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家藏集卷五十四）

译（《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家藏集》卷五十四） 已故浙江参政、昆山人陆文量，品行端正，喜好学习，尤其精通吏事，最受叶文庄公知晓和爱重，并不只是因为同乡关系。右边这十幅手札，是文庄公平日写给文量的，他的儿子陆伸十分谨慎地收藏着。近来陆伸到礼部参加会试结束后，拿出来给我看。唉，如今做官人家的子孙，常常把先世留下的墨迹弃置在尘埃中，用来包东西、擦桌案，丝毫不知道珍惜。我所见到的也很多。从这件事来看，他们的人品贤与不贤究竟如何呢？四月五日 《叶文庄集》昆山叶文庄公的文集，世上没有刻本，流传的只有《水东日记》四十卷。我从他的远孙、翰林学士讱庵【方蔼】那里见到文庄公文集的稿本两册，尚未编排卷次，内容有序、记、碑、志及杂文，共二百四十六首，后面附有《宣府志序例》一卷；后面还有叶氏族谱，十分简略质朴，从高祖以来都载有干支八字。文庄公自己注记三十五岁的干支，是庚子、戊子、庚辰、丙子。另一册是巡抚宣府时的关防诗文，多为亲笔稿，许多地方有亲自涂改，有的涂改竟达数行。文庄公的文章平实通畅，大概德宣以后、弘治以前的文风就是这样，也属于杨文贞、王文恪诸公的流派。《国史经籍志》记载文庄公文集四卷，不知依据是什么。学士说文集至今没有刊刻；他的弟弟方蔚却说，文庄公文集旧时已经刻版刊行，只是年代久远，失传了。（《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池北偶谈》卷十三） 题写叶文庄公手书之后 右边是吏部侍郎、昆山人叶文庄公写给母夫人以及弟弟与谦的信，共七通。与谦来到京师，间或拿给我看；正值与谦将要收拾行装南归，而我又有卜筑之劳，读完一遍，不觉感慨万分，想到前辈已经不可复见，也想到与谦知道珍藏这些遗墨。我常见世上那些喜好修身的人，知道在众人中勉励自己，却在家庭之间有所疏略，这不同于文正公那样没有什么不能对人说的。大概从这里可以观察一个人的为人。像文庄公这七封信，在日常家常话语中吐露真情，无不是孝友之情的流露以及谨慎修身、保全家族的要道，几乎接近文正公的作为，实在令人敬佩啊。跋叶文庄公手书 成化初年，我鏊以童子的身份到京师游学。当时文庄公任礼侍，陆参政文量刚考中进士。信中所说的“用光”是张姓太学生，他多次在文庄公面前称赞我。一次，他把我所作的文章拿到礼部的厢房给文庄公看，文庄公对我极力奖掖，说将来可以达到忠肃公的成就，大概是因为我和王忠肃同名，所以这样说。成化十一年，我才考中进士，而文庄公已经去世。参政当时任兵部郎，与我往来友好。弘治壬子年，我在南畿主持考试，参政的儿子陆伸名列录取者之中。不久参政也去世了。今年是弘治十二年，陆伸来礼部参加会试，拿出他父亲得到的文庄公手书一卷。我看后感慨今昔，为之流泪，恭敬地写在后面，把它归还给他。（《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震泽集》卷三十五） 悼念叶文庄先生【名盛，昆山人，官至吏部左侍郎】回想当年我奉符出任地方长官时，先生想把我安排到曹司任职；本来把我看作沟中枯骨，却把我看成海底珊瑚的枝干。半生的出处进退，本来全靠自己信守；一生的心事，承蒙您知遇。您生前门巷中如今已无踪迹，死后我只能面对荒坟，以酒杯酬答您的恩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菉竹堂记》已故吏部侍郎、昆山人叶文庄公，凭借学问、行政才能和治术，在英宗、宪宗年间成为世所称道的名臣。公一生没有其他嗜好，只是特别喜爱书籍，亲手抄写、校订了数万卷。将要建堂收藏这些书时，他取《卫风·淇澳》中勤学自修的意义，把堂命名为“菉竹”。叶公一向清廉洁白，没有多余财物来润饰装点，且家居官舍而终。叶公的几个子孙，如教谕、郡丞某某等人，虽然世代学习叶公的书籍，甚至被称为有名望的人，也有官职品秩，但要守住叶公的清白，力量却不够。天下士人因为叶公的书而仰望叶公的堂，正如鲁国孔氏的壁藏书籍一样；想象那菉竹堂，应该是高爽、幽深、茂密、青翠挺拔的景象，书箱和洁白的缣素中仿佛流动着润泽的碧色，却不知道叶公所谓的堂和菉竹本来都不存在。原来叶公去世超过一百年后，他的玄孙乡进士伯寅才因旧居之地，在右边扩建房屋为堂，用来安置叶公的书，并采用叶公旧日的署名来题榜。只是所谓的竹子还没有来得及栽种；前轩后庑，南面可以承受阳光，北面可以遮蔽风雨。到了这时，叶公遗留下来的书才像鸟张翼一样各得其所，不再辱没于内室、厕所、浴室之地。伯寅又从旁搜购古文奇书，得到数百上千卷来配入其中，他的心意还没有满足。凡是与伯寅友善的人，登上叶公的堂，便亲自感受到他所说的高爽幽密；青翠挺拔的竹子虽然不能立即看到，但看见堂上的题榜，便会想到竹子的劲节和严正之色；读到叶公遗留下来的书，又无不如同听到叶公的咳嗽声、窥见他的寄托。叶公与裴晋公、李太尉相比，我不知道他们的名望和德行究竟谁高谁低，只是叶公的年资、地位稍低罢了。晋公的堂名为“绿野”，太尉在平泉的花木竹石，其宏伟华丽、奇异壮观、瑰丽怪诞，冠绝天下；他们何尝不曾祝愿这些东西长久守护两家？然而不到两代，堂屋就被他姓占有，花木竹石也不长脚便奔向贵人的墙垣，最终不能为原主人所有。伯寅所建的堂，姑且不论它比起晋公之堂只有十分之一；至于是否栽竹，也不必拿它同平泉相比。可是，文庄公的遗书经过百年，反而更加扩充其副本；以此命名的堂历经五代，反而更加显著。这固然是文庄公后人有才且贤，难道不也是因为文庄公没有把天地间的一切都取尽，使后人能够继承，没有仓促造成一时的满盛，从而还可以继续增益吗？我对此深有感慨，所以不推辞伯寅的请求，为他写下这篇记。至于能顾名思义，以此进求与武公相同的德行，那就要看伯寅了；要看伯寅了。

译太学生叶君墓志铭 景泰、天顺年间有一位名臣，叫叶文庄公。他的事迹详载于国史；至于他敦厚孝悌、淳厚乡俗并施行于乡里的情况，昆山的父老大多能够说出来。文庄公去世至今将近一百年，县里没有人不称说文庄公。大概本县成为公卿、显达人物的很多，如今却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子孙；而文庄公的门第没有改变，子孙没有废弃儒学，所传下来的图书数千卷仍然收藏在楼阁中，部帙完整，封闭锁存如旧。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庄公留给后世的东西；但如果不是他的子孙贤能，也不可能如此。文庄公名盛，官至吏部右侍郎。他生有叶晨，叶晨生衡州府同知叶梦淇。衡州府同知先凭文庄公的恩荫进入太学，选任台州府通判，后来逐渐升迁，死于衡州，这就是君的父亲。君名良材，字世德，是文庄公嫡系的玄孙。君的母亲王氏，是兵部右侍郎王倬的女儿。君内外两家的亲属都显贵，但平素崇尚儒雅朴素。君从小在学校中长大，与贫寒士人交往相处，丝毫看不出自己有什么不同。至于读书作文，却唯独不肯落后于人。提学御史张鳌山因为君是名臣的后代，亲自到学校为君举行冠礼，并给他取字“世德”。后来御史、光州人卢焕考校君的文章，认为他无需起草，片刻之间便能写出数千言；文章辞意铺陈，源源不绝，却不超出格律，因此格外赞赏他。从此其他御史考试，君总是列为甲等；但每逢大试却总不能中选。君在学校中享有声名将近三十年，才以岁贡身份与同年贡士一同赴京参加廷试，分派隶属南太学，又没有得到选调，便去世了。人们因此痛惜他。君为人极其孝顺。父亲在衡州任上去世，君不能亲自为父亲含殓；每到时节祭祀，悲痛更加深切。他侍奉王夫人十分谨慎。王夫人性情严厉，君年过四十，稍有过错，仍然长跪；在王夫人活着的时候，不敢擅自决定一件事。他对同宗兄弟和族人都亲爱有恩，如同同胞兄弟；平生从未问过家中有无财物，有时跟知交好友饮酒，纵情于山水之间，整日都很快乐。他从年轻时便颇以才华自负，想着有朝一日驰骋当世，以继承前代的美名，最终却困顿不得志，也没有怨尤的神色。因此，他过去和同县弟子一同作文的人，没有过多久便都做了大官，君却仍旧和他的门徒照常作文。有时放下笔自言自语说：“我生于辛酉年，和我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如今已经做了某官。”又说：“我家自高祖、曾祖以来，很少有人活到中寿；如今我的年岁渐渐增长，大概不能实现我的志愿了。”话说完后，他又和门徒相视而笑。大概君心里并不能忘怀，只是特意把这些当作玩笑罢了。但这些事最终也没有在他心中形成芥蒂，他的天性就是如此旷达。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三。娶周氏，是刑部尚书康僖公周伦的女儿，性情婉顺，不喜欢奢侈。君每晚读书时，孺人做女红，常常共同使用一盏灯火，直到天明。生下儿子恭焕才十五天，便在台州官舍去世。王夫人十分悲痛；她去世时为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享年二十岁。继娶沈氏，吴江人，父亲某以财产在乡里称雄。她侍奉王夫人二十多年，竭尽力量履行孝道，家中不足时甚至脱下簪珥来供给，亲自过着俭朴的生活。她曾怀孕却没有生育，抚养诸子如同亲生，对妾媵也都能够仁爱相待。君也屡次称赞她贤德。她去世时为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四岁。男子二人：长子就是恭焕，为乡进士；次子恭炌，是县学弟子员。女子一人，嫁给诸有昱。孙男二人：俭封、俭圭。孙女三人。文庄公受赐安葬在溢渎原，距离县城约二里；世世代代排列安葬。君应当以孙辈身份随祖父安葬，因此周孺人先在君去世的第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安葬在昭次。到这时，才挖开旧穴，与两位孺人合葬，实为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某日。此前，恭焕、恭炌带着友人俞允文所撰的行状以及君亲自为周孺人所撰的行状前来，请我写墓志铭。我原本就是了解君的人，哪里能够推辞呢？铭曰：士人难道不需要时运吗？文庄公如果不是逢遇时运、取得地位，凭什么能够在天下被称为名士？士人一定需要时运吗？那些佩玉鸣琚、光彩照耀一世的人，为什么身死之后名声便湮没，后来才知道那些有所凭借的人，即使困顿跌倒，也总能伸展？唉，君没有辜负自己的志向，归去跟随文庄公居处，等待后世之人。叶文庄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叶文庄公的墓在昆山城南湓渎原。文庄公于成化十年在任上去世，朝廷下令依制度安葬，但墓地仍然每年向官府缴纳地租。嘉靖十六年，天子奉上册宝，追尊祖宗的徽谥，向天下推施恩典，下诏说：前代帝王陵寝以及本朝名臣、文武大臣奉敕安葬的坟墓所在之处，由官府负责修治，设置守墓户；凡这些人家尚未免除的赋税，一律免除。当时邻近的常熟有大理寺卿章公格的墓，采用了这一制度，唯独昆山没有执行。到这时，百姓叶奉向巡抚都御史翁公申诉，翁公把此事交给县里办理；知县陈侯子佐发文移交常熟，取来章卿墓的事例上报巡抚。巡抚公说，文庄公是当代名臣，有关官吏应当依照丁酉诏书办理。从此，文庄公的墓地才开始不再缴纳官租。我国正统己巳之变，几乎造成宋室南渡的祸患，世人都说于肃愍公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当时文庄公在谏垣任职，一两天之内接连上疏七八次，他对辅佐朝廷谋划所作的贡献实在很多。确实，台榭的椽子不是一根木头的枝条能够支撑的啊。第二年，皇帝的车驾回转，文庄公上呈匿名书，请求皇帝作为河南的避讳；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人敢替此事进言。然而，这正是所谓可留待百世之后圣人来判断而不会迷惑的议论。自从蕃族首领阿罗进入黄河套中，蕃族便长久居住在那里不肯离去，成为陕西边境的祸患。议论者想把他们驱逐出去，并在东胜连接城堡、让田地夹在其中。文庄公奉命前往察看，独自认为道路险远，劳费太大；而且春天来得迟、早霜降得早，不能耕田，因此只请求增加戍守。到了当今皇帝时，议论政事的人锐意想要收复河套，后来天子震怒，这些人都被诛杀；这才知道文庄公所说的时势艰难，是卓越的见识和长远的眼光，别人无法相比。文庄公在广东任职，直到今天巡抚大臣还遵守他的规模，如同吴中人对周文襄公那样；而独石、宣府所修筑的八城、七百堡，成为边地百姓长久的利益。文庄公所到之处都有所建言和兴革，且清明、正直、明察、刚亮，声望在本朝极高，确实是一代名臣。天子思念辅弼大臣，深厚恩泽施及坟墓；然而主管官吏却像这样废弃制度、阻挠诏令。巡抚公恭敬奉行明诏，修复并实行废置已久的典章，在军队、饥荒等事务繁重、每日无暇休息的时候，仍然急切办理此事，他的风义尤其值得称道。贤人君子去世后，时间久的数千年，近的数百年，却常常能光显于世，仿佛就在同一天。这大概是因为贤者虽然死去，后来的贤者却接续出生，所以能够为他们表彰、尊奉，使他们的精神气概历经世代而越发焕新；这正是世间教化不致堕落的原因。文庄公五世孙、乡进士恭焕，蒙受天 子的恩典，感念巡抚公的情义以及县侯的勤勉，因此请求把这件事书写在石碑上，用来告诉后人。（《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震川集》卷二十四）

译叶文庄公像赞【并序】文庄公的从孙女，是王子敬的外姑，因此从内亲家中得到这幅画像。子敬的祖父任广东参议时，布政使王公用兼、参议盛公思禹，都与文庄公是同县人；他们见到岭南人谈及文庄公，常常流泪。子敬的外祖父顾太守孔昭，曾以御史身份督学京畿，有一篇在口外考试士人时怀念文庄公的作品。后来他想画文庄公和孙秋官的像，出入时都向他们拜祭；孙秋官也是我们家乡的先贤。子敬年少时听说这些话，于是把文庄公的画像给我看，请我代他作一篇赞。是谁传下了这幅画像？大概是有来由的。啊，文庄公妻族的高尚风范和遗留的功业，在岭海、塞垣之间，人们焚香拜祭；两位祖先都曾这样说过。（《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震川集》卷二十九） ※※※※※※ 古典小说之家备份区　http://club.xilu.com/wave2002/ [楼主]　[3楼]　作者：沉思曲　发表时间：2008/11/30 16:58　[加为好友][发送消息][个人空间]回复　修改　来源　删除 明代书肆在小说市场上的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　　王三庆教授 http://www.chinese.ncku.edu.tw/getfile/T_10_20080917131422.doc 明代书肆在小说市场上的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 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　王三庆教授 一、前言 纸张的出现似乎始于中国西汉时期；到了东汉蔡伦时，造纸技术又得到改进[1]，使书籍的传播不再局限于目前已知的龟甲、钟鼎彝器、石刻、玉版、简牍、绢帛、贝叶、兽皮等书写材料。这样既不必承受过去“五车”那样沉重的负担[2]，也不像其中一部分材料那样珍贵难得或不容易雕刻[3]，于是知识变成了一种更轻便、更容易传播的书写载体。中唐以后，雕版印刷术接踵兴起[4]，更使文化事业能够大量生产，不再只依靠某些职业写经生、抄书匠或少数使用者个人抄录[5]；对于人类知识文明的积累和推广，产生了飞跃式的发展和深远影响。然而，雕版印刷传播到各地后，只要一部书的版片雕刻完成，便可以成千上百套地刷印发行，不仅产量增加，也连带使文化知识摇身变成大众消费得起的商品。正因如此，宋代以后，除了掌握知识解释权的南北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省等中央官学，以及州、府、郡、县所设立的各级学校和掌管公文书籍的各级行政机构，因教育政策的需要和业务推广的要求，雕印各自职掌的图书、公文之外[6]；民间还出现了纯粹以谋利为目的，同时以利他作为招徕消费者手段的文化专业书肆。[7]这些专业书肆在投入生产之前，首先要考虑资本和原材料的取得问题[8]，以及投资设立书肆后是否能够获利、风险程度如何、会不会血本无归。如果生产劳动力容易取得，制造工具、版模和有限资金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经济成本就越低；劳动力素质越高，生产力自然越能增长，生产出的成品也会有更高的合格率。这些问题无不影响产品的经济成本和投资者的经济利润。至于经营效率的好坏，势必会影响投资者获取利润和投资的意愿，其中环环相扣、值得挖掘的问题很多。不过，生产力也有自己的边际规律，还要受到工时、材料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产品问世后走向市场，被摆放在书铺中等待出售的过程中，对投资者或生产者来说，资金就开始处于闲置和积压状态。如何尽快把产品变成现金，收回投入的资金，并取得合理的投资报酬和利润，是经营者必须用心考虑的地方。因此，出版商和营销商纷纷施展经营手段和营销策略，层出不穷。尤其是对消费市场需求量的估计，以及对存货量和流通量的控制，都可以说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门学问。然而，以上所说的还只限于自然独占事业，属于一种独占性的竞争行为；如果是在完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同一种产品不止一家生产，就必然会出现自由竞争的局面。这时，产品的质量、包装和价格，便成为市场上决定胜负的关键，而一切最终都以消费者主权为依归。适度的竞争对消费者来说，可以用最低的消费获得最高质量的服务；但过度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书铺如此，消费者也一样。当两家的产品各有优劣时，如果无法把另一家的产品排除出市场，就只能共同分享这个市场，各自获得应得的利益。事实上，商品在一定规模的市场上流通，既然以消费者主权为依归，其需求虽然有一定的规律和法则，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需求量会随着消费者的心理以及外在的各种条件而变动。当需求量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往往会产生边际转换的规律。因此，一般书铺不只生产单一产品，也需要实行多元化经营，同时尽量在竞争市场中取得自然独占；不得已时，则采取双方独占、共同存在的方式。一旦投资经营失败，或者发生无法预知的市场失灵，就只有结束营业，把生产模具和现成产品廉价转售给其他书铺，或由有意接手经营的投资者全部承接。有些书铺并不结束营业，而是把模糊、老旧的版木仅剩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卖给另一家资金不太雄厚的书坊，然后自己重新筹集资金，制造一套新的生产模具，以保持本店的商场信誉和产品质量，用来强化自己的竞争条件。

