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桓元年，尽二年

译卷五 桓公元年，至二年

◎桓公

陆氏说：“桓公名轨，是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母亲是仲子。《史记》中也称他为允。谥法规定，开拓疆土、使远方臣服的人，谥号为‘桓’。”

译[疏]正义说：《鲁世家》记载：“桓公名允，是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由仲子所生。在周桓王九年即位，周庄王三年去世。”《世本》记载：“桓公名轨。”《世族谱》也记载为轨。谥法规定：“开拓疆土、使远方臣服称为桓”。谥法并非只有一种解释，这里只是略举一例，也不知道他究竟凭借什么德行而获得这个谥号，其他情况都仿照此例。这一年，岁星位于玄枵宿。

【经】元年，春季，周王正月，桓公即位。（继承君位的儿子在刚丧父时就确定了地位，但改换年号必须等到次年，这是为了继承父亲的基业，完成父亲的志向，不忍心在父亲去世的当年就有所变更。诸侯每年年初必定要在宗庙举行礼仪，那些遭遇丧事而继位的人，因此而在新年改元并正式就位，百官按次序排列。所以国史也在简策上记载即位之事。桓公通过篡夺而即位，却使用常规礼仪，想要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而继位的人。《释例》对此论述得很完备。

○篡立，初患反。）

[疏]注“嗣子”到“备矣”。

○正义说：《顾命》篇说：“乙丑日成王去世，派齐侯吕伋拿着两把干戈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引导他进入翼室，让他居丧并主持宗庙祭祀。”孔安国说：“在明室路寝引导他，让他居丧成为天下的宗主。”天子刚去世，继承君位的儿子确定了地位，那么诸侯也应当如此。《释例》说：“《商书·顾命》，是天子在殡宫时的遗制。推究这一点，也足以作为诸侯礼仪的标准。”由此可知，继承君位的儿子在刚丧父时就确定了地位，孝子依据生前的礼节来侍奉死者，在每年的第一天，必定朝拜宗庙，因此就改换年号。《释例》说：“襄公二十九年经书‘春王正月公在楚’。传文说：‘这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到宗庙朝拜正位。’”那么诸侯每年年初必定要在宗庙举行礼仪，现在遭遇丧事而继位的人，在每年新年正月也改元并正式就位，百官按次序排列，所以国史因此在简策上记载即位之事，以表明这一点。这是新君的常规礼仪。桓公对于隐公，本来没有君臣之义，计算隐公去世的时间，桓公就应当改元，不需要等到次年才举行即位仪式，就像晋厉公被弑杀，悼公即位并改元一样。现在桓公虽然实际上是篡夺即位，但归罪于寪氏，诈称自己不与贼人谋划而使用常规礼仪，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而继位的人，既然实际上已经即位。国史依据事实记载。孔子因此而不加修改，反而表明桓公实际上是篡夺即位却自同于常规，也足以看出桓公的篡夺行为了。

三月，桓公与郑伯在垂地相会，郑伯用玉璧来借取许田。

○假，举下反。

夏季，四月，丁未日，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桓公因为篡夺即位而与郑国修好，郑国因此迎接他，在垂地完成礼仪，最终交换了两块田地，然后结盟。垂，即犬丘，是卫国的土地。越，靠近垂地，是地名。郑国请求祭祀周公，鲁国答应接受祊田，让郑国废除泰山的祭祀。知道这不符合礼制，所以用“以璧借取”作为文辞，这是当时所隐讳的。

○好，呼报反，传同。近，附近之近。祊，百庚反。令，力呈反。

[疏]注“公以”到“为文时之所隐”。

○正义说：在垂地完成会盟礼仪，既然交换了许田，然后结盟来确认。所以先记载相会，其次记载借田，然后记载结盟。说迎接他在垂地完成礼仪，是因为垂是卫国的土地，沈氏认为桓公在垂地迎接郑伯，知道这是当时史官所隐讳的，传文不说“书曰”，知道这不是孔子的本意。

秋季，发生大水。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它是灾害。传文条例说：“凡是平原地区出水称为大水”。

冬季，十月。

【传】元年，春季，桓公即位，与郑国修好。郑国人请求恢复对周公的祭祀，最终交换了祊田。（这件事发生在隐公八年。

○复，扶又反。）桓公答应了。“三月，郑伯用玉璧来借取许田”，是为了周公和祊田的缘故。（鲁国不应当答应郑国祭祀周公，也不应当交换取得祊田。触犯了两件不应当做的事而行动，所以隐讳其实情。不说祊田，称为用玉璧借取，意思是好像进献玉璧来借取田地，并非长久交换。

○为，于伪反。）

[疏]注“鲁不”到“易也”。正义说：祊田比许田微薄，加上用玉璧，交换取得许田，并非借取。现在经书却用“以璧借取”作为文辞，所以传文说为了周公、祊田的缘故，解释经书“以璧借取”的话。注又解释传文的意思，周公不是郑国的祖先，鲁国不应当答应郑国祭祀周公。天子赐给鲁国许田，道义上应当传给后世，不应当交换取得祊田。在这一件事上，触犯了两件不应当做的事而行动，所以史官隐讳其实情，不说用祊田交换许田，而说用玉璧借取田地，意思是好像进献玉璧给鲁国来暂时借取许田，并非长久交换。这是为了隐讳国家的恶行，不说用祊田借取而说用玉璧借取，是因为这玉璧确实进入了鲁国。只是诸侯交往，有执持圭璧来传达信命的道理，现在说用玉璧借取，好像进献玉璧来致辞一样，所以玉璧还可以说，祊田则不可以说。为什么呢？祊田和许田都是土地，用土地借取土地，交换的道理已经明白，就不再能够作为隐讳的缘故了。

“夏季，四月，丁未日，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是完成祊田交换的事。完成交换两块田地的事情。传文因为经书不记载祊田，所以单独显现祊田。

○见，贤遍反。盟誓说：“违背盟约，不得享有国家！”渝，改变。

○渝，羊朱反。享，许丈反。

[疏]注“渝，变也”。

○正义说：这是《释言》篇的文辞。传文记载盟誓的话，是因为交换田地是恶行，而发誓不改变

译改，看到他最终没有悔改之心，因此深深厌恶鲁国。此时许田已经落入郑国手中，而《诗经·颂》中关于僖公的篇章说：“居住在常地与许地，恢复了周公的疆域。”大概是在僖公时期又收复了许田。齐国人夺取了讙地和阐地，等到这些土地归还时，经文再次记载此事，从此以后不再记载郑国人归还许田，这是因为经文记载的是“假”（借），意思是仿佛暂时借给郑国，土地仍然是鲁国的财产，所以不能记载为郑国人归还。

译“秋，大水”，凡是平原地区出现洪水，称为大水。广阔平坦的地方叫做原。

[疏]“凡平原”至“大水”。

○正义曰：《洪范》说：“水的特点是滋润向下。”意思是雨水从上面降下，浸润土壤，低洼的地方可以阻挡水流，使积水停蓄在那里。而平原高地则不应该有积水。凡是平原地区出现洪水，就称为大水。平原出水，是说水不渗入地下，而是涌出地面，并非泉水涌出。

○注“广平曰原”。

○正义曰：这是《尔雅·释地》中的文句。李巡说：“指土地宽阔平坦，称之为原。”

冬，郑伯前来拜谢结盟。郑伯如果是亲自前来，那么《春秋》经文就不会记载；如果是派遣使者，那么应当说“郑人”，不能称“郑伯”。怀疑这里有错误。

○使，音所吏。

[疏]注“郑伯”至“谬误”。

○正义曰：《左传》僖公六年传文说：“鲁国因为班次在后。”郑玄注说“鲁国亲近地排在齐国后面并馈赠”，那么也是派遣大夫去戍守齐国了。经文没有记载，大概是史官遗漏了文字。既然经文中没有记载，自有遗漏文字这类情况，杜预既然怀疑这件事，不说遗漏文字而说错误，是因为军队出征讨伐，无论贵贱都要记载，经文中没有记载，必定是文字遗漏。如果事情重要，使者即使地位低微也要记载。郑人来改变和平关系，齐人归还讙地和阐地就是例子。现在因为拜谢结盟的事情轻微，如果使者地位低微，那么按体例就不该记载。所以杜预说，如果是派遣使者前来，传文应当说“郑人”，怀疑传文有误，知道实际上不是郑伯，是因为没有见到鲁公。不记载的原因，是因为鲁郑两国亲近，交换田地结好，郑伯既然拜谢结盟而来，鲁君没有理由不见他，所以知道实际上不是郑伯，只是郑国的使者罢了。

宋国华父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华父督，是宋戴公的孙子。孔父嘉，是孔子六世的祖先。

○华，音户化，是大夫的姓氏。后面都相同。督，音笃。

[疏]注“华父”至“世祖”。

○正义曰：查考《世本》说：“华父督，是宋戴公的孙子，好父说的儿子。孔父嘉生了木金父，木金父生了祁父，祁父的儿子逃到鲁国成为防叔，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生了仲尼。”所以孔父嘉是孔子六世的祖先。

华父督迎着孔父妻子的目光迎接她，又目送她离去，说：“美丽而艳丽。”容貌美好叫做艳。

○艳，音以赡，指美丽的容貌。

[疏]“目逆”至“而艳”。

○正义曰：还没到来时目光迎着看，已经过后目光送着看，都是目光的作用，所以用“目”字统领。美，是说她的形体容貌美；艳，是说她的脸色好，所以说“美而艳”。这是针对两件事的措辞。“色美曰艳”，是《诗经·毛传》中的文句。

【经】二年，春，周历正月戊申日，宋督杀害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称督的名字来记载弑君，罪责在督。孔父称名，是因为他内不能治理好家门，外招致百姓怨恨，自身死亡而灾祸牵连到他的国君。

○闺，音圭。）

[疏]“宋督”至“孔父”。

○正义曰：凡是说“其”的，是指属于他自身所有的，国君是臣子的国君，所以臣子弑杀国君，就说弑杀他的国君；臣子是国君的臣子，所以国君杀害臣子，就说杀害他的大夫；儿子也是国君的儿子，所以说杀害他的世子。称国称人来杀害也说“其”的，是因为人与国并举，是一国人的说法，国君和大夫都是国人所有的，所以也说“其”。如果是两个臣子互相杀害，死者不属于杀害者所有，那么两人都要写名字和姓氏，不能说“其”，那么王札子杀害召伯、毛伯就是例子。与夷是督的国君，说弑杀他的国君是可以的，孔父不是督的大夫，却说以及他的大夫，是因为与国君一起死亡。依据国君来行文，说宋督弑杀他的国君；依据督来行文，而上弑杀他的国君，说以及他的大夫孔父；依据国君来行文，而下以及他的大夫，说以及与夷的大夫，不是督的大夫。仇牧、荀息的意思也相同。

