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隐元年，尽二年

译这里说的是杜氏。毛亨、孔安国、马融、王肃等人，他们所注解的书都称为“传”，郑玄则称之为“注”。而这里在“杜氏”之下没有再加称谓，是因为《集解》的书名已经题写在上面，所以只说“杜氏”罢了。刘炫说：“不称名字而称姓氏，是因为汉代承袭焚书之后，各位儒者各自记载学问姓名，不敢公布于天下，只想在私家宗族中传授，所以只题写自己的姓氏，这是一种谦辞。”

译传文说：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称“原配”，是为了表明她是第一位正式娶入的夫人。子，是宋国的姓氏。

○惠公，名不皇。谥法规定：爱护百姓、喜好施与的人，谥号为“惠”。他的儿子隐公，是谦让君位的国君。元妃，“元”字读作芳非反。传文说：“美好的配偶称为妃。”“適”字，原本也写作“嫡”，意思相同，读作丁历反。

[疏]传文“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正义说：惠公，名弗皇，是孝公的儿子。谥法规定：“爱护百姓、喜好施与的人，谥号为惠。”《释诂》说：“元，是始的意思；妃，是配偶的意思。”始为配偶，是说以前未曾娶妻，而此人开始成为配偶，所以注文说：称原配，是为了表明她是第一位正式娶入的夫人。妃这个称呼，通用于正妻和妾室，所以传文说：“陈哀公的原配夫人郑姬生了悼太子偃师，二妃生了公子留，下妃生了公子胜。”元，是始的意思，也是长的意思。一个“元”字，兼有始和正妻两层含义，所以说“始正妻夫人”。然而有是始娶而非正妻的情况，像孟任这类就是如此。也有是正妻而非始娶的情况，像哀姜这类就是如此。妃是配偶的意思，并没有尊卑的区别。至于尊卑不同的称呼，则是《曲礼》所说的：“天子的配偶称为后，诸侯的配偶称为夫人，大夫的配偶称为孺人，士的配偶称为妇人，平民的配偶称为妻”那样。郑玄认为，“后”的意思是后，大概是因为主持内务在丈夫之后；“夫”的意思是扶，是说能够辅助成就君主的德行；“孺”的意思是属，是说其系属于人；“妇”的意思是服，是说其服侍于人；“妻”的意思是齐，是说与丈夫地位平等。平民地位低下，却见其平等。以上是根据爵位的尊卑来设立不同的称号，实际上都是配偶，通称为妃。《少牢馈食礼》说“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的妻子也称妃。孟、仲、叔、季，是兄弟姊妹长幼的别字。孟和伯都指长子。《礼纬》说：“庶出的长子称孟”，那么正妻的长子称伯，妾生的儿子比正妻的儿子年长，则称为孟，用来区别正庶。所以杜预在注《左传》僖公十五年及《释例》中都说道：“庆父是庶出的长子，所以有时称孟氏。”沈氏也是这样认为。考察传文中赵庄子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么赵武是正妻的儿子，而武称赵孟。荀偃去世时，士匄请求继任，说“郑甥可以”，那么荀吴是妾生的儿子，而吴称知伯。难道知氏总是正出而称伯，赵氏总是庶出而称孟吗？大概是因为赵氏是赵盾的后代，赵盾是庶出的长子，所以子孙常以孟来称呼，与庆父相同。由此推论，知道知氏是荀首的后代，传文说“中行伯的幼弟”，那么都是正妻的儿子。只是林父、荀首都得以立家，所以荀首的子孙也从正出长子称伯。或许在春秋时期不能完全符合礼制，孟伯的字没有正庶的区别，大概是随心所欲而自称罢了。契姓子，宋国是殷商的后代，所以子为宋国的姓氏。妇女以字配姓，所以称孟子。

孟子去世，不称薨，是因为没有完成丧礼。没有谥号，是因为先于丈夫去世，不能跟随丈夫的谥号。

○谥，读作实至反。

[疏]注“不称”至“夫谥”。

○正义说：鲁国的夫人都称薨并举谥，这里唯独没有谥号，因为惠公去世，所以特别解释。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传文说“不成丧”，就知道这里不称薨，也是不成丧。考察传文条例“不赴告就不称薨”，那么这里说不成丧，正是指不赴告诸侯。《周礼·小史》说：“卿大夫的丧事，赐谥，读诔。”只赐给卿大夫，不赐给妇女，那么妇女按法不当有谥号，所以称号应当依附丈夫。《释例》说：“谥号，兴起于周朝初代君王，由质朴变为文饰，于是有了避讳。”传文说：“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死后终将避讳”，所以用谥号代替。末世泛滥，降及平民，甚至妇女。妇女没有外部的行为，按礼应当依附丈夫的谥号，以表明所属。《诗经》称庄姜、宣姜，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说妇女按法没有谥号，所以取丈夫的谥号冠在姓之上。活着时以丈夫的国家冠之，韩姞、秦姬就是如此；死后以丈夫的谥号冠之，庄姜、定姒就是如此。直接看到此人是某公的妻子，所以跟随丈夫的谥号，这谥号不是妇女的德行。丈夫的谥号已定，妻子就随之称呼。先于丈夫而死，那么丈夫还没有谥号，或者随宜称呼字，所以说“无谥”，是说妇女按法没有谥号。“先夫死，不得从夫谥”，解释为什么不称“惠”。这是说其正法罢了。至于末世泛滥，就为之作谥。景王未崩，妻称穆后，像这类，都不合礼。重复说孟子，服虔说“恐怕与惠公同时去世”，所以重复说。下面的仲子也是这样。

继室是声子，生了隐公。声，是谥号。大概是孟子的侄女和妹妹。诸侯开始娶妻，同姓的国家以侄女和妹妹陪嫁。原配夫人死，次妃代理内务，还不得称夫人，所以称为继室。

○侄，读作直结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娣，读作大计反，女弟也。娶，读作七住反。媵，读作以证反，又绳证反。

[疏]注“声谥”至“继室”。正义说：谥法规定不生其国曰声，所以“声”是谥号。襄公二十三年传称“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那么侄和娣都能继室。这里既然没有明文，

译所以设置疑辞说“大概是孟子的侄娣”。《左传》成公八年传曰：“凡是诸侯嫁女，同姓的国家送媵妾，异姓的国家就不送。”《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说：“诸侯娶一个国家的公主，就有两个国家送媵妾跟随，带着侄子和妹妹。侄是什么？是兄长的女儿。娣是什么？是妹妹。诸侯一次聘娶九位女子。”那么诸侯娶自三个国家，每个国家各有三位女子。这里说诸侯初娶时，同姓国家以侄娣作为媵妾，是想说明媵妾中也有侄娣，只是行文省略罢了。实际上夫人与媵妾都有侄娣。但声子或许是孟子的侄娣，或许是同姓国家所送媵妾的侄娣，因为难以明确，所以杜预作了两种解释。起初说“孟子的侄娣”，又说“同姓国家以侄娣作为媵妾”就是这样。所以《释例》说“古代诸侯娶妻，正夫人以及左右媵妾各自都有侄娣，都来自同姓国家，每个国家三人，总共九位女子，参杂骨肉至亲，用来平息内闱争讼。内闱争讼平息，用来广继子嗣”，这就是其中的义理。然而宋国的同姓国家，依据《世本》记载有“子姓，殷、时、来、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萧”，但《春秋》没有记载这些国家，不知道宋国的同姓国家具体是哪几个。《释言》说：“媵，就是送。”意思是妾送正妻出行，所以夫人的侄娣也称媵。经传中关于诸侯的说法，只有继室的女儿，都没有重娶的礼仪，所以知道元妃死后，次妃就代理治理内务。次妃指的是侄娣与媵妾中地位最尊贵的人。《释例》说“夫人去世，不再重新聘娶，必定由侄娣或媵妾继任为室”。这是说夫人的侄娣与两位媵妾都可以继任为室。正妻与庶妾相互争夺，是最大的祸患，礼制之所以要区别嫌疑、澄清疑惑、防微杜渐，所以虽然代理治理内务，仍然不能称为夫人，又不同于其他妾室，所以称为继室。妻子处在丈夫的居室，所以书传通称妻子为室，意思是继续元妃在丈夫居室中的地位。

译宋武公生下了仲子，仲子出生时手掌上就有纹路，形状像“鲁夫人”三个字，所以仲子嫁到了我国。女子出嫁称为“归”。因为手掌的纹理自然形成文字，好像天命注定，所以将她嫁给鲁国。

○“妇人谓嫁曰归”，有的版本没有“曰”字。这里依据《公羊传》。

[疏]“宋武”到“于我”。正义说：《宋国公爵谱》记载：“宋国，子姓，祖先契，辅佐唐尧虞舜担任司徒，封在商地。成汤接受天命，统治天下。等到商纣王无道，周武王灭掉商朝，封纣王的儿子武庚来继承殷商的祭祀。武庚作乱，周公征讨并杀了他，改封纣王的哥哥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为宋公，建都商丘。就是现在的梁国睢阳县。微子去世，他的弟弟微仲继位。穆公七年，是鲁隐公元年。景公三十六年，是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获麟的那一年。昭公即位元年，《春秋》的传文就结束了。其后五代一百七十年，齐、魏、楚共同灭掉了宋国。”按照《宋世家》，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位君主，其中兄弟相继的有两位，武公是微仲的九世孙。谥法规定：“能平定祸乱称为武”。

○注“妇人”到“於鲁”。

○正义说：女子出嫁称为“归”，这是鲁隐公二年《公羊传》中的原文。因为手掌的纹理自然形成文字，好像天命注定让她做鲁国的夫人，所以将她嫁给鲁国。成季、唐叔也有手掌上有文字，分别写着“友”、“虞”，“曰”字后面没有说“为”。这里传文说“为鲁夫人”，是因为宋国女子嫁给他国为妻，所以传文加上“为”字以示区别。并不是因为手掌纹路里有“为”字，所以在“鲁夫人”上面加了“为”字。仲子手掌上有这纹路，自然形成文字，好像天命注定，所以说“有若天命”。隶书起源于秦朝末年，手掌纹路必定不是隶书。石经古文“虞”字写作<从从}，“鲁”字写作……，手掌纹路或许类似这些字形。那“友”和“夫人”，本来也应该有类似的字形。传文重复说“仲子生”，是详细叙述，与上文重复说“孟子卒”的意义相同。旧说认为：“好像河图洛书是天神的言语，真是天命。”这里虽然手掌有纹理，但没有灵验，又不是梦见上天，所以说“有若”。

生下桓公后惠公去世，意思是说仲子嫁到鲁国生下男孩，惠公不是在桓公出生的那年去世的。

[疏]注“言归”到“年薨”。

○正义说：杜预知道惠公不是在桓公出生的那年去世，是因为元年传文说“惠公去世时，有宋国军队入侵，太子年幼，所以葬礼有缺漏”。“少”是未成年的说法，不是刚出生的称呼。又因为改葬惠公时隐公不去吊唁，让桓公做丧主。如果桓公是惠公去世那年出生的，那时才两岁，不能担任丧主。又因为羽父弑杀隐公，与桓公同谋。如果桓公那时才十二岁，也不能定下弑君的计划。由此知道桓公出生不是在惠公去世的那年。年龄的长幼，道理没有不同，杜预说这个，是为了说明庆父是庄公的庶兄，所以明确说出这一点来铺垫下文。《释例》说“现在推究传文的上下文，羽父弑杀隐公，都向桓公咨询谋划，那么桓公已经成年了。传文说‘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只有这个儿子，不是说生在惠公去世那年。桓公已经成年而弑杀隐公，即位后才娶齐女，自然应该有年长的庶子，年长的庶子，所以氏称为孟”。这是杜预铺垫下文的意思。

因此隐公即位而奉立桓公。隐公是继室所生，应当继承君位，因为祥瑞的缘故，追成父亲的心愿。因为桓公还小，所以立他为太子，率领国人奉立他，这是为经文“元年春”不记载“即位”作传文解释。

○祯音贞。为桓，于伪反。少，诗照反。大音泰。旧“太”字都写作“大”。后文“大”字都仿照这个。为经，于伪反。后文凡是“为经”、“为传”、“张本”、“起本”的例子，都仿照这个，不再注音。

[疏]注“隐公”到“位传”。

○正义说：继室虽然不是夫人，但比众妾尊贵。惠公没有立太子，母亲尊贵就适宜做国君。隐公应当继承父亲的事业，正是因为祥瑞的缘故，仲子手掌有夫人的纹路，她的父亲娶她，有以仲子为夫人的意思，所以追成父亲的心愿，把君位让给桓公。只是因为桓公年少，不能承担艰难，所以立桓公为太子，率领国人奉立他。自己暂且代理君位，等他长大，所以在岁首不正式即位。传文在“元年”之前预先说出这话，是为经文不记载公“即位”作传文解释。这就是所谓在经文之前开始叙述事情。凡是称为“传”的，都是为经文解释。只有文公五年“霍伯臼季等去世”，注解说“是为六年蒐于夷作传”的，因为“蒐于夷”与这段文字紧接，所以不能说铺垫下文。有的说张本，有的说起本，有的说起，检查上下文，事情相同文字不同，怀疑杜预是随意说的。郑众认为隐公代理即位做国君，奉立桓公为太子。考察传文说“立而奉之”是先“立”后“奉之”。如果隐公先即位然后才奉立桓公，那么隐公即位时没有太子，隐公做国君又代理什么？如果先奉立太子然后才代理即位，就不能说“立而奉之”。这是郑众的错误。贾逵认为隐公立桓公为太子，奉立他做国君。隐公虽然不正式即位，称公改元，向臣子发号施令，在宗庙朝见正位，说立桓公为太

译你这样就可以了，哪里还有他侍奉他作为君主的说法呢？这是商贾的妄说。襄公二十五年齐景公即位，传文说“崔杼拥立他并担任相国”，由此可知“拥立并侍奉他”是指拥立为太子，率领国人侍奉他，正是指侍奉他作为太子。元年的传文说“太子年幼”，这是拥立为太子的文辞。太子，是父亲在世时的称呼，如今惠公已经去世却说拥立为太子，是因为他尚不能胜任君主之位，仍然处于太子位置的原因。《礼记·曾子问》说“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这是君主去世后仍然可以称太子的例证。

