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春秋序

译礼仪制度废弃缺失，善恶没有准则，这就是孔子修撰这部经典的本意。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到“所修之要故也”，是说左丘明作传，致力于解释经文，而其中包含有无传文的本意。从“身为国史”到“然后为得也”，是说经文的旨意表面不应，必须依靠传文来贯通经义。从“其发凡以言例”到“非例也”，是说左丘明的传文有三种体例。从“故发传之体有三”到“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是说孔子修撰经文有五种体例。从“推此五体”到“人伦之纪备矣”，是总说圣贤的大旨足以周全地涵盖人道，所论述的经、传道理至此完毕，所以用这些话来总结。从“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到“《释例》详之也”，是说自己的观点与先儒不同，以此阐明自己作《集解》、《释例》的用意。从“或曰《春秋》之作”以下直到“亦无取焉”，是大明《春秋》成书的早晚、始于隐公终于获麟、以及先儒错谬的用意。贾逵在《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国的君子左丘明作了传。”根据刘向《别录》记载：“左丘明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楚国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传授给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传授给荀卿；荀卿传授给张苍。”这部经典既然遭遇焚书之祸，也就被废弃毁灭了。等到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发现了古文逸《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献上这些书，却遭遇巫蛊之祸的仓促变故，未能得以施行。至于《春秋左氏传》左丘明所修撰的，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通，藏在秘府中，潜伏而未显扬。汉武帝时，河间献王献上《左氏传》及古文《周官》。光武帝时，商议设立《左氏》学，公羊派的学者上书争讼《公羊》以抵触《左氏》，《左氏》学未能设立。成帝时，刘歆校勘秘书，见到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刘歆非常喜爱它。当时丞相尹咸因为能治《左氏》，与刘歆一起校勘传文。刘歆大致跟随尹咸及丞相翟方进学习，质问其中的大义。起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只传授训诂罢了。等到刘歆治《左氏》，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辗转相互发明，由此章句义理完备了。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亲自见过孔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二弟子之后，传闻与亲见，其详略不同。刘歆多次以此询问刘向，刘向不能反驳。等到刘歆受到亲近，想要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入学官。哀帝命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有的不肯应对，刘歆因此移书给太常博士，责备他们。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刘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才得立学，于是流行于世。到了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触《公羊》、《谷梁》，皇帝赐给他布五百匹。又为《左氏》作《长义》。到了郑康成，针砭《左氏膏肓》，攻破《公羊墨守》，兴起《谷梁废疾》。从此以后，二传于是衰微，《左氏》学显赫了。

译“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

[疏]从“春秋”到“名也”。

○臣子侍奉君主，职掌名目各不相同。掌管事务的称为“司”，掌管记录的称为“史”。史官记录事件，为史书确立名称，用“春秋”二字作为记录事件的史书名称。

○正义说：从下文到“所记之名也”，阐明史官记录事件的史书名称叫做“春秋”的含义。“春秋”这个名称，在经文中没有见到，只有传记中有记载。昭公二年，韩起出使鲁国，称“看到了《鲁春秋》”。《左传·晋语》中司马侯回答晋悼公说“羊舌肸熟悉《春秋》”，《左传·楚语》中申叔时论述教导太子的方法说“用《春秋》来教导他”。《礼记·坊记》说：“《鲁春秋》记载晋国的丧事说‘国君的儿子奚齐’。”又《礼记·经解》说：“组织言辞、排比史事，是《春秋》的教育。”凡是这些文献所说的，都在孔子之前，由此可知在孔子修订之前，旧时已有“春秋”这个名称。这个名称起源久远，也难以详细考证。《礼记·内则》称五帝时期就有史官，既然有史官，必然应当记录事件，但未必名称就叫“春秋”。根据周代的法则，每个国家都有史书，应当都同名“春秋”，这里单独说“鲁国史书”，是因为孔子修订鲁国史书所记录的，以此作为《春秋》，只解释孔子所修订的《春秋》，所以特指鲁国史书，意思是修订鲁国史书《春秋》以此作为褒贬的法度。

记录事件的人，将事件系于日期。

○系，音工帝。将日期系于月份，将月份系于季节，将季节系于年份，以此来记载时间的远近、区别事件的同异。

○别，音彼列。

[疏]从“记事”到“异也”。既然辨明了“春秋”的名称，又说明记录事件的方法。系，是以下缀上、以末连本的用语。意思是这一天发生了这件事，所以将事件系于日期；月份统辖日期，所以将日期系于月份；季节统辖月份，所以将月份系于季节；年份统辖季节，所以将季节系于年份：以此来记载年月时间的远近，分别事件的同异。像“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这类，是事件所系的年、时、月、日四者都具备的完整文辞。史官所记录的，都应当具备完整文辞，而《春秋》的经文大多不齐全，有的只有季节而没有月份，有的只有月份而没有日期，也有日期不系于月份、月份没有季节的情况。史官所记录的，日期必定系于月份，月份必定系于季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日期没有月份的有十四处，有月份没有季节的有两处，或者是史书原文先有缺失而孔子没有更改，或者是孔子完备了文辞而后人脱落误写。四季必定齐全，才能构成完整的一年，桓公十七年五月，没有夏季；昭公十年十二月，没有冬季：这两处都是有月份而没有季节。既然知道了月份，季节就可以推知，孔子不应故意省略季节，只书写月份，应当是孔子之后抄写的人脱落遗漏。那日期不系于月份的，或许是史书原文先有缺失，像僖公二十八年冬季下面没有月份，却有壬申、丁丑，计算一个季节之内再次出现这样的日期，即使想要改正，怎么能够知道？孔子无法再得知，应当是原文本来就有缺失，不得不因循其缺失的文辞，使得有日期而没有月份。像这类情况，大概是史书原文先有缺失，未必是后人脱落误写。那只有季节没有月份、只有月份没有日期的，史官确立文辞，也各自有详略的不同，为什么呢？考察经文中朝见聘问、侵伐、拘捕杀害大夫、土木工程之类，有的只有季节或只有月份，没有书写日期的；那些重要盟约、战败、国君去世、臣子去世安葬之类，虽然不都书写日期，但书写日期的较多，这说明本来就有详略的区别。计算记录事件的开始，日月应当完备，但国史总集这些事件，书写在简策上，精简其粗细，合并其同异，衡量事件来制定体例，随意以简略的文辞概括，史官不是一个人，言辞没有固定的格式，所以日月参差不齐，不能整齐划一。等到孔子修订旧史，因循鲁国史书的成文，史书有详略，日期有具备与否，不得不即因循而使用它。考察经传中书写日期的，共六百八十一件事：从文公以上，书写日期的有二百四十九件；宣公以下也是六位国君，书写日期的有四百三十二件。计算年数大致相同，而日期数将近一倍，这是因为久远的事件遗落，不与近世相同；况且他国通报有详有略，如果通报不提及日期，鲁国史官没有途径得知日期而书写它，像这样，那么当时的史官也不能使日月都齐全。当时已经自身不齐全，孔子从后面修订它，旧典参差不齐，日月不均衡，孔子怎么能全部得知其日月都使它们齐同？去掉其日月，或许会损害事件的先后顺序；完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记载，自然必须旧有日期的因而详细记载，旧无日期的因而简略记载，既然自有详略，不可以作为褒贬的依据，所以《春秋》中各种事件都不以日月为例。那以日月作为义例的，只有卿大夫去世、日食这两件事而已。所以隐公元年，冬季，十二月，“公子益师去世”。传文说“国君不参与小敛，所以不书写日期”。桓公十七年，“冬季，十月，初一，日有食之”。传文说“不书写日期，是史官失误造成的”。左丘明作传，只有这两条。说明这两条以外，都没有义例。既然不以日期为例，唯独在这两条中体现义例的，是因为国君的卿佐，被称为股肱，股肱如果有亏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生病就亲自问候，入殓就亲自参与。卿佐的丧事，国君不参与

译小敛时，就能知道君主的恩惠浅薄。但这只是小事上的缺失，不足以贬低君主。君主自己不去亲临臣下的丧礼，也不是死者的罪过，（君主）意在向后世垂示警戒，却没有言辞可以寄托在文章中；而臣下地位轻贱，死的日子可以省略，所以特意借日期来体现义理。日食，是天象的变异。甲乙，是历法的纪日。朔是日月相会的时候，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因此史书记录日食必定要记下月朔。朔日有甲乙干支，才可以推求验证，所以发生日食，必须书写朔日。日期写与不写，只有这个区别罢了。月份写与不写，《左传》原本没有义例。《公羊传》、《穀梁传》的著作，是道听途说的学问，有时写日有时写月，妄自生发褒贬。前代儒者沉溺于这两家传注，强行给《左氏春秋》编造日月褒贬的义例，所以杜预在大夫去世的例子上详细地加以辩驳。孔子删定《春秋》，日期没有褒贬义例，而这篇序言说史官记事必定要系连日月时年，只是说记事的体裁必须有所系连，并不是说系连与否都有义例。《春秋感精符》说：“日，是阳的精气，光辉明亮，用来观察下方。”《淮南子》说：“积聚阳的热气产生火，火气的精华就是日。”刘熙《释名》说：“日，就是实，光明盛大充实。”这是解释日的含义。日在天上，随着天体运转，出来就是白天，落下就是黑夜，所以每一次出来称为一日。日的先后，没有分别，所以圣人制作甲乙来纪日。《世本》说：“容成造历法，大桡作甲子。”宋忠注说：“都是黄帝的史官。”《感精符》说：“月，是阴的精气，地的条理。”《淮南子》说：“积聚阴的寒气长久形成水，水气的精华就是月。”刘熙《释名》说：“月，就是阙，圆满之后又缺损。”这是解释月的含义。月在天上运行，速度比日快十三倍有余，积累二十九天多运行到与日相会。张衡《灵宪》说：“日譬如火，月譬如水，火向外发光，水包含影像，所以月光产生于日所照耀的地方，月魄产生于日被遮蔽的地方。对着日则光亮盈满，靠近日则光明尽失。”那么以光明一次尽失称为一月，用来总括纪年各月。三个月成为一个季度，四个季度成为一年，所以依次相互统摄，治理各种事务。“纪远近”是说，前年比后年远，后月比前月近，区分年月，那么远近就明白了。“别同异”是说，同在一个月下，就是同月的事；各自系连其月，就是异月的事：看月份就知道同异分别了。如果这样，说正月二月就知道是春天，四月五月就知道是夏天，不需要用月份系连季节，足以说明远近同异。必须用月份系连季节的，只是因为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只需要顺次叙述，季节既然统管月份，不得不把月份系连在季节下。查考经文没有重复书写月份的，日则有。桓公十二年，冬天，十一月，“丙戌，鲁桓公会见郑伯，在武父结盟。丙戌，卫侯晋去世”。一天重复书写丙戌的，是史官原本文字不同，孔子沿袭而不更改，所以杜预说：“重复书写丙戌，不是义例，是沿袭史官成文。”

译因此史书所记载的内容，必定要标明年份来作为事件的开端，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选取（春、秋）来作为史书的名称。

