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隐三年，尽五年
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阴侵阳也。当阳盛之月，不宜为弱阴所侵，故有伐鼓用币之事。馀月则否。其日食例皆书“朔”。“已巳”之下经无“朔”字。《长历》推此已巳实是朔日，而不书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战国及秦，历纪全差，汉来渐候天时，始造其术。刘歆《三统》以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时。汉末会稽都尉刘洪作《乾象历》，始推月行迟疾，求日食加时。后代脩之渐益详密。今为历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无频月食法。故汉朝以来，殆将千岁，为历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馀而始一交会，未有频月食者。今频月而食，乃是正经，不可谓之错误。世考之历术，事无不验，不可谓之疏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汉书 高祖本纪》：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频食。则自有频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传》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并不言，食晦夜也。朔日并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译君子对此感到忌讳，因为日食是阴气侵凌阳气的表现。在阳气旺盛的月份，不应被衰弱的阴气所侵凌，所以有击鼓、用币祭祀的仪式。其余月份则不这样做。日食的记载惯例都书写“朔”字。“己巳”之下经文没有“朔”字。《长历》推算这个己巳日确实是朔日，却没有书写“朔”字，这是史官的失误。这条注释只是大致而言罢了。战国及秦代，历法纪年完全错乱，汉代以来逐渐观测天时，才开始创立推算方法。刘歆在《三统历》中认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食一次，只能推算出日食发生的日期，却推算不出具体时刻。汉末会稽都尉刘洪作《乾象历》，开始推算月亮运行的快慢，以求得日食发生的具体时刻。后代加以修定，逐渐更加详密。现在制定历法的人，推算日食，没有不符合的，只是没有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的方法。所以汉朝以来，将近千年，制定历法的人，都认为一百七十多天有余才发生一次日月交会，没有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的情况。现在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这符合常理，不能说是错误。世人考察历法推算，事情没有不验证相符的，不能说是疏漏失误。因此注释不能确定，所以没有明说。又《汉书·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日食连续发生。那么自有连续发生日食的道理。其解释在《春秋》襄公二十四年。《穀梁传》说：“只说日食而不说朔日，是晦日发生日食。”朔日都不说，是晦夜发生日食。朔日都说，是正朔发生日食。只说朔日而不说日食，是日食发生在朔日。
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也。实以壬戌崩，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春秋》不书实崩日而书远日者，即传其伪以惩臣子之过也。襄二十九年传曰：“郑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会葬。今不书葬，鲁不会。
○即传，直专反。印，因刃反。
[疏]“天王崩”。
○正义曰：《曲礼》下曰：“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郑玄云：“异死名者，为人亵其无知，若犹不同然也。自上颠坏曰崩。薨，颠坏之声。卒，终也。不禄，不终其禄。死之言澌也，精神澌尽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诸侯卑，取崩之声，以为尊卑之差也。不书天王名者，以海内之王主，至尊之极，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传》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苏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书者，赴不及鲁也。今以为略之例，所不书也。”告丧，《礼》云：“告王丧，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鲁史裁约为文，不道当时赴，不言登假也。
○注“周平”至“不会”。正义曰：今检杜注，无葬者皆显言其谥。此为无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脩经，当改正真伪以为褒贬。周人赴不以实，孔子从伪而书者，周人欲令诸侯速至，故远其崩日以赴也。不书其实而从其伪，言人知其伪则过足章矣，故即传其伪以惩创臣子之过。《释例》曰：“天王伪赴，遂用其虚，明日月阙否，亦从赴辞。”“君子不变其文，以慎其疑。且虚实相生，随而长之，真伪之情，可以两见。承赴而书之，亦所以示将来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隐不敢从正君之礼，故亦不敢备礼於其母。
[疏]“君氏卒”。
○正义曰：君氏者，隐公之母声子也。谓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氏也。母之与子，氏族必异，故经典通呼母、舅为母氏、舅氏，言其与已异氏也。
秋，武氏子来求赙。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丧在殡，新王未得行其爵命，听於冢宰。故传曰：“王未葬”，释其所以称父族，又不称使也。鲁不共奉王丧，致令有求。经直文以示不敬，故传不复具释也。
○赙音附。殡，必刃反。共音恭，本又作供，音同。令，力呈反。复，扶又反。
[疏]注“武氏”至“释也”。
○正义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书其字，则其人未成为大夫也。若是上士例当书名，又不应系之父族。谓之为“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鲁，皆言天王使矣。此后不言王使，明其不称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丧已终，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丧，未得行其爵命，政事听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鲁，冢宰不得专命，故作自来之文。传言“王未葬”者，意兼两事：王丧在殡，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系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称王使。以未葬之故，阙此二事，故传以未葬解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称卒者，略外以别内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来赴以名。例在七年。
○别，彼列反。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来告，故书。石门，齐地；或曰，济北卢县故城西南济水之门。
癸未，葬宋穆公。无传。鲁使大夫会葬，故书。始死书卒，史在国承赴，为君故，恶其薨名，改赴书也。书葬则举谥称公者，会葬者在外，据彼国之辞也。书葬例在昭六年。
○为，于伪反。恶，乌路反。
[疏]注“鲁使”至“六年”。
○正义曰：文九年“叔孙得臣如京师”、“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类，遣卿行者，皆书其使名。此不书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贱不合书名，故直书其所为之事而己。盟则云及某盟，会则云会某人，葬则云葬某公，举其所为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释例》曰：“先王之制，诸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这位天子是周平王。实际上是在壬戌日驾崩的，为了让诸侯迅速赶来，所以故意把日期推后上报。《春秋》不记载实际驾崩的日期而记载推后的日期，是为了保留这种虚假上报的做法，以惩戒臣子的过错。《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郑国上卿有事”，“派印段前往周王室”参加葬礼。现在《春秋》没有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派人参加。
○“即传”的“即”，音直专反。“印”，音因刃反。
[疏]“天王崩”。
○正义说：《曲礼》下篇说：“天子死称为崩，诸侯死称为薨，大夫死称为卒，士死称为不禄，平民死称为死。”郑玄解释说：“区别死亡的名称，是因为人们轻视无知的人，如果名称还不一样，那就显得不恰当了。从上面崩塌下来称为崩。薨，是崩塌的声音。卒，是终结的意思。不禄，是不终享其俸禄。死，意思是澌，精神澌尽。”这是因为天子尊贵，如同山崩一样；诸侯地位较低，取崩塌的声音，以此作为尊卑的区别。不记载天子的名字，是因为他是天下的君主，尊贵到了极点，所以恭敬而不敢直呼其名。《穀梁传》说：“高称为崩，厚称为崩。尊贵称为崩。天子之死称为崩，是因为尊贵。为什么称为崩呢？因为他在百姓之上，所以称为崩。为什么不称名呢？因为地位至高无上，所以不称名。”苏氏说：“王后驾崩，太子去世，不记载，是因为报丧的人没有来得及到鲁国。现在认为是省略的体例，所以不记载。”报丧，《礼》说：“报告天子丧事，说天王登假。”这里说崩，是鲁国史官删减简化文字，不照搬当时的报丧辞，不说登假。
○注“周平”至“不会”。正义说：现在检查杜预的注释，没有记载葬礼的都明确说出谥号。这里没有葬礼，所以说周平王。孔子修订经文，应当改正真伪以进行褒贬。周人报丧不实，孔子顺从虚假而记载，是因为周人想让诸侯迅速赶到，所以推后驾崩的日期来报丧。不记载真实而顺从虚假，是说人们知道这是虚假的，那么过错就足以彰明了，所以保留这种虚假以惩戒臣子的过错。《释例》说：“天王虚假报丧，于是采用其虚辞，日月是否缺失，也顺从报丧的辞令。”“君子不改变文辞，以谨慎对待疑惑。而且虚实相生，随之增长，真伪的情况，可以两方面都看到。顺从报丧而记载，也是用来警示后来者”。
夏四月辛卯日，君氏去世。隐公不敢遵循正君的礼仪，所以也不敢对其母亲备办完整的礼仪。
[疏]“君氏卒”。
○正义说：君氏，是隐公的母亲声子。称为君氏，是说她是国君的母亲。母亲和儿子，氏族必然不同，所以经典中通常称呼母亲、舅舅为母氏、舅氏，是说他们与自己不同氏。
秋，武氏子来请求助丧的财物。武氏子，是天子的后代。平王的灵柩还在殡宫，新王还没有能够行使爵位任命，政事听命于冢宰。所以《传》说：“王未葬”，解释他之所以称父族，又不称使者的原因。鲁国不供给王丧的费用，导致他有请求。经文直接陈述以示不敬，所以《传》不再详细解释。
○赙音附。殡，音必刃反。共音恭，本又作供，音同。令，音力呈反。复，音扶又反。
[疏]注“武氏”至“释也”。
○正义说：武氏，是天子的姓氏。只说“武氏子”，不记载他的字，那么这个人还没有成为大夫。如果是上士，按例应当记载名字，又不应该连系父族。称为“子”，明确他是大夫的儿子。又，王派使者到鲁国，都说天王派使者。此后不说王派使者，明确他不称王命。由此知道此人父丧已终，应当继承父位。只是平王没有任命就驾崩了，新王居丧，不能行使爵位任命，政事听命于冢宰。冢宰派他到鲁国，冢宰不能专命，所以写成自来的文字。《传》说“王未葬”，意思兼有两件事：王丧在殡，新王不能加臣爵位，所以此人仍连系父族；王又不能命臣出行，所以此人不称王使。因为未葬的缘故，缺少这两件事，所以《传》用未葬来解释。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称卒，是略去外邦以区别内邦。元年大夫在宿地结盟，所以来报丧时用了名字。体例在七年。
○别，音彼列反。
冬，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来报告，所以记载。石门，是齐国的地方；有人说，是济北卢县故城西南济水的门。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没有《传》。鲁国派大夫参加葬礼，所以记载。刚死时记载卒，史官在国内接受报丧，为了国君的缘故，厌恶其薨的名号，改报丧记载。记载葬礼则举谥号称公，是因为参加葬礼的人在国外，依据那个国家的说法。记载葬礼的体例在昭公六年。
○为，音于伪反。恶，音乌路反。
[疏]注“鲁使”至“六年”。
○正义说：文公九年“叔孙得臣如京师”、“葬襄王”，昭公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像这类派遣卿出行的，都记载使者的名字。这里不记载使者名字，知道是大夫前往。大夫奉命出使，地位低不合记载名字，所以只记载他所做的事而已。结盟就说及某人盟，会合就说会某人，葬礼就说葬某公，举出他所做的事，明白有使者前往可知。《释例》说：“先王的制度，诸
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礼过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诸侯之丧，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之丧，士吊，大夫送葬。犹过古制。故‘公子遂如晋葬襄公’，传不言礼。‘葬秦景公’，传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称‘礼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书他国之葬必须鲁会，三以示奉使非卿，则不书於经，此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过礼也。诸侯曰薨，礼之正名。鲁史自书君死曰薨。若邻国亦同书薨，则与已君无别。国史自在已国，承他国赴告，为与已君同，故恶其薨名。虽赴称薨，皆改赴书卒，略外以别内也。至於书葬，则五等之爵皆举谥称公者，会葬者在於国外，据彼国之辞。彼国臣子称君曰公，书使之行，不得不称公也。又云“恶其薨名，改赴书”者，《释例》曰：“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称，曲存鲁史之义，内称公而书薨，所以自尊其君，则不得不略外，诸侯书卒以自异也。”至於既葬，虽邾、许子男之君皆称谥而言公，各顺臣子之辞，两通其义，是其说也。案《礼 杂记》赴告之辞云：“君讣於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於执事。”然则赴辞本无薨语而云：“恶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诸侯则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书薨也。是知王侯丧者，其通国命，皆以崩、薨相告。记之所称，谓答主人之问，饰其文辞耳。若以记文无“薨”，即疑不以薨告，记称大夫、士赴人之辞，皆云“不禄”，岂大夫无“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书必以薨为文。但摈者口传赴辞，义在谦退，从士之“不禄”。故礼记言之赴则必以薨，但改赴书卒耳。史之书事莫不在国，会葬者自可在外，书策者国内书之而云“据彼国之辞”者，书使行之事，言使为此事行，故文从彼称，不谓书不在国也。卿为君逆，谓之逆女，亦是书已之使，据彼称女，与此同也。
译诸侯的丧事，由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等到后来礼制衰败，礼仪反而过于隆重。在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时候，因此抑制这种过度的礼仪。诸侯的丧事，由大夫去吊唁，卿去办理葬事。夫人的丧事，由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这仍然超过了古代的礼制。所以《春秋》记载“公子遂到晋国参加襄公的葬礼”，《左传》没有说这是合乎礼的。记载“参加秦景公的葬礼”，《左传》说：“大夫到秦国参加景公的葬礼”，特别称这是“合乎礼的”。一来是为了显示古代的礼制，二来是为了显示记载他国的葬礼必须是因为鲁国派人参加，三来是为了显示出使的人如果不是卿，就不记载在经文中，这是左丘明含蓄的文笔。”这是说大夫的做法合乎正道，而卿的做法超过了礼制。诸侯去世称为“薨”，这是礼制的正式名称。鲁国的史官自己记载本国国君去世称为“薨”。如果邻国也记载为“薨”，那就与本国的国君没有区别了。国史自然在本国，接受他国的赴告，如果与他国国君相同，就厌恶“薨”这个名称。虽然赴告中称“薨”，都改为记载为“卒”，这是略去外国的称呼以区别内国。至于记载葬礼，那么五等爵位的国君都举出谥号称为“公”，这是因为参加葬礼的人在外国，依据那个国家的说法。那个国家的臣子称国君为“公”，记载使者的出行，不得不称为“公”。又说“厌恶‘薨’这个名称，改赴告记载为‘卒’”，《释例》说：“天子去世称为‘崩’，诸侯去世称为‘薨’，大夫去世称为‘卒’，这是古代的礼制。《春秋》所称，曲折地保存了鲁国史官的意义，对内称国君而记载‘薨’，是为了自尊其君，那么就不得不略去外国的称呼，将诸侯记载为‘卒’以自相区别。”至于已经下葬，即使是邾、许等子爵、男爵的国君都称谥号而说“公”，各自顺从臣子的说法，两方面都通其义理，这就是这种说法。查《礼记·杂记》中赴告的辞令说：“国君向其他国家的国君报丧，说：‘寡君不幸去世，敢向执事报告。’”那么赴告的辞令本来没有“薨”字，却说“厌恶‘薨’这个名称”，是因为夫人去世的条例说：“如果不向诸侯赴告，就不说‘薨’”，明白地显示出用“薨”来告诉别人，所以记载为“薨”。由此知道王侯的丧事，其通国的命令，都以“崩”、“薨”相告。《礼记》中所称的，是回答主人的询问，修饰其文辞罢了。如果因为《礼记》中没有“薨”，就怀疑不用“薨”来告丧，《礼记》称大夫、士赴告别人的辞令，都说“不禄”，难道大夫没有“卒”的名称吗？由此知道相互赴告，策书必定以“薨”为文辞。只是传话的人口头传达赴告的辞令，意义在于谦退，跟随士的“不禄”。所以《礼记》说赴告则必定以“薨”，只是改赴告记载为“卒”罢了。史官记载事情没有不在国内的，参加葬礼的人自然可以在国外，记载策书的人在国内记载而说“依据那个国家的说法”，是记载使者出行的事情，说使者为此事出行，所以文辞顺从那个国家的称呼，不是说记载不在国内。卿为君主迎接新娘，称为“逆女”，这也是记载本国的使者，依据对方称“女”，与此相同。
【传】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於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夫人丧礼有三：薨则赴於同盟之国，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寝，所谓反哭于寝，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则书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备礼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则为不成丧，故死不称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则书葬，不反哭则不书葬。今声子三礼皆阙。《释例》论之详矣。
○祔音附。
[疏]注“夫人”至“详矣”。正义曰：僖八年“致夫人”传曰：“不赴於同”，“则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国也。《礼 檀弓》记葬礼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丧礼》：“既葬，乃反哭於庙，遂適殡宫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寝。正寝即殡宫也。僖三十三年传与《檀弓》记皆云：“卒哭而祔。”《丧服小记》曰：“妇祔於祖姑”，《杂记》曰：“妾祔於妾祖姑。”是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丧礼。夫人丧礼有三，史策所书有二，唯卒、葬两事而已。其卒之异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类是也；或云某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异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类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则不书葬也。今声子三礼皆阙。经异常辞，必是阙一事则变一文。但传既并释，注不显配，虽言《释例》详之，例亦未甚分明。此传“故”上三事，“故”下三事。若以次相配，则不赴於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寝，故不称夫人；不祔於姑，故不言葬。文次相属，事乃似然。但顾下传，义则不尔。定十五年“姒氏卒”，传曰：“不称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传曰：“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传皆以“不赴”解“不称夫人”，以“不反哭”解“不书葬”。然则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书葬也。二事既然，则由不祔，故不称夫人，断可知矣。传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乃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后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后为文也。至书於经，则夫人与薨共文，故先言不称夫人，后言不书葬，顺经之先后为文也。《礼》之本意，必赴乃称薨，祔乃称夫人，反哭乃书葬者，夫人与君同体，死必赴於邻国。若不以赴告於邻国，则夫人之礼不成。尊成以否，义由赴告。成尊之状，在於书薨，故赴则称薨，不赴则不称薨也。《礼》：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莫辩。故祔则称夫人，不祔则不称夫人也。既葬於墓，反哭於寝，哀之尤极，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亲，葬与不葬，殆无以异。故不反哭，则不书葬也，皆所以惩臣子，责其不行礼也。人之行礼，有勤有惰，未必废则俱废，行则皆行。此声子自三礼皆阙，其馀或可一行一否。《释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书葬；定姒则反哭而不赴，故书葬而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据传则然，理在不惑，但不知赴而不祔，祔而不赴者，辞当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号。不称夫人，必不得称薨也。小君者，夫人之别号。不称夫人，必不得称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称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与薨，文相将也。“葬定姒”传曰：“不称小君，不成丧也。”注云：“不赴不祔，故不称小君。”传以“不赴不祔”解“不称夫人”，注以“不赴不祔”解“不称小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将也。夫人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将之物，不可致诘。盖赴、祔二礼，课行一事，则具此三文。二事并废，则三文皆去耳。何则？检此传相配，不赴则不曰薨，不祔则不称夫人。是称夫人由祔不由赴也。孟子之传乃云：“不赴，故不称夫人。”是称夫人由於赴，不由於祔也。定姒之传云：“不称夫人，不赴且不祔。”又
