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卷二十三

译夏忠靖公在永乐年间主持苏州、松江的治水工程，与某位给事中一同奉命办理此事。一天，两人同住在天宁寺中，给事中早晨去厕所，走得很急，夏公戏谑他说：‘披着衣服、拖着鞋走，给事，给事。’那人立即应声说：‘丢掉铠甲、拖着兵器逃跑，尚书，尚书。’这是先人曾经说过的。许可用乡贤祠堂记。相台的许可用中丞，是元代延祐初年的科举进士，文章在当时也很有名，今天所能见到的作品屈指可数。耿好问说，他的后裔许可用还收藏着若干卷文集，可惜我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翻检旧碑，看到了杨叔玑寄来的《晋宁路乡贤祠堂记》，是许可用所作。文章说：“治理百姓要有政令，教化百姓要有礼仪。政令虽然不能松弛，圣人却不把它看作最急迫的事。至于礼仪，即使不能亲自接受圣人的教诲，也可以通过私下学习圣人的言行而有所获得。正因为不能亲自接受教诲，世上的君子急切地致力于追述前代贤人的修养和往圣的行为，是想借此寄托教化善人的契机。古代乡里的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乡先生的德行受到乡人内心喜爱并诚心服从，把他列入祭祀的次序，是应当的。时代久远，礼制衰落，即使写入法令，也有不举行的，何况没有文字规定的普遍祭祀呢？然而祭祀的兴废，也要看所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乡饮酒礼中，主人要到先生那里商议宾客和介的安排。主人是指诸侯的卿大夫，先生是指告老还乡、在乡里教人的人；大夫就要亲自前往同他商议。又有卿大夫宴饮国中的贤者，诸侯的卿大夫尚且能够对在世的乡贤施行礼仪，天子的牧守难道独独不能对已经去世的乡贤施行礼仪吗？在社中祭祀的制度已不可考，但附设在庙学中建屋祭祀的，间或还有。晋宁在河东是古今闻名的郡，庙学遭遇地震，倒塌后重新修建；讲堂西面的四贤堂，旧址却独自荒芜，没有修治。如今总管仇侯治理纷乱、兴举废坠，劝课农桑、敦促学校教育，每年又都报告丰收，治理迅速得像击鼓传令。他回头看到这块空地，慨然生出怀念古人的想法。恰好监察御史赵君也提出祭祀乡贤，于是捐出俸金，倡导僚属和士庶，又修建了这座堂。工程始于至正二年孟春，到二月完工，于是选取隋代文中子以下若干人，设立神主来祭祀。前国子司业王君写信送到京师，请我作记。我认为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伤害，道并行而互不相悖。万物能够生长，是因为有道；道能够推行，是因为有人。道的统绪在圣人，寄托在贤人身上；有时隐晦，有时显明，有时断绝，有时延续，其中有些情况无法全部论述。大体说来，先王承受上天的道，用来使人伦维系于万世的，不过是礼罢了。礼的纲目有五种，而祭祀总属于吉礼。然而，有关天下共同祭祀的，是先圣、先师；专属于一乡的，则是各乡尊崇自己的贤人，在当地祭祀。天下共同祭祀的，是因为他们的道泽及天下；专属于一乡的，是因为道的显著作用首先在乡里，而乡人受到感动，比普通人更容易，由此推及一国，再推及天下。王豹居住在淇水一带，河西人就擅长唱歌；绵驹居住在高唐，齐国西部人就擅长歌唱。小小的曲艺尚且如此，何况学习圣人之学的人呢？晋地处在《变风》《变雅》之后，具有深沉的忧思和长远的思虑，风俗美好而且厚重。