○注“称督”至“其君”。

○正义曰：《左传》宣公四年传例说：“弑杀国君：称国君，是因为国君无道；称臣子，是因为臣子的罪过。”所以知道称督的名字来记载弑君，罪责在督。凡是说父的，虽然可能是字，但春秋时代，有齐侯禄父、蔡侯考父、季孙行父、卫孙林父，都是名字，所以杜预认为孔父是名字。文公七年“宋人杀害他的大夫”，传文说“不称名字，是因为人多；并且说不是他的罪过”。不称名字的是无罪，那么知道称名字的，都有罪了。杜预既然认为孔父是名字，于是论述他犯罪的状况，内不能治理好家门，让妻子在路上行走，让华督看见；外招致百姓怨恨，让国君多次攻战而国人怨恨他，自身死亡而灾祸牵连到他的国君，所以写名字来归罪于孔父。《释例》说：“经文记载‘宋督弑杀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只通过先后顺序来体现义理，没有褒扬孔父的文字。孔父治理国政就招致百姓怨恨，治理家庭就没有闺门的教育，自身先被杀害，灾祸于是牵连到国君。既然没有什么可褒扬的，仇牧没有警戒，遇到贼人又死得没有忠义之事。晋国的荀息，期望能复命，本来没有大的节操。先儒都随意添加褒扬的体例，又显得不安。经文记载臣子蒙受国君被弑的有三处，只是弑杀死亡相继发生，就如实记载。仲尼认为督有无君之心，改书一

译只是这件事罢了，没有其他先例。”因此孔父的行为没有值得称善的地方，史书用名来记载他是为了谴责他。考察《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前代儒者都认为孔父是善人而记载他的字，知道这种看法不对，可以考察“宋人杀其大夫司马”这一条，传文说“他手持符节而死，所以记载他的官职”。“又宋人杀其大夫”这一条，传文认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不记载他的名字”。现在孔父的死，传文中没有称善的事迹，所以杜预的意思是，因为“父”是名，就像齐侯禄父、宋公兹父这类一样。“父”既然是名，“孔”就是氏，就像仇牧、荀息被杀都记载名和氏一样。大概孔父的祖先以孔为氏，所以传文说“华督攻打孔氏”。妇人出门，礼节上必定要遮蔽面容，孔父的妻子出行，让人看见她容貌美丽，这是不能治理好家门。等到宋殇公喜好攻战，孔父必须伏死力争，却顺从了国君的过错，这是招致百姓怨恨。祸事起因于孔父，于是灾祸波及到国君，好像公子比劫持立君而加上了弑君的罪名。杜预累积了他的恶行，所以用记载名字来责备他。刘炫没有通达这个旨意，胡乱指责杜预的过错，是不对的。

译滕子前来朝见。经传中没有解释。隐公十一年称他为侯，现在称他为子，大概是因为他被当时的周王贬黜了。

[疏]注“隐十”到“所黜”。

○正义说：杞国实行夷狄的礼仪，经传每次都加以阐发，这里不阐发，不是因为夷礼。从这以后，滕国应当称子，所以怀疑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当时是周桓王，东周虽然微弱，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尚且能任命邾国为诸侯，显然能够贬黜滕国为子爵。

三月，鲁隐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成，就是平定。宋国有弑君的动乱，所以会盟想要平定它。稷，是宋国的地方。

[疏]注“成平”到“宋地”。

○正义说：“成，平”，是《释诂》中的文句。宣公十五年的经传记载“晋侯在稷地治兵”，治兵是为了抵御秦国，显然没有超出晋国的边境，所以把稷当作河东的稷山。这里是为了平定宋国，所以把稷当作宋国的地方。

夏四月，从宋国夺取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藏到大庙。宋国用大鼎贿赂鲁公。大庙，是周公的庙。起初想要平定宋国的动乱，最终却接受了贿赂，所以详细地记载这件事。戊申，是五月十日。

○郜，音古报。大，音泰，经传中大庙的“大”字仿照此例。

[疏]注“宋以”到“十日”。正义说：《礼记·明堂位》记载鲁君“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文公十三年《公羊传》说“周公称大庙”，所以知道大庙是周公的庙。起初想要平定宋国的动乱，所以在稷地会盟，最终宽恕宋国的罪过而接受它的贿赂，所以得失都详细记载。起初记载平定宋国的动乱，最终记载夺取郜鼎，这就是详细记载的意思。郑众、服虔都认为“成宋乱”是成就宋国的动乱，所以用这句话来纠正他们。《长历》这一年四月庚午朔，那个月没有戊申日，五月己亥朔，十日得到戊申，所以是有日而无月。

秋七月，杞侯前来朝见。鲁公即位以来，杞侯前来朝见。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城。

○召，音上照。

[疏]注“颍川”到“邓城”。

○正义说：贾逵、服虔认为邓是一个国家，说蔡、郑在邓国的都城会盟。《释例》认为这个颍川邓城是蔡国的地方，那个邓国则是义阳邓县。因为邓是小国，距离蔡国路途遥远，蔡、郑不应该远远地去它的都城会盟；况且蔡、郑畏惧楚国，才开始这次会盟，怎么会反而去寻求靠近楚国的弱小国家并与它结盟呢？所以知道不是邓国。

九月，进入杞国。不称主帅，是因为地位卑微。不占领土地而进入称为入。

○帅，音所类，或作师。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冬，鲁公从唐地回来。经传体例说：向宗庙报告。单独相会，所以记载地名。凡是鲁公出行回来不记载“至”的，都是没有向宗庙报告。隐公不记载“至”，是因为谦逊不敢把自己等同于正式君主来记载劳绩和功勋。

[疏]注“传例”到“策勋”。

○正义说：《释例》说：“凡是结盟有一百零五次，鲁公出行有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不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都是没有向宗庙报告。隐公不报告，是因为谦逊；其他鲁公不报告，是因为对礼仪怠慢。”这是说不报告就不记载的意思。知道隐公不记载“至”是因为谦逊，是因为隐公是让位给贤君的君主，必然不会怠慢宗庙，假使怠慢宗庙，只可能偶尔失礼，不应该整个隐公在位期间都不记载“至”。知道是因为谦逊的缘故，劳苦不是所畏惧的，功勋没有可记载的，不敢把自己等同于正式君主来记载劳绩和功勋，所以不报告回来。

【传】二年春，宋国的华督攻打孔氏，杀死孔父并夺走他的妻子。宋殇公发怒，华督害怕，于是弑杀了殇公。君子认为华督怀有无视君主的心，然后才做出恶行，（虽然名义上有君主，但实际上如同没有君主。）所以先记载他弑杀君主。在稷地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是因为贿赂的缘故，立了华氏。（经文中说平定宋国动乱的，大概是因为鲁君接受贿赂立了华氏，贪婪放纵到了极点，厌恶别人指责，所以远远地说起初与齐、陈、郑会盟的本意。经传中说“因为贿赂的缘故，立了华氏”，说明经文中本来记载平定宋国动乱，是为鲁公讳，讳的是接受贿赂立华氏这件事。就像璧假许田是为了周公祊的缘故。所谓委婉而成章法。华督还没死就赐给他族，是华督的狂妄。）

○为赂，音于伪，注中除“为会”一字外，其余相同。恶其，音乌路。婉，音於阮。

[疏]“君子”到“其君”。

○正义说：经传中说的君子，有的是当时的贤者，有的是指斥孔子，有的是语出左丘明的意思而寄托在贤者身上，目的在于阐明道理罢了，不再曲折地制定义例。只有河阳之狩，赵盾之弑，泄冶之罪，这些危险可疑的道理，需要取圣人的证明，所以特别称孔子来阐明，其余都寄托在君子身上。君子，是说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是有德的美称。这里说先记载弑君，这是孔子的新意。不说孔子而说君子，是想表明君子之人的意思都是这样，不只是孔子。华督怀有无视君主的心，而先记载弑君，是因为君主执掌权柄，臣下畏惧威严，每件事禀命而行，不敢妄自杀害，华督却专擅杀死孔父并夺走他的妻子，没有忌惮君主的心，完全没有尊敬上级的意思，不臣的痕迹在心中已经很久了，不是因为公怒才开始兴起毒害。如果先记载孔父，后记载弑君，便好像既杀