译【传】鲁僖公三年，春季，周历三月，壬戌日，周平王去世。诸侯报丧时说是庚戌日，所以史书按报丧日期记载。
夏季，君氏去世。她是声子。因为没有向诸侯报丧，没有在正寝举行反哭仪式，没有附祭于祖姑，所以不称“薨”。不称“夫人”，所以不记载“葬”。夫人的丧礼有三项：一是去世时向同盟国家报丧；二是安葬后，在日中时分从墓地返回，在正寝举行虞祭，这就是所谓的“反哭于寝”；三是卒哭之后附祭于祖姑。如果这三项礼仪都完备，史书就会记载为“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这是礼仪完备时的记载体例。如果缺少报丧或附祭，就属于丧礼未成，所以去世时不称“夫人薨”，安葬时不称“葬我小君某氏”。如果举行了反哭，就记载“葬”；如果没有举行反哭，就不记载“葬”。如今声子这三项礼仪都缺失。《释例》对此论述得很详细。
○“祔”音附。
[疏]注“夫人”至“详矣”。正义曰：僖公八年“致夫人”的传文说：“不向同盟国家报丧”，“就不致送夫人”，由此可知报丧是指向同盟国家报丧。《礼记·檀弓》记载葬礼说：“下葬后”，有司在墓左摆设几筵进行祭奠，日中时分返回举行虞祭。”《士丧礼》说：“安葬后，就在庙中反哭，然后前往殡宫举行虞祭。”这就是安葬后，日中时分从墓地返回，在正寝举行虞祭。正寝就是殡宫。僖公三十三年传文与《檀弓》记载都说：“卒哭之后附祭。”《丧服小记》说：“妇人附祭于祖姑”，《杂记》说：“妾附祭于妾祖姑。”这就是说附祭于姑，就是附祭于祖姑。这三项，都是夫人的丧礼。夫人的丧礼有三项，史策所记载的有两项，只有卒、葬两件事而已。其中记载去世的不同之处，有的说“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类就是这样；有的说“某氏卒”，定姒、孟子就是这样。记载安葬的不同之处，有的说“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类就是这样；有的说“葬某氏”，葬定姒就是这样；有的则不记载安葬。如今声子这三项礼仪都缺失。经文使用异常的措辞，必定是缺失一项礼仪就改变一种文辞。但传文既然一并解释，注文没有明确对应，虽然说到《释例》论述详细，但体例也还不够分明。此传“故”字上面的三件事，“故”字下面的三件事。如果按顺序对应，那么不向诸侯报丧，所以不称“薨”；不在正寝反哭，所以不称“夫人”；不附祭于祖姑，所以不记载“葬”。文辞顺序相连，事情似乎就是这样。但看下面的传文，意义却不是这样。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传文说：“不称夫人，不报丧，且不附祭。”哀公十二年“孟子卒”，传文说：“去世不报丧，所以不称夫人。不反哭，所以不记载‘葬小君’。”那两条传文都以“不报丧”解释“不称夫人”，以“不反哭”解释“不记载葬”。那么由此可知，因为不报丧，所以不称“薨”；因为不反哭，所以不记载“葬”。这两件事既然这样，那么因为不附祭，所以不称“夫人”，就可以断定了。传文不按顺序对应，是因为刚去世时就要报丧，安葬时才反哭，反哭之后才开始附祭。这三项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写文的。至于记载在经文中，因为“夫人”与“薨”共用一个文辞，所以先说不称夫人，后说不记载葬，这是顺着经文的先后顺序来写文的。《礼》的本意，必定是报丧才称“薨”，附祭才称“夫人”，反哭才记载“葬”。夫人与国君同体，去世必定要向邻国报丧。如果不向邻国报丧，那么夫人的礼仪就不成立。尊贵与否，意义在于报丧。尊贵的表现，在于记载“薨”，所以报丧就称“薨”，不报丧就不称“薨”。《礼》规定：嫡妻附祭于嫡祖姑，妾附祭于妾祖姑。既然不附祭于祖姑，就是嫡、妾无法分辨。所以附祭就称“夫人”，不附祭就不称“夫人”。安葬于墓，反哭于寝，悲哀达到极点，情感最为深切。安葬后却不反哭，完全是忘记了亲人，安葬与不安葬，几乎没有区别。所以不反哭，就不记载“葬”，这都是为了惩戒臣子，责备他们不行礼。人行礼，有勤勉的有懒惰的，未必废弃就全部废弃，实行就全部实行。这声子自己三项礼仪都缺失，其余的可能实行一项废弃一项。《释例》说：“夫人子氏报丧但不反哭，所以不记载葬；定姒则反哭但不报丧，所以记载葬但不称小君。”根据传文，这两者确实如此，道理不容置疑，只是不知道报丧但不附祭，附祭但不报丧的，文辞应当怎么说罢了。“薨”是夫人去世的称呼。不称夫人，必定不能称“薨”。“小君”是夫人的别称。不称夫人，必定不能称“小君”。“孟子卒”下面的注说：“不称夫人，所以不称‘薨’。”这是夫人与“薨”，文辞相互伴随。“葬定姒”传文说：“不称小君，丧礼未成。”注说：“不报丧不附祭，所以不称小君。”传文以“不报丧不附祭”解释“不称夫人”，注文以“不报丧不附祭”解释“不称小君”。这是夫人、小君，文辞相互伴随。夫人、薨、小君，三者是相互伴随的事物，不必深究。大概报丧、附祭这两项礼仪，实行其中一项，就具备这三项文辞。两项都废弃，那么三项文辞都去掉。为什么呢？检查此传文的对应关系，不报丧就不称“薨”，不附祭就不称“夫人”。这是称夫人取决于附祭而不取决于报丧。孟子的传文却说：“不报丧，所以不称夫人。”这是称夫人取决于报丧，而不取决于附祭。定姒的传文说：“不称夫人，不报丧且不附祭。”又
以二事并解不称夫人。注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礼，二者皆阙，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阙，乃去夫人，课行一事，则称夫人，称夫人则必书薨，书薨则必称小君。所异者，不反哭则不书葬，若不书葬则小君之文无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礼，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则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别为仲子立庙，则仲子未必祔姑，盖以赴同之，故得称夫人薨也。
译因为这两件事都缺失，所以不称“夫人”。注解说：“‘赴同’和‘祔姑’都是夫人的礼仪，这两者都缺失，所以不说‘夫人’。”这说明只有两者都缺失，才去掉“夫人”之称；如果具备其中一项，就称“夫人”；称“夫人”就必定记载“薨”；记载“薨”就必定称“小君”。不同的地方在于，如果不举行“反哭”之礼，就不记载“葬”；如果不记载“葬”，那么“小君”的称谓就没有地方使用了。这就是仲子的情况。“赴同”和“祔姑”都是夫人的礼仪，所以如果“赴同”而不“祔姑”，或者“祔姑”而不“赴同”，都记载为“夫人某氏薨”。惠公本来有正妻，另外为仲子立庙，那么仲子未必会“祔姑”，大概是因为举行了“赴同”之礼，所以得以称“夫人薨”。
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不书姓，辟正夫人也。隐见为君，故特书於经，称“曰君氏”，以别凡妾媵。
○为公，音于伪反。见，贤遍反。别，彼别反。
[疏]注“不书””至“妾媵”。
○正义曰：辟正夫人，谓辟仲子耳。何则？妾子为君，则其母得为夫人，不须辟仲子也。但公以让位之故，不从正君之礼，故亦不备礼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释例》曰：“凡妾子为君，其母犹为夫人。虽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贵，其適夫人薨，则尊得加於臣子，外内之礼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丧，责以小君不成。成风之丧，王使会葬，传曰‘礼也’。隐以让桓摄位，故不成礼於声子，假称君氏，以别凡妾媵。盖是一时之宜，隐之至义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执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贰于虢。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复专任郑伯。
○朝，直遥反。复，扶又反。任，而鸩反，后不音者皆同。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於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王子狐，平王子。
○质音致，下同。狐音胡。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
○畀，必二反，与也。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麦、禾皆未熟，言取者盖芟践之。温，今河内温县。成周，洛阳县也。
○祭，侧界反。芟，所衔反。
[疏]注“四月”至“阳县也”。
○正义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则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传在武氏之上。案经，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则知此是七月，故为今之夏，谓今之五月也。麦熟在夏，而云麦、禾皆未熟者，谓四月之时麦未熟，七月之时禾未熟，二者异时，故言皆也。
周、郑交恶。两相疾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谿沼沚之毛，谿亦涧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
○要，於遥反。间，间厕之间。谿，苦兮反。《尔雅》云：“山夹水曰涧”，“山渎无所通曰谿。”沼，之绍反。沚音止，亦音市，本又作畤。蘋蘩蕰藻之菜，蘋，大蓱也。蘩，皤蒿。蕰藻，聚藻也。
○蘋音频。蘩音烦。蕰，纡纷反。藻音早。蓱，蒲丁反。皤，蒲多反，白蒿也。
[疏]“涧谿”至“之菜”。
○正义曰：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陋，蘋藻言菜之薄，故文重也。
○注“谿亦”至“毛草”。
○正义曰：《尔雅 释山》云：“山夹水，涧。”李巡曰：“山间有水。”《释名》曰：“言水在两山间也。”《释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释山》又云：“山豄无所通，谿。”李巡曰：“山中水渎，虽无所通，与水注川同名。”宋均曰：“无水曰谷，有水曰谿。”然则谿亦山间有水之名，是涧之类，故云“谿亦涧也”。沼者，池之别名。张揖《广雅》亦云：“沼，池也。”应劭《风俗通》云：“池者，陂池，从水，也声。”沚与畤音义同。《释水》曰：“小渚曰沚。”《释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礼》“宅不毛”，谓宅内无草木也，故杜以毛为草。草即下句蘋蘩蕰藻是也。蘩，陆菜，而云沼沚之毛者，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内也。
○注“蘋大”至“聚藻也”。
○正义曰：《释草》云：“苹，蓱，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大者名蘋。”郭璞曰：“水中浮蓱，江东谓之薸。”陆机《毛诗义疏》云：“今水上浮蓱是也。其粗大者谓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糁蒸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释草》又云：“蘩，皤蒿。”孙炎曰：“白蒿也。”陆机《疏》曰：“凡艾白色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
译不记载姓氏，是为了尊重国君的缘故，所以称她为“君氏”。不记载姓氏，是为了避开正夫人的名分。因为声子被视作国君（隐公）的生母，所以在经文中特别记载，称为“曰君氏”，以区别于一般的妾室和媵妾。
[疏]注解“不书”到“妾媵”。
○正义说：避开正夫人，是指避开仲子。为什么呢？如果是妾生的儿子成为国君，那么他的母亲就能成为夫人，不需要避开仲子。只是因为隐公因为让位的原因，没有遵循正国君的礼仪，所以也没有完备地给予他母亲（声子）应有的礼遇，让她避开仲子的名分。《释例》说：“凡是妾生的儿子成为国君，他的母亲仍然算是夫人。即使先君没有册封他的母亲，母亲因为儿子尊贵，当嫡夫人去世后，她的尊位就能加于臣子之上，内外礼仪都像夫人一样。所以姒氏去世时，责备她没有完成小君的丧礼。成风去世时，周王派使者参加葬礼，传文说‘合乎礼制’。隐公因为让位给桓公而摄政，所以对声子没有完备礼仪，暂且称她为君氏，以区别于一般的妾室和媵妾。这大概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是隐公极尽道义的表现。”这就是避开仲子的意思。
郑武公、郑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卿士，是周王卿大夫中执政的人。意思是说郑国父子掌握着周朝的政权。周平王对虢公产生二心。虢，指西虢公，也在周王朝任职。周平王想把政权分给虢公，不再专门委任郑伯。
郑伯怨恨周王，周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两国交换人质。王子狐作为人质留在郑国，郑公子忽作为人质留在周国。王子狐，是周平王的儿子。
周平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周人于是实现了平王原来的意图。
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了成周的庄稼。四月，相当于现在的二月。秋天，相当于现在的夏天。麦子、庄稼都没有成熟，说“夺取”大概是践踏收割的意思。温，是现在的河内温县。成周，是洛阳县。
[疏]注解“四月”到“阳县也”。
○正义说：这里只说秋天，秋天有三个月。如果是季秋，那就是现在的七月。杜预必定知道“秋天，相当于现在的夏天”的原因，是因为这篇传文在武氏事件之上。查考经文，武氏事件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去世”，就知道这是七月，所以说是现在的夏天，即现在的五月。麦子成熟在夏天，却说麦子、庄稼都没有成熟，是指四月份的时候麦子未熟，七月份的时候庄稼未熟，两者时间不同，所以说“都”。
周、郑两国关系恶化。两方互相憎恨。君子说：“信用不发自内心，人质也没有益处。以光明磊落、推己及人的态度行事，用礼制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谁能离间他们？如果有明确的信用，即使是山涧、溪谷、池沼、小洲上的草，
《尔雅》说：“两山夹水叫涧”，“山间沟渠不通叫溪。”
蘋、蘩、蕰藻这些菜，蘋，是大蓱。蘩，是白蒿。蕰藻，是聚藻。
[疏]“涧溪”到“之菜”。
○正义说：毛就是菜。而重复使用文字的原因，是溪沼说明地处的简陋，蘋藻说明菜品的微薄，所以文字重复。
○注解“溪也”到“毛草”。
○正义说：《尔雅·释山》说：“两山夹水，叫涧。”李巡说：“山间有水。”《释名》说：“说水在两山之间。”《释水》说：“水流注入河流叫溪。”李巡说：“水从山流出，进入河流。”《释山》又说：“山沟不通，叫溪。”李巡说：“山中的水沟，虽然不通，与水注入河流同名。”宋均说：“没有水叫谷，有水叫溪。”那么溪也是山间有水的名称，属于涧的一类，所以说“溪也是涧”。沼，是池的别名。张揖《广雅》也说：“沼，是池。”应劭《风俗通》说：“池，是陂池，从水，也声。”沚与畤音义相同。《释水》说：“小洲叫沚。”《释名》说：“沚，是止，小水可以停息在上面。”草是地上的毛。《周礼》“宅不毛”，意思是宅内没有草木，所以杜预把毛解释为草。草就是下句的蘋、蘩、蕰藻。蘩，是陆生蔬菜，却说沼沚之毛，可能是采摘于水边，并非都在水中。
○注解“蘋大”到“聚藻也”。
○正义说：《释草》说：“苹，蓱，大的叫蘋。”舍人说：“苹，一名蓱，大的叫蘋。”郭璞说：“水中浮蓱，江东叫薸。”陆机《毛诗义疏》说：“现在水上浮蓱就是。粗大的叫蘋，小的叫蓱。季春开始生长。可以掺杂蒸熟作为菜肴，又可以用苦酒浸泡来佐酒。”《释草》又说：“蘩，是白蒿。”孙炎说：“白蒿。”陆机《疏》说：“凡是艾草白色的叫白蒿。现在白蒿，春天开始生长，到秋天香气美好。可以生吃
，又可烝。一名游胡，北海人谓之旁勃。故《大戴礼 夏小正》传曰：‘蘩，游胡。’游胡，旁勃也。”许慎《说文》云：“藻，水草，从月，从水，巢声。或作藻，从澡。”《毛诗传》曰：“藻，聚藻也。”然则此草好聚生。蕰训聚也，故云“蕰藻，聚藻也”。陆机《疏》云：“生水底，有二种：其一种叶如鸡苏，茎大如著，长四五尺。其一种茎大如钗股，叶如蓬，谓之聚藻。”又云：“扶风人谓之藻，聚为发声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捼去腥气，米面糁蒸为茹，嘉美，杨州人饥荒可以当穀食。”
译，又可以蒸食。它有一个名字叫游胡，北海地区的人称它为旁勃。所以《大戴礼记·夏小正》的传文说：“蘩，就是游胡。”游胡，也就是旁勃。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藻，是一种水草，字形由‘月’和‘水’组成，以‘巢’为声旁。或者写作‘藻’，从‘澡’。”《毛诗传》说：“藻，是聚集生长的藻。”那么这种草喜欢聚集生长。“蕴”字解释为聚集，所以说“蕴藻，就是聚集生长的藻”。陆机在《疏》中说：“生长在水底，有两种：其中一种叶子像鸡苏，茎粗得像筷子，长四五尺。另一种茎粗得像钗股，叶子像蓬草，叫做聚藻。”又说：“扶风地区的人称它为藻，‘聚’是发声用的词。这两种藻都可以食用，煮熟后揉搓去除腥气，拌上米面蒸成菜，味道鲜美，扬州人在饥荒时可以用来代替粮食充饥。”
筐筥锜釜之器，方曰筐，员曰筥，无足曰釜，有足曰锜。
○筐，丘方反。筥，九吕反。锜，其绮反。筐、筥皆器也。
[疏]注“方曰”至“曰锜”。
○正义曰：此皆《毛 诗传》、郑笺之文也。《说文》云：“筥，饭牛筐也。”《广雅》云：“锜，釜也。”
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
○潢音黄。汙音乌。潦音老。
[疏]注“潢汙”至“流潦”。
○正义曰：停水，谓水不流也。行，道也。雨水谓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谓之潢。水不流谓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为饮食，故引《泂酌》之篇。藻虽潦水所生，要此潦非生菜处也。
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进也。
[疏]“可荐”至“王公”。
○正义曰：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公也。或以为王公亦谓鬼神，非生王公也。此传之意，取《诗》为言。《泂酌》论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采蘩》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荐又言羞者，郑玄注《庖人》云：“备品物曰荐，致滋味乃为羞。”
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通言盟约彼此之情，故言二国。
○焉，於虔反。约，如字，又於妙反。《风》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诗 国风》。义取於不嫌薄物。《雅》有《行苇》、《泂酌》，《诗 大雅》也。《行苇》篇，义取忠厚也。《泂酌》篇，义取虽行潦可以共祭祀也。
○苇，于鬼反。泂音迥。共音恭。
[疏]“《雅》有《行苇》”。
○正义曰：《采蘩》、《采蘋》、《泂酌》，上传所言皆有彼篇之事，其言未及《行苇》。今言《行苇》者，其意别取忠厚，非以结上也。
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虽薄物皆可为用。
○行，下孟反。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与夷，宣公子，即所属殇公。
○属，章欲反，注同。殇，舒羊反。舍音舍。与，如字，一音馀。
[疏]“武氏”至“葬也”。
○正义曰：苏氏云：案文九年“毛伯来求金”，传曰“不书王命，未葬也”。此传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释，不称使，故云“不书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称使，又称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
○“而立寡人”。
○正义曰：《曲礼》下曰：“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今与臣言亦云寡人，则知其对臣民自称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谦称。”故以下诸侯自称，亦多言不穀。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原奉冯也。”冯，穆公子庄公也。
○没，本亦作殁，同。冯，皮冰反，本亦作凭。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言不让则不足称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先君以举贤为功，我若不贤是废之。使公子冯出居於郑。辟殇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命出於义也。夫，语助。
○夫音符，注同。
[疏]“命以义夫”。
○正义曰：义者宜也。错心方直，动合事宜，乃谓之为义。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贤，必以义理，不弃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义事而立殇公。是穆公命立殇公，出於仁义之中，故杜云“命出於义也”。必知“命以义夫”谓穆公命立殇公者，以杜注云“帅义而行，则殇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禄”。“公子冯不帅父义”，“终伤咸宜之福”。明知殇公受穆公之命与殷汤、武丁同有“咸宜
译筐、筥、锜、釜这些器具，方形的叫筐，圆形的叫筥，没有脚的叫釜，有脚的叫锜。
○筐，音丘方。筥，音九吕。锜，音其绮。筐和筥都是器具。
[疏]注“方曰”至“曰锜”。
○正义说：这都是《毛诗传》和郑玄笺注中的文字。《说文解字》说：“筥，是喂牛的饭筐。”《广雅》说：“锜，就是釜。”
潢、汙、行潦这些水，潢汙，是停积的水。行潦，是流动的水。
○潢，音黄。汙，音乌。潦，音老。
[疏]注“潢汙”至“流潦”。
○正义说：停水，是指水不流动。行，是道路。雨水叫做潦。说的是道路上积聚流动的水。服虔说：“蓄积的小水叫做潢。水不流动叫做汙。行潦，是道路上的水。”这是对的。这些水用来做饮食，所以引用《泂酌》这篇诗。藻虽然是潦水中生长的，但要知道这潦水并不是藻生长的地方。