生在这里的人，虽然德行有大小不同，地位也有显赫和隐微的差别，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成就足以承担这种道的寄托。比如文中子，比如唐代裴文忠公、宋代司马文正公，他们的出处、功勋和德行是怎样的呢？其他如裴弘中的宰相事业、赵元镇的宰相事业，阳亢宗、司空表圣的节操，赵伯循、孙明复的经学，以及金源以来直到我朝的人物，他们的行为足以为世人作模范、使风俗有准则；他们的风范足以使贪婪者廉洁、使懦弱者立志；他们的学问足以流传后世、使人受到善化。许多人不必亲自接受教诲便能有所获得，乡先生的功劳不也是很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活着是晋地人，死后成为晋地的神，把他们列入祭祀，是合宜的。然而其中本来有些人已经从祀孔庙，却又把他们列入这座堂，为什么呢？从祀孔庙，是天下共同的祭祀；这座堂的祭祀，则专属于一乡。让受到他们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人，更加寄托终身不忘的思念，并不是亵渎。过去魏国的杜畿任河东太守时，开设学校，亲自执经授课，郡中受到教化，因为儒学兴盛而闻名。他的功劳不在蜀地的文翁、闽地的常衮之下，却没有听说有人为他建祠。如今举荐而祭祀他，是可以的。凭借陶唐旧墟，处在皇元的盛会之际，杰出奇异、才德兼备的人才出生于此，确实很多。使隐晦的道理明朗，使断绝的学统延续，扩大圣人之学，并承担这种道的寄托，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又一定会有后继者来为他们定次序、举行祭祀。仇侯是燕人，名济，字公度；他以礼仪教化百姓，大概属于杜畿一类的人吧。司业名士元，字善甫；御史名承禧，字宗吉；他们都是本郡人。” 银青金紫。欧阳文忠公说，汉代以来有“银青”“金紫”的称号。青、紫指的是绶带；金、银指的是所佩的印章，绶带是用来系印的。后世官员不再佩印，这些名称便成为虚设。隋唐以来，官员有随身佩带的鱼符，而青、紫成为服色；所谓“金紫”，就是穿紫衣、佩金鱼。唐代李宗闵说崔能被赐紫衣金印，说“金印”是不对的。如今世人把“赐绯服鱼袋”“赐紫金鱼袋”连接写入官衔。现在有人官阶达到金紫光禄大夫，便在官衔中删去“赐紫金鱼袋”，这些都是流俗相沿，已经不再考订纠正了。我曾经在今天的容县拓得元次山的小像，画像衣服的腋下垂着一件东西，像鹿皮的纹理而且很长，大概就是鱼袋。巧对。内府刊刻的类书后面有“巧对”，我曾见近臣得到赐本，可惜不能记下来。陈刚中的文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杨东里的文集有“人从门内闪，公向水边沿”。又听说从前有擅长作这种对句的人，例如“红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葚子，赤葚子，甚葚子甜”，“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之类。有一个人到官府申诉，说：“小人告大人。”上官就命他作对，他立即说：“上士倍中士。”近来浙江承差归安举子程敏政，都以这种对句闻名。总的说来，像这样的对句也不多见。王交山论寇准、李纲。

