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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水东日记十五

水东日记卷十四

史藏 · 志存记录 · 已译 · 第 40–43 段

王贞妇清风岭事,昭然在金石,烨然在简册,可征也。夏宪使言,昔有一人以为无是事,作一诗非之,其诗曰:「啮指题诗似可哀,斑斑驳驳上青苔。当初若有诗中意,肯逐将军马上来。」后其人绝嗣,惜乎其人姓名逸之矣。噫!世有小人好诬善为恶、指正为邪、蔑忠为奸、目廉为贪者,视此其亦可以少警哉。

○厉布衣

东广人言其地有宋坟,无唐坟,盖自宋南渡后,衣冠家多流落至此,始变其俗事丧葬也。相传嘉定中有厉布衣者自江右来广,精地理之学,名倾一时。有经其葬,至今故老犹能言。其处广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乐初中衰,以术者言祖穴向稍偏所致,因发地而得石,书云:「布衣厉伯韶为林某葬此千载谷食之地,后学浅识,不许轻改。」徐视之,盖下向与土封微不同耳,遂揜之。今林氏颇振,庚午举人林弁、癸酉举人林汝思、林廷辉皆其族也。广人土音称「赖布衣」云。

○庐陵李布政祯

庐陵李祯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为人耿介廉洁,自始仕至归老,始终一致,人颇以不得柄用惜之。尝自赞其像曰:「貌虽丑而心严,身虽进而意止。忠孝禀乎父师,学问存乎操履。仁庙称为好人,周藩许其得体。不劳朋友赞词,自有帝王恩旨。」盖亦有为之言也。景泰中,韩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进列先贤祠中,祯独以尝作剪灯余话不得与。祯他为诗文尚多,有运甓等集行世,其余话诚谬,而所谓至正妓人行,亦太袭前人,虽无作可耳。

○波罗蜜树实

岭南地偏气异,草木虫鱼之类固多别于中州,予所见者,青蛙好登几席,高树之杪,往往亦见有之。南海祠前波罗蜜树,其实大者至数十斤,癸未冬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皮青黄色,多角,颇类刺猬。子味似茨菰,肉甚厚,以蜜渍之,可调汤云。

○耽犁手卷

译王贞妇在清风岭的事迹,明白地留在金石上,鲜明地记载在典籍中,是可以考证的。夏宪使说,从前有一个人认为没有这件事,作了一首诗来否定它,诗说:“咬破手指题诗,似乎确实可悲;斑斑驳驳的字迹留在青苔上。当初如果真有诗中所说的心意,怎么肯跟随将军骑马而来?”后来这个人断了后嗣,可惜他的姓名已经失传了。唉,世上有些小人喜欢诬陷善人、把善说成恶,指正道为邪道,视忠臣为奸人,把清廉看成贪婪;看了这件事,他们也可以稍稍受到警戒吧。厉布衣 岭南人说,当地有宋代坟墓,没有唐代坟墓,大概是自宋室南渡以后,衣冠之家多流落到这里,才开始改变当地有关丧葬的习俗。相传嘉定年间有个厉布衣,从江右来到广东,精通地理之学,名声一时倾动。有些经过他安葬的人,直到今天,当地老人仍然能够说起。广州有个林某,是宋元时期的富家,永乐初年家道衰落,因术士说祖坟穴位的朝向稍有偏差是衰落的原因,于是挖开墓地,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写着:“布衣厉伯韶替林某葬在这里,这是能够使后代千年享有谷食的吉地;后来的学者见识浅薄,不要轻易改动。”仔细查看后,发现墓穴下方的朝向只与土封略有不同,于是重新掩埋。如今林氏颇为振兴,庚午科举人林弁、癸酉科举人林汝思、林廷辉都是这一族的人。广州人因土音把“厉布衣”称作“赖布衣”。庐陵李布政祯 庐陵人李祯,字昌祺,任河南左布政使。他为人耿介廉洁,从开始做官到退休养老,始终如一,人们很为他没有得到重用而惋惜。他曾经为自己的画像作赞语:“相貌虽然丑陋,内心却严正;身体虽然身居高位,心志却知止。忠孝得自父亲和老师,学问存在于操守和履行之中。仁宗称我是好人,周藩认为我举止得体。不必劳烦朋友写赞词,自有帝王颁下恩旨。”这大概也是有所感而说的。景泰年间,韩都御史雍因为听说这件事,便把他同故老名臣列入先贤祠中;唯独李祯因为曾经写过《剪灯余话》,不得列入。李祯其他诗文还很多,有《运甓》等集流传于世。至于《剪灯余话》,确实荒谬;其中所谓《至正妓人行》,也太多袭用前人,虽然没有作品也就算了。波罗蜜树的果实 岭南地处偏远,气候不同,草木虫鱼一类本来就多与中州不同。我所见到的,青蛙喜欢爬上几案和席子;高树的树梢上,往往也能见到青蛙。南海祠前有一棵波罗蜜树,它的果实大的重达数十斤;癸未年冬天所收的果实,最大的达到三十斤。果皮呈青黄色,长着许多角,很像刺猬。果仁的味道像茨菰,果肉很厚,用蜜腌渍后,可以用来调制汤,说是这样。《耽犁》手卷