○错，音七各，下文相同。

[疏]从“故史”到“名也”。

○将要解释名为“春秋”的含义，先说记事主要记录当时发生的事。事件有先后顺序，必须显现出事件发生的年份。表，是显现的意思。首，是开端的意思。事件系于日期之下，年份是事件的开端，所以史书所记载的必定先显现其年份，作为事件的初始。一年有四季，不能全部列举四个字作为书的称号，所以交错互举，选取“春秋”二字，作为所记载史书的名称。春在夏之前，秋在冬之前，列举前面的可以涵盖后面的，说春足以兼括夏，说秋足以体现冬，所以选取这两个字来包罗四季。“春秋”二字是这本书的总称，虽然只列举了“春秋”二字，但实际上包含了冬夏四季的意义。四季之中，一切万物的生长、孕育都包含在其中。《春秋》这本书，没有事物不包罗，没有事件不记载，与四季的意义相同，所以称这本书为《春秋》。《孝经》说：“《春秋》祭祀，按时节思念祖先。”《诗经·鲁颂》说：“春秋不懈怠，享祀无差错。”郑玄笺注说：“春秋，就是说的四季”。这是说列举春秋足以包罗四季的意义。年、岁、载、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是一样的。《尔雅·释天》说：“载，就是岁。夏代叫岁，商代叫祀，周代叫年，唐虞时代叫载。”李巡说：“夏代称岁，商代称祀，周代称年，唐虞称载，各自记录事务，尧舜三代表示不相沿袭”。孙炎说：“载，是开始的意思，取万物终结重新开始之意。岁，取岁星运行一次之意。祀，取四季祭祀完成一次之意。年，取谷物成熟一次之意。”这是说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这四种称呼，虽然各代有所崇尚，但名称兴起得很早，并不是夏代才开始有岁的名称，周代才开始有年的称呼。为什么呢？《尧典》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季，成为一岁”，《禹贡》说“经过十三年，才统一”。这是在唐虞时代，已经有年岁的说法了。记事的人，则各自跟随所崇尚的名称；日常用语，则通用这些说法，所以虞代也称年，周代也称岁。周代诗歌《唐风》中说“百岁之后”，这是周代称岁的例子。四季的名称，春、夏、秋、冬，都是以当时的物候来作为称号的。《礼记·乡饮酒义》说：“春的意思是蠢，夏的意思是假，秋的意思是揪。冬的意思是中。中就是藏。”《汉书·律历志》说：“春，是蠢，万物蠢动生长。夏，是假，万物借助盛大。秋，是即由反，万物收敛。冬，是终，万物终结收藏。”这是解释四季不同名称的意义。史官记事，一个月如果没有大事就不空列月份，一个季节如果没有大事必定空列季节名称，大概是因为四季不齐全，就不能成为一岁，所以季节即使没有大事，也必定虚录首月，如果不记录，都是史官的缺漏。隐公六年空写“秋，七月”，注解说：“虽然没有大事而书写首月，是为了具备四季来成全一岁。”桓公四年不写秋冬，注解说：“国史的记载，必定书写年份来汇集这位国君的事迹，书写首季来成全这一年的岁数，所以《春秋》有空列季节而没有大事的情况。现在不写秋冬的首月，是史官的缺文。”就是这种说法。然而一个季节没有大事就书写首月，庄公二十二年书写“夏，五月”，杜预在那里没有注释，《释例》认为是缺漏错误。“春秋”的名称，只是交错列举而已，后代的儒者，妄加华丽的修饰。贾逵说“取法阴阳的中正。春是阳的中正，万物由此生长。秋是阴的中正，万物由此成熟。想要使君主行动不失中正”。贺道养说“春崇尚阳的开始，秋取阴的初始”。计算“春秋”的名称，道理包罗三统，根据周代以建子为正的说法，那么春不是阳的中正，秋不是阴的中正；根据夏代以建寅为正的说法，那么春不是阳的开始，秋不是阴的初始，这简直是凿混沌而画蛇添足，必将夭折性命而失掉卮酒。

《周礼》有史官，掌管邦国四方之事，通达四方的意志。诸侯也各自有国史。

[疏]从“周礼”到“国史”。

○既然解释了名为“春秋”的含义，又显现出记事的人。春官宗伯的属官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虽然各有职责，都是掌管书写的官员。

○正义说：《周礼·春官·小史职》说：“掌管邦国的志书。”《内史职》说：“凡是四方事务的文书，内史宣读它。”《外史职》说：“掌管四方的志书，掌管向四方传达书名。”现在杜预序言说“掌管邦国四方之事”，“掌管邦国”取自《小史职》，“四方之事”取自《内史职》，杜预总括两位史官，共同构成这句话。诸侯的官属虽然难以完全知晓，但传记每每说到诸侯的史官，知道诸侯也各自有国史。《周礼》说“邦国”，是指王畿之外的诸侯国。国家在四方边远之地，所以说“四方”。说“凡是四方事务的文书，内史宣读它”，是指四方有文书来报告，内史宣读给国王听。

译告知周王之后，就由小史主管记录，所以说小史“掌管邦国的史志”。内史虽然说是诵读四方事务的文书，但实际上国内的史册，都由内史掌管，所以他的职责包括掌管八种权柄以及策命之事。既然如此，内史和小史既主管国内事务，又主管四方来告知的事务，所以僖公二十三年杜预注说“国史承接告知而书写”是正确的。杜预在此处的序文中又说“传达四方的史志”，这是取自《外史职》的条文。查《外史职》说“掌管四方的史志，掌管传达书名到四方”，现在把“达”字移到“四方之志”上面，按照杜预的意思，外史传达国内的史志，以告知四方，所以僖公二十三年杜预注说“结盟之后才告知名字，这是赴告的礼仪”是正确的。既然如此，“掌管邦国四方之事”，是依据承受他国的赴告而言；“传达四方的史志”，是依据本国发生事务赴告他国而言。《春秋》既有内、外两种记载，所以杜预摘取天子史官的条文，选取外史、内史两处的文字。《周礼》中的各种史官虽然都掌管书写，但仍不知道所记载的《春秋》究竟是哪位史官记录的。大概天子由内史主管，外史辅助；诸侯大概也没有不同。只是春秋时期不能依照礼制，诸侯的史官多有废缺，有的不设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大多由大史负责，那么大史主管，小史辅助。刘炫认为《尚书》中周公封康叔，告诫他《酒诰》，其中经文说“大史友，内史友”。如果像他所说，似乎诸侯也有大史、内史了。但是遍查记载和传记，没有诸侯设有内史的文字。为什么呢？《周礼·内史职》说“凡是任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就用策书任命”。僖公二十八年传记载襄王派“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这是天子任命臣下，由内史掌管。襄公三十年传记载郑国“派大史任命伯石为卿”，这是诸侯任命臣下，由大史掌管。诸侯的大史相当于天子的内史，这是因为诸侯兼官而没有内史的缘故。郑国的公孙黑强行与薰隧结盟，派大史书写他的名字；齐国的大史书写崔杼弑杀其君；晋国的大史书写赵盾弑杀其君，由此可知诸侯的大史主管记事。南史听说大史全都死了，拿着简牍前往，说明南史是辅助大史的，应当是小史。如果这样，襄公二十三年传记载“季孙召外史掌恶臣”，提到外史，似乎就有内史了。必定说诸侯没有内史，是因为闵公二年传记载史华龙滑与礼孔说“我是大史”，文公十八年传记载鲁国有“大史克”，哀公十四年传记载齐国有“大史子馀”，各国都称大史，哪里会有内史呢？季孙召外史，大概是史官身处在外，季孙从内召他，所以称为外史，就像史官居在南面，称为南史一样。南史、外史，并不是官名。《汉书·艺文志》说：“古代的王者，世代有史官，君主的举动必定记录，用来谨慎言行，昭示法度警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事成为《春秋》，记言成为《尚书》，帝王没有不这样做的。”《礼记·玉藻》说：“行动时左史记录，说话时右史记录。”虽然左右所记的两种说法相反，但这两者都说左史右史。《周礼》中没有左、右的名称，能够称为左、右的，只是当时君主的意向，安置在左右，那么史官掌管的事务因此立名，所以传中有“左史倚相”。掌管记录左方事务，称为左史，左、右并不是史官的名称。左是阳道，阳气施予生命，所以让他记录行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所以让他记录言语。《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是错误的。上文说“鲁史记”，那么诸侯各有史官可知，又说诸侯各有国史，是为了说明诸侯各有《春秋》，详细阐述其文辞。

译重大事件记录在策上，

○策，原本又写作“册”，也写作“筴”，意思相同，读音为“初革反”。小事只记录在简牍上。

○牍，读音为“徒木反”。

[疏]从“大事”到“而已”。

○既然已经说明无论尊卑都有史官，接着论述所记录的简和策的区别。《释器》说“简叫做毕”，郭璞说“就是现在的简札”。许慎《说文解字》说：“简，就是牒。牍，是书版。”蔡邕《独断》说：“策，就是简。它的形制，长二尺，短的是一半。其次是一长一短，两编在下边附着。”郑玄注《中庸》也说“策，就是简”。由此说来，那么简、札、牒、毕，是同一种东西而名称不同。单独拿着一片札叫做简，连编许多简才叫做策，所以在文字上“策”有时写作“册”，象形其编连简的形态。因为编连简叫做策，所以说策就是简。郑玄注《论语序》根据《钩命决》说“《春秋》用二尺四寸的简书写，《孝经》用一尺二寸的简书写”，所以知道六经的策都称为长二尺四寸。蔡邕说二尺，是指汉代天子策书所用的长度，所以与六经不同。简所能容纳的，只有一行字罢了。牍是方形的版，版比简宽，可以同时容纳几行字。凡是写字，字数有多有少，一行能写完的，写在简上；几行才能写完的，写在方版上；方版容纳不下的，才写在策上。《聘礼记》说：“如果有变故就增加书写将要传达的命令，一百个字以上写在策上，不到一百个字写在方版上。”郑玄说：“名，就是书写的文字，现在叫做字。策，就是简。方，就是版。”这就是字数少就写在简上，字数多就写在策上。这里说大事小事，是说事情有大小，不是说字数有多少。大事，是指国君举行祭祀告庙以及向邻国通报，经文所记载的都是这类事。小事，是指事物不构成灾祸以及言语文辞，传文所记载的都是这类事。大事后来虽然记录在策上，起初也记录在简上。为什么呢？弑君是大事，南史想要记录崔杼，拿着简前往；董狐已经记录了赵盾，在朝堂上展示，是拿着简展示，不是举着策展示，说明大事都是先写在简上，后来才定稿在策上。如果有小事，文辞较多，如吕相绝交秦国，声子劝说楚国，字数超过几百，不是一块牍或一片简所能容纳的，就在众多的简牍上依次记录。杜预之所以知道是这样，是因为隐公十一年传例说“灭国不报告失败，战胜不报告攻克，不记录在策上”。说明是大事来报告，才载入策书。策书不记载，丘明却得到了，说明是小事传闻，记录在简牍上。由此知道孔子修订经文都是依据策书成文，丘明作传都是广泛采录简牍上的各种记录。所以隐公十一年注说“承接其报告的言辞，史官才记录在策上。如果是所传闻的言行不是传达君命，就记录在简牍上罢了，不能记录在典策中。这大概是周礼的旧制”。又庄公二十六年经文都没有传文，传文不解释经文，注说“这一年经文、传文各自叙述其事，可能是策书虽然存在，但简牍散失，不能探究其本末，所以传文不再申述解释”。这是说经文依据策书，传文依据简牍，经文所说的事大，传文所说的事小，所以知道小事在简，大事在策。

《孟子》说：楚国叫做《梼杌》，晋国叫做《乘》，而鲁国叫做《春秋》，其实是一样的。

○《孟子》，书名。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代的人。著述此书。梼，读音为“徒刀反”。杌，读音为“五忽反”。梼杌，四凶之一。杜预说“顽凶没有匹敌的样子”。乘，读音为“绳证反”，车乘的意思。一说指兵乘。

