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卷二十四

译《古史》卷二十五，宋代苏辙撰写，管晏列传第二。管夷吾，字仲，是颍上人。年轻时曾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知道他有才德。管仲贫困，常常占鲍叔的便宜，鲍叔始终善待他，并不把这件事说出来。后来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成为齐侯，公子纠死去，管仲被囚禁，鲍叔便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后，在齐桓公手下主持政事，使齐国称霸，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这都是管仲的谋划。管仲说：“当初我困顿时，曾和鲍叔一起经商，分配财利时我常常多拿一些，鲍叔不认为我贪心，知道我贫穷。我曾替鲍叔谋划事情，反而使他更加困窘，鲍叔不认为我愚蠢，知道时机有利有不利。我曾三次出仕，三次被国君斥退，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我曾三次作战，三次逃跑，鲍叔不认为我胆怯，知道我有年老的母亲。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受辱，鲍叔不认为我无耻，知道我不以小节受辱，却以功名不能显扬于天下为羞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鲍叔推荐管仲以后，甘居他的下位；他的子孙世代在齐国享受禄食，有封邑的达十多代，曾经都是著名的大夫。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却称赞鲍叔能够识别人。管仲凭借小小的齐国处在海滨，流通货物、积累财富，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所以他说：“粮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才懂得荣辱。君上遵守法度，六亲关系就稳固；礼义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发布命令要像水源流出一样，顺应民众所希望的便给予，民众所反对的便除去。命令顺应民心，所以即使议论卑近也容易实行；刑罚和赏赐一定恰当，不因个人私情而改变。伯氏有三百户的采邑，却吃粗蔬淡饭，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对待诸侯，抑制强暴，扶助弱小，以礼招致他们，以义使他们服从，不凭武力取胜，不苟且求得，所以诸侯顺从归服，没有谁能同齐国争衡。狄人灭亡邢、卫两国，齐桓公便向诸侯说明，出兵救援并重新封立它们。在宁母会盟时，又向桓公说明应当修明对诸侯的礼制，诸侯的官员都接受各国进献的方物。郑子华准备让郑国成为齐国的内臣，齐国拒绝而不接受，于是郑伯听从齐国，来请求结盟；这就是齐国之所以称霸的原因。”管仲受封于小谷，鲁庄公感念他的恩德，替他修筑城池。他曾出使周朝，周王按照上卿的礼节宴请他，管仲辞谢说：“周天子有两位守国的大臣国氏、高氏在此，像节、春两季前来奉行王事，何必劳烦您下令召见我呢？” 最后只接受下卿的礼节，返回齐国。然而管仲家中富有奢侈，礼制规格可比拟诸侯宫室；宫门塞住，堂上设置反坫，三归之台的官事也不由一人兼任，而齐桓公又僭越天子王室的礼制，宫内受宠如夫人的女子有六人，最终因此失败，所以孔子讥刺他们。管仲死后，齐国凭借他的遗业，仍然经常强于诸侯。到了战国时期，诸子撰写书籍，因袭管子的学说而加以增饰。他们废弃人情而专任法术、远离仁义的内容很多，申不害、韩非的言论，并不是管子本来的思想。更严重的，有人谈治理国家就主张用智术欺骗百姓，谈对外关系就主张用权术倾覆邻国。于是便有了不可估量的宝物、石璧、菁茅之类的谋略。