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卷四

译余姚人陈惟寅先生任昆山教谕时，很喜欢谈论相术，曾说：“举子梁昱应当考中甲科，瞿泰安不会落在副榜之外；何况他家贫困，更应该赶快让他赴试。”不久，礼部发公文让先生参加会试同考，梁昱、瞿泰安都考《礼记》，先生正是他们所在房的考官。等到发榜，瞿泰安名列第五，梁昱没有考中。先生曾对我说：“我的仕途不得志，却有幸忝列主考官，战战兢兢地设法称职；发榜前一夜，我还停下烛火，复查第一份试卷，更加仔细地考察它。我以为那也是天下士人，哪里料到竟是我的泰安？假如知道是泰安，我确实应当避嫌，就会把他弃置不取了。拆封试卷时，尚书以下的官员都注目观看，首先得到岳正，众人都说选得了人才；其次是陈鉴，再其次是某人，众人也都说好。到了泰安，我惊愕不已，而且没有一个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幸好监试白御史圭说：‘这个人也应当列在这里，我知道他。我同僚项御史曾经推举过此人。’假如没有御史这句话，我一定汗流满面、脸上发热，恨不得当即死去。”唉！名声没有传播开来，确实是朋友的过错。泰安在经学上很有造诣，只是岳正、陈鉴等人在太学一向很有声望，泰安是从乡县考上来的，所以京城人士还不知道他罢了。梁昱仪表俊美，具有孝行，学问也纯正深厚。萧祭酒也认为他的文章必定能考入甲等，后来却以国子生的身份被选为平定知州。瞿泰安官至刑部郎中；两人先后都去世了，真是可惜！钱子予。临安人钱宰，字子予，是武肃王的后裔，元末的老儒生。高庙按照礼制征召他，与诸儒一起修纂《尚书》，又参与选编《孟子》节文。他退朝后低声吟道：“四更鼓声冬冬响起便穿衣，午门朝见皇帝还嫌来得迟。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田园生活的快乐，睡到人间饭菜熟了时。”监察者把这话报告了上去。第二天，文华殿宴会结束后，太祖召见诸儒，告诉他们说：“昨天的诗写得很好，但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们？为什么不用‘忧’字呢？”钱宰等人惊恐惭愧，谢罪认错。后来不久，众人都被遣送回去，钱宰以国子博士的身份退休。他家在会稽，仕宦事业至今没有断绝。钱宰曾亲自写门联说：“一门三致仕，两国五封王。”唐昭宗赐给的敕书，以及宋代宣和年间赐给的“吴越家宝”铜印，重一斤，如今还收藏在他家。铁券和武肃王画像收藏在台郡长房。陈祭酒的至诚。国子祭酒、四明人陈先生对待属官和诸生极其严厉。有因心怀怨愤而控告他的人，法司准备复核后请旨逮捕他。周文襄公与先生同年中进士，认为先生应当具疏申辩洗雪，于是请我代他起草，文字中难免有迁就之辞。先生看后惊讶地说：“我这样写奏本，岂不是要犯欺骗君主的罪吗？”周公笑着说：“按照法律，只有奏事不实才算犯罪。”听到这件事的人有的认为先生迂腐，但先生不也是纯粹忠贞的臣子吗？王抑庵诵读古诗来宽解自己。王抑庵先生主持铨选时，遇到不合心意的事情，常喜欢诵读古人的诗来宽解自己。有一天，新任给事中偶然想来干扰铨选制度，他便说：“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御史有人议论吏部升降官员不当，他就说：“如果让鲍老在筵席上跳舞，就会更觉得郎当的舞袖太长。”大多都能切中情事。卢公武兄弟。昆山人卢熊，字公武，是洪武初年的名儒，精通篆籀之学。曾任兖州知州，接任并查看官印后，便上奏说印文中的“兖”字误写得像“衮”字。太祖听后不高兴，说：“秀才无礼，竟说我‘衮’呢。”卢熊几乎因此遭祸。