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卷二十四

译王妇的夫家是临海人。至元十三年，王师南下，王妇的丈夫、舅舅和婆婆都在军中被俘。千夫长见王妇美丽，便把她的舅舅、婆婆和丈夫全部杀死，想要霸占她。王妇悲愤痛苦，立即自杀；千夫长夺下她的自杀工具，拉扯阻拦，使她没能死成，又把她交给俘虏中的妇女混杂看守。王妇想死却没有机会，想到自己将要受辱，便假装说：“你杀了我的舅舅、婆婆和丈夫，又想霸占我，想让我做你的妻妾，是希望我始终好好侍奉你的主君。我舅舅、婆婆和丈夫都死了，而我却不为他们服丧，这是违背天理的。既然违背天理，你还要我做什么？请允许我服丧一年。如果不答应我，我终究会自杀，不能做你的妻子。”千夫长害怕她不惜一死，便答应了，但反而更加严密地派人看守。第二年春天，军队返回，带着她走到剡水边。看守的人相信了她的话，渐渐懈怠。经过清风岭时，王妇仰天暗自叹息说：“我知道该怎样死了。”于是她咬破拇指，流出鲜血，在山石上写下一首即兴诗；写完后，她面向南方遥望痛哭，投身崖下而死。有人查看那些血迹，只见血水浸染在山石之间，最后全都化成了石头。天色将要阴沉下雨时，又看见血迹像最初那天一样从石中隆起。当时，后妃嫔媛没有为此而死，三公九卿没有为此而死，各郡国守边的大臣也没有为此而死，只有这位贞妇独自守节而死，跟随舅舅、婆婆和丈夫到地下；她独自做出这样的仁义之举，又是为什么呢？人都有秉持常性的本质，只是由一个普通男子、一个普通妇人表现出来，竟足以惊动万世。假如人人都能想到这一点，那么即使金城汤池，也不足以说明它的坚固；钩戟，也不足以说明它的强大；志士仁人，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见识。这样还有什么离开国家、使家业败坏的忧患呢？那位贞妇做了什么呢？不过是奋然做出了烈丈夫未必会做的事情。唉，应当做而有人不做，真是可悲啊！至治年间，她所在县的县丞徐端为她建起石祠，又在祠中立碑，以此表彰她的魂灵。我说：起初我听长者讲贞妇为谁而死时，并不能感到悲痛。后来亲自经过那个地方，看见拇指的血化成了石头，追想贞妇决意赴死时的情景，徘徊悲伤，不能离去；难道是她的魂魄还没有消散，仍然能够感动人吗？唉！普通男子、普通妇女在颠沛流离之中，如果确实能像这样感动上天，那么上天难道会远离人吗？上天难道会远离人吗？永嘉李孝光记，亚中大夫、绍兴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泰不华书写；四明王永仁刻。兼善侍郎调任绍兴总管，诸位公卿分别作诗为他饯行，得到“清风岭”这一题目，于是写成《清风篇》。康里巙说：“清风岭头清风起，佳人昔日沉江水。一身义重鸿毛轻，芳名千载清风里。会稽太守士林英，金榜当年第一名。一郡疲民应有望，定将实惠及苍生。”以上两块碑，白野状元篆书题额，子山用行草书写，都是今天的司马祭酒在科举中时惠赠的墨迹，刻工精良自不必说；我只是想到达公后来竟以浙东元帅的身份守节死于海上，既没有愧对这位贞妇，也没有辜负科举出身。看达公平日的爱好和崇尚，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这虽然根本在于达公素来已经确定的志向操守，然而李先生平日讲习的功劳，子山公作为朋友所寄予的殷切期望，想来也不能说没有帮助。” 史官以心术为根本 所谓信史，是古今所称道的史书。欧阳先生说：“有想写却不能写的，有想写却不敢写的。”这就是遗漏，第一种情况；有所避讳，是第二种情况。曾南丰说：“公因为与人不合而终身困顿，功业德行不能记入史书；即使让史书记载，当时喜欢公的人又少，史书果真可信吗？”这就是受制度拘束，第三种情况；偏私而不公正，是第四种情况。朱子说：“一时的馆职，哪里能全都是刘向、扬雄那样的人。”这就是史官才能不足，第五种情况。这五种情形，大概经常会有，本来不敢说史书完全没有这些问题。这样看来，所谓信史确实有不完全可信的地方。