可以进献给鬼神，可以进献给王公。羞，是进献的意思。
[疏]“可荐”至“王公”。
○正义说：上面说鬼神，这里说王公，是指活着的王公。有人认为是王公也指鬼神，不是活着的王公。这个传文的意思，是取《诗经》的话来说。《泂酌》论述天子的事，是进献给王。《采蘩》说公侯的事，是进献给公。既说荐又说羞，郑玄注《周礼·庖人》说：“备办物品叫做荐，致送美味才叫做羞。”
何况君子结盟两国之间的信用，用礼来实行，又哪里用得着人质？通说盟约彼此的情意，所以说两国。
○焉，音於虔。约，如字，又音於妙。《国风》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是《诗经·国风》。意义取不嫌弃微薄之物。《大雅》有《行苇》、《泂酌》，是《诗经·大雅》。《行苇》篇，意义取忠厚。《泂酌》篇，意义取即使是行潦也可以共同祭祀。
○苇，音于鬼。泂，音迥。共，音恭。
[疏]“《雅》有《行苇》”。
○正义说：《采蘩》、《采蘋》、《泂酌》，上文所说的都有那些篇目中的事，其言语未涉及《行苇》。现在说《行苇》，其意另外取忠厚，不是用来承接上文的。
昭示忠信。”表明有忠信的品行，即使是微薄的物品都可以使用。
○行，音下孟。
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因为周王还没有安葬。
宋穆公生病，召见大司马孔父，把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先君，是穆公的哥哥宣公。与夷，是宣公的儿子，就是所托付的殇公。
○属，音章欲，注同。殇，音舒羊。舍，音舍。与，如字，一音馀。
[疏]“武氏”至“葬也”。
○正义说：苏氏说：查考文公九年“毛伯来求金”，传文说“不写王命，是因为未葬”。这个传文只说“王未葬”。不同的原因是，毛伯只是解释，不称使者，所以说“不书王命”。这个武氏子，不仅不称使者，还称父族，两件事都因为未葬，所以只说“王未葬也”。
○“而立寡人”。
○正义说：《曲礼》下说：“诸侯见天子说臣某、侯某，他与百姓说话自称说寡人。”现在与臣下说话也说寡人，就知道他对臣民自称是一样的。《老子》说：“孤寡不穀，是王侯的谦称。”所以下面的诸侯自称，也多说不穀。
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们的神灵，能保全头颅以终老，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言辞来回答？请您奉立他，来主持国家，我虽然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原本希望奉立公子冯。”冯，是穆公的儿子庄公。
○没，本也作殁，同。冯，音皮冰，本也作凭。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贤能，让我主持国家，如果抛弃德行不让位，是废弃先君的举荐。难道能说贤能吗？说不让位就不足以称贤。光大昭示先君的美德，可以不努力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劳。”先君以举荐贤能为功劳，我如果不贤就是废弃它。让公子冯出居在郑国。是为了避开殇公。八月庚辰，宋穆公去世，殇公即位。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知人善任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爵禄，这是以义理来命令啊。命令出于义理。夫，是语助词。
○夫，音符，注同。
[疏]“命以义夫”。
○正义说：义就是宜。心思方正，行动合乎事宜，才叫做义。宣公立穆公，知道穆公贤能，一定以义理，不抛弃他的儿子。现在穆公刚去世，命令孔父以义事而立殇公。这是穆公命令立殇公，出于仁义之中，所以杜预说“命令出于义理”。必定知道“命以义夫”是指穆公命令立殇公，因为杜注说“遵循义理而行，那么殇公适宜接受这个命令，适宜承受这个禄位”。“公子冯不遵循父亲的义理”，“最终伤害了咸宜的福分”。明显知道殇公接受穆公的命令与殷汤、武丁同样有“咸宜
”，是知穆公命殇公是为义也。
《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诗 颂》言殷汤、武丁受命皆以义，故任荷天之百禄也。帅义而行，则殇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禄。公子冯不帅父义，忿而出奔，因郑以求入，终伤“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称唯在宣公也。殷礼有兄弟相及，不必传子孙，宋其后也，故指称《商颂》。
译由此可知，穆公立殇公为君是合乎道义的。
《商颂》说：“殷商承受天命全都适宜，承受百种福禄。”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吧！《诗·颂》说殷汤、武丁承受天命都因为合乎道义，所以能够承受上天赐予的百种福禄。遵循道义而行，那么殇公就适宜承受这君位，适宜承受这福禄。公子冯不遵循父亲的道义，因愤怒而出逃，依靠郑国谋求回国即位，最终损害了“全都适宜”的福分，所以知道人们所称颂的只有宣公。殷商的礼制有兄弟相继为君的情况，不一定传给子孙，宋国是殷商的后代，所以特指称引《商颂》。
○颂，似用反。荷，本又作何，何可反，又音何，注同，任也。任音壬。忿，芳粉反。称，尺证反。传，直专反。
[疏]“商颂”至“谓乎”。
○正义曰：《商颂 玄鸟》之卒章，言成汤、武丁，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种之禄，於是乎荷负之。言天禄皆归，故得而荷负也。今穆公立殇公亦得其宜，故殇公宜荷其禄，《诗》之意其是此事之谓乎！
○注“诗颂”至“商颂”。
○正义曰：唐虞之代，契为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汤，王有天下，遂以商为代号。后世有武丁者，中兴贤君，时有作诗颂之者，谓之《商颂》，美汤与武丁能荷天禄。今殇公亦荷天禄，与《诗》义同，故引以证之。《公羊传》言宋之祸，宣公为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冯有争心。以冯之争为宣公之过。今此传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帅义而行，则殇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禄。但公子冯不帅父义，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称唯在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冯自争国，非宣公之罪，故善之。传言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则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传曰：“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又告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是冯出奔郑，求入，欲害宋国也。父使居郑，欲以辟殇公；冯乃因郑，欲以害殇公。故据父言之，则云使之出居；据冯言之，则云忿而出奔；各从其实而为之文也。谥法：“短折不成曰殇”，“布德执义曰穆”。
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卢盟在春秋前。卢，齐地，今济北卢县故城。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既盟而遇大风，传记异也。十二月无庚戌，日误。
○偾，弗问反，仆也。
[疏]注“既盟”至“日误”。
○正义曰：《释言》云：“偾，僵也。”舍人曰：“背，踣意也。”车踣而入济，是风吹之队济水，非常之事，故云传记异也。《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荣。”《释例》曰：“济自荧阳卷县东经陈留至济阴，北经高平，东经济北，东北经济南，至乐安博昌县入海。”案：检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据当时所见，载於《释例》，今一皆依杜。虽与《水经》乖异，亦不复根寻也。庚戌无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经盟于石门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经书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计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彼《长历》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二日在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则月不容误，知日误也。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得臣，齐大子也。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
[疏]“卫庄”至“庄姜”。
○正义曰：《齐国侯爵谱》云：“姜姓，大公望之后，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吕，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吕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营丘，今临淄是也。”僖公九年，鲁隐公之元年也。简公四年，获麟之岁也。简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传终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后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夺齐，太公之后灭矣。案《齐世家》，庄公生僖公。东宫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案《史记 十二年诸侯年表》，卫庄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齐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则庄姜必非齐僖公之女，盖是庄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为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系得臣者，见其是適女也。得臣为太子，云常处东宫者，四时东为春，万物生长在东；西为秋，万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宫，太子常处东宫也。或可据《易 象》：西北为乾，乾为君父，故君在西；东方震，震为长男，故太子在东宫也。
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硕人》诗，义取庄姜美于色，贤于德，而不见答，终以无子，国人忧之。
○为音于伪反。
[疏]“所为赋《硕人》也”。
○正义曰：此赋谓自作诗也。班固曰：“不歌而诵亦曰赋
译○颂，音似用反。荷，本又作何，音何可反，又音何，注同，意为承担。任，音壬。忿，音芳粉反。称，音尺证反。传，音直专反。
[疏]“商颂”至“谓乎”。
○正义曰：《商颂·玄鸟》的末章，讲述成汤、武丁这两位君王，承受上天的任命，都合乎适宜，所以上天百种福禄，于是便由他们承担。是说天禄都归附于他们，所以他们得以承担。如今穆公立殇公也合乎适宜，所以殇公适宜承担他的福禄，《诗》的意思大概就是指这件事吧！
○注“诗颂”至“商颂”。
○正义曰：唐虞时代，契担任司徒，封在商地。传十四世到汤，称王拥有天下，于是以商作为代称。后世有武丁，是中兴的贤君，当时有人作诗颂扬他，称为《商颂》，赞美汤与武丁能够承担天禄。如今殇公也承担天禄，与《诗》的意义相同，所以引用它来证明。《公羊传》说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特别是他舍弃儿子而立弟弟，果然让冯产生了争位之心。认为冯的争位是宣公的过错。如今此《传》称赞宣公，所以申明这件事。如果按照道义行事，那么殇公适宜接受这个任命，适宜承担这个福禄。只是公子冯不遵循父亲的道义，失去了应有的适宜，所以知道人们的称赞只在于宣公。只是称赞宣公知道穆公罢了。冯自己争国，不是宣公的罪过，所以称赞他。《传》说让公子冯出居在郑国，这是父亲让他出去。注说因愤怒而逃跑，是因为四年《传》说：“公子冯出奔郑国，郑国人想接纳他。”又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来除去您的祸害。”这是冯出奔郑国，请求进入，想要危害宋国。父亲让他住在郑国，是想让他避开殇公；冯却依靠郑国，想危害殇公。所以根据父亲的角度来说，就说让他出居；根据冯的角度来说，就说因愤怒而逃跑；各自根据事实来撰写文辞。谥法：“短折不成曰殇”，“布德执义曰穆”。
冬，齐国、郑国在石门结盟，是重温卢地的盟约。卢地的盟约在《春秋》之前。卢，是齐国的地方，即今济北卢县故城。庚戌日，郑伯的车在济水倾覆。已经结盟后遇到大风，这是《传》记载的异事。十二月没有庚戌日，日期有误。
○偾，音弗问反，意为仆倒。
[疏]注“既盟”至“日误”。
○正义曰：《释言》说：“偾，僵也。”舍人说：“背，踣意也。”车倾覆落入济水，这是风吹它坠入济水，是非常之事，所以说《传》记载异事。《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荣。”《释例》说：“济水自荧阳卷县东经陈留至济阴，北经高平，东经济北，东北经济南，至乐安博昌县入海。”考察水流之道，古今或许不同。杜预既已考校缘由，根据当时所见，记载在《释例》中，现在全都依照杜预。虽然与《水经》相违背，也不再深究寻根了。庚戌没有月份，而说十二月，是因为经文盟于石门在十二月，知道这也是十二月。经文记载十二月，下面说“癸未，葬宋穆公”，计算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天，不能同在一个月份。那《长历》推算这一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二日在丙戌，不能有庚戌。而月份有癸未，那么月份不容有误，知道是日期有误。
卫庄公娶了齐国东宫得臣的妹妹，叫庄姜。得臣，是齐国的太子。这太子不敢居上位，所以常处在东宫。
[疏]“卫庄”至“庄姜”。
○正义曰：《齐国侯爵谱》说：“姜姓，是太公望的后代，其祖先四岳，辅佐禹有功。有的封在吕，有的封在申，所以太公叫吕望。太公是周室的股肱，成王封他在营丘，即今临淄。”僖公九年，是鲁隐公的元年。简公四年，是获麟的年份。简公弟弟平公十三年，《春秋》的《传》结束了。平公二十五年去世。后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夺取齐国，太公的后代灭绝了。考察《齐世家》，庄公生了僖公。东宫得臣，不知道是哪位公的太子。考察《史记·十二年诸侯年表》，卫庄公的在位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齐僖公的在位在《春秋》前八年。那么庄姜必定不是齐僖公的女儿，大概是庄公的女儿，僖公的姊妹。得臣为太子，早死，所以僖公即位。不说僖公姊妹，而系于得臣，是表明她是嫡女。得臣为太子，说常处在东宫，是因为四时东为春，万物生长在东；西为秋，万物成就在西。以此君主在西宫，太子常处在东宫。或者可以根据《易·象》：西北为乾，乾为君父，所以君主在西；东方震，震为长男，所以太子在东宫。
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是卫国人因此作《硕人》的原因。《硕人》诗，意义取庄姜颜色美丽，德行贤良，却不被应答，最终没有儿子，国人担忧她。
○为，音于伪反。
[疏]“所为赋《硕人》也”。
○正义曰：这赋指自己作诗。班固说：“不歌而诵也叫赋
。”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然则赋有二义。此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其馀言赋者，则皆诵古诗也。
译郑玄说：“赋，有的是创作新篇，有的是吟诵古诗。”由此可见，“赋”有两种含义。这里与《闵公二年》中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都是指初次创作诗篇。其余提到“赋”的地方，则都是指吟诵古诗。
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陈，今陈国陈县。
○妫，九危反。
[疏]“又娶于陈”。
○正义曰：《陈国侯爵谱》云：“妫姓，虞舜之后。当周之兴，有虞遏父者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先圣之后，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满，封於陈，赐姓曰妫，号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湣公二十一年，获麟之岁也。二十四年，楚灭陈。”此当桓公时。二妫，盖桓公姊妹也。
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已子。妫，陈姓也。厉、戴皆谥。虽为庄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
[疏]注“妫陈”至“未定”。
○正义曰：谥法：“暴慢无亲曰厉。”典礼：“无愆曰戴。”是皆谥也。石碏言：“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请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卫世家》言立完为大子，非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亲幸也。
○吁，混于反。嬖，必计反。贱而得幸曰嬖。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石碏，卫大夫。
○好，呼报反。禁，居鸩反，一音金。恶，乌路反。碏，七略反。弗纳於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言将立为太子，则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缘宠而为祸。
○邪，似嗟反，下同。泆音逸。
[疏]“弗纳”至“过也”。
○正义曰：骄谓恃已陵物，奢谓夸矜僣上，淫谓耆欲过度，泆谓放恣无艺。此四者之来，从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过从邪起”，是也。刘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为之不已，将至於邪。邪谓恶逆之事。”刘又难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过？若从邪起，何须云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宠禄岂是邪事，四者得从而来乎？且言弗纳於邪，惧其缘骄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后骄也。”
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则必恨，恨则思乱，不能自安自重。
○夫音扶，发句之端，后放此，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恨也。五年同。眕，之忍反，重也。鲜，息浅反，少也。
[疏]“夫宠而”至“鲜矣”。
○正义曰：恃君宠爱，未有不骄。亦既骄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强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释言》云：“眕，重也”。言恨则思乱，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宠而必骄，降而必憾，言其势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骄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眕，言其心难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鲜训少。以一鲜总四事，言四事皆鲜也。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小国而加兵於大国，如息侯伐郑之比。
○妨音芳。少，诗照反。长，丁丈反。间，间厕之间，下同。比二反。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臣行君之义。
[疏]“贱妨”至“破义”。
○正义曰：贱妨贵，谓位有贵贱。少陵长，谓年有长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是贱人而妨贵人也。邾捷菑以弟而欲夺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长也。齐东郭偃、棠无咎专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疏远而间亲戚也。晋胥童、夷羊五得君宠，而去三郤，是新臣而间旧臣也。息伐郑，曹奸宋，是小国而加大国也。陈灵、蔡景奸秽无度，是邪淫而破正义也。妨谓有所害。陵谓加尚之。间谓居其间使彼疏远也。加亦加陵。破谓破散。淫义不两立，行恶则破善，故言破也。
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经书州吁弑其君，故传先经以始事。
○去，起吕反，下同。弑音试。先，悉荐反。
[疏]“去顺效逆”。
○正义曰：州吁於逆则少陵长，於顺则弟不敬，是去
译卫宣公又在陈国娶妻，名叫厉妫。生下孝伯，早逝。陈，即现在的陈国陈县。
○妫，音“危”。
[疏]“又娶于陈”。
○正义说：《陈国侯爵谱》记载：“妫姓，是虞舜的后代。当周朝兴起时，有虞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周武王倚重他的利器，并因其为先圣之后，将长女大姬嫁给遏父的儿子满，封于陈地，赐姓为妫，号称胡公。桓公二十三年，即鲁隐公元年。湣公二十一年，是获麟之年。二十四年，楚国灭陈。”这应当是桓公时期的事。两位妫氏，大概是桓公的姐妹。
她的陪嫁妹妹戴妫，生下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妫，是陈国的姓氏。厉、戴都是谥号。虽然被当作庄姜的儿子，但太子的地位尚未确定。
[疏]注“妫陈”至“未定”。
○正义说：《谥法》说：“暴慢无亲曰厉。”《典礼》说：“无愆曰戴。”这都是谥号。石碏说：“如果要立州吁，就早点确定。”请求确定州吁的地位，说明太子的地位尚未确定，《卫世家》说立完为太子，是不对的。
公子州吁，是受宠爱的妾所生的儿子。嬖，指亲近宠幸。
○吁，音“于”。嬖，音“必”。地位低贱而得到宠幸叫嬖。州吁受宠而喜好军事。卫宣公不禁止，庄姜厌恶他。石碏劝谏说：“我听说爱儿子，就要用正道教导他，石碏，是卫国的大夫。
○好，音“呼”。禁，音“居”，另一音“金”。恶，音“乌”。碏，音“七”。不让他陷入邪恶。骄横、奢侈、淫乱、放荡，是走向邪恶的原因。这四种行为的产生，是因为宠爱与俸禄过度。如果要立州吁为太子，就早点确定。如果还没有确定，他就会借宠生祸。意思是如果打算立他为太子，就应当尽早确定。如果不尽早确定，州吁一定会凭借宠爱而作乱。