广州府学教授长乐郑万奎藏其父躭犁手卷,有洪武甲戌国子博士临安钱宰所著躭犁生传、辛巳春三月晦日庐陵胡靖光大读躭犁生传一首,又有建安张智、苏伯厚等诗文,多不尽录,录练子宁、张显宗二文于后。

  躭犁赋:「闽粤之区有生号躭犁者,耕于宽闲之野,而老于熙皥之乡,以告松月居士曰:『吾拙于进取,而惟犁锄之是躭,安于蹇穷,而惟稼穑之是务。方吾犁之在手也,茫乎其无思,熙乎其自怡,不啻执圭秉璧之荣,而运斤游刃之适也。夫是以取而自名,子其为我赋之。』居士曰:『嘻,子知所以得遂夫躭犁之乐者乎?天生蒸民,纷然有欲,强则凌弱,众则暴独,非圣神之首出,孰克为之?司牧蔼德礼于春生,凛威刑于秋肃,夫妇以别,父子以属,彝伦是惇,风俗返朴。夫是以士得遂其诗书,商得通其贩鬻,工得以措其巧于方圆,农得以尽其力于穜稑。昔者尧、舜在上,皥皥熙熙,康衢击壤,幼恬老嬉。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渐仁摩义,颂声以兴。洎战国之争雄,遂下逮夫秦、楚,开阡陌而废井田,穷干戈而渎威武。民生斯时,何所控诉?汉祖大度,文、景无为,光武、明、章,世绍丕基,蔼黎民之醇厚,几刑措于斯时。魏、晋以降,五胡纷争,裂冠毁冕,膻秽相仍。伟唐室之开基,繇太宗之神武,感魏征之仁义,叹封彝之莫覩。曾未几何,藩镇跋扈,更历五季,民无常主。及乎宋室之兴,削平僣乱,开文明之景运,几跨唐而轶汉,休养生息三百余年。彼番番之黄发,咸没齿而无怨。元氏之衰,羣雄奋起,鹿逐鲸吞,瓜分鼎峙。哀苍生之纷籍,转沟壑而未已。赫焉大明,如日之升,搀抢涣其冰释,魑魅匿而无形,接统乎千岁,受命于穆清,偃武修文,生致太平,出斯民于涂炭,化愁怨为欢声。是以四海之内无一夫之不获,皆女织纴而男农耕。向使世途方艰,真人未出,于斯时也,救死而恐不赡,又何暇躭犁鉏而乐沟洫?自今知之,服膺勿失。虽耕田与凿井,皆歌咏夫帝力。贫穷相资,患难相恤,租必先公,食必先粒,耕必让畔,以同归乎吾皇之极。』于是躭犁生仰而谢,俯而揖,请书诸绅,服之无斁。洪武三年冬十月既望清江练子宁。」

  「夫古人平居未达,率躬耕以乐其道,务本力穑以敦其业,工贾逐末之事不与焉。若伊尹之于有莘,郄缺之于冀野,德公之于鹿门,孔明之于南阳,皆是物也。闽人郑琳,读书播耨,执勤耒耜,而不求闻达,自号躭犂生。吾友吏部侍郎练公子宁为赋以宣道其意,音韵铿锵,而甚得体。国子助教郑孟宣氏恳余数语其后,予嘉其陶然乐于畎■〈亩攵〉之中,非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贵者比,特为书焉。建文二年夏四月十八日临汀张显宗跋。」