[疏]从“孟子曰”到“一也”。

○既然说了简、策的区别，又说各国的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处在六国时期，师从孔子的孙子子思，修习儒术之道，著书七篇。其中第四篇《离娄》说：“王者的迹迹消失而《诗》亡佚，《诗》亡佚然后《春秋》出现。晋国叫做‘乘’，楚国叫做‘梼杌’，鲁国叫做‘春秋’，是一样的。”其说法与此稍有不同，是杜预补充“其实”二字，使文意完整。那里赵岐注说：“‘乘’，兴起于田赋乘马之事，因此以此命名。‘梼杌’，是愚顽凶恶之类，兴起于记录恶行的警戒，因此以此命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录万事的名称。”这三者命名虽然不同，记事则相同，所以说“其实是一样的”。序言开头说“‘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称”，所以引用这个作为证据。并且说明诸侯各国各有史记，所以鲁国有《春秋》，孔子得以据此修订它。查考《左传》：申叔时、司马侯是晋、楚之人，他们的说法都说“春秋”，不说“乘”与“梼杌”。那么“春秋”是它的通称，晋、楚私自设立别号，鲁国没有别号，所以保留其本名。贾逵说“周礼全在鲁国，史法最完备，所以史记与周礼同名”。那么晋、楚难道会自知不完备，所以另立恶名吗？

韩宣子到鲁国，

○宣子，名起，晋国大夫。到鲁国，在昭公二年。

译孔子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都保存在鲁国了。”

译尽，音津忍，后文同此例。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

王，音于况，又读原字。

[疏]“韩宣”至“以王”。

既然说各国都有史书，想要阐明鲁国最为完备，所以说这话。

正义说：这是《左传》昭公二年的传文。宣子，是晋国卿大夫，名叫韩起，食邑在韩，因此以韩为氏。谥号叫宣子，是有德行的美称。因为鲁昭公新近即位，韩起新近执政，所以来鲁国聘问，趁机在大史氏那里观看史书，看到这些书而发表议论。杜预注解说那里的《易象》就是现在《周易》上下经中的《象》辞，《鲁春秋》是指鲁国史官记录的策书。《春秋》遵循周公的典制来叙述事件，所以说“周朝的礼制全都在鲁国了”。《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所制定的，所以看到《春秋》就知道周公的德行，看到《易象》就知道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文王能够制定这些典制，就是自身具有圣德，圣人不会凭空产生，必定能称王天下。周室称王天下，是文王的功绩，所以观看这些书，就知道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缘由。文王身处王位，所以用“王”来指称他。周公没有称王，所以用“德”来归属他。人物不同，所以文字不同。传文中说在大史那里观书，那么所观看的不仅仅是一本书，却只说《易象》、《鲁春秋》的，是因为韩宣子主要赞美文王、周公，所以特别提到它们。《易象》，鲁国没有增删改动，所以不说“鲁易象”。《春秋》虽然是依据周朝法度所记载的，却是鲁国的事，所以说“鲁春秋”。《春秋》、《易象》，晋国应该也有，韩宣子到了鲁国才发出感叹，是品味其中的义理，赞赏其中的人物，因为他过去没有领悟，所以说现在才知道，显示他赞叹赞美之深，并不是他向来没有见过。《易·下系辞》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殷朝的末世，周朝兴盛德行的时候，正值文王与商纣王的事情。这就是说《易象》，即爻辞和彖辞。郑玄根据这段文字，认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等人，认为《易》中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都认为《易》的爻辞是周公所作。杜预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似乎赞同郑玄的说法。

韩宣子所看到的，大概是周朝旧日的典礼经籍。

[疏]“韩子”至“经也”。

序言说史官所记载的，旧有成法，所以引用韩宣子的事，用这话来总结。韩宣子所看到的《鲁春秋》，大概是周朝旧日的正典、礼制的大经。韩宣子的话，一并赞叹《易象》，这里所见的，只说《春秋》的，是指说《春秋》，不需要《易象》的缘故。知道是旧典礼经的，因为《左传》隐公七年“书名”的条例说“称为礼经”，十一年“不告”的条例说“不写在策书上”，明白写在策书上必定有常礼。在修订之前，旧有此法。韩宣子所看到并议论的，就是周朝的旧典，因为没有正文，所以说“盖”作为表示推测的词语。制礼作乐，是周公所做的，明白策书礼经也是周公所制定的，所以下句每说周公，正是说五十条凡例是周公的旧制。必定知道史官所记载的，有周公的旧制，因为圣人所做的，举动都有法度，既然能设立官职记录事件，怎么能完全没有宪章？定公四年传称备办物品典策来赐给伯禽，典策就是史官记事的方法。如果所记载的没有法度，怎么足以赐给诸侯？诸侯得到它，怎么足以作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呢？况且孔子修订这部《春秋》成为一经，如果周公没有法度，史官胡乱编造，孔子凭什么依据，这文章怎么足以成为典范，能与《书》、《礼》、《乐》、《诗》、《易》并称为经呢？由此知道周公旧有定制，韩宣子所看到的是对的。

周朝的德行已经衰微，官员失去了职守。在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的褒贬昭明，关于奔丧赴告的策书，

告，音古毒，另一音古报。君主死叫赴，祸福叫告。各种所记载注释的，

注，音张住，字或作“註”。大多违背旧章。

[疏]“周德”至“旧章”。

正义说：这是阐明孔子修订《春秋》的原因，先论述史策失宜的意思。计算周公留下的法度典策都还在，哪里需要孔子再加以笔削？只是因为官员失去了职守，褒贬失去中道，奔丧赴告的策书，大多违背旧典，所以孔子修订成这部法典，垂示后代。襄公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公二十年传说“守道不如守官”，是说人臣做官，各有所守。周朝德行衰微，邦国没有法度，群小在位，所以官员失去了他们所守的职责。虽然广泛说众官失职，但其本意是说史官失去了他们所掌管的职责。昭公三十一年传说：“《春秋》的称谓，微妙而显明，委婉而明辨。在上位的人能使《春秋》的褒贬劝戒昭明。”注说：“在上位的人指在位者。”那里是说贤德的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春秋》的褒贬劝戒昭明。周朝德行衰微，主管的官员已经失去了职守，在上位的人又不是贤圣，所以不能使《春秋》的褒贬劝戒昭明。导致奔丧记注大多违背旧章。文公十四年传说“君主死不赴告，祸福不报告”，那么邻

译国君下达命令，遇到凶事称为“赴”，其他事情称为“告”，在对比的语境下二者有别，在泛指的语境下二者通用。《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卫国的齐恶向周王室报告丧事”，可见凶事也可以称为“告”。在赴告中违背旧有典章的情况，如鲁隐公三年，周平王在壬戌日去世，却以庚戌日报告；鲁桓公五年，陈侯鲍去世，两次报告分别用甲戌日和己丑日；以及没有结盟的国家报告时用名，而结盟的国家报告时不用名等情况。史册记载中违背旧有典章的地方很多，孔子既然已经加以修订，原本的情况便无法再知晓。正因为孔子进行了修订，所以才能知道其中多有违背旧章之处。

译孔子依据鲁国史官记载的成文，考辨其真伪，并记录其中的典章礼仪，对上遵循周公留下的制度，对下阐明后世的法则。

[疏]“仲尼”至“之法”。

○这是阐明孔子所依据的材料以及编纂《春秋》的意图。所修撰的经文，以鲁国为主，是因为沿用了鲁国史官记载的既定旧文。“考”指校勘，“志”指记识。考辨其真伪，真实的就沿用，虚假的就改正。记录其典章礼仪，符合典章法度的就褒扬，违背礼制法度的就贬斥。对上遵循周公留下的制度，使旧有的典章重新兴盛；对下阐明后世的法则，让后世有准则可循，因此才修撰《春秋》。前代与后代，事理终究是一致的，所赏所罚，道理必然相符。孔子确定《春秋》的文字，制定治国的法则，文中所褒扬的，是应当奖赏的人；文中所贬斥的，是应当惩罚的人。后世的君主，如果真能观察《春秋》的文字，衡量当代的事情，摒弃所厌恶的而实行所善的，顺应褒贬来施行赏罚，那么法度必然清明，国家必然治理得好，所以说“对下阐明后世的法则”。不教导当时的人而为后世制定法则，是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其道不被采纳，既然知道自身受屈，便希望为后世树立规范。后世与当今，法则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因为当时不被采纳，所以指向后世，其实也是用来教导当代人的。

那些关乎教化存留、文字有所损害的地方，就删削并加以纠正，

○刊，音干，意为削去。以此作为劝善戒恶的示范。

[疏]“其教”至“劝戒”。

○这是说明孔子修改旧史的原因。教化的存留，是指名教中的善恶，其义理存在于这些事件中。如果文字没有褒贬，就无法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这就是文字对教化的损害。例如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说：“晋侯召见周王，让诸侯朝见，并让周王出巡。孔子说：‘以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作为典范。’所以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杜预认为晋文公的本意是想尊崇周王室，率领诸侯共同朝见天子，自己嫌势力强大，不敢直接去周都，便暗示周王出巡，得以尽到臣下的礼节。推究其踪迹，内心是好的，行为却是错的。又如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左传》说：“许悼公患疟疾。五月戊辰日，服用了太子止进献的药，去世。史书记载：‘弑其君。’君子说：‘尽心竭力侍奉君主，可以不用药物，但不可进药。’”许止进药，不经过医生，他的父亲服下，因此去世。名教中的善恶必须在此体现。如果不定罪许止，不隐去晋文公召见周王的事，就无法平息篡逆的开端，劝勉侍奉君主的礼节，所以隐去召见周王的名义，显扬弑君之恶。像这样的例子，都是文字损害教化的情况，就删削原本的史册，改正并使之正当，以昭示后人，使听到善行而知道劝勉，见到恶行而自我警戒。凡是孔子修改的新意，都是删削并加以纠正的。

其余的都直接沿用旧史，史官有文采与质朴之分，言辞有详细与简略之别，不必修改。

[疏]“其馀”至“改也”。

○这是说明孔子不修改旧史的原因，“其余”，是指除了新意之外都直接沿用旧史。从隐公开始到哀公十四年止，二百多年间，史官更替，人数很多，人心不同，组织言辞必然各异，自然史官有的文采华丽，有的质朴无华，导致其言辞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既然没有损害，所以不必修改。“史有文质”，是指担任史官的人。“辞有详略”，是指史册的文字。史官文采华丽则言辞华美，史官质朴则言辞直白，华美的则多详细，直白的则多简略，所以《春秋》的文字详略不一。螟、螽、蜚、蜮，都是危害作物的害虫，蜚、蜮记载说有，螟、螽不记载说有；诸侯返回国家，有的说从某地回来，有的说从某地归来；晋国讨伐鲜虞，吴国进入郢都，只举出国名，不提及将帅；至于郊祭与川祭都没有特别说明；诸侯出逃，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明显是行文风格各异，这是史官旧有详略，义例不在此处，所以不必全部修改。

所以《左传》说：“其善志。”又说：“非圣人孰能脩之？”

[疏]“故传”至“脩之”。

○上引《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说《春秋》之书是善于记录善事。下引《左传》，成公十四年，说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撰《春秋》，使其成就五例。下引《左传》既不是同一年，却说“又”，是说再次强调上述事情的话，只是再次引用其传文，并非再次引用其年份。