○邪，音“似”，下文同。泆，音“逸”。
[疏]“弗纳”至“过也”。
○正义说：骄横是指依仗自己欺凌他人，奢侈是指夸耀自大僭越上级，淫乱是指欲望过度，放荡是指放纵无度。这四种行为的产生，是从邪恶开始的。所以服虔说“说这四种过错是从邪恶产生的”，是正确的。刘炫说：“这四种行为之所以使自身走向邪恶，是说如果不停止，就会达到邪恶的地步。邪恶指恶逆之事。”刘炫又反驳服虔说：“邪恶是什么事，能引起四种过错？如果从邪恶产生，何必说四种过错的产生是因为宠禄过度呢？宠禄难道是邪恶的事，四种过错能由此产生吗？况且说‘不让他陷入邪恶’，是担心他因骄横而走向邪恶，不是先有邪恶而后有骄横。”
况且受宠而不骄横，骄横而能谦卑，谦卑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庄重的人，很少见。像这样的人很少。降低身份就一定会怨恨，怨恨就会图谋作乱，不能自我安顿和自重。
○夫，音“扶”，句首发语词，后文同。憾，本作“感”，同，音“胡”，怨恨的意思。五年同。眕，音“之”，庄重的意思。鲜，音“息”，少的意思。
[疏]“夫宠而”至“鲜矣”。
○正义说：倚仗君王的宠爱，没有不骄横的。既然骄横，就一定不能自我谦卑。勉强谦卑，没有不怨恨的。既然怨恨，就一定不能自重。《释言》说：“眕，庄重。”说怨恨就会图谋作乱，一定不能自我安顿和自重。受宠必骄，谦卑必怨，说这是势所必然，所以说能做到不这样的人是很少的。骄横而不能谦卑，怨恨而不能庄重，说人心难以自我抑制。所以说能做到这样的人是很少的。鲜解释为少。用一个“鲜”字总括四件事，说这四件事都很少见。
况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小国侵犯大国，像息侯攻打郑国那样。
○妨，音“芳”。少，音“诗”。长，音“丁”。间，音“间”，夹杂的意思，下文同。比，音“二”。淫乱破坏道义，这就是所谓的六逆。君主有道义，臣子有品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所谓的六顺。臣子践行君主的道义。
[疏]“贱妨”至“破义”。
○正义说：卑贱妨害尊贵，指地位有贵贱之分。年少欺凌年长，指年龄有长幼之别。楚公子申多接受小国的贿赂，以逼迫子重、子辛，这是卑贱之人妨害尊贵之人。邾捷菑作为弟弟想夺取哥哥的位子，这是年少欺凌年长。齐东郭偃、棠无咎专权崔氏政事，而侮辱崔成、崔彊，这是疏远之人离间亲近之人。晋胥童、夷羊五得到君主宠信，而驱逐三郤，这是新臣离间旧臣。息国攻打郑国，曹国侵犯宋国，这是小国侵犯大国。陈灵公、蔡景公淫乱无度，这是邪淫破坏道义。妨害指有所损害。欺凌指凌驾其上。离间指居间使彼此疏远。加也指凌驾。破坏指破坏散乱。淫乱与道义不能并存，行恶则破坏善，所以说破坏。
抛弃顺从效法逆乱，这是招致祸患的原因。作为君主，应当致力于消除祸患，却反而招致它，恐怕不行吧！”卫宣公不听。他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石碏禁止他，不行。桓公即位后，石碏就退休了。老，指退休。庄公四年经书记载州吁弑杀其君，所以传文先于经书叙述事情的开端。
○去，音“起”，下文同。弑，音“试”。先，音“悉”。
[疏]“去顺效逆”。
○正义说：州吁在逆乱方面是年少欺凌年长，在顺从方面是弟弟不恭敬，这是抛弃
○注“老致”至“始事”。
○正义曰：《礼》：“七十而致事”，言还其所掌之事於君也。传之初始有此故言传先经以始事。馀不注，从可知也。
【经】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无传。书“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迁都淳于。牟娄，杞邑，城阳诸县东比有娄乡。
○杞音起。牟，亡侯反。易，以豉反。雍，於用反。）
[疏]“莒人”至“牟娄”。
○正义曰：《谱》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后，得东楼公而封之於杞，今陈留雍丘县是也。九世及成公，迁缘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见《春秋》。湣公六年，获麟之岁也。湣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传终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灭杞。”检杞於此岁己见於经，桓二年有“杞侯来朝”，庄二十七年有“杞伯来朝”，於传并无号谥，又不书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谥乃见於传。未知此年杞国定是何君，当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娄，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后，常为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来奔”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晋，传称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齐侯伐晋，传称取朝歌：并书伐不书取。此伐、取两书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并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郓，书“取”不书“伐”；昭十年伐莒取郠，书“伐”不书“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郓逆服，故书取不书伐；十年晋以取郠讨公，故书伐不书取。其伐国围邑，书围以否，亦从告也。
○注“书取”至“娄乡”。
○正义曰：襄十三年传例曰：“凡书取，言易也。”知此书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陈留郡县，故杞国，武王封禹之后东楼公。”是杞本都陈留雍丘县也。《志》又云：“北海郡淳于县。”应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传》曰：淳于公如曹。”臣瓒案：“州，国名，淳于，国之所都。”此淳于县於汉属北海郡，晋时属东莞郡。故《释例 土地名》云：“州国都於东莞淳于县。”以雍丘、淳于虽郡别而竟连也。桓五年传称：“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六年春“实来”，虽知其国必灭，不知何国取之。襄二十九年晋帅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数赵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国之都也。僖十四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不知从何而迁，故云“淳于公亡国，疑似并之”，而迁居其地。僖十四年又从淳于而迁於缘陵。襄二十九年又从缘陵而迁於淳于。以无明文，疑不敢质，故言“推寻事迹”，似当然也。若然淳于为杞所并，定似不虚，而迁都淳于未有事迹。自雍丘而迁缘陵，亦可知矣。而且必言迁都淳于。又从淳于迁缘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国，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则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缘陵之前，亦都淳于也。取国易者则直言“取”，若取邿、取鄟之类是也，故不须加“伐”於上。若其伐国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国之邑，是以虽易亦加“伐”，文则“伐杞取牟娄”、“伐邾取须句”之类是也。成二年“取汶阳田”，乞师盟主，兴兵伐齐，得邑既难，而亦书“取”者，因其伐齐，晋使还汶阳之田，鲁不加兵，故书“取”，从易也。刘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规杜氏，非也。
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称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无月。
○弑，本又作杀，同，音试。凡弑君之例，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完音丸。
[疏]注“称臣”至“无月”。
○正义曰：宣四年传例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注云：“称君，谓唯书君名。而称国以弑，言众所共绝也。称臣者，谓书
译○注“老致”至“始事”。
○正义说：《礼》说：“七十岁交还政事”，意思是把所掌管的事务交还给国君。《传》的初始部分有这一条，所以说《传》在经文之前以“始事”开头。其余没有注释的地方，根据这一条可以推知。
【经】鲁桓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没有《传》文。记载“取”，是说夺取容易。条例在《襄公十三年》。杞国原本建都在陈留郡雍丘县。推究寻查史实，桓公六年，淳于公的国家灭亡，杞国似乎兼并了它，迁都到淳于；僖公十四年，又迁都到缘陵；襄公二十九年，晋国人修筑杞国的淳于城，杞国又迁都到淳于。牟娄，是杞国的城邑，城阳郡诸县东边紧挨着有娄乡。
○杞，音起。牟，音亡侯反。易，音以豉反。雍，音於用反。）
[疏]“莒人”至“牟娄”。
○正义说：《世谱》说：“杞国，是姒姓，夏禹的后代。周武王攻克殷商，寻找禹的后代，得到东楼公而封他在杞国，现在的陈留郡雍丘县就是那里。传了九世到成公，迁都到缘陵，文公居住在淳于。成公开始见于《春秋》。湣公六年，是获得麒麟的那一年。湣公的弟弟哀公三年，《春秋》的《传》文就结束了。哀公十年去世。从哀公以后，传了两代，十三年后楚国灭了杞国。”查考杞国在这一年已经见于经文，桓公二年有“杞侯来朝见”，庄公二十七年有“杞伯来朝见”，在《传》文中都没有称号和谥号，又不记载他们的去世。僖公二十三年杞成公去世，他的谥号才见于《传》文。不知道这一年杞国确定是哪位国君，应当是成公的父亲或祖父吧。牟娄，是杞国的城邑，莒国攻打并夺取了它。从此以后，经常作为莒国的城邑。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来投奔”就是证明。文公三年秦国人攻打晋国，《传》文说夺取了王官和郊；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打晋国，《传》文说夺取了朝歌：都是记载“伐”而不记载“取”。这里“伐”和“取”都记载的，是因为他们只报告了“伐”而没有报告“取”，而这里“伐”和“取”都报告了所以都记载。昭公元年攻打莒国夺取郓，记载“取”而不记载“伐”；昭公十年攻打莒国夺取郠，记载“伐”而不记载“取”：是因为元年军队还没有加到莒国而郓就顺从了，所以记载“取”而不记载“伐”；十年晋国凭借夺取郠来讨伐鲁公，所以记载“伐”而不记载“取”。那些攻打国家包围城邑，记载“围”还是不记载，也是根据报告的情况。
○注“书取”至“娄乡”。
○正义说：《襄公十三年》《传》文的条例说：“凡是记载‘取’，是说夺取容易。”知道这里记载“取”也是说夺取容易。《地理志》说：“陈留郡县，是原来的杞国，武王封禹的后代东楼公。”这说明杞国原本建都在陈留郡雍丘县。《志》又说：“北海郡淳于县。”应劭说：“《春秋》记载州公到曹国，《左氏传》说：淳于公到曹国。”臣瓒考证：“州，是国家名，淳于，是国家的首都。”这个淳于县在汉代属于北海郡，晋代属于东莞郡。所以《释例·土地名》说：“州国的首都在东莞郡淳于县。”因为雍丘、淳于虽然郡不同但边境相连。桓公五年《传》文说：“淳于公到曹国，估计他的国家危险，于是就不再回来。”六年春季“实来”，虽然知道他的国家必定灭亡，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夺取了它。襄公二十九年晋国率领诸侯“修筑杞国城”。昭公元年祁午列举赵文子的功劳说“修筑淳于城”。由此知道淳于就是杞国的首都。僖公十四年“诸侯修筑缘陵城而迁移杞国”，不知道从哪里迁移，所以说“淳于公国家灭亡，似乎被杞国兼并”，而迁居到那里。僖公十四年又从淳于迁移到缘陵。襄公二十九年又从缘陵迁移到淳于。因为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怀疑不敢断定，所以说“推究寻查史实”，似乎应当如此。如果这样，淳于被杞国兼并，确定似乎不假，而迁都到淳于没有史实。从雍丘迁移到缘陵，也可以知道了。而且必定要说迁都到淳于。又从淳于迁移到缘陵的，是因为桓公六年淳于公国家灭亡，襄公二十九年又杞国建都淳于，那么淳于始终都是杞国所有的，又是杞国建都的地方，所以怀疑没有建都缘陵之前，也建都淳于。夺取国家容易的就直接说“取”，像夺取邿、夺取鄟之类就是这样，所以不需要在上面加“伐”。如果是攻打国家夺取城邑，那城邑既然小，不能闻名，如果不加“伐”在上面，不知道得到哪个国家的城邑，所以即使容易也加“伐”，文辞就是“伐杞取牟娄”、“伐邾取须句”之类。成公二年“取汶阳田”，向盟主乞求军队，兴兵攻打齐国，得到城邑既然困难，却也记载“取”，是因为趁着攻打齐国，晋国让归还汶阳的田地，鲁国没有加兵，所以记载“取”，是顺从容易的意思。刘君或许怀疑这个意思，于是说“上面说伐，下面说取的，不是容易”，来纠正杜预，是不对的。
戊申，卫国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称臣杀君，是臣的罪过。条例在《宣公四年》。戊申，是三月十七日，有日期而没有月份。
○弑，本又作杀，同，音试。凡是杀君的条例，都仿照这个，可以意会求得，不再注音。完，音丸。
[疏]注“称臣”至“无月”。
○正义说：《宣公四年》《传》文的条例说：“凡是杀君：称君，是君无道；称臣，是臣的罪过”。注释说：“称君，是说只记载君的名。而称国来杀，是说众人共同绝弃。称臣的，是说记载
弑者之名，以示来世，终为不义。”然则此称州吁之名，称臣弑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无道，而州吁为贼也。州吁实公子，而不称公子者，传文更无褒贬，直是告辞不同，史有详略耳。公子虽复非族，而文当族处，《春秋》书族以否，大有乖异，故杜备言之。《释例》曰：“寻案《春秋》诸氏於之称，甚多参差，而先儒皆以为例。欲讬之於外赴，则患有人身自来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赐族为说。弑君不书族者四事。州吁、无知，不称公子、公孙，贾氏以为弑君取国，故以国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国，而独称公子宋督，贾氏以为督有无君之心，故去氏。案传自以先书弑君见义，不在於氏也。宋万，贾氏以为未赐族。案传称南宫长万，则为已氏南宫，不得为未赐族也。执杀大夫不书族者二事，楚杀得臣与宜申，贾氏皆以为陋。案楚杀大夫公子侧、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称氏族，无为独於此二人陋也。欲以为通例，则有若此之错。欲以为无义例，则传曰‘嘉之，故不名’、‘书曰仲孙，嘉之’、‘书曰崔氏，非其罪’、‘翚、溺帅师，皆曰疾之’、‘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晋罪己’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遗也。斯盖非史策旧法，故无凡例。当时诸国，以意而赴，其或自来聘使者，辞有详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义。义之所起，则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经从称季。传曰：蔡人嘉之，书崔氏。传亦曰：且告以族，明皆从其本也。书司马华孙来盟，亦无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则总而推之，《春秋》之义，诸侯之卿，当以名氏备书於经。其加贬损，则直称人。若有褒异，则或称官，或称氏。若内卿有贬，则特称名，文不直言鲁人，故异於外也。若无褒无贬，传所不发者，则皆就旧文，或未赐族，或时有详略也。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称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经之所书无常比例。褒则或书官，或书氏；贬则或称人，或去族。既无定例，明非旧典。仲尼有所起发，则刊正旧史，无所褒贬，则因循故策。仲尼改者，传辨其由。传所不言，则知无义。正是史官自有详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后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则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则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虽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长历》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则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经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内，不是字误，故云有日而无月。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经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无月，经有比类，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译“弑君者之名，用来昭示后世，终究是不义的。”然而这里称州吁之名，称臣弑君，这是臣子的罪过。意在说明宋宣公并非无道，而是州吁为贼。州吁实际上是公子，却不称公子，是因为《左传》文中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告辞不同，史官记载有详略罢了。公子虽然不属于同族，但在应当称族的场合，《春秋》是否书族，大有差异，所以杜预详细地加以说明。《释例》说：“考察《春秋》中对于‘氏’和‘之’的称呼，很多参差不一，而先儒都将其视为定例。想要归咎于外国的赴告，则担心有人亲自前来，定例无法吻合，于是以偏僻未赐族作为解释。弑君不书族的有四件事。州吁、无知，不称公子、公孙，贾逵认为弑君夺取国家，所以以国名言之。考察公子商人也弑君取国，却单独称公子宋督，贾逵认为督有无君之心，所以去掉氏。考察《左传》自以先书弑君来体现大义，不在于氏。宋万，贾逵认为未赐族。考察《左传》称南宫长万，则是已氏南宫，不能说是未赐族。执杀大夫不书族的有两件事，楚杀得臣与宜申，贾逵都认为是因为陋。考察楚杀大夫公子侧、大夫成熊等六七人，都称氏族，没有理由唯独这两人是因为陋。想要将其作为通例，则有如此错误。想要认为没有义例，则《左传》说‘嘉之，故不名’、‘书曰仲孙，嘉之’、‘书曰崔氏，非其罪’、‘翚、溺帅师，皆曰疾之’、‘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晋罪己’等文，鲜明显著。由此推知，这也不是孔子所遗漏的。这大概不是史策旧法，所以没有凡例。当时各国，凭心意而赴告，其或亲自前来聘问的使者，辞令有详略。孔子修《春秋》，因而采录以显示大义。大义所起，则刊正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都刊正。所以蔡人嘉赴，而经文从称季。《左传》说：蔡人嘉之，书崔氏。《左传》也说：且告以族，明白都从其本。书司马华孙来盟，也无其他类比，知道不是大例。然而总而推之，《春秋》之义，诸侯之卿，应当以名氏完备地书于经文。其加贬损，则直称人。若有褒异，则或称官，或称氏。若内卿有贬，则特称名，经文不直言鲁人，所以异于外。若无褒无贬，《左传》所不发者，则都就旧文，或未赐族，或时有详略。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也足以说明当时史官的异同，非孔子所皆刊正。”这是杜预解释州吁不称公子之意。杜预知道如此，正以经文所书无常比例。褒则或书官，或书氏；贬则或称人，或去族。既无定例，明白非旧典。孔子有所起发，则刊正旧史，无所褒贬，则因循故策。孔子改者，《左传》辨其由。《左传》所不言，则知无义。正是史官自有详略的缘故罢了。戊申在癸未之后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则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则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虽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所以《长历》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则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经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内，不是字误，所以说有日而无月。僖公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经文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无月，经文有比类，所以知道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国各简其礼，若道路相逢遇也。清，卫邑，济北东阿县有清亭。
[疏]注“遇者”至“清亭”。
○正义曰：《曲礼下》云：“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於郤地曰会。”然则会者豫谋间地，克期聚集，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示威於众，各重其礼。虽特会一国，若二国以上，皆称会也。遇者或未及会期，或暂须相见，各简其礼，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时宋、鲁特会，欲寻旧盟，未及会期。卫来告乱，故二国相遇。若三国简礼亦曰遇。故庄四年“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是也。《曲礼》称“未及期而相见”，指此类也。《周礼》“冬见曰遇”，则与此别。刘贾以遇者用冬遇之礼，故杜难之。《释例》曰：“遇者，仓卒简仪，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礼》‘诸侯冬见天子曰遇’，刘氏因此名以说《春秋》，自与传违。案《礼》‘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觐，冬曰遇’，此四时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礼》。冬见天子，当是百官备物之时，而云遇礼简易；经书‘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妇呼夫共朝，岂当复用见天子之礼？於理皆违。”是言《春秋》之遇与《周礼》冬遇异也。草次，犹造次。造次，仓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公子翚，鲁大夫。不称公子，疾其固请，强君以不义也。诸外大夫贬，皆称人，至於内大夫贬，则皆去族称名。於记事之体，他国可言某人，而已鲁之卿佐，不得言鲁人，此所以为异也。翚、溺，去族，传曰“疾之”，叔孙豹则曰“言违命”，此其例也。
