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卷二十五

译主持文衡的责任也很难担当。语言文字不足以改变士人的习气、折服士人的内心，确实也只是随意应付罢了。正统四年会试，王抑庵先生任主考，第二名张穆所作的兵马策，原卷开头说：“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没有军队就无法使百姓安定地生活；马是用来资助军队的，没有马就无法满足军队的使用。”会试录写成：“军队用来保卫百姓，没有军队就无法安定百姓的生活；马用来资助军队，没有马就无法满足军队的使用。”两句删去了八个字，这是抑庵的笔法。从此举子都以造语简练严整、典雅庄重为崇尚。王先生以前所作的序，曾得到宁王的赞许，大概是因为其中说：“上天爱护君主，没有比把贤能人才留给他更大的了。”虽然稍稍改动了大苏的话，但也确实写得好。可惜他把“学如不及”这一《论语》的义理分割开来写成策文，就像把“六马”分成“五马”之类，不能没有毛病。我曾看过科场文章，其中没有毛病的极少，难道也是因为迫近发榜，来不及修改订正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卷〕 ○引用古人的话 欧阳公《丰乐亭记》中的“仰而望山，俯而听泉”，采用了白乐天《庐山草堂记》中“仰观山，俯听泉”的话。张子野的“云破月来花弄影”，也采用了白公《三游洞序》中“云破月出”的句子。○谢子兰《辨惑编》毗陵谢子兰所著《辨惑编》一书，确实能够辟除邪说、扶植正道，对世人有益。其中援引经典、依据法理，深深责怪世人迷惑于淫祀，这些都说得对；但他又说，自从他的先人去世后，就把供奉的神像用火烧掉，因为那是没有义理的事，这一点我唯独觉得不妥。《春秋》记载毁掉泉台，君子认为泉台的存毁并不关系国家的安危治乱，即使不居住在那里也可以，何必公开宣扬它的过失，非难并毁掉它到这种程度呢？谢子兰辟除淫祀，前代儒者已有很多成说，实在不必采用这一件事，即使不说也可以。爱护谢子兰的人，应当删去这一段。○袁伯长的家世 四明袁桷，字伯长，是元代翰林中的大手笔。他的先祖确实是宋朝宰相的后代，家世详见《清容集》。虞文靖公与伯长交情最深，他的先祖文献多次见于虞公的文章，以及元明善的文章中；文靖送冷敬先的序，也对此多有感叹。伯长去世后，虞公为他写祭文，尤其情意恳切。袁忠彻《家进士忠义录》所记载的情况是：他的先祖本来就是著名家族，也还比不上伯长，却说“伯长的祖父请求与进士合修族谱，进士没有答应，后来伯长因此抹去了进士忠于乡邦、守节而死的事情”。请求合修族谱的人，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家世不如对方才这样做；如今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合修族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何况伯长是一代名士，难道说他忍心抹去乡邦的忠义事迹吗？凡是这种说法，我本来就不能没有疑问，不敢因为它是一面之词，便一定相信它，把它当作实录。○文丞相的儿子升 我还记得一则传闻说：文丞相有一个儿子，至元年间出仕，走了几站驿路便死去，有人为他挽诗说：“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这意思大概是用王裒不肯向西就座的义行来责备他。王深甫也曾用这件事责备嵇侍中。总之，这还不失为正当的议论。丞相的儿子，就是元仁宗皇庆年间任集贤直学士的升，说他在至元年间出仕，是错误的。升出仕不过两三年，奉命出使，死在赣州途中罢了。然而元文敏公为他撰写神道碑，说他活着时没有愧疚，死时又没有遗憾，铭文也说：“恭敬地穿着子服，却好像不能见到自己的父亲。从前是上天的臣民，没有违背天德；如今是皇帝的臣子，确实遵循皇帝的法则。那些不通达的人，只从小处窥视。试着从大处观察，万物都只是暂时存在。活着的人有什么可悲哀的，死去的人又有什么可遗憾的。”这些说法似乎与挽诗作者的意思不同，读者请仔细考察。○苏天爵的《元文类》苏天爵任右司都事时，分类编纂元代诗文，书名为《国朝文类》，共七十卷，按古赋、骚、词、乐章、四言诗、五言古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诏、赦、册文、制、奏议、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书、说、题跋、杂著、策问、启、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辞、谥议、行状、墓志铭、墓碣、墓表、神道碑、传等类别编排。元统年间，监察御史南郑人王理为它作序。元朝名人的文集，如王百一、阎高唐、姚牧庵、元清河、马祖常、元好问等显赫人物的文集，如今都没有流传下来，那么考察前代一朝文章的盛况，就只能依靠这部书了。我曾见过至正初年浙江省刻印的大字本，书前有陈旅的序；这个本子则是书坊自行增入《考亭书院记》《建阳县江源复一堂记》，以及高昌偰氏家传。○碑刻上所署的撰文、书写人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古人的爱好和崇尚大多简约而真实，后世却变得繁复而虚伪了。