译以上这些现象在早期文化市场上必然发生或出现过，但由于史料有限，想要一一复原颇不容易。本文则尝试从这个角度切入，以明代小说作为讨论中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文学或文化市场上，选择具有广阔市场的科举用书和面向广大消费者的通俗刊物，无疑是出版业必然采取的投资生产途径。尤其到了明代，通俗小说刊物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吸引了不少出版商竞相投入这一市场。每当一部小说畅销之后，各家书铺便抓住眼前的商机，投入巨额资金，迅速刊刻生产，争先恐后地赶在同行之前上市发行，甚至雇用专业编辑从事续书和仿作，趁热打铁地投入市场，争取利润。例如《三国演义》流行之后，演义体小说或讲史类作品接踵而来，不仅出现了《后三国演义》，按鉴编年体小说也随势充斥坊间；又如《水浒传》一问世，便风靡全国读者；一次排印不能满足市场上消费者的需要，接连不断地雕印、排版，也使广大的消费市场消化殆尽，以至于南北各地竞相重刊、仿刻。甚至把这两部书合刻为《英雄谱》，采用类似买一送二的拍卖方式。这种结果不仅使喜新厌旧的读者产生不良的消化反应和反胃，也促使有限的文化市场出现排挤和滞销现象；这些都是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特殊内部心理和外部因素造成的。站在书商的立场上，收回成本、取得利润既然是投资经商的首要任务，那么商业文化中常见的经营手段和营销策略也就随之出现。为了尽快收回成本并提高投资报酬率，经营手段和营销策略必须出人意料，以激发消费者和读者的购买欲望。于是，有些富裕的商人凭借雄厚资金竞价投资，大量发布广告；有些则只是华而不实的噱头，或者采用类似不良厂商的欺诈手法。这些经营手段和营销策略，都是本文要考察的重点。二、明代书坊的设厂地点及投资经营形态 一、印刷地点和设厂时需要考虑的条件 明代的出版业集中在江南，必定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因素。出版业之所以投资设厂，必须考虑生产制造时原有知识、材料、生产劳工以及流通消费等各种问题；设厂以后是否有风险和利润，所有这些因素往往决定了书铺的所在地。因此，下面专门从投资设厂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析：（一）取得原有知识，必然是书铺成立的第一项条件：一个荒蛮贫瘠的地方，很难出现知识的生产和需求；既然没有需求，自然也不会有供应行为。因此，书铺的成立绝对建立在知识供需关系之上。六朝以后，经历唐、五代，以及宋、元、明等各个时代，北方遭遇五胡乱华，又有安史之乱、黄巢流窜和五代十国之乱，以及辽、夏、金、元等北方民族南下统治，促使原来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六朝士人和文物，不得不随着时局大规模向南迁移。于是，汴京、金陵和杭州都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城市人口几乎达到百万。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如韩愈、苏东坡，都曾到过潮汕一带；朱子则以一代学术宗师的身份，设立白鹿洞书院，传授知识。南传佛教又从海上传来，两广、福建、浙江、金陵等地到处设有名山梵宇，山门藏经对知识的传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于是，南宋以后，江南逐渐取代黄河流域一带，成为文化中心。再者，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从夏、商、周、两汉一直到隋、唐，地球可能由于自转偏移的影响，使中国气候发生过大规模变化。《诗经》中记载的那些需要较多雨量的五谷植物，已经随着降雨量减少而不再可见。黄河、渭水泛滥成灾，地下水位日益干涸，迫使属于内陆气候区的关中和河洛百姓不得不迁往东南雨水充沛的海洋气候区谋食、取得给养。于是，大都与金陵取代了长安和洛阳、汴京。如果说中国长城的修建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南下牧马，那么邗渠和大运河的开凿纯粹是为了把南方粮食运往北方。尤其是中国历代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压力，以及粮食供给方面的民生问题，通常是引发流民和战争的主要动乱因素；在没有兴建大型水库、也没有机械动力抽取地下水灌溉的情况下，这也是解决人口压力的自然途径，并且影响到今天中国的饮食文化。因此，南方的开发是必然趋势；六朝、十国、南宋正逢其时，明太祖把都城建在金陵，历经晚明直到近代，北京、南京都成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理由也是如此。根据胡氏《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其中说：吴会、金陵以文献著称，刻本最多，大部头的类书也都集中在那里。天下商人所依靠的书籍，吴会、金陵占十分之七，福建占十分之三，燕、越都不能与之相比。然而，除本地书坊所刊刻的书籍以外，其他省份运来的书极少；即使栋梁相接、楼阁华丽，搜寻其中的珍奇秘本，一百本中也找不出两三本。这是因为那里是书籍的产地，而不是书籍的汇聚地。[9]

译这里说明，吴会（苏州）和金陵以文献著称，占十分之七；闽中占十分之三，书籍都是本地书坊刊行的，其他省份印刷后运来的书很少。即使楼宇栋梁相连、建筑华丽，搜寻其中的珍奇秘本，一百本中也找不出两三本，因为那里是书籍的产地，而不是书籍的汇聚地。所有这些都处处说明，江南的文风胜过江北；福建一地的文化水平虽然不如两江，却也不低于江北。从《明清历科进士题名录》按经索引之后的情况来看，恰好足以反映这一事实。[10]不过，《左海文集》也说：建安麻沙的刻书业在宋代兴盛，到明代仍未停止。四部大部头书籍，由我们家乡刻版后流通到四方，大约占十分之五六。如今天下谈论校勘经书的人，以宋椠本为依据；谈到宋椠本，又以建本最好，闽本次之。所谓建本，就是岳珂《经传沿革例》中所说的附有释音、注疏的版本，包括《周易》《尚书》、言毛【《诗》】、《周礼》《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十部经书，世人称为“十行本”。所谓闽本，就是嘉靖年间福建御史李元阳、佥事江以达校勘刊刻的版本。另有廖莹中的世彩堂本《尔雅》，以及惠栋校订的宋代建安本《礼记正义》，收藏在曲阜孔家，尤其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珍宝。[11]这里说明，自宋元以来，福建经过一批学者大力倡导，已经出版了一些好书，证明当地的文化水平并非一无是处。在这样的学风背景下，知识分子必然不少，书铺到处林立也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二）复制知识的技术，是书铺成立的第二项条件：纵观人类文明传承的历史，出现一套复杂的语言作为沟通和表达意义的工具，应当是人类文明传承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进化，也是万物之灵区别于禽兽的主要原因。然而，用来沟通和表达意义的语言不能长久留存于世间，正如“话一出口，四匹马也追不回来”。话语每秒都以声波的速度向四周扩散，使人类的智慧和文明很难永久传承，常常会发生中断。因此，文字的创造应当是人类文明传承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进化。

译传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起了粮食，鬼神都受到惊吓。” 虽然这不是事实，却是用隐喻说明连上天也因文字的创造而受到感动。有了文字，才能承载人类的文明和智慧，经验才能一代代传述；从此，人类进步的速度一日千里，不再像过去那样缓慢。话虽如此，如果没有造纸技术出现，而是使用已知的龟壳甲骨、钟鼎彝器、石刻玉版、竹简木牍、丝绢布帛、贝叶、兽皮等作为书写材料，那么知识很难成为轻便、容易传播的书写品。因此，轻便而易于书写的纸张出现，无疑是人类文明传承史上的第三次伟大进化。只是亲手抄录往往受到速度和数量的限制，直到大量复制的雕版印刷出现，知识才能广泛传播到人间，进入人类文明传承史上的第四次伟大进化；松烟、油墨等印刷材料，只是增强了产品的质地。此后直到产业革命，以机器代替人工，日夜不停地印刷，人类文明传承史才走上第五次伟大进化。如今已经从真空管、电子IC进入数字化网络时代，人类文明传承史也随着科技进步发生了无数次伟大进化。复制技术已经经历了从声音、文字到图像等各种数字化进程，人类未来的文明和发展实在令人不敢想象。不过，可以断言，人类文明传承史发展和转变的重要核心，必然伴随着重要的科技突破而产生。造纸和印刷技术无疑都是中古时代推动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科技之一。前者是材料，后者既是材料，也是技术；两者都是书铺选择设立地点时必须考虑的条件。江南和闽地恰好符合这些条件，关于这一点可参看下文说明。（三）复制知识所需的原材料，是书铺成立的第三项条件：正如前言所说，设立一个复制知识的工厂，必须考虑原材料的取得问题。文学成为既成商品以后，从生产技术层面来说，必然受到雕版制作所需原木材料的制约。然而，中原一带由于早期火耕、过度开发，加上中国人口众多、子孙繁衍，又没有节制生育的观念和技术，人口极度膨胀，处处影响了大地森林的恢复和绿色植被。尤其是位于北温带大陆干旱气候区的黄土高原或平地，植物生长缓慢；严冬来临时，为了保暖御寒，人们往往过度砍伐森林。因此，华北一带确实没有多余林木可供砍伐，作为雕版的原材料。早在战国时期，孟子面对童山便已经发出山林光秃的感叹；历代荒年中，劈门掘骨烧火以及啃食树皮草根的记载在史书中不断出现，造成中国人除了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吃。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曾因水灾、旱灾、蝗灾，迫使流民四处寻找食物，最终导致政权覆亡，这就是无可争辩的明显实例。所以，中原一带几个文化发达的古都，如唐以前的长安、洛阳、邺下，以及宋以后的汴京、北京，实际上都不适合成为雕版业设厂的理想地点。除了六朝以来得到开发的南京、南宋偏安时期的杭州，因为具有文化渊源而成为刻书中心之外，反而是周边多丘陵的徽州、苏州，地处偏远的四川成都，以及福建一带，才是书坊设置的重镇。这些地方以海洋性气候为主，天气温暖、雨量充沛，又多山丘荒野，原本就是树木和竹林迅速生长的有利条件；对书坊设厂来说，也是取得原材料的绝佳条件。因此，唐宋以来早期印刷的发源地，敦煌文献中的刻本之一S.810号，题为“西川剑南成都府樊赏家历”，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蜀大字本或冯道所刻的经史书籍，都是不可磨灭的证据。胡氏《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除上述论述之外，还曾这样说：如今，天下书籍聚集的地方有四处：燕市、金陵、阊阖、临安；闽、楚、至于滇、黔，我偶尔还能得到那里刻印的书；秦、晋、川、洛一带，我有时还能结交当地人，于是从旁询问并翻阅历来的书籍，大概不能和四方相比了。燕中的刻本本来就少见，然而天下各地舟车汇集，竹筐箱笼纷纷运来，巨商携带的书，以及世家收藏的书，交错出现在其中，所以特别比其他地方兴盛。只是那里的书价非常高，各地所收集的书，每一部的价格相当于吴中两部，这是因为路途遥远；京城所刻的书，每一部的价格相当于越中三部，这是因为纸张昂贵，[12]远在北京生产的图书，因为纸张昂贵，书价达到越中的三倍，因此竞争不过南方的书坊，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方舆胜览·建宁府》“书籍行四方”一条说：“麻沙、崇化两坊生产书籍，被称为图书之府。朱元晦《嘉禾县学藏书记》说：建阳版本的书籍流通到四方，没有远处到不了；可是到县学求学的人，却以没有书可读为遗憾。如今知县姚某开始在市场上出售书籍，从上至六经，以下到训传、史记、子集，共若干卷，把它们补充收入其中。”这绝对是合理的事实。

译（四）获得生产劳动力，是书肆成立的第四个条件：工厂设立以后，各类工人的来源正是劳动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决定产品成本和利润的重要因素，更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基本条件。正如前面所论，福建一地人口的教育素质虽然还没有达到最高程度，但五代以后，其普及程度并不低于其他地方；尤其江南除了农业繁盛外，还有蚕丝副业可以独占优势，不像福建丘陵山地遍布、生活艰苦，以至于四处谋生的外流人口在元、明以后遍布台湾以及东南亚、东北亚各地。留在本籍的人口，如果不是向海洋发展，就只能利用有限的可耕地；至于闲置的妇女和童工，则只能另找其他副业谋生、补贴家用。这就是余象斗刻印《古今韵会举要》时，利瓦伊桢序文所提到的现象：“建阳过去的书肆中，妇女都擅长刻书。” [14]徐珂《清稗类钞·工艺类》也提到女工工价极低一事。[15]《豫章罗先生文集》也恰好指出了福建书坊林立的背景真相。（五）知识和产品能够在市场上流通，是书肆成立的第五个条件：随着江南的开发，水道通畅而终年不结冰，曲折的山岸之间河汊遍布，水深港多。因此，自唐、宋以来，随着海运开通，扬州、南京、杭州、泉州等交通和贸易港口，大多设有市舶司征收货物税；而输出货物中，文化和文学书籍也是其中一类，直到明、清仍然如此。今天，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所保存的番号船舶货物装载记录，已经由关西大学大庭修教授辑成《舶载书目》，正好证明了这一事实。其流通范围之广，是华北或内地无法相比的。即使在木活字发展到铅、铜活字的过程中，福建刻书业仍保有一席之地；直到西方传入石印、铅印以及现代印刷技术，版刻事业才逐渐失去昔日独占优势的光彩，转而被同西方接触频繁的沿海港口，如广州、上海，或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等地兴起的出版业所取代，后者成为新兴的文化重镇和文化商业要地。在此以前，麻沙各书坊虽然经历了元末和明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初四日的两次大火，也没有完全衰落，后来又有崇化书坊相继兴起。明嘉靖《建阳县志》说：“建阳两坊，古来称为图书之府；如今麻沙虽然毁坏，崇化却更加繁盛。”[16]之所以如此，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流通业发达，正如胡氏先前所说：“各地所收集的书，每一部的价格相当于吴中两部，这是因为路途遥远。”[17]这说明，全国各地虽然也有书籍的生产和印刷，但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除了成本之外还要加上长途运输费用，所以书价正好是吴中当地的一倍，自然缺乏竞争力，无法同当地生产、销售一体且流通业发达的书坊相比。因此，《朱子文集·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说：“建阳版本的书籍流通到四方，没有远处到不了。”[18]这些都说明了产品流通业的重要性。（六）消费知识产品，是书肆成立的第六个条件：知识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就必须有适合的阶层作为消费对象，甚至还涉及书本内容与读者层次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固定的消费群体，也没有设立这类生产业或服务业的必要。随着江南的开发和知识的普及，不仅境内知识分子云集，南京一地还设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学校，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19]，对书籍的需求自然增加。一般家庭中，拥有知识的不只是男性，女性和儿童也具备一定程度以上的知识；对于知识消费市场来说，这无疑开拓了不少领域。通过今天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十七种》以及《金花女》的小说、戏剧刊本，竟然出现在一座女性墓葬中。这使我们想到，死者生前如果不是喜欢这一类读物，那么她的后代子孙绝不会把死者看得如同生者一样，拿这些书作为陪葬品。其实，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曾拥有众多女性读者[20]；至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一条说：如今书坊中那些谋利的人，常常伪造小说杂书。南方人喜欢谈论的，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等故事；北方人喜欢谈论的，如《继母大贤》等故事，非常多。农民、工匠、商人和小贩，都抄写、绘画，家家收藏，人人拥有。愚痴的妇女尤其酷爱这些书，所以好事之人把它们称作“女《通鉴》”，是有道理的。[21]姜南《洗砚新录》说：世上的盲人，有男有女，有的学习弹琵琶，演说古今小说，以此谋取衣食。北方最多，京师尤其兴盛，南京、杭州也有这样的人。[22]这些情况处处说明，当时女性读者群已经十分普遍；男性读者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日本洒落本小说《枕草子》的读者群也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在韩国，赵泰亿（公元1675～1727年）曾在《西周演义》的跋语中提到他母亲阅读残卷的事情。[23]金万重（公元1637～1692年）在《西浦漫笔》中也说：如今所谓《三国志衍义》，出自元代罗贯中；壬辰年以后，在我国东部盛行，妇女和儿童都诵读谈说。[24]

