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卷三十六

译《诗林广记》是元朝至正年间蔡正孙所著。前集十卷，选取晋代陶渊明，以及唐代杜甫、李白、韦应物、刘禹锡、韩退之、柳子厚、王摩诘、李义山、王建、杜牧、孟郊、贾岛、孟浩然、卢仝、郑谷、李贺、唐彦谦、韩偓、杜荀鹤、陆龟蒙、白居易（附载元稹）、薛能、王驾、张佑、薛道衡、李涉、王播、韩翃、张继等人的诗，用名人的评论加以考证，间或附上自己的看法，其中也有很多值得观赏之处。我闲暇时偶然看到这部书，姑且补充一两点意见，和同道之人商榷。关于陶渊明的诗，刘后村如此说。刘后村这话虽然不能说不是为了尊崇苏轼，但若说是最正确的论断，那还不是。附载王介甫《桃源行》，《高斋诗话》如此说。这首诗大概是在说秦朝的动乱，也就是说嬴氏父子不行仁道已经很久了。起初并不是针对这里，而是按照世代次序和先后顺序来叙述，认为《高斋诗话》说得过分了。这一点又不同于东坡《二疏赞》。关于杜子美的诗，朱文公如此说。朱文公这句话，是万世不变的论断。因为向上取法，本来就应当这样。写文章也都如此，学习的人不能忽视。近代士人被苏文生“啜菜羹熟吃羊肉”的话所迷惑，更不肯下向上求进的功夫，结果又比苏文生低了好几倍，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关于杜子美《和早朝大明宫》诗，梅圣俞《金针诗格》这样说，胡苕溪这样说，山谷也这样说。山谷说得对。关于杜子美的《樱桃》诗，《诗眼》如此说。潜溪所说的搜求事迹、排列对偶，出于勉强为文的说法，非常恰当。附载韩退之《谢赐樱桃》诗，胡苕溪如此说。色、香、味都具备；许多名贵水果都有这些特点，何况又是樱桃呢？苕溪的评论过分了。关于杜子美的《九日》诗，杨诚斋如此说。诚斋的两点说法，是学习的人应当知道的。关于杜子美的绝句诗，《室中语》如此说。后山的诗句与王安石、杜甫的两首诗并不相称，却认为自己无愧于前人，恐怕会误导后来的学习者。关于杜子美的《羌村》诗，杨诚斋、《冷斋夜话》如此说。“夜阑更秉烛”中的“更”字，应读作平声。关于杜子美的《何将军宴》诗，胡苕溪如此说。杨东里《东郭南园宴集》三首诗都采用了这种体例。关于杜子美的《缚鸡行》诗，洪容斋、《文章正宗》、《步里客谈》、师民瞻如此说。诗和文章略有不同之处，在于诗还兼有兴味，有感慨、调笑、风流洒脱的地方；例如长诗结尾的诗句，突然从虚空旁逸而入，写成收场的话，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偶尔出一次奇句也就可以了。前元诗人陈孚刚中的诗集中，歌行诗全部采用这种体例，读者应当仔细辨察。关于李太白的《登凤凰台》诗，《后村诗话》如此说。“崔颢题诗在上头”是李太白自己的诗句。瞿宗吉《诗话》却说：“当时的人因为太白没有写《黄鹤楼》诗，所以这首诗是在讥讽他。”这是错误的。宗吉以博闻强记、善于吟咏自负，竟然还会这样说，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关于李太白的《宫词》，胡苕溪如此说。苕溪有时也能有所发明，但像这种说法，就好像太不懂诗了。李白尚且有“风吹柳花满店香”，杜甫尚且有“竹光团野色”，难道还要说“柳树怎么能有香味，竹子为什么会有光”吗？关于李太白的《宫词》，《巩溪诗话》如此说。《诗话》对李太白的讥评，也是清正议论中不可缺少的。虽然如此，元微之评论李白、杜甫优劣的话，还是比不上昌黎关于“金薤琳琅”的说法。善于学习古人的人，自然会理解并领会其中的道理，各种优点互不遮蔽，这就可以了。韦苏州《郡中与诸文士燕集》诗，附载东坡仿效韦苏州的诗，蔡氏如此说。【“身当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自惭居处崇，未覩斯民康。”】