虽然如此，揭文安公曾经说，史官不应只重视史才，必须以心术为根本。杨文贞公也说：“天下万世的事情，应当用天下万世的心来处理；如果出于个人私意，无论偏厚还是偏薄，都应当获罪于神明。”既然如此，修史的人还必须兼具揭公、杨公那样的心术和才学才可以。唉！“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这句话果然可信啊！《李安成十九首注》祭酒安成李先生在刘履《风雅翼》中常常另加注释，比刘履的注释更加精密。我曾见过魏瑶县丞所藏卷子上有先生亲笔写的《古诗十九首》注释，可惜不能全部记下。其中注释“行行重行行”说：“这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刘先生补注说，贤人得不到君主的任用，退居遥远之地，思念君主而不忍忘怀，所以写了这首诗。诗中说，刚刚离开君主身边时，就已经有生离之悲了。至于相隔万里、道路遥远、见面没有期限，这好比生物生长在不同地方，各自随着所在之处而生存，又怎么能不思念对方呢？相隔的日子越久，思念越深，身体也就越消瘦；而游子之所以不顾回去，是因为奸邪之臣从上面蒙蔽君主，使贤人进身的道路不通，就像浮云遮蔽太阳一样。然而我思念君主，直到衰老，应该怎么办呢？只有努力加餐、多吃饭罢了。我曾反复详细玩味，认为‘行行重行行’含有迟迟不忍离去的意思。说‘生别离’，是指本来不应当分别却还是分别；虽然说是生离，却包含着死别之悲的意思。‘重行行’，说明这次出行大概还没有走远；至于后来道路阻隔万里、见面无期，则是君臣的心意不能相互契合，好像胡地的马和越地的鸟，南北相背而行；相隔日久，思念更加深重，不知不觉间憔悴得更加厉害了。然而思念虽然深，仍然庆幸君主有一天会醒悟而召回自己；等到那些进谗言的奸邪之臣蛊惑君心，使君主始终不能醒悟，就像浮云遮蔽太阳一样，于是便长久离去，再也不回头顾念归返。诗的中间部分还希望君主能够悔悟，那么自己的思念就会有结束的时候；如今君主既然不能醒悟，那么这种思念就要到老死以后才会停止。唉！忠诚爱戴、始终不忘君主的感情，是多么深厚啊！末尾两句姑且用来宽慰自己，可以说只是打个比方罢了，大概也是无可奈何的话。” 《正统辨》

译杨廉夫的《正统辨》，确实是万世公认的正论。解学士大绅所作《元乡贡进士周君墓表》中说：“宋朝承继中华正统三百多年，治理成就几乎赶上三代；不幸辽、金两个胡虏在其间滋生祸乱，后来元氏便以夷狄身份进入中原取代了宋，这确实是开天辟地以来罕见的变故。然而元朝统一天下也将近几百年，不能把它完全废弃不论，于是关于正统的议论更加纷纷。当元至正年间，危素首先建议修撰《宋史》，而两个胡虏各有旧臣，于是最终修成三部史书。当时有一个平民慨然争辩，意见不合便径直离去；此人就是我家族祖父伯中和乡人周公以立，难道不是伟丈夫吗！因为在那时，能够进入史馆已经被认为是最大的幸运，只要低头听命办事，富贵很快就可以得到，而两位先生却不屑于此。他们把区区富贵看成什么呢！周以立所上万言书，大意说：辽与本朝没有关系，而且辽的事情开头已经具载于《五代史》，即使不单独论述也可以。真正应当论述的，只是宋与金罢了。然而本朝先平定金，事情的分量较轻；后来平定宋，事情的分量较重。宋作为宋朝，与汉、唐相比也有光彩；辽、金作为辽、金，比起元魏来还显得不足。有人说，金人曾经对徽宗、钦宗极尽报复，靖康年间宋的正统断绝了，那么正统就应当由金来承继。我愚昧地回答说：周幽王曾陷于犬戎之难，平王向东迁都，宗国衰败而出现《黍离》之悲；但仲尼作《春秋》，正是为了彰明尊奉周室的道义，周的正统并没有因为幽王而断绝。晋怀帝、愍帝也曾遭受被俘受辱的耻辱，元帝南渡，神州陆沉；朱子撰述《资治通鉴纲目》，同样申明尊奉晋室的道义，晋的正统也没有随着怀帝、愍帝而灭亡。圣贤治理天下、确立法度，正是为了保存天下最重要的纲常防线罢了。这篇奏书上奏后没有得到答复。伯中又上书，揭文安公的意见与两位先生相合，同馆的人都哗然，认为他们狂妄。揭公深深赞同他们，却不能主持此事。唉！这件事虽然一时被废弃不用，但在万世以后，即使拿它和日月争辉也是可以的。” 