译由此可见，韩国的妇女和儿童不只阅读本国作家写的《西周演义》，连《三国演义》也都能阅读。其影响之大，甚至使李德懋在《士小节》中发出这样的说法：把传奇小说翻译成谚文，不可沉溺于阅读；有人因此荒废家务，懈怠并抛弃女红，甚至拿钱去租借，沉迷惑乱而不能停止，乃至倾家荡产的也有，[25]玩弄外物会丧失志向，在儒者眼中，总是依据传统道德观念加以批评。所以蔡济恭（公元1720～1799年）为夫人吴氏翻译的《女四书》作序时说：“近世闺阁女子之间所竞相追求、认为最能干的事情，只是崇尚稗官小说，日积月累，已经增加到成百上千种。”[26]国外女性读者群已经如此普遍，那么男性读者群应当更多，至少不会比女性少。许筠（公元1569～1618年）在《惺所覆瓿稿》所收《闲情录》中说：甲寅、乙卯两年（1614～1615），我因事前往帝都，变卖家产买到书籍将近四千余 卷。[27]他又说：我得到戏曲、小说几十种，除《三国》《隋唐》以外，《两汉》荒谬混乱，《齐魏》拙劣，《五代》《残唐》大都草率，《北宋》简略，只有《水浒》写尽奸诈欺骗和机巧，全都不足以作为训诫；而且出自一人之手，难怪罗氏三代都哑然无言了。[28]〔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可见他一到北京出差，购买图书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明代刊刻的小说几乎都被他买齐，也都阅读过了。国外读者群的消费情况尚且如此，境内以汉语为母语的大众，其风靡程度更不必说，也应该更加普及并具有消费能力。因此，形成更大市场经济规模的潜力，绝对不成问题。二、投资规模和经营形态 明代没有出现大型资本企业家，因此从投资、生产到销售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大量对外集资的行为，也看不到巨额资金投入生产行业。一般经营规模仅限于个人和家族之间的组合，或者由几位亲朋好友共同集资投资；经营的企业主要是家庭式手工业。以福建省的书坊为例，经营书肆的余氏家族成员多达三十余人。除余邵鱼、余象斗外，还有署名萃庆堂的余彰德、余长公、余泗泉，署名自新斋的余良木、余绍崖、余允锡、余明吾、余文杰，另有余碧泉、余继泉、余应孔、余应灏、余应良、余应虬、余应鳌，以及远在南直隶金陵余庆堂的余思泉、余东泉、余昌宗等，还有以克勤斋为书坊的余自新、余明台等。[29]这种现象证明，余家子弟几乎把出版当作世代相传的家业：有的由家族内部兄弟共同集资经营，有的采取子承父业的方式，有的分门立户经营；有的独占书肆市场利润，有的共同分享。这些都说明了余氏家族经营书坊的努力，也证明他们在建阳这一有限市场中，为避免过度恶性竞争，于是远赴金陵开拓新市场。虽然还没有达到今天SEVEN ELEVEN或统一超级商店的规模，却已经是家族企业之间的连锁商店。即使各自独立经营，也是在血缘亲情之下彼此支持。除余家之外，刘氏有刘龙田、刘玉田，以及翠严精舍的刘君佐和他的儿子刘文寿等；宗文堂有郑云斋世魁、郑云竹世豪、郑云林世容等，从字辈排行看，两人也应属于兄弟辈。陈氏则有陈奇泉、陈昆泉等二人；他们如果不是兄弟，也应当是父子关系。至于慎独斋刘氏，刻书事业世代相传，并且兼通史学。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曾编纂《少微宋》《少微元》二鉴，又把尹氏发明以下数家列入《纲目》，由刘宽刻印。因此，刘宽与刘剡可能是同族兄弟，刘宽则是刘洪的祖父或曾祖父。[30]以上提到的出版家，几乎都采取家族企业的经营形态，这也是中国企业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一种生态模式。也有同一个人在两地开设书坊的情况。例如新安汪瑗的《楚辞集解》，在卷首空白扉页上盖有黑色方木印牌，四行文字是：“本坊精选新旧足册／好板书籍，倘有残篇／短缺，认明兴贤堂书／铺唐少村无误。”下方盖有“唐少桥”的印记。这不仅说明唐少村与唐少桥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号，也说明他是金陵书坊和兴贤堂书铺的老板，并且在两地开设书铺。类似的情况不止这一例。三、市场经营状况 产品一旦出厂，就必定在市场上流通，任由消费者按照意愿选择购买，同时也由市场决定产品价格；尽快变现、收回资金并取得利润，是经营书坊者所追求的目标。买卖双方互相获利、共同生存，也是市场上永远不变的法则。问题在于，消费也有其通常规律，其中包括消费群体外在的各种条件和内在心理的影响。就文化事业而言，并不是人人都能完全理解和接受；即使作品本身十分通俗，也未必适合所有文盲或靠饥寒度日的民众。因此，消费者必然主要集中在都会区或城市，而且以有钱有闲的读者为主。农村或边疆地区买得起书的消费者，除了地主之外，恐怕非常少。这正是胡氏《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所说的：燕京的书肆，大多在大明门的右边、礼部外面以及拱宸门的西边。每逢会试 考生入场时，书肆就摆到考场前；每逢花朝后三天，就迁到灯市；每月初一、十五以及下旬五天，就迁到城隍庙中。

译灯市在城东最远处，城隍庙在城西最远处，都是每天正午进行贸易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灯市每年开放三天，城隍庙每月开放三天；到日期时，各种货物都会聚集，书籍也是其中之一。[31]这说的是书肆在燕京一带摆摊销售的情况，而且也不是胡氏一个人的看法，王锺翰也说：明代一朝，京师卖书的地方有旧刑部街的城隍庙、棋盘街、灯市三处；刻书则在宣武门内的铁匠营和西河沿两处，然而都不太兴盛，兴盛的是江南；清初 仍然和明代相同，[32]以上两人谈到的北京书肆销售情况几乎相同：集中地点以城隍庙、灯市为中心。棋盘街是否就在大明门右边、礼部外面和拱宸门西边一带，则不敢断定；或者说，所指的地方也应该相距不远。这些书肆都把市区人口聚集处作为卖书据点。除了年中、每月、每日的定期贸易外，尤其到了会试考生应试的时候，更是十分热闹，吸引各种货物聚集。直到清朝中叶以后，书肆才转移到庙寺中，因此王氏又说：隆福寺的书肆不知起于何时；明代灯市口有书肆，每月只有三天，大概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才开始迁到寺中。[33]北京如此，南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根据胡氏《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所说：“金陵的书肆大多在三山街以及太学前。”[34]至于建阳一地，明嘉靖《建阳县志》卷三说：书市：在崇化里，房屋相连，家家都卖书。天下客商，贩书的人像织布一样密集；每月逢一日、六日聚集。[35]〔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由此可见，各地的经营方式和开市时间各不相同。除固定的书铺外，也有一般性的、并非临时搭设的摊位，已经带有早期集市的意味。因此，出版者刻书时，都会在书籍的牌记上刻印自家书铺的地址。例如《新刊真楷大字全号搢绅便览》三册，每册末尾都注明：“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同叶铺刊行，麒麟为记。”又如汪谅所刻的《文选》，其题识说：金台书铺汪谅现住在正阳门内西边第一巡警更铺对面，现将所刻古书目录 列在左边；至于家中收藏的古今书籍，不能全部列出，愿意购买的人请阅览。这些牌记或题识，都是在说明自家书铺的地址和所在位置，方便读者寻访并购买书籍。四、考察产品成本及销售价格：当产品流通到市场上时，除民生急需的消费品外，其他并非迫切必需的民生消费品，是否购买和消费，要看收入与积蓄，也要看是否具备消费条件。这只能从民众是否有闲暇、有钱，以及是否略通文理等方面考虑，最后再由价格机制决定其消费是否合理。前一个问题涉及有明一代的总体经济，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如果只从个体经济来看，文化原本是总体经济中的一个环节，属于上层结构，其消费群体也只限于一般知识分子。通俗文化仍不包括启蒙、科举、医药、农经、阴阳黄历、随身宝等实用书籍，它只是精神娱乐消费中的一个小环节。无论怎样通俗，仍然有一定的销售量限制，除非价格低到符合消费者的意愿。因此，考察图书成本与物价的差额比例，或实用书籍与通俗书籍的售价差异，便是判断的唯一依据；至于消费者的心理因素，今天恐怕已经难以考察了。（一）

译物价情况 根据万历十三年（1585）重刻的《御制大明律例招拟折狱指南》十八卷，其中第一册上栏所载钦定时估例，列有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金一两四百贯，银一两八十贯，铜钱一千文八十贯，粳糯米一石二十五贯，盐每十斤二贯五百文，香油一斤、茶一斤各一贯，榜纸一百张四十贯，笔十支二贯等。这应当是明初的一般物价状况。根据这一物价记录推算，如果用一百张榜纸印刷书籍，不计算油墨、刻工、印刷工和装潢工的费用，纸张本身就已经相当于一石六斗米的价格，可见当时书籍并不便宜。事实上，物价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明代处理纸钞以及金、银、铜价格的问题时，曾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遇到荒年歉收，米价自然也比丰年高。这些情况在明末史籍以及话本小说的记载中都能看到，所以清朝叶梦珠《阅世篇》曾这样记录明末清初的物价情况：崇祯五年（1632），每斗白米的价格是一百二十文，折合银一钱。到十一、十二年（1638〔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二年〕 —1639）之间，米价为一斗三百文，折合银一钱八九分。崇祯初年，猪肉每 斤价格约二分；茶中最精良的是岕片茶，旧价为银二三两一斤。竹纸如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在叶梦珠幼年时七十五张为一刀，价格不过银二分，后来逐渐上涨。到崇 祯末年、顺治初年（1643—1647），每刀纸七十张，价格为银一钱五分。[36]明初榜纸一百张四十贯，约合银半两，平均每张纸约值银0.5分；到崇祯五年（1632）时，竹纸如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叶梦珠幼年时七十五张为一刀，价格不过银二分，每张纸还不到银0.03分。后来虽然涨价，到崇祯末年、顺治初年（1643—1647），每刀纸七十张，价格为银一钱五分，平均每张纸约值银0.2分多。榜纸的质地或许比竹纸好，所以价格较贵；不过，崇祯末年的纸价又比崇祯初年贵了七倍，这是明显的事实。因此，用一百张连史纸印书，在崇祯初年以前约值三升白米，到崇祯末年则约值一斗多。前后两种纸的价格如果再加上刻工、印制、油墨和装潢费用，书籍的成本就不低，销售价格恐怕也不会便宜。再拿谢肇制《五杂俎》中谈到的明代粮价和水费来比较：一天挑得一担水，才值二钱，这是在说价格便宜的人；然而这样也太煞风景了。质润生水 本来就是砚台中的上品，譬如禾苗长成后穗子合拢、麦子抽穗而分叉，这种情形很难得；一石粮食才值二 百钱，按平均价格计算，萧颖士说一石粮有三种灾难，也应当把这一项算作第四种了。[37]水取自天然之处，挑一担水只卖二钱，那么一天人工劳动的成本约等于一合白米的价格。谢肇制认为这种工资太低，不足以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这是否也会影响技术劳动的工资成本价，我们还无法确定。不过，《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册说：万历三十三年（1605），每个僧人一天的饭食，即使只是腐菜，也要花银一分。[38]如果按照僧尼过午不食的惯例，斋食一天最基本的生活费用是一分银子，生活十分清苦；那么普通人的生活费至少要加倍计算，这样倒可以维持六七个人生活。至于一百张纸的书，纸张成

译本随时间变化，约有银三分或二钱的差别；如果只限于吃饭和咸菜，大约可以供一个人吃三餐，或维持一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2钱〕 （二）刻工价格

译刻工的劳动报酬既是维持个人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书坊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要素，常常会影响书籍的销售价格。叶德辉在《明季私刻盛行，故刻工极廉》中，曾这样说明明清以来书坊刻书及工价的情况：蔡澄《鸡窗丛话》说：“前辈说：元代刻书极其困难，如果某地某人有著作，就由当地绅士向学史呈文；学史认为不能刻，就停止；如果认为可以，学史便备文咨送有关部门，部门议定可以，才刊刻流传于世；认为不可以，就停止。”所以今天还能流传的元人著作，都是可以传世的。明代前期的书都可以私自刻印，刻工非常便宜。听前辈何东海说：“刻一部古注十三经，只需花一百多金。”因此，要求刻书的人纷纷出现。……据考察，明代刻字工价有资料可查的，《陆志》《丁志》中记载，明嘉靖甲寅年闽沙谢鸾题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木记说：“刻板捌拾参片，上下二帙，壹百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按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伍分有余，这个价格非常低。到崇祯末年（1644），江南刻工仍然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说：“毛氏广泛招募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当时银价每两不到七百文，银三分刻一百字。” 〔参见新文丰《丛书集成新编》本第50册第36页，民国七十五年初版〕这样算来，每一百字只有二十文。现在湖南刻书，光绪初年，元体字每百字写刻木版的工价为五六十文；中叶以后，逐渐增加到八九十文；元体小字每百字一百五十文，大字二百文；篆书、隶书每字五文。到宣统初年，已经增加到每百字一百三十文。按每叶五百字计算，每钱银值一百六十文，每叶合银三钱多，比明末刻书已经增加一倍。[39]叶氏起初依据前辈传闻，后来又引用《豫章罗先生文集》和徐康《前尘梦影录》作为证明，最后把明代工价同清代光绪年间湖南刻书价格进行比较；这种做法是否完全正确，还需要进一步细究。不过，考察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王惠雕刻赵撝谦《学范》二卷时，其题识说：“于是让匠人历山罗友庆召集工人来刊刻。纸按张计算，共七十有一张；字按数计算，共二万一千六百二十有余字；工期按日计算，共二一百一十有三日。始于九月壬子（十月十七日），成于冬十月丙申（十一月三十日）。”这样算来，每张约有304.5字，起止共用四十五天，工作日为二一百一十有三，约需五个工人；每个人每个工作日平均需要刻完一百字左右。因此，下面我们就以一人每天刻一百字的平均工作量作为计算标准。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刊行的《明文衡》九十八卷，序文说：“总计费用二十万有余。” 这笔工费除了包括九十八卷的刻字费用外，还应当包括纸张、装订、油墨和印工等费用。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印《方册藏》时，每百字的写工银为四厘，刻工银为三分五厘；每版一块，正反两面刻满行，大约八百字，合计费用为银三钱。同时，北监刊刻《廿一史》耗费六万金有余。[40]万历四十年（1612）刊行的《径山藏》《经律异相》各卷都有刊刻题记，其中第一卷说：“浮度居士吴用先捐资刻此《经律异相》第一卷，共八千七百七十字，应付银四两三钱八分五厘。自下释在慎对，上元王自谦书，许一科刻。万历壬子岁夏六月径山化成识。”该经刻工三一人，费时五月；第一卷十六人，第二卷十三人，第三卷二人。因此据此计算，每百字付费五分；一般刻工每天刻一百字，月工资为一两五钱。明代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又说：“一个刻字匠徐承惠供述：本犯与刻字工的工银，按每百字计算，当时价格为四分；因为本犯要求承惠在僻静处刻字，不让别人看见，每百字加银五厘，约计工银三钱四分。现在计算这部妖书八百多字，与工银数额相同。”[41]据此，每百字的当时价格为四分，八百字约为三钱二分；另外因为是特殊刊物而加收五厘，这部分与嫌犯供词所说的刻工费用大致相当。又如崇祯初年，贺家兄弟捐资刻印《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从第一卷到第六十卷都有卷末题记，第一卷说：丹阳居士贺懋莹焘、懋炜敬承先父贺学礼的遗愿，捐资刻印这部《大方广佛华 严经疏》第一卷，共九千二百六十四字，应付银四两六钱八分四厘，海虞弟子契慧、净住沙弥契机共同校对；崇祯二年（1629）夏月，径山化城寺 题识。

译这样算来，每百字约为五分。全书共有六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字，费用为银三百三十四两零一钱三分五厘，每百字的工价仍然相同。另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与前书合计九十八万三千二百五十字，费用为银四百九十一两六钱二分五厘，平均每百字仍为五分银。[42]又如《吕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是体邑商山居士吴祚资助刻印的，共四十卷，计三十万七千一百三十九字，费用为银一百五十九两三钱六分六厘，平均每百字也为五分银。[43]这些材料都说明，当时刻工每百字五分应当是定例。至于叶氏引用的成化年间刊行的《豫章罗先生文集》，其牌记这样说：“刻板八十三片，上下二张，一百六十一页，绣梓工资二十四两。”这样每页合银0.149两；按每页平均400字计算，每百字的工价为银三分七厘。这与崇祯末年毛氏汲古阁广泛招募刻工、每百字三分银的价格相近。价格较便宜的是邵氏《弘简录》，刻费九百余金，共三百四十万有余字，每百字为银二分七厘。[44]此外，据刻成于万历末年的《嘉兴藏》〔《中华大藏经》复印件〕，以及成于清初的《续藏》和《又续藏》可知，这些书在刊刻时由私人或寺庙捐资；经书每卷都题有捐刻人的姓名，刻字数量和应付银两也都有明确数据。所以无论怎样计算，从明初到崇祯末年的刻工价格，都在五分至二分七厘之间。由于明初出版业对刻工的需求较少而要求质量高，劳动报酬也较丰厚；随着出版业发展，技术工人比以前普遍，劳动者的素质却参差不齐，同业竞争又特别激烈，因此明代后期的刻工工资很可能反而下降，或者出现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不过，生产过程中是否包括写工价格，我们无法考察，只有《方册藏》提到每百字写工银四厘。那么，一般刻工的日工资，明初约为五分，中叶至末期也在三四分左右，大约只能让两口之家每天靠饭食和咸菜勉强度日，或者买到二合白米。若按百叶书籍计算，每叶20字＊20行，共四百字，则刻工费和写工费合计约银一两半；全书刻写工费约需一百五十两。纸张费用则有五两、三钱、二两等不同情况。装订百叶为二本套装的装潢费，以及刷印工费、油墨费，也还没有计算在内，因此全书的成本和工费更难以详细估算。（三）书籍售价 不过，我们可以从市场上的实际销售价格来看。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资料有：如《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题为“师俭堂谨依京版重刻”，封面又题：“此刻本是张太史家珍藏之本，本堂出资请求重刻，并重新校勘；用宋体楷书刻印，没有一处差错，每部定价纹银参钱，购买者请认准师俭堂的刻板。”《大明一统志》九十卷，由杨氏归仁斋刻印，封面题：“每部实价纹银三两。”此书共三十册，因此每册约值一钱。又有安正堂刻印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书前牌记题：“万历辛亥岁（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孟夏月重新整补，采用好纸刻板，每部价格壹两整。”杭州城李衙刊刻的万历刻本《月露音》，牌记标明：“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以上书籍都不属于小说一类。它们在市场上的价格是否与小说不同，还需要更多资料进行比较。不过，从金阊书坊舒冲甫刊刻的《封神演义》标明“每部定价纹银贰两”，以及金阊龚绍山刊行的《新镌陈眉公先生评点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封面上注明“每部纹银一两”来看，这两部书既不是士子参加科举所用的参考书，也不是家家必备的《万宝全书》等日常实用书籍[45]，只能算是供人消遣的书刊。然而，它们动辄售价一至二两银子；若按当时物价计算，已经足够供养五口之家以饭食和泡菜为主的生活约一个月。那么，书价怎么能算便宜呢？至于投资的报酬率和利润约有几成、售价是否随时调整，以及传统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折扣惯例，这些方面却没有见到明确记载，因而无法详细讨论和确证。三、书坊在市场上的经营手法 通常，书坊主人投资制作好一套书版后，不必等到全部刻版工作完成，就可以开始刷印、生产书籍，然后推向市场销售。这种流水式的接力作业，可以说是赶工生产最常见的模式；甚至还有不等最后完成打眼、装订手续，就把书推向市场发售的实例，例如索伦·埃德格伦博士演讲中举出的《地方志》，可能就是其中一例。这种急于变现、尽快收回成本并取得利润的做法，是投资者为了追求经营绩效而遵循的不变法则。因此，在绩效压力下形成的书坊经营手法很值得注意，下面只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以老字号招牌、重金收购和礼聘名家作为号召