译孔父起初便怀有恶念。如今先记载弑君之事，后记载孔父之名，是为了显示他先有轻视国君之心，从而彰显其不义到了极点的原因。

译○注“经称”至“妄也”。

○正义说：传文中说“因为贿赂的缘故，拥立华氏”，这是解释经文中“成宋乱”这句话的含义。所谓“成宋乱”，本意是想诛杀贼臣以安定宋国，如今却接受贿赂，拥立华氏，这并非平定祸乱的样子，而传文却用来解释经文，所以注文申述并疏通其义理，指出“成宋乱”是四国会盟的初衷。等到会盟之后，违背了之前的谋划，不仅不讨伐宋国的华督，反而又拥立华氏。宋国的祸乱实际上并未平定，而经文却记载为“平宋乱”，大概是因为鲁君接受贿赂拥立华氏，贪图财物放纵贼人，罪恶极深，当时的史官厌恶直接指斥，不敢明说四国会盟是纵容贼人、索取财物，所以委婉地说是会盟的初衷，说在稷地会盟，是想以此来平定宋国的祸乱。传文认为经文记载不实，解释了这种避讳的原因。所避讳的，是因为接受贿赂拥立华氏的缘故。这与“为周公祊故”的体例相同，所以用同类事物互相阐明。然而考察“为周公祊故”这一句，“故”字在下面，而向上总结前文，这里也应该说“为赂立华氏故也”。为什么这段文字中“故”字在“立华氏”之上、“为赂”之下呢？因为“周公祊故”文句简略，所以“故”字放在下面，总括总结。而这里文句较长舒缓，不能总括总结，先举出“为赂”这一恶行较重，所以说“为赂故”。然后才开始说“立华氏”，详细叙述其事。现在定本有“故”字，查考晋、宋古本往往没有“故”字，这是错误的。襄公三十年，诸侯的卿在澶渊会盟，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后来没有归还，经文记载为“宋灾故”，这是谴责他们。这里记载“成宋乱”，知道不是讥讽接受贿赂而谴责四国，因为澶渊之会，贬低卿的称号称为“人”，这是谴责的文辞，这里则详细列出君主的爵位，言辞中没有贬责，不是谴责过错的样子。知道是为了避讳的缘故，而追溯会盟的初衷，顺从“平”的文辞。文公十七年，晋国在扈地会合诸侯，想以此平定宋国的祸乱，后来没有讨伐，接受贿赂而返回，这件事与这里完全相同，而经文记载“诸侯会于扈”，传文说“记载为‘诸侯’，是因为没有功劳”。这里也没有功劳，不说“诸侯会于稷”，而是依次列出各国，是因为扈之会晋国是霸主，会合诸侯来讨伐祸乱，却接受贿赂而返回。就像僖公十四年“诸侯城缘陵”，齐桓公是霸主，筑城却没有完成，所以贬称“诸侯”。这里齐、陈、郑自行平定祸乱，所以不加贬低的文辞。知道不为鲁公避讳、不贬低诸侯，是因为狄泉的避讳，只隐去鲁公的名字，其余都加以贬低。这里如果一定要避讳，只需隐去鲁公即可，何必不贬低各国？宣公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成”与“平”意义相同，而那里说“平”，这里说“成”，是因为史官不同，措辞不同，就像“暨”与“及”一样，没有其他含义。所谓史官有文有质，不必更改。文公十三年传文称卫侯、郑伯向晋国请求平定祸乱，鲁公都成全了他们。由此知道“成”与“平”意义没有不同。

宋殇公即位，十年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殇公在隐公四年即位，十一次战争都在隐公时代。

[疏]注“殇公”至“公世”。

○正义说：服虔说：“与夷，在隐公四年即位，第一次战争攻打郑国，包围其东门；第二次战争夺取郑国的庄稼，都在隐公四年。第三次战争夺取邾国的田地；第四次战争邾国、郑国，进入其外城；第五次战争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都在隐公五年。第六次战争，郑伯奉周王命令攻打宋国，在隐公九年。第七次战争，鲁公在菅地打败宋军；第八次战争，宋国、卫国进入郑国；第九次战争，宋人、蔡人、卫人攻打戴国；第十次战争，戊寅日，郑伯进入宋国，都在隐公十年。第十一次战争，郑伯联合虢师大败宋军，在隐公十一年。”这些都在隐公时代。

百姓无法忍受政令。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大宰，所以趁着百姓无法忍受政令，先宣告说：“司马就是这样的。”说国君频繁战争，是司马指使你们。嘉，是孔父的字。

○大音泰。数音朔。已经杀了孔父并弑杀了殇公，从郑国召来庄公并拥立他，以亲近郑国。庄公，是公子冯。隐公三年出居在郑国。冯进入宋国，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

○冯，皮冰反，下同。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公，郜国所制造的器物，所以名字系于郜。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

[疏]注“郜国”至“郜城”。

○正义说：《穀梁传》说：“郜鼎，是郜国所制造的”，孔子说“名称跟随主人，所以叫郜大鼎”。《公羊传》说：“器物跟随名称，土地跟随主人。”意思是器物跟随原本主人的名称，土地跟随后来归属的主人。由此知道是郜国所制造，所以名字系于郜。刘君诘难杜注“郜国，济阴成武县东南有北郜城”，说郜是宋国的邑，济阴成武县东南有郜城。都是成武县东南，相距不远，怎么能一个是郜国，一个是宋邑？刘君认为南郜、北郜都是宋邑，另有郜国来规劝杜氏。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许田、许国相距不远，那么郜国、郜邑为什么不能相近；况且杜注说“有”，都是表示怀疑的语气，怎么能抓住杜注的疑辞，来规劝他的过错？如果按照刘君的解释，郜国究竟在哪里？

齐、陈、郑都有贿赂，所以于是拥立宋公。

○相，息亮反，下注、传相同。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大鼎。戊申日，把它放进太庙，不符合礼制。臧哀伯劝谏说：臧哀伯，是鲁国大夫僖伯的儿子

译做君主的，将要彰显美德、杜绝邪恶，以此来监察百官，尚且担心有所疏漏，所以彰显美好的德行来昭示子孙。因此，清庙用茅草盖屋顶，用茅草装饰房屋，是为了彰显节俭。清庙，是肃穆清净的称谓。

译○著，音张虑，后面不注音的与此相同。称，音尺证。

[疏]“君人”到“子孙”。

○正义说：君人，是说做别人的君主。昭德，是说彰显美好的德行，使德行更加显著闻名。塞违，是说堵塞违背正道的事物，使违抗命令的行为止息。德，就是得。是说内心有所得，对外物也有所得。在心里叫作德，施行出来叫作行为。德是行为尚未表现时的状态，而德存在于心中，无法听到看到，所以圣明的君王设立法度，用外在的事物来表明它。节俭与法度、数量、礼文、器物、声音、光明，都是彰显德行的事情，所以传文中每件事都说到“昭”，这是彰显他们的德行。从“不敢轻易改变纪律”以上说的是彰显德行，完全没有堵塞违背正道的事情。从“毁灭德行树立违背正道”以下说的是违背德行的事情。德行与违背正道，在道理上不能并存，德行显明则违背正道就会断绝，所以在“昭德”之后说“塞违”；违背正道确立则德行就会毁灭，所以在“立违”之前说“灭德”。立违，是说树立违抗命令的大臣，由此可知塞违是说遏止违抗命令的人。“国家的败坏”，是说邦国灭亡，由此可知“还担心或许会失去它”，是说恐怕失去国家。这进谏的言辞有开头和结尾，所以道理互相显现。

○注“以茅”到“之称”。

○正义说：《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用茅草覆盖屋顶、用瓦片覆盖屋顶，那么屋顶的覆盖物或者是茅草或者是瓦片。传文中说“清庙茅屋”，那屋顶必定是用茅草，但用茅草覆盖屋顶没有其他文献记载。《明堂位》说：“山节，藻棁，複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这是天子宗庙的装饰。”那些装饰完备、器物齐全、礼文详尽，不应该用茅草来覆盖。有茅草的原因，杜预说“用茅草装饰房屋，表示节俭”。只是用茅草装饰而已，不是说大量使用茅草全部作为覆盖物。就像童子垂下的鬓发以及蔽膝之类，表示保留古制罢了。《白虎通》说：“君王为什么要建立宗庙？是依据生前的情况来侍奉死者，尊敬死者如同他们还在世一样，所以用宗庙来侍奉他们，这是孝子的心意。宗，是尊的意思。庙，是貌的意思。象征先祖尊贵的容貌。”那么象征尊贵的容貌，是享祭的地方，严肃其屋舍，简略其出入，那个地方肃然清静，所以称为清庙。清庙，是宗庙的统称。《诗经·颂·清庙》是祭祀文王的歌曲，所以郑玄用文王来解释，说天德清明，文王效法它，所以称为清庙。这里广泛指代各个宗庙，不只是文王，所以用清静来解释。

大路越席，大路，是玉路，祭祀天的车。越席，是结草。

○越，音户括。“祀天车”，有的版本没有“天”字，是不对的。

[疏]注“大路”到“越席结草”。

○正义说：路解释为大，君主所在的地方，以大作为称号，门叫路门，寝宫叫路寝，车叫路车，所以人君的车普遍以路为名。《周礼·巾车》“掌管天子的五种路车”，郑玄说：“天子在车上叫路。”那是解释天子的车，所以说天子在车上。其实诸侯的车也称为路。大路，是路车中最大的，《巾车》五种路车，玉路最大。所以杜预用玉路作为大路。《巾车》说：“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用来祭祀。”所以说它是祭祀天的车。越席，是结蒲草为席，放在玉路之中作为垫褥，表示节俭。经、传中提到大路的很多，注释者都根据文意来解释。《尚书·顾命》陈列器物有大辂、缀辂、先辂、次辂。孔安国认为用玉、金、象牙来装饰车，因为遍陈各种路车，所以按照周礼排列次序。僖公二十八年，“周王赐给晋文公大辂的服饰”，定公四年，“祝佗说先王分给鲁、卫、晋大路”，注释都认为这是金路。按照周礼，金路用来分封同姓诸侯，玉路不可以赏赐，所以知道都是金路。襄公十九年，“周王赐给郑子蟜大路”，二十四年，“周王赐给叔孙豹大路”，两处注释都说“大路，是天子所赐车辆的总称”。按照周礼，孤乘夏篆，卿乘夏缦。《释例》认为所赐给穆叔、子蟜的应当是革路、木路，所以杜预用大路作为赐车的总称。服虔说：“大路，是木路。”杜预不这样认为，因为“大路越席”，就像“清庙茅屋”，清庙的华丽，用茅草装饰房屋，表示节俭；玉路的美丽，用越席表示质朴。如果大路是木路，那么就和越席各自成为一物，难道清庙与茅草屋顶又成为别的东西吗？所以杜预用大路作为玉路，在玉路上铺设越席，这才可以表示节俭。所以沈氏说：“玉路虽然华丽，也用越席表示节俭。”而刘君凭空产生不同的意见，用大路作为木路，妄图非议杜预，是不对的。

大羹不致，大羹，是肉汁。不致五味。

[疏]注“大羹”到“五味”。

○正义说：《郊特牲》说：“大羹不和，是重视它的质朴。”《仪礼·士虞》、《特牲》都设置大羹湆，郑玄说：“大羹湆，是煮肉的汁。不和，是重视它的质朴，设置它是为了尊敬尸。”这是祭祀的礼仪中有大羹。大羹，是远古初期，吃肉的人只是煮肉而已，没有五味的调和，祭祀神灵设置它，是为了尊敬并且不忘根本。《记》说“大羹不

译和”，因此知道“不致”的意思，是指不能调和五味。五味，就是《洪范》中所说的酸、苦、辛、咸、甘。

译粢食不凿，黍稷曰粢，不精凿。

○粢音咨。食音嗣，饼也。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子沃反，云：“粝米，一斛舂为八斗。”