大概是周公的志向，孔子从而阐明了它。

[疏]“盖周”至“明之”。

○既然用“盖”作为推测之词，而知道事情必然如此，考察传文，君子论述《春秋》之美而说“善志”。《春秋》既然是旧名，明确称旧记载为善，所以知道上引传文所言“盖”，是指周公的志向。修，是治理旧事的名词。传文称善圣人而言修旧，明确是修前圣之道，所以知道下引传文所言“盖”，是孔子阐明周公的意思。上面已经说过“盖周公之旧典礼经”，这里又重复说“盖周公之志”，上面阐明《春秋》记事之法是旧史遵循周公，这里阐明孔子依据旧史的文字重新修撰周公之法，所以重复说盖。叙述以上部分论经，以下部分论传。

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经文，认为经文是不可更改的书，所以传文有时在经文之前以开始叙述事情，

○先，音悉荐。有时在经文之后以终结义理，

○后，音户豆。有时依据经文

译用辩理，有时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疏]“左丘”至“而发”。正义说：丘明为经作传，所以说他受经于仲尼，未必是当面亲自传授让他作传。这是解说作传解经而传文不同的意思。丘明认为经是圣人所制定、不可删改的书，不是传所能扰乱它的。假使传有先后，不担心经因此错乱，所以传有时先经为文以开始后经的事，有时后经为文以终结前经的义，有时依经之言以辨析此经的理，有时错经为文以吻合此经的异，都随着义所在而为之发。传旨在释尽经意而已，所以立文不同。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说：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各有意妄，失其真，所以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沈氏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艺文志》说：“左丘明，鲁史也。”是说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所以号为《左氏传》。先经者，如隐公不书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卫州吁弑其君完，先发庄公娶于齐。如此之类，是先经以始事。后经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晋纳蒯聩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卫。如此之类，是后经以终义。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案其经文，明其归趣，如此之类，是依经以辩理。错经者，如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于文虽异，于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传文虽多，不出四体，所以以此四句明之。

译那些体例所重视的，

○重，音直用，又音直龙。旧史遗留的文字，略去而不全部列举，并非圣人修史所重视的缘故。

[疏]“其例”至“故也”。

○这是说有经文而无传文的意思。体例所重视的，比如桓公元年，“秋，大水”，传文说“凡是平原出水称为大水”。庄公七年，“秋，大水”。这就是体例所重视的，都是旧史遗留的策书文字。左丘明略去它们，不再另外作传，并非圣人修史所重视的缘故。说“遗留”，是指旧史已经消亡，策书遗留下来，所以称为遗文。

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典籍，必定广泛记载而详尽叙述。它的文辞舒缓，它的旨意深远，旨在让学者探究事物的始末，

○令，音力呈，下文“令学者”同。要，音於遥。探寻它的枝叶，穷究它的根源。

○究，音久又。

[疏]“身为”至“所穷”。

○这是说无经文而有传文的意思。

○正义说：《说文》说“籍，簿册文书”。张衡《东京赋》说“多识前世之记载”，载也是书的意思。亲自阅览典籍，所见广博，因为义理有所取用，必定广泛记载而详尽叙述。不只是解释经文，所以文辞舒缓。遥远地阐明圣人的心意，所以旨意深远。旨在让学者推究事物的开始，概括事物的终结，探寻它的枝叶，穷尽它的根本，那么圣人的意趣虽然深远，其深奥的道理也可以被看见。因此经文没有记载的事，传文也加以叙述，就是这个原因。“原始要终”以及“旨意深远”，都出自《易·下系辞》的文字。探寻它的枝叶，是用树木来比喻。究也是穷尽的意思，是说穷尽那些需要穷究的地方。

宽缓柔和地引导，让他们自己探求；使他们心满意足、饱食有余，

○餍，音於艳。饫，音於预。让他们自己趋向。

○趋，音七住，又音七俱。如同江海的浸润，

○浸，音子鸩。像膏泽的滋润，

○膏，音古刀。豁然冰消瓦解，

○涣，音呼乱。怡然理顺。

○怡，音以之。这样才算得法。

[疏]“优而柔之”至“然后为得也”。

○这又申说无经文的传文有利益的意思。“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这段文字。那“餍而饫之”，则不知出处。优、柔，都解释为安，有宽舒的意思。餍、饫，都解释为饱，有饶裕的意思。是说左丘明丰富博大的文辞，宽缓柔和学者的心，让他们自己探求高深的意旨和精华；那大义使学者喜好之心得到满足，让他们自己奔向深远的意致；是说它广泛记载详尽叙述，想要让学者乐于玩味而不疲倦。江海因为水深，所浸润的地方远；膏泽因为雨多，所滋润的地方广。用来比喻传文的广记备言，也是想要浸润经文，使义理通洽。这样去探求，然后豁然解散，像春冰消融，怡然心中喜悦，而众理都顺，这样才算得到要领。江海，是水大的，所以举它作为比喻。脂中润泽的叫膏，说雨的滋润像脂膏一样，所以称膏泽。

它发布凡例来说明体例，都是治理国家的常制，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的旧章。孔子因而加以修定，以成就一部经书的完整体系。

[疏]“其发”至“通体”。

○正义说：从这里到“非例也”，辩说传文的三种体例。这一段说旧发例，说发凡五十条都是周公旧法。先前儒家解说《春秋》的很多，都说左丘明凭己意作传，解说孔子的经文，凡与不凡没有新旧的体例。杜预之所以知道发凡言例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旧章，是因为所发的凡例都是国家的大典，不只是经文的体例。隐公七年，开始发凡例，特别说“称为礼经”；十一年，又说“不书于策”。把这两句建在诸例的开端，说明书于策的，都是治理国家的常制，不是孔子开始造策书自制这些礼的。为什么呢？“夫灾，无牲”，“卒哭”，“作主”，“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寝，则不致”，难道是孔子加造这些言论吗？公行告庙，侯伯分灾，两个“凡”的末尾，都说“礼也”，难道是左丘明自制礼吗？又公女出嫁的送人尊卑，哭诸侯的亲疏等级，王丧之称“小童”，分至之书“云物”，都是经文没有记载的事，传文也发凡例。如果左丘明凭己意作传，主要解说孔子的经文，这既然没有经文，何必发传？因此知道发凡言例，都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旧章，孔子因而加以修定，以成就一部经书的完整体系。国家有史官，在前代就有，不只是周公立法，史官才有章程。而特指周公留下的法度，是因为三代器物不同，节文不同，周公必定依据其常文而作，以矫正其变者，不是完全改变其常文。只是这一代的大典，由周公所定，所以《春秋》之义，史官必定主于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而凡是周公的礼经，现在考察《周礼》竟无凡例，是应当礼外别自有凡，还是凡在礼内。现在所依据的，是礼内有凡。知道这一点，是考察《周礼·大

译《宰职》在“八法”之中有“官成”、“官法”，郑众注释说：“官成，是指官府中已成定例的品级格式。官法，是指职官所主管的法度。”那么，这里的“凡”就是史官策书中记载的成事法式。《释例·终篇》说：“称为‘凡’的有五十条，其中类别有四十九条”，大概是因为“母”、“弟”这两条“凡”，其含义没有区别，所以合为一类。计算周公制定的典章，应当每件事都设立法度，而根据经文有例证，在传文中没有“凡”的情况很多，《释例》四十四部中，没有“凡”的有十五部。那么周公设立“凡”例，不仅仅只有五十条。大概是在作传的时候已经有遗漏，左丘明采集而未能得到全部的原因。况且“凡”虽然是旧例，也不是完整的语句，左丘明是采集合并后加以使用的。《终篇》说，各种“凡”虽然是周公的旧典，左丘明摘取其中的体例和义理，简约地加以表述，并非纯粹抄录旧典的文字。大概是根据古文反复推究而看出来的，这是左丘明领会微言大义的精妙之处，这就是他的说法。然而左丘明摘取“凡”来表述，体例并不统一，在同一条“凡”之内，事理含义不同，也有因为经文中有所记载，连带解释经文中没有的内容，如“王自称小童，公侯自称子”就是这样。也有省略经文中没有的内容，直接解释经文中有的内容，如“凡祭祀，启蛰时祭郊，龙星出现时祭雩”，不提及礿祀，是因为经文中没有的缘故，这类情况就是这样。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旧“凡”语句少，经文中即使没有相关事件，也连带引用文字，所以连带引用了“王自称小童”。如果旧“凡”语句多，经文中没有的就省略，经文中有的就记载，所以省略了礿祀而单独列举郊祭和雩祭。所以庄公十一年“王师在某地战败”，杜预注释说“事情列在经文中，就不得不借此申明其义理”。这是旧“凡”语句多的情况，只列举经文中的内容。发起“凡”例的体例，共有两条：一是专门为策书设立；一是兼载国家大事。专门为策书设立的，如“凡告知名字就记载”之类就是这样。兼载国家大事的，如“凡嫁女给敌国”之类就是这样。虽然是关于国家大事，但其他书中有记载的，也不在“凡”例之中，如天子七月下葬，既然在礼制文献中已有完备记载，所以左丘明作传时就不列入“凡”例。这些“凡”例自然是天下的大例，其言论不仅仅为了鲁国。关于哭诸侯的条目，既然发起了“凡”例，却说“所以鲁国为诸姬”，明显知道正“凡”所说的，不止是鲁国的事。而且送女的例子说“对于天子，则各位卿大夫都随行”，鲁国没有嫁女给天子的道理。祭祀的例子说“启蛰时祭郊”，自然不是鲁国就不能有郊祭天地的事情，明显是采集合并旧典、裁减简约而成的文字。

译那些揭示隐微、阐明幽深、裁成义理类别的，

○阐，音昌善，明也。都是依据旧有的体例来阐发义理，指出人物的行事以端正褒贬。

○褒，音保刀。贬，音彼检，《字林》音方犯。

[疏]“其微”到“褒贬”。

○以下直到“曲而畅之”，都是在说明新的义理。“微显阐幽”，是《易经·下系辞》中的文句。微指细微隐晦，阐指显著明白。旧说认为“下文说‘经无义例’，此处解释经有义例”。是说孔子修撰《春秋》经文，将显明的事理写得隐微，将幽深的道理阐发显著，裁节经文的上下安排，以成就义理的各类别。善行显明的，如秦穆公悔过，贬称四国大夫，以体例称“人”，看文字与平常的文字没有差异。恶行显明的，如诸侯筑缘陵城，叔孙豹违抗命令，筑缘陵城依体例称诸侯，与无罪的文字相同，叔孙豹去掉氏，与未赐族的人文字相同，这些都是将显明的事理写得隐微。阐幽，是说阐发幽深的道理，使之显扬显著。如晋国赵盾、郑国归生、楚国比、陈乞以及许国太子止，都不是亲手弑杀其君，他们的罪责幽隐，孔子修经加上“弑”字，使罪状显露，这就是阐幽。各种《春秋》褒贬的体例都是这样。大概认为都是依据旧例来阐发义理。以下论述丘明作传，微显阐幽乃是经文的事，所以贺循、沈约等儒者都与此相同。刘炫认为微显阐幽都是说作传的意思。经文显明的，作传本于其细微之处；经文幽深的，作传阐发使之显著。显明的，如“天王狩于河阳”，看经文，足以知道王是天子，狩是出猎，只是不知道天子为何出京畿之外狩猎罢了，所以传文阐发“晋侯召王”，这就是微显。幽深的，如“郑伯克段于鄢”，看经文不知道段是什么人，为何称克，所以传文阐发“武姜爱段”，这就是阐幽。丘明作传，其中有微显经文的显明、阐发经文的幽深，以裁制成其义理类别的，都是依据旧典凡例来兴起阐发经义，指出其人行事的对错，以端正经文的褒贬，体例称“得隽曰克”，传文说“如二君，故曰克”，这就是依据旧例阐发义理；晋侯召王使其狩猎，郑伯不教导其弟，孔子隐去召王之事，显称郑伯，丘明正确叙述其事，先解释经文，这就是指出其行事以端正褒贬。这两件事尤其明显，其余的都是新义。此序主要论述作传，而贺循、沈约等儒者都认为是解释经文，这是不识文势而错误地失去了杜预的本旨。