译这是向消费读者群作出的宣示，用来保证自家产品质量可靠。例如《楚辞集解》一书，封面上就刻有唐少村的小像，是戴斗笠、手执书册的半身像；上栏写着：“先知道我的名声，再看到我的形象；承办各种书籍，专门选取善本。”这是一种让人看到画像便知道书籍品质的保证方式，就像今天作者把照片附在书的外封面或内封里一样。又如《卜居秘髓图解》的封面上也写着：“都门叶近山币购，以寿诸梓。”这是向消费者保证，自己刊刻的书籍不是一文不值的廉价品。类似情形中，目前所见最早的广告，应该是汪谅刻印的《文选》，其题识说：金台书铺汪谅位于正阳门内西面第一巡警更铺的对面，现将本铺所刻古书的目录列在左边。另外，本家收藏的今古书籍不能全部列出，愿意购买的人请阅览。这种说明自家地址和书肆所出售书目的做法，无非是打广告来招徕读者惠顾。尤其小说的消费读者是广大群众，小说属于通俗读物，竞争自然更加激烈。因此，《万锦情林》的封面上，横题“雙峰堂余文台梓行”，左边直题“锲三台山人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右下方直列“一汇钟情丽集”“一汇三妙全传”“一汇刘生觅莲”“一汇三奇传”“一汇情义表节”“一汇天缘奇遇”“一汇传奇全集”等共七行；中下栏写道：“此外还有汇集诗词歌赋以及各家小说的许多书籍，难以全部记录在书票上，天下士子购买后看一看便会知道。”中间还绣刻了余文台本人安坐的画像，前面放着书案，旁边侍立两个童子；其中题有“三台馆”匾额和“成化门”的店址。每卷卷首的前两行署名为：“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梓。”第六卷末叶有“万历戊戌（公元1598年）冬余文台绣梓”的牌记。这样周全而详细的广告标记和质量保证，实在不多见。至于《封神演义》，其封面识语也说：“这部书是某先生考订、批评的秘册，我不惜花费重金，购求后刊行。”一般的讲史小说往往以“按鉴”编纂，标榜内容有史实根据，并非全属胡编乱造。有的以地理区域和文化水平较高的“京本”作为号召；有的则在“按鉴”本上增加辅助阅读的“全像”图版。如果从招牌字号来看，明标“本衙藏板”“鼎锲注释”，就是以信用可靠的官府刻书来代表产品质量[46][47]，用以区别福建一地生产的劣质麻沙版印书。[48]至于在书名上加上“新刻增异”“残本新刻”“增广”“新刊出像音注”“重言重意”“诸儒批点”“新刊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等字样，无非是说明内容或形式上增加了一些功夫，使产品质量提高，以争取读者喜爱和购买。有些却只是徒有其表，是欺骗读者的恶劣手段。小说既然沦入文化市场，成为商品经济的一环，其经营手段和营销策略自然会沾染市场上的各种商业习气，出现过度夸张的宣传。这类情形不止一种，细分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广告噱头：（一）“真本遗文”：用来证明这部书不是杜撰或凭空捏造，而是正史逸传中遗留下来的另一篇，只有本家独有，别处没有同样的版本。例如《隋史遗文》就是取这个意思命名，用来吸引读者注意。[49]还有以“残本新刻”作为号召的，表示这种书别无其他书坊拥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二）“珍本好书”：说明这部书是珍贵的版本或特别好的书，用来向读者推荐。有的自称是“才子之书”，向消费者宣传这部书值得一读，如第一至第七才子书，各自有专属书籍，《水浒传》就被题为“第五才子书”。又如前面提到的《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其封面不仅说明师俭堂依据京版重刻，还说此书原是张太史家的珍藏本，花钱购得后请人重新刊行，并且重新校勘，用宋体字楷刻，没有一处差错，特意请购买者认清这一点。（三）“增广新刻”：通常是在落后于别家发行的情况下，为了吸引读者再次购买，只好说明本书内容不同于过去；或者为了胜过别家的产品，夸耀自己增加了详实内容，证明与别家产品不同，甚至在内容和意义上也有差异。还有的以新刻印刷、版面效果良好等条件冠在书名上。凡是在原书名上加“新刻增异”“增广”“重言重意”等名称的，都是这种情况。（四）“大户编辑”：为了向消费者推介新出版产品，说明其质量优良可靠，必须请有学问的知名文人为书肆从事小说编辑工作，以表示质量可靠，绝不是无名的乡村学究所写的那种残缺杂乱、如同断烂朝报的篇章所能相比。因此，明朝中叶以后，凡是有名的文人或通俗作家，往往会被强行挂名在书中，袁中郎、锺伯敬、李卓吾等，都是书坊借以号召的知名人物。至于以大户名义从事编辑的人，如余邵鱼、余象斗等，也属于这种情况。当然，其中也有聘请专业编辑从事编纂的。例如余象斗三台馆刊行的《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序中就曾提到：从前大木先生，是建邑学识广博的士人。他遍览群书，涉猎各朝史籍，于是综合考核宋代史事，汇编成一书，名为《南北宋两传演义》。叙事取其真实，文辞取其明白，以便士民阅览，他所付出的功力也是很勤苦的。

译此外，邓禹模更是余家聘请的主要责任编辑。不过，大多数文士都是在本人未同意的情况下被挂名，或者假托已经去世的人名，以此作为欺骗读者的经营手法和宣传噱头。（五）“名家评点”：自从归有光评点《史记》，李卓吾、金圣叹等人评点《水浒》《西厢》之后，评点通俗小说便盛行起来。于是，有些书肆不惜重金礼聘名家进行评点，分析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性格和语言情趣等，增加读本的鉴赏性，并为读者指示阅读门径；有些则翻刻前人评点的作品，例如名家评点的《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蔡元放评点东周列国志》《镌杨升庵批评隋唐两朝志传》、致和堂刊本《新镌陈眉公批点按鉴参补出像南北宋志传》《新镌玉茗堂批评按鉴参补出像南北宋志传》等，都是书坊借以宣传的重要评点人物。[50]有的含混地使用“诸儒批点”一语，或者加上“新刊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等字样。至于任意把评点者姓名挂在书上的，也大有人在，如玉茗堂（汤显祖）、徐文长、锺惺、陈继儒、李卓吾等。经过专家学者考证后，往往是“查无证据，事出有因”。[51]这实在让大家为之气愤郁结，也浪费了读者不少时间和金钱。（六）“读法加注”：有些书肆在小说正文前加入一部分导读文字，告诉读者如何鉴赏此书，使消费者容易入门，不至于感到“雾煞煞”，完全摸不着头绪。[52]还有的书名冠以“鼎锲注释”，除了证明书籍出自宫中图书之外，还增加注音或解释，用来帮助识字不多的读者，鼓励他们购买，不要因为困难而止步。（七）“序跋题词”：书肆最简单易行的方式，是请一些名公巨卿在书前或书后写一篇序跋，或者填写一些诗词，推荐这部书，或介绍相关内容。有的只是泛泛而谈，并不重要；有些则针对相关情节内容或特定人物，认真加以品评和推介，甚至借机发表议论，提出自己对小说的理想和高明见解。[53]（八）“插画”：由于中国古代教育不像今天这样普及，阅读文本难免存在一些障碍；而小说文本要表现社会的复杂万象，并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其符号系统确实不是三五百字的日常生活用语所能驾驭的。因此，如何帮助广大消费者理解书中内容，必然需要适当的阅读辅助工具。从唐宋讲唱话本以来，讲唱者除了运用声音情感、动作表情等身势语作为辅助，使听众容易理解之外，有时还兼用醒木、乐器等道具。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悬挂图画作为辅助说明。随着讲说表演从现场转入案头文本，讲说者变成作者，原来面对讲说者的听众变成面对文本的读者，说话底本也变成案头阅读的文本。这种说写角色的转换，使叙述的重心发生转移，于是悬挂图画、看图说故事的优良传统又被转化运用，成为小说文本中的插图，使文字叙述所引发的间接想象和抽象思维，通过图画和直接视觉更加具体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增强读者的理解。这些插图有的只是针对人物、场景和气氛进行造型绘制；但明代刊刻的一些小说，常见上栏为图、下栏为文字，图文内容彼此映照，并逐一安排版面，提取重点进行精细绘图和刊刻。这不仅可以看出文字与图画两种不同艺术专业之间的结合与合作，也可以看出编刊者的苦心；有时上栏的图画还像戏剧舞台上的表演，很像今天连环漫画的前身，是对昔日舞台艺术的直接呈现。[54]例如余象斗刊刻的几种小说：《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刻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等，都附有“全像”。尤其《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更说：“《水浒》一书，书坊间纷纷刊刻；有篇像的十多家，刊全像的只有一家。……如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前后共有廿余卷，一字一句都没有差错，士子购买时可以认准双峰堂作为标记。” “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像这类“全像按鉴”或“新刊出像音注”，或者把评释、图画、序跋和正文等汇集在一部书中，或者以三节板的汇刊形式出现，无疑都是为了兼顾各类读者：既吸引知识分子购买，也能得到识字不多的通俗读者青睐的宣传手段。二、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争取利润

译市场经营常常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廉”的原则。独家经营、避免竞争，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一旦遇到竞争对手，首先采取的手段就是压低价格，牺牲暂时的利润，先把对手淘汰、挤出市场，然后取得独占市场的优势，之后再把先前亏损的成本和应得的利润逐一补回来。如果不能把对手挤出市场，就只能设法压低生产成本，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合理的投资报酬率。《石林燕语》说：“蜀地和福建多用柔软的木材刻版，取其容易制成、能够迅速销售，所以工艺不能精良。福建版本几乎遍布天下，正是因为它容易制成的缘故。”这种采用便宜原木材料，以及使用节省工时、容易刊刻的松软枣木，正是书肆制作书版时唯一的经营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粗制滥造、校对不精的麻沙版充斥南北市场，说明当时有些书肆为了生存，只有采用低成本的廉价品，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五杂俎》说：建阳的书坊，出版书籍最多，但版木和纸张都最粗劣恶劣，因为它们只是为了谋取利润，并不是为了流传后世。[55]建阳麻沙版采用亚热带地区生长迅速的枣木作为雕版材料，出发点纯粹是为了牟利，并不是要制作可以收藏于名山、流传后世的作品。除了使用廉价材料之外，另一种节省成本的办法，是使用潮湿而薄的木板，因此又受到批评：“雕版薄而脆，时间一久就会开裂收缩，版上的字也逐渐失真。”[56]雕版如此，印刷用纸也好不到哪里去，《经集会通》也有这样的评价：“闽中纸张短而窄，颜色黧黑而脆，刻印又有错讹。”[57]由此可见，福建版本脆薄，不耐久藏，容易开裂收缩，使版上的文字逐渐失真，印刷效果自然不好；再加上印刷纸张幅面短窄、纸色黧黑、刻工粗劣、校对不精，错误又多，油墨也差，几乎一无是处，这是天下公认的情况。不过话说回来，它的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也最适合印制供大众消费的书籍，而不是专门印制准备长久流传、藏于名山的经典。另一种节省成本的办法，是缩小版面、增加每叶的字数，以减少纸张用量，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自然就会降低；这既是投资者的经营策略，也是后期翻刻小说的版面特征。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在市场竞争压力下运用商业营销策略，使后来出版的书坊能够生存，并取得双方共同占有市场的结果。事实上，这种缩小版面的做法，有时连官府也看不下去，不得不以行政命令加以纠正。福建提刑按察司给建宁府的牒文说：查得五经、四书，是士子最为重要、最急需的书，旧刻本很称得上善本；近来书坊为了牟利，改刻成袖珍等版式，版面格式狭小，文字错误很多，例如把“巽与”错作“巽语”，把“由古”错作“犹 古”之类。[原文此处有缺漏]现将要发行的各书，转发给建阳县，拘传各个刻书匠户到官府，每 户发给一部，严格督促他们务必按照原样翻刻；县里还要选派师生互相校对，才准许印刷出售。

译书的末尾就 刻上刻书匠户的姓名，以便查考；以后不许故意违背官定格式，擅自改刻。如果有违误，就拘捕审问，追缴版片并割毁，绝不轻易宽贷。[58]福建出版的十行本五经、四书，旧时被称为善本，藏书家争相购买收藏。然而崇化、麻沙一带书坊林立，结果是在有限市场中过度自由竞争。为了生存，书坊才出现了节省工时、简化校勘、求取快速刊刻印刷、尽快收回成本并取得利润等种种偏离正轨的行为；不像其他地区的出版业者那样容易形成自然垄断。因此，《老学庵笔记》总结各地书籍后，作了如下批评：天下的印本书，以杭州的最好，蜀本次之，福建的最差。[原文此处有缺漏]乾为金，坤也 是金，为什么呢？[59]由此看来，从宋代到明代，福建书坊一向如此，这说明适度的竞争对消费者有利；不合理的过度竞争，则会使书坊在有限的文化市场上产生排挤效应。尤其文化市场毕竟不是民生必需品，本身具有内外在的特殊消费条件。也正因为如此，书只要买到一部，就可以终身使用，还可以传给子孙、借给别人，或者在小说店租阅；不像民生必需品那样天天要用、每餐都要吃。所以《经集会通》曾经批评当时各地书籍的品质和价格说：三吴七闽，典籍集中于此。[原文此处有缺漏]凡是刻书的地方有三个：吴、越、闽。[原文此处有缺漏]蜀本在宋代最被称为善本，近世已经很少见；燕、越、秦、楚如今都有刻本，大体上也还可以看，但都不如这三地兴盛。精良方面以吴地为最，数量方面以闽地为最多，越地各项都次于它们。价格昂贵方面以吴地为最，价格低廉方面以闽地为最，越地各项都次于它们。[60]以数量取胜，是福建书坊的特色；大量生产，成本自然降低。但是产品质量没有达到极致，论精良还是吴地书坊更擅长，价值也因此高出一等。两者之间似乎各有自己的消费群体，层次不同，各自占有市场，也就容易相互共存。然而福建一地的书坊距离太近，彼此竞争的结果，只使书坊和消费者都落得两败俱伤，古今都是如此。三、抓住流行风潮，以迎合读者口味 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读者，仍然来自演出场所的旧日经验，借助读者“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的心理，吊起人的胃口，吸引读者追求后续情节。当一本小说畅销时，随即就会出现续编。例如《金瓶梅》出版后，一时盛行，丁耀亢便开始写作《续金瓶梅》。他的理由是对书中西门庆等人物处处淫秽、坏事做尽，而死后的因果报应又不够痛快明确感到不满，因此只好借助宗教名义让他们再次还阳，经历一番现世报，用来警戒世人。然而，伪托吴梅村之名的《二续金瓶梅》即《隔帘花影》，以及删节本《金屋梦》和署名讷音居士编辑的《三续金瓶梅》，又何曾对丁氏这部续书感到满意呢？毕竟，满篇情色的小说书刊正好迎合了一般人“食色性也”的原始本性；这就是《思无邪汇宝》[61]之类作品以及各种艳情丛书层出不穷的原因，无非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口味，它确实存在一定的消费市场。此外，一本新书出版后如果畅销，大家为了争取商业利润，便会争相投入生产。有些书坊还会趁热打铁，抓住流行风潮，纷纷仿作并推出情节大同小异的新书。比如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流行之后，历代采用讲史演义体的《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梁武帝西来演义》《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说唐演义全传》《瓦岗寨演义全传》《说唐演义后传》《残唐五代史演义》《杨家将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演义小说，往往抓住这股流行风潮，在读者记忆还很鲜明时，趁机推出同一类型而内容稍有差异的作品，以满足一部分喜爱这种读物的读者心理。有时还在书名上冠以“新”字，试图翻案以区别于旧作，同时也带有与旧作争胜、互相较劲的意味，于是《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臣英烈传》《新刻出像玉鼎列国志》《新编皇明通俗演义》《新镌东西晋演义》《新列国志》等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小说便被推出了，理由无非如此。有些书则假称来自上都、京城等文化水平较高的首善地区，以标榜自身文化水平高超，如《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传》、杨氏清白堂刻本《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西清堂詹秀闽藏版《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等，都是借此推出的新作。还有的以续书的形式出现，用来补足前书没有写完的内容，如《三国志演义》之后有《后三国石珠演义》；《忠义水浒传》之后有《荡寇志》[62]和《水浒后传》等；有的则称为“全本”，如《忠义水浒全传》《忠义水浒全书》等书名就是如此。无论采取什么理由，概括地说，都是为了满足各阶层读者的胃口，体现消费者的选择权，所以才有“顾客至上”的表现。四、避开政治的干扰：