我认为这些话可以作为杨廉夫论述的佐证和补充。不过，难道只有这些吗！元朝有位大儒吴文正公，也说：“元氏居处中土而承受神命，皇帝统治天下；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三千年，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夷夏之变，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我太祖皇帝告谕孔氏的诏书说：“我率领中原的士人，奉行天意驱逐胡虏，以安定中原。”这是多么伟大的王言啊！后来吴思庵在《讷岳武穆褒忠录序》中所说的话，也都足以为这一主张作声援、护卫和羽翼；世上一定会有人赞同这一说法，并使它与这几部书一同流传下去。东里《宁国府学记》东里所作的各篇庙学记，都精确恰当；只有他晚年所作的《宁国府学记》一篇值得怀疑。大概文昌之事本来就不合经典，而国学的制度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唯独这篇文章记载了它。欧阳文忠公说：“不懂祭祀意义的人，认为把孔子作为官祠来设立并祭祀，是尊崇和荣耀孔子，是对有德者的报答。”他还斥责这种说法为谬论；张文昌也曾说韩愈引用典故有错误，因为那种高高端坐的说法不符合古代祭祀时设置神主的礼义。何况宋学士在太学碑中已经说，我朝祭祀时使用木主，能够革除千年来的夷俗；而这篇文章却说“穿戴冕服面向南方，以表示崇敬和报答”，这是为什么呢？” 高元之《变离骚》《离骚经》经过文公先生之手，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近来得到一篇文字，名为《变离骚》，大概是残缺的篇章，应当等待明白的人来补足。高元之先生的《变离骚序》说：《骚》有九篇：愍畸志、臣薄才、惜来日、感回波、力陈危衷、悲婵媛、古诵、绎思。《变离骚》是汴京高元之所作。继《风》《雅》之后，《离骚》是百代词章的宗师，为什么要称为“变”呢？它上探千年以前的源头，下承千年以后的流脉；既然如此，并不是要改变《离骚》而故意求异，而是要穷尽自己的志向所归，把它引向并表达出义理的内蕴，从而堵住已经崩溃的堤防，使泛滥的世风不至于无法挽回。从前周道开始衰微，《小雅》全部废弛；周宣王振兴停滞、补救弊病，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于是《大雅》又兴盛起来。褒姒造成祸乱，周平王向东迁都，《黍离》降为《国风》，周王的德行降低到诸侯的地位，天下不再有《雅》；但各诸侯国的《风》，仍然能够通达世事的变化，同时怀念旧日的风俗。所以《风》虽然有所变化，却止于礼义。等到《株林》《泽陂》之后，变风也衰亡了，逐渐发展到战国时期，文王、武王的恩泽已经断绝，三代的礼乐崩坏，君臣上下的道义被混淆、紊乱和颠倒，邪说奸言造成的祸害扩散腐蚀天下。”}], 屈原身处这样的时代，遵循正道，正直行事，竭尽忠诚和智慧，可以说是操守特殊的人；可是怀王、襄王亲近小人，听任谗佞颠覆性的言论，蒙蔽了自己的心智和耳目。屈原诚信却被怀疑，忠贞却遭诽谤；他创作《离骚》，只是为了尊崇同姓之恩，笃守君臣之义。他的愤懑郁结出于希望国家得到治理，并没有因为世道污浊而改变自己的心志；他的忧愁悲痛发于爱戴君上，也没有因为君主昏乱而掩藏自己的贤能。因此，《离骚》源出于《诗经》六义，虽具体而微小，却兴寄深远、感情更加亲切，立意恳切而文辞并不逼迫。它已经用《九章》加以申述，又用《九歌》《远游》《天问》《大招》进一步铺陈，却仍不能自已，他忠厚的心意也达到极点了。班固竟说他显露才华、夸耀自己，只是想求得进用，真是太不了解屈原了！这是没有看出他专心只为君主而无其他意图，也不明白他所说的“迷而不知宠之门”的意思。颜之推甚至说文人常常陷于轻薄，这是受了班固说法的迷惑，而没有体会《离骚》一篇之中三次表达自己志向的意义。