各种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都是用来兴起新旧体例，阐发大义，称为变例。

[疏]“诸称”到“变例”。

○上文既说依据旧例而阐发义理，所以又指出阐发义理的条目，各种传文中所称的“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都是用来兴起新旧体例的，让人知道凡例是旧的，这七者是新起的，阐发经文的大义，称为变例。因为“凡”是正例，所以称此为变例，犹如《诗经》有变风变雅一样。自杜预以前，不知道有新旧的区别，现在说“称为变例”，是杜预自己说明以使人知晓。称“书”的，如文二年“书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书先晋，晋有信”，这类就是。“不书”的，如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这类就是。“先书”的，如桓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这类就是。“故书”的，如隐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这类就是。“不言”的，如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难之也”；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这类就是。“不称”的，如僖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庄元年“不称姜氏，绝不为亲”，这类就是。“书曰”的，如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这类就是。案：襄元年“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隐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书”、“故书”既然是新义，那么“追书”也是新义；“书”与“不书”都是新义，那么“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也都是新义，怎能只有“不言”、“不称”是新义，“言”也“称”也便不是呢？《释例·终篇》说“各种杂称二百八十五”，只有其数目，不说其条目，就文字而数，又参差不齐。我私下认为“追书”也，“言”也，“称”也，也是新义。序文不说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各类之中足以包含它们了。有

译田僧绍也注释过这段序言，他认为序文中所说的各种“称”，“称”字本身就是一种新的义例，与下面的七项合起来成为八种名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考察“书”与“不书”，它们在文中是紧挨着的。如果“称”字确实是新的义例，那么只应当说“称”与“不称”紧挨着，为什么要把它们分成不同的文句呢？由此可知，杜预所说的各种“称”，是指各篇传文中所记载的内容，并不把“称”当作新的义例。但如果从道理上推论，“称”也应当是一种新的义例。

译然而也有史官没有记载，孔子却将其作为大义的情况，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左传》不说“凡”，而是曲折地阐明它。

○畅，音敕亮。

[疏]“然亦”到“之也”。

○这是在解说因袭旧史而创立新义的情况。孔子修撰《春秋》，想要上遵周朝制度，下明世间教化，那些旧史中的错误，就得以删改纠正，作为变例；那些旧史中没有记载的，就没有什么可删改纠正的，所以这里又加以辨析。也有史官没有记载，却正符合孔子心意的，孔子就将其作为大义。修改旧史以及史官没有记载的，这两种情况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左传》也不说“凡”，而是对每件事分别解释，曲折而通畅地阐明它。“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这句话是总括上文，贯通变例与不另作记载的情况。举出一个“凡”字而事情相同的，各种道理都显现出来，这是直接阐明；不说“凡”而对每件事都作传解释，这是曲折通畅。畅解释为通，所以说曲折而通畅地阐明它。如果这样，隐公实际上没有即位，史官没有理由记载他即位。邾克实际上没有爵位，史官没有理由记载他的爵位。那么《左传》说没有记载，自然是旧史没有记载。而把没有记载作为孔子的新意，杜预在《释例·终篇》中自问自答解释道，说左丘明作《左传》，是为了解释孔子的《春秋》。孔子的《春秋》都依据旧史的简册，大义所在，就适时加以增删，或者沿袭旧史中没有记载的，或者修改旧史中有的。虽然依据旧文，固然是孔子的著作。左丘明所阐发的，固然是孔子的意图。虽然是旧文没有记载，而事情符合孔子的意图，孔子因而采用它，就是孔子的新意。例如宣公十年“崔氏出奔卫”，《左传》说“记载说‘崔氏’，是因为他没有罪过，而且告辞时用了族氏，不用名字”。是因为告辞不用名字，所以知道旧史没有名字，等到孔子修撰经书，无罪被驱逐，例规不写名字，这是旧史的文字，恰好符合孔子的意图，不得不因而采用它。因袭旧史而创立新义，都属此类。然而杜预只说史官没有记载，就作为大义，不说史官记载的作为大义，只是夫子约略史记而修撰《春秋》，史记的文字，都是旧史所记载的，因而褒贬，道理显而易见，不需要再说，只是担心旧史没有记载，而夫子不采用，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

那些经文没有义例，依据行事而言，那么《左传》就直接说明其旨趣罢了。

○趣，音七住。不是义例。

[疏]“其经”到“例也”。

○这一段解说经文没有义例的情况。国家有大事，史官必定记载，那件事既没有得失，那文字也不显示善恶，所以《左传》直接说明其旨趣趋向罢了，不是褒贬的义例。《春秋》这类情况最多，所以隐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左传》说“开始通好”。杜注说“经文没有义例，所以《左传》直接说明其旨趣罢了。其他都仿照这个”。像那样的情况，都不是义例。

所以《左传》阐发经义的体例有三种，而确立义例的情理有五种。

○为，音于伪，又如字。

[疏]“故发”到“有五”。

○正义说：传体有三种，就是上文所说的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确立义例的情理有五种，就是下文“五曰”所说的。经文有这五种情理，依据经文来探求大义作为义例，说《左传》为经文阐发义例，其体例有这五种情况。下文五句，是成公十四年《左传》的内容。查那篇《左传》上文说“春秋的称谓”，下说“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圣人指孔子，赞美孔子所修撰的，成就这五种事情，五种事情所涵盖的，各种义例都穷尽了。下句解释其明显的部分以归属它罢了。这阐发经义的体例有三种，上文三次说“其”来区别它们，看文字足以知道罢了。刘寔把变例和新意分为两件事。《释例·终篇》说“左丘明的传有称引周礼以确立常例的，各种称引‘凡’来阐发义例的就是；有阐明经文所立新意的，各种显示义例而不称引‘凡’的就是”。称引古典就确立‘凡’来显示它，解释变例就随文辞来赞美它。杜预的话很明白，尚且不能领悟，他的愚钝，不也太厉害了吗！

第一是：“微而显”，文字出现在这里，而起义在那里。

○见，音贤遍，下同。“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

○舍，音舍。

[疏]“一曰”到“是也”。

○“文字出现在这里”，是指那注解说“文辞微妙而大义显明”。“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是成公十四年《左传》为叔孙侨如阐发的。经文说“秋，叔孙侨如到齐国迎接新娘。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叔孙是他的族氏，褒奖称其族氏，贬责去掉其氏。衔君命出使称其族氏，所以为荣；与夫人一起回来去掉其氏，所以为辱。出使称叔孙，举其荣名，所以尊君命；回来舍去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这是文字出现在这里而起义在那里。僖公十九年经文记载“梁亡”，是秦国灭亡了它。《左传》说“不记载其君主，是自取灭亡”。僖公十四年经文记载“诸侯城缘陵”，是齐国率领诸侯筑城，以迁移杞国。《左传》说“不记载其人，是有缺憾”。秦人灭梁而

译说“梁亡”，其文辞在此处显现，“梁亡”表明被攻取者无罪。齐桓公为杞国筑城而史书记载为“诸侯城缘陵”，其文辞在此处显现，“城缘陵”表明诸侯有缺失。这也是文辞在此处显现，而义理却在彼处。这都是言辞微妙而义理显明，所以将这三件事归为一类。

译第二点叫做“志而晦”，用简约的语言来显示法度，推究其事以知晓体例。像“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就是如此。

[疏]“二曰”到“是也”。

○杜预注说：“志，是记载。晦，也是隐微。意思是说用简约的语言来记事，事情叙述清楚而文字隐微。”桓公二年，秋天，“公及戎盟于唐。冬天，公至自唐”。《春秋》传例说：“单独相会，往来都称地名，是谦让之事。三国以上，则去时称地名，来时称会，是成事。”它的意思是说会盟必有主事者，两国共会，则谁也不肯做主事者，两相推让，会盟之事不能成功，所以用地名来记载。三国以上，则一人做主，二人听从命令，会盟之事成功，所以用“会”来记载。宣公七年“公会齐侯伐莱”。《春秋》传例说：“凡是军队出动，与我共同谋划的称‘及’，不与我共同谋划的称‘会’。”它的意思是说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进行征伐，他们与我共同谋划计议，计议成功而后出兵，就用相连及的文辞来记载。他们不与我谋划，不得已而前往应命，就用相会合的文辞来记载。这两件事，意义不同，在于一个字。简约减少其言辞，以显示法度，推寻其事，以知晓体例。这是所记载的事情有次序，而其文字隐微。

第三点叫做“婉而成章”，

○婉，音於阮。曲折顺从义理，以显示大顺。各种所忌讳避讳的事情，像璧假许田之类就是如此。

○辟，本也作“避”，音同，后面仿此，假，音古雅，后面不注音的相同。

[疏]“三曰”到“是也”。杜预注说：“婉，是曲折。意思是说曲折其言辞，有所避讳，以显示大顺，而成篇章。”说“诸所讳辟”者，其事不止一件，所以说“诸”来总括它。比如僖公十六年，公与诸侯会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认为这是讨伐而阻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开始回归。避讳被执止的耻辱，避而不说，经文于是记载“公至自会”。像这类事情，就是避讳之事。诸侯有大功的，在京师受邑，为将朝见而住宿，叫做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也受田邑，为随从巡守备汤水以供给沐浴，叫做汤沐之邑。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在京师受朝宿之邑许田就是如此；郑国因为武公的功勋，在泰山受汤沐之邑祊田就是如此。隐公桓公之时，周德已经衰微，鲁国不朝周，周王不巡守，两邑都没有用处，因地势之便，想要互相交换，祊田微薄不足以抵当许田，郑人加璧以交换许田。诸侯不得专擅交换天子之田，经文避讳其事。桓公元年，经文记载“郑伯以璧假许田”，说好像进献璧以借田，不是长久交换。掩恶扬善，是臣子的义理，可以垂训于后世。所以这两件事都曲折其言辞顺从其义理，以显示大顺之道。这是其言辞婉曲而成其篇章。

第四点叫做“尽而不汙”，

○汙，音於俱，是曲折。直书其事，具备文辞以显示意旨。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就是如此。

○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音在妾。

[疏]“四曰”到“是也”。

○杜预注说：“意思是说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曲折。”礼制，宫庙之装饰，楹不丹，桷不刻。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赠俘虏。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备其文辞，以显示讥刺之意。这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曲折。

第五点叫做“惩恶而劝善”，

○惩，音直升。求名而亡，欲盖而章。记载齐豹为“盗”、三叛人名之类就是如此。

[疏]“五曰”到“是也”。

○杜预注说“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这就是盗与三叛人名。齐豹，卫国的大夫，《春秋》的体例，大夫都书其名氏，齐豹忿恨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想求不畏强御之名，《春秋》抑制他，记载为“盗”。盗，是贱人有罪的称呼。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都是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按体例不合见于经文，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想求其名闻，《春秋》故意书其名，使恶名不灭。如果他作恶求名而有名章彻，那么作乱之士，谁或不做？如果窃邑求利而名不闻，那么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所以书齐豹为“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公三十一年传详细说了此事，其意如此。盗与三叛都是恶人，书此二事，唯