译中国历代小说、戏曲遭到禁毁的情况，已经有专书加以辑录；而遭禁毁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淫秽，有的是因为含有毁谤内容，有的是因为被认为会荼毒民心，理由不一而足。明代虽然不像前后两个朝代那样禁制严厉，但以政治手段干预小说，不信任消费者的鉴别能力，不去寻找市场机制的运行方式，而是由上级按照主观意志指导消费，与前后两代并没有太大不同。汤文正公抚吴告谕说：治理政事没有什么比端正人心更优先的，端正人心没有什么比端正学术更优先的。朝廷尊崇儒学、重视道统，文治修明，表彰经术，贬斥邪说，这一道统就如同太阳正处于中天。唯独江苏的书坊商人只知道牟利，专门结交一 些没有品德、没有学问、只图苟且获利的人，编写小说传奇，宣扬淫乱、教人欺诈，污秽猥亵到了极点，污损人的耳目；绣像刻板，极尽技巧和工力，供那些游荡放纵、品行不端的人以及年少而志趣尚未确定、血 气浮荡的人观看，使淫邪念头日日[原文此处有缺漏]一律应当严禁。仰令各书坊人等知悉：除十三 经、二十一史以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之外，凡宋、元、明以来大儒注解经书 的著作，以及理学、经济、文集、语录等书，凡是尚未刊板或原有版片已经毁失的，都依照原 有格式另行翻刻，不得听信狂妄后生，轻易增删，以致失去古人著述的本意。如今正值修明正学之时，这类书一经出版，远近购买的人很多，流 传广泛而且长久。[原文此处有缺漏]如果 仍像以前那样编刻淫辞小说戏曲，败坏扰乱人心、伤害败坏风俗，准许有人据实告发，首先立即将书板焚毁。至于编写、刊刻、发行销售这些书的人，一并严加惩罚，戴枷示众于通衢大道，并且追缴原先的工价，限期另行刻成一部古书，完成之日再行发落。[63]正因为如此，对于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商来说，大可不必冒犯“大不諟”的罪名，使投资经营产生风险。因此，只好避开政治上的无谓干扰：把《水浒传》袁无涯刻本题名为《忠义水浒全传》《忠义水浒全书》，有了“忠义”的名义，便可以躲过一次禁制。有些书在已经遭到禁制之后，另改书名以逃避抄查，例如《后水浒传》改名为《荡寇志》就是如此。这种现象与清代《红楼梦》因为被密报暗中讽刺满人而遭禁，只好改作《大观园琐录》《金玉缘》等书名、换一副面貌流传于世的情况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是出版业者着眼于市场商业利益，或者希望投入的资金不至于血本无归而采取的避险行动。五、买一送二的强迫推销及跳楼大甩卖：这是把多种名著或小说合编成一部，以便给读者增加一种选择的营销策略，也是一种买一送二式的牺牲性拍卖办法。例如崇祯年间雄飞馆把《三国》《水浒》合刻在同一版面的上下栏中，并命名为《英雄谱》：上栏是《水浒》，半页十七行，每行十四字；下栏是《三国》，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购书者只要买一部书，实际上就等于买到了两部名著。不过，这种做法也使喜欢《三国》的人不得不同时购买《水浒》，需要《水浒》的人又不得不把《三国》买回去，多少带有强迫中奖的意味。[64]有些书则直接把几种小说合编为一部，不是为了强行推销，而是希望适应不同读者的多重口味，让消费者拥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可以随兴阅读自己喜欢的篇章。明代的话本小说集，如《六十家小说》《三言》《三刻》等，多少都有这样的编纂目的。更复杂的情况，当然属于那些小说类书籍。从《说郛》《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燕居笔记》《钟情丽集》等书来看，各种各样的内容都集中在一部书中；不仅收录小说篇章，连酒令、歌谣、笑话等非小说内容也编入其中，仿佛一部万事不求人使用的《万宝全书》。这显然是根据消费者的多重需求和便利性作出的调整，甚至可以看作今天小说杂志的前身。[65]可惜我们无法考定它们的售价。如果具有附送性质，就像中国新闻报纸特有的副刊一样，会让大众觉得买东西还附带赠品；然而站在商家的立场看，这却是牺牲性的大甩卖。

译肆、恶劣的营销策略 毛晋的汲古阁刻书号称是有明一代的翘楚，藏书也十分精良丰富，然而他并没有如实地把这些优点呈现在自己刊刻的书籍中，实在很可惜。叶氏所著《书林清话》曾这样批评说：然而，他刻书时不依据自己收藏的宋、元旧本，校勘也不十分精审。几百年来，虽然流传的版本很多，却难免给那些一味推崇宋本的人留下口实。[原文此处有缺漏]略举黄、顾、陈、段诸家所指出的错误来看，他刻书的功劳不但不能掩盖过失，反而传播错误的版本，贻误后人。[66]事实上，这并不是叶氏一人的看法，孙从添《藏书纪要》也持有相同意见：“毛氏汲古阁所刻的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竟然有大错特错、完全不合道理的地方……”又说：“毛氏所刻的书很多，好的只有几种。”[67]既然连刻书名家都是如此，对其他各家就更难提出要求了。这是明代一朝的刻书风气，也是市场竞争之下的一种不道德营销策略和商业行为：既不愿增加投资成本，也不甘心承担投资风险，只想一味从中获取暴利，于是投资策略和营销手段便偏离了商业道德准则。现在特意把这种情况叙述如下：一、迎合世俗、媚俗的劣质仿作 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产生新的思潮，形成一个时代的新风尚。一旦有先知先觉、思想较为敏锐的作家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往往就会被世人视为“正合我意”的知己，产生震撼当代人心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从而使“洛阳纸贵”，一时风靡。这种结果不仅成就了作家的名声，也使书坊赚得很多钱。然而，“好景没有三天”并不只是今天的商业现象，回顾明代各行业和书坊的情况也是如此。毕竟，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是哪里有钱可赚，人们就往哪里去，人人都想抓住商机。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书坊抓住这股流行风潮，像东施效颦一样，仿作一些劣质作品：既没有十年增删修改的艰苦构思，也没有五次批阅的谨慎态度，纯粹是抄袭、改头换面，使一部部唠叨重复、性质相同的小说接连出现，直到陈词滥调、市场饱和、读者心理发生变化而拒绝购买，商家无钱可赚为止。比如《金瓶梅》这部作品，固然有糟粕，却难以掩盖其中的精华；后来的《续金瓶梅》还值得一读，然而《三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读起来就令人厌恶了。更何况《载花船》《七美图》《八美图》《杏花天》《桃花艳》《闹花丛》《灯草和尚》《痴婆子》《醉春风》《怡情阵》《两交欢》《一片情》《同枕眠》《同拜月》《皮布袋》《弁而钗》等众多作品，纯粹靠糟粕来取悦低俗读者，迎合人类“食色性也”的动物本能，已经失去了文化人的本质以及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二、专门仿冒名牌，盗取智慧财产权：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认为，人类的智慧是上天赐予的公共财富，理所当然应当为大家服务，因此智慧财产权和专利权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尤其在《金瓶梅》问世以前，不论是话本小说还是章回小说，许多内容都来自民间原有的口头流传，究竟谁是原创者、谁曾加工整理，几乎无法考察。即使是知名作者，往往也只是后来居上，依靠别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加以收编、汇集、整理和加工而已。[69]追究其根本，并不完全是作家自己虚构创作的心血，所以彼此抄袭，也没有人出来抗议。何况当时小说的地位不像今天这样崇高，作者躲避它还来不及，哪里敢公开承认这部书是自己创作的[70]，为自己争取著作权益？于是便造成盗版书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古今中外都一样，并不是中国所独有。最不体面的做法，莫过于利用原作残余的影响，仿冒名牌，篡改原书，还把自己的名字冠在新刊本上，大肆做广告，声称自己出版的才是真正的原书，以此欺骗消费者。或者借用名公巨卿以及大作家的名望，声称该书经过李卓吾等名家评点[71]，实际上不过是三家村学究的涂鸦罢了。此外，从一些书籍的题记中，也可以大致看出当时出版界翻版盗印的猖獗，以至于一些书坊不得不以近乎恐吓的口吻，把警告明确写在版木封面或牌记上。例如《皇明文隽》八卷卷末题写：“师俭堂萧少渠依京板刻”，封面题写“师俭堂萧少渠领绣”，朱色牌记又说：“陈衙发锓《皇明文隽》……敢有翻刻必究。”而另一部所刻《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附释义二卷、蒲东诗一卷、钱塘梦一卷》，扉页内题写：“内仿古今名人图书，翻印必究。”这些文字无不说明，师俭堂的主人特别重视自己的权益，也反映出当时苦心经营的书商是多么害怕不良的盗版风气。又如《汤若士批点李卓吾全书》加写：“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天启年间仁和即奎金刻印的《风俗通义》也明确署称：“本衙鸠工绣梓，翻刻千里必究。”崇祯年间顾氏刊本《鸡肋集》则题写：“千里必究。”

译类似这样大同小异的文字到处都是。像陈衙发锓的《皇明文集》直接声明“敢有翻刻必究”，语气已经颇具威胁性。甚至在自己的版本被盗印之后，也有人直接到官府打官司，例如李渔为了《无声戏》，特意到金陵告发。像这样的盗版情形，可以说是全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其中又以闽地最为严重。明代郎瑛用“货利为计”一句话揭示了这种情况，并说：关于印版，《笔谈》认为始于冯道上奏，请求雕刻五经；柳玼的《训序》又说：“我读到印版的《小学》一书，可见印版并不是始于五代。我想唐代不过只有一两处稍有印版，到了五代刻印五经以后才兴盛，宋代则各种书籍都有刻本。然而版本最容易取得，收藏的也多，却难免有差错。因此宋代考试策问时，有人问井卦为什么没有某些内容，正是因为闽地书籍漏刻，后来传为笑柄。我国太平日子长久，旧书多有出现，这是大幸；但也可惜被福建书坊毁坏了。因为闽地书坊专门把获利放在首位，只要遇到各省刻印的好书，听说价格高，便立即翻刻，卷数和目录完全相同，却在正文中大量删减，又不明白说明，使人无法察觉，因此一部书只需半部书的价钱，人们便争相购买。近来徽州刻印《山海经》，也仿效闽地书坊，只是为了节省工本罢了。唉！秦火焚毁而六经不全，是形势所造成的。如今为了获利而使古书残缺，作为维护斯文的人，难道不应上奏设立专职官员来主管此事，像上古设置学官那样？或者在闽地任职的当道官员，能够深入了解情况并加以惩治，也就可以了。[72]” 福建由于书坊业发达，同行竞争激烈，往往不择手段盗印别家的图书，专门从获利角度考虑，于是出现了欺骗读者的做法。因此，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印的《前唐十二家诗》，就在封面页上明确写着：“闽城琅嬛斋板，坊间不许重刻。”至于刻书大户余象斗，也在自己刊行的《八仙传》序文中说：我余象斗自己刊刻华光等传，都是出自我的心力编集，劳累非常大，费用也极其高昂；可是却常常被谋求利润的人翻刻，许多传记照着本堂的样式，踩着别人的脚印，紧跟在别人身后。如今本坊自己另立门户的固然很多，也有一些追逐利益的无耻之徒，以及外地来的浪荡之人、逃亡的奴仆，专门想翻刻别人已经刻成的书，承袭别人的残余唾沫。这样的人难道不低头惭愧、羞得流汗吗？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所以说。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说（天一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余氏在这里说明，即使自己刊行与别人内容相同的书，不论有多少抄袭，或者重刻金陵等地的书板，也一定会在形式上稍作加工，绝不照搬他人的原有样式，以免招来“践人辙迹，逐人尘后”的讥讽。然而有些不用心的书坊，专门承袭别人的残余，连版式和装饰都没有稍加用心；还有一类无耻逐利之徒和外地来的浪荡人，仗着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的侥幸心理，翻刻自己的心血结晶，简直让他痛心流血。最可恶的是那些离开本家书坊、出去自立门户的雇工，他们暗中学会了书坊里的一招半式，掌握了产业技术和商业机密，竟然回来与自己竞争，弄得自己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余氏在《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三十五卷中自述说：市面上的各种书籍杂乱刊刻，大多沿袭旧有套式，只取其中一点，舍弃其中十点；丢掉精华，采用粗劣部分。本堂近来得到这部书，名叫《万用正宗》，分门别类，内容都记载得完整齐备，打开书卷阅读 它，各种用途便都一目了然。这似乎是在说明，本书的刻本一定比别人的更完善；然而第卷十六的牌记却题写：“万历新岁谷旦乔山堂刘少岗绣。”这究竟是因为收购了别人的版片，还是盗版留下的痕迹，看来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其实，并不只是福建书坊如此，其他地方的文化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同。例如《智囊》说：“吴中刻书多以获利为目的，而最苦于翻版。”常郡书林何敬塘刻行的《皇明三元考》（截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就说：“张衙藏板，不许翻刻。”浙江一地仍然如此。了了一道人良甫（王征）刻印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封面页题写：“武林李衙藏板，翻刻必究。”以及“严少萱发行。”杭州横秋阁本《鬼谷子》也题写：“虎林嘉树里张衙发行，翻刻千里必究。”张氏白雪斋新刊的《吴骚合编》也刻有：“虎林张府藏板，翻刻千里必究。”等字样。这些都说明，从南到北，书商的盗版风气极其猖獗。民间如此，官方也一样。明刻本《大明万历七年岁己卯大统历》的牌记上说：“钦天监奏准印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 这简直是通过立法来禁止盗版行为。三、删节原本，杂凑成篇

译有些情况是，在别家出版之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便把其他书店已经出版的原书加以删节，只保留故事的情节梗概，以减少刻工、纸张和油墨等印刷材料。例如《水浒传》流传刊印六百多年，在版本方面留下了不少问题；它不但有繁本、简本之分，繁本中又有简本，简本系统中也有繁本，情况错综复杂。马幼援等《水浒》专家已经作了许多证明，但直到今天仍无法把全部谜团解释清楚，那么当时的普通读者又凭什么加以辨别呢？有的则把一些篇章文字杂凑在一起，看似延长了故事情节，实际上却又臭又长[73]，使普通读者误以为这些多出来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全本小说；甚至还在原书中增加一些内容或性质并不协调的篇章，添入别样的文字。《说郛》《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燕居笔记》《稗海大观》等小说类书籍的编纂方式，全都如此。以《万锦情林》的材料来源来说，可以看出它是《国色天香》的选编本。传奇文部分选取了《钟情丽集》《张于湖记》《白生三妙传》《觅莲传记》《浙湖三奇传》数篇；杂类也取自该书的《戛玉奇音》《山房日录》《快睹争先》《台阁金声》《搜奇览胜》《士民藻鉴》《珠渊玉圆》等门类篇目，这些构成了该书的主体部分。随后又加入《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中的几篇传奇，以及《辍耕录》中的杂类，再加上一小部分时事和《艳异篇》的部分篇章，便构成了六卷本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它只是抄取别人的材料，混合编成一书。当然，也有可能取自当时已经存在的《风流十传》；但由于它与《国色天香》的各个门类如此相似，显然不是其他书可以替代的。然而余氏编纂时，完全删去了《国色天香》各类原有的篇名，似乎有意隐瞒读者，这一点不能不予以批评。因此，任意增删、改写原材料，可以说是明代编书、刻书特有的风气，也是通俗作品的常态。耐人寻味的是，余氏盗袭原书内容之后，还故意附加评语，装作自己加工过的样子。例如《万锦情林》中有以下几则：《奚奴温酒》篇末附有余仰止先生的评语：唉！那个女子不过是卑贱的奴婢罢了，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到精细极致，便能够感动人，这也是因为她专心致志的缘故。士君 子所学习的，是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以及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却不能达到应有的极致，和她相比 就差得远了！《归妇吟》附有余仰止先生的评语：固然刘氏有莫大的幸运，但王氏也确实是仁人啊！《夫妇同棺》篇，余仰止先生评道：春儿出身寒微，不熟悉礼节，尚且知道夫妇之间的大义到这种程度；看看世上的名门大族，动不动就用衣冠来炫耀自己，往往丈夫的尸骨还没有冷，另觅配偶的念头已经在心中 翻腾了，这难道不是把春儿当作万世罪人吗 ！《虎祸》篇也有余仰止先生的评语：在颠沛流离、遭遇患难之际，竟想凭八个人的智慧去陷害一个人的愚昧，他们的用心也太险恶了！天道 果真昏昧不明吗？乍看之下，以上几则确实像是余仰止先生的评语；然而，那些文字原本就是《辍耕录》各篇篇末已经存在的内容。余氏只不过把语气连接起来，窃取原文，造成自己加工过的样子，以区别于所取用的书。像这样的书商，并不是只有少数几个。还有人假托官府刊刻，题写“本衙藏版”；或者“书贾把别的书移来列入表中，放在卷首，想借官书来抬高身价。”[74]更有编印者自己也没有弄清情况，导致同一本书前后矛盾。例如《绣像后唐全传》是封面原题，目录却误作《新刻增异说唐后传》，正文又作《增异说唐秘本后传》，一本书有三个名称，究竟哪个对、哪个错，恐怕连书坊自己也无法判断。至于英德堂刊行的《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志传》，也只刊印了南宋部分，这难道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欺骗读者的行为吗？还有人颠倒时代，窜入无关内容。例如建邑书林杨氏清江堂刻印的《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二十七卷，题为商辂撰，书内题有“后学庐陵刘友益书法”“后学新安汪克宽考异”“后学慈湖王幼学集览”“后学建安冯智舒质实”“建邑书林杨氏清江堂新刊”。明明是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成书的东西，却把商辂之前依据朱子《通鉴纲目》所作的作品塞了进去，其不合理之处不言自明。[75]尤其是前面引用的明代郎瑛所说的闽地书商专门“以货利为计”，破坏行业规矩：凡是遇到各省刻印的好书，只要价格高，便自行翻刻，卷数和目录完全相同，正文中却大量删减，又不明白说明，使一部书只需付半部书的成本。这种行为实在是不道德的商业手段。伍、书坊倒闭与停业