○翚，许归反。强，其丈反。去，起吕反，下同。溺，乃历反。
[疏]注“他国”至“鲁人”。
○正义曰：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及“齐侯伐我北鄙”，及“我师败绩”，然鲁事皆得称“我”，则已之卿佐被贬，亦可称“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国之辞，故对他称我；鲁人出会他国，上未有他国之文，不可发首言“我人”故也。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会，故不称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陈地，水名。
○濮音卜。
[疏]注“州吁”至“水名”。
○正义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赏罚之柄，不在天子。弑君取国，为罪虽大，若已列於诸侯会者，则不复讨也。其有臣子杀之，即与弑君无异。未必礼法当然，要其时俗如是。宣公杀恶取国，纳赂於齐以请会，传曰：“会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则不得复讨，臣子杀之，与弑君同，故公与齐会而位定。”是其义也。《释例》又云：“诸侯篡立，虽以会诸侯为正，此列国之制也。至於国内，策名委质，即君臣之分定，故诸杀不成君者，亦与成君同义。”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臣子杀之，与弑君同。”则若未会诸侯，臣子杀之，不与弑君同。似与《释例》违者。《释例》所云“诸弑不成君，亦成君同义”者，即庄九年齐人杀无知，及此年卫人杀州吁，以其未会诸侯，故不书爵，犹不从两下相杀之例，故云亦与成君同义。若既会诸侯，则臣弑称爵，则文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负刍杀其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会，然后晋人执之。十六年传称“曹人请于晋曰，若有罪，则君列诸会矣”，是列会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会，故不称君，曹人之辞，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杀之於濮，谓死於水旁也。《释例 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阙”。哀二十七年传濮下注云：“濮自陈留酸枣县受河，东北经济阴，至高平钜野县入济。”彼濮与此名同实异，故杜於此不言阙，直云“濮，陈地，水名”。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卫人逆公子晋而立之，善其得众，故不书入於卫，变文以示义。例在
译夏季，鲁庄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遇”，是指临时约定的会面，两国各自简化礼仪，就像在道路上偶然相逢一样。清，是卫国的城邑，济北郡东阿县有清亭。
[疏]注“遇者”到“清亭”。
○正义说：《曲礼下》说：“诸侯没有到约定的日期而相见叫做‘遇’，在边境之地相见叫做‘会’。”那么，“会”是预先谋划好地点，确定日期聚集，训示上下的法则，制定财用的节制，向众人展示威仪，各自重视礼仪。即使是单独与一国相会，如果是两国以上，都称为“会”。“遇”或者是没有到相会的日期，或者是暂时需要相见，各自简化礼仪，就像在道路上偶然相逢一样。此时宋、鲁两国单独相会，想要重温旧盟，还没有到相会的日期。卫国来报告动乱，所以两国相遇。如果是三国简化礼仪也叫“遇”。所以庄公四年“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就是这样。《曲礼》说“没有到约定的日期而相见”，指的就是这类情况。《周礼》说“冬天进见叫做‘遇’”，则与此不同。刘贾认为“遇”是运用冬天进见的礼仪，所以杜预驳难他。《释例》说：“‘遇’，是仓促间简化仪节，就像在道路上偶然相逢一样。《周礼》‘诸侯冬天进见天子叫做‘遇’’，刘氏因此名称来解释《春秋》，自然与传文违背。查考《礼》说‘春天叫朝，夏天叫宗，秋天叫觐，冬天叫遇’，这是四季的名称。现在《春秋》并不都同于《礼》。冬天进见天子，应当是百官齐备、器物完备的时候，却说遇礼简易；经文书写‘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这是妇人呼唤丈夫共同朝见，难道应当再使用进见天子的礼仪？在道理上都是违背的。”这是说《春秋》中的“遇”与《周礼》中的冬遇不同。草次，就是造次。造次，仓促，都是紧迫来不及的意思。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秋季，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公子翚，是鲁国的大夫。不称公子，是憎恶他固执地请求，强迫国君做不义之事。其他国家的大夫被贬，都称“人”，至于本国的大夫被贬，则都去掉族称只称名。在记事的体例上，其他国家可以说某人，而鲁国的卿佐，不能说鲁人，这就是不同的原因。翚、溺，去掉族称，传文说“憎恶他们”，叔孙豹则说“言语违抗命令”，这就是它的例子。
○翚，音许归。强，音其丈。去，音起吕，下文同。溺，音乃历。
[疏]注“他国”到“鲁人”。
○正义说：查考“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以及“齐侯讨伐我国北部边境”，以及“我国军队大败”，那么鲁国的事都可以称“我”，那么自己的卿佐被贬，也可以称“我人”，之所以不这样，是因为凡是说“我”的，上面都有其他国家的言辞，所以对着他国称我；鲁国人会合其他国家，上面没有其他国家的文字，不可以开头就说“我人”，所以不这样。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了州吁。州吁弑君自立，没有被列入诸侯的会盟，所以不称君。例子在成公十六年。濮，是陈国的地方，水名。
○濮，音卜。
[疏]注“州吁”到“水名”。
○正义说：春秋时代，王政不行，赏罚的权柄，不在天子手中。弑君夺取国家，罪行虽然大，如果已经列入诸侯会盟的，就不再讨伐。如果有臣子杀了他，就与弑君没有区别。未必是礼法当然如此，重要的是当时的习俗是这样。宣公杀恶夺取国家，贿赂齐国以请求会盟，传文说：“在平州会盟以安定公位。”杜预说：“篡位自立的人，诸侯既然与他会盟，就不能再讨伐，臣子杀他，与弑君相同，所以宣公与齐国会盟而地位安定。”这就是它的含义。《释例》又说：“诸侯篡位自立，虽然通过会盟诸侯来使其合法，这是列国的制度。至于国内，策名委质，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所以那些杀不成君的人，也与成君相同。”然而杜预前面的注说：“篡位自立的人，诸侯既然与他会盟，臣子杀他，与弑君相同。”那么如果还没有会盟诸侯，臣子杀他，就不与弑君相同。似乎与《释例》相违背。《释例》所说“那些弑杀不成君的人，也与成君相同”的，就是庄公九年齐人杀无知，以及这一年卫人杀州吁，因为他们没有会盟诸侯，所以不书写爵位，仍然不遵循两下相杀的例子，所以说也与成君相同。如果已经会盟诸侯，那么臣弑君就称爵位，那么文公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就是这样。曹伯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成公十五年诸侯“在戚地同盟”。曹伯既然列入会盟，然后晋人逮捕他。成公十六年传文称“曹人向晋国请求说，如果有罪，那么君主已经列入会盟了”，这是列入会盟就成为君主的例子。这州吁没有列入会盟，所以不称君，曹人的言辞，就是成例，所以说例子在成公十六年。在濮地杀他，是说死在水边。《释例·土地名》在濮下注说“阙”。哀公二十七年传文濮下注说：“濮从陈留酸枣县接受黄河水，东北流经济阴，到高平钜野县流入济水。”那个濮与这个名称相同但实际不同，所以杜预在这里不说阙，直接说“濮，陈地，水名”。
冬季，十二月，卫人立晋。卫人迎接公子晋并立他为君，赞赏他得到民众拥护，所以不书写“入于卫”，改变文字以示含义。例子在
○正义曰：成十八年传例曰：“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晋去卫居邢，卫人迎而立之，於法正当书“入”，宜与齐小白同文。传言书曰：“卫人立晋，众也。”是仲尼善其得众，故改常例，变文以示义也。
【传】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脩先君之怨於郑，谓二年郑人伐卫之怨。
[疏]注“谓二”至“之怨”。
○正义曰：二年伐卫见经，故以属之，未必往前更无怨也。《卫世家》称，桓公十六年，乃为州吁所弑。则隐之二年，当桓之世。服虔以先君为庄公，非也。何则？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纳急子之妻生寿及朔，朔能构兄，寿能代死，则是年皆长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终始二十矣。虽寿之死，未知何岁。急子之娶，当在宣初。若隐之二年，庄公犹在，岂於父在之时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史记》虽多谬误，此当信然。
而求宠於诸侯，以和其民。诸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则不复讨，故欲求此宠。
○篡，初患反。复，扶又反，下文复伐同。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害谓宋公子冯。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言举国之赋调。
○从，才用反。调，徒吊反。宋人许之。於是陈、蔡方睦於卫。蔡，今汝南上蔡县。
[疏]注“蔡今”至“蔡县”。
○正义曰：《蔡国侯爵谱》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后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为蔡侯，作乱，见诛。其子蔡仲，成王复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获麟之岁也。成侯子声侯四年，《春秋》之传终矣。声侯十四年卒。自声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灭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县，故蔡国，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公问於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众仲，鲁大夫。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乱谓阻兵而安忍。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丝见棼缊，益所以乱。
○棼，扶云反，乱也。缊，於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恃兵则民残，民残则众叛，安忍则刑过，刑过则亲离。
[疏]“阻兵而安忍”。
○正义曰：阻恃诸国之兵以求胜，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杀过度也。
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戢，庄立反。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乞师不书，非卿。公辞之。从众仲之言。羽父请以师会之，羽父，公子翚。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
[疏]“故书”至“疾之也”。
○正义曰：案元年传：“邾人、郑人盟于翼。公子豫请往，公不许，遂行。”彼则不书，又不加贬责；此公子翚之行，公亦不许，而书於经，又加贬责者；公子豫，公不许，私窃而行；翚师强梁，固请公，事不获已，令其出会，故以君命而书，又加贬责。
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时郑不车战。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谘其父。石子曰：“王觐为可。”
[疏]“王觐为可”。
○正义曰：於王处行觐礼，此事是为可也。
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於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八十曰耄。称国小已老，自谦以委陈，使因其往就图之。
○觐，其靳反，见也。朝
译○正义说：《春秋》成公十八年的传例说：“凡是离开自己的国家，由国人迎接并拥立他，称为‘入’。”这里公子晋离开卫国居住在邢地，卫国人迎接并拥立他，按照法则应当记载为“入”，应该和齐小白（齐桓公）的记载相同。但传文说记载为：“卫国人拥立晋，是因为他得众心。”这是孔子赞许他得到民众拥护，所以改变了常规体例，变换文字来显示深意。
【传】四年，春天，卫国州吁杀害了桓公并自立为国君。鲁隐公与宋庄公举行会盟，打算重温宿地的盟约。还没到约定的日期，卫国人来报告发生动乱。
夏天，鲁隐公和宋庄公在清地相遇。宿地的盟约是在元年订立的。
宋殇公即位的时候，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要接纳他。等到卫国州吁即位，打算向郑国报复先君的怨恨，指的是二年郑国攻打卫国的怨恨。
[疏]注“谓二”到“之怨”。
○正义说：二年攻打卫国的事见于经文，所以将怨恨归因于此，未必说在此之前没有怨恨。《卫世家》记载，桓公十六年，被州吁杀害。那么隐公二年，正值桓公在位。服虔认为先君是庄公，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宣公与夷姜通奸生下急子，宣公又纳急子的妻子生下寿和朔，朔能挑拨兄弟关系，寿能替哥哥去死，这说明那年他们都长大了。宣公在这年即位，桓公十二年去世，从头到尾共二十年。虽然寿的死，不知道是哪一年。急子娶妻，应当在宣公初年。如果隐公二年，庄公还在，难道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已经通奸父亲妾室生下急子了吗？《史记》虽然多有谬误，但此处应当可信。
州吁向诸侯谋求宠信，以此来安抚他的民众。凡是篡位自立的人，诸侯既然与他会盟，就不再讨伐，所以他想要谋求这种宠信。
○篡，音初患。复，音扶又，下文复伐同。他派人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消除您的祸害，祸害指的是宋公子冯。您做主帅，敝国将出赋税军队与陈、蔡跟随，这是卫国的愿望。”意思是举国出赋税军队。
○从，音才用。调，音徒吊。宋国人答应了。这时陈、蔡正与卫国和睦。蔡，即现在的汝南上蔡县。
[疏]注“蔡今”到“蔡县”。
○正义说：《蔡国侯爵谱》说：“蔡，姬姓，是周文王子叔度的后代。周武王封他在汝南上蔡，为蔡侯，作乱，被诛杀。他的儿子蔡仲，周成王再次封他在蔡。到平侯，迁到新蔡，昭侯迁到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是鲁隐公元年。昭侯的儿子成侯十年，是获麟的那一年。成侯的儿子声侯四年，《春秋》的传文结束了。声侯十四年去世。从声侯以下，两代，二十八年，楚国灭了蔡。”《地理志》说：“汝南上蔡县，是故蔡国，周武王弟弟叔度所封。”
“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包围了它的东门，五天就撤军了。鲁隐公问众仲说：‘卫国州吁能成功吗？’众仲，是鲁国大夫。回答说：‘我听说用德行来安抚民众，没听说用动乱来安抚。动乱，指的是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用动乱来安抚，就像整理丝线却把它搅乱一样。丝线被搅乱缠绕，更加混乱。
○棼，音扶云，乱的意思。缊，音於云。州吁，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就没有民众，安于残忍就没有亲人，众叛亲离，难以成功。依仗武力则残害民众，残害民众则众叛，安于残忍则刑罚过度，刑罚过度则亲人背离。
[疏]“阻兵而安忍”。
○正义说：依仗各国的兵力以求胜利，而征伐不停。安于残忍，指施行暴虐之事，刑杀过度。
“武力，就像火一样，不收敛，将会自焚。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而虐待他的民众，在这种情况下不致力于美德，却想靠动乱来成功，必定不能免于祸患。”
○戢，音庄立。
秋天，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宋公派人来请求出兵，请求出兵不记载，因为不是卿大夫。鲁隐公拒绝了。听从众仲的话。羽父请求出兵与会，羽父，是公子翚。鲁隐公不允许。公子翚坚持请求才去，所以记载为“翚帅师”，是痛恨他。
[疏]“故书”到“疾之也”。
○正义说：查看元年传：“邾人、郑人在翼地结盟。公子豫请求前往，鲁公不允许，他就自行去了。”那里不记载，又不加贬责；这里公子翚的行动，鲁公也不允许，却记载在经文中，又加贬责。公子豫，鲁公不允许，他私自行动；翚的军队强横，坚持请求鲁公，事不得已，让他出会，所以以君命记载，又加贬责。
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抢掠了他们的庄稼就撤军了。当时郑国不用车战。
州吁没能安抚他的民众，厚问石子如何安定国君。石子，是石碏，因为州吁不安定而咨询他的父亲。石子说：“朝见天子是可以的。”
[疏]“王觐为可”。
○正义说：在天子那里行觐礼，这件事是可以的。
厚问：“怎么能得到觐见的机会？”石子说：“陈桓公正受到天子的宠信，陈、卫正和睦，如果朝见陈国让他请求，必定可以得到。”厚跟随州吁到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狭小，我老了，无能为力。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敢请你们图谋他们！”八十岁叫耄。自称国家小自己老，自谦以委托陈国，让他趁他们前往之机图谋他们。
○觐，音其靳，见的意思。朝
，直遥反，后不出者皆放此。褊，必浅反，一音必殄反。耄，毛报反。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请卫人自临讨之。
译“直”字音遥，后面不再出现的字都依照这个注音原则。“褊”字音浅，又有一音为殄。“耄”字音报。陈国人抓住了他，并请求卫国派人前来亲自审理惩处。即请求卫国的人亲自前来审理惩处他。
○莅音利，又音类，临也。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子从弑君之贼，国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义灭亲。明小义则常兼子爱之。
○獳，奴侯反。恶乌路反。与焉，音预。
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晋也。
○邢音刑，国名。
[疏]“宣公即位”。
○正义曰：贼讨乃立，自继前君，故不待逾年也。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经】五年，春，公矢鱼于棠。（书陈鱼，以示非礼也。书棠，讥远地也。今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鲁侯观鱼台。）
[疏]注“书陈”至“鱼台”。
○正义曰：陈鱼者，兽猎之类，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非谓既取得鱼而陈列之也。其实观鱼而书陈鱼者，国君爵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则不当亲行，公故遣陈鱼而观其捕获，主讥其陈，故书陈鱼，以示非礼也。传曰“非礼也，且言远地”，故知书棠，讥远地也。
夏，四月，葬卫桓公。
秋，卫师入郕。将卑师众，但称师，此史之常也。
○郕音成，国名。将，子匠反。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成仲子宫，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为夫人。诸侯无二嫡，盖隐公成父之志，为别立宫也。公问羽数，故书羽。妇人无谥，因姓以名宫。
○嫡，丁历反。为别，于伪反。
[疏]“九月”至“六羽”。
○正义曰：三年之内，木主特祀於寝宫。庙初成，木主迁入其中，设祭以安神也。祭则有乐，故初献六羽。初，始也。往前用八，今乃用六也。献者奏也，奏进声乐以娱神也。六羽谓六行之人，秉羽舞也。
○注“成仲”至“名宫”。
○正义曰：“考，成”，《释诂》文也。言“初献六羽”者，谓初始而献，非在后恒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税亩”，杜云“遂以为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义，明不与彼同。故《春秋》之经有文同事异，如此之类是也。注以祭文不见，故辨之云：“成仲子宫，安其主而祭之。”以其与“献羽”连文，知“考”谓祭以成之，非谓始筑宫成也。又解立宫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虽不以为夫人，有欲以为夫人之意。礼，“诸侯不再娶”，於法无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享祭之所。盖隐公成父之志，为别立宫。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丧毕即应入庙。至此始成宫者，仲子立庙本非正法。丧服既终，将为吉祭，主无祭处，始议立之，故晚成也。传云“始用六佾”。不书“佾”而书“羽”者，以公问羽数，故书羽也。妇人法不当谥，仲子无谥，故因姓以名宫也。立宫必书於策，羽则非当所书，善其复正，故书之。传载众仲之对，而言公从之，是其善之意也。为书六羽，故言考宫，言其因考以献羽也。若不为羽，当云立仲子之宫，如立武宫、炀宫然，不须言考也。《礼 杂记》下云“成庙则衅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以庙则当衅，寝则当考。此庙言考者，考是成就之义。庙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寝则生人所宅，饮食以成之。《杂记》注云“路寝者，生人所居，不衅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设盛食以落之”，是也。庙成衅之者，尊而神之，盖木主未入之前已行衅礼也。案《杂记》衅庙之礼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纯衣，雍人拭羊，宗人视之，宰夫北面于碑南，东上。雍人举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门、夹室皆用鸡，先门而后夹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鸡，门，当门；夹室，中室。有司皆乡室而立，门则有司当门北面。既事，宗人告事毕，乃皆退。”是衅庙之礼。此言考宫献羽，自为主已入庙，则祭以成之，非衅礼，与彼异也。故《公羊传》曰：“考宫者何