译目的在于惩戒恶行，而之所以提到“劝善”，是因为恶行受到惩戒，善行自然得到劝勉，所以将二者连在一起说。

译推究这五种体例，用来探求经文和传文，通过类比而加以引申扩展。

○长，音丈。依附于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实，王道之正道，人伦之纲纪，都完备了。

[疏]“推此”到“备矣”。

○正义说：上文说“情有五种”，这里说“五体”，是说其意旨称为情，其形态称为体，体与情是一回事，所以互相参见。一曰微而显，这是孔子修订旧文以形成新意，所修的《春秋》以新意为主，所以列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这是周公旧有的凡例，治理国家的常制。三曰婉而成章，孔子依据旧史的大顺，义理在于尊君亲，扬善掩恶，孔子沿袭而不改变。四曰尽而不汙，孔子也依据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盖君主的恶行，想要成就其美德，孔子因而采用。这婉而成章、尽而不汙，虽然依据旧史，孔子即以此作为义理。总而言之，也是新意的范畴，所以传文有时说“书曰”，有时说“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与上面的微而显没有不同，只是劝戒较为缓和的，在微而显这一条；贬责较为严厉的，在惩恶劝善这一例，所以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这五种是《春秋》的要旨，所以推究这些来探求经、传，通过类比而增长知识，依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做的事，观察其善恶，运用其褒贬，那么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纲纪，都能完备了。从开头到这里，论述经、传的道理完毕，所以用这句话来总结。“触类而长之”是《易经·上系辞》中的话。二百四十二年，是指获麟以前。以后的经文则是鲁史的旧文，传文最终只解说前事，言辞没有褒贬，所以不计算在内。触类而长之，比如隐公四年经文记载“翚帅师”，传文称羽父坚持请求，“所以记载为‘翚帅师’，是憎恶他”。隐公十年经文也记载“翚帅师”，传文虽然没说“书曰”、“故书”，可知与上面一样是新意。又如隐公元年传文说“称‘仪父’，是尊重他”，那么桓公十七年称“仪父”，也是尊重他，就是这样。

有人说：《春秋》通过交错文辞来体现义理。如果像所论述的那样，那么经文应当有事同文异却没有义理的情况。先儒所传授的，都不是这样。

○传，音专。

[疏]“或曰”到“其然”。

○正义说：从这里到“释例详之”，是说我为作注解的意思。论述经、传之下，就是自述己见，在文中不依次序，言语没有由头发起，所以假托有人提问而回答来解释。《春秋》的经文，侵伐、会盟以及战败、攻克、夺取之类，文辞不同而义理不同，交错文辞以体现义理。先儒知道是这样，因此认为只要有文辞不同，没有不体现义理的。杜预认为孔子所叙述的，依据史官旧文，文辞有害义的，就刊正它，不害义的，依据其详略。这与先儒不同，所以有人依据上文杜预的不同旨意，执持先儒的观点问道：《春秋》通过交错文辞来体现义理，文辞不同的，必定有义理存在。如果像所论述的那样，言辞有详略，不必修改，那么经文应当有事同文异却没有义理的情况。先儒所传授的，都不是这样，现在为什么独自不同？想让杜预自我辩解。

回答说：《春秋》虽然以一字来褒贬，但都需要几句来组成言语，

○数，音主，下同。不像八卦的爻，可以交错综合为六十四卦，

○综，音宗。固然应当依据传文来决断。

○断，音乱。

[疏]“答曰”到“为断”。

○庄公二十五年“陈侯派女叔来聘问”，传文说“嘉许他，所以不称名”。僖公二十五年“卫侯毁灭邢”，传文说“同姓，所以称名”。褒奖就书字，贬斥就称名，褒贬在于一字。褒贬虽然在一字，不能单独写一字来体现褒贬，所以回答那人说“《春秋》虽然以一字来褒贬，都需要几句来组成言语，不像八卦的爻，可以交错综合为六十四卦”。卦的爻，一爻变，就成为一卦；经的字，一字不同，不能成为一义，所以经文必须几句来组成言语，义理则等待传文然后明白，不能交错经文，来寻求义理，所以应当依据传文来决断。文辞不同的，丘明不发传，孔子必定没有其义，怎么能违背传旨而妄说经文？由此知道经文有事同文异而没有义理的情况。“数句”，是说像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以及昭公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乾谿弑其君虔”。这都是三句以上。《春秋》全书，未必都是这样。杜预想要极力驳斥贾逵、服虔的一字说，所以举出多言的例子。有人认为数其文句，义理也通。“错综其数”，是《易经·上系辞》的话，意思是交错综合其数。

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现在其遗留的文章可见的有十多家。

[疏]“古今”到“数家”。

○《汉书·儒林传》说：“汉朝兴起，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

译这些人全都研习《左氏传》。贾谊为《左氏传》作训诂，传授给赵地人贯公，贯公传给儿子贯长卿，长卿传给清河人张禹，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给儿子尹咸以及丞相翟方进，翟方进传授给清河人胡常，胡常传授给黎阳人贾护，贾护传授给苍梧人陈钦，而刘歆则跟随尹咸和翟方进学习。因此，谈论《左氏传》的人，其本源都出自贾护和刘歆。这是西汉时期研习《左氏传》的情况。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时，《左氏传》未能立于学官。直到汉平帝时期，王莽辅佐朝政，才正式设立《左氏传》博士，东汉时又废除了。尽管如此，研习《左氏传》的学者逐渐增多，东汉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等人，都传授《左氏春秋》。魏代则有王肃、董遇为之作注。这些人到杜预时，有的还在世，有的已经去世，不知道杜预所见的这十几家学者究竟具体是谁。

译大抵各家辗转沿袭前说，进不能错综经文以穷尽其变化，退不能坚守丘明所作的传注。对于丘明的传注，若有不通之处，都隐而不说，反而浅近地援引《公羊》、《穀梁》，

○肤，音芳于反。这恰好足以自相矛盾。

[疏]“大体”至“自乱”。

○《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祖，是始的意思，谓以前人为始而述修其业。经文的详略，本来不显明义理，强行解说，道理无法贯通，所以“进不能错综经文以穷尽其变化”。在传注之外，另立异端，所以“退不能坚守丘明的传注”。传注有不通之处，就隐而不说，是说诸家的注多有这种情况。只是诸注既然已经亡佚，无法指摘。如果看服虔、贾逵的注，隐而不说的情况就很多了，比如文二年“作僖公主”，传在僖三十三年说“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以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就是。肤指皮肤，是说浅近地援引。《公羊》、《穀梁》口耳相传，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所以援引它们来解释《左氏》，恰好足以自相错乱。

预如今之所以与众不同，是专门修习丘明的传注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脉络，必定出自传注。

○贯，音古乱反。传注的义例，总归于诸凡。推究变例以端正褒贬，简择二传而去其异端，

○去，音起吕反。这大概是丘明的本意。

[疏]“预今所以”至“之志也”。

○丘明与圣人同时，为经作传，经文有其他义理，没有理由不全部写出，所以专门修习丘明的传注来解释经文。作传解经，那么经义就在传中，所以“经文的条理脉络，必定出自传注”。发凡言例，那么例必定在凡中，所以“传注的义例，总归于诸凡”。如果有例无凡，那么传中有变例，这样就要“推寻变例以端正褒贬”。如果《左氏》不解释，二传有说法，有对有错，可去可取，这样就要简择二传，取其合乎义理而去其异端。杜预自称以此立说，这大概是丘明的本意。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由此可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也是“罪之也”。《释例》说：“朱虽无罪，但据失位而出奔，也是他的过错”。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的非其罪，那么书名的就是罪。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像这类情况，就是推究变例以端正褒贬。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都认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说‘未適人’，所以不称国”。像这类情况，就是简择二传。先儒取二传很多，杜预不取的，就是去其异端。

如果有疑误，就全面论述而存疑阙之，以等待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

○《集解》与《释例》每有论述错阙疑之事，不止一二处。《释例·终篇》说：“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也不可拘泥文字而损害意旨，所以圣人贵在闻一而知二，贤史有阙文。如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也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许可以广文。无传之经，就不知其事。又有事由于鲁，鲁君亲自参与却又不记载的，先儒有的强行解说，有的隐而不说，疑在阙文，确实难以用意理推究。”这就是全面论述而存疑阙之的事情。

然而刘子骏开创通晓大义，

○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音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先儒中的美者，末有颍子严者，虽然浅近也复名家，

○复，音扶又反，下同。所以特别举出刘、贾、许、颍的违异，以见同异。

○见，音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

○《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之孙，刘向少子。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非常喜爱。起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等到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此章句义理完备。这就是他开创通晓大义。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父徽，字元伯，受业于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颍子严，名容，陈郡人，比于刘、贾之徒，学识虽然浅近，但也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预认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所以特别举出他们的违异，以见异同。自

译其余像服虔那样的人，远不如这一辈，所以舍弃他们不予讨论。

译划分经文之年，与传文之年相附，比较其义类，

○比，音毗。各自随之而解释，名为《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

○左丘明作传，不敢与圣人言语相混杂，所以与经文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以及毛公、韩婴为《诗经》作传，无不都是这样。经文与传文分开，对于省察阅览来说很烦琐，所以杜预按年相附，区分经传，聚集在一起解释。杜预说“集解”，是指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是聚集诸家义理来解释《论语》，名称相同而意思不同。

又另外汇集各种条例以及地名、谱第、历数，

○谱，本又作“誁”，音布古。数，音所具，后不注音的都相同。相互作为部类，总共四十部，十五卷，都显明它们的异同，从而解释它们，名为《释例》。打算让学者观看它们所聚集的内容，关于异同的说法，《释例》详细记载。

[疏]“又别”至“之也”。

○《春秋》，是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似，记载他们的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落在其他年份，如果不相比校，那么善恶不显著，褒贬不明确，所以杜预另外汇集各种条例，从而解释它们，打算让学者观看它们所聚集的内容，考察它们的同异，那么对于学习就容易明白了。说诸例以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然是《春秋》之事，但在经传中没有条例的繁多，因为特别作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所以说“及”。事情相同就作为部，稍有差异就附出，孤立的经文不及例的，聚集在《终篇》，所以说“相与为部”。那四十部的次第，从隐公即位为首，先有那件事，就先排次序。只有世族土地，事情既然不是条例，所以退放在后面。《终篇》适宜最处在末尾，所以排在《终篇》之前，《终篇》处在最后。土地之名起于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于“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所以地名在世族之前。

有人说：《春秋》的创作，《左传》及《穀梁》没有明文，解说的人认为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修撰《春秋》，立素王。

○王，音于况，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说《公羊》的人，也说黜周而王鲁，

○黜，音敕律。行为正直言语谦逊，

○行，音下孟。孙音逊，本亦作逊。以避开当时的祸害，所以隐晦其文，隐藏其义。《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终于孔丘卒，敢问心安在？