他的弟弟卢熙，字公暨，任睢州同知，有贤能的名声。卢熊寄给他一首诗，其中有“虀盐清梦稳，铁石古心存”两句，当时人称赞不已。卢熊后来最终因牵连获罪而死。如今他家还保存着中书舍人的诰身，这是高皇帝亲自制定的；官署印章的款式，当时还沿用宋代制度。范启东讲述前辈的话。范启东听前辈说，士大夫从事各种技艺，必须审察轻重，而且应当先做那些已经有所成就、能够留下痕迹的事。也就是说，学文章胜过学诗，学诗胜过学书法，学书法胜过学绘画。这些可以用来流传名声，也可以成为后人的法式；至于琴棋，尚且不失为清雅之士，舍弃这些而去从事其他的，就只是末等技艺了。范启东擅长花鸟画，也有见识谈论，馆阁中的名公大多看重他。他在京师终老，人们称他为范苇斋先生。欧阳修、苏轼的书法遗迹有多少。欧阳文忠公一生搜集观赏金石碑刻，动辄数百卷，题跋和亲笔真迹很多。他曾自己说：“我一生喜欢学习书法，看见笔就写。”又说：“只有贤人的书法才能长久保存。”为什么如今世上见到的欧阳修书迹却如此少呢？只有东坡居士的书法，刻在山崖和野外石头上的，几乎遍布天下。我曾经开玩笑说，东坡一生必定把石匠带在身边；不然为什么长篇大作、短短几字，随处都能见到，唯独与诸公不同呢？聂大年的警策诗句。聂大年的诗，是三十年来诗人中的绝唱，他有文集若干卷。主事袁衷喜爱他醉后跌倒起身、随口吟成的诗，其中有“老我不胜金谷罚，傍人应笑玉山颓”两句。王翰林称赞他“愿得明朝又风雨，免教行李出都门”。我的朋友张筱庵则喜欢吟诵他送僧人的诗：“十年湖海孤舟别，万里云霄一锡飞”，认为这两句令人不能忘怀。只是还不知道聂大年本人是否也把这些诗句看作极致。杨洪受到的委任十分重大。杨武襄杨洪为人虽然崇尚权谋机变，但很有威严，将士都知道畏惧他；这是他的长处，不能掩盖。此事也有赖朝廷的支持，才成就了他的名声。大概从宣德、正统以来，他已经受到皇帝知遇，内阁中庐陵杨公等人也都喜爱并看重他。他最初任职时被指挥杜衡诬陷，魏尚书源复核后上奏，杜衡被贬到广西。后来又被部卒李友全等人上奏，皇帝把这件事交给杨洪自行处置，很像宋太祖对待郭进的事情。又有大同指挥张英曾上奏弹劾当时的总兵石公，蔚州千户张宣上奏弹劾刘侍郎琏，朝廷都把他们置于死地。祖宗扶植人才的心意，竟然盛大到如此地步。记载议论各种事情时意见相同和不同的情况。

译景泰元年春天，久不下雨，两京的灾异也接连出现。我偶然与礼科都给事中李实、吏科给事中毛玉、御史陈叔绍、罗箎相会，大家一起叹息忧虑。盛于是说：“自古遇到灾异，君臣都要引咎自责。今天在朝廷内部，大臣的罪责不能推辞；我们这些台谏官员缄默不言、没有补救，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在外面，危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件，其中各藩镇和宦官危害百姓尤其严重。这两件事应当首先进言。”李实说：“这话确实正确，科里的奏稿明早就可以拿来给你看。”后来盛又说：“这两件事必须分先后来说。因为弹劾群臣，朝廷宽大，多半不予采纳，说了也类似具文；至于宦官的事情，则一定要请求把他们召回。如果把两件事一起说，万一朝廷只下诏训诫，之后再提出另一件事就困难了。但一定要取得群臣会同上奏，才有希望办成。”于是他一同拜访金尚书等大臣，他们都假意称赞说可以实行，实际上并无诚意，而且彼此推让，没有人肯居于奏疏的首位。一天，兵部尚书于谦对盛说：“关于宦官的事情，进言已经有现成的名目了。近来南京周叙学士的奏疏中已经涉及此事，外地人来进言就更方便了。”不久，兵部借另一件奏事略微提到“官员太多而扰民”，请求“把各处出差的内外官员酌量召回京城”。皇帝下旨，内官不动。又过了几天，会议讨论周叙的奏疏，有人说此事也有成例，正在施行，侍郎储懋便挥笔批定。