[疏]注“黍稷”至“精凿”。

○正义曰：《释草》云“粢，稷”。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东人呼粟为粢。”《士虞记》云“明齐”，郑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然则粢是稷之别名。但稷是诸穀之长，粢亦诸穀总名。《周礼 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郑玄云：“六粢，谓黍、稷、稻、粱、麦、菰。”是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为多，故云黍稷曰粢，饭谓之食。传云“粢食不凿”，谓以黍稷为饭，不使细也。《九章算术》：“粟率五十，凿二十四。”言粟五斗为米二斗四升，是则米之精凿。

昭其俭也。此四者皆示俭。衮、冕、黻、珽，衮，画衣也。冕，冠也。黻，韦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衮，古本反。黻音弗，下同。珽，化顶反。韠音必。笏音忽。持簿，步古反；徐广云“持簿，手版也”。

[疏]注“衮画”至“持簿”。

○正义曰：画衣，谓画龙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诗称》玄衮，是玄衣而画以衮龙。衮之言卷也，谓龙首卷然。《玉藻》曰：“龙卷以祭。”知谓龙首卷也。《尚书 益稷》云：“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言观古人之象，谓观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华蟲以上言作会，宗彝以下言絺绣，则二者虽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 考工记》画缋与绣布采异次，知在衣则画之，在裳则剌之，故郑玄《礼》注及《诗》笺皆云“衣缋而裳绣”，以此知衮是画文，故云衮，画衣也。衮衣以下章数，郑玄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画於旌旗，又登龙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郑此言，九章者，龙一，山二，华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龙去山，自华蟲而下，七章，华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馀四章，在裳。毳冕者，去华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馀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馀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无画，裳上剌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数九文，不取宗彝，则与郑异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别号，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黄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礼文残缺，形制难详。”《周礼》“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论语》云：“麻冕，礼也。”盖以木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长短广狭，则经传无文。阮谌《三礼图 汉礼器制度》云：“冕制，皆长尺六寸，广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舆服志》云广七寸，长尺二寸。应劭《汉官仪》云“广七寸，长八寸”。沈又云广八寸，长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广七寸长尺二寸者，诸侯之冕；广七寸，长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礼残缺，未知孰是，故备载焉。司马彪《汉书 舆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之文制冕，皆前圆后方，朱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无后”。此则汉法耳。古礼，郑玄注弁师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缫，前后各十二斿，斿有五采，玉有十二，鷩冕前后九斿，毳冕前后七斿，希冕前后五斿，玄冕前后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缫，前后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缫，前后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缫，前后五斿，斿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缫，二采玉，其斿及玉各依命数耳。谓

译之冕者，冕，就是俯的意思，因为它后面高前面低，有俯伏的形状，所以因此得名。大概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容易犯骄傲自大的毛病，想要让地位越高的人志向越谦下，所以制定这种服饰，让尊贵的人谦卑于卑贱的人。黻和韠制度相同但名称不同。郑玄在《诗经》的笺注中说：“芾，是上古蔽膝的形制。冕服上的叫芾，其他服饰上的叫韠，用皮革制成。”所以说：“黻，就是皮革做的韠。”《诗经》说“红色的芾在股间”，那么芾就是遮在股间的衣物，所以说用来遮蔽膝盖。郑玄在《易纬·乾凿度》的注中说：“古代的人打猎捕鱼而食，因而穿着兽皮，先知道遮蔽前面，后知道遮蔽后面。后来的君王用布帛代替了兽皮，却唯独保留了遮蔽前面的部分，这是重视古道而不忘本源。”这是说明黻和韠的起源。《易经·下系辞》说“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制作网罟用来打猎捕鱼”。那么打猎捕鱼而食，是伏羲氏时代的事。《礼运》讲述上古时候，说“从前先王吃鸟兽的肉，穿它们的羽毛和皮”，这就是“打猎捕鱼而食，因而穿着兽皮”。又说“后来的圣人兴起，加工麻丝，制成布帛”，《易经·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那么改用布帛是从黄帝开始的。垂衣裳，穿布帛，最初必定始于黄帝，那保留蔽膝的形制，不知道始于哪个朝代。《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穿韨。”是说舜开始制作韨，尊崇祭服而给它不同的名称罢了，未必是这时才开始保留这种形制。知道冕服上的叫黻，是因为《易经》说：“朱绂方来，利于享祀。”知道其他服饰上的叫韠，是依据《士冠礼》“士穿皮弁、玄端，都穿韠”。是其他服饰叫韠，以冕服为主，不是冕服叫其他。这里想要用两种服饰来对比，所以称黻为韦韠。黻和韠，是祭服和其他服饰的不同名称罢了，它们的体制是相同的。《玉藻》讲述玄端服饰的韠说：“韠，国君用红色，大夫用白色，士用染色的皮革。”开头说韠，句末说韦，说明都是用皮革制成的。所有的韠，都模仿下裳的颜色，说国君用红色，大夫用白色，那么尊卑不同的韠，只是颜色不同而已，没有其他装饰。那黻则有纹饰，《明堂位》说：“有虞氏穿黻，夏后氏画山，殷代画火，周代画龙章。”郑玄说：“韨，是冕服上的韠，舜开始制作它，用来尊崇祭服。禹、汤到周代，增加了绘画的纹饰。后来的君王更加装饰：画山，取它仁德可仰慕的意思；画火，取它光明的意思；画龙，取它变化的意思。天子具备所有纹饰，诸侯画火，下卿大夫画山，士只用染色的皮革罢了。”这是说明黻的纹饰。《玉藻》说：“韠，下宽二尺，上宽一尺，长三尺。它的颈部宽五寸，肩部的革带宽二寸。”郑玄说：“颈部宽五寸也是说宽度，颈部在中央，肩部在两角，都向上连接革带用来系住，肩部和革带宽度相同。”这是说明韠的制度。记载中没有关于黻制度的专门描述，都是韠的意义，说明它的制度与韠相同。经传中写作黻，或者写作韨，或者写作芾，音义相同。徐广《车服仪制》说：“古代的韨，就像现在的蔽膝。战国时期连年战争，因为韨不是兵器装饰，就去掉了它。汉明帝重新制作韨，天子用红色皮革蔽膝。蔽膝，就是古代的韨。那么汉代的蔽膝，仍然使用红色皮革，魏晋以来，用绛色纱制作。”这是古今不同的地方。因为使用丝织品，所以字有时写作绂。天子的笏用玉制成，所以说“珽，是玉笏”。《管子》说：“天子拿着玉笏来朝拜太阳”，这是有玉笏的文献记载。礼仪中有笏，是因为《玉藻》说：“凡是在君主面前指点画图，使用笏，在君主面前接受命令，就写在笏上。”《释名》说：“笏，就是忽。君主有命令就写在上面，防备忽然忘记。”有人说笏可以粗略地记录事物。徐广《车服仪制》说：“古代无论贵贱都拿着笏，就是现在的手板。”那么笏和簿，是手板的不同名称罢了。《蜀志》记载秦宓见太守用手板打脸颊，那么汉魏以来都拿着手板，所以说“就像现在官吏手持簿册”。《玉藻》说：“笏，是普遍使用的，因而加以装饰”，是说无论贵贱都使用笏，因而用装饰来显示尊卑。它的上文说：“笏，天子用球玉，诸侯用象牙，大夫用鱼须装饰的竹子，用竹子上部象牙下部也可以。”郑玄说：“球，是美玉。文就是装饰。大夫和士用装饰过的竹子做笏，不敢和君主一起使用纯粹的材料，这是尊卑不同的原因。”大夫和士的笏都用竹子，大夫用鱼须装饰，士用象骨装饰，不敢纯粹使用一种材料，所以低于君主。使用的材料既然不同，体制也不同。《玉藻》说：“天子插着珽，方正于天下。诸侯用荼，前面弯曲后面笔直，向天子谦让。大夫前面弯曲后面也弯曲，无所不谦让。”郑玄认为叫珽，珽的意思是珽然没有弯曲，前后都方正。荼意思是舒缓懦弱，所畏惧的在前面。削圆它的头部，向天子谦屈。大夫上面有天子，下面有自己的君主，所以首尾都削圆，前后都谦让，这是形制不同的原因。它的长度，那么诸侯以下和天子又不同。珽一名大圭，《周礼·典瑞》说“王插着大圭来朝拜太阳”就是这样。《冬官·考工记》“大圭长三尺，天子穿着它”。这是天子的珽长三尺。《玉藻》说：“笏度

译二尺又六寸，比天子的要短。大概诸侯及以下的人，在度量分寸上都是这样。

译带、裳、幅、舄：带，是革带。衣服的下摆叫裳。幅，就像现在的行縢。舄，是双层底的鞋。

○幅，音逼。舄，音昔。縢，徒登反。複，音福。

[疏]注“带革”至“複履”。

○正义曰：下文提到鞶是绅带，由此可知这里的带是革带。《玉藻》说：“革带宽二寸”，郑玄说：“凡是佩玉都系在革带上。”《白虎通》说：“男子有鞶革，表示有金戈革甲之事。”既然表示有革甲之事，所以用皮革做带，带是用来佩挂玉器的。《左传》昭公十二年传说：“裳是下身的装饰。”经传通例，都是上衣下裳，所以说衣服的下摆叫裳。幅与行縢，是古今不同的名称，所以说就像现在的行縢。《诗经》说“邪幅在下”，毛传曰：“幅，就是偪。用来自我约束。”郑笺云：“邪幅就像现在的行縢，约束小腿，从脚到膝盖。”縢解释为缄闭，那么行走时缄闭足部，所以叫行縢；斜着缠绕约束，所以叫邪幅。舄，是屦的一种小类别。郑玄在《周礼·屦人》注中说：“双层底叫舄，单层底叫屦。”那么舄与屦的区别，在于底下是单层还是双层。履是总称，所以说“舄，是双层底的鞋”。是说它底下是双层的。郑玄又说：“天子诸侯吉事都穿舄。”赤舄，是冕服所穿的舄。白舄，是皮弁所穿的舄。黑舄，是玄端所穿的舄。那些士都穿屦。纁屦，是爵弁所穿的屦。白屦，是皮弁所穿的屦。黑屦，是玄端所穿的屦。那些卿大夫穿冕服的，也穿赤舄，其余服饰则穿屦。王后，穿袆衣配玄舄，穿褕狄配青舄，穿阙狄配赤舄，穿鞠衣配黄屦，穿展衣配白屦，穿褖衣配黑屦。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穿合衣狄的，都穿舄，其余都穿屦。舄的装饰，用相对的颜色，赤舄用黑色装饰就是例子。屦的装饰用相仿的颜色，白屦用黑色装饰就是例子。