译文化市场或知识经济与一般经济市场略有不同。就其内部而言，文化思潮往往左右文化消费的形态和风气；从读者的消费心理来看，一种已经被大量消费、失去刺激性的产品，很难继续引起读者的购买欲望。这种喜新厌旧的习气，是古今读者的通病。因此，文化产品如果不能适当调整，发行过多以后，不仅会使读者产生消化不良和反胃感，也会使有限的文化市场出现排挤效应和滞销现象。就文化产品的外部特性而言，只要购买了一部书，一生之中便没有理由再购买第二部；没有时间、没有钱时，也可以暂时不买，因为它没有迫切性，甚至还可以到小说租赁店或亲朋好友那里借阅。它不像其他生活必需品，今天消费了，明天仍然需要消费，而且是经常性的必需消费，不能靠借贷来替代。正因为这些特殊因素，当同一作品或同一类型的作品产量过剩、竞争过于激烈时，小额资本的出版商得不到经营利润，又承受不了长期亏损，便不得不退出市场、结束营业，并把生产模具清点后转售给同行。例如，汲古阁可以说是明代一朝刻书的大户。它所刻的《丹渊集》四十卷，原先由吴建先负责雕版；到了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虽然已经刻成书板，却无法印行，渐渐被蛀虫侵蚀，毛晋于是把它带回去，整理修补残缺之处，重新付梓，这才得以广泛流传于世。[76]不过，汲古阁自己制作的版片，在其子孙接手之后也流散到各处，郑德茂曾撰写〈汲古阁刻板存亡考〉一文加以说明。[77]另有一些书坊名称虽然不同，却同时存在于同一部书中的情况。例如：《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酉阳硅古奇编》、《医学正传》八卷、《大明一统治》九十卷、《新刊全相二十四尊得罗汉传》、《陈先生选释国语辩奇旁训评林》二卷、《新刊明医秘传济世奇方万痾必愈》十一卷、《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二卷、《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二百三十六卷、《新刊正文对音捷要琴谱真传》六卷、《新刊古今名贤品汇注释玉堂诗选》八卷、《新刻癸丑科翰林馆课》四卷、《国朝名公翰藻超奇》十四卷、《新栔郑孩如先生精选史记旁训句解》八卷、《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昭代典则》二十八卷、《全像海刚峰居官公案传》四卷、《新刻校古本历史大方通鉴》二十一卷首一卷、《郑南皋集选》七卷、《清睡阁快书》十种十五卷、《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八卷九十一节、《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儒门事亲》十五卷、《幼科全书》十四卷、《伤寒六书》六卷、《针灸甲乙经》十二卷》等书，都留有两家书坊的名号。这一情况清楚说明，这些书的版木前后经过两家以上书坊之手，曾发生转手出售，后来才补刻或加上另一家书坊的名号。[78]这种书坊兴衰更替的情况，尤其常见于金陵、建阳两地，例如余氏双峰堂、周曰校万卷楼、唐氏富春堂、新安无勉学等转售的例子很多。这些都是书籍版木转售的明确证据，小说方面的例子更多。例外的情况是，由于旧版字迹模糊，一些资金雄厚的书坊重新筹资刊印新本，同时把旧版低价出售。余氏刊刻的书中偶尔有这种情况，但它仍着力维护商业信誉，因此这种行为又不能与一般的转售相提并论。

译六、结论 本文只是从出版市场的经营方式和消费形态出发，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初步探讨；它也是拙著《从商品经济看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中的一个小章节，试图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诠释文学现象。资料收集相当不容易；至于对产品的各种研究，目前也正处于详细统计分析的阶段，希望能够用量化数据的方式说明文学或小说市场中的诸多问题。然而无论如何，只有在了解和掌握有明一代总体经济与个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之后，才有可能正确厘清并评估明代出版业这一经济个体对文学所产生的诸多影响；这也是本文有待扩充和深化的地方。至于仅就出版业的个体经济而言，目前留存的部分史料和图书能否充分反映当时的出版文化与现象，我们实在没有多大把握。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各地公立、私立图书馆以及个人的藏书，并没有充分反映在图书记录中；一般记录的只不过是作者和书名，并不是针对我们所需要的内容编录的。即使有些图书经过部分专家学者检视并留下记录，也只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再者，书籍收藏在天下各处，无法集中到一处进行校勘比较，因此难免只能窥见局部；而想要作整体论述，其困难程度自然不言而喻。况且，这些图书目前都已列入善本图书，查阅时困难重重，既费时、费力又费钱，这才是学者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因此，在这些有限的材料上进行推敲论述，所得结论难免仍有不足或错误之处。我们只能依据手头已经掌握的材料进行论述，但即使如此，也已经可以大致看出：当时的书坊虽然不像今天的出版事业那样规模庞大，却足以说明书坊已经形成了小型资本手工业的经济规模和形态，并且在市场上展现出企业特有的经营手法与营销策略。如果拿它同今天所知道的大型企业相比，已经没有太大差异，区别只在于规模大小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后记：本文完成于三年前。此后经过多方面阅读，发现有许多资料需要补充，尤其是沈津的〈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刊登于1996年6月《国家图书馆馆刊》第1期第101～118页，其中提及明代坊刻图书流通与价格等珍贵史料，都是第一手见闻，可供参考论述之处很多。陈学文也有〈论明清江南流动图书市场〉一文，刊于1998年《浙江学刊》第6期，提到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引用《湖录》中的文字，记载书船从乌程织里以及郑港、淡港等村落出发。明代中叶，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广泛储藏书籍。旧家子弟中喜欢古书的人，往往把珍秘书册雕刻印行，使之流传。因此，织里各村的居民便以此牟利，到船上购买书籍。他们南到钱塘，东达松江，北抵京口，走访士大夫之家，从袖中取出书目，评定书价；所到之处，主人常常以礼相待。客人还没有入座，便被称作书客；偶尔遇到奇特冷僻的书，收藏家往往资助他们搜寻访求。这些极其珍贵的记载，应当改写并收入正文。至于潘建国的〈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一文，刊载于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七卷第421～446页，也有一部分内容可以参考。王佩琴的〈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特质与发展倾向：从印刷出版的技术与市场谈起〉一文，刊于《书目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三期第17～31页，对于大木康和矶部彰教授关于书价的见解，也提出了质疑。以上这些文章，本来都应该重新吸收，改写或增入旧作之中；但是因为已经进行最后一次校订，为了不再大幅改动版面，同时也不至于影响本文的论述，只好在这里略作记载，暂时作为补充说明。《元佑秘阁续法帖》说：“元佑五年庚午四月，秘省请求把《淳化阁帖》中尚未刊刻的前代遗墨刻入石中，诏旨同意了此事。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八月工程完毕，历时十一年，耗费缗钱一十五万才完成。” 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国家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民国85年06月，第101～118页。■104页：清朱彝尊《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指南纲鉴》二十一卷首一卷。■106页：《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指南纲鉴》二十一卷首一卷，明苏浚辑，明万历四十年（1612）熊冲宇种德堂刻本，十册。扉页刻文：“刊刻紫溪苏先生标题纲鉴纪要。种德堂。纲鉴这部书，坊间混杂刻印的很多。其中有的纲目不完备，主旨不明确，实在是□□□□□（字佚去）下。如今紫溪苏先生用心删补纲鉴，标题完备，主旨详尽精确，可以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一项帮助。命本堂用楷书精工刻印，一个字也没有错误；天下的君子购买时，要辨明真伪。请认准种德堂作为凭记。万历壬子年秋月谷旦，熊冲宇谨记。” ■106页：《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指南纲鉴》二十一卷首一卷，明苏浚辑，明万历四十年（1612）熊冲宇种德堂刻本，十册。扉页刻文：“刊刻紫溪苏先生标题纲鉴纪要。种德堂。纲鉴这部书，坊间混杂刻印的很多。其中有的纲目不完备，主旨不明确，实在是□□□□□（字佚去）下。如今紫溪苏先生用心删补纲鉴，标题完备，主旨详尽精确，可以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一项帮助。命本堂用楷书精工刻印，一个字也没有错误；天下的君子购买时，要辨明真伪。请认准种德堂作为凭记。万历壬子年秋月谷旦，熊冲宇谨记。”

译■107页：四川省图书馆藏《新刊玉堂周易本义》四卷，附《总图筮议卦名》一卷，明万历张闽岳新贤堂刻本。该书扉页刻文：“玄赏《易经》本。本堂的四书五经都经过多次校勘，与书坊刻本中常见的文字讹误截然不同，天下人应当多加珍赏。新贤堂张闽岳识。” ■107页：又有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新刻御颁新例三台明律招判正宗》卷首一卷，明舒化等辑，明末建邑余象斗双峰堂刻本。其扉页刻文：“坊间杂乱刻印《明律》，但大多沿用旧例；有的只有琐碎说明而没有判词拟稿，有的只有判词拟稿而没有告判，读律的人对此很苦恼。本堂近来刻印此书，遵照新例编排：上面有判词拟稿，中间有音释，下面有判告和琐言，层次井然、依据确凿，清楚明白。购买者可以认准‘三台’作为凭记。双峰堂余文台识。” ■107页：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锲旁注事类捷录》十五卷，明邓志谟撰，明书林余彰德萃庆堂刻本。扉页刻文：“书史也是浩瀚无边的。如果不探求它的要领就去阅读，就好比整理丝线却找不到线头，纷乱不堪；又好比远行没有指南，容易走入许多岔路。这部书穷尽古今天地人物万事而加以总括，名为《事类捷录》。翻阅它便能剖析事理、疏通关键，有如庖丁解牛一般的技艺；贯穿线索、串联珠玉，又夺得织女的巧妙。内容繁多却能归约，文字简略却能工整，实在是后学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捷径。购买者幸望具备辨别真伪的眼力。萃庆堂识。” ■107页：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萃庆堂刻《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十卷，也由邓志谟辑录。扉页告白说：“古人的事迹，其中包含可以效法和引以为戒的地方，也可以用来观察兴衰，怎么能说这是白白损耗木板呢？只是书坊所刻的书，不是简略而不详尽，就是混乱而失去次序，使博览群书的君子长期感到叹息和不便。近来听说许先生首先编成《故事白眉》，分门别类搜集，毫无遗漏，收藏起来可以作为家中珍品。我带着钱财求得刊刻此书，使它公之于四方，愿明眼的公众共同鉴察。萃庆堂余泗泉谨白。” ■107页：《文选》的目录后有广告说：“金台书铺汪谅，现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面。现在把本铺刻印的古书目录列在下面；此外，家中收藏的古今书籍不能全部列出，愿意购买的人请阅览。翻刻司马迁正义注解《史记》一部；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选一部；翻刻黄鹤注《杜诗》一部；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翻刻解注《唐音》一部；翻刻《玉机微义》一部；翻刻《五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都是宋元版。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重刻《臞仙神奇秘谱》一部；重刻《诗对押韵》一部；重刻《孝经注疏》一部，都是古版。”末尾题有一行：“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板校正新刊。” ■107页：明万历四十年（1612）书林安正堂刘双松所刻《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三十八卷（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此书就是刘双松根据元人辑本编成的。每一类都有一幅图，制作相当精细。扉页刻文：“《全补文林妙锦万宝全书》，本堂原来已有编本，已经广泛流行。近来因为第二次刻的版木模糊，不便再命工匠雕刻，于是恳请双松刘君删去旧内容、补充新内容，选取精华、拔取优异之处，天下有识之士无不称赞羡慕。近来贪图利益的恶徒，伪造牌记混杂出售，翻刻本又不完备，不但读者得不到益处，还会使使用者产生错误。因此，第三次刻印真本，中间刻有‘真万宝全书’字样，牌记使用双松印记；购买者查验有姓氏和字号，才不会误认。谨此说明。”

译书林安正堂刘双松重新刻印。” 末尾还有荷盖莲座牌记，刻文：“《万宝全书》一册，本堂已经编刻，广行天下。近来因为版木模糊，仍然恳请名家删去繁冗、补充新内容，命工匠重新刻印。读这部书，不但能使读者醒悟心智，而且对日常使用也大有帮助。本堂因为遭到恶徒翻刻删削，不便再用伪造牌记包装封装，真假难以辨明；因此在中间刻上‘真万宝全书’，书名前加用葫芦形字体作为标记，天下君子应当留心鉴别。大明万历岁次壬子孟冬之吉，书林安正堂刘氏双松谨启。” ■107页：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两部《食物本草》，在广告制作上各有特点。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世庆堂刻本《食物本草》七卷、日用本莫三卷的扉页上，刻文：“镌刻王宇泰合订的《东垣食物本草》。这部书原是内府秘书，本坊近来寻得真本，又恳请翰林王宇泰先生认真参订校勘，订正鲁鱼亥豕之类的文字讹误，以便士人和百姓了解饮食调养的方法，以及通过饮食祛除疾病、延年益寿的秘诀，有识者请加以辨别。世庆堂梓行。” ■108页：明末南城翁少麓刻本《食物本草》二十二卷首一卷，扉页上刻文：“刊刻《救荒食物本草纲目》，内附急救蛊毒的良方。这部书是救济世人的宏大著作，也是增厚民生、应对急务的重要书籍，实际上是李濒湖先生在东垣旧辑本基础上参订补充而成的。搜集的物品是前编的数倍，采摘见闻加以考察，详细解释后【吉吉】。记录形状图像以区别真伪，注明产地以辨明优劣，精心绘图以救济灾荒，详列烹调方法以备使用；分门别类，列出标题纲目并加注说明，确实有益于日常使用，也不愧于编纂之劳。有鉴识的人应当从日常饮食中认识尊重生命的正道。南城翁少麓梓行。” ■108页：明末清初的贯华堂，曾经刻印过不少小说、戏曲，著名的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五卷等。它所刻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八卷，笔者曾见其扉页写道：“沈旭轮先生说，古人远游归来，一定会把当地出产的珍奇物品带回来馈赠亲近的人，如俞安期看见槟榔树、陆平原远望铜雀台，都因为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回来而感到遗憾。如今有个人从苏州来，却不送给我一罐虎丘茶、一部圣叹书，我实在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啊。苏州文起堂识。” ■108页　崇祯年间翁少麓所刻的《卜筮全书》十四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扉页刻着：“《卜筮全书》，阐易斋删补。此书旧本烦杂混乱、没有条理，实在是学者的祸害。现在这个版本由坊间的敦礼百愚先生（按：就是姚际隆）删去其中鄙俗谬误的内容，增补精华，从启蒙知识一直讲到深奥道理，很能提供登堂入室的阶梯。天下各家，大概都能据此剖析决断。南城翁少麓刊行。” ■109页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锲王氏密传叔和图注释义脉诀评林快捷方式统宗》八卷，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书林刘朝管安正堂刻本。除扉页外，还刻有十三位名医的图像，分别是：“伏羲皇帝、神农炎帝、轩辕黄帝、天师歧伯、太乙雷公、神圣王扁鹊、医圣张仲景、国医王叔和、皇甫仕安、报璞子葛洪、良医华陀生、真人孙思邈、药王俞慈藏。” ■109页　武林徐象橒（字孟雅）的曼山馆，也是万历年间的著名书坊；它刊刻《唐荆川先生纂辑武编》。姚文蔚在序中说：“象橒是我亡友徐三雅的儿子，他说：‘士人的子弟本应成为士人；我却因为贫困，只好经营什一之利，以卖书为业，希望这样往来接触的都是士人。焦先生（竑）怜悯我，想扶助我，常常拿出珍藏来资助我的困乏。书版刻成以后，装载在兼两的车上，却被白白拿走、乌鸦般攫取，实在无可奈何；但焦先生施舍帮助从不厌倦。他又把这部书给我，使它得以流通，以继承荆川先生的志向。’” ■109页　明景泰刻本《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末尾刻着：“有一人到处州府青田县前急递铺内，看见此经后发心，请回家奉养父母。到了丁亥年十二月五日，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有了这个灵验的方法，便同妻子连氏一娘，现在用清净的财物刊刻经板印刷布施，希望今后万事保佑，使合家人口遇到各种事情都吉祥如意。” 另有莲座荷盖牌记说：“居住在大明国京都顺天府大兴县靖恭坊的佛信官孔祥及妻子纪氏妙德，于正统十三年五月间因患病不安，祈求神明保佑，恭敬地在三宝面前共同发下诚心，印刷布施《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千卷，用以保佑平安、吉祥如意。景泰元年七月某日散施。” ■109页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陶恩刻本《佛说高王观世音经》一卷，末尾刻有荷盖莲座牌记：“内织染局佥书官弟子陶恩奉佛，因为本官御马监掌印太监陈宪偶然遭受缧绁之难，弟子谨慎地发起虔诚之心，印造《高王观世音经》一千卷，祈求保佑本官早日脱离这场灾难，永远保持平安。嘉靖岁次丙寅仲春吉日施。”牌记之外又刻着：“东四焊楼北边灵床胡衕沈家印行。” ■110页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说：“在明刻本中，连只标明定价的也不多见。只有金阊书坊舒冲甫刊刻的《封神演义》（万历年间）标明‘每部定价纹银贰两’。安正堂刊刻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万历三十九年），标明‘好纸板，每部价银壹两正’。由此可见，建本比苏本便宜，所以销路较广。杭州城李衙刊发的《月露音》标明：‘每部纹银八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110页　清代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六《钱谷部·地丁搭钱》说：“地丁钱粮，七成征收白银，三成搭收制钱，原本是为了使国家货币流通；制钱十文，折合纹银一钱。”

译■110页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由明代李贤、万安等人编纂修订。明万历十六年（1588）杨氏归仁斋刻本。此书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共十六册。扉页刻着《大明一统志·御制新颁·刘双松重梓》，并钤有“□□□安正堂松记”印，以及“每部实价纹银参两”的木记。■111页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书林刘双松安正堂刻本，收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共三十七册。扉页刻着“宪台校正官板古今事文类聚大全。安正堂刘元初重梓”。另有荷盖莲座牌记，刊着“万历岁次丁未季冬月书林安正堂刘双松梓”，以及“每部实价纹银参两”的木记。■111页　晚清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刘氏安正堂刻《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价格为银一两整。■111页　明代黄凤池辑《黄氏画谱》八种八卷，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是万历、天启年间集雅斋、清绘斋刻本。扉页题着“新镌五言唐诗画谱，集雅斋藏板”，并刻有“每部实价纹银伍钱”的木记。■111页　艾思仁提到，哈佛大学塞克勒美术馆收藏的《新镌五言唐诗画谱》和《新镌梅竹兰菊四谱》标明“每部定价纹银五钱”。■111页　明末清初萧云所绘《离骚图》，收入民国复印本《喜咏轩丛书》。扉页刊着：“枣板绣梓，刷印无多，今包刻价，壹钱五分。纸选精洁者，每部贰钱柒分五厘。用上品墨屑，并刷工食费柒分五厘，共纹银五钱。今发兑每部壹两，为不二价也。装订外增贰钱。”