盛于是说：“这确实是百姓的疾苦。如今既然已经有人进言，如果大家趁此机会联合起来，共同上请，皇帝或许会采纳。”当时只有左都御史陈镒极力赞成会同上奏，因为陈镒也曾受到进言者的拜访。户科都给事中马显忽然说：“这件事近来兵部已经上奏，圣上裁决已经不准了。”盛说：“臣子议论政事，只应看事情本身是否合理；况且主上仁慈明察，常有已经降旨施行的事情，因臣下进言而立即改动。如今事情本来应该施行，怎么可以自己阻止，既辜负朝廷，又辜负进言的人呢？”礼部胡公于是改动了会奏的批语，最终没有办成。另一天，因为有人上奏南京沿江盗贼的事情，请求派御史和锦衣卫巡捕，刑部尚书俞士悦认为应当照此拟办。盛说：“锦衣卫官校近来已经裁革，应当只派御史。”这是因为两个月前也由于有人进言而裁革了锦衣卫官校，刑部偶然忘记了。又一天，因为马显谈到户部请求议定节省费用，马显的意思是想裁减户部额外设置的官员，过去曾有这方面的言论，但当着众人又不说。金尚书略微说了不可行的理由，追问马显，他也不说。盛说：“任用人员的事情，这件事应该稍微缓一缓。我曾听说宣德年间，内府中负责各种工役和供应的人，很多都授予军职；即使年老有病也不更换，仍领取全额俸禄，这些人正是白白耗费俸禄的冗员。”金尚书说：“这件事应当立即查办。”会议结束后，有位大臣叫住盛说：“刚才说到吃闲俸的官员，应当再仔细同尚书说一说。”盛起初没有料到这是虚情假意，那位大臣退下后却对同僚说：“叶某在议事的地方，好像把少保的责任全都担在自己身上一样，我称他为叶少保。”按照惯例，凡是内外官员陈述意见的奏疏，都由礼部在内府召集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以及六科掌印官在堂上的官员会议；礼部侍郎宣读其要旨，各部院正官当面决定可否。正官以外，再没有人说一句话，这就是旧日的习惯。虽然李实号称善于进言，却也从未说过一句，盛确实违背了众人的意见。本朝状元的官位。我还是举子时，听同科的人说，本朝状元大多不能做到金带官。当时陈泰和、马临胊、曹恒山都在内阁，不久三人都升为侍郎，已经很显达了。己巳年以来，商同年接着达到这一地位，彭纯道又接着达到；商同年也做到了金带官。如今马、曹已经去世，陈被谪戍，商归隐田园，只有彭参与内阁事务，官至太常少卿。请嗺。如今人们宴请宾客，举杯劝人喝尽时说“千岁”，南北士人也大多这样说，只是不知道这个字的含义。想来可能是“请嗺”，也就是唐人所说的嗺酒。鲜于困学的墓志和小像。鲜于困学的墓志由赵文敏公书写，小楷精妙绝伦，篆书笔意出自《石鼓文》。少师庐陵杨公从吴人那里得到它。武昌陈士谦家收藏着赵文敏亲自书写的哀悼困学的五言古诗一首，是行书，也很好。又有困学的小像，也是元人所画，但后面的题赞是虞文靖公所作，并非真迹。这两卷我在科举任职时，常在陈士谦家看到。曾想约吴中的书法家希纯摹写画像，由陈士谦临写行草，刘廷美上舍临写小楷，合成一卷收藏，最终没有办成。土官名称相同而实际含义不同。尚书吕震、前左都御史刘观，都是洪武年间的人物，熟悉政务的实际情况，所以朝廷议论事情时，常常轻视其他诸公。然而他们都缺少学术修养，也不够清明谨慎，阁老们曾经贬低、鄙薄他们，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景泰年间，广西宪司上奏说土官副巡检犯了贪赃罪，王文都御史认为土官大多世袭，第一次犯罪应当恢复职务，第二次犯罪再具奏定夺；后来经过革除并申明制度，萧都御史复核上请，又加上“以夷治夷”的说法。他哪里知道《诸司职掌》中所记载的湖广、四川、云南、广西世袭土官，例如广西右江的岑氏、黄氏，四川的田氏、杨氏，自宋、元以来世代统领蛮夷；这些族类称为土人，就像所说的傜人、僮人一样。