[疏]“或曰”至“所安”。

○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解说作注的道理完毕，而又问《春秋》创作的早晚及仲尼述作的大意。先儒所说的，都辟除谬误，须在此阐明。也因为文中不依次序，所以又假问答来阐明。一问之间，共有四意：其一，问创作的早晚；其二，问先儒说孔子自为素王，事情的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言论的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还有余经，问杜预心中是否安适？根据杜预说《左传》及《穀梁》没有明文，则指《公羊》有显说。现在查验何休所注《公羊》，也没有作《春秋》之事。考察：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的。《左传》及《穀梁》则没有明文，所以解说《左氏》的人，说孔子“自卫反鲁”，就撰述《春秋》，三年文成，才得到麟。孔子既然作了此书，麟就为书而来，应说麟为孔子而至。麟是帝王之瑞，所以有素王之说。说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所以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所以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都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都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那子馀赞美孔子之深，推原上天之意，所以为此言耳，不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大概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所以又以为素臣。那说丘明为素臣，不知是谁所说的。“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

译《公羊》的正文，注疏者推究其意旨从而阐明道理罢了。因为杞国是二王之后，原本爵位为上公，而经文中称“杞伯”，人们认为这是孔子贬低了它。宣公十六年记载“成周宣榭发生火灾”，《公羊传》说：“外国的事不记载，这件事为什么记载呢？因为尊崇新的周王。”其意是说周作为王者之后，比宋国更为尊贵。因此，人们认为《春秋》将王权寄托于鲁国，以周、宋为二王之后，贬低杞国使其等同于普通诸侯国。何休在隐元年注中说：“只有王者才能改元立号，《春秋》寄托新王受命于鲁国。”在宣公十六年注中说：“孔子以《春秋》当作新王，上贬杞国，下尊崇周而疏远宋”，贬低周国为王者之后，这就是“贬周王鲁”的说法。定公元年《公羊传》说：“定公、哀公时期多有隐晦的言辞，主人熟读经文并询问传文的解释，就不会知道自己有罪了。”何休说：“这是假设而言，主人指定公、哀公。熟读经文并询问传文的解释，就不会知道自己有罪于此。这是孔子畏惧当时的君主，对上以避讳尊崇来彰显恩德，对下以避祸来保全自身，谨慎到了极点。”这就是其孙所说的避祸、微言大义的说法。“自卫反鲁”、“危行言孙”，都是《论语》中的文字。郑玄认为，根据当时情况，言行高尚的人都会遭遇危险，所谓高行就是危行。何晏认为危是厉的意思，厉，指言行不随波逐流。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恰当。杜预的意思是，《公羊》的经文到获麟就停止了，而《左氏》的经文终结于孔子去世。先儒有人认为获麟之后的经文也是孔子所写，所以询问他心中安于哪种说法。

译回答说：“这与我听到的不同！仲尼说：‘文王虽然已经去世，但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的身上吗？’这是孔子著书立说的根本意图。又感叹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这大概是哀伤当时国君的政治不能招致祥瑞。

【疏】“答曰”到“政也”。

○从这以后直到篇末，是回答上面提出的四个问题。但回答的顺序有先有后，文辞并不按顺序排列，是为了先有依据，然后才能相互阐发，所以不能按顺序回答。先问的是《春秋》作成的早晚，杜预认为定在获麟时才作，所以从“仲尼曰”到“所以为终”，说明作书的时间，兼明白本意是想要著述，感于获麟才开始为之，并不是先作《春秋》，然后才招致麒麟。既然说了止笔于获麟的意思，就必须说明开始于隐公的原因，并且想取平王周正来验证它不是“黜周王鲁”的证据。但既然说了结尾，倒说开头，在文辞上就不按顺序，所以回答前面的义理还没完，又兴起一个问题，从“曰然则”以下到“此其义也”，说明《春秋》始于隐公的意思，回答“黜周王鲁”的说法。既然说了王鲁是错误的，于是并辩驳《公羊传》的谬误。从“若夫制作”到“非隐之也”，回答微言大义并非隐晦的说法。从“圣人包周身之防”到“非所闻也”，回答孙氏所说的避害是虚妄的。先儒认为在获麟之前已经作了《春秋》，过了获麟经文还没有停止，所以既然回答了《公羊传》的谬误，然后却辩驳素王是虚妄的，并说引经据典是妄言。从“子路欲使门人”到“又非通论也”，回答素王素臣的问题。从“先儒以为”到“得其实”，回答经文止于获麟的意思。“至于反袂”以下，说那些说法不可采用。这一章分段的大意，文旨就是这样。提问者根据他所听到的来问，那“异乎余所闻”一句，是感叹他所依据的不是道理，所以说“异乎余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两者，都是《论语》中的文字。孔子经过匡地，匡人用兵器拦截并胁迫他，随从的人惊恐害怕，所以孔子设下这些话来安慰他们。文王虽然身体已经去世，但他作为文王的道，难道不在我的身上吗？孔子拿自己相比，说自己有文王的道。下文又说“天如果要丧失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天如果没有丧失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意思是说天如果没有丧失文王的道，必将使我著述，匡人不能违背天意来害我。这话是有著述的根本意图。圣人受命称王，那么凤凰就会来，黄河就会出图。仲尼感叹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这话大概是哀伤当时国君的政治，不能招致这种祥瑞。先有著述的意思，而遗憾当时没有嘉瑞，说明是得到了嘉瑞，就立即著述。杜预想要说明获麟才作，所以先表明这两句。郑玄认为河图洛书，是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红色文字绿色身体，甲像龟背，长宽九尺，上面有列宿斗正的法度，帝王录纪兴亡的数目等。孔安国认为河图就是八卦。不知道这两者谁符合杜预的意思。

麒麟、凤凰是五种灵物，是王者的好祥瑞。

○瑞，音垂伪。现在麒麟出现不是时候，空有其应验而失去了归宿，

○应，应对的应。这是圣人所以感动的地方。绝笔于获麟这一句，是因为感动而起，本来所以作为终结。

【疏】“麟凤”到“终也”。

○麒麟、凤凰与龟、龙、白虎五者，是神灵的鸟兽，是王者的好祥瑞。现在麒麟出现在衰乱之世，这不是它出现的时候。上面没有明君，是空有其应验。被人所获，是失去了归宿。像这样的圣人，生不逢时，道无法施行，功无法成就，与麒麟相似，所以感到感动。先有著述的意思，又为外物所感动，既然知道道屈于当时，想要使功业被后世所接受，因此所以作《春秋》。绝笔于获麟这一句，麒麟是仲尼所感动而书写的，因为感动麒麟而作，既然以所感动而起，本来所以作为终结。回答上面《春秋》之作《左传》没有明文的问题，又说我已经获麟才作的意思。只举“麟凤”而说“五灵”，知道二兽以外是龟、龙、白虎，是因为鸟兽作为祥瑞，不出这五种，经传谶纬没有不是这样的。《礼记·礼器》说：“升中于天而凤凰降，龟龙假。”《诗序》说“《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就是白虎。这是龟、龙、白虎并作为瑞应。只说“麟凤”就说“五灵”的，举“凤”配“麟”，足以成句，省略了那三种，所以说“五灵”。那“五灵”的文字出自《尚书纬》。《礼记·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说五者，那里称“四灵以为畜”，那么“饮食有由也”。意思是说四灵与羞物为群，四灵既扰，那么羞物都备。龙是鱼鲔之长，凤是飞鸟之长，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虫之长。饮食所须，只有这四种

译在四物之中，各自列举一种祥瑞。虎和麟都是走兽，所以简略地称为“四灵”。杜预想要遍举各种祥瑞，所以详细地列举了“五灵”。如果直接说“绝笔获麟”，文势已经足够，而之所以说“之一句”，是因为《春秋》是编年体史书，必须写满整年才停止。这一年只有这一句话，所以明确地说出来，以表明这一句话是他所感应的。

译说：既然这样，那么《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呢？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位君主。隐公是懂得让位的贤明君主。考察他们的时代是前后相接的，论及他们的地位是诸侯列国，推究他们的起源则是周公的后代。

如果平王能够祈求上天赐予长久的国运，继承并开创中兴的基业；隐公能够弘扬祖先的功业，光大周王室，那么西周的美好风范还可以追寻，文王武王的遗迹就不会坠落。因此，孔子依据历法纪年，附会当时的史实，采纳周朝的旧制，来汇合成就尊王的大义，为后世留下法则。

[疏]“曰然”到“将来”。

上文已经解释了绝笔于获麟的意思，但还没有辨明起始于隐公的原因，所以又假借提问来解释。不说“有人问”而直接说“曰”，是因为前面的回答还没有结束，需要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说“问”，那还是前面的人，况且既然解释了绝笔，就接着问起始，因此不再说“或”，想要表示这两个问题都是同一个人提出的。“然”是承接上面的话；“则”是陈述下面的事，是承接上文引出下文的气势。提问者说，绝笔于获麟，既然如前所述，那么《春秋》刚开始时，为什么唯独从鲁隐公开始，不从其他国家的其他君主开始，为什么呢？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位君主。”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所以是始王。“隐公，是让国的贤君”，按次序应当即位，却把君位让给桓公，所以是贤君。“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即位之初正值平王末年，所以是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他的爵位是侯，土地广大，是大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国继承周公的后代，是福祚的后裔。如果平王能够抚养百姓，祈求上天长久的国运，继承先王的功业，开创中兴的功绩；隐公能够大力宣扬圣祖的基业，光大周王的王室，君臣同心，照耀天下，像这样那么西周的美好，或许还可以追寻，文武的遗迹，就不会坠落。而平王、隐公处在能够成就大业的位置，拥有能够成就大业的资质，却最终不能如此，只是因为缺乏法度罢了。孔子怜悯他们这样，为他们制定法度，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能用我的道，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因此依据年月的历数，附会当时人的行事，采纳周公的旧典，来汇合成就一王的大义，虽然前事已经过去，不可再追，希望能为后世留下法则，让后人效法学习。因为这个缘故，作了这部《春秋》。这段序文，大大阐明了作《春秋》的深意。提问者不直接说“隐公”而说“鲁隐公”，说“鲁”是为了断定不从其他国家开始，说“隐”是为了断定不从其他君主开始，包含这两层意思，所以连鲁一起说。回答中直接说“隐公”而不说“鲁”，是因为鲁国的《春秋》已经被韩起所说可知的缘故。周自从武王伐纣平定天下，一直居住在镐地，这就是西都。周公摄政，在土地中央营建洛邑，称为东都。成王虽然暂时到洛邑，还是回到镐京。因为幽王在西周被灭，平王东迁洛邑，因此称洛邑为东周，称镐京为西周。平王开始居住在东周，所以说“东周的第一位君主”。平王四十九年隐公即位，隐公三年平王去世，这就是相接。《诗经·既醉》说“永锡祚胤”，是说福祚赐给后代。《尚书·召诰》说“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是说用善德治理百姓得到长久的国运。《左传》襄公十年传曰“而以偪阳光启寡君”，《论语》说“文武之道未坠於地”，这是杜预所用的文句。《春秋》依据鲁国而作，就是诸侯的法度，而说“会成王义”，《春秋》所记载的，尊卑都具备。天子派使者来聘问，赐命赗含，有天子安抚邦国的道义。国君去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侍奉天子的法度。虽然依据鲁国史书为文，足以成就王者的大义。因为“会成王义”，所以能“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效法并使用它，不只是留给后世的诸侯。

所记载的王，就是平王；所使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所称呼的公，就是鲁隐公，哪里存在贬低周朝而尊鲁为王的说法呢？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这就是其中的义理。