衡、紞、纮、綖：衡，是维持冠的。紞，是冠上垂下的部分。纮，是缨从下往上系的。綖，是冠上的覆盖物。

○紞，多敢反，《字林》丁坎反。纮，获耕反。綖，音延，《字林》弋善反。上，时掌反，下文“上下”同。

[疏]注“衡维”至“上覆”。

○正义曰：这四样东西，都是冠的装饰。《周礼·追师》“掌管王后的头饰，追衡笄”。郑司农说：“衡，是维持冠的。”郑玄说：“祭服有衡，垂在副的两旁对着耳朵，下面用紞悬挂瑱。”那里妇人的头饰有衡，那么男子的头饰也是这样，冠由此得以支撑站立，所以说“维持冠的”。追，是治玉的名称。王后的衡用玉制成，所以由追师掌管。《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弁和冕都用玉笄，那么天子的衡也用玉，诸侯以下衡所用的材料则没听说过。紞，是悬挂瑱的绳子，垂在冠的两旁，所以说“冠上垂下的部分”。《鲁语》敬姜说“王后亲自织玄紞”，那么紞一定是用线织成的，像现在的绦绳。郑玄《诗》笺说充耳“是用来悬挂瑱的，有的叫紞，是织的人。君用五色，臣用三色”，就是这样。绦一定是杂色的，而《鲁语》只说玄色，因为玄是天色，所以特别提到，不是说纯玄色。纮和缨都用组带制成，用来把冠结在人头上。缨用两组带，系在两旁，结在下巴下面，垂下多余的部分。纮用一组带，从下弯曲向上，系在两旁，垂下多余的部分。纮和缨同类，互相映衬，所以说“纮，是缨从下往上系的”。《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都是玉笄朱纮。《祭义》称诸侯冕而青纮，《士冠礼》称缁布冠青组缨，皮弁笄、爵弁笄缁组纮。郑玄说，有笄的，弯曲组带为纮，垂下作为装饰。无笄的，用缨结其绦。因为有笄的用纮用力少，所以从下往上系；无笄的用缨用力多，所以从上往下结。冕弁都有笄，所以用纮；缁布冠无笄，所以用缨。《鲁语》称公侯夫人织纮綖，知道纮也是织成的。《士冠礼》说组缨、组纮，知道天子诸侯的纮也用组带。綖，是冠上的覆盖物，冕用木做骨干，用玄布覆盖在上面，叫綖。《论语》、《商书》都说麻冕，知道应当用布。《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都是玄冕，知道颜色用玄色。孔安国《论语》注说“绩麻三十升布做冕”，就是綖。郑玄《玉藻》注说“延，是冕上的覆盖物”，这里说冠上的覆盖物，冠、冕通称，所以此注衡及綖都以冠来说，其实都是冕的装饰。

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

[疏]注“尊卑各有制度”。

○正义曰：上面这十二样东西，都是表明其制度，哀伯想到这些，所以说没有次序。郑玄《觐礼》注说，上公衮服无升龙，“天子有升龙，有降龙”，这是衮服有制度。冕则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这是冕有制度。黻则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这是黻有制度。珽

译那么玉和象牙的质地不同，长短也不一样，这说明笏板是有规格制度的。衮冕、鷩冕的下裳绣有四种纹章；毳冕、希冕的下裳绣有两种纹章，这说明下裳是有规格制度的。郑玄在《屦人》篇的注中说：君王吉服所穿的鞋履分为三等，赤舄最为尊贵，是冕服所配的鞋履，其下还有白舄、黑舄。君王祭祀礼服所穿的鞋履也分为三等，玄舄最为尊贵，是祎衣所配的鞋履，其下还有青舄、赤舄，这说明鞋履是有规格制度的。帽带上的玉饰，君主用五种颜色，臣子用三种颜色，这说明玉饰是有规格制度的。天子用红色的帽带，诸侯用青色的帽带，这说明帽带是有规格制度的。至于腰带、幅巾、衡木、冠延等物，文献中没有具体记载。传文说“昭其度也”，意思是明确显示尊卑各有其制度。

译藻、率、鞞、鞛，藻和率，是用皮革制成的，用来衬垫玉器。天子用五种颜色，公、侯、伯用三种颜色，子、男用两种颜色。鞞，是佩刀和削刀上部的装饰。鞛，是下部的装饰。

○率音律。鞞，补顶反。鞛，布孔反。鞞、鞛，是刀和削的装饰。藉，在夜反。削音笑。

[疏]注“藻率”至“下饰”。正义曰：郑玄在《觐礼》注中说：“缫是用来衬垫玉器的，用皮革包裹木头，长宽都根据玉器的大小而定。”《典瑞》注中说：“缫有五种颜色的纹饰，用来荐举玉器，木头作为中间的骨干，用皮革包裹并画上花纹。”这里说用皮革制作，指的是包裹在木头上的皮革。实际上木头是骨干。《礼》中提到的“缫”都有与玉器共用的纹饰。《大行人》称之为“缫藉”，《曲礼》单独称为“藉”，所以知道它是用来衬垫玉器的。《大行人》说：公“手持桓圭九寸，缫藉九寸”。知道大小都根据玉器而定。《大行人》注说：“缫藉用五种颜色的皮革包裹木板，如果放置玉器，就用它来衬垫。”这是因为在放置玉器的时候，必须有缫来衬垫玉器，所以大小与玉器相同。《典瑞职》说：“天子手持镇圭，缫藉五种颜色五匝，用来朝拜太阳。公手持桓圭，侯手持信圭，伯手持躬圭，缫都是三种颜色三匝。子手持穀璧，男手持蒲璧，缫都是两种颜色两匝，用来朝见、觐见、宗庙、相遇、会盟、同朝于天子。”这就是天子五种颜色，公侯伯三种颜色，子男两种颜色的依据。凡是说五种颜色的，都指黑、黄、红、白、青。三种颜色，是红、白、青。两种颜色，是红、绿。就，是成的意思。五就，是说五匝。每一匝称为一就。《礼》中提到的藻，其名称虽然很多，《典瑞》、《大行人》、《聘礼》、《觐礼》都只说缫，或者叫缫藉，没有说缫率的。所以服虔认为藻是画藻，率是刷巾。杜预认为藻率是一样东西，因为擦拭物品的巾没有叫率的，服虔说《礼》中有刷巾，但这件事没有出处，而且哀伯称之为昭数，这应该是礼中重大的内容，难道会把擦拭物品的巾和藻藉归为一类吗？所以知道藻率正是藻的复名。藻可以称为藻藉，为什么不能称为藻率呢？《玉藻》讲述带的制度，说“士用练带，率在下边分开。凡带有率没有箴功”。郑玄说“上下都是单层，不缝合而率积聚。就像现在制作头巾一样”。那么单层而不缝合边缘，积聚其边称为率，这里用皮革包裹木头，大概也是积聚其边，所以称为率。郑司农在《典瑞》注中读缫为藻率之藻，似乎也是藻率共同作为藻。《诗》说：“鞞琫容刀”，所以知道鞞鞛，是佩刀和削刀的装饰。《少仪》说：“刀授予柄，削授予柎。”削是刀一类的，所以与刀连在一起说。鞞鞛两个名称，说明装饰有上下之分，先说鞞后说鞛，所以知道鞞是上饰，鞛是下饰。刘君根据《毛诗传》下曰鞞，上曰琫，来纠正杜氏，但鞞鞛或上或下，都没有确切的正文，不可以用来纠正杜氏的错误。

鞶、厉、游、缨，鞶，是绅带，又名大带。厉，是大带垂下的部分。游，是旌旗上的飘带。缨，在马胸前的部位，像绳索做的裙子。

○鞶，步干反。游音留，注同。膺，於陵反。索，悉各反。

[疏]注“鞶绅”至“索裙”。

○正义曰：《易 讼卦 上九》“或赐之鞶带”，知道鞶就是带。用带束腰，垂下多余的部分作为装饰，称为绅。上面的带是革带，所以说“鞶，绅带”，用来区别于上面的带。《玉藻》讲述带，说“大夫大带”，是一个名叫大带的。《诗毛传》说：“厉，是带垂下的部分。”所以采用毛说的“厉，大带垂下的部分”。大带垂下的部分，名叫绅，又名叫厉，绅是带的名称，厉是垂下的样子。《诗》称“垂带而厉”，这是厉作为垂下的样子。《玉藻》称“天子素带朱里，终辟”，诸侯素带不朱里，大夫玄华辟。垂带都宽四寸，士带宽二寸，再缭四寸，缁辟下垂。贾、服等说鞶、厉都与杜预相同，只有郑玄不同。《礼记 内则》注，把鞶当作小囊，读厉如裂繻之裂，说鞶囊必定裂缯缘之作为装饰。按《礼记》称“男鞶革，女鞶丝”，鞶是带的别称，于是把鞶当作带名，说其带革、带丝，鞶不是囊的名称。《礼记》又说“妇事舅姑施縏帙”，帙是囊的别名，现在人把里书之物称为帙，说其施带、施囊，其縏也不是囊。如果把縏当作小囊，那么帙是什么器物？如果帙也是囊，那么不应该带两个囊了。由此知道鞶就是绅带是符合实际的。游是旐垂下的部分，旆的别名。九旗虽然各有名称，而旌旗作为总号，所以说旌旗之游。按《巾车》“王建大常，十有二旒”，又《大行人》说：上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其孤卿建<巾亶>，大夫士建物，其斿各如其命数。其鸟旟则七旒，熊旗则六旒，龟旐则四旒。所以《考工记》说：“鸟旟七旒，