《远游》极力表现黄老之学的高深旨趣，扬雄却说它抛弃了老子、庄子所珍视的东西；《大招》所陈述的内容，深切规劝楚地风俗的败坏，刘勰却反而认为其中饮酒作乐没有废止，说屈原的志趣在于荒淫，难道《离骚》的确就这样难以理解吗？王逸对《离骚》喜爱很深，但他如果把“夕揽洲之宿莽”说成是对应《易经》的“潜龙勿用”，把登昆仑、渡流沙说成是对应《禹贡》的分布土地；把“就重华而陈词”说成是对应皋陶的谋划言论，那也都不是屈原本来的意思。所以，褒扬他的人有时超过了实际，贬抑他的人则多半损害了他的真实面貌。然而从宋玉、贾谊以下，像东方朔、严忌、淮南小山、王褒、刘向这些人，都为屈原的志意悲伤，各自有所编纂著述，大体只是寻绎他的言辞，相互叹息吟咏罢了；至于屈原隐微的言语和隐藏的旨意，却不能有所阐明。唉！忠臣义士，舍生取义，也可以说达到极致了；但他们仍然反复雕琢文辞，申明、加重其中的意义，把光辉留给后世，这种期待天下后世的心意实在深厚。然而刘勰却鄙陋地说：“枚乘、贾谊追随风气而趋入绮丽，司马相如、扬雄沿着波流而获得奇异。”“顾盼之间可以驱使文辞的力量，咳唾之间可以穷尽文章的情致。”他只想斟酌奇异、玩赏华辞，使艳丽充溢于细微笔墨之间；至于扶助名教、激励发扬忠贞正直的大原则，却很少顾及。这样一来，屈原的本意又将再次失传了！○魏国公临丧有礼

译魏国公徐承宗，相貌高大非同寻常，衣冠儒雅。他镇守南京多年，廉洁公正正直，南京人都能称道他。天顺庚辰年，我入朝参与议事后返回，恰逢我的岳父尚书耿公在任所去世。出殡那天清早，我患寒疾卧病在节之寓馆。听说那天灵柩已经上路，徐公和他的同僚追赶上去，立即下轿步行，其他各位公卿也都下轿，慢慢走了将近一里路，才重新乘轿，一直送到江边。当时人们也因此说徐公临丧时合乎礼制。●《水东日记》卷二十五 《歌风台诗》《太清楼特宴记》三幅 《清和恭靖图书》俞行之题西湖画 科场文章中没有毛病的很少 使用古人的话 《谢子兰辨惑编》袁伯长的家世 文丞相的儿子升 苏天爵《元文类》碑刻的撰文、书写者都不是真正署名者 唐英、卫二公的坟墓形制 吴思庵题钱氏画像 《寰宇通志》○歌风台诗 歌风台的诗很多，宋代张安道说：“落魄的刘郎做了皇帝归来，在酒樽前唱一曲《大风歌》；即使才能像韩信、彭越那样，仍然被剁成肉酱，何必还要想起那些猛士呢！”近来张光弼也有一首七言二十句的诗，不能说不是佳作；但都比不上那两首绝句含蓄蕴藉，余味无穷，值得吟咏。这两首诗如今刻在碑下，诗文如下：【（诗缺）】○《太清楼特宴记》三幅 蔡京因为章惇入相，卞等人在旁协助他；绍圣元年已经拜为户部尚书，到靖康元年才败亡而死。在这三十三四年间，他对下毒害百姓，对上祸害九重宫中的母子兄弟，最终把事情败坏到这种地步，实在罪不胜诛。王觌说得好：“国家的安危、治乱，系于大臣。如今执政有八人，而奸邪占了一半，即使有一两个元老，又凭什么施展志向呢？”常安民的话更加切中要害：“翰林学士蔡京，奸邪足以迷惑众人，辩说足以掩饰错误，巧诈足以改变君主的视听，势力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他在内勾结宦官，在外联络朝臣；朝廷中的人，蔡京的党羽已经超过一半，不能不及早觉悟并驱逐他。等到将来羽翼丰满，后悔也来不及了。”王觌是在章惇拜相前十年说这番话的；常安民的话在蔡京被放逐时得到验证，大概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后了。其间议论章惇、蔡京的人还很多，可见当时士人的舆论并非不公正，人的品行也并非难以辨别；只是像徽宗、蔡京这样的庸君昏主，早晨还明白，晚上就受迷惑；暂时疏远，马上又亲近；已经罢免，又重新起用，对此也实在无可奈何了，难道可以把责任全推给蔡京等人的奸邪吗？我偶然翻阅旧碑，发现了宋徽宗亲笔书写的《太清楼特宴记》残缺本三幅。这些石碑大多在今天开封府学的墙壁周围。当时仓促拓下了这些，不知道是否还保存着其他石碑，可以把它补全。考察《宋史》，特宴举行于政和壬辰年，距离蔡京去世只有十五年，也足以成为万世的鉴戒了，唉！