译经文：鲁隐公元年，春季，周历正月。这是隐公执政的第一年，也是周天子的正月。凡是君主即位，希望他体现“元”（始）的道理而居于正道，所以不写“一年一月”。隐公虽然没有正式即位，但代理行使君主的职权，所以也朝拜宗庙、听受朔政。听受朔政、朝见天子的体例在襄公二十九年有记载，即位的体例在隐公、庄公、闵公、僖公的元年有记载。

○“朝”字，音直遥。下文相同。

[疏]经文：“元年，春，王正月”。

○正义说：这个“经”字以及下面的“传”字，也是杜预所加的题目，用来区分经文和传文并附于年份之下。如果没有“经”字，怎么区分传文？没有“传”字，怎么区别经文？另外，《公羊传》、《穀梁传》这两部传，年份上面都没有“经”、“传”字样，所以知道这是杜预所加的题目。《释诂》说：“元，就是始；正，就是长。”这是隐公执政的起始之年，所以称为元年。这是这一年的首月，所以称为正月。说“王正月”的意思是，受天命称王的君主革除前代，统治天下，必定要改正朔，改变服色，以改变人们的视听。夏朝以建寅之月（寅月）为正，殷朝以建丑之月（丑月）为正，周朝以建子之月（子月）为正，三个朝代制度不同，正朔也不一样，所以《礼记·檀弓》说：“夏后氏崇尚黑色，殷人崇尚白色，周人崇尚红色。”郑康成依据纬书和候书认为正朔每三朝一改，自古以来都是相互变更的。像孔安国认为自古以来都用建寅之月为正，只有殷朝革除夏朝命时才用建丑之月，周朝革除殷朝命时才用建子之月。杜预没有明确的解说，不知道他遵从哪一家。因为这是当时周天子所确立的正月，所以用“王”字冠在“正月”之前，表示这是当今周天子的正月。“王”字不在“春”字上面的原因是，月份改变了，春季也随之移动，春季不是周天子所改变的，所以“王”字不排在“春”字前面。“王”字必须连着月份，所以“王”字处在“春”字下面。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那么周朝的二月、三月都是前代的正月，所以在春季的每个月都书写“王”字。写“王二月”，意思是说这是我周天子的二月，却是殷朝的正月。写“王三月”，意思是说这是我周天子的三月，却是夏朝的正月。既然正朔不同，所以每月都称“王”以作区别。何休说：“二月、三月都有‘王’字，二月是殷朝的正月，三月是夏朝的正月。周天子保留前两代王的后裔，让他们统领自己的正朔，穿自己的服色，行自己的礼乐，以此来尊崇先圣，贯通三统，这是师法的义理，恭让的礼节。”服虔也说：“孔子作《春秋》，在春季的每个月都书写‘王’字，以统摄三王的正朔。”他们的意思是，“王二月”、“王三月”中的“王”，是夏、殷两朝的王，指的是大禹、成汤。作为周室的臣民，尊崇夏、殷的旧君主，每月书写“王”字，敬奉前代，衡量人情，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杞国、宋国，是前两代王的后裔，各自奉行自己祖先的正朔。宋国不行夏正，杞国不行殷正，却让天下诸侯普遍看待前两代，考察典籍，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杞国、宋国不奉行周正，周人却都尊崇夏、殷，那就是重视过去而忽视当今，尊崇亡国而怠慢当今的君主，这种颠倒，不也太严重了吗！况且经文中所说的“王二月”、“王三月”，如果是夏、殷的王，应当各自都说是正月，为什么说是“王二月”、“王三月”呢？既然称为二月、三月，其中的“王”必定是周王，怎么能认为是夏、殷的王呢？如果像《公羊传》所说，《春秋》贬抑周王而尊崇鲁国，那么杞国就不是王的后裔，夏朝无可尊崇，又为什么要贯通夏正呢？只是春季的三个月，不一定每个月都有大事，如果年初已经有了“王正月”，那么二月就不再书写“王”；如果已经有了“王二月”，那么三月就不再书写“王”。因为上一个月已经是这个王的月份，下一个月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每年春季只说一次“王”。《春秋》的体例，整个时段没有大事，才书写首月以记录时间，这里二月有会盟之事，就不能空写首月了。正月没有大事而空写首月，是因为君主在起始之年的首月必定朝拜宗庙、听受朔政，借此确立君位，以继承臣子之心，所以君主的起始之年必定书写为“元年春王正月”。这是公即位，史官记载的正法。隐公代理行使君权，虽然没有正式即位，但也改元朝庙，与百姓更新开始，不同于平常年份的正月，所以史官特意记载这件事，表明这个月份隐公应当即位，而他自己没有即位。庄公、闵公、僖公的元年，都书写“春王正月”，与此相同。定公元年不书写正月，是因为正月的时候定公还没有即位，即位是在六月，岁首没能朝见天子，定公的即位另见下文记载，正月没有什么可见的，所以不书写。然而定公在六月即位，即位才可以改元。正月已经称为元年，在未改元之前，必定沿用前君主的年号；改元之后，才用元年来记事。等到史官确定策命，虽然有一个统一的年号，不能上半年从前君，下半年从后君，虽然不是年初，也统摄这一年，所以进入新年就称为元年。《释例》说：“‘癸亥，公的灵柩从乾侯回来。戊辰，公即位。’灵柩在外，过了一年才回来，所以趁着五日改殡的节令，国史使用元年即位的礼仪，因此把这一年作为元年。”古法既然这样，所以汉魏以来，虽然秋冬改元，史书在春夏就用元年冠之，这是有因袭古法的缘故。受命的王必定改正朔，继世的王奉行并执行它，每年颁布给诸侯，诸侯接受王的正朔，所以说“春王正月”，王

译这就是当时的周王。序言中说“所记载的王就是周平王”，说的就是这件事。《公羊传》说：“所谓王者是指谁？是指周文王。”开始更改历法，这是周文王所做的，颁布给诸侯，不再使用周文王的历法，而是接受当今周王的历法，却还称是周文王的正朔，这不符合义理。

译○注“隐公”至“元年”。

○正义说：《公羊传》说“王周正月”，知道这是周天子的正月。解说《公羊传》的人说：“元是气的开始，春是四季的开始，王是受命的开始，正月是政教的开始，公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春秋纬》称黄帝受图有“五始”，说的就是这五件事。杜预在《左传》的义理中，虽然没有这段文字，但“五始”的道理，对杜预的解释也没有妨害。这不是《左传》褒贬的要旨，自然是史官记事的体例，所以晋、宋等史书都说“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就是这样。元年正月，实际上是一年一月却另外立名，所以解释说“凡是人君即位，希望他体现‘元’来居于‘正’，所以不说一年一月”。说希望他体现“元”来居于“正”，是因为“元”和“正”实在是开始和长的意思，但借名来推广它，“元”是气的根本，善的长首。人君执掌大本，长养万物，希望他与“元”同体，所以年称元年。“正”是直和方之间的语词，行为正直，道义方正。人君应当执持直心，依仗大义，希望他常居正道，所以月称正。因为这是君主的始年，岁首的始月，所以特意假借这个名称来显示意义。其余的都直接按数字称呼，不再改换了。《尚书》称“月正元日”，意思与此相同。又解释无事而书正月的原因。隐公虽然不正式即位，但代理行使君主的职责，而且朝庙告朔，改元布政，所以书写首年首月，以表明他应该即位却没有做。天子分封诸侯，割裂土地，分派臣民，使他们专门拥有，所以诸侯在其封地内各自可以改元。《左传》说郑国的事，僖公的元年，朝见晋国。简公的元年，士子孔去世，这是诸侯都改元。不只是鲁国。刘炫在《规过》中说“元正取开始和长的意义，不取体现元而居正”，规劝解释杜预说“希望他体现元而居正”是“人君体现元长而居正位，不希望在下位的人陵夺，处位不终”。这是刘炫妄解杜预的意思，不认为体现元的善而居于正道，来规劝杜预，他的道理是不对的。刘炫又诘难何休说：“只有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假托新王受命于鲁，所以借此记录即位。如果这样，新王受命，正朔必定改换，那么鲁国得以称元，也应该改换正朔，仍然用周正，为什么呢？既然假托王于鲁，那就是不事奉文王，仍然奉行王正，为什么呢？”诸侯改元，自然是常法，却说假托王改元，这是妄说。解说《公羊传》的人说：“元是气的开始，春是四季的开始，王是受命的开始，正月是政教的开始，公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春秋纬》说“黄帝坐在扈阁，凤凰衔书送到帝前，其中得到五始的文字”。说的就是这五件事。何休又说：“公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政事没有比正始更大的，所以《春秋》用元之气正天之端，用天之端正王之政，用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用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就不能即位，所以先说正月，而后说即位。政不由王出，就不能为政，所以先说王而后说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号令，就没有法度，所以先说春而后说王。天不深正其元，就不能成其化，所以先说元而后说春。五者同日并见，相互依存而成体。”这不是比辞。何休自己说诸侯不得改元，那么元是王的元年，不是公的元年，公即位不在王的元年，怎么能同日并见其成体呢？既然假托王于鲁史之改元，元既为鲁所改，那么政不由王出，怎么能用王之政正诸侯呢？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无忌，王之立政必云须奉，舍弃大而事奉小，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圣人有作，难道会这样吗？黄帝之作五始者，是为天子法呢？还是为诸侯法呢？诸侯不得改元，必定不是诸侯法，如果不是诸侯法，怎么会有公即位呢？没有公即位，就缺了一始，怎么能称为五始呢？如果是天子法，就不能说王正月王即位。何休说用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那么王者难道又用自己的政正自己的即位吗？不通达像这样，怎么能实行呢？解说《左传》的人，有的取此说，是逐狂东走。隐、庄、闵、僖四公元年，《左传》都说说不书即位的原因，所以指以为例。隐公不行即位，又谦不告至，而岁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如果不行即位，又不朝正，那就与臣子无别，不成为君，所以告朔朝庙。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名例在庄五年。邾，今鲁国邹县也。蔑，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城。

○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仿此。蔑，亡结反。好，呼报反。邹，侧留反。卞，皮彦反，本或作弁。

[疏]“三月”至“于蔑”。

○正义说：公，隐公

译也。“及”的意思是“与”。鲁桓公与邾君仪父在蔑地结盟。《谱》说：“邾国，是曹姓。颛顼的后代有六个，终产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五个儿子叫安，邾国就是安的后代。周武王封他的后裔邾侠为附庸，居住在邾。就是现在鲁国的邹县。从安到仪父共十二代，才开始见于《春秋》。齐桓公称霸时，仪父依附顺从，进爵位称子，文公迁都到绎。桓公之后，《春秋》记载八代后楚国灭掉了邾国。”诸侯都接受天子的命令，各自拥有疆土，对上侍奉天子，对旁结交邻国。如果天子不信任诸侯，诸侯之间也互不信任，就用盟誓来约束他们。凡是盟誓的礼仪，要杀牲取血，告誓神明，如果有违背誓言的，希望神明降下灾祸，让违背者像这牺牲一样。《曲礼》说：“约定信用叫誓，临着牺牲叫盟”。《周礼·天官·玉府》的职掌说：“如果会合诸侯，就提供珠槃和玉敦”，《夏官·戎右》的职掌说：“盟誓时就用玉敦开启盟誓，随后服役，赞导牛耳和桃茢”，《秋官·司盟》的职掌说：“掌管盟誓记载的法度，凡是邦国之间有疑惑或会合，就掌管盟约的记载及其礼仪。面向北方告明神”。郑玄认为槃和敦都是器物的名称，用珠玉作为装饰。会合诸侯时，一定要割下牛耳，取其血，歃血为盟，用敦来盛血，用槃来盛耳。将要歃血时，戎右拿着这些器物为众人陈述盟辞，使大家内心都敞开明白，司盟的官员就面向北方宣读盟书，以告日月山川之神。告神之后，就按尊卑次序歃血，戎右传递盛血的敦，授给应当歃血的人，让他含住血。歃血之后，就挖坑埋下牺牲，把盟书放在上面然后埋掉。这就是天子会合诸侯，使诸侯聚盟的礼仪。凡是天子与诸侯盟誓，每十二年在方岳之下举行，所以传文说：“再次会合而盟誓，以显明昭示。”如果天子不巡守以及诸侯有事朝见天子，即时相见叫会，大规模相见叫同，也举行盟誓的礼仪。盟誓的方法，按照《觐礼》是“筑坛高十二寻，深四尺，在上面放置方明。方明，是木头做的，边长四尺。设置六玉，上面是圭下面是璧，南方是璋，西方是琥，北方是璜，东方是圭”。在坛上朝见诸侯完毕，就在坛上放置方明而祭祀它。排列诸侯在庭院，玉府提供珠槃玉敦，戎右用玉敦开启盟誓，随后服役，赞导牛耳和桃茢。司盟面向北方告明神，诸侯依次歃血。郑注《觐礼》说：“天子盟誓，其神主是日；王官的伯盟誓，其神主是月；诸侯盟誓，其神主是山川。”这是盟誓礼仪的大概。如果诸侯盟誓也有坛，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柯地的盟誓，《公羊传》称曹子用手剑劫持桓公在坛上就是证据。盟誓的神灵则没有固定的限制，所以襄公十一年的传文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就是证据。盟誓用牛作为牺牲，所以襄公二十六年的传文说“歃血用牲”，又哀公十七年的传文说“诸侯盟誓，谁执牛耳”就是证据。杀牛，一定要取血和耳，用手拿着玉敦的血送入口中，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定公八年“涉佗捘卫侯的手和手腕”，又襄公九年的传文说“与大国盟誓，口血未干”就是证据。盟誓之后，牺牲及剩余的血和盟载的书放在牺牲上面，挖坑埋掉，所以僖公二十五年的传文说“晚上，挖坑埋血并加上盟书”就是证据。春秋时代，不通过天子的命令，诸侯互相盟誓，就由大国制定盟辞，小国承担事务，官职虽然小有差异，礼仪则大体相同。所以《释例》说：“盟誓是杀牲载书，大国制定盟辞，小国承担事务，珠槃玉敦，用来供奉流血而同歃。”就是这件事。盟载的辞令，传文中多有记载。此时鲁桓公向邾国求好，邾君来到蔑地，桓公出来与他盟誓。史书记载鲁国的事，以桓公为主，说“公及”，“及”的意思是，说从这边到那边，依据鲁国来行文。桓公十七年“公会邾仪父盟于趡”，那里说“会”，这里说“及”，是因为那里行了会礼，这里不行会礼的缘故。所以刘炫说“策书的体例，先会后盟”，上面说“会”，下面说“盟”。只有盟而不会的，直接说“及”。这是因为不行会礼，所以说“及”。或许史官用词不同，不是先会而盟，就称会。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文公七年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传文说“公后至”，就是没赶上会，而经称“会”，所以知道盟称“会”的，未必先行会礼。