假如管仲真相信这些，那么天下也将用欺骗和夺取来报复，哪里还能称霸呢？管仲以后，齐国没有再听说什么人物。有个管修，在楚国任职，是贤能的大夫，后来死于白公之乱。【《史记》称管仲善于把祸患转化为福分，把失败转化为成功。齐桓公其实是因为愤怒于少姬才向南袭击蔡国，管仲便借此攻打楚国，责备楚国不进贡菁茅。桓公其实是为了多次攻打山戎，管仲便借此命令燕国修明召公的政教。在柯地会盟时，桓公想背弃同曹沫订立的盟约，管仲便借此使他守信，诸侯因此归附齐国。现在考察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桓公二十九年，在阳谷会合诸侯，为郑国谋划对付楚国。这一年发生了荡舟的事故，所以第二年才攻打楚国，并趁机侵犯蔡国。蔡国在楚国北面，所以《春秋》先记载侵犯蔡国，实际上本来是为了攻打楚国。山戎侵扰燕国，所以桓公替燕国攻打山戎，并不是不合义；又何必等到命令燕国修明召公的政教以后才可以呢？至于曹沫的事情，大概出自战国时代的杂说。《公羊传》没有推究事情的始末而相信了它，太史公又认为确实如此。现在考察宾客传述的议论，已经很完备了，但都不可信，所以不采用。苏轼说：“孔子称赞管仲辅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使用战车武力，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惠，因此以仁来称许他。至于子路，只称赞管仲果断罢了，说到仁，我就不知道了。然而孟子认为管仲是子路、曾子所畏惧的境界，而是曾西不肯做的事情，为什么呢？管仲为国家所做的事情，已经达到极点；但他之所以不如三代圣王，大概是因为他是有所追求之后才得到这些成就，并不是凭借自身有余而自然推及天下。”孟子说过：“处在下位，不能得到上位者的信任，就不能治理百姓。得到上位者信任有途径：不能取得朋友的信任，就不能得到上位者信任。取得朋友信任有途径：侍奉父母不能使父母喜悦，就不能取得朋友信任。使父母喜悦有途径：反省自身而不诚实，就不能使父母喜悦。所以人一定先使自己诚信；自身诚信有余，然后才能使亲人信任自己；亲人信任自己有余，然后才能使朋友信任自己；朋友信任自己有余，然后才能使君主信任自己；君主信任自己有余，然后才能治理百姓。这些都是因为自身有余而推及他人，从来没有自身不能诚实却能治理百姓的。即使偶尔能够做到，百姓对他的报答也一定很浅薄。”子路从自身诚实做起而实行道义，但他的功业还不足以推及百姓；管仲的功业足以推及百姓，但他自身却未曾真正取得自信。所以三归之台、反坫这些事，是子路不肯做的；九次会合诸侯，却是子路做不到的。沿着子路的道路走，只是因为没有成功；如果成功了，就是尧、舜的境界。沿着管仲的道路走，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而已。这就是孔子取法管仲、而孟子不赞许他的原因。

译晏平仲，名婴，是齐国的世袭贵族。父亲叫晏桓子。桓子去世，晏婴穿粗麻丧服、斩衰丧服，系草绳带，拄着竹杖，穿菅草鞋，吃粥，住在倚庐，睡在草席上，以草作枕。他的老臣非难他说：“这不是大夫的丧礼。”晏婴说：“只有卿才是大夫，不能自己以大夫自居。”晏子大概侍奉了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因为节俭而努力实行，被齐国人所看重。他吃饭不吃两种以上的肉，妾不穿丝绸。祭祀祖先时，猪肩肉还不能遮满祭器。世人都认为这样寒酸，但晏子照样实行。庄公接纳栾盈，晏子劝谏，庄公不听；庄公死后，晏子也因此遇难。当祸难发生时，崔杼关闭大门，齐人没有敢到他门前的，只有晏子独自站在门外。崔杼的人说：“您要死吗？”晏子说：“难道只有我们的君主才是君主吗？我应当为他而死。”那人说：“您要逃走吗？”晏子说：“难道这是我的罪吗？我为什么要逃亡？”那人说：“您要回去吗？”晏子说：“君主死了，我回哪里去？做君主的，难道是为了凌驾百姓吗？是以社稷为主。做臣子的侍奉君主，难道只是为了靠他的俸禄吃饭吗？是为了奉养社稷。所以君主如果为社稷而死，臣子就应当为他死；君主如果为社稷而逃亡，臣子就应当随他逃亡。