韦苏州的诗，此外还有“相敦在勤事，海内方劳师”、“理郡无异政，所忧在素餐”、“何当四海晏，甘与齐民耕”等句；“顾谓军中士，仰答何由申”，以及“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等句，反复讽咏，确实能使人动心，这就是前代大儒特别喜爱他的原因。东坡诗的意思，大概也是认为白乐天有所不足，而唯独推重韦苏州，因为白乐天晚年颇受道教、佛教影响，诗歌也有纤细艳丽、淫靡狎亵的缺点。刘禹锡《杨柳枝辞》，《复斋谩录》如此说。附载杨巨源《折杨柳》诗，胡苕溪如此说。谢迭山说，诗本来作“水边杨柳绿，烟丝曲尘”。既然没有精确考证，就依照迭山的版本，也不妨碍它成为佳句。刘禹锡《酬柳子厚家鸡之赠》诗，附载柳子厚《寄梦得》诗，后面又附载后山《纪徐仙效山谷书》诗，以及东坡《酬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蔡宽夫诗话》、《复斋谩录》如此说。柳宗元、刘禹锡这组诗来回唱和，共八首，现在可以在柳宗元诗集中看到。“元和脚”这一说法，评论者认为指柳公权；元和年间柳公权已经有书法名声，这种解释比较接近。也许是说柳公权的字体。如果东坡又说“元和手”，就更难以理解了。东坡所谓“火急”，本来确实是由于子厚；而后山所谓“天厄人穷”，那么东坡《海市》诗也说他们彼此师法、互相推重，本来就是这样。刘禹锡《赠白乐天》诗，【自注说：高山本来就高，高门使它显得高，这两个“高”字的意义不同。】《三山老人语录》如此说。李颀有“片石孤峰窥色相，清池白石照禅心”的诗句，唐人也并不忌讳字词重叠。关于韩退之的《方桥》诗，《蔡宽夫诗话》如此说。“作”字在《唐韵》中已经归入“佐”韵，作“造”解释；在子部、史部书中也能见到，都是去声。唐人的诗文集中常常有自注。读作“佐”，是为了区别于入声的“作”字，并不是说它属于方言。蔡宽夫从旁征引、曲折作证，竭力把它解释成方言，大概只是把新奇的见解当成自己的创见罢了。苏州城内有三百九十座桥，如今苏州人也没有把“十”读成“忱”的音。而且韩公是邓州人，张公又是虢州刺史，不知道为什么反而会使用吴中的方言。假如真如他说的那样，不知道苏黄门“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再见储光羲”中“储”字，又一定要读成什么声音呢？尹和静先生说过：“解释经典却想追求新奇，那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了。”我在这里也这样说。关于韩退之的《古意》诗，附载白乐天的《月中桂》诗，杨诚斋如此说。

译“何不中央种两株”这样的句子，白乐天本来常有类似的说法；诚斋把它归为惊人的诗句，恐怕不一定正确。大概是诚斋的喜好和意趣与它相投合罢了。李商隐的《马嵬》诗，后人还认为浅近；徐凝的瀑布诗、郑谷的咏雪诗、石曼卿的《认桃辨杏》，东坡一概把它们归入浅陋丑恶之作，不也是应该的吗？总的说来，对白居易“白俗”的讥评，也出于最公允的判断；盛唐的正统诗音，正因为如此才难以企及吧。关于柳子厚的《南涧中题》诗，苏东坡如此说。“漠漠炊烟村远近，冬冬傩鼓埭西东。三乂古路残芜里，一曲清江淡霭中。外物已知如弊屣，此身无伴等覉鸿。天寒寂寞篱门晚，又见浮生一岁穷。”这是陆放翁的诗。朱文公对当时的文人最为谨慎，很少赞许，却对陆放翁特别推重佩服。他在这首诗的跋文中，引用季札听歌《小雅》、苏公读柳子厚《南涧》诗的话，没有再详细说明，只表达了感慨之意，大概是想让后来的学习者用心思考而自己领会其中的道理。关于王摩诘的《辋川庄》诗，《石林诗话》、《雪浪斋日记》如此说。石林和雪浪评论其中的连绵字，都很恰当。关于王摩诘的《山中送别》诗，并附载一首诗，胡苕溪如此说。诗难道没有反用前人诗意的情况吗？何况相思之情深切到了极点，归来还是不归来，正是思念到了极致。苕溪知道并记录这首诗，却又从中挑剔细微毛病，是没有好好思考的过错。关于李义山的诗，《古今诗话》、《冷斋夜话》如此说；关于《对雪》诗，《蔡载集》如此说。