译括苍王交山先生廉，评论寇准主张奉驾亲征的错误，说：“我曾读《宋史》，读到真宗时契丹侵犯河北，寇准任宰相，极力主张皇帝亲临澶州，以安定军心。天子在外建立诸侯来守卫疆场，在内设置宰臣作为辅弼；天子只需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疆场有事，诸侯应当尽力；朝廷不安，宰臣便应承担责任，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寇准却不明白这一点，偏要真宗亲征，那么还要他这个宰相做什么？当时天下正强盛，太祖、太宗以来的将相还有健在的，寇准所主张的意见又牢不可破。幸亏契丹请求议和，皇帝沿着平坦道路南归；假如宋军失利，皇帝又失去控制，不仅河北会沦为敌境，天下大事也就完了。即使寇准被远远贬谪，又对国家有什么补救呢？王钦若虽然是奸邪之人，但他用投琼作比喻，难道是空话吗？从百代以后来看，与寇准的意图相比较，也没有人能够逃脱对其错误的认定。” 他评论李纲请求固守京师的错误，说：“宋徽宗、钦宗时期，金军入侵，李纲极力主张固守京师来保卫社稷。为社稷而死，是诸侯守土的职责，不是天子的事情。李纲没有明白这一点，却想让二帝留下来固守京师，等待勤王军队到来，同敌军背城决战，以决定胜负。像李纲这样的人，贤能当然贤能了，但不是近于只知道常道而不知道变通吗？从前太王曾经避开狄人的逼迫，孟子也曾经用这件事回答滕君。太王、滕君都是诸侯国，到了需要权宜行事时，圣贤尚且认可他们，何况拥有万乘之尊的天子呢？所以唐玄宗为了躲避安禄山之祸而幸蜀，代宗为了躲避吐蕃之难而幸陕，德宗为了躲避朱泚之乱而幸奉天，最终都依靠勤王之师重新建立唐朝。假如当时三位皇帝都按照李纲的主张行事，那么安禄山、吐蕃、朱泚造成的惨祸，三位皇帝能够不震惊吗？李纲极力坚持他的主张，二帝听从了他，幸亏斡离不不久便率军退去，京师才得以没有忧患。等到李纲被罢免以后，朝廷大臣不懂得出幸的主张；到了冬天，金军再次入侵，何■〈〈卤，仌代乂〉上木下〉又坚持李纲的主张，钦宗用脚顿地，发誓死守社稷，朝廷大臣于是再也不提此事，终于导致二帝北行，给宗庙留下羞辱，给百姓遗下祸患，实在是李纲、■〈〈卤，仌代乂〉上木下〉只知常道而不知变通的罪过。” 当时的计策，最好是采用太王避开狄人的谋略，仿效唐代三位皇帝出幸的做法，任命康王为元帅、李纲为宰相；对权宜之计不加阻挠，任用他们而不疑虑，并下诏征召天下勤王之师来保卫王室，这才是最好的办法。即使发生意外，也不会有二帝北迁的祸患。可是偏偏采取守土之臣的计策，导致二帝身死、国土削弱，悲哀啊，悲哀！” 现在考察王交山的说法，确实有道理。只是宣德年间汉庶人的事情发生时，当时的议论也喧嚣纷乱、没有定论，幸亏杨文敏等几位大臣极力劝说皇帝亲征，事情才得以成功。正统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观察天象、推测气候为理由提出意见；土木之变的溃败既然应验，便暗中酝酿南迁的主张。幸亏这个主张没有实行，否则后果就难以预料了。杨诚斋说：‘天下的事情，难的不在于提出谋议，而在于处置得当。’这句话说得对。李性学《文章精义》。临川李性学的《古今文章精义》只有一百条，门人益都于钦止在至顺年间作跋说有二百零八条，难道是刻印者的错误吗？后来又有题名为《文章作法绪论》的文字，共十一条，是宋玄僖的话。卷末又有一篇评论，其中说：“袁清容的文章长于应制，欧阳原功的文章还没有脱离赋体，未见切当。”不知道这是何人评论的，难道也出自玄僖吗？读者应当仔细考察。六经以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而后世千万代的文章实际上都以此为祖。继承左丘明的是司马子长，子长作《史记》，文章气势又超过左丘明，在汉代是文章中的雄杰。