  万奎言显宗状元及第,唱名前一夕,高皇梦双丝坠地,后任国子祭酒,往江西起义兵,不知所终。又尝记徐侍讲元玉云闻之钱侍郎习礼。钱,吉水大族,本亦练子宁踈远姻亲,一时虽脱祸,而恒为乡人所持,举族不敢一吐气,习礼既入翰林犹然。习礼不可奈何,以告建安杨公,公一日独对毕,即以其事闻。太宗欣然曰:「立贤无方,使练子宁今日在此,朕固当用之耳。」即下令禁止之。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二程遗书

译广州府学教授、长乐人郑万奎收藏着他父亲的《耽犁》手卷,其中有洪武甲戌年国子博士、临安人钱宰所撰的《耽犁生传》,有辛巳年春三月晦日庐陵人胡靖光大读《耽犁生传》诗一首,还有建安张智、苏伯厚等人的诗文,多数没有全部抄录,下面抄录练子宁、张显宗的两篇文章。《耽犁赋》:“闽粤地区有个读书人号称耽犁,耕种在宽阔闲静的田野,终老于安乐太平的乡里。他对松月居士说:‘我不善于求取仕进,只专心于犁锄;我安于困厄穷困,只专心于从事农作。正当我的犁在手中时,我茫然无所思虑,和乐而自得,那种荣耀不亚于手执圭璧,那种适意也不亚于运斤挥刃。因此我取耽犁作为自己的名号,请您替我写一篇赋。’居士说:‘唉,您知道自己能够享受到耽犁之乐的原因吗?上天生养百姓,人人纷纷产生欲望;强者凌辱弱者,人多便暴虐孤独者。如果不是圣明神圣的人首先出现,谁能够治理他们呢?长官在春天万物生长时施行仁德礼制,在秋天肃杀时严明威刑;使夫妇有所区别,父子各有亲属关系,敦厚人伦,使风俗返璞归真。正因为这样,士人能够尽情研习诗书,商人能够通行贩卖,工匠能够在方圆之间施展技巧,农民能够尽力种植穜稑。过去尧、舜在上,天下皞皞熙熙,康衢之上击壤作乐,儿童安闲,老人嬉游。汤、武发动革命,顺应天意和人心,逐渐施行仁德、砥砺义理,歌颂之声因此兴起。等到战国诸侯争强,局势于是下及秦、楚,开辟阡陌而废除井田,穷尽干戈而滥用威武。百姓在这样的时代,哪里还有地方申诉呢?汉高祖气度恢宏,汉文帝、汉景帝无为而治;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世代继承宏大基业,使百姓敦厚淳朴,几乎在那时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魏、晋以后,五胡纷争,礼冠法服被撕裂毁坏,腥膻污秽接连不断。伟大的唐室建立基业,凭借唐太宗的神武,感佩魏征的仁义,却叹息封德彝那样的人再也看不到了。没有过多久,藩镇便骄横跋扈;又经历五代,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到了宋室兴起,削平僭越叛乱,开启文明昌盛的时代,几乎超过唐朝而胜过汉朝;休养生息三百多年。那些头发斑白的老人,全都活到老而没有怨言。元氏衰败后,群雄奋起,像群鹿争逐、巨鲸吞食一般,瓜分天下、鼎足而立。可怜百姓纷乱错杂,辗转死于沟壑之中仍没有停止。显赫的大明王朝,如同太阳升起;搀抢星的灾异烟消冰释,魑魅鬼怪隐匿而无踪;承接千年正统,受命于清明盛德之世,停止武事而修治文教,使天下达到太平,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将愁苦怨恨化为欢快的歌声。因此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都是女子纺织、男子耕种。假使世道正艰难,真人尚未出现,那么在那时,连求得活命都恐怕不足,哪里还有闲暇去沉溺于犁锄之事、以沟渠田畎为乐呢?从今以后要懂得这个道理,牢记在心,不可丢失。即使耕田、凿井,也都歌咏帝王的恩力。贫穷的人彼此资助,患难之中彼此救济;缴纳租赋一定先顾公家,饮食一定先珍惜粮食,耕田一定互相礼让田界,以此共同归向我皇的最高德化。’于是躭犁生仰头道谢,俯身作揖,请求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终身奉行而不厌弃。洪武三年冬十月既望,清江练子宁。古人平日尚未通达时,大多亲自耕作,以此乐守自己的道义;专心务农、努力耕种,以厚实自己的事业,至于工匠和商人追逐末利的事情,则不参与。像伊尹在有莘,郄缺在冀野,庞德公在鹿门,诸葛孔明在南阳,都属于这种情况。闽人郑琳,一面读书一面播种耕作,亲自操持农具,却不求闻名显达,自号躭犁生。我的朋友吏部侍郎练公子宁作赋来阐明、宣扬他的志意,音韵铿锵,非常得体。国子助教郑孟宣请求我在后面写几句话,我赞赏他陶然自得地乐处于田亩之间,不是那种违背本性、贪图富贵的人所能相比的,因此特意为他书写。建文二年夏四月十八日,临汀张显宗跋。万奎说,张显宗是状元及第,在唱名的前一夜,高皇帝梦见两根丝带坠落在地;后来张显宗任国子祭酒,前往江西召集义兵,不知最终下落。又曾记徐侍讲元玉说,他是从钱侍郎习礼那里听来的。钱氏是吉水的大族,本来也是练子宁关系疏远的姻亲;钱习礼当时虽逃脱了祸患,却一直被乡人挟制,全族都不敢畅快地吐一口气,钱习礼进入翰林后仍然如此。钱习礼无可奈何,便把这件事告诉建安杨公。杨公有一天单独应对皇帝完毕,就把这件事上奏了。太宗欣然说:‘任用贤能没有固定的范围;假如练子宁今天在这里,朕本来就应当任用他。’随即下令禁止这种做法。文皇帝的盛大德行真是达到极点了。○《二程遗书》