译○注“附庸”至“姑城”。

○正义说：经文说“未受周王册命”，由此知道他是附庸。庄公五年“郳犁来来朝”，传文说“未受周王册命”，解释了他称“名”的原因。由此可知附庸之君惯例称名。《礼记·王制》说：“不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郑玄说：“不合，指不朝会。小城称为附庸。附庸，是指国家依附于大国，不能以其国名直接通达天子。”这是解释附庸的含义。《王制》又说“天子的元士地位视同附庸”，那么附庸的贵贱与天子的元士相同。其礼制为四命，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天子的大夫视同子男，卿视同伯爵，三公视同公侯，所视同的都多一命，显然知道附庸比元士多一命。又诸侯世子未受命，执皮帛，视同小国之君，公的孤卿四命也执皮帛，附庸也执皮帛，所以知道是四命。那么天子大夫四命称字，附庸称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王朝的臣子，所以特别尊重他们而称字。《释例》说：“名比字重，所以在君主父亲面前自称名，朋友交往自称字，因此《春秋》的原则，贬责时书写其名，斥责其所重；褒奖时显示其字，避开所讳。”那么应当称字却称名就是贬责，应当称名却称字就是尊贵，所以宰咺书名是贬责他，仪父书字是尊贵他。传文只说“尊贵他”，没有说明尊贵的状况。贾逵、服虔认为仪父嘉许隐公有至孝谦让的道义而与他结好，所以尊贵他而称字，赞许他仰慕贤德、喜好谦让。知道这种说法不对的原因，查看传文说“隐公摄政而想与邾国结好”，是隐公先求邾国，不是邾国先仰慕隐公，又哪里值得尊贵？况且书写“仪父”是新的笔法，孔子因为事情有可赞许之处才书写字来赞许他，不是依据鲁国的意图来进行褒贬，怎么能因为仰慕贤德就足以尊贵他呢？又桓公十七年“隐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桓公不贤不谦让，那经文也书写“仪父”，所以知道“尊贵他”的话不是因为仰慕贤德、喜好谦让。附庸不能自行通达，不参与盟会，现在能自行通达大国，延续友好、休养生息，所以知道因此尊贵他而称字，不尊贵他来朝见而尊贵他结盟的原因，是朝见大国，是附庸的常道，结盟结好，不是附庸所能做到的，所以结盟就尊贵他，朝见遵循常法。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共叔段。不称国家讨伐而说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段不像弟弟，所以不说弟弟，表明郑伯虽然失于教化，但段也凶恶悖逆。以君讨臣而用“二君”的体例，是说段强大杰出，占据大都邑以对抗国家，所谓“战胜杰出的人称为克”。国家讨伐的体例在庄公二十二年，战胜杰出的人的体例在庄公十一年，同母弟的体例在宣公十七年。郑国在荧阳宛陵县西南。鄢，即现在的颍川鄢陵县。

○段，徒乱反，郑伯弟弟的名字。鄢，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弟音悌，又如字。儁音俊。杰音桀。荧，户扃反，本或作荥，不对。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疏]“夏五月”至“于鄢”。

○正义说：郑国，伯爵。《世谱》说：“郑国，姬姓，是周厉王的儿子、宣王的同母弟桓公友的后代。宣王封友于郑，即现在京兆郑县。等到幽王无道，才迁移他的百姓到虢、郐，虢、郐的国君分割他们的土地，于是建国。即现在河南新郑县。庄公二十二年，是鲁隐公元年。声公二十年，是获麟之年；二十三年《春秋》传文结束。声公三十七年去世。从声公以下，五世共八十七年，韩国灭了郑国。”这位郑伯，是庄公。谥法：“战胜敌人、刚强壮大称为庄。”

○注“不称”至“陵县”。

○正义说：国家讨伐，是指称国或称人。称国称人，就明确他是贼寇，说是一国之人想要讨伐他。现在称郑伯，指称君主自己杀弟弟，好像弟弟无罪一样，讥讽他失于兄长的教化，不肯早点给他安排位置，于是养成他的恶行，等到他作乱，就必定想杀他，所以称“郑伯”，以此来归罪于郑伯。传例中同母弟称弟，段确实是同母弟，因为他不行弟弟的本分，所以去掉“弟”字来归罪于段。两人都归罪，表明兄长虽然失于教化，但段也凶恶悖逆。《释例》说：“兄长杀害弟弟的，称弟以彰显兄长的罪责，弟弟又杀害兄长的，就去掉‘弟’字以归罪于弟弟自身。统论其义，兄弟二人互相杀害，各有曲直，保留‘弟’字就显示兄长理亏。郑伯既已失于教化，如果依例保留‘弟’字，就嫌疑赞许段，所以特别去掉‘弟’字。”两方面都显示其义，就是这种说法。襄公三十年“天王杀其弟佞夫”，传文说“罪在王”，就与郑伯同样被讥讽，而佞夫不去掉“弟”字的原因，《释例》说“佞夫称弟，没听说他反谋。郑段去掉‘弟’字，是因为他身为谋反的首领”。那么佞夫不参与反谋，归罪于王而不归罪于佞夫，所以称弟。传例中战败克取，是两国之间的行文，段确实是郑国的臣子却说克段，所以申明传文的意思来解释它。“战胜杰出的人称为克”，是庄公十一年的传例。国家讨伐的体例在庄公二十二年，那经文书写“陈人杀其公子御寇”，实际上是君主杀太子，而称“陈人”的原因，是陈国人厌恶他杀太子的名声，所以不称君父，以国家讨伐公子的名义报告。

译也。传中记载“陈国人杀了太子御寇”，用事实来说，这明显是《春秋》经文中所书写的国君讨伐的体例。那里没有“凡例”却谈论“例”的，正是因为这篇传文说“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意思是称郑伯是孔子变通的体例。称国君为罪君，那么就知道称人为国讨。序言说“推究变通的体例以端正褒贬”，就是这类情况。推究作为体例，所以说“例”在那一年。各种注解说“例在”的，未必都有凡例。《地理志》记载河南郡有宛陵、新郑，各自作为县。晋代划分河南郡而设立荧阳县，废除新郑县并入宛陵县，所以郑国在宛陵的西南。又《地理志》记载颍川郡有鄢陵县。

译秋天，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前来送还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宰是官职，咺是名字。宰咺赠送死者的财物没赶上尸体入殓，吊唁生者没赶上哀悼之时，预先办理凶事，所以贬斥他而称其名。这是天子大夫称字的惯例。仲子是桓公的母亲。妇人没有谥号，所以用字配合姓氏。来，是从外面来的意思；归，是不返回的意思。

○咺，音吁阮。赗，音芳凤。

[疏]“秋七月”到“之赗”。

○正义说：天王，是周平王。《谱》说：周朝，是黄帝的后代，姬姓。后稷的后代。后稷封在邰。等到夏朝衰微，后稷的儿子不窋失去了官职，逃窜到西戎。到了大王，被狄人逼迫，离开邠地迁居岐山。文王受命，武王攻克殷商，从而拥有天下。幽王被犬戎杀死，平王迁都到王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县。平王四十九年，是鲁隐公元年。敬王又迁都到成周，就是现在的洛阳。敬王三十九年，是获麟的那一年。四十三年敬王去世。敬王的儿子元王九年，《春秋》的传文就结束了。元王以后，经过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周朝灭亡。《周本纪》记载从武王到平王共十三位君王，兄弟相继的有一位，平王是武王的十一世孙。惠公去世在往年，第二年仲人才去世，大概当时仲子有病，天子听说她病了，以为她已经去世，所以派遣大宰大夫名叫咺的人来到鲁国，一并送还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赗，是助丧的物品。文公五年注说“车马叫赗”。《士丧既夕礼》说“公赗，玄纁束帛两马”，士的制度，只能驾两匹马，所以说赗两马。大夫以上，都驾四匹马。这次宰咺来赗，大概用了四匹马。《公羊传》说“丧事有赗，赗大概是用马，用乘马和束帛。车马叫赗”，《穀梁传》说“乘马叫赗”，都说宰咺是用乘马来的。惠公和仲子不连用“及”字，是同时致送两份赗礼，或者是史官用词不同，大概两人各自用乘马，不应该用一乘马来赗两人。服虔说“赗，是覆盖的意思。天子用来覆盖臣子”。按《士丧既夕礼》，兄弟所知道的，都致送赗礼，不只是君主赗臣子。把赗解释为覆盖可以，但说“覆盖臣子”就不对了。何休也说：“赗，就是覆盖。”大概是指覆盖死者。

○注“宰官”到“之辞”。

○正义说：传文说“迟缓，而且子氏还没去世，所以称名”。这是不应该称名却称名的情况。贬斥才称名，知道法则应该称字，所以说“这是天子大夫称字的惯例”。传文中没有明确的例子，所以推举这个作为惯例。《周礼·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和小宰都是大夫，不知道宰咺是哪一种宰。《宰夫职》说“凡是国家的吊唁事务，掌管其警戒命令以及币帛器物财用”。郑玄说“吊唁事务，是吊唁诸侯诸臣所用的赙礼”。既然掌管吊唁事务，或许就充任使者，这大概是宰夫。仲子只是惠公的妾，天子派遣赗礼给她，是因为隐公立桓公为太子，确立桓公的母亲为夫人，天子知道这样，所以派遣赗礼给惠公，顺便也赗给仲子。杜预说“仲子是桓公的母亲”，正是这个意思。不然的话，仲子是桓公的母亲，传文有明确记载，就不需要解释了。男子有谥号的，人君就配王、配公，大夫有的配子，有的配字，都不以字配姓。妇人按法没有谥号，所以用字配姓，是说正当的法度如此。《释例》说：“妇人没有外部的行为，按礼应当系于丈夫的谥号，以表明所属。”这是说妇人不应有谥号。系于丈夫谥号的，只有夫人，众妾不应系于丈夫，正应当以字配姓。那些声子、戴妫有谥号的，都是越礼妄作。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客主都没有名字，都是地位卑微的人。宿，是小国，在东平无盐县。凡是盟约以国地命名的，国君也参与盟约，例子在僖公十九年。宋，是现在的梁国雎阳县。

○与音预，下同。雎音虽。

[疏]注“客主”到“阳县”。

○正义说：《春秋》的惯例，如果是命卿，名字就写在经文中。这次盟约的客主都没有名字，所以知道都是地位卑微的人。《公羊传》说“谁去结盟？是内部地位卑微的人”。《穀梁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内部地位低下的人。宋人，是外部地位低下的人”。卑微，是说不是卿。客指宋国，主指鲁国。直接说“及”的，其他国家可以说某人，鲁国史官不能自称鲁人，直接说及对方，鲁国参与就可知了。地位卑微的人与其他国家聚会，也直接说会，与此相同。会盟的地方，地方必有主人。举出地名的，地主国家或者参与或者不参与，所以地主国家也列在序列中。经文举出国名作为盟地的，国君在其中，不再列在序列中，因为可以知道。例子在僖公十九年。那里经文记载“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传文说“陈穆公请求与诸侯修好，以不忘齐桓公的恩德。冬天，在齐国结盟，修好桓公的友好关系”。说修好桓公的友好关系，齐国人必然参与就可知了。齐国人没有列在序列中而以齐国为盟地，就是盟约以国

译地，是国君与盟的惯例。这里也是推演作为惯例，并非特殊的惯例。那么桓公十四年“鲁桓公与郑伯在曹地相会”，也就是这个惯例，而这里却远引僖公十九年的例子，是因为这既然是盟会，所以选取盟会作为例子。其实相会也是这样，所以那里的注释说“以曹地为地，曹地与会”是正确的。僖公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攻宋国。鲁僖公与诸侯在宋地结盟”。宋国没有参与结盟，却仍以宋地为地，那里的注释说“宋国正被围攻，没有参与结盟的嫌疑，所以直接以宋地为地”。那么宣公十四年“楚子围攻宋国”，十五年“公孙归父与楚子在宋地相会”，也是因为不嫌宋国参与，所以以宋地为地。《地理志》说：“梁国雎阳县，是原来的宋国，微子受封的地方。”

译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祭伯，是诸侯中担任周王卿士的人。祭国，是伯爵。《左传》说“这不是周王的命令”。以此解释经文不称“使”的原因。