译○“莅”音利，又音类，意为临视。九月，卫国派右宰丑到濮地临视处死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到陈国临视处死石厚。君子说：“石碏是纯粹的忠臣。他厌恶州吁，连自己的儿子石厚也一并惩处。‘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石厚的父亲石碏，其子跟随弑君之贼，这是国家的大逆不道，不可不铲除，所以说大义灭亲。如果只讲小义，就会兼顾对儿子的爱护。
○“獳”，音奴侯反。“恶”，音乌路反。“与焉”，音预。
卫国人在邢国迎接公子晋回国。冬季，十二月，宣公即位。宣公就是公子晋。
○“邢”，音刑，国名。
[疏]“宣公即位”。
○正义说：因为讨平了贼人才拥立他，他是直接继承前君位的，所以不必等到第二年才即位。《春秋》记载为“卫人立晋”，表示是众人的意愿。
【经】五年，春季，鲁桓公在棠地陈列捕鱼器具观鱼。（记载“陈鱼”，是为了显示这是不合礼制的行为。记载“棠”，是为了讥讽他前往遥远的地方。如今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即鲁侯观鱼台。）
[疏]注“书陈”至“鱼台”。
○正义说：“陈鱼”属于狩猎一类的事，是指让捕鱼的人陈列好捕鱼的器具，观看他们捕鱼作为娱乐，并不是指已经捕到鱼后陈列出来。实际上是因为观看捕鱼而记载为“陈鱼”，这是因为国君爵位尊贵，如果不是蒐狩这样的大事就不应当亲自前往，桓公因此派遣人陈列捕鱼器具并观看捕获情况，主要讥讽他陈列捕鱼器具这一行为，所以记载为“陈鱼”，以显示不合礼制。《春秋传》说“不合礼制，而且说去的是遥远的地方”，所以知道记载“棠”，是为了讥讽他前往遥远的地方。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
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将领地位低微而军队众多，只称军队，这是史官的常规写法。
○“郕”，音成，国名。“将”，音子匠反。
九月，落成仲子的宗庙，初次进献六佾的舞蹈。建成仲子的宗庙，安放她的神主并祭祀她。惠公因为仲子手上有“夫人”的文字，娶了她，想立她为夫人。诸侯没有两个嫡夫人，大概是隐公为了完成父亲的意愿，为她另外建立宗庙。桓公询问舞蹈的人数，所以记载了“羽”。妇女没有谥号，所以用姓氏来命名宗庙。
○“嫡”，音丁历反。“为别”，音于伪反。
[疏]“九月”至“六羽”。
○正义说：在三年丧期之内，木主单独在寝宫祭祀。宗庙刚建成，木主迁入其中，设立祭祀以安抚神灵。祭祀时有音乐，所以初次进献六佾的舞蹈。“初”，是开始的意思。以前使用八佾，现在才使用六佾。“献”是进奏的意思，进奏声乐以娱乐神灵。六佾是指六行的人，手持羽毛跳舞。
○注“成仲”至“名宫”。
○正义说：“考，成”，是《释诂》中的文句。说“初献六羽”，是指刚开始进献，而不是后来一直使用。知道这一点，是依据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杜预说“于是成为常例，所以说初”。杜预在这里不解释“初”的含义，说明与那里不同。所以《春秋》经文中常有文字相同但事情不同的情况，这类就是如此。注文中因为祭祀的记载没有直接出现，所以辨析说：“建成仲子的宗庙，安放她的神主并祭祀她。”因为它与“献羽”连在一起，知道“考”是指通过祭祀来落成，而不是指刚开始建成宗庙。又解释建立宗庙的意图，惠公因为仲子手上有“夫人”的文字，于是娶了她，虽然不立她为夫人，但有想立她为夫人的意思。礼制规定，“诸侯不再娶”，按法理没有两个嫡夫人。孟子进入惠公的宗庙，仲子没有享受祭祀的地方。大概是隐公为了完成父亲的意愿，为她另外建立宗庙。仲子在二年十二月去世，四年十二月已经过了两年丧期，丧期结束就应当入庙。到这时才建成宗庙，是因为仲子立庙本来就不符合正法。丧服既已脱去，将要举行吉祭，神主没有祭祀的地方，才开始商议建立，所以建成得晚。《春秋传》说“开始使用六佾”。不记载“佾”而记载“羽”，是因为桓公询问羽毛的人数，所以记载“羽”。妇女按法理不应当有谥号，仲子没有谥号，所以用姓氏来命名宗庙。建立宗庙必定记载在史册上，羽毛本来不是应当记载的，但赞赏他恢复了正礼，所以记载下来。《春秋传》记载众仲的回答，而说桓公听从了他，这就是赞赏的意思。因为记载了六羽，所以说考宫，意思是说因为考宫而献羽。如果不为了羽毛，应当说建立仲子的宗庙，像建立武宫、炀宫那样，就不需要说“考”了。《礼记·杂记》下篇说“建成宗庙就衅祭”，“路寝建成就考祭而不衅祭”，因为宗庙应当衅祭，寝宫应当考祭。这里宗庙说考祭，是因为“考”有成就的意思。宗庙是鬼神居住的地方，通过祭祀来成就它。寝宫是活人居住的地方，通过饮食来成就它。《杂记》注说“路寝是活人居住的地方，不衅祭，是不把它当作神灵。考祭，是摆设丰盛的饮食来落成”，就是这样。宗庙建成衅祭，是因为尊崇并把它当作神灵，大概是在木主未入庙之前已经行了衅礼。根据《杂记》衅庙的礼仪说：“祝、宗人、宰夫、雍人都戴着爵弁穿着纯衣，雍人擦拭羊，宗人查看，宰夫在碑南北面站立，以东为上。雍人举着羊登上屋顶，从中间，在屋顶中间南面站立，杀羊，血流在前面，然后下来。门、夹室都用鸡，先门后夹室。它们的血都洒在屋下。割鸡，门，对着门；夹室，在中间室。有司都面向室站立，门则有司对着门北面站立。事情做完后，宗人报告事情完毕，于是都退下。”这是衅庙的礼仪。这里说考宫献羽，自然是神主已经入庙，于是通过祭祀来成就它，不是衅礼，与那里不同。所以《公羊传》说：“考宫是什么意思
？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谓祭为考也。服虔云：“宫庙初成，祭之，名为考。将纳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坚之。”其意谓考即是衅也。案《杂记》，衅庙之礼，止有鸡羊；既不用乐，何由献羽？言将纳仲子之主，则是仍未入宫。然则作乐献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宫，唯当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苏氏云：不称夫人宫者，桓宫、僖宫不言公，则仲子例不合称夫人宫也。不称庙而言宫者，於经例周公称大庙，群公称宫，故仲子依例称宫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坏”，大庙称室者，谓大庙之室屋坏耳。若传文，则大庙或称宫，即“大宫之椽”是也，群公或称庙，即“同宗於祖庙”，“同族於祢庙”，是也。
译“考”就是进入室内，这是开始祭祀仲子。这就叫作把祭祀称为“考”。服虔说：“宫庙刚刚建成，举行祭祀，名叫‘考’。将要安放仲子的神主，所以通过‘考’的仪式来招致五祀之神，以巩固宫庙。”他的意思是说，“考”就是“衅”（用牲血涂饰宫庙）。查考《杂记》，衅庙的礼仪，只有鸡和羊；既然不使用音乐，从哪里献出羽毛呢？说将要安放仲子的神主，那么神主还没有进入宫庙。然而演奏音乐、献出羽毛，恭敬地侍奉的是哪位神灵呢？祭祀仲子的宫庙，只应当祭祀仲子罢了，又怎么能招致五祀之神呢？苏氏说：不称“夫人宫”的原因，是因为桓公的宫庙、僖公的宫庙都不称“公”，那么仲子按照体例也不应当称“夫人宫”。不称“庙”而称“宫”的原因，是因为在经文的体例中，周公称“大庙”，其他先公称“宫”，所以仲子依照体例称“宫”。如果这样，查考《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坏”，大庙称“室”，是说大庙的室屋损坏罢了。如果是传文的说法，那么大庙有时也称“宫”，就是“大宫之椽”这句；其他先公有时也称“庙”，就是“同宗於祖庙”、“同族於祢庙”这两句。
邾人、郑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郑上。
[疏]注“邾主”至“郑上”。
○正义曰：天下有道，诸侯不得专行征伐。春秋之时，专行征伐，以其不禀王命，故以主兵为首。虽小国主兵，即序於大国之上，欲见伐由其国，善恶所归故也。虽大夫为主，国君从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注云：“传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经书‘人’者，耻不得志。以微者告，犹序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国君之上，史策之常法也。
螟。无传。蟲食苗心者为灾，故书。
○螟，亡于反。
[疏]注“蟲食”至“故书”。
○正义曰：《释蟲》云：“食苗心，螟。食叶，<虫貣>。食节，贼。食根，蟊。”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难知也。”李巡曰：“食禾心为螟，言其奸冥冥难知也。食禾叶者，言其假貣无厌，故曰<虫貣>也。食其节者，言其贪狼，故曰贼也。食其根者，言其税取万民财货，故曰蟊也。”孙炎曰：“皆政贪所致，因以为名。”郭璞曰：“分别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孙炎以政致为名，舍人、郭璞以食处为名。陆机《疏》云：“旧说螟、<虫貣>、蟊、贼，一种蟲也，如言寇、贼、奸、宄，内外言之耳。故犍为文学曰：此四种蟲皆蝗也。实不同，故分别释之。”然则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处为名耳。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书卒不书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彄，苦侯反。
[疏]注“大夫”至“所及”。正义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将葬，吊於宫。”君亲吊之而不书者，吊丧问疾，人道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贬，如此小事，例皆不书。葬若国家所营，则亦不可不书。大夫之葬，皆臣子自为，非公家所及，事不关国，无以得书葬也。他国之君书葬者，遣使往会，须书君命故耳。
宋人伐郑，围长葛。颍川长社县北有长葛城。
【传】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谥也。大事，祀与戎。
○观鱼者，本亦作渔者。）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材谓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也。器用，军国之器。）君，将纳民於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言器用众物不入法度，则为不轨不物，乱败之所起。
○度，待洛反，一音如字。亟，欺冀反，数也。）
[疏]“观鱼者”。
○正义曰：《说文云》：“渔，捕鱼也。”然则捕鱼谓之鱼。《天官》：“惇人，掌以时惇为梁。”“凡惇者，掌其政令。”是谓捕鱼为鱼。鱼者，犹言猎者也。
○“臧僖”至“败也”。
○正义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者，物谓事物，旌旗车服之属。若其为教战祭祀等大事，故布设陈列则可。如其细碎盘游，虽陈其物，不堪足以讲习大事。止谓不为大事而陈此物，故云不足以讲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备器用者，材谓皮革齿牙之属。若其为饰器用，故狩猎取材则可。如其因游宴戏乐，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备饰器用。止谓不为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备器用也。人君一国之主，在民之上，当直已而行之，以法驱民而纳之於善，故云“人君将纳民於轨、物者也”。言当为轨、为物，纳民於其中也。既言民归轨物，更解轨物之名。故讲习大事，以准度轨法度量，谓之为轨。准度轨量，即谓习战、治兵、祭祀之属是也。取鸟兽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饰，谓之为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饰军国之器是也。刘炫云：“捕鱼猎兽，其事相类。此谏大意，言人君可观猎兽，不可观捕鱼。凡物者，广言诸物，鸟兽鱼鳖之类也。材谓所有皮革毛羽之类也。器谓车马兵甲，军国所用之物也。凡此诸物，捕之不足以讲习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备器用，如此者则人君不亲
译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因为邾国是出兵的主帅，所以将郑国列在邾国之上。
[疏]注“邾主”至“郑上”。
○正义说：天下政治清明时，诸侯不得擅自进行征伐。春秋时期，擅自征伐，因为不禀告周王的命令，所以以出兵的主帅为首。即使是小国担任主帅，也列在大国之上，是为了显示征伐是由该国发起，善恶的责任归于该国。即使大夫担任主帅，国君跟随，也将主帅列在上面。僖公二十七年“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注解说：“传文中说楚子派子玉离开宋国。经文中写‘人’，是因为以不得志为耻。以地位低微者告，仍然列在诸侯之上，因为楚国是出兵的主帅。”这是地位低微的人担任主帅，也列在国君之上，是史册的常规法则。
螟虫灾害。没有传文。害虫吃禾苗的芯造成灾害，所以记载。
○螟，亡于反。
[疏]注“蟲食”至“故书”。
○正义说：《释虫》说：“吃禾苗芯的，叫螟。吃叶子的，叫<虫貣>。吃茎节的，叫贼。吃根的，叫蟊。”舍人说：“吃禾苗芯的叫螟，是说它冥冥然难以察觉。”李巡说：“吃禾芯的叫螟，是说它奸诈冥冥难以察觉。吃禾叶的，是说它借取没有满足，所以叫<虫貣>。吃茎节的，是说它贪婪如狼，所以叫贼。吃根的，是说它税取万民的财物，所以叫蟊。”孙炎说：“都是政治贪婪导致的，因此以此命名。”郭璞说：“只是分别害虫啃食禾苗部位的名字罢了。”李巡、孙炎认为以政治导致的原因命名，舍人、郭璞认为以食用的部位命名。陆机《疏》说：“旧说螟、<虫貣>、蟊、贼，是一种虫子，就像说寇、贼、奸、宄，是从内外来说的。所以犍为文学说：这四种虫子都是蝗虫。实际上不同，所以分别解释。”那么螟，不是以虫子的名字命名，而是以吃禾苗的部位命名。
冬天，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大夫记载去世不记载安葬。安葬是臣子的事，不是公家所涉及的。
○彄，苦侯反。
[疏]注“大夫”至“所及”。正义说：《檀弓》下说：“国君对于大夫，将要安葬时，在宫室中吊唁。”国君亲自吊唁而不记载，是因为吊丧问疾，是人道的常情，假使有得失，不足以褒贬，像这样的小事，惯例都不记载。安葬如果是国家所经营的，那么也不可不记载。大夫的安葬，都是臣子自己办理，不是公家所涉及的，事情不关乎国家，没有理由记载安葬。他国国君记载安葬的，是派遣使者前往参加，需要记载国君的命令罢了。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颍川长社县北有长葛城。
【传】五年，春天，鲁君将要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事物不足以讲习大事，（臧僖伯，就是公子彄。僖，是谥号。大事，指祭祀和战争。
○观鱼者，原本也作渔者。）它的材料不足以准备器物使用，那么国君就不做。（材料指皮革、牙齿、骨头、角、羽毛。器物使用，指军国所用的器物。）国君，是将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的人。所以讲习事务以衡量法度叫做轨，选取材料以彰显物色采饰叫做物，不轨不物叫做乱政。乱政屡次实行，所以导致败坏。（说器物众物不合法度，就是不轨不物，是乱败的起因。
○度，待洛反，一音如字。亟，欺冀反，屡次。）
[疏]“观鱼者”。
○正义说：《说文》说：“渔，捕鱼。”那么捕鱼叫做鱼。《天官》：“惇人，掌管按时惇为梁。”“凡惇者，掌管其政令。”是说捕鱼为鱼。鱼者，犹言猎者。
○“臧僖”至“败也”。
○正义说：凡是事物不足以讲习大事的，事物指旌旗车服之类。如果为了教战祭祀等大事，所以布置陈列则可以。如果是细碎的盘游，虽然陈列事物，不足以讲习大事。只是说不为大事而陈列这些事物，所以说不足以讲大事。它的材料不足以准备器物使用的，材料指皮革牙齿之类。如果为了装饰器物，所以狩猎取材则可以。如果是因游宴戏乐，所得的材料不足以准备装饰器物。只是说不为器物而取这些材料，所以说不足以备器用。人君是一国之主，在百姓之上，应当端正自己而施行，以法度驱使百姓而纳入善道，所以说“人君将纳民于轨、物”。说应当作为轨、作为物，将百姓纳入其中。既然说百姓归入轨物，再解释轨物的名字。所以讲习大事，以准度轨法度量，称之为轨。准度轨量，即指习战、治兵、祭祀之类。选取鸟兽的材料，以彰显物色采饰，称之为物。彰显物采，即指取材以装饰军国器物。刘炫说：“捕鱼猎兽，事情相似。这劝谏的大意，说人君可以观看猎兽，不可以观看捕鱼。凡物者，广说诸物，鸟兽鱼鳖之类。材指所有的皮革毛羽之类。器指车马兵甲，军国所用的器物。凡是这些诸物，捕捉不足以讲习兵事，它的材料不足以充备器物，这样的人君不亲
举焉。”其意言猎之坐作进退，可以教战陈，兽之齿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观之。捕鱼不足以教战陈，鳞甲不足以为器用，人君不宜观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轨，举动不顺器服，不当其物，上下无章，如是则谓之荒乱之政也。乱政数行，国家之所以祸败也。其意言鱼非讲事，是不轨；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观鱼，是为乱国之政，祸败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轨量，正谓顺时狩猎以教习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谓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时田猎，治兵振旅，以习威仪”，覆此讲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则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别言川泽之实，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观鱼，辞有首引，自相配成也。
译“举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狩猎时的坐起、进退，可以用来教导战阵之法；野兽的牙齿、皮革，足以充实器物的用途，所以国君可以观看。捕鱼不足以教导战阵之法，鱼鳞和甲壳不足以制作器物，所以国君不适宜观看。国君以下的人，情况也是如此。现在如果国君的行为不合规范，举动不顺应器服之制，不恰当于事物，上下没有章法，这样就被称为荒乱的政治。荒乱的政治多次施行，是国家遭受祸患败亡的原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捕鱼不是讲习军事之事，所以是不合规范；材料不能充实用途，所以是不合事物之宜。现在国君观看捕鱼，这是导致国家混乱的政治，是祸患败亡的根本，所以不派公行去执行。所谓“事度轨量”，正是指顺应时节进行狩猎，以讲习军事之事；所谓“材章物采”，正是指取用皮革来修造器物。下文说“四季田猎，整治军队，振作军旅，以习练威仪”，这是对“讲事”的呼应；“肉不登上俎案，材料不登上器物，那么公就不射箭”，这是对“章物”的呼应。另外提到川泽中的物产，不是国君所应触及的，特指不可以观看捕鱼，言辞有首尾呼应，自相配合而成。
○注“臧僖”至“与戎”。
○正义曰：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书“公子彄卒”是也。谥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为谥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得祖诸侯，乃以王父之字为氏。计僖伯之孙始得以臧为氏，今以僖伯之上巳加臧者，盖以僖伯是臧氏之祖，传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知大事，祀与戎也。必知兼祀者，以下云“鸟兽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刘炫云：“田猎止教戎，而言祀者，猎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庙器’，见此意也。”
○注“言器”至“所起”。
○正义曰：车马、旌旗、衣服、刀剑，无不皆有法度。器用众物不入法度，广言之也。器不当法，用非其物，则为不轨不物，政不在君，则乱败之所起也。
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蒐，索，择取不孕者。苗，为苗除害也。狝，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
○蒐，所求反，索也。狝，息浅反，《说文》作<狝土}。《穀梁传》云：“春曰田”，“秋曰蒐。”狩，手又反。索，所百反。孕，以证反，为苗，于伪反。
[疏]注“蒐索”至“择也”。
○正义曰：《尔雅 释天》四时之猎名与此同，说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礼 大司马职》：“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其名亦与此同。郑玄解苗田与此小异，言“择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实者”。孙炎亦然。桓四年《公羊传》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与《礼》异，又复夏时不田。《穀梁传》曰：“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与《礼》异者，良由微言既绝，曲辨妄生。丘明亲受圣师，故独与《礼》合。汉代古学不行，明帝集诸学士作《白虎通义》，因《穀梁》之文为之生说，曰：“王者、诸侯所以田猎何？为苗除害，上以共宗庙，下以简集士众也。春谓之田何？春，岁之本，举本名而言之也。夏谓之苗何？择其怀任者也。秋谓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谓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时之田，总名为田何？为田除害也。”案：苗非怀任之名，何云“择去怀任”？秋兽尽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虽名通义，义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礼》、《左传》、《尔雅》之文而为之说，其名亦有意焉。虽复春猎，获则取之，不能择取不孕；夏猎所取无多，不能为苗除害。为因时异而变文耳。谓之猎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猎者，捷取之名也。”
皆於农隙以讲事也。各随时事之间。
○隙，去逆反。
[疏]注“各随时事之间”。
○正义曰：隙训间也。四仲之月，自是常期。就其月中，简选间日。虽则农月，必有间时，故曰随时事之间也。仲冬，农之最隙，故大备礼也。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虽四时讲武，犹复三年而大习。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礼毕，整众而还。振，整也。旅，众也。
○振，之慎反，整也。复，扶又反，下同。
[疏]注“虽四”至“众也”。