若君主只是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为自己的私事而逃亡，不是他的亲近私臣，谁敢承担呢？况且有人拥有君位却杀害君主，我怎么能为他而死，又怎么能为他逃亡？我将要回到哪里去呢？”大门打开后，晏子进入，枕着齐庄公的尸体放在大腿上哭泣，跳跃哭吊三次后出来。人们都说崔杼一定会杀他，崔杼却不敢杀，说：“这是百姓所仰望的人。”于是崔杼、庆封在太宫同国人结盟，说：“如果有人不拥护崔氏、庆氏……”晏子仰天叹息说：“我晏婴不只是忠于君主，而是以有利于社稷的事情为准，有上帝为证。”于是歃血为盟。崔氏、庆氏灭亡后，栾高正掌握齐国政权，把邶殿的六十邑封给晏子，晏子推辞不接受。吴国季札出使齐国，见到晏子很喜欢，告诉他说：“齐国的政权将有所归属；在它尚未归属之前，祸难不会停止。您赶快接受封邑和政权，才能免除灾难。”当时陈氏正在暗中收买齐国百姓，季札和晏子都知道这件事。晏子曾因事到晋国，晋国叔向询问齐国的情况，晏子说：“这是末世了，齐国大概将归于陈氏。”后来陈桓子消灭栾氏、高氏，独掌齐国政权，他的子孙世代占有齐国。晏子虽然因实行义行而使自己在齐国显名，却不能主持齐国政务，大概只是从容地以言论讽谏，时时加以匡正救助。晏子的住宅靠近市场，景公想替他更换住宅，晏子说：“先臣能够容身于这里，我不配继承他的德行；对我来说，这样就已经奢侈了。况且小人住得靠近市场，早晚都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景公说：“您住得靠近市场，知道物价的贵贱吗？”晏子回答：“知道。”景公说：“什么贵？什么便宜？”这时景公加重刑罚，市场上有出售假肢的人。晏子回答：“假肢贵，鞋便宜。”景公神色忧惧，因此减省刑罚。等到晏子出使晋国，景公便改建他的住宅；晏子回来后，景公派人对宅中人说：“我并不是在选择住宅，而是在选择邻居。你们已经先选择了邻居，这样就可以了。”晏子违背景公的意思不得已而听从。景公生病，梁丘据向景公进言，请求诛杀祝官和史官。景公把这件事问晏子。晏子说：“当年宋国结盟时，屈建向赵武询问范会的德行。赵武说：‘这位大夫把家事治理得好，在晋国发表言论，竭尽真情而没有私心；他的祝官、史官主持祭祀，陈述诚信而无所惭愧。’屈建把这些话告诉楚康王。康王说：‘神和人都没有怨恨，范会应当因此显耀，辅佐五位国君而成为诸侯的盟主。’景公说：‘您称述这些话，是什么原因？’晏子回答：‘有德的君主，上下都没有怨恨，行动没有违背正理的事情；他的祝官、史官进献诚信而内心无愧，鬼神因此享用祭祀，国家得到福祐，祝官、史官也参与其中。他之所以能够福祉繁多、长寿，是因为替诚信的君主办事。若恰好遇到暴虐的君主，内外都很邪曲，上下都怨恨憎恶，神灵愤怒、百姓痛苦，君主内心没有悔改；他的祝官、史官仍进献诚信的话，这就是替君主陈说罪过。他们大概遗漏了许多美善之处，这就是矫饰欺骗。进退都没有可说的话，便虚假地求取君主欢心，因此鬼神不享用祭祀，国家遭受灾祸，祝官、史官也参与其中。他们之所以使君主夭折、昏乱、孤苦、多病，是因为替暴君办事。如今山林中的树木，有虞人、衡人守护；湖泽中的菹草和蒲草，有舟鲛守护；薮泽中的柴薪，有虞候守护；海中的盐和蛤蜊，有祈望守护；县邑边鄙的百姓，被迫参与那些政令；在逼近边界的关卡，官吏暴虐地征收私税；承袭的大夫，强行交换、索取财物；布施常无定规，征收赋税没有限度；宫室每天改建，淫乐从不停止；宫内受宠的妾，肆意在市场上夺取财物；宫外受宠的臣子，擅自在边鄙发布命令；如果私人的欲望和供养需求得不到满足，百姓就会受苦患病，夫妻都会诅咒。祝祷有益处，诅咒也有损害。聊摄以东、姑尤以西，那里的人很多。即使祝官善于祝祷，难道能胜过亿万人的诅咒吗？君主想诛杀祝官、史官，只有修养德行以后才可以。”景公高兴了，命有关官员放宽政令、减轻赋税，病情便稍有好转，于是到沛地田猎。晏子在遄台侍奉，梁丘据也在那里。景公说：“只有梁丘据能同我和谐相处啊！”晏子回答：“梁丘据只是同意您，怎么能说是和谐呢？”景公说：“和谐与同意不同吗？”