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史》第三十三卷，宋代苏辙撰，《老子列传》第十。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他曾任周王室守藏室之史。孔子到周，向老子请教礼。老子说：“您所说的那些人，连同他们的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有言论还留着。况且君子遇到适合自己的时机就出仕，遇不到时机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深藏起来，仿佛什么也没有；君子德行盛大，外表却像愚笨的人。请除去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除去矫饰的神态和放纵的志意，这些对您的自身都没有益处。我所能告诉您的，不过如此而已。”孔子离开后，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野兽，我知道它能走。会走的可以设防捕捉，会游的可以用丝网捕捞，会飞的可以用箭射取。至于龙，我就不知道了，它乘着风云升上天空。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像龙吧！”老子修养道德，以隐遁自处、不求声名为宗旨。他在周居住了很久，见周朝衰微，便离开了。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勉强为我写一部书。”于是老子写成上下两篇，讲述道德的意义，共五千多字，然后离去，没人知道他的最终去向。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讲的是道家的学说，与孔子同时。大概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他活了二百多岁，这是因为他修养道术以保养寿命。孔子死后一百一十九年，史记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说：“起初周与秦两国合而后分，分开五百年又会合。会合十七年后，将有人成为霸主和王者。”有人说，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世人无法知道究竟是真是假。老子的儿子名叫宗，宗做了魏国将领，封地在段干。宗的儿子名注，注的儿子名宫，宫的玄孙名假，在汉孝文帝时做官。假的儿子解做胶西王卬的太傅，于是家居齐地。苏轼说：“孔子用仁义教导人，用礼乐治理天下。仁义礼乐的变化无穷，而孔子说：‘我的道理始终贯通一体。’如果没有贯通它们的根本，那么随着变化去实行仁义，必然会支离破碎而不能合一。《易》说：‘超越具体形体的叫作道，属于具体形体的叫作器。’古语说：‘君子通达于上，小人通达于下。’孔子又说自己从下学起而通达于上，洒扫、应对、诗书、礼乐，都是他学习的内容。君子由此通达他的道，小人由此获得他的器。通达道，所以万般变化最终归于一；获得器，所以有所守持而不动摇。这就是孔子两方面都得到的原因。孔子的为人周全，所以向人显示器，而把道隐藏起来，使已经通达的人有所领会，又使尚未通达的人不至于迷惑。老子对自身的要求深刻，所以向人显示道，而略去器，使已经通达的人容易进入，却不顾虑尚未通达的人。总之，他们实际上都以道为志向，只是施行的先后不同。三代以后，佛教与孔子、老子的学说并行于世。佛教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它体察道而距离现实更远，立于世俗之外，把天下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指给人看，却不担心人不能觉悟，说：‘总会有能够觉悟的人。’这种说法又比老氏更加玄妙。” 《老子》共八十一章，我曾经为它作注解，观点就是这样。列子是郑国人，名御寇，与郑繻公同时。他的学说以黄帝、老子为宗旨，自称以壶丘子林为师，以伯昏无人为友。列子生活贫困，面带饥色。有位门客把这件事告诉郑子阳说：“列御寇大概是有道之士，住在您的国家却如此贫困，您恐怕是不喜欢贤士吧？”郑子阳立即命令官吏送给他粮食。列子出来见使者，拜了两拜，辞谢不受。使者离开后，列子进屋。他的妻子望着他说：“我听说做有道之士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逸快乐；如今我们却面带饥色。国君错爱先生而送来食物，先生却不接受，难道不是命运如此吗？”列子笑着说：“国君并不是自己了解我，只是听了别人的话送我粮食。