「右程子遗书二十五篇,二先生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书也。始诸公各自为书,先生没而其传寖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易,历时既久,殆无全编。熹家有先人旧藏数篇,皆着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首尾通贯,盖未更后人之手,故其书最为精善。后益以类访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闻岁月先后第为此书,篇目皆因其旧,而又别为之录如此,以见分别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尝窃闻之,伊川先生无恙时,门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语,奉而质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读此书?若不得某之心,所记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复读。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而当时从游之士,盖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于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闻目见而手记之,宜其亲切不差,可以行远,而先生之戒犹且丁宁若是,岂不以学者未知心传之要而滞于言语之间,或者失之毫厘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乎?又况后此且数十年,区区掇拾于残编坠简之余,传诵道说,玉石不分,而谓真足以尽得其精微严密之旨,其亦悮矣。虽然,先生之学其大要则可知,已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尽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此外诸家所抄尚众,率皆割裂补缀,非复本篇。异时得其所自来,当复出之,以附今录;无则亦将去其重复别为外书,以待后之君子云尔。右附录一卷,明道先生行状之属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状一篇,皆其本文,无可议者。独伊川行事本末,当时无所论著,熹尝窃取实录所书、文集内外书所载,与凡它书之可证者,次其后先,以为年谱,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无谬误,故于每事之下,各系其所从得者。今亦辄取以着于篇,合为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后。鸣呼,学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观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则斯道之传也其庶几乎。干道四年岁在着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谨记。」

  「二先生遗书,近岁既刊于建宁,又刊于曲江,于严陵,今又刊于长沙,长沙最后刊,故是编为尤密。始先生绪言传于世,学者每恨不克覩其备,私相转写,人自为本,及是书之出,裒辑之精,亦庶几尽矣,此诚学者之至幸。然而传之之广,得之之易,则又惧夫有玩习之患,或以备闻见,或以资谈论,或以助文辞,或以立标榜,则亦反趋于薄矣,先生所以望于后之人之意为逾甚也。学者得是书,要当以笃信为本,谓圣贤之道繇是可以学而至,味而求之,存而体之,■〈氵亟〉泳敦笃,斯须勿舍,以终其身而后已,是则先生所望于后之人之意也。敢敬书之,附于卷之末。干道九年夏四月戊子广汉张栻谨志。」

  「右遗书四册,平湖沈琮氏所藏,云购之金陵公主府中旧藏,张宣公跋尾,亲笔入刻也。宋时所刻书,其匡廓中折行上下不留黑牌,首则刻工私记本版字数,次书名次卷第数目,其末则刻工姓名,予所见当时印本书如此,浦宗源郎中家有司马公传家集,往往皆然。又皆洁白厚纸所印,乃知古于书籍不惟雕镌不苟,虽模印亦不苟也。」

○西湖俗谣

杭州西湖傍近,编竹节水,可专菱芡之利,而惟时有势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谣云:「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载功名尽,只见湖光不见笆。」

