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卷二十五

译主持文衡的责任也很难啊！语言文字不足以改变士人的风气、使士人心悦诚服，确实也只是随便应付罢了。正统四年会试，王抑庵先生任主考，第二名是张穆。他写的兵马策，原来的试卷开头说：“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没有军队就无法使百姓安居；马是用来供给军队的，没有马就无法满足军队的使用。”《会试录》写成：“军队用来保卫百姓，没有军队就无法使百姓安生；马用来供给军队，没有马就无法满足军队的使用。”两句话删去了八个字，是王抑庵的笔法。从此，举子便以造语简洁严整、典雅庄重为崇尚。王先生的前篇序文，曾得到宁王赞许，大概是因为其中说：“上天爱护君主，没有比把贤才留给他更大的事情了。”这句话虽然略微改写了大苏的说法，却也确实很好。可惜他把“学如不及”的《论语》义理截取开来分作策题，就像把六匹马分成五匹马一样，不能说没有毛病。我曾看过科场文章，完全没有毛病的极少，难道也是因为迫近揭晓日期，来不及修改订正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卷〕 ○使用古人的话 欧阳修《丰乐亭记》中的“仰而望山，俯而听泉”，使用了白居易《庐山草堂记》中“仰观山，俯听泉”的话。张子野“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也使用了白居易《三游洞序》中“云破月出”的句子。○《谢子兰辨惑编》毗陵谢子兰所著《辨惑编》一书，确实能够辟除邪说、树立正道，对世人有益。其中援引经典、依据法理，深切责怪世人受淫祀迷惑，这是正确的；但他又说，自从他的先人去世以后，便把所奉祀的神像用火烧掉，因为那些神明所代表的是不合义理的事；这一点我只是感到有所不当。关于《春秋》中毁掉泉台的记载，君子认为，泉台的存废并不关系国家的安危治乱，即使不让它存在也可以，何必公开宣扬它的过失，非要斥责、毁弃到这种程度吗？谢子兰辟除淫祀，先儒已有许多成熟的论说，实在不必采用这一条；即使不说也可以。喜爱谢子兰的人，应当删去这一段。○袁伯长的家世 四明人袁桷，字伯长，是元代翰林院的大手笔。他的先祖实际上是宋代宰相的后裔，家世在《清容集》中记载得很详细。虞文靖公和伯长关系最为深厚；他的先祖文献在虞公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元明善的文章中也有记载，虞文靖为冷敬先所作的送行序，也特别加以感叹。伯长去世后，虞文靖为他写祭文，情意尤其深切。袁忠彻《家进士忠义录》所述，说他的先祖本来就是名门望族，却也比不上伯长，竟说：“伯长的祖父要求和进士联修谱牒，进士没有答应；后来伯长因此抹去了进士的死节之事。”请求联修谱牒的人，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家世不如对方才这样做；如今情况并非如此，那么要求联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况且伯长是当时一代名士，难道会抹杀乡邦忠义，说伯长忍心这样做吗？凡是这类说法，我本来就不能没有疑问，不敢因为它是一面之词，便一定相信它，把它当作真实的记录。○文丞相的儿子升 我颇记得一则纪闻说：文丞相有一个儿子，至元年间出仕，走过几座驿站就死了，有人为他挽诗说：“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这意思大概是用王裒不肯面向西方而坐的义理责备他。王深甫也曾用这个道理责备嵇侍中。总之，这还不失为正当的议论。丞相的儿子，就是元仁宗皇庆年间的集贤直学士文升，说他在至元年间出仕，是错误的。文升出仕不过两三年，奉命出使，在赣州途中去世罢了。然而元文敏公为他撰写神道碑，说他活着时没有遗憾，死时也没有遗恨；碑铭又说：“小心谨慎地穿着子服，仿佛不能有所成就。从前是上天的百姓，没有违背上天的德意；如今是皇帝的臣子，确实遵循皇帝的法则。那些不能通达道理的人，只能从狭小处窥探。试着从宏大处观察，万物都只是暂时存在。活着的人有什么可悲哀的，逝去的人有什么可遗憾的。”这说法似乎与挽诗作者的意思不同，读者请详细考察。○苏天爵《元文类》苏天爵任右司都事时，分类编纂元代诗文，书名叫《国朝文类》，共七十卷，依次收录古赋、骚、词、乐章、四言诗、五言古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诏、赦、册文、制、奏议、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书、说、题跋、杂著、策问、启、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辞、谥议、行状、墓志铭、墓碣、墓表、神道碑、传等文体，并为之作序。元统年间，监察御史南郑人王理为它作序。元代名人的文集，如王百一、阎高唐、姚牧庵、元清河、马祖常、元好问等著名人物的文集，如今都没有流传下来；那么考察前朝一代文章的盛况，就只有依靠这部书了。我曾见过至正初年浙江行省刻印的大字本，其中有陈旅的序；这个版本则有书坊自行增补的《考亭书院记》《建阳县江源复一堂记》，以及《高昌偰氏家传》。