继承子长的是韩子，文章深厚醇正、宏大端正，在唐代是文章中的王者。继承韩子的是欧阳公，文章深远绵长而和平，在宋代是文章中的宗主。其他如班孟坚的详尽丰赡，柳柳州的精密核实，曾南丰的峻拔洁净，王临川的简约淡泊，苏长公的痛快淋漓。国朝的文章，如赵江汉，像星斗高悬天空，行列森然罗布，光彩气势焕发；刘静修，像驾车行驶在宽阔道路上，车轮车辕坚固雄壮，奔驰自如；姚牧庵，像豫章树拔地而起，根深干大，所以枝叶挺拔茂盛；程雪楼，像王侯的宅第，门、廊、厅堂、居室内外无不完整壮丽；元清河，像项籍统率军队，人人都能任用；冯海粟，像苻坚统率军队，因为人数众多反而失败；虞邵庵，像长江大河，清澈畅达而深厚浩荡，汇入大海之后才停止；黄金华，像洪水汇成的大陂巨泽，风浪不惊，澄澈一片碧色；揭豫章，像深水中的明珠，光辉不外露，却自然使人知道它是至宝；马石田，像陈列在宗庙中的彝器，没有多少华丽装饰，但质朴高雅，值得观赏；柳待制，像礼学家所备具的各种礼节仪文，繁盛华丽而重复；李五峰，像秦汉时期的人，语言峭拔奇绝而顿挫有力。至于袁清容，文章博大深奥而敏捷，长于应制；欧阳圭斋，文章宏大厚重、铺陈舒展，还没有脱离赋体；陈莆田俊秀豪迈，程黟南典雅驯正，贡宣城平实顺畅而气势也盛，危太朴洁净而力量稍弱。这十多位先生，虽然成名有先有后，却都是凭文章著名的人。孟氏祖庭图记。世上有些可鄙的庸人俗子，把雅正改成俗陋，把正道改成邪道，糊里糊涂地胡作非为，还硬说自己懂事；有的人竟跟着妄自夸耀，却不知道因此遭遇不幸的人多得很，比如所谓“劈琴煮鹤”“花上晒裈”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孔承文上舍曾送给我孔林的几通碑，其中有一通题为《孟氏祖庭图记》。全卷第一图都划成格子：题为“断机”的，画着一个老妇和一个男子；题为“传食诸侯”的，画着两两相对的车骑；题为“思孟传受”的，画着两人相对而坐；题为“问利”“问治国”的，则画成君王、儒生坐立的样子，并且在堂下画了一头牛。这些已经十分可鄙了，至于字迹、画面题识、书写者和刻工，更是庸俗到了极点。仔细看去，其中还隐约有磨去字迹的痕迹。唉！怎么知道它不是汉、唐时期的碑刻呢？这难道是孟氏不成器的后人所作，还是庸俗的上官使人改成这样的呢？这样一来，也实在可惜。我恐怕天地之间像这样的东西还多着呢，又何必只为这块碑伤感呢。薏苡仁治疗疝疾

译《宦游录》说：辛稼轩从北方刚回朝廷，留在建业，忽然患了■〈疒頺〉疝一类的疾病，肿物重重下坠，大得像杯子。他遇到一位道人，道人教他取“叶珠”，也就是薏苡仁，和东方壁土一起炒，炒至黄色后去掉土，再用水煮烂，放入砂盆中捣成膏。每次用二钱，用无灰酒调服，服了几次便逐渐消退。程沙随也得过这种病，辛稼轩把这个方法传给他，也见效。如果来不及采制，直接在药铺买干薏苡仁也很好。按《本草》说，薏苡仁列为上品，作为君臣药可以养心，长期服用能使身体轻健而不老；味甘，性平，无毒。《水东日记》卷二十四 释、老侮辱孔子图 熊天慵《修大成殿记》《清风岭碑》史官以心术为根本 《李安成十九首注》《正统辨》东里《宁国府学记》高元之《变离骚》魏国公临丧合乎礼制 释、老侮辱孔子图 宋理宗在位时，有个权势显赫的宦官侮辱我们的夫子，命马远画了一幅图：中间坐着佛，老子坐在旁边，孔子站在前面向老子问礼，并让江古心给它题赞。江古心立刻写道：“释迦盘腿而坐，老聃在旁斜视。只有我们的夫子，仰面倒在地上。”张筱庵刚考中进士时，施状元有一天拿出《释老侮孔子图》，张筱庵当场吟诗说：“释、老猖狂，侮辱大儒，书生为你们长长叹息。