○推命论相近事

译这就是《程子遗书》二十五篇,是二位先生的门人记录他们亲自见闻以及问答内容的书。起初,各位门人分别自行编书;先生去世后,这些记录流传渐广,但散失各处、同时流行,没有统一的编次。传抄的人多半私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删改,时间一久,几乎没有完整的编本了。我家藏有先人旧日收藏的几篇,篇篇都写有当时记录者的姓名,语意相承,首尾贯通,大概没有经过后人的改动,所以这些书最为精善。后来又按类别访求,凡得到二十五篇,于是略据所听闻的年代先后编成这部书。篇名都沿用旧名,另外又编成这样的目录,用来说明分别编次的缘由。然而我曾私下听说,伊川先生在世时,门人尹焞得到朱光庭抄录的先生言语,捧着它向先生请教。先生说:‘我还在世,何必读这部书?如果不能得到我的心意,那么所记录的不过是他自己的意思罢了。’尹公从此不敢再读。二位先生在孔子、孟子去世后千年道学失传之际,倡导、阐明道学,可以说盛大极了。当时跟随他们学习的人,大概也都是天下英才;对于先生的嘉言善行,又都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并亲手记录,按理说应当亲切准确,可以流传久远;可是先生的告诫仍然这样恳切,难道不是因为求学者还不知道以心传心的关键,而拘泥在言语文字之间吗?或者只差毫厘,错误就会多得说不尽吗?何况又过了几十年,只是在残缺的篇章、散佚的简册中零碎搜集,靠传诵和讲说流传,真伪良莠混杂,却说这样就足以完全得到其中精微严密的旨意,那也就错了。虽然如此,先生学说的大要还是可以知道的。已经读过这部书的人,如果确实能够以主敬来树立根本,以穷理来穷尽自己的认识,使根本树立后见识更加明白,见识精深后根本更加牢固,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将会有办法体会先生的心意,对于哪些传说应当疑惑、哪些应当相信,也就可以当场辨明了。此外各家抄录的本子还很多,大多割裂拼缀,已经不是原来的篇章。将来如果能够查明它们的来源,当再拿出来附在今录之后;如果查不到,也将删去重复部分,另编为外书,以等待后来的君子。以上附录一卷,其中明道先生行状一类共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状一篇,都是原文,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只有伊川先生生平事迹的始末,当时没有专门著述。我曾私下取用实录所记、文集内外篇所载以及其他书中可以相互印证的材料,按先后编次,作为年谱;既不敢凭自己的意思加以描绘,又不能保证没有错误,所以在每件事下面都分别注明材料来源。现在也姑且把它们取来编入本书,合为一卷,附在二十五篇之后。唉,求学者考察言语来探求他的内心,考核事迹来观察他的实际作用,并且能够由此有所自得,那么这种道统的传承大概就有希望了。乾道四年,岁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谨慎记。《二先生遗书》近年已经在建宁刊刻,后来又在曲江、严陵刊刻,现在又在长沙刊刻。长沙最后刊刻,所以这部编本尤其严密。起初,先生的绪言流传于世,求学者常常遗憾不能看到完整的内容;人们私下互相传抄,各自形成一个本子。到这部书刊出后,编辑搜集得如此精密,大概可以说接近完备了,这确实是求学者最大的幸运。然而,流传得广、获得得容易,又担心人们因此产生玩弄熟习的弊病:有人把它当作增加见闻的材料,有人借它来资助谈论,有人用它来帮助作文,有人借它树立标榜;这样一来,反而会趋于浅薄,先生对后人的期望也就更加重要了。求学者得到这部书,应当以笃信为根本,相信圣贤之道可以由此学习而达到;反复体味、探求它,存养它并身体力行,沉潜涵泳、敦厚笃实,一时一刻也不要舍弃,直到终身而后停止。这就是先生对后人的期望。我谨慎地把这些话写下,附在卷末。乾道九年夏四月戊子,广汉张栻谨慎记。这四册遗书,是平湖沈琮氏收藏的,据说是从金陵公主府中旧藏的书里购得的,卷末有张宣公的跋,而且是亲笔刻入的。我所见宋代刊刻的书,版框中间折行处的上下不留黑牌;开头先刻刊工私记的本版字数,接着写书名和卷次、页数,末尾再刻刊工姓名。我见到的当时印本大多如此,浦宗源郎中家有《司马公传家集》,往往也是这样。并且都用洁白厚纸印刷,由此可知古人对书籍不只是雕刻谨慎,即使印刷也同样谨慎。○西湖民间歌谣 杭州西湖近旁,有人编竹成篱来围住水面,可以专享菱角、芡实的利益,但只有有势力的人才能得到。因此杭州人有一首民谣说:‘十里湖面光景,十里竹篱;编竹篱的全是富豪人家。等到他们十年的功名耗尽,只看得见湖光,再也看不见竹篱。’ ○推命论相近事