○碑刻的撰文、书写者都不是真正署名者 古人的爱好崇尚多半简约而真实，后世则繁复而虚伪了。单从碑刻一事也可以看出来。汉、魏碑刻大多不写书写者的姓名；唐碑大多署有书写者姓名，而且多半确实是真的，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李北海等人的碑就是这样。如今人的诗文尚且有假托他人姓名的，至于碑志中所题的书写、篆额之人，通常借用名公显人的官■〈御，亍代卩〉姓名；偶尔有一两个据实署名的，也并不多见。近年胡祭酒的文章，多请蒋廷晖书写后刻碑；东里诗文集的序文，也都出自程南云的隶书。吴思庵因为乡人伪作张宗海修撰文章的缘故，晚年的文字都亲自书写；如今刊印的《祥刑要览序》可以考见这一点，这种做法还接近古人。像我以前所记元人《金台集》的前后序跋之类，如果全都出自名人的亲笔，那就更加少见了。○唐英、卫二公的坟墓形制

译宋元祐年间，游师雄任陕府转运判官时，刻石记载唐代李英、卫二公的坟墓形制。关于卫公，碑文说：赠司徒、并州都督，陪葬在昭陵左侧；坟墓形制仿照卫青、霍去病的旧例【去病墓形如祁连山】，修筑坟冢，仿照铁山、积石山的形状，以表彰特殊功劳。坟墓呈三座山的形状，主山与西山曲折相连，而东北方的山势似乎断开，另成两座山，猜想其中一座象征积石山，另一座象征铁山。坟墓高五十五尺，东西长七十五步，周围一百五十四步。神道碑的碑座原本没有鳌形装饰，规模都比英公墓小，不清楚其中原因。英公的坟冢大概仿照阴山、铁山、乌德鞬山，高七十五尺，东西延伸的长度与卫公墓相同，周围二百步，呈现群峰高低错落、巍峨耸立的形状。神道碑高二丈二尺，宽五尺八寸五分，鳌形碑座非常高大。这是仪凤三年唐高宗亲自制定并亲自书写的记载。我曾见过姑苏灵岩山下韩世忠墓的穹顶，碑高□丈有余；由此才知道前代对于功臣，待遇优厚大概到了这样的程度。○吴思庵题钱氏画像 吴思庵先生在钱武肃王画像卷上题跋说：“从前彦强王先生为谦斋钱氏撰写钱苏墓志，称钱氏先祖本是吴越武肃王的后代。谦斋的孙子钱宣，是我的女婿。一天，他捧着画像卷来求我题写。又听说洪武庚戌年，我太祖高皇帝准备剖券大封功臣，派使者到台郡，访求唐和陵赐给武肃王的钱氏铁券。武肃王的第十五世孙尚德捧着铁券和五王画像进献，受到优厚的宠遇。不久，朝廷又把铁券和画像还给他，并按礼节厚意送他回去，至今还收藏在钱氏家中。这一卷共有画像十二幅，前面是五王，接着是彭城郡公惟演父子，最后是驸马景臻直到玄孙的画像和祖像【原文此处有疑】。小传叙述景臻以下五代都葬在台州，由此可知这些画像也是从台州钱氏一族传出来的。唉！世间那些保存姓氏、承受氏族名号的人，哪一个不是神明的后裔？武肃王保卫吴越，确实只是衰世末代的事情；处在今天这样的盛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像谦斋这样学问宏博、品德醇厚的人，足以荫庇他的后代；他的子子孙孙只应当积累学问、遵循义理，亲身实行孝顺友爱的道德，努力尽到继承祖业、延续家风的责任。这些画像，只须用十层包裹珍藏起来罢了。”我曾经看过这篇题跋。如今东南钱氏大多喜欢奉吴越武肃王为宗祖，而冒认后裔的却屡见不鲜。先生这篇跋文开头说王立中撰写的墓志在钱宣家中，正是把它作为钱氏世系的证据。接着考察尚德的家世，断定这些画像的来源，推求事实真相，说明它们的来历。随后又写了几句感叹的话，可见每一个字都用心深切。他的意思是说：如今世上的人，大都可以说是古人的后代；如果没有确实的传承依据，就不必远远地奉别人为宗祖，近处追溯到你的祖父、父亲也就够了。而“循理”二字，尤其是医治钱氏弊病的药方。因为钱氏是富裕人家，往往容易失于奢侈，也失于豪强。近些年有些互相告讦的人，竟自称是钱晔，以王孙的身份作为说辞，使钱氏几乎家破。这样看来，先生不仅文章谨严，值得称道；他预见事情的明察，又哪里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上的呢！我还曾见近世作文的人，不考察事实真伪，也不辨察人物贤愚，只听凭当事人的说法和他们妄自编造、粉饰的文章，把这些当作依据和凭信来作文，因而留给世人讥笑的，我见得也很多，只是不能一一列举。凡是这种人，难道不就是思庵先生所说的“小人瞽说”吗？唉！他们同先生相比，究竟怎么样呢！《寰宇通志》景泰年间，起初编修《寰宇通志》时，采录史实的凡例完全依照祝穆的《方舆胜览》。我私下认为，祝氏这部书是赵宋偏安一隅时的产物，不可以拿来作为法式。何况这部书最初是为编成四六文而设置的，如今要编成盛代统一天下的志书，就必须有助于军国大事，有益于劝善惩恶；像地图、道路里程、户口之类，都不能缺少。一定要依照永乐年间志书的凡例，再加以充实才可以。主持此事的人，难道没有想到这些吗？近来我曾把这个意见请教翰林院的朋友，他说当时也有人主张记载户口，泰和陈先生坚持不同意，说：“这不是编造黄册，为什么要户口呢？”后来听说这部书竟因为反复出现状元的姓名令人厌烦，便改成了现在的编法。状元及第，不论贤能与否，本来就已经不会被湮没，关键只在于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这又不是科举录，为什么要详细列出进士姓名，又为什么要一个个写出状元？这岂只是没有见识，简直也近于愚蠢了。《水东日记》卷二十六 录诸子论诗序文 于王两公高致 南京两法司故事 张泰拒绝石彪索取瓶子 江浙文物之盛 岳季方答客语 录诸子论诗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