李义山本来就是深僻用典风气的开创者，杨大年等人又推波助澜。老坡一出现，才华高、学问广，以至于整篇诗从头到尾、句句都用典故和成说，这样就距离盛唐更远，而且无法挽救了。附载林和靖的《书寿堂壁》诗，胡苕溪如此说。苕溪说得对，这就是诗与文章不同的地方。关于李义山的《登乐游原》诗，杨诚斋如此说。我已故的朋友沈文敏宪副才华出众，尤其擅长评论诗歌，但平日喜欢吟诵李义山《登乐游原》的末句，人们对此颇感疑惑。景泰初年，他出任官职到闽地去，途中寄给友人的诗也说：“回首红尘人去远，夕阳西望泪沾缨。”我越发认为这不是远大前程的征兆。不到十年，他果然死在闽地。附载程明道的《修禊》诗，杨龟山如此说。明道先生还有一首诗说：“不要推辞这杯酒，尽情喝醉；只怕风吹花落，片片飘飞。”这也是同样的气象。关于王建《宫词》，陈辅之《诗话》中有这样的说法。谢叠山说：“一说到落花，气象便显得萧瑟。这首诗却从落花说到结出果实，于是便有了生机。” 关于王建《宫词》，并附论杜牧的《秋夕》、王昌龄的《长信宫秋词》，《苕溪丛话》中有这样的说法。杜牧的《秋夕》、王昌龄的《长信宫秋词》，这些诗人能够鉴赏它们，却说它们与王建《宫词》相杂，《苕溪丛话》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两首诗也有谢叠山所说的诗意，是不可不知道的。关于杜牧的《赤壁》诗，《许彦周诗话》中有这样的说法。诗人提到二乔来写这件事，那么汉室霸业自然也包含在其中了。这不是痴人听梦吗？许彦周说的就是这种人吧？杜牧的《题乌江亭》诗。其他版本多作“不可期”，这个版本接近正确。忌讳叠字的说法虽然未必正确，但也不应这样处理。附载王安石的《题乌江亭》诗，以及胡苕溪、刘后村的说法；【吕温说：“天下起兵诛讨董卓，长沙的义士最先赶来。”】又有谢叠山、蔡氏的说法。刘后村的说法是对的。谢叠山又引用柳宗元《箕子庙碑》碑阴的话，也很恰当。胡苕溪的见识浅陋了。看王荆公的诗，是多么衰飒；看杜牧的这首诗，是多么有精神。杜牧的《怅别》诗，附载田昼的诗，以及蔡氏的说法。田承君所说的“汴宋人弟病兄孤”，一定是摘自杜牧诗集中的书信或题跋之语，蔡氏没有加以考证，就把它拈举出来了。杜牧的绝句诗，《石林诗话》中有这样的说法。【“清时有味”，“白首无能”。】《石林诗话》所记的这件事，也可以作为世人的警戒。杜牧的《赵使君》诗，附载元厚之的《哀曹觐》诗。我家收藏的石刻本就是这样，可知流传翻刻的错误很多了。贾浪仙的《下第》诗、《题裴晋公第》诗，《闻见录》中有这样的说法。关于他的自注诗，《隐居诗话》中有这样的说法。读贾阆仙的《题裴公第》和《下第》等诗，便知道唐人不懂得道理，哪里只是孟东野一人呢！贤人君子所做的事，也不过是从自身求取罢了。阆仙一次科举落第，便伤害自己又责怪别人；一首诗写得得意，便急切地求取世人的知遇，甚至想把它作为自己仕途进退的依据，也太过分了！他不明白道理，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这类诗，选编《唐音》的人全都不予注意。我从杂选唐诗中，才知道《唐音》的精妙是无人能及的。关于卢玉川的《山中》诗，胡苕溪有这样的说法。玉川这两句诗自然天成，并不是王介甫容易达到的。苕溪在这里，只应说王介甫仰慕并以卢玉川为典范即可。关于李长吉的《雁门太守》诗，蔡氏有这样的说法。孟子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经书尚且可以怀疑，何况史书呢！史书本来就不能没有疑问，更何况那些出于传闻、近似游戏之作的小说杂书呢！王荆公不满意李长吉的《雁门太守》诗，这是对的。云彩是片刻之间就会变化的东西，本来就有近在咫尺而不能不有所不同的情况。当黑云压城的时候，怎么知道城内城外的铠甲光芒没有可能映出太阳呢？王荆公才高千古，未必会有这样的议论。假如王荆公真这样说，那么对于“南风吹山作平地，夫容泣露香兰笑”两句，他又为什么把它们说成是李长吉的诗呢？