○正义曰：虽每年常四时讲武，犹复三年而一大习，犹如四时常祀，三年而复为禘祭，意相类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礼毕，整众而还。振讯是整理之义，故振为整也。“旅，众也”，《释诂》文。治兵振旅，坐作进退，其礼皆同。所异者，唯长幼先后耳。《释天》云：“出为治兵，尚威武也；入为振旅，反尊卑也。”孙炎曰：“出则幼贱在前，贵勇力也；入则尊老在前，复常法也。”庄八年《穀梁传》曰：“出曰治兵，习战也；入曰振旅，习战也。”《公羊传》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
译○注“臧僖”至“与戎”。
○正义说：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记载他是“孝公之子”，也就是这年冬天史书所载“公子彄去世”的那个人。谥法规定：“小心谨慎、有所畏惧忌慎的称为僖。”所以僖是谥号。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公孙的儿子不能以诸侯为祖先，于是就用祖父的字作为姓氏。推算下来，僖伯的孙子才开始可以用臧作为姓氏，现在在僖伯之上已经加上臧字，大概是因为僖伯是臧氏的祖先，后代传承家谱时追溯而言的。《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所以知道大事是指祭祀和军事。必定知道包括祭祀，是因为下文说“鸟兽的肉，不登上祭器”的缘故。刘炫说：“田猎只是教习军事，而提到祭祀，是因为狩猎主要为了祭祀，所以一并提及祭祀。下注说：‘俎，是祭祀宗庙的器具’，可见此意。”
○注“言器”至“所起”。
○正义说：车马、旌旗、衣服、刀剑，没有不都有法度的。器物用品众多事物如果不合乎法度，是广泛地陈述。器物不合乎法度，使用的不是应有的物品，就是行为不轨、不合规范，政令不在君主手中，这就是混乱败坏产生的根源。
所以春天叫蒐，夏天叫苗，秋天叫狝，冬天叫狩。蒐，是搜索，选择取用不怀孕的野兽。苗，是为禾苗除去害兽。狝，是杀戮；以杀戮为名，顺应秋天的肃杀之气。狩，是围守；冬天万物成熟，捕获了就取用，没有什么选择的。
○蒐，音所求，搜索的意思。狝，音息浅，《说文》写作<狝土}。《穀梁传》说：“春天叫田”，“秋天叫蒐。”狩，音手又。索，音所百。孕，音以证，为苗，音于伪。
[疏]注“蒐索”至“择也”。
○正义说：《尔雅·释天》中四季狩猎的名称与此相同，解说者都如此注解，所以杜预依据采用它。《周礼·大司马职》：“仲春教习振旅”，“于是进行蒐田”；“仲夏教习茇舍”，“于是进行苗田”；“仲秋教习治兵”，“于是进行狝田”；“仲冬教习大阅”，“于是进行狩田。”它们的名称也与此相同。郑玄解释苗田与此稍有不同，说“选择取用不怀孕的野兽，就像治理禾苗去除不结实的一样”。孙炎也是这样。桓公四年《公羊传》说：“春天叫苗，秋天叫蒐，冬天叫狩。”三个名称既与《礼》不同，又缺少夏天的田猎。《穀梁传》说：“四季的田猎，都是为了宗庙的事，春天叫田，夏天叫苗，秋天叫蒐，冬天叫狩。”都与《礼》不同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微言大义已经断绝，曲解妄说由此产生。左丘明亲自受教于圣人，所以唯独与《礼》相合。汉代古学不行，明帝召集各位学士编写《白虎通义》，依据《穀梁》的文字加以生硬解说，说：“王者、诸侯为什么要田猎？为禾苗除去害兽，对上供给宗庙，对下检阅集结士众。春天为什么叫田？春天是一年的根本，举根本的名称来说。夏天为什么叫苗？选择那些怀孕的野兽。秋天为什么叫蒐？搜索肥壮的野兽。冬天为什么叫狩？守住土地而取用野兽。四季的田猎，总称为田是什么？为田除去害兽。”考察：苗并不是怀孕的名称，为什么说“选择去除怀孕的”？秋天的野兽都不瘦弱，为什么说“搜索取用肥壮的”？虽然名称相通，但义理不通。所以先代儒者都依据《周礼》、《左传》、《尔雅》的文字来解说，它们的名称也有深意。即使春天狩猎，捕获了就取用，不能选择取用不怀孕的；夏天狩猎所取不多，不能为禾苗除去害兽。这是因为时节不同而改变文字罢了。称为猎，蔡邕《月令章句》说：“猎，是捷取的意思。”
都在农闲时节来讲习军事。各自顺应时节事务的空闲。
○隙，音去逆。
[疏]注“各随时事之间”。
○正义说：隙解释为间。四季的仲月，自然是固定的时期。就在这些月中，挑选空闲的日子。虽然是农忙月份，必定有空闲的时候，所以说顺应时节事务的空闲。仲冬，是农事最空闲的时候，所以大备礼仪。
三年治兵一次，回国后振旅，虽然四季讲习武事，还是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演习。出师叫治兵，开始治理军事；回国叫振旅，治兵的礼仪完毕，整顿众人而返回。振，是整顿的意思。旅，是众人的意思。
○振，音之慎，整顿的意思。复，音扶又，下文同。
[疏]注“虽四”至“众也”。
○正义说：虽然每年四季常讲武事，还是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演习，就像四季常祭祀，每三年进行一次禘祭，意思相类似。出师叫治兵，是因为刚出师，开始治理军事。回国叫振旅，是因为治兵的礼仪完毕，整顿众人而返回。振讯是整理的意思，所以振是整顿。“旅，众人”，是《释诂》中的文句。治兵振旅，坐下起立进退，它们的礼仪都相同。不同的，只有长幼先后而已。《释天》说：“出师为治兵，崇尚威武；回国为振旅，恢复尊卑。”孙炎说：“出师时幼贱在前，崇尚勇力；回国时尊老在前，恢复常法。”庄公八年《穀梁传》说：“出师叫治兵，是习战；回国叫振旅，是习战。”《公羊传》说：“出师叫治兵，回国叫振旅，它们的礼仪是一样的。”
，皆习战也，是其礼同也。”何休《公羊》为“出曰祠兵”，休云：“杀牲飨士卒。”郑玄《诗》笺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见本异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时教之，但於三年大习，详其文耳。《周礼》“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时教民各以其宜。春即止兵收众，专心於农；秋即缮甲厉兵，将威不轨：故异其文耳。
译（他们）都练习作战，这是他们的礼仪相同。”何休在《公羊传》中解释为“出兵称为祠兵”，何休说：“杀牲口宴请士卒。”郑玄在《诗经》笺注中引用《公羊传》也写作“治兵”，这说明他们所见到的版本不同。这里的治兵和振旅，也是四季中教导民众的内容，只是在三年一次的大规模演习中，详细记载了它们的名称罢了。《周礼》中说“春天教导振旅”、“秋天教导治兵”，这是因为四季教导民众各自有适宜的时机。春天就是停止军事行动、收敛军队，专心从事农业生产；秋天就是修缮铠甲、磨砺兵器，用来威慑不法之徒：所以它们的名称不同罢了。
归而饮至，以数军实，饮於庙，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
○数，所主反，注同。械，户戒反。
[疏]注“饮於”至“获也”。
○正义曰：桓二年传例曰：“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彼饮至在庙，知此言饮至，亦饮於庙也。军之资实，唯有车徒、器械，猎则有所获。《诗序 车攻》美宣王“脩车马，备器械”，“因田猎而选车徒”，故知数军实者，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说文》云：“械，器之总名。”虞喜云：“器械谓铠甲、兜鍪也。”宣十二年传言：楚国“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传曰：“齐社蒐军实，使客观之。”二注并云“军器”，不言“车徒及所获”者，彼无猎事，故不言也。
昭文章，车服旌旗。
[疏]注“车服旌旗”。
○正义曰：《周礼 巾车职》曰：“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职》曰：“凡兵事，韦弁服”，“凡甸，冠弁服”。郑玄云：“甸，田猎也。”计田猎当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兵，乃习兵大礼，不宜乘田车，服田服，天子盖乘革路，服韦弁也。在军君臣同服，公卿以下盖亦乘兵车、服兵服也。其旌旗，则尊卑异建。治兵之礼，为辨旗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马职》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巾亶>，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旟”，“遂以狝田。”郑玄云：“军吏，诸军帅也。师都，遂大夫也。乡遂，乡大夫也。或载<巾亶>，或载物。众属军吏，无所将也。郊，谓乡遂之州长县正以下也。野，谓公邑大夫。载旐者，以其将羡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载旟者，以其属卫王也。凡旌旗，有军众者画异物，无者帛而已。”然则治兵旌旗，当如《司马职》文也。按《司常职》云：“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巾亶>，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计大阅治兵，俱是教战，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郑玄云：“凡颁旗物，以出军之旗则如秋，以尊卑之常则如冬。”“大阅备军礼，而旌旗不如出军之时空辟实。”然则大阅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军之礼。此“三年治兵”与“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当不异。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马职》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马职》“教治兵”，“王载大常”，所以《巾车》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儒以为王田，春夏则大麾，秋冬则大常，旌旗所用虽如治兵之时，然王若亲军，则建大白。
明贵贱，辨等列，等列，行伍。
○辨，如字，又方免反，别也。行，户郎反。顺少长，出则少者在前，还则在后，所谓顺也。
○少，诗照反，注皆同。长，丁丈反，下注同。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庙器。
○鸟兽之肉，一本作其肉。俎，庄吕反。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谓以饰法度之器。
[疏]“鸟兽”至“於器”。
○正义曰：《说文》云：“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则有毛为皮，去毛为革。《周礼》掌皮“秋敛皮，冬敛革”，以其小异，故别时敛之，散文则皮、革通也。颔上大齿谓之为牙。鸟翼长毛谓之为羽。齿、牙、毛、羽各自小异，故历言之也。“登於俎”，谓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谓在器以为饰。诸器之饰有用此材者。
○注“俎，祭宗庙器”。
○正义曰：飨燕之馔，莫不用俎，独言宗庙器者，明田猎取禽，主为祭祀，若止共燕食，则公亦不为。下注云“法度之器”，其义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举。登训为升。服虔以上“登”为“升”，下“登”为“成”。二“登”不容异训。且云“不成於器”，为不辞矣。又器以此物为饰，宁复待之乃成也？《周礼 惇人》：“凡祭祀，共其鱼之鲜薧。”特牲、少牢，祭祀
译回国后举行饮至之礼，用来清点军用物资，在宗庙里饮酒，以清点车马、步兵、器械以及所猎获的战利品。
○“数”读作“所主反”，注文相同。“械”读作“户戒反”。
[疏]注“饮於”到“获也”。
○正义说：《桓公二年》传例说：“凡是国君出行，要告祭宗庙，返回后，举行饮至之礼。”那饮至之礼在宗庙举行，可知这里说饮至，也是在宗庙饮酒。军队的物资，只有车马、步兵、器械，田猎则有猎获物。《诗经·车攻》的序赞美宣王“整治车马，备办器械”，“借着田猎来选拔车马步兵”，所以知道清点军用物资，就是清点车马、步兵、器械以及猎获物。《说文》说：“械，是器的总称。”虞喜说：“器械指铠甲、头盔。”《宣公十二年》传记载：楚国“没有一天不整顿军用物资并告诫提醒”。《襄公二十四年》传说：“齐社整顿军用物资，让宾客观看。”这两处的注都说是“军器”，没有说“车马步兵及猎获物”，是因为那里没有田猎的事，所以不说。
彰显礼制文章，指车马、服饰、旌旗。
[疏]注“车服旌旗”。
○正义说：《周礼·巾车职》说：“革路树立大白旗以用于战争”，“木路树立大麾旗以用于田猎”。《司服职》说：“凡是军事行动，穿韦弁服”，“凡是田猎，穿冠弁服”。郑玄说：“甸，就是田猎。”推想田猎应当乘坐木路，穿冠弁服，但三年一次的治兵，是演习军事大礼，不适宜乘坐田猎的车，穿田猎的服，天子大概乘坐革路，穿韦弁服。在军中君臣穿同样的衣服，公卿以下大概也乘坐兵车、穿兵服。至于旌旗，则根据尊卑不同而树立不同的旗帜。治兵之礼，为了辨别旗帜的用途，一定不树立大白、大麾。《大司马职》说：“中秋演习治兵”，“辨别旗帜的用途，天子树立大常，诸侯树立旂，军吏树立旗，师都树立<巾亶>，乡遂树立物，郊野树立旐，百官树立旟”，“于是进行田猎。”郑玄说：“军吏，是各军帅。师都，是遂大夫。乡遂，是乡大夫。有的树立<巾亶>，有的树立物。众人隶属军吏，没有统领的。郊，指乡遂的州长、县正以下。野，指公邑大夫。树立旐的，因为他们统领羡卒。百官，是卿大夫。树立旟的，因为他们隶属护卫天子。凡是旌旗，有军众的画异物，没有的只用帛。”那么治兵的旌旗，应当如《司马职》所说。查《司常职》说：“等到国家大阅兵，辅助司马颁发旗帜。天子树立大常，诸侯树立旂，孤卿树立<巾亶>，大夫士树立物，师都树立旗，州里树立旟，县鄙树立旐，道车树立旞，斿车树立旌。”推想大阅兵和治兵，都是教战，而旗帜所树立的不同，郑玄说：“凡是颁发旗帜，按照出军的旗帜则如秋天，按照尊卑的常制则如冬天。”“大阅兵具备军礼，而旌旗不像出军时那样空辟实。”那么大阅兵所树立的，是尊卑的常制；治兵所树立的，是出军的礼制。这“三年治兵”与“秋教治兵”，名称既然相同，树立的应当没有差异。所以服虔解释这里也引用《司马职》的文字，明确是旌旗所树立的，用秋天辨别旗帜的方法。查《大司马职》“教治兵”，“天子树立大常”，所以《巾车》说“大麾用于田猎”，又说“大白用于战争”，以前的儒者认为天子田猎，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旌旗的使用虽然如治兵之时，但天子如果亲自领军，则树立大白。
明确贵贱，辨别等级行列，等级行列，指行伍。
○“辨”读如字，又读作“方免反”，意思是别。“行”读作“户郎反”。顺应少长，出去时年少者在前，回来时年少者在后，这就是所谓顺应。
○“少”读作“诗照反”，注文都相同。“长”读作“丁丈反”，下文注相同。练习威仪。鸟兽的肉，不放在俎上，俎，是祭祀宗庙的器具。
○“鸟兽之肉”，一本作“其肉”。“俎”读作“庄吕反”。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放在器上，指用来装饰法度之器。
[疏]“鸟兽”到“於器”。
○正义说：《说文》说：“革，兽皮处理去掉其毛，革更之。”那么有毛的为皮，去毛的为革。《周礼》掌皮“秋天收敛皮，冬天收敛革”，因为它们小有差异，所以分别时间收敛，散文中则皮、革通用。颔上的大齿叫做牙。鸟翼长毛叫做羽。齿、牙、毛、羽各自小有差异，所以逐一列举。“登於俎”，指升上俎以供给祭祀。“登於器”，指放在器上作为装饰。各种器的装饰有用这些材料的。
○注“俎，祭宗庙器”。
○正义说：宴饮的膳食，没有不用俎的，唯独说宗庙器，是明确田猎取禽，主要是为了祭祀，如果只是供给宴食，那么公也不做。下文注说“法度之器”，道理也一样，非法之器，公也不举。登训为升。服虔以上“登”为“升”，下“登”为“成”。两个“登”不容许有不同的训释。而且说“不成於器”，说不通。又器用这些物品作为装饰，难道还要等它才成吗？《周礼·惇人》：“凡是祭祀，供给鱼的鲜薧。”特牲、少牢，祭祀
之礼，皆有鱼为俎实。“肉登於俎，公则射之”，而以观鱼为非礼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谓妄出游猎，虽取鸟兽，元不为祭祀。不登於器，亦谓盘游，元不为取材，以饰器物。今公观鱼，乃是游戏，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虽君所亲，至於庶羞杂物，细小之伦，虽为祭祀，亦君不射。《礼》水土之品，笾豆之物，苟可荐者，莫不咸在，岂皆公亲之也？刘炫云：“此言田猎之时，小鸟、小兽，则公不射。虽讲事而田，尚不射小物，况鱼非讲事，不宜辄举。”不谓登俎之物皆公所亲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译关于礼仪，都有鱼作为俎上的祭品。“肉放在俎上，国君就射取它”，而认为观看捕鱼是不合礼制的，这是因为所说的“不放在俎上”，是指随意出游打猎，虽然捕获鸟兽，原本不是为了祭祀。不放在器物中，也是指游乐嬉戏，原本不是为了获取材料，来装饰器物。如今国君观看捕鱼，乃是游戏，所以认为这不合礼制。然而，放在俎上、放在器物中的物品，虽然是国君亲自射取的，至于各种杂菜细物，细微的一类，即使是用于祭祀，国君也不亲自射取。《礼》中水土类的物品，笾豆中的东西，只要是可供进献的，没有不都在其中的，难道都是国君亲自射取的吗？刘炫说：“这是说田猎的时候，小鸟、小兽，国君不射。即使是讲习武事而田猎，尚且不射取小物，何况捕鱼不是讲习武事，不应当随意举发。”并不是说放在俎上的物品都是国君亲自射取的。祭祀水土等说法与此相同。
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言取此杂猥之物以资器备，是小臣有司之职，非诸侯之所亲也。
○射，食亦反。皂，才早反。舆音馀。猥，乌罪反。
[疏]“若大”至“及也”。
○正义曰：山林之实，谓材木樵薪之类。川泽之实，谓菱芡鱼蟹之属。此皆器用之所资，须贱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亲及之也。此虽意谏观鱼，而广言小事，故注云取此杂猥之物以资器备，非诸侯所亲也。杂猥，谓诸杂猥碎也。资，谓器之资财待此而备，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传》曰：“《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与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尝鱼，先荐寝庙”。彼《礼》“天子亲往”，此讥公者，彼以“时鱼絜美”，取之以荐宗庙，特重其事。天子亲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为戏乐。隐公观鱼，志在游戏，故讥之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孙辞以略地。略，总摄巡行之名。传曰：“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
○行，下孟反。
[疏]注“孙辞”至“否矣”。
○正义曰：僖九年传曰：“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又十六年传曰：“谋鄫且东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将略地焉”，言欲案行边竟，是孙辞也。若国竟之内，不应讥公远游。且言“远地”，明是他竟也。《释例》曰：“旧说棠，鲁地。据传公辞欲略地，则非鲁竟也。”《释例 土地名》：“棠在鲁部内，云本宋地，盖宋、鲁之界上也。”
遂往，陈鱼而观之。陈，设张也。公大设捕鱼之备而观之。
○捕音步，一音搏。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矢亦陈也。棠，鲁地竟，故曰远地。
○从，才用反。竟音境。
[疏]注“矢亦陈也”。
○正义曰：《释诂》云：“矢，陈也”。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曲沃，晋别封成师之邑，在河东闻喜县。庄伯，成师子也。翼，晋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邢国在广平襄国县。
○沃，乌毒反。
[疏]注“曲沃”至“国县”。
○正义曰：《晋国侯爵谱》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后也。成王灭唐而封之。今大原晋阳县是也。燮父改之曰晋。燮父孙成侯徙都曲沃，今河东闻喜县是也。穆侯徙都绛。鄂侯二年，鲁隐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获麟之岁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传终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韩、赵、魏灭晋也。”《地理志》云：“河东闻喜县，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过，改名。”应劭曰：“武帝於此闻南越破，改曰闻喜。”《志》又曰：“赵国襄国县，故邢国。”然则於汉属赵国，於晋属广平。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晋内相攻伐，不告乱，故不书。传具其事，为后晋事张本。曲沃及翼本末见桓二年。随，晋地。
○传具，一本作传。见，贤遍反。
夏，葬卫桓公。卫乱，是以缓。有州吁之乱，十四月乃葬。传明其非慢也。
四月，郑人侵卫牧，牧，卫邑。经书“夏四月葬卫桓公”，今传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郑人侵卫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后，故不复备举经文。三年“君氏卒”，其义亦同，他皆仿此。
○牧，州牧之牧，徐音目。以报东门之役。东门役在四年。卫人以燕师伐郑。南燕国，今东郡燕县。
○燕，於贤反，国名。
[疏]注“南燕”至“燕县”。
○正义曰：燕有二国，一称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别之。《世本》：“燕国姞姓。”《地理志》：东郡燕县，“南燕国，姞姓，黄帝之后”也。小国无世家，不知其君号谥，唯庄二十燕仲父见传耳。
郑祭足、原繁，洩驾以三军
译那么国君就不射箭，这是古代的礼制。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所需的物资，皂隶等贱役的事务，官吏的职责，都不是国君所应亲自过问的。”士臣属于皂，皂臣属于舆，舆臣属于隶。意思是说，获取这些杂乱琐碎的物品来充备器用，是小臣和有司的职责，不是诸侯所应亲自参与的。
○射，音食亦。皂，音才早。舆，音馀。猥，音乌罪。
[疏]“若大”至“及也”。
○正义曰：山林的物产，是指材木、樵薪之类。川泽的物产，是指菱角、芡实、鱼蟹之类。这些都是器用所需要的物资，必须由贱人来掌管，不是人君所应亲自涉及的。这里虽然意在劝谏隐公不要观鱼，却广泛地谈论小事，所以注解说“获取这些杂乱琐碎的物品来充备器用，不是诸侯所应亲自参与的”。杂猥，是指各种杂乱琐碎的事物。资，是指器用的物资依靠这些来完备，器物的使用以及所盛装的东西都包括在内。《穀梁传》说：“《礼》规定，尊贵者不亲自处理小事，卑贱者不独占大功。捕鱼是卑贱者的事务，国君去观看，是不合正道的。”这与这里的说法相同。如果这样，《月令》记载：季冬“命令渔师开始捕鱼，天子亲自前往品尝鱼，先献给寝庙”。那里《礼》说“天子亲自前往”，这里却讥讽隐公，是因为那里是因为“时鱼洁净美好”，取来献给宗庙，特别重视这件事。天子亲自行动，意在敬事鬼神，并非想要以此作为戏乐。隐公观鱼，志在游玩，所以讥讽他。
隐公说：“我将去巡视边境。”孙以巡视边境为由推辞。略，是总摄巡行的名称。传文说：“东方巡视的事尚且不知道，西方就更不行了”。
○行，音下孟。
[疏]注“孙辞”至“否矣”。