译用鹑火之象。熊旗六旒，以象伐。龟旐四旒，以象营室。”就是如此。郑司农在《巾车》的注中说：“礼家解释说，缨位于胸前，用削制的皮革制成。”郑玄说：“缨，就是现在的马鞅。”由此可见，缨位于马的胸膺之前。服虔说：“缨像绳索编成的裙状物，现在皇帝的大驾仪仗中有这种装饰。”那么，从汉魏以来，大驾仪仗中马的胸膺处有索裙，这是缨的遗留形象，所以说：“像索裙一样”。查考《巾车》篇中“玉路樊缨，十有再就”，郑玄注说：“樊和缨都用五彩毛毡装饰。”“金路樊缨九就，象路樊缨七就，革路绦缨五就”，郑玄说：“它们的樊和缨，都用绦丝装饰。”“木路翦樊鹄缨”，郑玄说：“用浅黑色装饰皮革作为樊，用鹄色装饰皮革作为缨。没有说明就的数目，装饰方法与革路相同。

译彰显其等级数目。尊卑各有不同的等级数目。

[疏]注“尊卑各有数”。

○正义说：藻纹有五彩、三彩的区别，这是藻率有等级数目。《毛诗传》解释“容刀”的装饰，说“天子用玉做刀鞘上的饰物，用蚌壳做刀鞘下的饰物，诸侯用璗玉做刀鞘上的饰物，用璆玉做刀鞘下的饰物”，这是鞞鞛有等级数目。《玉藻》说“绅带的长度，士为三尺，有司为二尺五寸”，又大夫以上腰带宽四寸，士宽二寸，这是鞶厉有等级数目。玉路车有十二旒，金路车有九旒，这是游有等级数目。玉路车缨结有十二个结，金路车缨结有九个结，这是缨有等级数目。数与度，大同小异。度指限制，数指多少，是说尊卑有节制的数目。

火、龙、黼、黻，火，是画火纹。龙，是画龙纹。白与黑相间称为黼，形状像斧头。黑与青相间称为黻，两个己字相背。

○黼音甫。戾，力计反。

[疏]注“火画”至“相戾”。

○正义说：《考工记》记载绘画之事说“火纹画成圆形”，郑司农说：“画成圆形像火的样子。”郑玄说：“形状像半环一样。”又说“水纹画成龙形”，郑玄说：“龙，是水里的生物。”画水纹的同时画龙，这是衣服上有画火画龙。“白与黑相间称为黼，黑与青相间称为黻”，这是《考工记》的原文。说形状像斧头，两个己字相背，是沿袭旧说。孔安国《虞书传》也说：黼像斧头形状，黻是两个己字相背。这是旧说如此。周代衮冕有九章，传文只说火、龙、黼、黻四章，是略举以明大义，所以文中没有全部列举。衣服上所画的龙在火之前，现在火在龙之前，可知这里的说法不依次序。

彰显其文采。用文章来明确贵贱。五色比拟象征，彰显其物象。车服器械拥有五色，都是比拟象征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是虚设。

○比，并是反。械，户戒反。

[疏]注“车服”至“虚设”。

○正义说：《考工记》说：绘画之事杂用五色，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天色玄，地色黄。这是比拟象征天地四方。比拟象征有六项而只说五色的，是因为玄色在赤黑之间，不是另外的颜色。昭公二十五年传文说“九文、六采”，说采色有六种，所以注家用天地四方六事来对应。五行之色为五色，加上天色则为六色，所以五色六采互相包含。昭其物，是表示器物不是虚设，必定有所象征，那些器物都象征五色，所以用五色来说明。

钖、鸾、和、铃，彰显其声音。钖，在马额上。鸾，在马镳上。和，在车衡上。铃，在旌旗上。动起来都有鸣声。

○钖音杨，马面当卢。铃音令。额，颜客反。镳，彼骄反。旂，勤衣反。

[疏]注“钖在”至“鸣声”。

○正义说：郑玄《巾车》注说：“钖，马面当卢，刻金制成，所谓镂钖。”《诗》笺说：“眉上曰钖，刻金装饰，就是现在的当卢”。那么钖在眉上，所以说在马额上。《诗》称“輶车鸾镳”，知道鸾在马镳上，镳在马口两旁，衡在服马颈上，鸾和也是铃。因为位置不同，所以名称不同。《尔雅 释天》解释旌旗“有铃曰旂”，李巡说：“把铃放在旐的末端。”这是铃在旌旗上。钖在马额，铃在旌旗，前代学者没有不同说法。至于鸾和所在，旧说不同。《毛诗传》说：“在轼上叫和，在镳上叫鸾。”《韩诗内传》说：“鸾在衡上，和在轼前。”郑玄《经解》注采用《韩诗》的说法。《秦诗》笺说：“把鸾放在镳上，与乘车不同。”意思是乘车的鸾在衡上，田车的鸾在镳上。及至《商颂 烈祖》的笺又说“鸾在镳上”，是怀疑不能确定，所以两种说法都采纳。考察《考工记》“轮高，车宽，衡长，三者如一”，那么衡所能容纳的只有两匹服马。诗辞常说八鸾，应当是说马有两鸾。鸾如果在衡上，衡只有两匹马，怎么能放置八鸾呢？由此知道鸾一定在镳上。鸾既在镳上，那么和应当在衡上。经传不说和的数量，不知道和有几个。这四者都用金属制成，所以动起来都有鸣声。

三辰旂旗，彰显其光明。三辰，是日、月、星。画在旌旗上，象征天的光明。

[疏]注“三辰”至“之明”。正义说：《春官》“神士掌管三辰的法度”。郑玄也认为日、月、星称为辰。辰，是时节。日用来照亮白天，月用来照亮夜晚，星则在天上运行，黄昏黎明交替而正，所以指示百姓早晚，百姓得以作为时节，所以三者都称为辰。三辰是天的光明照耀天下，所以画在旌旗上，象征天的光明。九种旗帜中，只有日月是常有的。不说画星，大概大常之上，又画了星。《穆天子传》称“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大概画了北斗七星。考察《司常》“交龙为旂，熊虎为旗”，不画三辰。而说三辰旂旗，旂旗是

译九旗的总称，可以统摄大常，所以举出它来作为代表。

译德行，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定数。升降，是指上下尊卑。用礼文、器物来记载它，用乐声、光明来发扬它，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因此戒慎恐惧，不敢轻易违背法纪。如今毁灭德行而树立违逆，是指树立华督这样违抗命令的大臣。并将贿赂的器物安放在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效仿他，那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僻。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昭著。郜鼎放在太庙，还有比这更昭著的吗？周武王攻克商朝，将九鼎迁到洛邑。九鼎，是殷商从夏朝继承来的九鼎。武王攻克商朝，于是经营洛邑然后离开，又迁九鼎到那里，当时只是经营洛邑，还没有都城。到周公，才最终经营洛邑，称为王城，就是今天的河南城。所以《左传》说：“成王在郏鄏定鼎”。

○寘，音之豉，放置的意思。邪，音似嗟。雒音洛，原本也写作洛。夏，音户雅。郏，音古夹。鄏音辱。

[疏]注“九鼎”至“郏鄏”。

○正义曰：根据宣公三年的传文，知道九鼎是殷商从夏朝继承来的九鼎。《战国策》记载齐国救援周朝，索取九鼎，颜率对齐王说：“从前周朝讨伐殷商而取得九鼎，一鼎需要九万人牵引，九鼎需要八十一万人牵引。”牵引鼎的人数或许是虚言，但要知道鼎有九个，所以称为九鼎。知道武王将九鼎迁到洛邑想要作为都城，是因为鼎是帝王所重视的，世代相传作为宝器。戎衣大定之日，自然可以迁移安置，西周于是将九鼎移到洛邑，所以知道本意是想作为都城。又根据《尚书·商书·洛诰》讲述周公经营洛邑，就知道武王只有迁移的意图，周公才最终经营它。《地理志》说：“河南县是原来的郏鄏之地。武王将九鼎迁到那里。周公致太平，经营作为都城，这就是王城，到平王居住在那里。”说就是今天的河南城，是因为晋朝时还称为河南县。“成王定鼎”，是宣公三年传文中的话。

义士尚且或许会非议他，大概是伯夷这类人。

[疏]注“盖伯夷之属”。

○正义曰：《史记·伯夷列传》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互相让国，都逃归周朝。等到西伯去世，武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谏阻，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就动用武力，可以称为孝吗？以臣子讨伐君主，可以称为仁吗？’左右的人想杀他们。太公说：‘这是义人。’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平定殷商后，伯夷、叔齐以此为耻，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而食。作歌说：“登上那西山啊，在那里采薇。以暴易暴啊，不知道这是错的。”检阅书传的说法，非议武王的，只有这些人。所以知道是伯夷这类人。

何况要将昭示违乱之罪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那该怎么办呢？”鲁桓公不听。周的内史听说后说：“臧孙达在鲁国大概会有后代吧！国君违礼，不忘用德行来劝谏。”内史，是周朝大夫的官职。僖伯劝谏隐公观鱼，他的儿子哀伯劝谏桓公纳鼎，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所以说他在鲁国会有后代。

[疏]注“内史”至“於鲁”。

○正义曰：《周礼·春官》：“内史，中大夫。”是周朝大夫的官职。“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是《易经·文言》中的话。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态度不恭敬。杞侯回国后，鲁桓公就谋划讨伐他。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见”，开始畏惧楚国了。楚国，是今天南郡江陵县北的纪南城。楚武王开始僭越称王，想要危害中原各国。蔡、郑是姬姓诸侯，靠近楚国，所以畏惧而会见谋划。

○近，是附近之近。

[疏]注“楚国”至“会谋”。正义曰：《地理志》说：“南郡江陵县，是原来的楚郢都，楚文王从丹阳迁到这里。”《世本》说：“楚鬻熊居住在丹阳，武王迁到郢。”宋仲子说：“丹阳在南郡枝江县，现在南郡江陵县北有郢城。”《史记》记载文王迁都到郢。《地理志》依据《史记》的说法，此时应当是楚武王。《谱》说：“楚，芈姓，是颛顼的后代。其后有鬻熊，侍奉周文王，早逝。成王封他的曾孙熊绎于楚。以子男的田地居住在丹阳，现在南郡枝江就是。熊达开始称武王，武王十九年，是鲁隐公元年。武王居住在郢，现在江陵就是。昭王迁到鄀，是惠王八年获麟的那一年。惠王二十一年，《春秋》的传文结束。惠王五十七年去世。从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十年，秦国灭楚。”《楚世家》记载武王派随人请求王室尊崇他的称号，周王不听。回报楚国，楚王愤怒，于是自立为楚武王。这是楚武王开始僭越称王。刘炫说：号为武，武不是谥号。