晏子回答：“和谐就像调和羹汤，用水、火、醋、肉酱、盐、梅来烹调鱼肉，用柴火加热，厨师调和它，按照味道调剂，使不足的得到补充，使过多的得到减损。君子吃了它，可以平和自己的心情。君臣关系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而其中有不可以的地方，臣子就进献不可以之处，以成全君主认为可以的事情；君主认为不可以，而其中有可以的地方，臣子就进献可以之处，以去除君主认为不可以的地方。因此政事平和而不相互冲突，百姓没有争斗之心。《诗经》说：“也有和调的羹汤，既已警戒，又已调平；众臣一同来助，没有言语争执，当时没有任何争斗。”先王调和五味，协调五声，是为了平和人心、成就政事。声音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互配合而成。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彼此相济。君子听了它，就能使心情平和；心平则德和。所以《诗经》说：德音没有瑕疵。如今梁丘据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像用水调和水，谁能喝呢？像琴瑟只有一种声音，谁能听呢？一味相同是不可以的。这样饮酒作乐。景公说：“古代如果没有死亡，那快乐会是什么样呢？”晏子说：“古代如果没有死亡，那就是古代人的快乐，您怎么能得到呢？从前爽鸠氏首先居住在这里，后来季萴因袭居住于此，有逄伯陵因袭居住于此，蒲姑氏因袭居住于此，后来太公又因袭居住于此。”

译如果古代没有死亡，爽鸠氏的快乐，并不是您所希望的快乐。后来晏子又从容地对景公说：陈氏将要取代齐国。景公相信了他，却不能任用他。他说话不回避，类似的情况都是这样。越石父是贤人，当时被拘禁在监狱中。晏子出行遇到他，便解下左边的骖马赎出越石父，载着他回去，却没有向他致谢。进内室很久以后，越石父请求同晏子绝交。晏子惊惧地向他道歉说：“我晏婴虽然不仁，但把您从困厄中救出，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越石父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受屈，却能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取得信用。我当时在监狱里，是因为那人不了解我。先生既然已经醒悟而赎出我，就是了解我的人。了解我却不以礼相待，本来还不如待在监狱里。”于是晏子请他进来，尊为上等宾客。晏子出门时，他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窥看；她的丈夫撑着大伞，驾着四匹马，意气扬扬，非常得意。回家后，妻子请求离开他。车夫问原因，妻子说：“晏子的身高不满六尺，却主持齐国政事，声名显扬于诸侯。今天我看他出门，思想深沉，常常有意谦居人下。如今您的身高八尺，却只是替人驾车，然而您的神情却自以为满足，我因此请求离开您。”后来有一天，车夫主动收敛、谦抑自己，晏子感到奇怪，便询问原因，车夫把实情告诉了他。晏子推荐他做了大夫。晏子死后，陈乞驱逐高氏、国氏，晏子的儿子晏圉逃奔鲁国。苏轼说：“管仲使齐桓公成为霸主，但管仲自己的家族奢侈淫靡，不能亲身践行礼义。晏子的为人，勇于行义，严格遵守礼制，管仲大概有所惭愧。然而晏子侍奉灵公、庄公、景公，都是平庸的君主，功业不足称道。假如晏子能够遇到像管仲侍奉桓公那样的君主，他所成就的事业，应当可以同郑国子产相比。至于联合诸侯、击退戎狄，未必能够像管仲那样。唐代的姚元崇、宋璟，都是中兴时期的贤相。然而姚元崇喜好权势利益，侍奉武后，处在群多邪曲之人中，从未说一句冒犯她的话；等到侍奉唐明皇时，也有所放纵松弛。太庙栋梁毁坏，他巡行东都，却认为没有妨害。至于宋璟，刚正清白、特立独行，在武后时期排斥权贵宠臣，多次使自身陷入危险；他侍奉明皇帝时，也从未说过迎合取容的话。所以世人曾经把姚元崇比作管仲，把宋璟比作晏子，或许可以接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