学习的人一定要懂得这一点。韩致尧的《雷公》诗，附载朱乔年的《冬干》诗，以及蔡氏的说法。又附载朱文公的《闻雷有感》诗。韩偓的《雷公》诗、朱乔年的《冬干》诗、晦庵壬子三月二十七日所作的《闻迅雷有感》诗，都是名传一世的作品。大体说来，前两首诗有想要用于世、拯救百姓的意思，后一首诗则有愤恨世道、痛恨邪恶的心情。我曾记得景泰年间，有一天众位公卿聚会，友人汤公让在酒席间扬言说：“胤绩昨夜点烛阅读《事文类聚》，看到其中的《闻雷》三首，心里很不满意。想取韩致尧前两句和晦翁后两句的意思作成一首诗，来抒发我的心情。又有两位先生的诗在前，何不把这四句合在一起，略微援用一个字，仿效‘一字师’的故事呢？趁着押韵，借用令尊诗中的‘工’字，换掉‘心’字，怎么样？”说完，随即朗声吟诵起来，作出瞪眼咬牙的样子，满座的人都为之变色。唉！汤公让已经不在了。他当时的话虽然有些像狂言，意思却值得珍惜，所以一并记在这里。杜荀鹤的《闻子规》诗。荀鹤这首诗，难道也是时局危急、言路阻塞之时有感而发、有所作为的言论吗？杜荀鹤的《时世行》二首，蔡氏有这样的说法。

译诗文如果与世间教化无关，对治理国家也没有补益，那么所谓写得虽工巧，又有什么用呢？对于荀鹤这两首诗，我大概反复诵读了三遍。有志于国家和百姓的人，本来就不可以因为它们不是歌颂盛世的作品而忽视。薛能的绝句诗，《王直方诗话》中有这样的说法。“心灰意冷，是因为忍受世事；两鬓如霜，是因为议论兵事。”这是唐代裴晋公的话。宋代宰相也有人多次把这句话题写在墙壁上。这大概是跨越百世而彼此感应，因为有同样的心情。张佑的《金山寺》诗，附载孙鲂的诗，以及《南唐书》和胡苕溪的说法。甫里的赵宗文有一首《金山寺》诗说：“水天相接，楼阁的影子重重叠叠；这教化之国，不知是哪一年把踪迹寄托在这里。沧海从西面延伸三百里，大江之中拥立着一座孤峰。夜里的涛声，恐怕惊动了巢中的仙鹤；早晨的云气，随着出洞的蛟龙升起。几次想要登船乘帆疾行，苍茫之中只能空听隔着烟雾传来的钟声。”这也是本朝可以诵读的诗。苕溪评论孙鲂的诗虽然没有说尽，但毕竟已经领会到其中的要旨了。白乐天的《咸阳原上草》诗，《复斋漫录》中有这样的说法。“春入烧痕青”本来就是五字中的好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十字句中，也不可缺少，各自依据本题，各自充分表现趣味即可；如果想用那十字句遮掩这五字句，怎么可以呢！张继的《枫桥夜泊》诗，《王直方诗话》《石林诗话》《复斋谩录》中有这样的说法。附载皇甫冉的《宿严维宅》诗，以及蔡氏的说法。欧阳公把“夜半钟”看作唐诗中的语病，只是一时偶然记下了评论者的话罢了。后来人们广泛考察，才发现有唐人的五首诗，相关事实的来源又有三处。那么，读书还没有达到欧阳公的程度，又怎么可以轻率地议论前人呢！●《水东日记》卷三十七 记载瀛国公的事迹 《虞台岭观音堂记》广宁伯父子的名讳 王恽的《征梦记》杨文敏所受御赐的图书 墓穴中的昭穆次序 达达试马 马莲花子 ○记载瀛国公的事迹 “大宋第十六代飞龙，元朝降封为瀛国公。元朝皇帝下诏让公迎娶公主，当时在明光宫承受赐宴。酒兴正浓时伸手扒住金柱，手掌化成龙爪，惊动了天子的容颜。元朝皇帝含笑对群臣说，凤凰所生的雏鸟，难道能与凡鸟相同吗？侍臣献计将要除掉他，公主哭泣，泪水沾湿了胸前的衣襟。幸而逃脱虎口，走入方外，改名合尊，处在沙漠之中。当时明宗在沙漠，和合尊结交，感情很深。合尊的妻子夜里生下一个儿子，明宗隔着帐幕听到笙和钟磬之声。于是请求把孩子带回行宫抚养为嗣子，元朝皇帝驾崩时，孩子才刚刚成年。元朝皇帝下诏把他迁往南海，五年后才回来居住于九重宫阙。回想当年宋祖接受后周禅让，仁义盛美，确实有三代之风。直到如今，他的子孙统治沙漠，感叹赵氏一族是多么兴盛。”这首诗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我曾听节之诵读过一遍，正好经过廷器指挥那里，谈到这件事。