等到他要治我的罪时，也会听信别人的话；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列子死后，百姓果然发难，杀死了子阳。《列子》一书原有二十篇，西汉刘向删去重复内容，保存下来的有八篇。《列子》大概早于《庄子》，等到《庄子》著书时，很多话取自列子；两人的道理是一致的。苏轼说：刘向评论《列子》一书，认为其中《穆王》《汤问》等篇迂腐荒诞、奇异夸张，不是君子之言。如今看《穆王》写穆王遇到化人，所见如清都紫微、钧天广乐，仿佛天帝居所；又看夏革所说四海之外、天地边际，没有穷尽，这确实是后世仙佛常说的话，是道理本来如此，只是汉代儒者没有听说过罢了。孟子称杨朱“为我”，说他的危害达到目无君主的程度。杨朱的学说已经不流传于世，而列子有时采用它，大概杨朱所谓“为我”，一定是听闻大道却失之偏颇，所以列子、庄子有时选取其中合于大道的内容记载下来。至于杨朱的篇章，因为爱护自身，竟至于抛弃礼义、毁坏名节，再也不顾一切，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无君，连列子也不采纳。列子的门徒不了解老师学说的详细情况，认为杨朱的话不能舍弃，便一并记录下来，这是错误的。庄子是蒙地人，名周，曾任蒙地漆园吏。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他的学问无所不窥，但要旨归于老子。著书十万多字，大多是寓言。畏累虚、亢桑子一类人的言论，都是空洞的话，没有事实根据。楚威王听说他贤能，派使者带着厚重的礼物迎请他，答应任命他为相。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者说：“千金，是厚重的利益；卿相，是尊贵的职位。您难道没见过郊祭用的牺牛吗？饲养了好几年，给它披上绣有花纹的衣服，把它牵进太庙。在那时候，它即使想重新做一头孤独的小猪，难道还办得到吗？”您赶快离开，不要玷污我。我宁愿在污浊的小沟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使自己快乐，也不愿被拥有国家的人束缚；我终身不做官，以使自己的志向得到快乐。

译苏轼说：我听子【缺字】兄子瞻说：太史公认为庄子写《渔父》《盗跖》《胠箧》，是为了诋毁孔子一派，彰明老子的学术；这只是了解庄子的粗浅之处。我认为庄子其实是在辅助孔子，只是不能把他的说法当作法则。楚国公子改换服装出逃，守门人刁难他，他的仆人拿着鞭子骂道：“奴才无能！”守门人才放他出去。事情本来就有倒行逆施的情况；如果因为仆人不爱护公子，就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那么公子也不能因此获释。庄子的话都是表面上贬抑孔子而实际赞助孔子，明面上排挤而暗中帮助。他正面说的话，大概没有不如此的。至于诋毁孔子，也从来没有不稍微显露其真实意图的。他评论天下的道术，从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等人，一直到他自己，都认为各自是一家学说，却不把孔子列入其中；他对孔子的尊崇，可谓达到极点。我曾怀疑《渔父》《盗跖》确实像是在诋毁孔子；至于《让王》《说剑》，都浅陋而不合于道。反复观察，得到其中寓言的结尾说：“阳子居向西到秦国，遇见老子。老子说：‘你神情傲慢、目光张扬，你将同谁相处？’ “最洁白的东西好像含有污垢，德行最盛大的人好像有所不足。”阳子居神情局促，面色改变。他去的时候，寄宿者出门迎接，家主亲自拿席子，妻子亲自拿毛巾和梳子；寄宿者为他让座，烧火的人也避开灶台。他回来时，寄宿者却和他争座位了。”删去《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把它们归入《列御寇》一篇。书中说：“列御寇到齐国去，中途返回，说：‘我感到惊异！我在十家浆店吃东西，其中五家先送给我。’后来他醒悟过来，笑着说：‘这本来就是一章的内容。’”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昏昧的人就把它割取出来，塞进自己的学说。凡是分章命名篇目，都是世俗人的做法，不是庄子的本意。申不害是荆地人，所以是郑国的卑微臣子，凭借学术求取韩昭侯的任用。昭侯任命他为相，在国内整顿政令教化，对外应对诸侯；申不害在世的十五年间，国家政治清明、军队强盛，没有国家侵犯韩国。申不害的学说以刑名为主，用黄老之术加以文饰，著书两篇，名为《申子》。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他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又借助老子的学说来阐发自己的主张。