祭，音侧界，国名。《左传》中的祭仲与此同。使，读如字，又音所吏。

[疏]注“祭伯”至“称使”。

○正义曰：僖公二十四年《左传》富辰讲述周公分封亲戚以屏障周室，提到“邢、茅、胙、祭”，可知祭国最初是分封在王畿之外的国家。周穆王时有祭公谋父，现在又有祭伯，世代在周王朝任职，大概是原本的封国灭绝，在王畿内受封食邑。庄公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注解说“认为祭叔即祭公，来鲁国聘问。天子内臣，不得与外国交往”。这说明祭国此时是王畿内的国家，仍有封爵，所以说他是诸侯中担任周王卿士的人。《释例》说：“周王的公卿都书写爵位，祭伯、凡伯就是例子；大夫称字，南季、荣叔就是例子；元士、中士称名，刘夏、石尚就是例子；下士称人，‘公会王人于洮’就是例子。有的称祭公，是举官职而言，这是定例。”然而春秋时期有周王的卿士没有采地的，像王叔、陈生、伯舆之类就是。只是不知道经文中如何称呼他们。杜预既然说公卿称爵，而王子虎和刘卷去世称名，那是因为他们是天王派人赴告，以名告知鲁国，如同诸侯的例子，薨则称名；这里说公卿称爵，是指聘问往来，与赴告不同。又襄公十五年注说“天子卿书字”，是因为《左传》说“刘夏从齐迎王后，卿不行，非礼也”。因为刘夏不是卿而书名，如果是卿就应该书字，以名字相对，所以举例说明。其实卿是书爵的。如果祭伯是王使前来，应当说“天王使祭伯来聘”，也像“天王使凡伯来聘”一样。现在以自来行文，明确不是王命而是私行。刘炫说“卿而无爵，或许也书字；大夫有爵，或许也书爵”。《左传》称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都是卿士，都不言爵。又滕侯的祖先担任周卜正，《尚书》称齐侯吕伋为虎贲氏，那么大夫或许有爵。那么大夫有爵，不可舍弃爵位而书字；卿而无爵，不可越过字而书名。大概有卿士也书字、大夫也书爵的情况。周王臣属见于经文的众多，祭伯、凡伯、毛伯、单伯、召伯、君子、单子、刘子，其中未必没有大夫。荣叔、南季、家父、叔服，其中未必没有卿。只是没有明证，所以依例解释。襄公十五年注说“天子卿书字”，是说天子卿有书字的道理。

公子益师去世。《左传》例说“公不参与小敛，所以不书日期，以此显示厚薄”。《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唯独卿佐的丧事特别记日以见义，是因为事情的得失，既不足以褒贬君主，也不是死者的罪过，没有言辞可以寄托文意，而人臣轻贱，死日可以省略，所以特别借日期来见义。

敛，音力验。见，音贤遍，下同。

[疏]注“传例”至“见义”。

○正义曰：《左传》文中与上下作例的，注都称为传例。《释例》说：“君主的卿佐，是谓股肱，股肱若有亏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生病则亲自问候，丧事则亲自参与小敛大敛，这是慎终归厚的道义。”所以孔子修《春秋》，卿佐的丧事，公不参与小敛，就不书日期，以示厚薄警戒将来。既然以新死小敛为文，那么只临大敛及不临其丧，也同样不书日期。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孙行父卒”。《左传》说“大夫入敛，公在位”。这是公参与小敛，所以书日期的情况。那翚、柔、溺等生前见于经、传，死后不书卒的，都是因为不以卿礼终。文公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已经断绝卿位，公不参与小敛却书日期卒的，《释例》说“公孙敖纵情弃命，已经断绝位份，不是大夫了。而完备记载于经文的，是因为惠叔毁在朝廷请求，感动儿子以赦免父亲，敦厚公族之恩，推崇仁孝之教，所以《传》说‘为了孟氏，且为国家缘故’”。这是说虽然不参与敛，恩义实在过厚，所以书日期。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当时公有疾。昭公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诣卒”，当时公孙在外。成公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在外去世，都是公不参与敛却书日期的。《释例》说“有的公疾在外，大夫不在国都去世，却仍然保留日期的，君子不要求人做不能完备的事，不是不想亲临”。那么因为是有缘故，不能以此责备公，所以都书日期。公孙婴齐书去世之地，其余都不书地的，《释例》说“鲁大夫在国境以内去世，就不书地，《传》称‘季平子巡视东野，死于房’就是”。而先儒认为虽然以卿礼终，而不临其丧，都隐没不书。杜预知道不临其丧也同样不书日期，是考察

译父亲去世没有按卿的礼仪治丧，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足以知道只有不按卿礼治丧的，经文才开始不记载；明确按卿礼治丧的，即使完全没有临丧吊唁，也同样记载“卒”，只是不记载具体日期罢了。《春秋》中凡是记载日期与不记载日期的情况，《公羊传》都没有解释，唯独此处解释了传文，所以特别解释说：“《春秋》不拿日月作为定例，只有卿佐的丧事才寄托在日期上来体现义理。意思是事情的得失还不足以用来褒贬国君的，《春秋》的文辞，褒奖就是厚赏，贬斥就是重罚，国君对于臣子，有恩惠则平常的事不足以施加奖赏，无恩惠则小的过失不足以招致惩罚，所以说‘不足以褒贬’。只是想要贬责死者，国君自然没有恩惠，但这也不是死者的罪过，意图以此作为劝诫，却没有言辞可以寄托在文辞中，而人臣相对于国君地位轻贱，死亡日期可以略去，所以在这一条特别借用日期来体现义理，其余则不拿日月作为定例，所以没有传文解释。”

译【传】鲁隐公元年，春季，周历正月。（说“周历”是为了区别于夏历和殷历。

○“别”音彼列。“夏”音户雅。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历法名称，可以根据文意推求。不记载隐公即位，是因为他是代理执政。假借代理君主的政事。不举行即位的礼仪，所以史官不在简策上记载，传文因此显示出与平常不同。

○“见”音贤遍。）

[疏]“不记载即位，是因为代理执政”。

○正义说：摄，意为持守。隐公因为桓公年幼，暂时代持国政，等待他成年，所以不举行即位的礼仪。史官不记载即位，孔子沿袭旧史没有改动，所以作传来解释。隐公实际上没有即位，史书本来就没有可记载的。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道理也是这样。旧说中贾逵、服虔等人认为这四位国君都实际上即了位，是孔子修《春秋》时才删去不记的，所以杜预详细辨析。《释例》说：“遭遇丧事继承君位的人，每逢新年正月，必定改元正位，百官按次序就位，所以国史都在简策上记载即位来标示。隐公既是继室所生的儿子，按次序应当立为君，但他遵循父亲娶仲子的意愿，把君位让给桓公。天子已经确定，诸侯已经认可，国人已经尊他为君，而隐公始终有把国家授给桓公的心意，所以不举行即位的礼仪。隐公、庄公、闵公、僖公，虽然都居于君位，但都有缘故而不举行即位礼仪，有的是谦让而不做，有的是悲痛而不忍，有的是动乱而不能，礼仪废弛，事情特殊，国史本来就没有记载，并不是举行了礼仪而不写在文字上。”颍容的说法，认为鲁国十二位国君的国史都记载了即位，孔子修《春秋》时才有所不记。如果实际上即了位，那么隐公就没有谦让；如果实际上有谦让，那么史官就没有理由虚记。所以说实际上没有即位，所以史官不记载。传文在隐公、闵公处说“不记载即位”，在庄公、僖公处说“不称即位”，《释例》说“左丘明对这四位国君作传，用‘不书’‘不称’起头，其意义是一样的”。刘炫、贾逵、颍容为传文生造条例说“恩情深重不忍，传文就说‘不称’；恩情浅薄可以忍受，传文就说‘不书’”。广泛引用传文辞句不同，大多讲不通。考察：杀栾盈则说“不言大夫”，杀良霄则说“不称大夫”，君氏去世则说“不曰薨”，“不言葬，不书姓”，郑伯克段则说“称郑伯”，这些都是意义相同而文字不同的证据。传文本意在于解释经文，不是曲解文字来生造条例，所以说“不书”“不称”意义相同。《膏肓》篇中何休认为古制诸侯年幼体弱，天子任命贤能的大夫辅佐执政，没有代理代替的道理。从前周公居摄，死后不记载为“崩”；现在隐公活着称侯，死后称“薨”，怎么能算是代理呢？周公摄政，仍以成王为主，只是代理政事而已，所有大事都奉王命行事。还政之后才去世，所以死称“薨”，不称“崩”。隐公所代理的是君位也代理了，以桓公为太子，所有大事都专断命令行事，代理君位被杀，在君位上死去，所以活着称公，死后称“薨”，这与周公不同。而且何休认为诸侯没有代理。郑康成引用《公羊传》诘难说“宋穆公说‘我立在这里，这是代理！’由此说来，怎么能说不是《左氏传》的观点呢？”这是郑玄的意思也不赞同何休的说法。下传说“隐公代理君位而想与邾国交好”，这是君位也代理了。又说“惠公去世”，“太子年幼”，这是以桓公为太子。所以与正式国君不同的地方，是元年不即位，出行归来不告祭宗庙，不亲临惠公的葬礼，不完成声子的丧礼，尊仲子为夫人，去世则向诸侯报丧，又为他建立宗庙，这是谦让的实情。隐公让位是贤君，所以作为《春秋》之首。所以不进入《颂》的原因，是鲁僖公的时候，周王在二月，东巡守到达岱宗，举行柴祭。季孙行父向周王请求，太史克为他作颂，所以得以进入《颂》。隐公没有人代为请求，所以不进入《颂》。

三月，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邾仪父就是邾子克。克，是仪父的名字。没有周王的任命，所以不记载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周王没有赐命封他为诸侯，后来仪父服事齐桓公以奖助王室，周王任命他为邾子，所以庄公十六年经文书写“邾子克去世”。

○“所以不记载爵位”，一本没有“所以”二字。“奖”音将丈。

[疏]注“周王未”到“克去世”。

○正义说：庄公十三年齐桓公在北杏会合各国，邾人在其中。到十六年记载“邾子克去世”，所以知道是因为服事齐桓公才得到周王任命。贾逵、服虔认为北杏会盟时已经得到周王任命，大概因为北杏会盟邾人在列，所以认为他已经得到任命。在列与不在列在于主会者的意图，不在于是否有爵位。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盟会，齐人请求邾国，宋人请求滕国，邾、滕不在会盟之列，所以不记载邾、滕。襄公五年戚地的会盟，穆叔认为归属鄫国不利，让鄫国大夫在会盟上听命，所以经书“鄫人”。那么作为别人的私属就不在会盟之列，不作为别人的私属就在会盟之列，不能根据是否在会盟之列来证明是否有爵位。昭公四年申地的会盟，淮夷在列，未必有爵位。邾国现在没有爵位，能与鲁国在北杏结盟，会齐桓公何须有爵位？庄公十五年鄄地会盟，传文说“齐国开始称霸”，那么齐桓公称霸是从鄄地会盟开始的。北杏的时候，诸侯没有服从，霸业未

译桓公即位时，尚未有特殊的功勋，仪父哪里值得记载？况且齐桓公对周天子还没有功劳，怎么能得到天子的命令呢？他得到天子命令，一定是在北杏会盟之后，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罢了。服虔说：“爵，就是醮，是用来考察并尽其才干的。”

译庄公即位后想与邾国结好，所以举行了蔑地之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次盟会。

夏季，四月，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城。《春秋》没有记载这件事，因为这不是鲁君的命令。费伯，是鲁国的大夫。郎，是鲁国的城邑。高平方与县东南有郁郎亭。《左传》说“国君的行动必定要记载”，那么史官的简册记载的都是国君的命令。现在这件事没有记载在《春秋》经文里，也是沿袭史官旧有的体例，所以《左传》加以解释。凡是关于鲁国的事，《左传》解释为何不记载，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

[疏]注释“费伯是鲁国大夫”到“都仿照这个例子”。

○正义说：史官的简册记载的都是国君的命令，意思是国君命令去做的事才能记载在简册上，并不是说国君命令书写才去书写。又解释史官简册不记载、《春秋》经文也不记载的原因。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的，也是沿袭史官的旧法，旧史不记载，那么《春秋》也不记载，所以《左传》阐发这件事来解释经文不记载的原因。“凡是关于鲁国的事，《左传》解释为何不记载，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指的是下文“在翼地结盟”、“修筑南门”之类的事情。

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申国，就是现在的南阳宛县。

[疏]“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名叫武姜”。

○正义说：杜预认为凡是追述往事本源的，都说“初”。贾逵说“凡是说‘初’的，是隔了年份，后来有祸福，将要结束时，才说‘初’”。

○注释“申国，就是现在的南阳宛县”。正义说：《左传》讲述伯夷的后代时说“申、吕虽然衰微，齐、许仍然存在”，那么申、吕与齐、许都出自伯夷，都是姜姓。《国语》说“齐、许、申、吕由大姜而来”，是说由大姜而得到封地。那么申国最初的封地也在周朝兴起之初，后来中途断绝，到了周宣王的时候，申伯因为他是周王的舅舅而改封在谢地。《诗经·大雅·崧高》这篇，赞美宣王褒奖申伯说“王命令召伯安顿申伯的住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汉书·地理志》说“南阳郡宛县：是原来的申伯国”。宛县，是指宣王改封之后的地方。在此之前，就不知道它的所在地了。

生了庄公和共叔段。段逃跑到共地，所以叫共叔，就像晋侯在鄂地，被称为鄂侯一样。

[疏]注释“段逃跑到共地”到“鄂侯”。

○正义说：贾逵、服虔认为“共”是谥号。谥法说“敬重长辈、侍奉君主叫共”。段作乱逃跑，没有共的德行可以称颂，流落四方，没有人给他定谥号，所以知道段是因为逃跑到共地才称共，就像下文晋侯被称为鄂侯一样。

庄公出生时是倒着出来的，惊吓了姜氏，所以给他取名叫“寤生”，于是姜氏讨厌他。睡着时庄公还没生，醒来时庄公已经生了，所以惊吓而讨厌他。

[疏]“庄公出生时是倒着出来的，惊吓了姜氏，所以给他取名叫‘寤生’，于是姜氏讨厌他”。

○正义说：是说武姜睡着时生了庄公，到醒来时才发觉他生了，所以杜预说“睡着时庄公还没生，醒来时庄公已经生了”。

姜氏偏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地。庄公说：“制地，是个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城邑，随您吩咐。”虢叔，是东虢国的国君。他依仗制地的险要而不修德行，被郑国灭掉。庄公怕共叔段也这样，所以让他选择其他城邑。虢国，就是现在的荧阳县。