他们本来属于边地夷人，所以凡是审问都必须请旨，处置也必须具奏。如今广西的土官副巡检虽然间或有傜人、僮人，但以军籍、民籍的汉人为多数。广西的这类官员多是在正统年间授予的，广东也偶尔有这种情况。这就像阴阳官、医官一类，因为他们是本地人，又与流官共同办事，所以称为土官以区别于流官，并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土官。又在天顺初年，四川重庆百姓邓錤上陈意见，其中说：“交易银两，罪同党恶。” 寇公竟然把这说成荒诞妄言，不知道这是洪武禁令中的话语。大臣之所以看重无事，大概汉代魏相成为名相也有其道理。仄声多，平声少。从一到十的数字中，只有“三”是平声；八卦中只有“乾、离、坤”是平声；十干、十二支也都是仄声多、平声少。阴气常常有余，阳气常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大学》经文和传文的次序。

译宋代黄震，字东发，曾采纳丞相董槐的说法，把《大学》经文中从“知止而后有定”到“则近道矣”的两节，连同“知本听讼”一节，作为解释致知、格物的传文。后来王巽卿又把“近道”两节用来解释格物致知，把“听讼”一节增补为解释新民。草庐吴先生在答田副使的书信中早已深深非议这种做法，说到这是不懂文义，譬如把玉盘打碎来作解释，确实说得恰当。有人又说，草庐曾经把这三节摘出作为传文的第五章；这件事见于他的门人袁明善所记的《大学中庸日录》中，这是为什么呢？○晦翁论追礼外氏书 先舅父野水周先生想到先外祖父没有后人，却能按时举行祭祀，这实在是很大的德行。我的朋友进士郑时乂靠祖传家产行医，继承薛氏的事业，于是便立自己的幼子为薛氏后人，使薛氏世世代代都有后人享受祭祀。我本来知道这件事近于厚道，只是面对外家诸位兄长时，一直不敢开口。偶然得到晦翁答汪尚书的信，其中有“宋氏追礼外氏事”一段，正好与我的心意相合，于是抄录下来。“宋公因为外祖父没有后人，便按时祭祀他，这份心意可以说很厚道了。然而祭祀非同族之人，按道理终究不妥；而且这种做法不能惠及他的子孙，所以考虑得也不够长远。为什么不访求他的族亲，为他立后，使后人按时奉祀，这样才安稳便利而长久呢！只是贫贱之士，力量有时不足以办到；即使办到了，那位被立为后人的人若对此没有顾念，也不能使他专心奉祀所承继的先人。像宋公这样的人，力量并不是不足以办此事；如果为他割田、建屋让他居住，又奏请授予官职给他俸禄，那么被立为后人的人一定会感念我的情谊，不敢使祭祀缺失。这在义理上非常明白，利害也不难看清。我私下认为，宋公只是想亲自奉行祭祀，以表达自己不忘母家的心意，所以考虑没有顾及到这一点。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让被立为后人的人主持祭祀，我只去帮助他准备祭品、行馈奠之礼，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伏望高明之人试加思考，如果有可取之处，希望早日办理。这样将来史书记载此事，也可以成为后世的准则，而宋公的事迹不至于独自享有前代的美名，这就是我的一点深切愿望。我的意见如此，不知台意认为怎样？” ○方言暗合古韵 各地方言的语音，暗中与古代韵音相合的很多。如今山西人把“去”读作“库”，闽人把“口”读作“苦”、把“走”读作“祖”，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昆山、吴淞一带，在江南，“呼”字归入“虞”字韵；唯独江北人把“呼”字归入“灰”字韵。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又实在无法解释。