韩非口吃，不能流利地说话，却擅长著书。他与李斯一起师事孙卿，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日益削弱，多次写信劝谏韩王，韩王不能任用他。于是韩非痛心于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执掌符契来控制臣下，富国强兵，却用求取人才、任用贤能作为目标；反而把浮华淫靡的弊害置于功利之上。他认为儒者凭借文辞扰乱法令，侠客凭借武力触犯禁令。宽缓时就宠用追求名誉的人，紧急时就使用身披铠甲的武士；所供养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使用的又不是所供养的。他为廉洁正直之士不能被邪曲奸臣容纳而悲伤。考察往昔成败得失的变化，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难》等十多万字。然而韩非知道游说的困难，所写《说难》十分详备，最终却死在秦国，不能使自己脱身。《说难》说：凡是游说的困难，不在于我的知识不足以用来游说，也不在于我的辩才不能阐明自己的意思，更不在于我的言辞不能充分表达；游说的困难在于，要了解被游说者的内心，然后使自己的说辞适合他的心意。被游说者如果是为了追求高声誉，就用丰厚利益去游说他，那么他会认为游说者节操低下、遭遇卑贱，必定抛弃并疏远他。被游说者如果是为了追求丰厚利益，却用高声誉去游说他，那么他会认为游说者没有实际心思、远离事情本身，必定不会采纳。被游说者实际上追求丰厚利益，表面上却追求高声誉，如果用高声誉游说他，他表面接受游说者，实际上会疏远他；如果用丰厚利益游说他，他会暗中采用其意见，表面上却抛弃游说者。这些情况不可不知。事情凭借机密才能成功，言语因为泄露而失败；未必是游说者本人泄露了秘密，而是言语涉及他所隐藏的事情。这样的人身处危险。贵人有过错的苗头，游说者却明白说出并善于议论，以此推究他的罪恶，那么自身就危险。与贵人的交情还不深厚，却把话说得过于明白；游说成功并取得功劳，贵人就会忘记游说者的德行；游说不成功而导致失败，就会被怀疑。这样的人身处危险。贵人想出了计策，想把功劳归于自己，游说者却参与知情，那么自身就危险。对方表面上说事情是自己提出的，于是认为游说者知道内情，那么游说者就危险。强迫贵人去做他必定不做的事，阻止他停止自己不能停止的事，自身都会危险。所以说：同他谈论大人物，他会认为你在离间自己；同他谈论小人物，他会认为你在出卖权势；谈论他改变的事情，他会认为你借此获取资助；谈论他憎恨的人，他会认为你在试探自己；径直简省地说，他会认为你无知而压制你；广泛铺陈、文章博杂，他会认为你繁多而拖延你；顺着事情陈述心意，他会说你怯懦而没有充分考虑；把事情说得过于放肆，他会说你粗野而傲慢侮辱人。这就是游说的困难，不可不知。凡是游说的要领，在于了解对方：要美化他所尊敬的事物，掩盖他所认为可耻的事物。他如果自以为计策高明，就不要用他的过失来穷究他；他如果自以为决断勇敢，就不要用他的敌人来激怒他；他如果自以为力量强大，就不要用困难来概括否定他。拿不同的事情同他的计策相比，拿不同的人同他的做法相比，用来加以修饰，是没有害处的。如果有人和他犯了同样的错误，就要明白地替他掩饰，说他没有过失。最大的忠诚是不违逆他的言辞，启发性的言语不带攻击排斥，然后再申述自己的辩说，他才会理解。这是因此能够亲近而不受怀疑、充分表达自己的困难。等到时间拖得很久，彼此情谊已经深厚，能够深入谋划而不被怀疑，彼此争论而不被治罪，这时才可以明白指出计策的利害，以求取得功效；直接指明是非，来修饰自身。这样相互维系，游说才算成功。伊尹曾做厨师，百里奚曾做俘虏，这些都是他们用来求得上位者任用的途径。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却仍不能不役使自身、涉身世俗，处境如此污辱；这不是有才能做官的人所应设置的道路。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墙倒塌了。他的儿子说：“不赶快修筑，就会有盗贼。”邻居家的老人也这样说。当天晚上，富人果然大量丢失财物。