[疏]注释“虢叔”到“荧阳县”。

○正义说：僖公五年的《左传》说“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孙子”。《晋语》称文王“敬重并友好对待两个虢国”，那么虢国本来有两个。晋国灭掉的那个，国家在西边，所以称这个为东虢。《郑语》：史伯为郑桓公谋划说：“虢叔依仗权势，郐仲依仗险要，晋国有骄奢怠慢之心。您率领成周的军队，奉辞讨伐罪人，没有不成功的。”桓公听从了他。这就是依仗险要而不修德行被郑国灭掉的事情。贾逵说“虢叔封在西边，虢仲封在东边”，而这里说“虢叔，是东虢国的国君”，是说被灭掉的国君字叫叔。《左传》说虢仲进谗言陷害他的大夫，是说叔的子孙字叫仲。查考《左传》燕国有两个，就一个称北燕；邾国有两个，就一个称小邾。这个虢国有两个而经文和传文不说东西的，是因为当时东虢已经灭了，所以西虢不称西；它们并存的时候，也应该用东西来区别。《汉书·地理志》说“河南郡荧阳县”。应劭说：是原来的虢国，现在的虢亭就是。

姜氏请求京地，让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庄公顺从姜氏的请求，让段住在京地，称他为“京城大叔”，表示宠爱他不同于众臣。京，是郑国的城邑，就是现在的荧阳京县。

祭仲说：“都城的城墙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祭仲，是郑国的大夫。一丈见方叫堵，三堵叫雉。一雉的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的城，方圆五里，直径三百雉，所以它的大都

译不能超过三百丈。

○过，音“古卧”，后面不再注音的都相同。堵，音“丁古”。长，音“直亮”，又读本音。高，音“古报”，又读本音。径，音“古定”。

译[疏]注“祭仲”至“百雉”。

○正义说：注文中凡是称“大夫”的，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在传文中明显出现，且没有卑贱的证据，所以都按大夫来称呼。其实他们是否真的是大夫，也无法确切知道。定公十二年的《公羊传》说：“雉是什么？五块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何休认为一堵长四十尺，一雉长二百尺。许慎的《五经异义》、《戴礼》以及《韩诗》的说法是，八尺为一板，五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板宽二尺，五板叠加高为一丈。五堵为一雉，一雉长四丈。古《周礼》和《左氏传》的说法是，一丈为一板，板宽二尺。五板为一堵，一堵的墙，长一丈高一丈。三堵为一雉，一雉的墙，长三丈高一丈，用来度量长度时用其长，用来度量高度时用其高。各种说法不同，必定以雉长三丈为正确，是因为郑国是伯爵，都城方圆五里，大都是国都的三分之二，其城墙不超过百雉，那么百雉是大都的定制，由此乘以三，则侯伯的城墙应当是三百雉，计算五里积一千五百步，一步长六尺，就是九百丈。用九百丈作为三百雉，那么一雉长三丈。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古文学派的人，都说一雉长三丈，所以杜预依据采用这个说法。侯伯的城墙方圆五里，也没有明确的经文依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说：“匠人营造国都，方圆九里，四面各开三门”，这是指天子的都城。天子的都城方圆九里，诸侯的礼制应当递减，由此可知公爵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作为确定的说法。但是《春官·典命职》却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命数为节度。郑玄认为国家是国君所居住的地方，指城墙的方圆，如果按照《典命》的说法，那么公爵应当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所以郑玄有两种解释。他在注《尚书大传》时以天子九里为正说，又说或许天子的城墙方圆十二里。《诗经·文王有声》的笺注说文王的城墙，“方圆十里。比诸侯大，比天子小”。《论语》注认为公爵“大都的城墙方圆三里”，都认为天子十二里，公爵九里。他在驳斥《异义》时，又说“郑伯的城墙方圆五里”。因为《匠人》和《典命》都是正文，因为说法不同所以两种说法都申述。现在杜预没有两种解释，以侯伯五里为正说，大概是因为《典命》所说的国家，自是指国家所制定的法度，礼仪的节度，未必是指居住的城墙。

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即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

○参，音七南，又音三。中都占五分之一，小都占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不符合先王的制度。

[疏]“大都”至“九之一”。

○正义说：定公认为王城方圆九里，按照这个数目计算，那么王城长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圆三里，长一百八十雉；中都方圆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长，一百八雉；小都方圆一里，长六十雉。公爵的城墙方圆七里，长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圆二里又一百步，长一百四十雉；中都方圆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长八十四雉；小都方圆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长四十六雉又二丈。侯伯的城墙方圆五里，长三百雉。其大都方圆一里又二百步，长百雉；中都与王的小都相当；其小都方圆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长三十三雉又一丈。子男的城墙与王的大都相当。其大都与侯伯的中都相当；其中都方圆一百八十步，长三十六雉；小都方圆百步，长二十雉。《考工记》说：“王宫门阿的制度是五雉，宫隅的制度是七雉，城隅的制度是九雉。门阿的制度，作为都城的制度；宫隅的制度，作为诸侯城的制度。”那么王都的城隅高五丈，城墙大概高三丈；诸侯城的城隅高七丈，城墙大概高五丈。三丈以下，就不能称为城了，其都城大概也是高三丈。《周礼》四县为一都，这是周公设定的法度，只是土地的形状不可能像图画那样方正平整，其邑境宽窄没有固定的标准，根据人口多少来制定都邑，所以有大都小都的区别。下邑称为都，都也叫做邑。庄公三十八年传说“宗邑无主”，闵公元年传说“分之都城”，都谈论曲沃，而都邑互称，说明这两个名称是相通的。

君将不堪。”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避开祸害？”回答说：“姜氏有什么满足的？不如早点为她安排个地方，使她得到适宜的位置。

○焉，音於虔。厌，音於盐。不要让她滋长蔓延！蔓延，就难以图谋了。蔓延的草尚且难以清除，何况是君主宠爱的弟弟呢？”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自己灭亡，你姑且等着吧。”毙，跌倒。姑，暂且。

○蔓音万。毙，音婢世，本又作敝犬，旧音扶设。踣，音蒲北。

[疏]“无使滋蔓”。

○正义说：这是用草来作比喻。草的滋长蔓延，就难以铲除，比喻段氏的威势逐渐壮大，难以图谋。

译注解说：“毙，就是倒下的意思。”

译○正义说：这是《释言》中的文句。孙炎说：“向前跌倒叫作踣”。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归附自己。鄙，指郑国的边邑。贰，指两属，即同时归属双方。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的局面，国君打算怎么办？”公子吕，是郑国的大夫。

[疏]“国不堪贰”。

○正义说：两属，那么赋税和徭役就会加倍；赋税徭役加倍，那么国人就承受不了。

“如果要把国家给太叔，臣请求去侍奉他；如果不给他，就请求除掉他。不要滋生百姓的异心。”如果太叔长期不被除掉，那么全国的百姓就会产生异心。郑庄公说：“不用，他将会自取灭亡。”意思是说不用除掉他，灾祸将会自己降临到他身上。太叔又收取两属的边邑作为自己的城邑，之前两属的地方，现在都夺取作为自己的城邑。一直扩展到廪延。这是说侵略的范围越来越广。廪延，是郑国的城邑。陈留酸枣县北边有延津。

○廪，音力锦。子封说：“可以动手了，土地广大将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子封，就是公子吕。厚，指土地广大。郑庄公说：“不义于君，不亲于兄，不是众人所依附的，虽然土地广大也必将崩溃。”不义于君，不亲于兄，不是众人所依附的，虽然土地广大也必将崩溃。

○暱，音女乙，意思是亲近。

[疏]“厚将崩”。

○正义说：这是用墙屋来作比喻。墙屋高大而没有根基必定自己崩塌，比喻众人不依附将会自己败亡。高大而毁坏叫作崩。

太叔修筑城墙，聚集人民。修筑城郭，聚集人民。

○完，音桓。

[疏]注“完城郭，聚人民”。

○正义说：服虔认为聚是聚集禾黍。段想轻装袭击郑国，不准备固守的物资，所以知道聚是聚集人，不是聚集粮食。修筑城池，是指聚集人来修筑，并不是想要守城。

整治铠甲兵器，准备好步兵和战车，步兵叫卒，战车叫乘。

○缮，音市战。卒，音尊忽，步兵，注及下文同。乘，音绳证，注及下文同。准备袭击郑国。武姜将为他开启城门。启，是打开的意思。郑庄公听到了他们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乘去讨伐京邑。古代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邑背叛了太叔段，段逃入鄢地，郑庄公在鄢地讨伐他。五月辛丑日，太叔出逃流亡到共国。共国，就是现在的汲郡共县。

○共，音恭。汲，音居及。《春秋》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弟；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称“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称之为郑伯的心志，不称出奔，是因为难以直言。传文说孔子作《春秋》，修改旧史以阐明大义。不早点安置他，却养成他的恶习，所以说“失教”。段实际上是出奔，却用“克”来记载，表明郑伯的心志在于杀他，难以直言他出奔。

○不弟，音大计，又如字。难，音乃旦，注同。

[疏]“如二君，故曰克”。

○正义说：是说实际上并非两个国君，而是像两个国君那样强大，讨伐并战胜他然后称“克”，并不是说真的是两个国君。如果真的是两个国君，就用“战”、“袭”、“败”、“取”来记载。既然不是两个国君，而杜预注经说：“以君讨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乎真是两个国君，但杜预在那里应该说“以君讨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省略了“如”字，只说“而用二君”罢了。参照获麟之后的史文，孔子未修订之前，应该记载为“郑伯之弟段出奔共，与秦伯之君针出奔晋相同”。因为他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心志在于杀他，所以不称奔。那么郑伯也是旧史的文字而成为新意的。段因为去掉弟的身份而被贬低，适宜以国讨为文。仍然保留郑伯，显示他失教，其文字虽然是旧史，就是仲尼的新意。

○注“传言”至“其奔”。

○正义说：经文都是孔子所书，这件事特别说“书曰”，必定是旧文。不然，孔子开始修改，所以知道传文的这句话是说孔子作《春秋》修改旧史以阐明大义。“克”，是战胜抓获贼人的名称。郑庄公在鄢地讨伐他，段就逃奔共国，既然没有交战，也没有抓获段，段实际上是出奔，却用“克”来记载，这不是孔子的心意，而是郑伯的本意，不想说他出奔，难以直言他出奔，心志在于杀他，所以孔子顺承他的本意而记载“克”。郑伯对于段，因为母亲钟爱他，顺从母亲的私情，分给他大邑，放纵他的荣宠，实际上有杀他的心。只是太叔无义，依仗宠信骄傲自满，如果稍微加以裁制贬斥，就恐怕伤害母亲的心意，所以祭仲想早点安置他，子封请求去除掉他，郑庄公都不允许，这是他没有杀心。说“必自毙”、“厚将崩”，只是说他自己损害自己，不说他能够危害国家。等到他谋划袭击郑国，灾祸逼近自身，自念友爱之深，于是产生最初的心恨，因此心志在于必杀，难以直言出奔。这时才开始有杀心，以前则没有杀意。传文说“郑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避开祸害？’”《诗序》说：“不能胜其母，以害其弟。”经文说：“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这是迫于母命，不能裁制他，并不是想要等待他的恶行成就，才加以诛戮。服虔说：“郑伯本想养成他的恶行而加以诛杀，使他不得生路，这是郑伯的心意。”说郑伯本有杀意，所以养成

译如果认为郑伯原本就有杀害之心，那就不对了。《春秋公羊传》说“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只是责备郑伯在教诲方面有过失，并不是说郑伯原本就有杀害弟弟的心意。如果从事情开始就谋划杀害，那就是故意屠杀灭绝，哪里仅仅是失于教化呢？况且君主讨伐臣子，遏制其恶行的萌芽，即使恶行尚未完成，也足以诛杀他，何必等到恶行既成，才开始杀害？服虔说郑伯本意欲杀，这是诬陷郑伯。刘炫说：“用‘克’字来记事，并非事实的真实状况，所以《春秋公羊传》加以解释，称之为‘郑伯的心志’。”意思是孔子书写“克”字，是说这是郑伯原本的心志。注疏又进一步阐释传文的含义，说郑伯的心志在于杀害，内心希望战胜，难以说是郑忽出逃，所以孔子书写“克”，而不写“奔”，按照郑伯的心志来记事，以此来憎恶郑伯。

译于是将姜氏安置在城颍，城颍是郑国的地方。

○“寘”读作“之豉反”，意思是放置。庄公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地下的泉水，所以叫黄泉。不久庄公后悔了。颍考叔担任颍谷的封人，封人是掌管疆界的官。

○“疆”读作“居良反”。

[疏]注释说“封人，是掌管疆界的人”。

○正义说：《周礼·封人》掌管“为畿封而树之”，郑玄说“畿上有封，就像现在的边界一样”。天子的封人职掌疆界，知道诸侯的封人也一样。传文中说祭仲足担任祭地的封人，宋国的高哀担任萧地的封人，《论语》中有仪地的封人，这里说颍谷的封人，都是以地名来称呼封人。大概封人的职掌是管理疆界，居住在边邑。颍谷、仪、祭，都是国家的边邑。

颍考叔听说了这件事，向庄公进献礼物。庄公赐给他食物。他吃饭时把肉留了下来。庄公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小人有个母亲，都尝过小人的食物，没尝过君主的肉汤，请允许我把它带回去给她。”吃饭却不喝肉汤，是想借此引发庄公的询问。宋国华元杀羊做肉汤宴请士兵，大概是古代赏赐低级官员的常例。

○“舍”读作“舍”。“遗”读作“唯季反”，下文相同。“啜”读作“川悦反”。“华”读作“户化反”。

[疏]注释说“吃饭”到“常例”。

○正义说：《礼记·公食大夫》及《曲礼》所记载的大夫、士与客人宴饮，都有牲肉和切好的肉，不仅仅是设置肉汤而已。这里和华元宴请士兵只说是有肉汤，所以怀疑是古代赏赐低级官员的常例。