译书林汤复识。” ■111页　艾思仁观海楼书斋收藏的明末清音馆据万历四十年本翻刻的《诗余画谱》，不分卷。扉页刻着“清音馆藏板”和“每部纹银捌钱”。■111页　明代张学礼等辑《考古正文印薮》五卷，是万历十七年（1589）刻钤印本。扉页有“墨刷朱砂印，上白供单纸，宋笺壳衣，责力绫套，每部价银壹两贰钱”。又刻着：“考察历代各家的印谱，以及我朝皇帝名下各世家所收藏的古印，只有武陵顾氏的收藏还最为丰富。隆庆辛未年间，编成印谱二十册流传，原印只有一千多方，名为《集古印谱》，也算是一时的奇观。不久又增加到七千多方，没有加以校订选择，翻刻成木刻，改名为《印薮》，天下才有把鱼目混作珍珠的感叹。现在我所选的，都是亲眼见到、秦汉时期的真实文字，并且合乎六义的印文；我把它们刻在铜石上，印在月楮纸上，与爱好古物的人共同欣赏。万历己丑春仲中和道人识。” ■112页　明代来行学辑《宣和集古印史》八卷、《秦玺考》一卷，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来氏刻钤印本，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扉页说：“宝印斋监制《宣和印史》，夹连四，棉纸墨刷，珊瑚朱砂，衣责力绫套，藏经笺面。官印一套定价纹银一两五钱；私印两套，纹银三两。绝无模糊、剞邪、破损，敢悬于都门，自比《吕览》。恐怕有赝本，使用汉印配成的双印印记，凭慧眼辨认。来行学颜叔识。” ■112页 潘建国《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载《国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第七卷，第421～446页。■422页。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三十家书肆的名称。声遥堂、唐氏嵩□堂、李氏名盛堂、郑氏带草堂、李氏同陛阁、曾氏宗圣堂、李氏圣经糖、曾氏聚秀堂、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均为李氏）、郑氏宏文堂、徐氏英华堂、傅氏文茂堂、曾氏聚星堂、周氏瑞云堂、金氏文粹堂、徐氏文华堂、李氏先月楼、周氏宝名堂、周氏瑞锦堂、韦氏鉴古堂、周氏焕文堂、陶氏五柳居、刘氏延庆堂、李氏博古堂。■422页。民国元年（1911），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记录了三十一家书肆。石氏光文楼、曹氏文宝堂、徐氏宝文斋、饶氏善成堂、刘氏大文糖、二酉堂（旧）、聚星堂（旧）、张氏宝华、张氏修文堂、韩氏翰文斋、谭氏正文斋、李氏宝名摘、杨氏勤有堂、崔氏书业堂、丁氏肄雅堂、常氏萃文堂、马氏文琳堂、魏氏益文堂、李氏酉山堂、刘氏会经堂、魏氏文贵堂、李氏宝森堂、李氏文华堂、吴氏宝珍斋、魏氏宝经堂、乔氏同雅堂、阎氏同好堂、王氏三槐堂、乔氏同立堂、刘氏聚珍堂（原名天绘阁）、某氏宝书堂。缪 ■422页。1914年，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附录》。赵氏弘远堂、黄氏修文堂、孔氏晋华书局、张氏文益书局、丁氏有益堂、丁氏容录堂、刘氏松筠阁、马氏槐荫山房、楼氏文盛堂、张氏孔群社、魏氏文友堂、直隶书局、程氏弘道堂、陈氏来熏阁、崔氏维古山房、郭氏文雅堂、殷氏保古斋、张氏同古堂、岳氏修本堂、刘氏会文堂、刘氏九经堂、崔氏鸿宝阁、丁氏文英阁、郭氏鉴古堂、于氏述古堂、胡氏玉生堂、赵氏文焕堂、丁氏敬业堂。■424页。晚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吴门书坊之盛衰》考得干嘉时期吴门书肆二十四家：胥门经义斋（胡立群）、庙门五柳居（陶延学）、山搪萃古斋（钱景凯）、郡城学余堂、玄庙观前学山堂、墨林居、玄庙观东闵师德堂、府东敏求堂、臬署前玉照堂、文瑞堂、臬辕西中有堂、醋坊桥崇善堂、郡东王府基周姓墨古堂、阊门横街留【田井】堂、阊门书业堂、阊门文秀堂、金阊门外桐泾桥头芸芬堂、紫阳阁朱秀成书坊、葑门大观局、遗经堂、酉山堂、本立堂、王府基高姓书摊、胡苇洲书肆。■425页。《吴县为重渐书业公所兴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挠碑》（1874），载于《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供奉梓潼帝君，作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的场所；并办理同业中异乡伙计的事务，例如有人在苏州病故、无力回乡时，代为安葬在狮山义冢等事。■425页。阿英《苏州书市》（1938）记载了苏州书市的分布情况：苏州书市有三个中心：从察院场到饮马桥这一段护龙街，是旧书肆的集中地；从察院场到玄妙观，是新书市场；从玄妙观广场转入牛家滨，是小书摊集中地。护龙街东段、东大街、大华路、闾邱坊巷，也各有一两家书店，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16家：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来晋阁、大华书店。■427页。《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引《湖录》，转引自陈学文《论明清江南流动图书市场》，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

译书船从乌程织里以及郑港、淡港等村落出发。我们湖州在明代中叶，像花林茅氏、晟舍凌氏和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等家族，广泛收藏书籍。旧家子弟中喜欢搜求古书的人，常常把秘本刻印流传。于是织里一带的村民便以此谋利，在船上购买书籍。他们南到钱塘，东达松江，北抵京口，走访士大夫之家，从袖中取出书目，给书籍定价议价；所到之处，常常受到礼遇。客人还没有入座时，被称为“书客”；其中偶尔有奇异偏僻的书，收藏家往往资助他们搜访。■431页。上海规模较大的书店也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例如总店设在上海福州路棋盘街口的中华书局，分别在北京、天津、保定、直隶（石家庄）、张家口、奉天、吉林、长春、绥化、济南、东昌、烟台、太原、开封、郑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温州、兰州、南昌、安庆、长沙、衡州、常德、沙市、汉口、武昌、成都、重庆、福州、厦门、广州、潮州、汕头、桂林、梧州、云南、贵阳、刑台、新加坡等42处设立分局。总馆设在上海棋盘街中市的商务印书馆，也分别在京师、天津、奉天、龙江、太原、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泸州、汉口、长沙、常德、南昌、杭州、福州、广州、潮州、芜湖等20处设立分馆。■432页。日本蓬左文阁收藏的《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扉页有四行小字说：《列国》这部书，是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编纂而成的。只是书板只有一副，重刊了几次，书板已经破旧。象斗校订、改正并重新刻印全像批评本，以便天下君子一览。购买者必须认准双峰堂作为标记。余文台识。” ■433页。清代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外省书商来苏州兑换书版时，先把捆单交给崇德书院的司月查验；如果有应当禁毁的书籍，就立即交给有关机构销毁。大的新书板每块一百文，大的旧书板每块七十文，片头新板每块八十文，片新板每块六十文，旧板每块五十文，滩头小片每片二十文，唱本板每板三十文；书本按批定的洋银价格折扣相抵。倘若有模糊不清或不完整的，按原数减半；抄本每十页五文，每页以四百字为标准。■438页。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说：民国五年（1916），上海创设了古书流通处，主人是海盐人陈立炎，颇有阅历。最初发行书目时没有标价，仍采用讨价还价的方式交易；到了第二期书目，各书才开始标明定价。凡同行、熟人以及图书馆购买，都可以打九折；门市销售则不打折。■438页。陈乃干《上海书林梦忆录》：自从中国书店目录标明定价以后，就努力同外地顾客通过通信进行交易；后来来青阁、抱经堂等也相继仿效，逐渐形成了通信交易的习惯。■438页。抱经堂老板朱遂翔说：杭州最早编发书目并标价的，是我的抱经堂书局；一开始就逐步标明售价，用来表示绝不欺骗顾客。几年以后，营业便蒸蒸日上。各家同行都看到有利可图，于是纷纷刊出书目，投入竞争。在上海方面，蟫隐庐和中国书店刊行的书目最好，也最为完备，每年出版一次，购买者以日本人为多。富晋书舍、来青阁等书店也先后兴起，刊发书目；而当时北京方面的书目，都不凯南寄，因为定价较高，恐怕会影响南方来购买书籍的人。此后，南北书店都有书目，也都有定价，价格大都相互参考后制定。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载于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中华书局，1959年。潘建国：《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86～94页。◆第86页。启事注明：“如果惠赠佳作，在杭州请交到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请交到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的寓所。”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翠娱阁行笈必携》陆云龙序后，也有一则征文启事，文字说：“征求玉堂诰敕，征求经世奏议，征求大匠诗文，征求名公启礼，征求名贤行实，征求天下奇闻。惠赠给我的，请邮寄到武林花市峥霄馆陆君翼家中。” ◆第86页。王重民先生说：“这种风气不知道始于何时，清初李渔、吕留良、张潮都采用这种方法征集稿件。” ◆第86页。《小说林》第七期（1907年11月）刊载了著名小说家包天笑的《天笑启事》，声称：“我近来想调查近三年来的遗闻轶事，作为《碧血幕》的材料。海内外的同道，如果能够赐给我奇闻，我将赠送该书单行本以及我撰写、翻译的各种小说，条件列举如下：一是关于政治外交的；二是关于商业、学界、实业界的；三是关于各种党派的；四是关于优伶、妓女的；五是关于侦探家以及大盗、巨奸的；此外，凡是近来有名人物的历史和各地风俗等，无论大小，都要，精粗兼收。如果承蒙赐稿，请寄往上海棋盘街《小说林》转交即可。” ◆第87页。光绪丁丑（1877）十月十七日，署名“寓泸远客”的人在《申报》刊登广告《有图求说出售》，文字说：

译现有精细画图十幅，装订成一册，名叫《有图求说》，委托《申报》馆代为出售，每册收取工本钱三十文。不过，图中的人名、地名以及事情经过，我都不十分清楚，还希望海内才人按照图画编成一部小说，约五万字，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写成清稿，由《申报》馆转交。选择其中文理最好的一卷，愿意赠送润笔费二十元；次佳的一卷，赠送十元，随即装订、印刷成书出售；其余各卷仍退还作者，绝不会有误。只希望诸位赐稿指教，便是我的荣幸。◆第87页。《申报》特意为此配发了一篇题为《书请撰小说后》的评论：近来的稗官小说几乎多得装满牛车，然而文人有着相同的心思、使用相同的笔墨，写出的书却各不相同，实在足以开拓心胸，也可以作为消闲的一种帮助。不过，我所读到的各种小说，卷首有的有图，有的没有图，从来没有专门只有图而没有文字说明的。现在看到本报刊登的寓泸远客征求撰写小说的告白，似乎就是征诗、征文遗留下来的意思；文人雅士在酒后、睡醒之余，大可以借此消磨时间，这样看来，奇情壮采将纷纷从笔下涌出，而各位同人又可以击节欣赏了。◆第87页。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期限届满时，竟然只有一人应征。“寓泸远客”被迫于十二月十六日在《申报》刊登《有图求说宽期》的广告，称：“此前刊登的《有图求说》一事，原定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收齐稿卷，选出佳作，评定甲乙，随即发给酬金。现在期限已到，但收到的作品不过是安闲先生的一卷，无法比较，也难以判定优劣。”因此“只好延长期限，计划截止到来年正月底。希望远近各位，如果有所创作，可以在期限前赶快交来，不要再拖延；过期交来的，就不再收取了。”此后，征文期限一再延长，直到光绪戊寅四月二十一日（1878年5月22日），“寓泸远客”才公布结果。当日《申报》刊载了《有图求说取列》的启事：启事说：此前征求撰写的小说，如今只收到安闲先生和蓬山居士两卷，都没有发现特别好的，均难以刊印，只能依照原先的说明勉强分定甲乙，以安闲先生为第一名，酬金二十圆；蓬山居士列第二名，酬金十圆。定于本月二十二日三点钟在《申报》馆当面交付，请届时不要错过。此后，如果有人能够写出更好而且适合刊印的作品，也允许酬谢，特此敬告。这次征文前后持续了半年多，却只收到两篇稿件，最后不得不草草结束。◆第87页。“寓泸远客”也可能就是《申报》馆老板、英国人美查，但这也无法确定。◆第87页。第二次小说征文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1895年5月25日），《申报》刊登《求着时新小说启》，文字说：我私下认为，要感动人心、改变风俗，没有比广泛而迅速地推行小说更好的办法了。小说传播不久，往往就能家喻户晓，社会习气也不难因此改变。如今中华积累的弊病最为严重的，有三项：一是鸦片，二是时文，三是缠足。如果不设法改变，终究不是富强的征兆。现在想请中华人士中希望本国兴盛的人，撰写新趣小说，集中揭示这三件事的巨大危害，并提出消除各种弊病的巧妙办法；先列出提纲加以说明，构成篇章，贯穿编成一部，使读者读后受到感动，努力加以革除。文辞以浅显明白为要，语意以有趣高雅为宗旨，即使妇女和儿童也都能够理解。叙述事情务必选取近来容易发生的，千万不要抄袭旧套；立意不要追求稀奇古怪，以免使人触目惊心。期限到七月底，届时收齐稿件，仔细评选：第一名酬洋五十元，第二名三十元，第三名二十元，第四名十六元，第五名十四元，第六名十二元，第七名八元。如果确有佳作，足以劝导人心，也将印行问世，并打算请作者经常撰写同类书籍，把它作为长久的事业。凡是写成的稿件，请包好封严，外面写明姓名，送到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到后会发给收条，评定名次后发放洋钱也在这里。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这则征文启事后来又刊载于《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册（1895年6月）和《中西教会报》复刊第七册（1895年7月）。除少数文字略有差异外，其余都相同。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次征文是“由傅蓝雅发起、《万国公报》推出”，并认为“以小说启蒙”最早也是由在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提倡的，等等，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这则征文启事最早刊载于《申报》，时间比《万国公报》早了半个多月。◆第87页。傅蓝雅是英国传教士，曾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上海格致书院董事，独立编辑出版《格致汇编》，并创办西学书店“格致书室”，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卓著。《申报》和《万国公报》都是当时著名的报刊，因此这则征文启事产生了十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应征情况也颇令人满意。到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861月13日），共收到小说一百六十二部。由于“作者过多”，举办者将原定的获奖人数从七名增加到二十名，“都酬给润笔费”。傅蓝雅在当天的《申报》上刊登《时新小说出案》启事，公布了这二十位获奖者的名单。虽然他们的具体身份以及所作小说的篇目、内容，如今已经难以详细知道，但是，作为小说征文早期的获奖作者，他们的姓名理应受到特别关注：

译茶阳居士五十元，詹万云三十元，李锺生二十元，青莲后人十六元，鸣皋氏十四元，望国新十二元，格致散人八元，胡晋修七元，刘忠毅、杨味西各六元，张润源、■甘老人各五元，殷履亨、倜侬非常生各四元，朱正初、醒世人各三元，廖卓生、罗懋兴各二元，瘦梅词人、陈义珍各一元半。如果把第一次和第二次小说征文略作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两者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脉络：第一，社会反应相差悬殊。第一次征文只有两人应征，第二次征文则猛增到一百六十二人。由此可见，在短短十八年（1877至1895）中，中国文人和中国社会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兴趣发生了多么惊人的变化。第二，第一次征文的两名应征者“安闲先生”和“蓬山居士”使用的都是化名，其风格也与传统明清小说作者的名号十分一致。但第二次征文则不同，仅从目前知道的二十名获奖者来看，署真实姓名的有十人，占总数的一半；其中不少名字，如“望国新”“格致散人”“杨味西”“醒世人”等，都带有相当浓厚的晚清时代气息。事实上，署真实姓名还是署化名，并不仅仅是作者署名习惯的问题，其背后反映的是小说社会地位的升降变化。第三，两次征文的动机和目标都存在本质区别。第一次征文虽然“寓泸远客”没有在启事中详细说明要求，但从《申报》配发的时评中不难看出，他所征求的小说内容追求“奇情壮采”，作用是供人“酒后睡余”消遣，可以说还没有脱离传统小说的故事模式和价值取向；而第二次小说征文的举办者，则在广告中明确表示，所求的是“时新小说”，内容主要是反映中华的三大积弊、提出革新的妙法，反对追求奇异怪诞、落入俗套；其目的，是通过撰写、传播“新趣小说”，达到除弊兴国的宏大目标。傅蓝雅举办的小说征文活动，以及她在启事中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晚清小说；甚至有研究者把它视为“近代小说理论的起点”。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征文活动直接推动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实践。虽然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傅蓝雅将应征作品出版的资料，但至少有《醒世新编》（195）、《新辑熙朝快史》（1895）、《招隐居传奇》（1896）、《通商原委演义》（1897）四部作品，是“在征文启事的启发下创作的”。这些作品清楚而有力地表明了这种影响的实际存在，其中尤其以詹熙的《醒世新编》最为明显。光绪丁酉（1897）詹熙《自序》中说：“英国儒士傅蓝雅说：‘中国之所以不能自强，一是时文，二是鸦片，三是女子缠足。’他希望人们把这些写成小说，使读者容易理解，广泛受到劝诫。我深受感动，于是用两个礼拜写成了这部书。”又说：“书写成后，收藏在行箧中三年。”由此，《醒世新编》应当创作于1895年征文启事发表后不久。小说叙述了浙东巨族魏隐仁一家的兴衰故事。作者具有象征性地为魏家四个儿子安排了四种不同的生活和命运：长子静如，嗜毒成瘾；次子华如，热衷时文；三子水如，迷恋缠足妇人；四子月如，没有沾染三大弊病，出国留学，学习洋务，振兴家业。通过彼此对比映衬，小说鲜明地揭露了鸦片、时文、缠足的种种罪恶。有意思的是，在小说第二十九回，詹熙还借书中人物之手撰写了一篇《革时弊以策富强》，从理论上再次阐明三大时弊对社会的危害。可以说，《醒世新编》是一部完全按照傅蓝雅征文启事要求编撰的“时新小说”。可惜詹熙不知为何没有应征，否则一定会使傅蓝雅欣喜万分，头等奖励自然也非他莫属。◆第89页。梁氏写于1897年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谈到说部书时说：“现在应当专门使用俗语，广泛撰写各种书籍；向上可以借此阐明圣教，向下可以杂述历史，进一步可以激发国耻意识，放远一些可以旁及各族情况；以至于官场的丑态、考场的恶劣风气、鸦片的顽固嗜好、缠足的残酷刑罚，都可以把各种畸形现象揭露穷尽，以振作、砥砺末世的风俗。它所能起到的补益，难道还有限度吗？” 此后，严复、夏尊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序》（1897）、《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邱炜爰《小说与民智关系》（190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等文章，反复阐述了小说对于增长民智、革新社会的巨大作用。◆第89页。《万国公报》第八十六卷（1896年3月）和《中西教会报》复刊第十五册（1896年3月）曾同时刊载傅蓝雅的《时新小说出案》启事。其文字比《申报》刊载的更为详细，据此可以看到这次征文的许多具体情况：