推命论相,人云自有此术,至如相衣、相手、相押字、相门户之类,其说尤多。学亦有浅深,理极微妙,而存心立德,有善有恶,则又系乎其人,故验有不同,但非常道,固圣贤所不言也。今以近岁所闻之特异者列于后,以资谈噱,若因其偶然而遂信其所未然,此固明者弗为也。

  景泰中,四明袁忠彻尝谓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王都御史、于尚书尚何不退?」白问:「何为?」曰:「王面无人色,其名曰沥血头,于双目常上视,其名曰望刀眼。」

  保定伯梁▯、都御史王来归自湖、贵,过济宁,见王驴儿曰:「吾行面君矣。」曰:「奚面君为?不行可也。」二公大诟之,已而中道得旨还镇,乃厚遗焉。年户部尝为予言,驴儿并能言其人性情心术,某君子某小人,往往皆中,若鬼魅然。及究其所繇,则惟以五行立论推焉。

  韩都御史雍坐事被收,西江术者周季龙曰:「此都御史官也。」及左迁按察司,人复以为问,曰:「此都御史官也。」其预言石氏之祸尤验。

  李景瓒占命闻京师,至山东,谓陆布政瑜曰:「刑部刘尚书休矣,公宜促装代之。」已而果然。景瓒馆钱翰林原溥家,原溥酷好谈星,尝中夜相对细推,景瓒被酒,言:「公五十左右得金带,不可受,傥一得之,则明早便当远行矣。」原溥不觉怒而捶之。昨闻原溥有调外之命,则此说又偶中矣。闻景瓒所占不皆中,凡此偶中,则亦甚奇也。

●水东日记卷十五

陆放翁家训

  杨大理诗谑

  吕尚书驼峰之戏

○陆放翁家训

译推算命运、评论相貌,人们说自古就有这种术数;至于看衣服、看手相、看押字、看门户一类,相关说法尤其多。术数的学问也有深浅,所依据的道理极其微妙;而一个人存什么心、立什么德,有善有恶,又取决于本人,所以应验与否各不相同。但这终究不是正道,本来就是圣贤不谈的。现在把近年听到的特别奇异的事情列在后面,用来增添谈笑资料;如果因为偶然应验,就进而相信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这当然是明智的人不会做的。景泰年间,四明袁忠彻曾对白布政圭说:‘您本来就不是我浙江藩司的人。王都御史、于尚书还怎么不退职呢?’白圭问:‘为什么?’袁忠彻说:‘王氏面色没有血色,这种相貌叫“沥血头”;他的双眼常常向上看,这种相貌叫“望刀眼”。’ 保定伯梁▯、都御史王来从湖广、贵州回来,经过济宁,见到王驴儿。王驴儿说:‘我们此行要去见皇帝了。’王驴儿说:‘为什么要去见皇帝?不去也可以。’两位公侯大声斥骂他。不久在半路得到诏旨,命他们返回镇守,于是厚重地赠送财物给他。户部的年某曾对我说,王驴儿还能说出人的性情和心术,某人是君子、某人是小人,往往都很准确,像鬼魅一样。等到追究他所依据的原因,只不过是根据五行来立论推断罢了。韩都御史雍因事情获罪被逮捕,西江术士周季龙说:‘这正是都御史的官运。’等到韩雍被降为按察司,人们又拿这件事来问他,他仍说:‘这正是都御史的官运。’他预言石氏的祸患,尤其应验。李景瓒以善于推算命运闻名京师。到了山东,他对陆布政瑜说:‘刑部刘尚书的官运完了,您应当赶快收拾行装代替他。’不久果然如此。李景瓒寄居在钱翰林原溥家,原溥非常喜欢谈论星象,曾在半夜与李景瓒相对细细推算。李景瓒喝醉了酒,说:‘您五十岁左右会得到金带,但不能接受;如果一旦得到,第二天早晨就应当远行了。’原溥不禁发怒,捶打他。昨天听说原溥有调任外地的命令,那么这番话又偶然应验了。听说李景瓒的推算并不都应验;像这些偶然应验的事,也确实很奇异。●《水东日记》卷十五 陆放翁家训 杨大理诗谑 吕尚书驼峰之戏 ○陆放翁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