九月，进入杞国，讨伐不恭敬。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是修复旧日的友好关系。惠公、隐公时的友好关系。

○好，音呼报，注同。

“冬天，鲁桓公从唐地回来”，是向宗庙报告。凡是国君出行，要向宗庙报告；返回，举行饮至礼，放下酒爵记录功勋，这是礼制。爵，是饮酒的器具。喝完酒放下爵，就在简策上记录功勋，意思是迅速记载

译有功劳。

○舍，音赦，意思是放置；旧读作舍。

译[疏]“冬公”至“礼也”。

○正义说：凡是国君出行的情况，无论是朝见、会盟、结盟还是征伐，都属于此类。孝子侍奉双亲，外出一定要禀告，回来一定要当面请安，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一样，所以外出一定要向宗庙禀告，回来一定要禀告到达。经文不说禀告祢庙而说禀告宗庙，是因为各个宗庙都要禀告，并非只禀告祢庙。《礼记·曾子问》说：“诸侯前往朝见天子，一定要向祖父庙禀告，在父亲庙奠祭”，并命令祝史向宗庙禀告。“诸侯互相会见，一定要向父亲庙禀告”，并命令祝史向五庙禀告。“回来时，一定要亲自向祖父庙和父亲庙禀告，然后命令祝史向之前禀告过的其他宗庙禀告”。由此可知，诸侯朝见天子时，亲自禀告祖父庙和父亲庙，由祝史禀告其他宗庙。朝见邻国时，亲自禀告父亲庙，由祝史禀告其他宗庙。如果路途遥远，也亲自禀告祖父庙。所以在回来时，说向祖父庙和父亲庙禀告，表明出发时也向祖父庙禀告了。出发时不说向祖父庙禀告，郑玄解释说：“路途近，或许可以不亲自禀告祖父庙”，这说明路途远的也要亲自禀告祖父庙。虽然有的亲自禀告，有的不亲自禀告，但各个宗庙都要禀告，所以总说向宗庙禀告。《曾子问》说“凡是禀告都用制币，回来也如此”，那么出入都用币帛禀告。只是出发时禀告后就出发，回来时禀告完毕又举行饮至礼，所以出发时说禀告宗庙，回来时说饮至，以此表明到达时有饮酒，而出发时没有饮酒。饮至礼，是庆贺国君平安到达，所以趁机在宗庙中饮酒作乐。《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公从晋国回来，孟献子在宗庙中记录慰劳，这是合乎礼的。”记录慰劳和记录功勋，是同一件事。放下酒杯才记录功勋，记录功勋常在宗庙进行，可知饮至礼也在宗庙进行。那是公从晋国回来，朝见后禀告宗庙。这是公从唐地回来，盟会后禀告宗庙。十六年“公从伐郑回来”，传文说“用饮至的礼仪”，征伐后禀告宗庙。这三种情况传文都说合乎礼。可知朝见、会盟、结盟、征伐，禀告宗庙的礼仪相同，传文之所以反复提及，是凡例的规定。朝见后回来禀告到达，而献子记录慰劳就是记录功勋，不仅讨伐有功才记录，即使是平常事务中有安定国家、安抚百姓的功劳，有时也在宗庙记录功勋。国君出行回来禀告到达，一定要用喜庆的聚会向祖父庙和父亲庙禀告，有功就放下酒杯记录功勋，无功就只禀告事情罢了，没有不禀告的。回来出行一定要禀告，而《春秋》中国君出行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只有八十二次，其余不记载的，《释例》说：“凡是国君出行不记载‘至’的，九十四次都是没有禀告宗庙。隐公没有禀告，是谦让；其余国君没有禀告，是怠慢礼仪。”怠慢礼仪，是举大例而言，其中也应该有心意并非怠慢而不适宜禀告的情况，如果出行有耻辱，不足以荣耀，就克制自己归罪于己，不向宗庙禀告，这不是怠慢礼仪。如果事实可耻却不以为耻，回来向宗庙禀告，那么史官也会记载。《左传》宣公五年记载：“公前往齐国，高固让齐侯扣留公，请求娶叔姬。夏天，公从齐国回来。记载这件事，是过错。”《释例》说：“被扣留的耻辱，压抑尊贵、毁坏班列，所以连累先君，辱没社稷，本来应当克制自己归罪于己，不用喜庆的礼仪来结束。宣公前往齐国，已经被扣留，又与邻国的大臣联姻，却举行饮至礼，所以传文说‘记载，是过错’。这是不应该禀告却禀告了，所以记载它来显示过错。”《释例》又说：“桓公去世，从齐国回来，这是死后回来禀告宗庙而记载‘至’的。庄公违背礼仪，前往齐国观看社祭，用饮至礼，这是失礼而记载‘至’的。宣公在黑壤会盟，因贿赂免祸，避讳不记载盟会，却又记载‘至’，也是避讳不把被扣留的事向宗庙禀告。襄公从晋国回来，这是荣耀回来而记载‘至’的。昭公从齐国回来，住在郓地，这是适宜禀告而记载‘至’的。各种记载‘至’的情况，都是禀告宗庙启告返回。有的如实而言，有的有所避讳。传文在征伐中见到饮至礼，在宣公事例中见到记载过错的讥讽，在朝见中见到在宗庙记录慰劳，举这三者来概括其他出行情况。僖公十六年，公在淮地会合诸侯。还没回来，就攻取项地。齐人认为这是讨伐，于是扣留公。十七年秋天，“声姜因为公的缘故，在卞地会合齐侯”，公才得以回来，于是记载“公从会盟回来”，这是避讳被扣留，而以会盟向宗庙禀告。所以传文说：“还有诸侯的事务，而且避讳。”这是避讳被扣留而以会盟禀告。诸侯结盟一定在会盟之后，都记载公从会盟回来，不说公从结盟回来，因为结盟是因会盟而做的，起初一定用会盟征召众人。公出行以会盟向宗庙禀告，所以回来也以会盟禀告到达。虽然也一并以结盟禀告，也不说从结盟回来，是因为出行时不以结盟禀告的缘故。僖公二十八年，公在温地会合诸侯，于是包围许国，经文记载公从围许回来；襄公十年，公在柤地会合诸侯，“于是灭掉偪阳”，经文记载“公从会盟回来”。两种文字不同。《释例》说：“诸如此类，事情形势相连，有的以开始的原因致告，有的以结束的原因致告，大概是当时史官的差异罢了，没有其他含义。”定公十二年“公从围成回来”，出行没有出境却也向宗庙禀告，《释例》说：“陪臣执掌命令，大都相当于国家。仲由建立堕毁三都的计划，而成人不服从，所以公亲自征伐他们，虽然没有越境，但动用民众兴兵，大事化小，所以出入都向宗庙禀告。”

○注“爵饮”至“功也”。

○正义说：《韩诗》解释说：“一升叫爵。爵，是尽、足的意思。二升叫觚。觚，是寡的意思。饮酒应当寡少。三升叫觯。觯，是适的意思。饮酒应当自适。四升叫角。角，是触的意思。其次不自适

译触，是触犯罪过的意思。五升容量的酒器叫做散。散，通“讪”，意为讥讽。饮酒不能自我节制，就会被人讥讽。这些酒器的总称叫做爵，具体的名称叫做觞。觞，通“饷”，意为馈赠。那么饮酒的器具，其具体名称有五种，但总称为爵。查考《燕礼》记载，爵使用觚、觯，这指的是饮至礼中所用的爵不过是用觚、觯罢了。作为君主，赏赐不超过一个月，是想让百姓迅速看到行善的好处。所以放下酒爵就立即在简策上记录功劳，说的是迅速记载有功之臣。

译特地相会，往来只称地名，这是谦让的礼节。特地相会，是指国君与另一个国家相会。相会必有主人，如果是两人单独相会，就没有人肯做主人，双方互相谦让，相会之事就无法完成，所以只记载地名。如果是三个以上国家相会，那么前往的一方称地名，到来的一方称相会，这样事情就能成功。这是指相会之事成功。

○“参”读作“七南反”，又有一音读作“三”。“上”读作“时掌反”。

起初，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地之战时生下了太子，给他取名叫仇。条，是晋国的地名。太子，就是后来的晋文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取战事中互相仇怨之意。

○“仇”读作“求”。他的弟弟在千亩之战时出生，给他取名叫成师。这就是后来的桓叔。西河界休县南面有一块地，名叫千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取能成就其军队之意。

[疏]“千亩之战”。

○正义说：查考《周本纪》，周宣王三十九年，周王与姜戎在千亩交战。这里是取这场战事来给儿子命名。

师服说：“奇怪啊，国君给儿子取的名字！师服，是晋国的大夫。

○“名”读如本字，或读作“弥政反”。名字用来制约道义，名字一定可以说明其含义。道义用来产生礼仪，礼仪是从道义中产生的。礼仪用来体现政教，政教依靠礼仪才能成功。政教用来端正百姓，因此政教成功而百姓听从。如果违背常理就会产生动乱。违背礼仪道义，动乱就会产生。

[疏]“夫名”至“生乱”。

○正义说：出口称为名，合乎适宜称为义。人说话要使符合事宜，所以说“名以制义”。依靠道义而行，所以能产生礼法，所以说“义以出礼”。遵循礼仪而行，所以能体现政教，所以说“礼以体政”。以礼仪作为政教，用来端正百姓，所以说“政以正民”。现在晋侯给儿子取名不合宜，礼教就没有来源。政教不依靠礼仪，百姓就会各有心思，所以这是动乱的开始征兆。

美好的配偶称为妃，怨恨的配偶称为仇，这是古来的命名原则。自古就有这种说法。

○“耦”读作“五口反”。“妃”读作“芳非反”。现在国君给太子取名叫仇，给弟弟取名叫成师，这是动乱的开始征兆。兄长大概会被废黜吧！”穆侯宠爱小儿子桓叔，两人都取战事作为名字，但所寄托的意思不同，所以师服知道桓叔的党羽一定会在晋国兴盛从而倾覆宗庙国家，因此借名字来讽谏。