比如碑刻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汉、魏碑刻大多不署书写人的姓名；唐碑大多署名，而且也多是真实的，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李北海等人的碑刻就是这样。如今人的诗文尚且有假托他人姓名的，至于碑志中所题的书丹、篆额人，通常借用名公显人的官职和姓名，偶尔有一两个据实署名的，也不多见。近年胡祭酒的文章，多请蒋廷晖书写后刻入碑中；《东里诗文集序》全都出自程南云的隶书。吴思庵因为乡人伪作张宗海修撰文章一事受到惩戒，晚年的文字都亲自书写；如今印行的《祥刑要览序》可以考察这一点，这种做法还接近古人。像我前面所记元人《金台集》的前后序跋一类，如果全都出自名人的亲笔，那就更少了。○唐英、卫二公的坟墓形制

译宋元祐年间，游师雄任陕府转运判官时，刻石记载唐代李英、卫二公坟墓的形制。关于卫公，碑文说：赠司徒、并州都督，陪葬在昭陵左侧，坟墓形制仿照卫霍【以霍去病坟墓象征祁连山】的旧例，筑起形似铁山、积石山的坟冢，以表彰特殊功勋。坟墓呈三座山的形状，主山与西山曲折相连，而东北方的一座山形势像是断开的，另成两山，疑心其中一座象征积石山，一座象征铁山。坟墓高五十五尺，东西长七十五步，周围一百五十四步。神道碑原来没有鳌座，规模都比英公的坟墓小，不知是什么原因。英公的坟墓大概象征阴山、铁山、乌德鞬山，高七十五尺，东西延伸的长度与卫公相同，周围二百步，呈现群峰高低起伏、巍峨耸立的形状。神道碑高二丈二尺，宽五尺八寸五分，鳌座十分雄伟。这是仪凤三年高宗亲自撰写、亲自书写的碑文所说的。我曾见过姑苏灵岩山下韩世忠墓的穹顶，碑高□丈有余。由此才知道前代对于功臣，待遇的优厚大概就是这样。○吴思庵题钱氏画像 吴思庵先生为《钱武肃画像卷》题跋说：“从前彦强王先生为《志谦斋钱苏墓》作志，称他的先祖本是吴越武肃王的后代。志谦斋的孙子钱宣，是我的女婿；有一天，他拿画像卷来请求题字。我又听说，洪武庚戌年，我太祖高皇帝将要剖券、大规模封赏功臣，派使者到台郡，访求唐代和陵所赐给武肃王的钱氏铁券。钱氏十五世孙尚德捧着铁券和五王画像前来进献，蒙受了优厚的宠遇。不久，朝廷把铁券和画像还给他，以礼厚意遣送他回去，至今还藏在他家。这一卷有画像十二幅，前面是五王，接着是彭城郡公钱惟演父子，最后是驸马景臻直到玄孙像祖的画像。小传记叙景臻以下五代人都葬在台州，由此可知这些画像也是从台州这一族传出的。唉！世上的人保守自己的姓氏、承受祖先氏族，哪一个不是神明的后代呢？武肃王保卫吴越，实在是衰世末代的事情；处在如今的盛世，没有什么值得再说的。像志谦斋这样学问博大、品德醇厚，能够庇护后代子孙，就应当让子子孙孙专心积累学问、遵循义理，亲身实行孝友之道，努力尽到继承先业的实际责任。这些画像，只应当层层包裹，珍重收藏罢了。”我曾经看过这卷画像，如今东南钱氏大多喜欢尊奉吴越王，而冒充其后代的人却屡见不鲜。先生这篇跋，开头说王立中所作墓志属于钱宣家，以此作为他的证据。接着考察尚德家的事情，判断这些画像的来历，探究事实真相，说明它们的来源。然后又接连写下几句感叹，字字都用意深切。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所有的人，大都同样是古人的后代；如果没有明确的传承依据，就不必追认遥远的别人，近处从自己的祖父、父亲那里寻求就够了。而“循理”二字，尤其是医治钱氏弊病的药方。钱氏是富裕人家，常常失于奢侈，失于豪横。近年有争讼、互相揭发的人，竟然借钱晔自称王孙为说辞，钱氏几乎因此破家。那么先生不仅文章谨严可称道，他预见事情的明智，又怎么能轻视呢！我又曾见近世作文章的人，不考察虚实，不辨察贤能与否，只听信当事人的说法和他们妄自编造、粉饰的文字，便据此写成文章，给世人留下讥笑，这种人我见得也很多，不能一一举出。凡是这种情况，难道不就是思庵先生所说的“小人瞎说”吗？唉！他们与先生相比，究竟怎么样呢？○《寰宇通志》景泰年间开始修撰《寰宇通志》时，采录事实的凡例一概依照祝穆《方舆胜览》。我私下认为祝氏这部书，是赵宋偏安时期的产物，不可以作为法式。况且这部书原本是为四六文设置的，如今要编成盛代一统的志书，就必须有助于军国事务，有益于劝善惩恶；像地图、道路里程、户口之类，都不能缺少。一定要像永乐年间志书的凡例那样，再加以充实才可以。主持议论的人难道没有想到这些吗？近来我曾把这个意见请教翰林院的朋友，他说当时也有人提出应当记载户口，泰和陈先生坚持不同意，说：“这不是编造黄册，为什么要户口呢？”后来听说，这部书最终因为屡屡出现状元的名字令人厌烦，便改成了现在的样子。状元及第，无论贤能与否，本来就已经不会被抹去，只在于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这不是科举录，为什么要详细列出进士姓名，又为什么要一个个写出状元？这岂只是没有见识，简直也近于愚蠢了。●《水东日记》卷二十六 记载诸子论诗的序文 关于于、王两位公的高雅情致 南京两法司的旧例 张泰拒绝石彪索要瓶子 江浙文物的兴盛 岳季方答复客人的话 ○记载诸子论诗的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