○正义曰：僖公九年的传文说：“东方巡视的事尚且不知道，西方就更不行了。”又十六年的传文说：“谋划鄫地并且向东巡视。”略，是巡行的名称。隐公说“我将去巡视边境”，意思是想要巡查边境，这是孙推辞的理由。如果是在国境之内，不应讥讽隐公远游。况且说“远地”，明显是指他国边境。《释例》说：“旧说棠是鲁地。根据传文隐公推辞说要巡视边境，那么就不是鲁国边境了。”《释例·土地名》：“棠在鲁国境内，说是本来属于宋地，大概是宋、鲁的边界上。”
于是前往，陈列捕鱼器具并观看。陈，是设置张挂的意思。隐公大规模设置捕鱼器具并观看。
○捕，音步，另一音搏。僖伯称病，没有跟随。《春秋》记载“公矢鱼于棠”，是不合礼的，并且说明是远地。矢也是陈列的意思。棠，是鲁国边境，所以说远地。
○从，音才用。竟，音境。
[疏]注“矢亦陈也”。
○正义曰：《释诂》说：“矢，是陈列的意思”。
曲沃的庄伯联合郑国人、邢国人攻打翼。曲沃，是晋国另外封给成师的城邑，在河东闻喜县。庄伯，是成师的儿子。翼，是晋国的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邢国在广平襄国县。
○沃，音乌毒。
[疏]注“曲沃”至“国县”。
○正义曰：《晋国侯爵谱》说：“姬姓，是武王之子唐叔虞的后代。成王灭唐而封唐叔虞。现在的大原晋阳县就是那里。燮父改国号为晋。燮父的孙子成侯迁都到曲沃，现在的河东闻喜县就是那里。穆侯迁都到绛。鄂侯二年，是鲁隐公的元年。定公三十一年，是获麟的年份。出公八年，《春秋》的传文就结束了。出公十七年去世。从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韩、赵、魏灭掉了晋国。”《地理志》说：“河东闻喜县，是原来的曲沃”。“武帝元鼎六年巡视经过这里，改名。”应劭说：“武帝在这里听说南越被破，改名为闻喜。”《志》又说：“赵国襄国县，是原来的邢国。”那么在汉代属于赵国，在晋代属于广平。
周王派遣尹氏、武氏帮助他们。翼侯逃奔到随。尹氏、武氏，都是周朝的世族大夫。晋国内部互相攻伐，没有报告动乱，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传文详细记载了这件事，为后来晋国的事张本。曲沃和翼的始末见桓公二年。随，是晋国的地方。
○传具，一本作传。见，音贤遍。
夏天，安葬卫桓公。因为卫国发生动乱，所以安葬迟缓。因为有州吁的动乱，十四个月后才安葬。传文明白地说明这不是怠慢。
四月，郑国人侵犯卫国的牧邑。牧，是卫国的城邑。经文记载“夏四月葬卫桓公”，现在传文只说夏而把四月附在郑人侵卫牧之后，因为下面的事情应当有月份，以明确事情的先后，所以不再完整列举经文。三年“君氏卒”，其义理也相同，其他都仿照此例。
○牧，州牧的牧，徐音目。以报复东门之役。东门之役在四年。卫国人联合燕国的军队攻打郑国。南燕国，现在东郡燕县。
○燕，音於贤，国名。
[疏]注“南燕”至“燕县”。
○正义曰：燕有两个国家，一个称为北燕，所以此注说南燕以区别之。《世本》：“燕国姞姓。”《地理志》：东郡燕县，“南燕国，姞姓，是黄帝的后代”。小国没有世家，不知道其君主的称号和谥号，只有庄公二十年的燕仲父见于传文罢了。
郑国的祭足、原繁，洩驾率领三军
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北制，郑邑，今河南城皋县也，一名虎牢。
译在燕军前方布阵，派遣曼伯与子元秘密率军驻扎在燕军后方。燕人畏惧郑国三军，却没有料到制地之人的袭击。北制是郑国的城邑，即今天的河南城皋县，又名虎牢。
○洩，息列反。曼音万。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随，故立其子光。
卫之乱也，郕人侵卫，故卫师入郕。郕，国也，东平刚父县西南有郕乡。
○父音甫。
[疏]注“郕国”至“郕乡”。
○正义曰：《史记 管蔡世家》称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后世无所见”。既无世家，不知其君号谥。唯文十二年郕大子朱儒奔鲁，书曰“郕伯来奔”，见於经、传，则郕国伯爵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万，舞也。
[疏]注“万舞也”。
○正义曰：案《公羊传》曰：“万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则万与羽不同。今传云“将万焉”，“问羽数於众仲”，是万与羽为一者，万、羽之异，自是《公羊》之说。今杜直云：“万，舞也”，则万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庙唯有羽舞无干舞者，“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也。刘炫云：“《公羊传》曰万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为文，万者为武。武则左执朱干，右秉玉戚；文则左执籥，右秉翟。此传将万问羽，即似万、羽同者，以当此时万、羽俱作，但将万而问羽数，非谓羽即万也。经直书羽者，与传互见之。”
公问羽数於众仲。问执羽人数。对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
[疏]注“六六三十六人”。
○正义曰：何休说如此。服虔以“用六”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为四八三十二，士“二”为二八十六。杜以舞势宜方，行列既减，即每行人数亦宜减，故同何说也。或以襄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女乐二八”为二佾之乐，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传见晋侯减乐之半以赐魏绛，因“歌锺二肆”，遂言“女乐二八”，为下半乐张本耳，非以二八为二佾。若二八即是二佾，郑人岂以二佾之乐赂晋侯，晋侯岂以一佾之乐赐魏绛？
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赐用乐。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八风，八方之风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节其制而序其情。
○八音，金锺、石磬、丝琴瑟、竹箫管、土埙、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风，谓东方谷风，东南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方融风。匏，白交反。蹈，徒报反。
[疏]“夫舞”至“八风”。
○正义曰：舞为乐主，音逐舞节，八音皆奏，而舞曲齐之，故舞所以节八音也。八方风气寒暑不同，乐能调阴阳，和节气。八方风气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风也。
○注“八音”至“其情”。
○正义曰：八音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周礼 大师职》文也。郑玄云：“金，锺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八风，八方之风者，服虔以为八卦之风；乾音石，其风不周；坎音革，其风广莫；艮音匏，其风融；震音竹，其风明庶；巽音木，其风清明；离音丝，其风景；坤音土，其风凉；兑音金，其风阊阖。《易纬 通卦验》云：立春调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风体一也，逐天气、随八节而为之立名耳。调与融一风一名。昭十八年传曰“是谓融风”，是其调、融同也。沈氏云：案《乐纬》云，坎主冬至，乐用管；艮主立春，乐用埙；震主春分，乐用鼓；巽主立夏，乐用笙；离主夏至，乐用弦；坤主立秋，乐用磬；兑主秋分，乐用锺；乾主立冬，乐用柷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说，未知孰是，故两存焉。更说制乐之本，节音行风之意，以八音之器，宣
译洩，音息列。曼，音万。六月，郑国的两位公子率领制地的人，在北制击败了燕国的军队。这两位公子是曼伯和子元。君子说：“不防备意外之事，就不能出兵作战。”
曲沃背叛了周王。秋天，周王命令虢公讨伐曲沃，并在翼地拥立哀侯为国君。春天，翼侯逃奔到随国，所以拥立他的儿子光为国君。
卫国发生内乱时，郕国人入侵卫国，因此卫国军队进入郕国。郕，是一个国家，在东平刚父县西南有郕乡。
父，音甫。
[疏]注“郕国”至“郕乡”。
○正义曰：《史记·管蔡世家》中称郕叔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后世没有记载”。既然没有世家记载，就不知道其国君的称号和谥号。只有鲁文公十二年郕国太子朱儒逃奔到鲁国，经文中记载为“郕伯来奔”，见于经、传，那么郕国的爵位是伯爵。
九月，为仲子建造宫庙，将要举行万舞。万，是舞蹈。
[疏]注“万舞也”。
○正义曰：根据《公羊传》说：“万是什么？是干舞。籥是什么？是羽舞。”那么万与羽是不同的。如今传文中说“将要举行万舞”，“向众仲询问羽舞的人数”，这是将万与羽视为同一事物，万、羽的区别，自然是《公羊传》的说法。现在杜预直接说：“万，是舞蹈”，那么万是舞蹈的总称。何休说：之所以仲子的庙中只有羽舞而没有干舞，是因为“妇人没有武事，只演奏文乐”。刘炫说：“《公羊传》说万是什么等等，籥是什么等等，羽舞属于文舞，万舞属于武舞。武舞则左手拿着红色的盾牌，右手拿着玉制的斧钺；文舞则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羽。这篇传文中将要举行万舞却询问羽舞的人数，似乎万、羽相同，是因为当时万舞、羽舞都进行，只是举行万舞时询问羽舞的人数，并不是说羽舞就是万舞。经文中只记载羽舞，是与传文互相补充说明。”
鲁公向众仲询问执羽舞的人数。回答说：“天子用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佾，六六三十六人。
[疏]注“六六三十六人”。
○正义曰：何休的说法如此。服虔认为“用六”是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是四八三十二人，士“二”是二八十六人。杜预认为舞势应当方正，行列既然减少，每行的人数也应当减少，所以同意何休的说法。有人根据襄公十一年郑人赠送晋侯“女乐二八”认为是二佾之乐，知道从上到下，每行都是八人。这不对了。那篇传文中看到晋侯减少一半音乐赏赐给魏绛，因为“歌锺二肆”，于是说“女乐二八”，是为下半部分音乐做铺垫罢了，并不是以二八为二佾。如果二八就是二佾，郑国人难道会用二佾之乐贿赂晋侯，晋侯难道会用一佾之乐赏赐魏绛吗？
大夫用四佾，四四十六人。士用二佾，二二四人。士有功劳，赏赐使用音乐。舞蹈是用来节制八音和运行八风的，八音，是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风，是八方之风。用八音的乐器，传播八方之风，手舞足蹈，节制其制度而有序地表达情感。
○八音，金锺、石磬、丝琴瑟、竹箫管、土埙、木柷敔、匏笙、革鼓。八方之风，指东方谷风，东南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方融风。匏，音白交。蹈，音徒报。
[疏]“夫舞”至“八风”。
○正义曰：舞蹈是音乐的主宰，音律跟随舞蹈的节奏，八音都演奏，而舞曲整齐划一，所以舞蹈用来节制八音。八方风气寒暑不同，音乐能调和阴阳，协调节气。八方风气由舞蹈而运行，所以舞蹈用来运行八风。
○注“八音”至“其情”。
○正义曰：八音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是《周礼·大师职》中的文字。郑玄说：“金，是锺镈；石，是磬；土，是埙；革，是鼓鼗；丝，是琴瑟；木，是柷敔；匏，是笙；竹，是管箫。”八风，八方之风，服虔认为是八卦之风；乾音石，其风不周；坎音革，其风广莫；艮音匏，其风融；震音竹，其风明庶；巽音木，其风清明；离音丝，其风景；坤音土，其风凉；兑音金，其风阊阖。《易纬·通卦验》说：立春调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风的实体是一样的，随着天气、跟随八节而为之命名罢了。调与融是同一种风的不同名称。昭公十八年传中说“这叫融风”，就是调、融相同的证据。沈氏说：根据《乐纬》说，坎主冬至，音乐用管；艮主立春，音乐用埙；震主春分，音乐用鼓；巽主立夏，音乐用笙；离主夏至，音乐用弦；坤主立秋，音乐用磬；兑主秋分，音乐用锺；乾主立冬，音乐用柷敔。这八方之音，既然有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个正确，所以两种都保留。再说制乐的根本，节制音律运行风气的意思，用八音的乐器，宣扬
播八方之风，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节其礼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蕴结也。《蟋蟀》诗曰：“无已大康，职思其居。”是节其制也。舜歌《南风》曰：“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人之财兮。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是序其情也。
译宣扬四方之风，让人用手舞之，用脚踏之，节制礼制，使其不荒淫，调理人情，使其不郁结。《蟋蟀》诗说：“不要过度享乐，要常思其职守。”这是节制礼制。舜唱《南风》说：“南风适时啊，可以丰富我们的财物。南风和暖啊，可以消除我们的怨怒。”这是调理人情。
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尽物数，故以八为列。诸侯则不敢用八。公从之。於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鲁唯文王、周公庙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僣而用之。今隐公特立此妇人之庙，详问众仲，众仲因明大典，故传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后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庙用六。
○佾音逸。僣，子念反。
[疏]注“鲁唯”至“用六”。
○正义曰：襄十二年传曰鲁为诸姬“临於周庙”，是鲁立文王之庙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礼记 祭统》曰：“昔者周公旦有勋劳於天下”，“成王康王”“赐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明堂位》曰“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周公之庙用八也。传曰“始用六佾”，则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僣，齐也。下效上之辞。”鲁之僣以必有所因，故本其僣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庙用八佾，他公之庙遂因仍僣而用之。今隐公详问众仲，众仲因明大典，公从其言，於仲子之庙初献六羽，故传亦因言始用六佾。谓仲子之庙用六佾，他公则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时，鲁犹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传》称，昭公谓子家驹曰：“吾何僣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是昭公之时僣用八也。此减从正礼，尚书於经，若更僣非礼，无容不书。自此之后，不书僣用八佾，知他庙僣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证：其后“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庙用六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郑曰：“请君释憾於宋，敝邑为道。”释四年再见伐之恨。
○道音导，本亦作导。郑人以王师会之。王师不书，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郛，郭也。东门役在四年。
○郛，芳夫反，下同。宋人使来告命。告命，策书。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於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忿公知而故问，责穷辞。
○使，所吏反，下同。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为七年公伐邾传。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谏观鱼不听。
[疏]注“诸侯”至“不听”。
○正义曰：《诗 伐木》篇毛传曰：“天子谓同姓诸侯，诸侯谓同姓大夫，皆曰父，异姓则称舅。”《觐礼》载天子呼诸侯之称，曰：“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则曰叔舅。”然则诸侯之国有大小之异，大夫无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长少为异。庄十四年传称郑厉公谓原繁为伯父。《礼记 祭统》称卫庄公呼孔悝为叔舅。诸侯呼异姓大夫为伯舅，同姓大夫为叔父者，虽则无文，明亦然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则子臧此时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隐公之亲叔父也。此注自言臣之大法耳。
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
卷四 隐六年，尽十一年
卷四 隐六年，尽十一年
【经】六年，春，郑人来渝平。（和而不盟曰平。
○渝，羊朱反，变也。）
[疏]注“和而不盟曰平”。
○正义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传载其盟辞。昭七年燕暨齐平，传称“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实解怨和好之辞，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后，别为盟耳。此与定十年“及齐平”皆传无盟事。定十一年“及郑平”下乃云“叔还如郑莅盟”，平后乃盟，知平非盟也。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
○艾，五盖反。
秋，七月，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他皆放此。
[疏]注“虽无”至“放此”。
○正
译因此，自八佾以下，只有天子才能用尽物数，所以以八佾为行列。诸侯则不敢使用八佾。隐公听从了众仲的意见。于是初次献祭使用六佾，开始使用六佾舞队。鲁国只有文王、周公的庙可以使用八佾，而其他公的庙就沿袭僭越而使用八佾。如今隐公特意建立这位妇人的庙，详细询问众仲，众仲因此阐明大典，所以《左传》也就因此说开始使用六佾。后来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舞，可知只有在仲子庙使用六佾。
佾，音逸。僣，音子念。
[疏]注“鲁唯”至“用六”。
○正义曰：《左传》襄公十二年记载，鲁国为诸姬“临于周庙”，这是鲁国建立文王的庙。文王作为天子，自然使用八佾。《礼记·祭统》说：“从前周公旦对天下有功勋”，“成王、康王”“赐给他重祭”，“拿着朱干、玉戚来舞《大武》，用八佾来舞《大夏》。这是天子的礼乐，因为康王、周公的缘故，所以赐给鲁国。”《明堂位》说“命令鲁公世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这是周公的庙使用八佾。《左传》说“开始使用六佾”，就知道以前使用八佾。何休说：“僣，就是齐，下面效仿上面的意思。”鲁国的僭越必定有所因循，所以追溯其僭越的由来，说是由于文王、周公庙使用八佾，其他公的庙就沿袭僭越而使用它。如今隐公详细询问众仲，众仲因此阐明大典，隐公听从他的话，在仲子庙初次献祭使用六羽，所以《左传》也就因此说开始使用六佾。意思是仲子庙使用六佾，其他公的庙仍然使用八佾。到了襄公、昭公的时候，鲁国仍然都使用八佾，所以昭公二十五年《公羊传》记载，昭公对子家驹说：“我有什么僭越呢？”回答说：“拿着朱干、玉戚来舞《大夏》，用八佾来舞《大武》，这些都是天子的礼。”这是昭公的时候僭越使用八佾。这次减用符合正礼，记载在经文中，如果更加僭越不合礼，没有不记载的道理。从此之后，不记载僭越使用八佾，可知其他庙僭越而不改正，所以杜预自己阐明证据：后来“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舞”，可知只有在仲子庙使用六佾。
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报告说：“请君王在宋国发泄怨恨，敝邑愿意做向导。”发泄四年间再次被讨伐的怨恨。
道，音导，原本也写作导。郑国人会同王师。王师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告知周王。讨伐宋国，进入宋国的外城，以报复东门之役。郛，就是郭。东门之役发生在四年。
郛，音芳夫，以下同。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命令。告命，就是策书。隐公听说他们进入外城，准备去救援。询问使者说：“军队到哪里了？”回答说：“还没有到达国都。”隐公知道实情却故意询问，责备使者言辞穷尽。
使，音所吏，以下同。隐公发怒，于是停止救援，辞退使者说：“君王命令我共同忧虑社稷的灾难，如今询问使者，说‘军队还没有到达国都’，这不是我所敢知道的。”这是为七年隐公讨伐邾国做传注。
冬天，十二月，辛巳日，臧僖伯去世。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诸侯称呼同姓大夫，年长的叫伯父，年幼的叫叔父。有怨恨，是怨恨劝谏观鱼没有被听从。
[疏]注“诸侯”至“不听”。
○正义曰：《诗经·伐木》篇毛传说：“天子称呼同姓诸侯，诸侯称呼同姓大夫，都叫父，异姓则称舅。”《觐礼》记载天子称呼诸侯的名号，说：“同姓大国则叫伯父，异姓则叫伯舅；同姓小邦则叫叔父，异姓则叫叔舅。”那么诸侯的国家有大小之别，大夫没有土地大小的区别，显然是以年龄的长幼为区别。《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郑厉公称呼原繁为伯父。《礼记·祭统》记载卫庄公称呼孔悝为叔舅。诸侯称呼异姓大夫为伯舅，同姓大夫为叔父，虽然没有明文记载，显然也是这样。臧僖伯，是孝公的儿子，惠公的弟弟。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去世，那么臧僖伯此时年纪并不幼小，称呼为叔父，是隐公的亲叔父。此注只是说明臣子的大法罢了。
我不敢忘记。安葬他时加一等。”加命服的等级。
宋国人讨伐郑国，包围长葛，以报复进入外城之役。
卷四 隐六年，至十一年
卷四 隐六年，至十一年
【经】六年，春天，郑国人来渝平。（和好而不结盟叫平。
渝，音羊朱，改变的意思。）
[疏]注“和而不盟曰平”。
○正义曰：宣公十五年宋国人及楚国人平，传记载了他们的盟辞。昭公七年燕国及齐国平，传称“在濡上结盟”。似乎平都有盟，而说不盟者，平实在是解怨和好的意思，并非一定要结盟。那些是在平定之后，另外结盟罢了。这与定公十年“及齐平”都传中没有盟事。定公十一年“及郑平”下面才说“叔还到郑国莅盟”，平定之后才结盟，知道平不是盟。
夏天，五月，辛酉日，隐公会见齐侯，在艾地结盟。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
艾，音五盖。
秋天，七月，虽然没有大事而记载首月，具备四季以成岁，其他都仿照此例。
[疏]注“虽无”至“放此”。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