●《水东日记》卷五 左都御史 总督军务 胡忠安自述三事 当时的将领不敢擅自杀人 广西前后守将的优劣 聂大年的桃符 郑武安刚强正直 徐兴安谈论将领 敕书措辞与各部奏章相违 英宗友爱兄弟的至高德行 张、夏各自推重对方的长处 《氏族大全》错误很多 珠池采珠的方法 采珠的数目 范德机《海角亭记》刘廉夫被贬后的绝句 内阁机密不严 广西帅府隶属郑牢 杨文敏论述进谏有方法 近来事情的起始 于节庵的遗事 吴思庵《小学集解》李祭酒哭侄子的诗 卢重斋的遗事 上奏表彰脱纲王晟的死节 山歌 ○左都御史 左都御史这一官职，自刘观以后就不轻易授予；刘观以前，授任者也屈指可数。近年来有陈镒、王翱、杨善、王文、马昂、萧维祯、寇深、轩輗：陈镒、王翱、杨善是因恩宠，王文是因保荐，马昂是因军功，萧维祯、寇深是因破格晋升；轩輗则是从刑部尚书任上致仕后，改任本官。○总督军务 总督军务，以下至总兵官，都听从他的节制。这大概始于王靖远在麓川之役中担任总督；自己巳年多事以来，继任者很多。继王靖远之后的是侯尚书琎。于少保在京师，王盐山、马沧州在两广，石璞在关外，于湖、贵，王来尝在湖、贵，也都是这种情况。诏令中使用“总督”二字，大概始于宣德年间巡抚总督税粮。○胡忠安自述三事 礼部尚书致仕的毘陵胡公，我赴广西时曾去拜访他。当时他还很强健，取酒命人斟饮。我于是请求说：“老先生身受历代圣上的宠遇，圣上的德行和训示，不可不记录下来；否则百年之后，门人和旧日属吏多半会产生谬误。”胡公笑着说：“没有这回事。”于是详细举出四五件事。胡公不是妄言之人，我姑且记下其中一两件可以流传的。他说：“太宗命某出使外地，临行时当面告诉我：‘人们都说东宫所做的事多有失当。到了南京，可以多停留几天，试着观察究竟如何，秘密写奏疏来。奏疏上所写的字必须大些；晚上送到，我就想立即看到。’我到南京后，早晚都随朝，皇帝下令免朝，我便以不敢为辞。大凡看见殿下所做的善事，我退朝后就记下来。比如有一天上朝，某位勋臣说话喧哗，侍卫便用棰杖打他；他仍然口头奏明此事，殿下下旨不予追究。退朝后，立即召来那名侍卫，赏赐若干锭钞。于是群臣都说，殿下不公开责罚大臣，却表彰禁卫，这样既宽免了勋臣的罪过，又使他内心惭愧，真是殿下的明断。我在那里住得稍久，邻居杨学士士奇说：‘公是奉命出使，应当赶快动身。’我便权宜地推辞说：‘锦衣卫的几种物品还没有办完。’到了安庆，才写信回奏，并命随从的较尉供给驿站的驴子，把奏疏送进去。” “又有一天，我侍奉太宗处理政事，退下后，太宗单独把我召到膝前，说：‘古人有句话：德胜过才，叫作君子；才胜过德，叫作小人。眼前难道缺少能办事的人才吗？只是求得一个好人很难。我想任用你，但你的官职太小。’当时我任都给事中。几天后，皇上召见吏部，特意把我升为礼部侍郎。吏部奏报说：‘礼部缺少左、右侍郎。’皇上说：‘左侍郎。’我任都给事中时，已经承蒙皇上的知遇；每逢给事中有缺额，皇上总命我推荐能够胜任的监生等人，列出姓名进呈。宣宗皇帝有一天召见我说：‘像某这样的侍郎，是我所任用的人。户部总想派人担任巡抚，你和杨士奇等商议一下，巡抚究竟须不须任用侍郎？’退下后，我和士奇等人复奏说：‘近来粮饷事务，多次耽搁在派遣部属官员上，动辄要派数名，扰乱百姓而耽误事务，必须任用重臣，百姓才会安定，事情才能办成。’皇上说：‘你们试着举荐能够胜任侍郎的人，把姓名报上来。’于是我们上疏推荐了若干人。皇上很高兴，把他们都升为侍郎，让他们担任巡抚。当时吏部后来批评我们侵越职权，却完全不知道皇上只是命我和杨士奇等商议，我们当然不敢援引吏部的职权。” ○当时的将领不敢擅自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