《太清楼特宴记》“做君主困难，做臣下也不容易，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历数前代，有的是有贤君却没有贤臣，有的是有贤臣而君主却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君臣相遇很难，常常千年才有一次。自尧、舜以及皋、夔、禹、契、都、俞以来，君臣相互继承、配合的情形没有谁能够相比；到了成汤对伊尹，高宗对傅说，文王对散宜生，后来就没有能够承继的人了。至于管仲辅佐齐国，萧何、曹参辅佐汉朝，苏绰辅佐周朝，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唐朝，他们的功业有的足以建立霸业，有的足以使一时得到治理，有的从刀笔小吏中起家，往往相隔几十代才出现一个。他们的功业低下，没有值得取法之处；道义不能推行，人才不足以彰明道义，已经很久了。朕继承先帝创立的基业，永远思念先父，追述三代以来的事业，任用王安石辅佐，开创基业、传承法统，正要大有作为，建立丰功。”以上第一幅。“远远超过了他们。道理难以阐明，世人没有谁能够了解，也没有谁能够实行。朕想取得流俗之人的信任，所以连三次罢黜、三次停止任用的法度也再次更改了。于是任用谋害蔡京的人继承他的职位，让他们彼此分辨贤能与否；结果朝廷内外纷乱，百姓怨恨，士人愤怒，财用匮乏，力量耗尽，朕也焦心劳思。蔡京复职不久，善于巧为发端、奇策屡中，他的才能还没有消失；所以朕每天派使者前往传达旨意，赏赐慰劳接连不断，甚至为他修建宅第楼阁，让他用来宴饮休憩；供应帐幔帷幕，装饰他的居处。凡是宫禁中的果实、瓜类、芳香花卉，以及远方进贡的新奇物品，无不首先分赐给他，络绎不绝地送到道路上。偶尔听说他有小病，朕一定亲自派国医当面传授诊治方法，前往颁赐良药；有时遇到美味膳食，朕亲手调羹，分给他享用。像这样的事情，每月没有空缺的一天，每天没有空缺的时刻。又允许他的儿子蔡鞗娶朕的孙女行衍，和后家联姻，使双方情义相通，关系亲密，不能再疏远。”以上第二幅。“在百世之后奋然兴起，果断地实行，终于取得成功。凡是各种事务，都应以此为鉴；因此写下这些话，告诫天下后世。政和甲午六月朔日记。翰林书艺局镌字艺学臣严奇、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镌字艺学臣徐珣、臣张士亨、待诏臣朱章、臣邢肃、臣张仲文书写；待诏臣王公琬、待诏赐绯臣倪士宣、臣封士宁、从义郎臣张士永摹刻；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祗应武翼郎臣俞迈题写；通侍大夫臣梁师成、通侍大夫保康军节度观察留后臣贾管勾上石。”以上第三幅。○清和恭靖图书 胡忠安公曾经为先父遗事卷题跋。我已经请夏主事仲昭、夏局使存贤录写过，请胡公题写图书。胡公用了“清和恭靖”图书后，悲伤地说：“这是先帝赐给我的东西。当时一同受赐的人，如蜀地的蹇公、庐陵诸公、建安诸公，我还记得建安同年曾对我说：‘你受到的恩宠太厚了。为什么呢？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这两人是百世的师表。我们这些人能得到其中一个就可以了，而你却独自兼有两者吗！’”这番话大概是在正统十二年，当时我刚授任给事中。如今考察这些图书，赐给蹇公的是“忠厚宽弘”，庐陵的是“清方贞靖”，建安的是“方直刚正”，夏忠靖的是“含弘贞靖”，吴少师的则是“和敏详达”。○俞行之题西湖画 清江人俞行之，永乐年间以善于作诗享有盛名。他题写《清慎》时的警句是：“夜门无客敢怀金，秋屋有情甘饮水。”可惜流传不多。近来看到他题顾师颜西湖画的两首诗：“西湖湖上可怜春，烟柳风花最恼人。罗袖泪干无好思，画船歌舞为谁新？”“秋来碧水湛平湖，荷叶菱花取次枯。唯有断堤残柳树，深烟犹琐乱啼乌。”【“深烟”，明弘治本作“淡烟”。】○科场文章中没有毛病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