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奉养，难道唯独我没有吗！”“繄”是语气助词。

○“繄”读作“乌兮反”，又读作“乌帝反”。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武姜还在，所以设疑询问。庄公告诉他缘故，并且告诉他自己后悔的事。颍考叔回答说：“君主有什么担忧的呢？如果挖地直到见到泉水，在隧道中相见，谁能说这不是黄泉相见呢？”隧道就像现在的通道。

○“语”读作“鱼据反”。“阙”读作“其月反”。“隧”读作“遂”。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庄公进入隧道时吟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赋”是吟诗。“融融”是和乐的样子。

○“乐”读作“洛”，注释及下文相同。“融”读作“羊弓反”。

[疏]注释说“赋赋”到“乐也”。正义说：赋诗是指自己作诗。中、融，外、洩，各自押韵。大概所赋的诗中有这些词句，传文简略地叙述了。融融是和乐，洩々是舒散，都是快乐的样子，根据意思来说罢了。服虔说：“入”说的是庄公，“出”说的是姜氏，明白是双方出入互相见面。

姜氏走出隧道时吟诗说：“大隧之外，其乐也洩々！”“洩々”是舒散的样子。

○“洩”读作“羊世反”。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如初。君子说：“颍考叔，是纯孝的人。纯是笃厚的意思。

[疏]注释说“纯犹笃也”。

○正义说：《尔雅·释诂》解释纯为大，那么纯孝纯臣，是指大孝大忠。这里纯是笃厚的意思，是说孝心的笃厚。

他爱自己的母亲，恩惠延及到庄公。《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不匮，是纯孝。庄公虽然在开始时失礼，但孝心不忘，颍考叔感化并通达了他。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作诗，各自根据情感而言；君子评论，不因为文字而损害原意，所以《春秋传》引用《诗经》并不都与现在解说《诗经》的人相同，后面都仿照这个例子。

○“施”读作“以豉反”，又读作“式智反”。“匮”读作“其位反”。

[疏]“诗曰”到“谓乎”。

○正义说：《诗毛传》及《尔雅》解释匮为竭；永为长；锡为予；尔为你。这是《诗经·大雅·既醉》的第五章，说孝子行孝没有竭尽的时候，所以能以此孝道长赐予你的族类。意思是说行孝到了极致，能延及旁人，说的就是这件事吧！族类，是说都有孝心，就是同一类人。

○注释“不匮”到“仿此”。

○正义说：颍考叔有纯孝的行为能赐予庄公，庄公虽然在开始时失礼，但孝心不忘，那么就和颍考叔同是孝的一类人。现在颍考叔能感化并通达他，这就是永锡尔类。诗人作诗，各自根据情感而言。君子评论，不因为文字而损害原意，出自《孟子》。这里说《春秋传》引用《诗经》并不都与现在解说《诗经》的人相同，为什么？昭八年注释说“叔向时《诗经》的意义如此”，所以不同的原因，这里是丘明作传称君子之言，或许可以引用《诗经》断章取义，评论得失，那是叔向的话，事情接近前代当时的讥刺，所以说“叔向时《诗经》的意义如此”。《诗注》意谓子孙族类，此传意以为事之一般类别。

秋季，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迟缓，而且仲子还没死，所以称名。惠公下葬在春秋之前，所以说“迟缓”。子氏，就是仲子，死在二年。赗，是助丧的物品。

[疏]“天王”到“故名”。

○正义说：迟缓送惠公的助丧财物，活人送仲子的助丧财物，事情出于周王，不是宰咺的过错。所以贬低宰咺，是因为周天子至尊，不可贬责，贬低周王的使者，足以显示周王不对。而且迟缓送惠公的助丧财物，完全是周王的过错；活人送仲子的助丧财物，宰咺也

译有罪过。使者接受君王的命令而不接受具体的言辞，是为了让他能够根据时机采取适宜的措施，面对具体情况灵活应变。周王认为仲子已经去世，命令宰咺一并送达助丧的财物，而仲子实际上还活着，助丧之事就应当停止。宰咺明知仲子未死却仍然送达助丧财物，这是不能通达时宜，羞辱了君王的命令。周王则是用人不当，宰咺成为辱没君命的使者，君臣一体，好恶相同，贬斥宰咺也就是为了责备周王。《春秋》文公五年记载，“周王派荣叔回国送含玉和助丧财物”，没有指明受助丧财物的人。这里指明是惠公的夫人仲子，是因为当时成风尚未下葬，不言自明；而这里惠公已经下葬，子氏（仲子）尚未去世，如果不指明受助丧财物的人，就不知道是为谁来送助丧财物。《春秋》文公九年记载，“秦国人来送还僖公和成风的助丧衣物”，也是因为年月已经久远，所以指明所送助丧衣物的人，这与上述情况相同。季文子请求按照遭遇丧事的礼仪行事，并且预先准备凶事而不被贬斥，是因为宰咺在没有丧事的情况下送助丧财物，而季文子则是衡量时势采取适宜措施，预先防备意外，这是古代良好的教化，与宰咺的情况不同。

译天子七月下葬，车轨相同的诸侯国使者全部到达；说“同轨”，是用来区别四方蛮夷的国家的。

○别，音彼列。诸侯五月下葬，曾结盟的诸侯国使者到达；“同”指在方岳之盟中结盟的诸侯。大夫三月下葬，同等爵位的诸侯国使者到达；古时候，征发劳役不超过时限。士超过一个月下葬，外亲姻戚到达。逾月，是度过一个月。姻，就是亲。这里说报丧吊唁各自以远近为差别，因此作为下葬的节度。

[疏]“天子”到“姻至”。

○正义说：天子、诸侯、大夫、士，地位既然不同，礼制也有差异，报丧吊唁的远近，各有等级差别，依据他们吊唁答应的情况来制定下葬的节度。况且地位高则礼制大，爵位低则事情小。大礼超过时限才完备，小事累月就能完成。圣王制定常规，向百姓展示规范法度，想要使各自修习其典章，不敢有差错。侍奉父亲、侍奉君主，是百姓极尽的本分；哀悼死者、送终，是臣子应尽的职责，所以不到期限就下葬叫做不怀念亲人，超过期限下葬叫做迟缓。《春秋》据实记录，以显示是非。天子七月、诸侯五月，死亡的月份和下葬的月份都计算在内。文公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这是天子的七月。成公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寝”，十二月“葬我君成公”，这是诸侯的五月。宣公八年传文说“礼，占卜下葬日期，先选远日，避开不怀念亲人的嫌疑”。这是占卜远日不吉利，于是占卜近日，避开不思亲的嫌疑。那么不到期限就下葬的，是不思念亲人，道理显而易见，所以传文都不记载此事，只有超过期限才下葬的，传文说迟缓以示讥讽。桓王在桓公十五年崩，庄公三年才下葬，累计七年。僖公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公元年四月才下葬，薨葬之间有闰月，累计七月。这两者都超过了期限，所以传文都说迟缓以讥讽他们。卫桓公在隐公四年三月被州吁杀害，五年四月才下葬，累计十四个月。庄公在三十二年八月薨，闵公元年六月才下葬，累计十一月。这两者虽然也超过了期限，但国家有变故困难，所以传文都说“因动乱缘故，所以迟缓”，推究其并非怠慢，不以此责备臣子。那么诸侯五月下葬，自然是正法合礼，可知不必发传解释。而在下葬成公之下，传文特别说“书顺”的，《释例》说：“鲁君薨葬，多不顺从制度，只有成公薨于路寝，五月下葬，国家安静，嫡嗣继承，所以传文见到庄公的迟缓，举出成公‘书顺’来概括它。”那么特别发出这条传文，想要以此概括众公的得失，在庄公处见到因“动乱缘故”而迟缓，在僖公处见到无故而迟缓，在成公处见到顺从礼制。传文发出这三种情况，那么其余的都可以知道了。士逾月，连同死亡的月份也是三个月。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杜预说“逾月下葬迅速”是逾月也是三个月。此注说“逾月，度月”的，是说从死亡月份到下葬月份中间度过一个月。士与大夫没有不同，而分别设立文辞的，是因为大夫与士名位既然不同，依据名位不同，显示等级差别，所以改变文辞罢了，其实月数相同。“同轨”“同盟至”的，是说派遣使者到来，不是诸侯亲身到来。《释例》说“万国的数量极多，封疆的守卫极重，所以天王的丧事，诸侯不得越过国境奔丧，在国内修治丧服，卿共同执行吊唁下葬的礼仪。鲁侯没有变故而穆伯到周吊唁，这是天子崩，诸侯派遣卿共同吊唁下葬的经传”。这是说礼制上天子丧事，诸侯不亲自奔丧。那诸侯互相吊唁，则昭公三十年传文说“先王的制度，诸侯的丧事，士吊唁，大夫送葬”，这是正礼。同位至，等待他们的使者返回。外姻至，亲戚全部聚集。在天子处说“毕至”，以下不说毕的，是因为天子贵在尊贵至极，海内为家，天下闻丧，无敢不至，所以说“毕”。诸侯同盟，有的来有的不来。大夫出使，本来奉君主命令，虽然有的闻丧，未必都来，所以不说毕。这也是举例而不说凡的，序文已经解释完毕。何休《膏肓》认为礼制士三月下葬。现在说“逾月”，《左氏》认为时间短。郑康成说“人君殡数来日，葬数往月；大夫殡葬皆数来日来月；士殡葬皆数往日往月。士的三月，是大夫的逾月”。郑康成这话天子诸侯葬数往月，对《左氏》无害，说大夫葬数来月，恐怕不符合杜预的本意。苏宽的意思，认为古礼大夫以上殡葬皆数来日来月，士殡葬数往日往月，空说古礼，事情没有出处，不可依据使用。刘炫说“这也是举例，不说凡的，各种所发凡例，都为经文张设例证，这里举出下葬的大致期限，以讥讽宰咺的迟缓，不是为下葬发例，所以不说凡”。

○注“言同”到“之国”。

○正义说：郑玄、服虔都认为轨是车辙。王者驾驭天下，必定让车同轨，书同文。“同轨毕至”，是说海内都到了。四夷习俗不同，不能同其文轨，天子丧事，不能按时赴吊，所以说“同轨”，以区别四夷的国家。《周礼 巾车》木路“用来封赐蕃国”，蕃国就是四夷。既然接受王命，车也应该同轨，

译至于说四方夷狄实行同轨，是指四方夷狄前来朝见天子，天子赏赐给他们车马服饰，他们在中原地区行走，自然与中原车轨相同；但在他们本国，车轨必定不同。如果依据《巾车》篇的文字，就认为他们与华夏车轨相同，难道他们也能与华夏文字相同吗？

译○注“同在方岳之盟”。

○正义说：《周礼·司盟》记载：“凡国家有疑难或诸侯会盟，则掌管盟约的记载”，那么天子会合诸侯时，有让诸侯共同结盟的礼仪。天子会合诸侯只有巡守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巡守，那就是因有事而会合，会合的多少由天子命令决定，没有固定的同盟礼仪，礼仪中规定的同盟，只有方岳之盟。所以《左传》旧说认为，每十二年进行三次考核，黜退昏庸、提拔贤明之后，天子巡守视察，祭祀天地山川的仪式结束后，诸侯于是朝见，退下后相互结盟，统一好恶，奖助王室。这就是当方诸侯，共同拥有方岳之盟。因同盟关系亲近，吉凶之事互相告知，所以派遣使者参加葬礼。

○注“古者”至“逾时”。

○正义说：同位指同为大夫、共在朝列的人。等待他们到来，最多等待三个月，由此可知古代法律规定服劳役不超过时限。隐公五年《穀梁传》说“征伐不超过时限”，说明服劳役和聘问也不超过时限。

赠死不及尸，尸，是未下葬时的通称。

○称，音尺证。

[疏]注“尸未葬之通称”。

○正义说：《曲礼下》说“在床上的叫尸，在棺材里的叫柩”。这是相对而言的。现在因为已经下葬才来，却说“不及尸”，可知尸是未下葬时的通称。下葬后尸就不再出现，未下葬还能赶上见到，所以以下葬为界限。《释例》说：“丧礼赠送的财物，车马叫赗，钱财叫赙，衣服叫襚，珠玉叫含。然而总称为赠，所以传文说‘赠死不及尸’。”那么此条虽然是为赗而发，其实赗、赙、含、襚，总名为赠，只要在未下葬时赠送都没有可指责的。襚是用来给尸体穿衣，含是用来塞入死者口中，大敛之后，就没有用处了。既殡之后，还去赠送的，是表示有恩惠好感，不是为了实用。《今赞》说：“《杂记》中吊唁、含玉、赠衣、赠车马、临丧等，未下葬时用苇席，已下葬时用蒲席。”这是下葬后也可以进行。此处说迟缓，《礼记》是后人杂录，不能与传文同等看待。或许刚下葬之后还可以，时间久久了就不允许。