[疏]“所书”到“义也”。

既然说了作《春秋》的意思，然后回答“黜周王鲁”的说法。经文记载“春王正月”，王就是周平王，月就是周正。“公及邾仪父”，公就是鲁隐公。鲁国使用周正，那么鲁国就侍奉周朝了。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国还称公，那么称号就没有改变。《春秋》的文字，哪里存在贬低周朝而尊鲁为王的说法呢？如果贬低周朝而尊鲁为王，那么鲁国应该称王，周朝应该称公。这里说周王而鲁公，就知道不是贬低周朝而尊鲁为王。孔子作《春秋》，本意是想复兴周朝，不是贬低周朝，所以引用《论语》来阐明。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想去，子路不高兴，夫子设下这句话来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召我，难道是空手而来吗？一定是认为我有贤能的德行。既然认为我有贤德，或许会采纳我的言论。如果

译那些能够采纳我言论的人，我大概就是在东方复兴周朝的人吧！这是说打算在东方振兴周代的道统。推究他这句话的本意，知道并非要废黜周朝，所以说这就是振兴周朝的意思。注解《论语》的人，大多持这种看法。只有郑玄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认为东周就是成周，这就不是杜预所采用的说法了。

译至于圣人撰写的典籍，是用来彰明过去、考察未来的，圣人的情志体现在文辞之中。言语高古则旨意深远，文辞简约则义理精微。这是事理之常，并非故意隐晦。

[疏]“若夫”到“之也”。

○这一段是回答那些说《公羊传》“文辞隐微、义理含蓄”的人的意思。“若夫”是发起话题的词语。既然回答了“王鲁”的问题，又另起话头，所以说：圣人撰写的典籍，用来彰明已往之事，考校未来之理，目的是让后来的人鉴察过去的事情。圣人的情志，体现在文辞之中。如果发语卑下杂乱，那么情趣就琐碎浅近；立言高古简练，那么旨意就远大；章句繁多，那么事情就容易显现；文辞简约，那么义理就精微。这是事理之常，并非故意隐晦。文王推演《周易》，也是文辞高古旨意深远，言辞简约义理精微，哪里是为了避祸而使用隐晦的言辞呢？因为没有什么需要避讳，其文辞依然精微，可知这是事理之常，并非为了隐讳。其中“章往考来，情见乎辞”，都出自《周易·下系辞》。那里写作“彰往而察来”，意思没有不同。

圣人周全地防备自身的祸患，

○包，音必交。防，音扶放，又音房。既然已经写成，才又用隐讳来避祸，这是我未曾听说过的。

[疏]“圣人”到“闻也”。

○这一段是回答孙氏关于避祸的说法。如果成汤被囚禁在夏台，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周公滞留于东都，孔子在陈蔡断粮，自古圣人遭遇幽禁困厄，是曾经有的，但未曾听说有被杀害的。所谓“包周身之防”，是说圣人防备思虑必定周全于自身，自知没有祸患才着手写作。既然已经写成，才又用隐讳来避祸害，这种事实在未曾听说。说“非所闻”，是说以前的训释中没有这样的说法。

子路想让孔子的门人充当家臣，孔子认为这是欺天。却说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这又不是通达的言论。

○论，音力顿。

[疏]“子路”到“论也”。

○这一段是回答关于素王素臣的说法是错误的。查《论语》记载：“孔子病重，子路让门人充当家臣。病好后，孔子说：‘由来也久矣！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意思是说子路以为孔子将死，让门人充当家臣，是想用臣子之礼安葬君主，希望显耀荣耀夫子。夫子病愈后责备他，我实在没有家臣，为什么装作有家臣？我对于人，曾欺骗过谁？我尚且不敢欺人，为什么让我欺天呢？子路让门人充当家臣，只是僭越了大夫的礼节，孔子尚且认为是欺天，何况神器之重，不是人臣所能议论的，却说“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这又不是通达事理的言论。圣人的出生，与国运的兴衰相关，国运通达则功业济助当时，国运闭塞则道义留存身后。即使富有天下，对尧舜也没有增益；贫贱为平民，对仲尼也没有损害。道义的升降，取决于圣人是否圣明；言论是否确立，关乎贤者是否贤能。并非假借高位来宣扬教化，凭借虚名来规范世人，称王称臣，又能取什么意义呢？如果使没有地位的人，虚称王号，没有爵禄，妄窃臣名，这就是羡慕富贵而耻于贫贱，助长僭越而开启乱逆，圣人立教，难道就是这样吗！臧文仲在斗拱上雕刻山形，在梁柱上画水藻，孔子说他不知礼；管仲使用镂刻的簋和朱红色的冠饰，孔子称他器量狭小；看到季氏使用八佾舞，孔子说“这谁能忍受”？如果仲尼窃取王号，那么罪不容诛。而说“素王”“素臣”，这是诬蔑大贤而辜负圣人。唉！孔子被诬蔑很久了，幸亏杜预才洗雪了冤屈。

以前的儒者认为《春秋》写作三年，写成后招致麒麟出现，这已经妖妄。又引用经文直到仲尼去世，这也近乎诬蔑。

○近诬，按字面意思，近，旧音附近之近；诬音无。

[疏]“先儒”到“近诬”。

○从下面到“为得其实”，都是阐明麒麟出现之后的经文不是仲尼所修的意思。直接说“先儒”，无法查考，不知是谁先提出这个意思。查现在《左氏传》的经文，仍然终结于孔丘去世。虽然杜氏对此经的注释也保留，但尤其责备先儒引经直到仲尼去世的人，大概先儒认为夫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就开始作《春秋》，写作三年后招致麒麟，虽然得到麒麟却不停止，直到孔丘去世，都是仲尼所修。以此辨析，称之为近乎诬蔑，说明先儒有这种说法。服虔说：“夫子在哀公十一年从卫国返回鲁国而作《春秋》，用礼来约束，所以有麒麟应验而至。”这是宗奉旧说。服虔又说：“《春秋》终结于获麟，所以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之中。弟子为了彰显夫子作《春秋》以显扬其师，所以记载小邾射以下直到孔子去世。”查杜预在此处及哀公十四年的注释，都采纳服虔的说法，那么服氏在这一件事上已经改变了先儒的说法。麒麟是王者的祥瑞，不是为了制作典籍而来，却说仲尼招致它，这是妖妄。经文是鲁国史官的文字，不是仲尼所写，却说仲尼修撰它，这是近乎诬罔。说“近诬”，是心里不明白，并非故意诬蔑，所以说“近诬”。

根据《公羊传》经文止于获麟，而左氏传中小邾射不在三叛人的数目中，

○邾，音张俱。射音亦。所以我认为是感于麒麟而作，

译写作《获麟》这一篇，那么文章就终止于所记载的起始之处，这是符合事实的。

译[疏]“据公”至“其实”。

○《穀梁传》的经文也只在获麟处截止，而唯独依据《公羊传》的原因是，《春秋》的成书在《穀梁传》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杜预认为获麟是《春秋》成书的标志，其义理取自《公羊传》，所以唯独依据它罢了。小邾射带着句绎来投奔鲁国，这与黑肱等人的行为在义理上没有区别。《左传》称记载了三个叛乱者的名字，并没有把这个人算进去成为第四个叛乱者，由此可知他不属于《左传》的体例。获麟之后的经文，《左传》没有纳入体例，足以知道这些经文不再符合孔子的本意，所以我认为孔子因感于获麟而作《春秋》，其意图始于获麟，那么文字也就在起始处截止。从此谈论“为得其实”，是着重阐明经文截止于获麟，并自成一家之说，以说明获麟的意图。

至于“反袂拭面”，

○袂，音绵世反。拭，音式。称“吾道穷”，也不采纳。

[疏]“至於”至“取焉”。

○《公羊传》称“孔子听说获麟”，“反袖擦脸，泪水沾湿了衣袍，说我的道穷尽了！”杜预既然采纳《公羊传》经文截止于获麟的说法，而《公羊传》在获麟之下就有这段传文，恐怕人们认为他也一并采纳了这段传文，所以说“也不采纳”。不采纳的原因是，圣人穷尽本性、通达神妙，乐天知命，活着不喜悦，死了不悲伤，被困在陈蔡之间，就援琴而歌；梦见自己死在两楹之间，就负杖而咏，难道还会畏惧死亡，落下沾湿衣襟的泪水，爱惜性命，发出道穷的感叹吗？如果真是这样，与凡夫俗人有什么区别，还能称为圣人吗！《公羊传》这本书，是乡野小辩，用于远大的道理则拘泥不通，所以不采纳。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简略两传而去掉异端”，哪有反袖擦脸，泪水沾湿衣袍的事？因为虚妄而不合常理，所以不采纳。

卷二 隐元年，尽二年

卷二 隐元年，尽二年

◎隐公

○陆德明说：“解，音佳买反。旧时孔子的经文与左丘明的传文各自成卷，杜预合并而解释它们，所以叫《经传集解》。隐公名息姑，是惠公的儿子。母亲是声子。谥法说：‘不尸位曰隐。’‘第一’，这里不题写《左氏传》，《公羊》、《穀梁》两传既然已经显姓别之，这里不言自明。”

[疏]正义曰：五经的篇题，都出自注者的意图，人各有心，所以篇题没有固定的标准。这本经传原本分开流传，那么经和传各自有题注者，根据自己的意图裁定其原本，很难再知道了。根据现在服虔所注的，题写为“隐公左氏传解谊第一”，没有题写“春秋”二字，那么“春秋”二字，大概是经文的题写；服虔说“左氏传”三字，大概是原本传文的题写。杜预既然集解经传，《春秋》是这本书的大名，所以在上面冠以“春秋”。序说中《左氏》的内容已经完备，所以略去“左氏”，而为此题写。“经传集解”四个字是杜预所加，其余都是旧本。经，是常的意思，说事情有典法可以常遵使用。传，是传的意思，广泛解释经意，传示后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所以叫做“经传集解”。隐公，是鲁君，侯爵。杜预采录《太史公书》、《世本》，旁引传记，编成《世族谱》，略记国家的兴衰。《谱》说：“鲁，姬姓，是文王子周公旦的后代。周公是周室的股肱，成王封他的儿子伯禽于曲阜，为鲁侯，现在的鲁国就是。从哀公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国灭了鲁。”依照《鲁世家》，伯禽到隐公共十三位君主，兄弟相及的有五人。隐公，名息姑，是伯禽七世孙，惠公弗皇的儿子，声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这一年岁在豕韦。《礼记·檀弓》说：“死谥，是周代的制度。”周代制度天子到大夫死后，就累积其德行而为之定谥。《周书·谥法》说：“隐拂不成曰隐。”鲁实际上是侯爵，而称公的原因是，五等爵位虽然尊卑称号不同，臣子尊称其君父，都称为公，这是礼的常例。字书说“第训次也”。一，是数的开始。这一卷在次第上当为第一。

杜氏

[疏]正义曰：杜氏，名预，字元凯，是杜畿的孙子，杜恕的儿子。陈寿《魏志》说：“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是汉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文帝时任尚书仆射，封乐亭侯。试船时溺死，追赠太仆，谥号戴侯。杜恕，字务伯，官至幽州刺史。杜预，是司马宣王的女婿。王隐《晋书》说：杜预，知谋深博，明于治乱，当称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杜预所庶几也。纵观群典，认为《公羊》、《穀梁》诡辩之言，又不是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横以二传乱之，于是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释又参考众家，为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杜预在晋室有大功名，位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封当阳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户。时人号为武库。不言名而言氏的原因，是注述之人，义在谦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