译这家人十分赞赏自己的儿子，却怀疑邻居家的老人。以前郑武公想攻打胡国，便把女儿嫁给胡君。随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攻打？”关其思说：“胡国可以攻打。”郑武公于是杀了关其思，说：“胡国是兄弟之国，你说要攻打它，为什么？”胡君听说后，认为郑国与自己亲近，后来便不防备郑国。郑国人袭击胡国，攻取了它。这两个人的见解都正确，但关其思因为说得重而被杀，邻居老人因为说得轻而遭到怀疑。困难不在于知道事情，而在于如何处置自己的见解。从前弥子瑕受到卫君宠爱。卫国法律规定，偷驾国君车辆的人，罪至断足。后来弥子瑕的母亲生病，有人连夜来告诉他，弥子瑕假称奉君命驾车出城。卫君听说后认为他贤孝，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竟触犯断足的刑罚。”弥子瑕陪卫君游果园，吃桃子觉得甘美，没吃完就拿来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忘了自己的口味而想到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宠爱减弱，得罪了卫君。卫君说：“他曾经假称奉命驾我的车，又曾经拿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弥子瑕的行为从最初到后来并没有改变，只是先前被认为贤能、后来却获罪，都是宠爱和憎恶发生了变化。因而，受到君主宠爱时，即使见解正确也会更加亲近；受到君主憎恶时，即使罪行相当也会更加防备。因此，进谏游说的人不可不先察知君主的宠爱和憎恶，然后再去游说。龙这种动物，可以驯服、亲近，甚至骑乘；但它喉咙下面有一片逆鳞，直径一尺，人如果触碰它，就一定会杀人。君主也有逆鳞，游说者如果能不触碰君主的逆鳞，就可以成功。有人把韩非的书传到了秦国，秦王看到《孤愤》《五蠹》，说：“唉，寡人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同他一起死也不遗憾！”李斯说：“这是韩非写的书。”秦国于是加紧攻打韩国。韩王起初不任用韩非，到了危急时才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上书秦王，劝秦国释放韩国、攻打赵国。秦王把他的奏书交给群臣议论，李斯说这样做不利，于是自己请求出使韩国，让韩国割地来侍奉秦国。当时燕、赵、楚、越四国结盟，准备攻打秦国。秦王派姚贾带一百辆车、黄金千斤，出使四国，以断绝它们的谋划。姚贾回来报告秦王，秦王封给他千户之邑，任为上卿。韩非见到秦王，说四国的联盟未必能够形成，而宫中的珍珠重宝却已经耗尽了；况且姚贾是梁国看守城门人的儿子，曾在梁国盗窃，又被赵国驱逐，如今让他参与谋划国家大事，这不是用来激励群臣的做法。” 因此李斯、姚贾嫉恨韩非，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如今大王想要兼并诸侯，韩非终究会为韩国而不会为秦国，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却长久把他留在秦国，最后又放他回去，这是自己留下祸患。不如以违法之罪杀掉他。”秦王认为有理，交给狱吏审治韩非。李斯派人送给韩非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要亲自陈述，不能见到秦王；后来秦王后悔，派人赦免他，但韩非已经死了。苏轼说：“商鞅用法治理秦国，申不害用权术治理韩国。法令明确地公布在官府，刑罚一定施行于民众，奖赏取决于谨慎守法，刑罚施加于触犯法令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法。根据人的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分考核实际，掌握生杀大权，考察群臣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术。法，是臣下所遵循的准则；术，是君主所掌握的权柄。到了韩非的学说，把申不害和商鞅都取来，同时使用法术。法律所禁止的事，即使有圣人般的智慧也不能做；权术所掌握的关系，即使父子之间也不能互相信任。假使君主依据法术的自然原则而不再有所作为，这就是申不害、韩非所谓的老子之道，实际上却不是。申不害、商鞅不过各自推行自己的学说罢了。然而秦、韩的治理只能施行于一时，它们的祸害却在长远后才显现。假使韩非有幸被当世任用，他造成的危害将不可胜言。太史公为韩非知道游说的困难，却最终因游说而死感到悲痛，所以把他的《说难》载入本传。但古代君子依据道理说话，心中不存计较言语的利害，所以话一说出就一定合于道理；即使有不合之处，也已经内心无愧了。难道还要先树立一套法则，再寻求它必定被采纳吗？如今韩非先树立法术，然后才去游说人，这已经是不懂游说了，何况韩非用来游说秦国的办法，大概正是求取祸患的道路吧？太史公因为李陵的事情不合汉武帝的心意，终身遭到废弃和羞辱，所以才深深悲痛韩非吗？” 《古史》第三十三卷。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