○“替”读作“他计反”，意思是废黜。“少”读作“诗照反”。“讽”读作“芳凤反”。

[疏]注“穆侯”至“讽谏”。正义说：太子与桓叔虽然都因战事而命名，但所寄托的意思不同。仇，取战事中互相仇怨之意；成师，取能成就军队之意。根据名字探求含义，那么太子多怨仇，而成师有部众。穆侯本来立此名，未必先产生这种意思。只是宠爱小儿子，在当时已经很明显，师服知道桓叔将会兴盛，所以推演出这个道理，借解释名字来讽谏，想要使主干强壮而枝干弱小。臣子规劝谏言，如果没有头绪，凭什么进言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并不是说人立名一定会有应验。而何休认为左氏传中后来的兴亡，是由立名的善恶决定的。引用后稷名弃，作为《膏盲》篇的论据，来诘难左氏，这是不对的。

鲁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动乱，所以封桓叔于曲沃。惠，是鲁惠公。晋文侯去世，儿子昭侯元年，地位危迫不能自安，封成师为曲沃伯。靖侯的孙子栾宾辅佐他。靖侯，是桓叔的高祖父，意思是得到尊贵宠爱的公孙作为傅相。

○“靖”读作“才井反”。“栾”读作“力官反”。

[疏]注“靖侯”至“傅相”。

○正义说：查考《晋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献侯，献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叔的高祖。史传中称祖都叫祖父，所以称高祖为高祖父，不是高祖的父亲。特别说是靖侯的孙子，就知道传文的用意，是说得到尊贵宠爱的公孙作为傅相。这个人的后代，于是成为栾氏，大概他的父亲字栾。

师服说：“我听说国家建立，根本大而末梢小，因此能够稳固。所以天子建立诸侯国，是立诸侯。诸侯建立卿大夫之家，卿大夫称为家臣。卿设置侧室，侧室，是众子，得以设立这一个官职。

[疏]注“侧室”至“一官”。

○正义说：《礼记·文王世子》说“公如果有出疆的政务，庶子守公宫，正室守大庙”。郑玄说：“正室，是嫡子。”正室是嫡子，所以知道侧室是众子，说他们在嫡子的旁侧。文公十二年的传文说：“赵有侧室叫穿。”这是卿得以设立这个官职。卿的家臣，数量很多，只说设立这一个官职，其余的官职，事务牵连国家，临时选用，异姓都可以担任。那侧室这一个官职，必定用同族的人，这是卿荫庇所及，只知宗族事务，所以特别提及。查考《世族谱》，赵穿是夙的庶孙，对于赵盾是从父兄弟，却作为盾的侧室。然而选择宗族中的庶子来担任，未必立卿的亲弟弟。

大夫有贰宗，嫡子为小宗，次子为贰宗，用来相辅佐。

○“適”读作“丁历反”。“为小宗”，原本有的版本作“为大宗”，是错误的。

[疏]注“適子”至“辅贰”。

○正义说：礼制中有大宗、小宗。天子诸侯的庶子称为别子，以及异姓受族作为后世始祖的人，世代嫡传继承，百世不迁，称为大宗。作为父亲后嗣的人，众弟宗奉他，五

译世系传承到一定阶段就迁移，这被称为小宗。所谓五世则迁，是指从高祖以下，丧服关系尚未断绝。继承高祖嫡系的人，则在緦服亲属范围内共同尊奉为宗；继承曾祖嫡系的人，则在小功亲属范围内共同尊奉为宗。继承祖父、父亲嫡系所尊奉的宗，情况也是如此。所以郑玄在《丧服小记》的注释中说：“小宗有四种，有的继承高祖，有的继承曾祖，有的继承祖父，有的继承父亲，都到了五世就迁移。”因为緦服的关系已经穷尽，不再相互尊奉敬重，所以亲属关系疏远后就依次迁移。《礼记·大传》说：“有百世不迁移的宗，有五世就迁移的宗。百世不迁移的，是别子（诸侯庶子）的后代，尊奉继承别子所从出的祖先，这是百世不迁移的。尊奉继承高祖的人，这是五世就迁移的。”这是说明大宗和小宗的区别。大夫本人如果是嫡子，就属于小宗，所以他的弟弟作为贰宗，以辅助作为副贰，也设立这个官职。杜预之所以不说大宗而说小宗，是因为大夫不一定都是大宗，依据担任小宗的人较多，所以杜预这样说。如果大夫本人是大宗，也只能设立贰宗这个官职罢了。《礼记》是依据公族来论述的，所以说别子为祖主，说的是诸侯的庶子。其实异姓受封立族，也作为始祖，他们的继承人，也是大宗。只是《礼记》的文字没有提及罢了。沈约说：“嫡子为小宗，是指大夫本人身为小宗。次者为贰宗，是指大夫的庶弟担任贰宗，以侧室为例，这些都是官名，与五宗不同。”

译士人中有让子弟充当仆役的，这是因为士的地位卑微，所以让自己的子弟做仆隶。庶人、工匠、商人，各自有亲属关系的亲疏分别，都有等级递减的区别。庶人之中没有尊卑之分，只以亲疏来加以区别。衰，是递减的意思。

○分，音扶问，又读如本字。亲，音七刃，又读如本字。衰，音初危，注文相同。复，音扶又。别，音彼列。杀，音所界。因此百姓顺从侍奉他们的上级，而下层的人没有非分的企图。下层的人不企望、觊觎上层的职位。

○觊，音冀。觎，音羊朱；《字林》音羊住；《说文》说，觎是欲望的意思。现在的晋国，是甸侯，却建立了国家。根基既然已经衰弱，它能长久吗？”诸侯中处于甸服的。

○甸，音徒练。

[疏]注“诸侯”至“服者”。

○正义曰：周公划分广大的九州，土地纵横万里，制定为九服，王畿方圆千里。王畿之外每五百里称为一服。侯、甸、男、采、卫、要这六服属于中国。夷、镇、蕃这三服属于夷狄。《大司马》称之为“九畿”，是说它们有期限界限。《大行人》称之为“九服”，是说它们服事周王。按照这个数字计算，甸服的内侧边界，距离京师还有千里。晋国距离王城不可能有这么多距离，却能处在甸服，这是《周礼》设定的法则罢了。土地的形势，不可能像地图那样方正平整，未必每一服都完全符合这个数字。《地理志》说：“起初洛邑与宗周共同划定封畿，东西长，南北短，长短相抵为千里。”这说明王畿不是正方形的。《志》又说东都方圆六百里，一半是三百里，外面有侯服五百里，共为八百里。计算晋国都城在大原，距离洛邑将近八百里。既然王畿不是正方形，各服的界限必然有所偏差更改，所以晋国处在甸服。

周惠王三十年，晋国潘父杀害昭侯而立桓叔，未能成功。潘父，是晋国的大夫。昭侯，是文侯的儿子。晋国人拥立孝侯。孝侯是昭侯的儿子。周惠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攻打翼城，杀害孝侯。庄伯，是桓叔的儿子。翼，是晋国的都城。翼城人拥立孝侯的弟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国在鲁隐公五年逃奔到随国。那年秋天，周王在翼城拥立哀侯。哀侯侵犯陉庭的田地。陉庭，是翼城南部的边邑。

○陉，音刑。陉庭南部的边邑开启了曲沃攻打翼城的祸端。

卷六 桓公三年，至六年

卷六 桓公三年，至六年

【经】三年，春，正月，鲁桓公与齐侯在嬴地会盟。（经文开头时节必定书写“王”，表明这个历法，是天王颁布的。如果有废弛法度违背常理，失于颁布历法，所以不书写“王”。嬴，是齐国的城邑，即现在的泰山嬴县。

○经三年正月，从此直到十七年都没有“王”字，只有十年有。两传以此作为义理。有“王”字的是错误的。嬴，音盈。）

[疏]注“经之”至“嬴县”。

○正义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共四年在春季有“王”字。九年春，没有“王”字，也没有月份。其余十三年，虽然春季有月份，全都缺少“王”字。《穀梁传》说：“桓公时期没有王，那么说‘王’是什么意思呢？是谨慎地开始。说没有王是什么意思呢？桓公弟弟杀害哥哥，臣子杀害君主，天子不能平定，诸侯不能救援，百姓不能离去，认为这是无道的局面，于是可以推演到这种地步。元年有王，是用来治理桓公的。二年有王，是纠正与夷去世的事。十年有王，是纠正终生去世的事。”十八年书写王，范甯注说：“这一年书写王，是用王法最终治理桓公的事。”以前的儒者多采用《穀梁》的说法。贾逵说：“不书写王，是因为杀害君主，交换祊田，促成宋国的动乱，这是无王的表现。”元年治理桓公，二年治理督，十年纠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理桓公。杜预认为正是王正历法从周王那里颁布，所以认为王者颁布历法，史官才书写王。表明这个历法，是天王颁布的，如果有废弛法度违背常理，失于颁布历法，那么诸侯的史官就不能书写王，说这十三年没有王，都是周王没有颁布历法的原因。刘炫规过说：“然而天王失于颁布历法，经文不书写王，这既然是国家的大事，为什么传中没有不同的文字记载？又昭公二十三年以后，王室有子朝的动乱，经文都书写王，难道王室还能颁布历法吗？又襄公二十七年再次丢失闰月，杜预说‘鲁国的司历官一下子设置了两个闰月’。又哀公十三年十二月出现螽虫，杜预说‘季孙虽然听到孔子的话，却不纠正历法’。按照杜预的注解，历法既然是天王颁布的，鲁国人怎么能擅自更改？又子朝逃奔楚国，那年王室才刚刚平定，王位还尚未确定，诸侯不知道尊奉谁，还有什么人还能颁布历法？昭公二十三年秋天，才书写天王居住在狄泉，那么那年春天还没有王了。当时没有王，历法没有出处，为什么那年也书写王呢？如果春秋的历法一定是天王颁布的，那么周朝的错失就不关鲁国的事。鲁国人虽然或许知道，也没有理由擅自改正。襄公二十七年传称‘司历犯错，再次丢失闰月’，这是周朝的司历官还是鲁朝的司历官？而杜预《释例》说：鲁朝的司历官‘开始发觉错误，一下子设置两个闰月，以顺应天正’。如果历法是王颁布的，应当一律听从王命，怎敢擅自设置闰月、更改年份？哀公十三年十二月出现螽虫，孔子说：‘火星还在西流，是司历官的过错。’杜预在《释例》又说：‘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