吊生不及哀。诸侯以上，既下葬就除去丧服，没有哭位，在谅闇中终丧。

○上，音时掌。縗，音七雷。谅音亮，又音良。闇，如字。

[疏]注“诸侯”至“终丧”。

○正义说：昭公十五年传文称穆后去世，天子下葬后，除去丧服。叔向说：“三年的丧期，虽然尊贵也要服完，这是礼。”杜预说“天子诸侯除去丧服，应当在卒哭之时。现在天子下葬后就除去，所以讥讽他没有服完”也。查考僖公三十三年传文说“卒哭后祔祭”，杜预说“下葬后反虞则免丧，所以叫‘卒哭’，哭止也”。按照杜预此说，那么卒哭与下葬相隔不远，同在一个月中。《仪礼》中士有三虞，那么天子诸侯都与此相同。必定知道是这样，因为卒哭是下葬的后续事宜，同在一个月中，所以杜预说“下葬后衰麻除去”，或者说“下葬卒哭后衰麻除去”，因为相近的缘故。如果依据《杂记》说“诸侯五月下葬，七月卒哭”，中间时间既长，或许有国事，称号怎么说？由此知道下葬与卒哭相连，中间没有事。然而《杂记》说“诸侯五月下葬，七月卒哭”，查考《释例》说“《礼记》是后人所作，不与《春秋》相同”，这是杜预不采用的。下葬后除去丧服，只有杜预有此说，正以《春秋》的体例，都是下葬后确立君位，明白下葬是人君的大节。昭公十二年传文说“齐侯、卫侯、郑伯到晋国。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助郑伯，在宴会上推辞，请求免除丧服后再听命。晋国人答应了他，这是合乎礼的”。当时郑国有简公的丧事未下葬，所以请求免除丧服。下面的传文又说“六月，下葬郑简公”。丘明作传，不曾虚举经文，而虚言此葬，难道不是终结前面免丧的话吗！由此知道诸侯下葬后则免丧，丧服既除则无哭位。诸侯既然这样，知道天子也是如此。《尚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论语》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这是天子诸侯除去丧服之后都在谅阴中终丧。《晋书·杜预传》说：泰始十年，元皇后去世，依照汉魏旧制，下葬后，皇帝及群臣都除去丧服。怀疑皇太子是否也应该除去？诏令诸尚书会同仆射卢钦讨论，只有杜预认为古时天子诸侯三年的丧期，开始服齐衰斩衰，下葬后除去丧服，在谅闇中居住，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于是卢钦、魏舒问杜预证据，杜预说：《春秋》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助郑伯，当时简公未下葬，请求免除丧服以听命。君子认为合乎礼，宰咺归送惠公仲子的赗，传文说“吊生不及哀”，这都是下葬后除去丧服在谅闇中的证据。书传的说法既多，学者没有思考罢了。《丧服》中诸侯为天子也服斩衰，难道可以说终服三年吗？杜预又作议说：“周景王有后、世子的丧事，下葬后除去丧服而宴乐。晋叔向讥讽他说：‘三年的丧期，虽然尊贵也要服完，这是礼。王虽然不服完，宴乐太早，这也是天子丧事见于古时的例子。

译称高宗不言守丧三年，而说“亮阴三年”，这是解释服丧与心丧的文字。讥刺景王，不讥刺他除去丧服，而讥刺他宴乐过早，这说明下葬后应当除去丧服，但他违背了居丧守默的节度。尧去世，舜居丧守默三年，所以称“遏密八音”。由此说来，天子居丧，齐衰斩衰的制度，菲薄饮食、持杖系带，应当完成其丧服。下葬后除去丧服，居丧守默以终其制，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所以说“百官收敛哭泣以听命于冢宰”。丧服既已除去，所以更称颂不言的美德，表明不再睡草垫枕土块而荒废重大政事了。《礼记》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平民都通行。”又说：“父母的丧事，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又说：“端衰丧车都没有等级差别。”这通指天子居丧，衣服的规制与普通人相同，心丧的礼节终了于三年，也没有服丧三年的文字记载。天子的地位最尊贵，繁杂的政务最重大，群臣的数量最众多，不能与普通人相同，所以大行皇帝下葬后，附祭于宗庙，就因亲属关系疏远而除去丧服。如果不除去，群臣就没有敢除去的，所以委屈自己以除去丧服，而居丧守默以终其制，天下人都说我们君王仁爱。委屈自己以顺应时宜，大家都说我们君王孝顺。既已除去丧服而心丧，我们君王尚且如此笃诚，凡是我们臣子，又怎能不自我勉励以崇尚礼制？这乃是圣明制度移风易俗的根本。”议奏上呈，皇太子于是除去衰麻丧服而居丧守默终了丧期。当时内外官员听闻参与议论，多有惊怪疑惑的人，于是认为他违背礼制以迎合时宜。预对同乡段畅说：这件事体重大，原本想要阐明古代典制，知道不符合当今情况，应当广泛采集典籍，作为证据，完全明白清晰，足以垂示将来。段畅于是疏通危疑，以弘扬主旨意趣，他的论述完整保留下来。杜预的议奏引用《尚书传》说：亮，是信；阴，是默。为听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郑玄认为谅闇是凶庐，杜预没有采用。

译豫备凶丧之事，是不合礼制的。仲子在鲁国国君尚未去世时就前来赠送财物，所以说这是“豫凶事”。

八月，纪国人攻打夷国。夷国没有向鲁国告丧，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夷国位于城阳郡庄武县，纪国位于东莞郡剧县。《春秋》隐公十一年的传文举例说：“凡是诸侯有重大事件，告知了鲁国就记载，不告知就不记载。”史官没有在简策上记载，所以孔子也没有在经文中记载。传文中提及此事，是为了阐明《春秋》的体例。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

○筦，读音同“官”。见，音“贤遍反”，下文三个“见”字读音相同。

[疏]“纪人伐夷”。

○正义说：《世族谱》记载：“纪国，姜姓，侯爵。庄公四年，被齐国灭亡。”《世本》记载：“夷国，妘姓。”传文中没有提及具体人物，不知道夷国是被谁灭亡的。《释例·土地名》记载：“夷国位于城阳郡庄武县。”庄公十六年记载“晋武公攻打夷国，抓获夷国的诡诸”。杜预说：“诡诸，是周大夫夷采地的地名。”《释例·土地名》的注解说这一条空缺，那么这两个“夷”是不同的。《世族谱》在“夷诡诸”下面注解说“妘姓”。没有提到另一个夷国，就把这两个夷国当作一个。考虑到庄武县，远在东部边陲，不可能作为周大夫的采邑，而晋国夺取了那里的土地，这说明《谱》是错误的。

有蜚虫，没有造成灾害，所以没有记载。蜚，就是负蠜。庄公二十九年的传文举例说：“凡是物象，没有造成灾害，就不记载。”又在这里加以说明，是为了表明传文所依据的资料，不仅仅是史官的简策，也兼采简牍上的记录。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

○蜚，音“扶味反”。蠜，音“烦”，又音“盘”。

[疏]注“蜚负”至“仿此”。

○正义说：《释虫》说：“蜚，就是蠦蜰。”舍人、李巡都说“蜚蠦，别名蜰”。郭璞说“蜚就是负盘，是一种臭虫”。《洪范五行传》说“蜚，就是负蠜，是夷狄之物，越地所生。这种虫子臭恶，是南方淫女之气所生”。《本草》说“蜚，是厉虫”。那么蜚是臭恶的虫子，是害人的东西，所以有时造成灾害，有时不造成灾害。经文和传文都说“有蜚”，那么这种虫子直接名叫“蜚”，不叫“蜚蠦”。《尔雅》所解释的，应当说“蜚”，别名“蠦蜰”。解说《尔雅》的人说“蜚蠦”，别名“蜰”，是不对的。这种虫子别名“负盘”，《汉书》和这里的注多写作“负蠜”的，《释虫》说“草螽，负蠜”。那是岁时常有的，不是灾虫，大概是混淆误写为蠜罢了。又说明下文有成例，这里不合记载，而传文加以说明，是为了表明传文所依据的，不只是正史的简策，也兼采简牍上所有的记录，所以传文依据它来说明。查考上文“纪人伐夷”，注解说“传文提及此事，是为了阐明《春秋》体例”，那么这里“有蜚”，也是阐明《春秋》体例。这里说传文所依据的，不只是史策，也兼采简牍，那么上文“纪人伐夷”，也是兼采简牍。只是“纪人伐夷”，其他国家没有告知，所以用阐明体例来解释。蜚是鲁国境内有的，所以用兼采简牍来解释。其实这两条注互相贯通。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是如此。

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黄，是宋国的城邑。陈留郡外黄县东面有黄城。

○败，音“必迈反”，意为打败别人。下文仿照这个例子。桓公即位，便请求讲和。九月，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这是两国开始通好。经文中没有相关的义例，所以传文只直接说明其归宿而已。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

冬，十月，庚申日，改葬惠公。桓公没有亲临，所以没有记载。因为立桓公为太子，所以隐公谦让而不敢担任丧主。隐公摄行国政，所以依据隐公来说。惠公去世时，有宋国的军队，太子年幼，所以葬礼有缺失，因此改葬。

○少，音“诗照反”。

[疏]“有宋”至“改葬”。

○正义说：上文说“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宋师。桓公即位，便请求讲和”。那么隐公即位之前，惠公打败宋师。现在说“惠公去世时，有宋师”，大概是宋国为了报复黄地的失败而来攻打鲁国，隐公率领军队抵御宋国，把葬礼事务委托给太子，所以有缺失。服虔认为宋师就是黄地的宋师。那时宋国来攻打鲁国，桓公亲自与宋军作战，那么隐公自己打败宋军，回来自己请求讲和，传文为什么把败绩归于惠公，还说桓公即位呢？况且去世与下葬相隔既远，哪有宋军在惠公去世时已经讲和然后离开的道理？

卫侯来会葬，没有见到桓公，也没有记载。诸侯会葬，是不合礼制的。不能与桓公接见完成礼仪，所以没有记载在简策上。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卫国位于汲郡朝歌县。

○朝，读音同“朝”。

[疏]“卫侯来会葬”。

○正义说：卫国，侯爵。《谱》说“姬姓，是周文王子康叔封的后代。周公诛杀禄父后，把那块土地封给康叔为卫侯，居住在殷墟，就是现在的朝歌。狄人灭亡卫国后，卫文公居住在楚丘。成公迁都到帝丘。就是现在的东郡濮阳。桓公十三年，是鲁隐公元年。出公辄十二年，是获麟之年。悼公二年，《春秋》传文终结。悼公二年去世。自悼公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秦国灭亡卫国。《卫世家》：桓公，是康叔的十一世孙。《尚书·顾命》称康叔为“卫侯”，那么最初封爵是侯爵。《世家》康

译叔子被称为“伯”，到了顷侯又恢复为侯，所以如今桓公是侯爵。

译○注“诸侯”至“仿此”。

○正义说：《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先王的制度，诸侯去世，士去吊唁，大夫送葬”；昭公三年记载文公、襄公称霸时，“国君去世，大夫吊唁，卿负责丧葬事务”，都不说诸侯亲自参加葬礼，可见诸侯参加葬礼是不合礼制的。因为不能与国君相接以完成礼仪，所以史书不记载。这里说“没有见到国君，所以不记载”，而介葛卢也没有见到国君却记载了，这是因为此处国君在国内却没有与卫侯相见，所以不记载；而介葛卢那里，国君身在会盟之地，国人以宾客之礼接待他，又想要显示他一年内两次前来，所以记载了。

郑共叔的动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公孙滑，是共叔段的儿子。

○滑，音于八，又音乎八。卫人为他讨伐郑国，夺取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和虢国的军队讨伐卫国的南部边境。虢，是西虢国。弘农郡陕县东南有虢城。

○为，音于伪。陕，音失冉。依字写作陕。郑国向邾国请求出兵，邾子私下与公子豫沟通。公子豫，是鲁国的大夫。私下请求出兵。

○豫，音预。公子豫请求前往，国君不允许，他就擅自出发了。他与邾国人、郑国人在翼地结盟。翼，是邾国的地方。史书不记载，因为这不是国君的命令。

新建南门。史书不记载，因为这也不是国君的命令。不是国君的命令就不记载，这三处记载，都是因为兴办大事，各自列举以备文辞。

十二月，祭伯前来，这不是周王的命令。

众父去世，众父，是公子益师的字。

○众，音终。国君没有参加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按照礼制，卿佐去世，小敛和大敛时国君都要亲自参加，这是为了推崇恩情的深厚。刚死时，情感最为深切，礼制最为推崇，所以以小敛为文辞。至于只参加大敛以及不参加丧礼，也同样不记载日期。

○与，音预。敛，音力验，注中都相同。

[疏]注“礼卿”至“书日”。

○正义说：《丧大记》中关于国君临视臣子丧事的礼仪说：“国君对于大夫，参加大敛。如果给予赏赐，就参加小敛”。卿是大夫中地位尊贵的，显然小敛和大敛国君都要亲自参加，以此来推崇恩情的深厚。小敛和大敛都应该亲自参加，唯独以小敛为文辞，所以知道是因为刚死时情感最为深切。贾逵说：“如果不参加大敛，就不记载去世”。那么如果在殡殓时又不前往，又该如何裁断呢？经传中没有记载这种情况，不应该胡乱解说，所以杜预认为只参加大敛以及不参加丧礼，也同样不记载日期。

【经】二年，春天，鲁公在潜地与戎人相会。（戎、狄、夷、蛮，都是氐、羌的不同支系。戎人而记载相会，是因为顺应他们的风俗作为礼仪，都指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像戎子驹支那样的人。陈留郡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潜，是鲁国的地方。

○氐，音都兮。羌，音郤良。种，音章勇。驹，音拘。济，音子礼，水名，凡地名都相同。）

[疏]注“戎狄”至“鲁地”。

○正义说：《曲礼》说“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那么这四者是九州之外的别名。《诗经·商颂》说“自彼氐羌”，氐、羌，是西戎的国家名称。杜预想要说明他们在远方，没有可以对照的形象，所以说“氐羌的不同支系”，意思是说它们是相类似的事物，并不是说这四者是羌族内部的分支，实际上氐、羌乃是戎族内部的分支。戎子驹支说：“我们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夏相同，礼物不通，言语不达”，按理说应该不堪受会盟之礼，所以解释说“是说顺应他们的风俗作为礼仪”。沈氏说：“会盟是依据公前往，戎人是主人，所以得以随主人的风俗作为会盟之礼。朝见是依据戎人来，鲁国是主人，戎人不能随从主人的风俗，所以朝见之礼不成”。戎是西方的夷人，必定不会远来会鲁，所以知道是指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像戎子驹支那样的人。驹支的事见襄公十四年。

夏天，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向，是小国。谯郡龙亢县东南有向城。莒国，是现在的城阳莒县。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不占领土地曰“入”。条例在襄公十三年。