于是大略考察各史册所记和野史所载，并把这首诗附在这里，以等待知情者考辨。史书说：元顺帝名脱欢帖睦尔，是明宗的长子，母亲是罕禄鲁氏，名迈来迪。明宗任周王、居住在朔北时，经过她所在的地方，纳她为妃，生下顺帝。顺帝曾被文宗诬陷，迁居广西；十三岁时被迎回即位。起初，文宗在上都时准备立他为太子，便以顺帝乳母的丈夫说明宗在世时一向说太子不是自己的儿子为由，把顺帝贬黜到江南，并召集集贤使起草诏书，向朝廷内外公布。当时省台大臣都不敢直接斥责，只是暗中催促集贤使赶快离去。文宗与幼主相继去世，大臣准备拥立顺帝，召集各位老臣到上都议事，集也在其中。马祖常派人告诉他：“御史已经有话说了。”集于是称病推辞，回到临川。顺帝即位后，侍臣有人拿过去的诏书进言，顺帝很不高兴，说：“这是我们家的事，难道要由那个书生说了算吗！”后至元二年二月，追尊顺帝的生母迈来迪为真裕徽圣皇后。至正八年十一月，集去世，享年七十二岁。钱塘瞿宗吉的《诗话》说：虞伯生受到文宗的知遇，文宗设置奎章阁，任命他为学士。天历、至顺年间，文治灿然，颇为可观。顺帝是明宗的儿子，文宗嫉恨他，把他远远流放到海南。诏书中有这样的话：“明宗在北方时，自己认为顺帝不是他的儿子。”这是虞伯生执笔写的。文宗去世，宁宗即位；宁宗八月后去世，国人迎立顺帝。顺帝进入太庙，斥退文宗的神主，并命令各地毁弃旧诏。虞伯生当时在江西，被人用皮绳捆住腰部，用马尾缝住双眼，夹在两匹马之间，押解到大都。嫉恨他的人作了十七字诗说：“自称不是他的儿子，如今却做了天子。” “传话给老蛮子，请他去死。” 到达大都后，虞伯生把文宗亲自改定的诏书草稿呈给顺帝看。顺帝说：“这是朕家的事，外人哪里知道。”于是他获释，但两只眼睛从此失明，再也不能写楷书了。○《虞台岭观音堂记》已故中书丞相、追赠和宁忠献王康里脱脱公的儿子铁木儿达世，和弟弟达世贴睦尔建成景贤书院后，请谭慥撰文说：“兴和西南五十里有桃山，桃山东面五里有虞台岭，供奉尚鹰每年夏天居住在那里。丁丑年，有诏令建造鹰室，并刻了两面石鼓来记载年月。然而那里是草原沙漠的交通要冲，车毂马辔交错往来；从秦、晋、燕、齐向北去的人，从滦京、辽东向西去的人，道路都必定经过这里。往来的人有智有愚，品行有好有坏，不能用口舌教训他们。只有观音大士发有救护水、火、刀、毒八难的誓愿，即使身在甲胄之中，也应当向她敬礼。我们曾在路旁建造三间堂屋，请先生为我作记。”我说：“大士的誓愿，考察佛经便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人虽然很少谈论它，但人遇到突然的灾难，有叩求便得到回应，这难道不是因为诚心吗？就像空旷山谷中的呼声，声音并不在山谷本身，而在人。大士遇到人的急难，没有叩求而不回答的，这难道不是因为明察吗？就像正午物体的影子，影子并不在物体本身，而在太阳。如此说来，大士的明察，实际上就是我心中的诚意了。况且你没有见过占卜的人吗？他们弯腰叩齿，手里拿着蓍草和龟甲，用来决定吉凶，没有不灵验的，大概是因为敬意越真切，神灵就越显验。” 人的意气一旦有所归属，那么草木腐朽之物也都可以成为神明。唉！蓍草和龟甲尚且如此，何况大士圆融通达、普遍照耀，超出平素誓愿的力量呢！那么即使不等到我们呼号，她也一定会救助我们的危难。铁木儿达世现在任同知枢密事，官阶为资德大夫；达世贴睦尔现在任侍御史，官阶为中奉大夫，两人都有美好的德行。看他们建造这座堂宇的事，就知道他们忠厚了。唉！我曾听《中庸》说：‘真诚就能明察，明察就能真诚。’这话的含义多么丰富啊！于是为此作记。” 以上《虞台岭观音堂记》，是洛阳谭慥撰文，至元己卯年五月建成，新安詹献刻石，至今石碑还在。这年十一月，曲阜所立的宣圣庙碑，也是欧阳元功撰文、康里子山书写，并由詹献刻成。詹献大概是本朝名书家孟举的先辈。○广宁伯父子的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