不知宋朝灭亡、孔子被困匡地的时候，是否也像如今这样被画在图中？”又说：“拂须挥鼻的那个人是谁？如此放诞，难道不为自身感到惭愧？名教万年与日月同辉，须知鲁国的一位儒者，便足以长存。”这大概也只是借题发挥、游戏作诗罢了。熊天慵《修大成殿记》豫章熊天慵先生，是二百年前江右的大儒。他遗留下来的文章世上不多见，我偶然见到他的一篇《重修广州路学大成殿记》，文辞如下：“大元统一天下，南至海外，全都受到声教的影响。广州是南海的一座大都会，肃政廉访司、宣慰元帅府都亲自驻临此地，并且都把尊重教育、劝勉学习作为第一要务，因此礼殿的壮丽在南方首屈一指。元贞初年曾经修过一次，但施工求快而草率，很快就遭到虫蛀和毁坏，势必要改建。于是大家共同谋划，吸取过去求快的教训，设法使以后能够长久；因而先利用没收入官的巨大木材，又买了一半来补足所需。凡是购买砖瓦、础石等物，全都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工匠和役夫也都雇募而来。廉访使朵儿只卜公天璋创始，副使迭列思八公完成最后工程；副使李公德厚，佥事张公世荣、范公致毅、撒里蛮公，经历董邦用，知事王淑，照磨戴从龙以及众位属吏，都同心协力。元帅府则由副帅王公从政主持此事，帅幕穆齐英以及佐史周南、梁晟，跟随副帅每日督察。木材一定坚固优良，工艺一定精细。庙殿于丁巳年春季开工，塑像于丁巳年冬季开始制作，到戊午年秋季全部完工。仪门、廊庑都焕然一新，和庙殿相称。共雇用按工计数的工匠二万人，役夫人数是工匠的两倍；所用中统钞按贯计算为六万贯，米按石计算为四百石。其中一半取自赡养士人的余款，另一半由有关官府征收布帛来供给。物资没有强行压价，百姓没有受到额外劳役，财物没有被滥用；面对圣贤可以无愧，刻在金石上也值得书写。教授陈学礼竭尽心力，终于办成了这件事，于是叙述事情的始末，写信来请熊朋来作记，并且说：‘从前廉访李公致道修建尊经阁，余公琏新建明伦堂；如今使者又收回被侵占的疆土，核查隐匿的租税，购买群书，彰明典籍。这样一来，教育和供养的设施全都齐备，广州府学本来就有这些条件；春秋祭祀的礼乐方面，如今又新建了两座亭子，前一座叫思敬，后一座叫正德，作为演习乐舞的场所，希望也一并记载下来。’我编制瑟谱，是因为查阅各地学校的乐谱并订正其中的错误；献享时所用的曲子，一定按照十二月的律吕来定，江、广各郡多采用它。于是趁他来请我作记，便把瑟谱交给他，收藏在书阁中；演习乐舞时就依谱取声，在新殿中演奏。希望这样足以招来和气的祥瑞，并承受斯文的福泽。况且圣人的道德崇高深厚，教化没有穷尽，与天地并列而与四时同运；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盛，即使游学于圣门的人还说难以完全看到，哪里能和异端把殿宇的雄伟当作夸耀之美相比呢！对于那些专任礼乐、肩负治理百姓和地方社稷责任的人来说，除了这样做，再没有办法显示他们奉行诏令的勤勉了。” 我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文章，只觉得文采浩荡，仿佛高高在上，像亲眼见到他一样。大明正当光耀，科举刚刚兴起；即使岭海之地仿佛就在殿陛之前，粤地所出的人才也并不多见，但一旦出现，必定是奇伟杰出之士，必定会有顺应文运而在南海之滨兴起的人。延祐六年正月某日，豫章前进士熊朋来撰。” 《清风岭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