○向，音舒亮。谯，音在遥。亢，音刚，又音苦浪。将，音子匠。

[疏]“莒人入向”。

○正义说：《世本》记载：“莒，己姓。向，姜姓”。此传记载“莒人侵入向国，带着姜氏回来”。文公八年传记载穆伯“逃奔莒国，跟随己氏”。这是莒国的己姓、向国的姜姓见于传文。《谱》记载：“莒，嬴姓，少昊的后代。周武王封兹与于莒。最初建都于计，后来迁到莒。现在的城阳莒县就是”。《世本》：“从纪公以下为己姓。”不知道是谁赐予的姓氏。十一世兹丕公才见于《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再出现。四世后被楚国灭掉。向国则只有此处见于经书，不能知道它的终始。

○注“向小”至“三年”。

○正义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周礼》记载：“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用兵多少，其数目没有定规，重视举大事、动大众，满师就记载，不满就不记载。轻视众少，所以经书都不记载旅。师，是众的意思。即使有五军三军，全都以师为名，取其众的意思，所以经书也不记载军。《释例》说：“《

译《春秋》不记载军队，一概称为“师”，这是遵循众人的说法，符合其义理。经文的大致体例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只记载国君而不记载军队；卿大夫率领军队，如果兵力满师，则同时记载军队和将领；如果不满师，则只记载将领的名字；大夫率领军队，如果兵力满师，则称“师”；如果不满师，则称“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定四年的传文说：“国君出行，军队跟随；卿出行，旅跟随。”那么国君出行必定有军队跟随，卿出行必定有旅跟随，虽然文字上没有明确写出，但道理足以明白。国君率领军队不说“帅师”，卿率领军队不说“帅旅”，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卿出行本不应有军队跟随，现在却率领一师，如果不说“师”，那么“师”的文字就不会出现；卿地位尊贵，本应单独记载，而“师”的文字又需要另外显现，所以同时记载军队和将领，说某人率领军队。如果兵力较少，卿本身必须显现，只记载将领的名字，不说“帅旅”，意思是人数少不值得记录。大夫爵位低下，名字本不应出现在经文中，但如果所率领的兵力满师，军队本身必须显现，所以说“师”而不说将领；如果不满师，只有一旅的兵力，则按体例不记载，大夫地位低下，名字也不应出现，就只记载将领，称为“人”，“人”就是大夫本人。将领尊贵而兵力少，以及将领卑贱而兵力多，如果按照序列排列，那么将领卑贱而兵力多的排在前面，襄公二年“晋师、宋师、卫甯殖侵郑”就是这种情况。隐公五年《公羊传》说：“为什么有的说率领军队，有的不说率领军队？将领尊贵且兵力多，称某人率领军队；将领尊贵但兵力少，称将领；将领卑贱但兵力多，称军队；将领卑贱且兵力少，称人。国君率领军队不说率领军队，记载的是重要的部分。”《释例》说：“大夫率领满师的军队称师，不满师称人而已。卿率领满师的军队则两者都记载，不满师则直接记载名字。国君率领军队不说率领军队，卿率领军队不说率领旅。这是史册记载的常规。”这是用《公羊传》的说法来解释。刘玄说：“盟会的体例，卿则记载名字，非卿则记载人。人在应当记载名字的地方，因此将领卑贱且兵力少就记载人，这也与盟会同。”

译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无骇，是鲁国的卿。极，是依附于鲁国的附属小国。无骇在经文中不记载氏，是因为他尚未被赐予族氏。赐予族氏的惯例在鲁桓公八年。

○骇，音户楷。

[疏]注“无骇”至“八年”。

○正义说：《春秋》的体例，只有卿才出现在经文中。现在无骇的名字出现在经文中，传文中称他为“司空”，所以知道无骇是鲁国的卿。凡是名字出现在经文中的，都是卿，所以在此处作注，以下就不再重复说明了。又《王制》说“上大夫即卿”，那么卿也是大夫，所以注文中多用“大夫”来指称卿。下文注解说“裂繻是纪国的大夫”，像这类情况，实际上都是卿。那些在传文中出现，而注文中称为大夫的，才是真正爵位为大夫的人。《穀梁传》认为极是一个国家，杜预说它是“附庸”，沈氏说“因为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城，从而得以战胜极”，那么极是在鲁国疆域之内，所以说它是“附庸”。凡是卿出使，必定要具名道氏，以尊重君主的命令。现在不记载氏，所以解释说“未赐族”，是因为没有族氏可以称呼的缘故。贾逵说“极，是戎人的城邑”。极如果是戎人的城邑，传文中却没有记载。戎人对鲁国，本来没有怨恨。说修好惠公的友好关系，那就是寻求与鲁国亲近。鲁公不信任戎人的心意，所以推辞了他们的盟约罢了。秋天就与戎人结盟，再次修好与戎人的关系。如果已经与戎人会盟，所以不与盟；随即派军队进入他们的都城，然后才结好，这种行为恶劣，也不至于过分，但作为让位给贤君的君主，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做。良史秉笔直书，怎么能没有讥讽呢？传文追溯战胜的原因，而将功劳归于费伯。

秋，八月，庚辰，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高平郡方与县北边有武唐亭。八月没有庚辰日，庚辰是七月的九日。日期和月份必定有错误。

○方，音房。与，音预。

[疏]注“高平”至“有误”。

○正义说：杜预核对经文和传文中的上下月份和日期，编制了《长历》。这一年八月壬寅朔，该月三日是甲辰，十五日是丙辰，二十七日戊辰，该月没有庚辰日。七月壬申朔，那么九日有庚辰。杜预观察上下文，如果月份不容有误，那就指出是日期有误；如果日期不容有误，那就指出是月份有误。这里上面有“秋”，下面有“九月”，那么月份和日期都可能出错，所以说“日月必有误”。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娶女子。裂繻，是纪国的大夫。传文说“卿为君主迎娶”，用来区别卿为自己迎娶的情况。迎娶女子有时称“使”，有时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史官各自根据实际情况记录，并非固定的体例。其他情况都仿照此例。

○裂，音列。繻，音须。为，音于伪，下文“为鲁”同。别，音彼列。

[疏]注“裂繻”至“仿此”。

○正义说：这里记载“迎娶女子”，传文说“卿为君主迎娶”。宣公五年“齐高固来迎娶叔姬”。传文说“记载为‘迎娶叔姬’，是卿为自己迎娶”。所以为君主迎娶就称“女”，为自己迎娶就书写字，所以说用来区别卿为自己迎娶的情况。《释例》说“天子娶妻”，就称‘迎娶王后’；卿为君主迎娶，就称‘迎娶女子’；如果是自己迎娶，就称所迎娶女子的字，这是尊卑的区别”。这里不说纪侯派遣裂繻，而成公八年经书记载“宋公派遣公孙寿来纳币”，都是婚礼，但行文不同，所以进行解释。说婚礼不称主人，主人指的是新郎。因为新郎有廉耻之心，不愿意自己说娶妻，所以卿为君主办理婚事的人，必须禀承君主的母亲之命。妇女的命令不能通达邻国，如果说卿擅自前来，不是君主所命令，所以裂繻不称“使”。如果没有母亲的，臣子无所禀承，不得不称君主之命，所以公孙寿称宋公派遣。史官都根据实际情况记录，并非褒贬的体例。《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使’？礼制不称主人。那么称什么？称父亲、兄长、老师、朋友。宋公派遣公孙寿来纳币，那么称主人是什么意思？是言辞穷尽了。言辞穷尽是什么意思？是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有母亲为什么不称母亲？因为母亲的命令不通达”。这是说妇女的话不通达外国，所以不说君主派遣，也不说母亲之命，写成自己前来的样子。《公羊传》说没有母亲的称父亲、兄长、老师、朋友，宋公不称父亲、兄长，是因为诸侯臣服其父兄，所以不能称。《昏礼记》说“宗子没有父母命令，亲人全都去世，自己亲自命令”。以宗子的尊贵尚且不称父亲、兄长，何况诸侯呢？称父亲、兄长、老师、朋友，是指大夫以下非宗子的人。《昏礼记》所说的“支子则称其宗，弟弟称其兄长”就是这种情况。

冬，十月，伯姬嫁到纪国。没有传文。伯姬，是鲁国的女子，是裂繻所迎娶的人。

纪国的子帛、莒子在密地结盟。子帛，是裂繻的字。莒国和鲁国有怨恨，纪侯已经与鲁国通婚，派遣大夫与莒国结盟以和解。子帛为鲁国结好以平息民怨，所以传文说“是为了鲁国的缘故”。将他排在鲁国内部大夫之上，而在莒子之下，称字以嘉奖他。称字的体例在闵公元年。密，是莒国的城邑。城阳郡淳于县东北有密乡。

○帛，音白。解，音如字，又音户买。好，音呼报。

[疏]注“子帛”至“密乡”。

○正义说：杜预说“将他排在鲁国内部大夫之上，而在莒子之下”，考察各种经文，鲁国大夫与他国会盟，都先书写鲁国大夫，下面接着说

译至于某人。如今子帛的记载中不说“及”，是因为不能完全等同于鲁国大夫的缘故。

译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春秋》此处没有传文解释。因为桓公尚未即位为君，仲子本不应被称为夫人。隐公为了将君位让给桓公，立桓公为太子，成全了仲子的丧礼，并向诸侯报丧，所以《春秋》经文在此处称她为夫人。因为没有举行反哭的仪式，所以不记载葬礼，这一体例在《春秋》庄公二十九年中有说明。

[疏]注“桓未”至“三年”。

○正义说：妾所生的儿子成为国君，其母亲也就成为夫人，敬嬴、齐归就是这样的例子。仲子实际上是妾，桓公尚未成为国君，所以仲子不应被称为夫人。现在称夫人去世，是隐公成全了她，让桓公做太子，成全其母的丧礼。传文体例说“如果不向诸侯报丧，就不称‘薨’”，所以知道称“薨”是向诸侯报了丧，因此《春秋》经文在此处称她为夫人。《春秋》桓公五年记载“考仲子之宫”，《公羊传》说：“桓公尚未成为国君，为什么祭祀仲子？因为隐公为桓公而立，所以为桓公祭祀他的母亲。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为了成全桓公的心意。”这就是说隐公成全仲子成为夫人。

郑国人攻打卫国。凡是军队行动有钟鼓之声的称为“伐”。这一体例在《春秋》庄公二十九年中有说明。

【传】隐公二年，春天，鲁隐公在潜地与戎人相会，是为了重修惠公时期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隐公推辞了。（这是允许他们重修友好关系，但不允许结盟。抵御夷狄，不能一次就满足他们的要求。）

○好，读作呼报反，注及下同。

[疏]注“许其”至“而足”。

○正义说：戎人贪婪而没有信用，盟约或许会背弃。隐公尚未得到戎人的真心，恐怕友好关系不能长久维持，所以不允许他们结盟。“抵御夷狄，不能一次就满足”，这是《春秋》文公九年《公羊传》中的话，意思是控制夷狄，应当逐渐教化他们，不能一次就让他们满足。

莒子娶向国的女子为妻，向姜在莒国待不下去而返回娘家。夏天，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带回来。传文说明这是违背了婚姻的道义。凡是得失的小原因，经文没有不同的文字记载，而传文详细记载其事，对照经文就能明白是非，足以作为警戒。其他情况都仿照此例。

○还，读作旋，后皆同。

司空无骇攻入极国，费庈父战胜了极国。鲁国的司徒、司马、司空，都是卿。庈父，就是费伯。前年修筑郎城，现在借此机会得以战胜极国，所以传文在前年就开始叙述此事。

○庈，读作琴。戎人请求结盟。秋天，在唐地结盟，再次重修与戎人的友好关系。

○复，读作扶又反。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娶鲁国的女子，这是卿为君主迎亲。

○为，读作于伪反。

冬天，纪国的子帛、莒子在密地结盟，这是为了鲁国的缘故。

郑国人攻打卫国，是为了讨伐公孙滑的叛乱。这是治理元年郑国夺取廪延的叛乱。

卷三 隐公三年，至五年

卷三 隐公三年，至五年

【经】隐公三年，春天，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没有传文解释。太阳运行缓慢，一年绕天一周。月亮运行迅速，一个月绕天一周。一年共有十二次交会。然而日月都是运动的物体，虽然运行度数有大致规律，但不能没有微小的盈缩变化，所以有虽然交会而不发生日食的情况，也有频繁交会而发生日食的情况。只有在正阳之月，君子忌讳，所以有击鼓、用币的仪式。现在《释例》用《长历》推算经文、传文，明确这次日食是二月初一。没有记载初一，是史官的失误。记载初一的体例在《春秋》桓公十七年中有说明。

○己巳，上音纪，下音祀，后仿此。食，读如字，本或作蚀，音同。量，读作亮。缩，读作所六反。）

[疏]注“日行”至“七年”。

○正义说：古今谈论历法的人，大抵都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太阳运行比月亮慢，每天运行一度，所以一年才运行一周天。月亮运行比太阳快，每天运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度，所以一个月内运行一周天又二十九度多，才追上太阳。说一个月运行一周天，是简略的说法，其实追上太阳的时候，不止运行一周天。日月虽然共同在天运行，但各有轨道，每积累二十九天多，轨道交错而相会集，以一次相会，称为一个月。每一年之间共有十二次相会，所以一年为十二个月。日食，是月亮遮蔽太阳造成的。日月轨道互相出入，有时月亮在太阳外面，从外进入内；有时月亮在太阳里面，从内出来外。轨道交错，所以发生日食。二十九天多，月亮追上太阳，以历家一度分为九百四十分，则四百七十分为半，现在月亮追上太阳共二十九天又四百九十九分，是超过半日校二十九分。“日有食之”，是说有东西来吃太阳。日月同处，太阳被月亮遮蔽而形体看不见，圣人不说是太阳被月亮吃，而说“日有食之”，是因为月亮看不见，作不知之辞。《穀梁传》说：“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这是说谨慎怀疑，所以不说月亮。初一则交会，所以日食必在初一。然而每初一都交会，应该每月常食，所以解释。说“日月动物，虽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缩，故有虽交会而不食者，或有频交而食者”。从隐公元年，到哀公二十七年，积二百五十五年，共三千一百五十四个月，只有三十七次日食，是“虽交而不食”的情况。襄公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频繁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繁日食，是“频交而食”的情况。日食没有固定的月份，只有在正阳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