当时的诸侯、大夫，他们连仰望伯夷、叔齐的门墙都做不到，并不是认为他们可以同尧、舜相比。所以孔子叙述隐逸之士时又说：‘我却与此不同，无所谓可以，也无所谓不可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到无所谓可以、无所谓不可以，哪里还足以成为圣人呢？到了孟子，才说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古代的圣人，这同孔子的说法不同；世俗又沿着这个说法加以发挥，说：‘这三个人，都是能够顺应时势的圣人。’伊尹以后，士人多出仕而少退隐，所以伯夷出来加以矫正；伯夷以后，士人多退隐而少出仕，所以柳下惠出来加以矫正。三代的风气，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春秋时期，士人正把功名利禄看得紧要，谁说他们多退隐而少出仕呢？这都是妄自揣测古人。商汤称伊尹说：‘我特意寻求大圣人，同他共同努力，来替你们这些百姓请求天命。’伊尹自称也说：‘只有我伊尹和商汤，都具有同一德行，能够享受上天的心意，接受上天光明的命令，因此拥有九州的军队。’孔子编述《尚书》时，对这些话都不认为过分，称伊尹为圣人或差不多可以算圣人。至于伯夷、柳下惠，我只遵从孔子的说法罢了。” 《古史》卷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