译本馆以前发布启事，征求时新的小说，要求以鸦片、时文、缠足这三种弊病为主题，先设定案件加以演述，穿插编排成篇，仿照章回小说的体例，使前后贯通，意在刊行问世，劝化人心，使人知道应当改革；即使妇女和儿童，也能受到感染和教化。因此，构思务求有趣而雅正，用语也要明白易懂，叙事必须合乎情理，描写要达到恳切妥当。承蒙远近各位先生揣摩成稿，共有一百二十六卷。本馆竭尽百日之力，逐卷翻阅，发现这些稿子都有自己的主旨；但有的立意偏颇，叙述鸦片弊害过重，而对时文弊害说得过轻；有的所演述的案件过于奇异，事情多不合乎情理；有的叙事虚幻，情景常常取自梦境；有的语言浅俗，话语多为土白，甚至词语流于淫秽，事情涉及狎昵污秽，动辄说到妓院，仍未脱淫词小说的旧套，实在违背劝人为善的体例，怎么能让妇女儿童听见、看见呢？还有的满篇都是俚俗歌词和道情，虽然足以感动人，但并不合乎小说的体格，所以也按违式处理。又有通篇以长篇议论调谱、讲述文艺的，文字固然很好，只是不属于本馆所征求的作品，仍按违式处理。然而，既然承蒙各位先生俯允征求之意，惠赐佳作，足见盛情，并且有极力辅助劝善的深意；如果过分吹毛求疵，实在有违各位的雅意。现在特意遴选体格颇为精雅的七卷，仍按照先前的议定支付稿酬。其余各卷中还有很多可取之处，如果全部弃置，便辜负了各位先生的心血，我心里也觉得难以安宁。因此，在规定名额之外，又增加选取十三名，共计另加赠送洋五十元，希望作者们能够谅解我的苦心。◆90页 1、《新小说》社的小说征文（1902）。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民丛报》第十九号刊登《新小说社征文启》，后来又刊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11月），题为《本社征文启》：小说是文学中的上乘之作，对于社会风气的关系最为重大。本社为了提倡新学、开发国民，除社员自行创作和翻译外，现特向海内征求名家杰作，介绍给世人。谨将征文办法和稿酬标准公布如下：第一类：章回小说十几回以上，以及传奇曲本十几出以上的作品。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乙等，同上，每千字三元。丙等，同上，每千字二元。丁等，同上，每千字一元五角。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二元五角。乙等，同上，每千字一元六角。丙等，同上，每千字一元二角。第二类，文字种类如下：一、杂记；一、笑话；一、游戏文章；一、杂歌谣；一、灯谜、酒令、楹联等类。这一类投稿，恕不能一律支付稿酬；但如果被本报某一期采用，将赠送该期报纸一册，姑且用来答谢雅意。2、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征文（1904）。十月三十日，刊登《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启事：‘本馆创办教科书、《绣像小说》、《东方杂志》，以供给我们的同胞。幸蒙海内人士不嫌弃，只是同人知识有限，深恐不能胜任，无法满足各方的期望。拟广泛征集艺文作品，以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所征作品包括‘国文教科书’、‘小说’、‘论说’三大类。关于小说征文的文字，在这则启事中所占篇幅最多，主要征求以下四类小说：1、教育小说，‘叙述旧时教育的情况，详细说明其中的弊害，以阐明改良方法为主’；2、社会小说，‘叙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以及一切禁忌之事，描写其愚昧迷惑，以阐明格致真理为主，但不可牵涉各宗教’；3、历史小说，‘从鸦片战争起至拳匪乱事结束，详细记载外国人进入中国以及各国导致失败的原因，割地赔款也一并叙述，务求明白畅快，能够启发下等社会；但征引事实必须有所根据，不可凭空杜撰’；4、实业小说，‘叙述现实工商界真实的事情，详细说明其不能取胜的原因，以筹划改良办法’。每一类小说都‘采用章回体，或用白话，或用文言，听凭投稿者自便；先写几回，并另纸说明全书结构、作书宗旨以及全书大约有几回，预先一并呈示’；每篇字数要求在‘二万字以上’。奖金规定为：‘第一名酬洋一百元，第二、三名各五十元，第四、五名各三十元，第六名至第十名各十元，第十一名至第二十名各二十元，以下稿酬届时酌定，或者赠送本馆书籍；如果佳作很多，稿酬再行酌情增加’；‘稿件交至上海美租界新衙门东首祥麟里间壁成字1364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卷面注明姓名、籍贯住址，务必详细清楚；愿意使用别号者也可以，但必须与原局联系，以使投递回信不致发生错误’。并且承诺将从应征小说中‘选录佳作印行’。启事称本次征文‘年底截止，明年二月内选定名次，登报广告’。但遗憾的是，我们遍查光绪三十年（1904）、三十一年（1905）两年的《申报》，都没有找到有关征文结果的资料。因此，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小说征文究竟收到多少篇来稿，以及作者、作品的详细情况，都不得而知。◆91页 3、《月月小说》社的小说征文（1906—1908）。1906年11月，《月月小说》创刊号刊登《本社征文广告》：本报除了同人翻译、著述的作品外，仍广泛搜集海内名著；如果有佳作小说，愿意交给本社刊行，本社一定给予相应的酬劳。本报重视教育，凡是有关科学、理想、哲理、教育的小说，如果有佳作寄给本社，一经选用，稿酬从优。编辑部敬告。1908年3月，《月月小说》第十四号刊登《特别征文》：

译本社现在征求短篇小说，每篇约二三千字，以及《中西丛谈》、逸事等稿件。海内著作家如果有佳作惠赐，希望投函本社，由本社审定刊登。或者支付稿酬，或者赠送书报，都请在来信中说明意见，以便商定。投稿如果有与本社宗旨不相符合的，恕不答复，也不退还原稿。◆91页 1908年4月，《月月小说》第十五号刊登《征文广告》。本报除了同人翻译、著述的作品外，仍广泛搜集海内外名家的作品；如果有思想新奇的短篇小说，愿意交给本社刊行，本社一定给予相应的报酬。本报重视撰述，凡是有关科学、理想、哲学、教育、政治的小说佳稿寄给本社，一经选用，稿酬从优。撰写长篇小说，以章回体每部十六回或二十回为合格。1908年8月，《月月小说》第二十号刊登《月月小说编辑部告白》：历史、家庭、教育、军事、写情、滑稽。本社征求以上六种小说，不限制翻译或创作，也不限制段落、章回等各种体裁。如果有人投稿，请直接寄给本编辑部审定；一经刊载，稿酬从优；宗旨不合的，恕不答复，也不退回原稿。◆91页 4、《小说林》社的小说征文（1907）。1907年2月，《小说林》创刊号刊登《募集小说》启事：本社征集各种创作、翻译的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不论篇幅长短，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也不论章回、笔记、传奇。没有选中的，可以寄还原稿；入选者分别按等级支付稿酬，稿酬从优。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通信处为上海新马路福海里小说林编辑所。如果不是挂号信件，发生遗失等差错，本社概不负责。◆91页 5、改良小说社的小说征文（1909）。1909年6月26日，《申报》刊登《改良小说征求小说广告》。本社以改良社会、开通风气为宗旨，所以自创办以来，出版的各类书籍都坚持宗旨纯正、文辞意义浅显，长期受到各界欢迎，销路日益扩大；又承蒙热心社会的各位君子相互赞助，纷纷把稿件惠赠给本社。同人等在感激佩服之余，时常担心有所失误；自顾才识浅陋，缺点很多。想借助他山之石，不得不发出求助之声，还希望海内同道予以匡正、弥补不足。如果承蒙愿意惠让大作，不论文言、白话、传奇、盲词，还是新译佳篇、改良旧作，凡是与本社宗旨不相违背的，请邮寄到上海麦家圈元记栈本社总发行所，本社自然会按相应价值付酬。如果有人志在切实开通社会而不取稿酬，本社也一定体察这种高雅情怀，按照书本售价出售，和大家共同襄助公益，借助稗官野史的力量，作为开启民智、革除陋俗的津梁。博雅君子们，想来不会把这些话当作空谈。◆91页 6、《图画日报》馆的小说征文（1909）。1909年8月16日，《图画日报》第一号刊登《本馆征求小说》启事：本馆的设立，是为了开通社会风气、增长国民知识，并没有谋求商业利润的用心。不过，小说这一门类最容易使人警醒，也能劝导人们受到感染。因此，本报每天用图画刊载社会小说《续繁华梦》和侦探小说《罗师福》两种，以供读者阅读。只是每天出版需要耗费写作时间，本馆同人除了著述、编辑、调查以外，还要日夜勤勉工作，已经有忙得不可开交的趋势。想到海内并不缺少通达之士，如果承蒙把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心世道的小说赐给本馆，不拘体裁，长短都可以，本馆特备稿酬，以酬谢著作的辛劳；翻译作品请不要惠赐。务请不要吝惜佳作，本馆并无别的奢望。本馆著述部同人公布。◆92页 7、《小说月报》的小说征文（1911）。《小说月报》（1911）第二年第一号刊载《本社通告》：‘本报各个栏目都可以投稿，尤其欢迎短篇小说。’‘入选者分五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戊等每千字一元。’ 1902年，征求‘提倡新学，开发国民’的小说；1904年，征求‘教育’‘历史’‘社会’‘实业’小说；1906年，征求‘科学’‘理想’‘哲理’‘教育’小说；1907年，征求‘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1908年，征求‘历史’‘家庭’‘教育’‘军事’‘政治’‘写情’‘滑稽’小说。《小说月报》第三卷第十二号（1913）刊登了一则“特别广告”，征求小说，要求情节选择最离奇、最有趣味的，材料要特别丰富，文字务求妩媚。◆93页 例如‘世’《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1908）一文就曾预言：‘翻译小说过去特别多，创作小说现在特别兴盛。翻译者好比前锋，创作者好比后续主力。’‘我敢于相信，从今以后，译本小说的兴盛程度将来必定不如以前；创作小说的兴盛程度将来必定超过过去。’ ◆93页 《月月小说》第十号（1907）刊有一则告白，说：‘本杂志所刊《两晋演义》一书，是随写随刊的，全书预计在一百回以上，每期只刊一两回，只会使读者厌倦；如果多刊几回，又因为篇幅有限，白白占去其他小说的版面。同人再三商议后决定，从本期以后不再刊载。应当由作者集中精神，大加修订，尽快续写，等全书完成后，再另行出版单行本，提交海内读者订正。请读者鉴察。’

译宋莉华：《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第85～90页。■86页。1887年（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申报》说：石印书籍起源于泰西。自从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开设点石斋，见到的人无不惊奇赞叹。后来宁、粤各地商人仿效这种方法，争相开设石印书局。而新印的各种书籍无不互相竞争，各自炫耀长处；大多数字迹虽然细得像蚕丝，却无不清楚得如同犀角的纹理。它们装潢的古雅、校对的精良，更不用说了。确实是书籍市场上的奇观，也是文坛上的盛事。■第86页：1889年5月25日上海《北华捷报》刊载《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一文，称：上海的中国书籍石印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种重要产业。石印时使用蒸汽机，已经能够使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印，而且每部机器都能印出更多页数。由于中国资本家都能投资这种产业，获利很丰厚。印书如此便利，对于一个人人喜欢读书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转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8、91页。■第87页：《国学萃编》第一期“本社简章”中的“代派”条说：现在第一期出版，赠送三千册，不收一文钱。每册内附有订阅凭单一张。凡想订阅的人，请在单上注明订阅几册（或者注明订阅一月、半年、全年），连同阅费一起交给代派处，汇齐后寄到京城。无论订阅多少册，一律付给二成酬劳（邮费不得从中扣减）；如有拖欠，次月一定停止寄送。■第88页：1930年《绣像小说》第一期。购买、订阅《绣像小说》的价格如下：每月两册，全年二十四册；零售每册洋贰角，预订全年洋四元。经手代销者，各书馆按八折收价。外埠订阅全年每份另加邮资五角。代销达到五百份的按七折，达到七百五十份的按六五折，达到一千份的按六折。■第89页：《月月小说》。本杂志所刊载的《两晋演义》，是边写边刊的，全书计划在一百回以上；每期只刊一两回，只会使读者厌倦；如果多刊几回，又因为篇幅有限，白白占去刊载其他小说的篇幅。同人再三商议决定，从本期以后不再刊载。应当由作者集中精神，大加修饰，尽快续写；等全书完成后，再另行印成单行本，向国内读者请正，希望读者鉴察。■第90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岭东日报》刊载的一则“本馆广告”：征论告白：本馆自去年开办以来，已经过了几个月，多次聘请通达之人主持笔政。承蒙阅报诸君共同认可，本馆更加奋勉，又增聘同道中的高手，发表新的议论，每天刊登在报端。倘若海内外诸位君子有大作惠赐，本馆尤其愿意借此集思广益，恭敬地刊登在本报上，以推广群体学术，并传播文明。但必须在大作下面写明住址，亲自署名字数，并注明润笔费若干。由本馆账房登记，制作回条；到大作登报之日，请派人携回条来领取润笔费，本馆一定照数奉送，不会有误。所有酒资由诸位自行负责，恕不奉给。润笔标准如下：凡一万字，分为三等，二十元、十五元、十元，共三级。不足一万字的，按每少一千字递减；例如九千字，第一等减为十八元，第二等减为十三元五角，第三等减为九元，以下依此类推。凡五千字，分为三等，十元、七元五角、三元，共三级；不足五千字的，也按每少一千字依照上述方法递减。凡一千字，分为三等，三元、二元、一元，共三级。不足一千字的，润笔费只分为二元、一元两级。光绪廿九年五月初五。王佩琴《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特质与发展倾向：从印刷出版的技术与市场谈起》，载《书目季刊》（书目季刊编辑委员会）第三十五卷第三期，第17～31页。■第18页：陆容《菽原杂记》（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宣德、正统年间，书籍印刷还没有广泛流行。如今各地的书版一天天、一个月一个月地增加，天下古文的气象比从前更加兴盛了。但是如今士人的风气浮华糜烂，能够刻印正大古书来惠及后学的人很少，所刻的书都没有益处，令人厌恶。■第20页：《书林清话》引荥阳悔道人撰《汲古阁主人小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77年）。门上张榜说：有人拿宋椠本来，每页由本门主人按页付钱，每页出两百；有人拿旧钞本来，每页出四十；有人拿当时的善本来，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第20页：王渔洋《池北偶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明代尚宝少卿王延【吉吉】，是文恪的次子。……一天，有人拿着宋椠本《史记》来求售，索价三百金。王延【吉吉】哄骗那人说：“暂且把书留在这里，一个月后可以来取钱。”于是召集优秀工匠，按照宋本摹刻，刚满一个月就刻成了。那人按期来索取价钱，他故意骗他说：“把原书还给你。”那人分辨不出真伪，拿着书离开；不久又回来，说：“这也是宋椠本，只是纸张不如我的书，难道弄错了吗？”王延【吉吉】大笑，把事情的缘故告诉了他。■第23页：天启三年陈仁锡评选四十卷《明文奇赏》卷首。愿意应征的人，可以封装寄来，也可以当面交付；须到苏州闾门，询问书坊酉西堂陈龙山，当面交付。■第23页：明代丁允和、陆云龙编《皇明十六家小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一、刊刻《行笈二集》，征集名公的制诰、奏疏、诗文、词启、小札。一、刊刻《广舆续集》，征集各直省本朝的名宦、人物。一、刊刻《续西湖志》，征集游客的咏题，以及嘉靖、隆庆以后杭州府的名宦、人物。一、刊刻《明文归》，征集名公、逸士、方外之人、闺秀所散佚的诗文。

译一、刊刻《皇明百家诗文选》，征集名公、逸士、方外之人、闺阁中已经结集的作品。一、刊刻《行笈别集》，征集名公的新剧，以及骚人的时曲。一、刊刻《型世言二集》，征集天下的逸闻。■第23页：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茂苑野史氏家中收藏的古今通俗小说非常丰富，于是应商人的请求，抽取其中可以嘉惠乡里百姓的，共四十种，一并刻印。■第23页：衍庆堂《醒世恒言识语》。本书坊用高价搜购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国内都把它们视为值得珍玩的奇书。现在第三刻为《醒世恒言》，件件都有典据，事事都是奇观。■第24页：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犹龙子犹氏所编的《喻世》等各书，颇能保存雅正之道，时常写出有益的规诫，一举打破当时的陋习；而宋元旧有的种类，也几乎被搜罗殆尽。书坊中人见它流行得很快，以为我另外还有秘密藏本，便打算谋划、衡量一番。■第24页：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丁卯年秋天发生了事情，事情牵连自身，失去了科举正途的目标，只得在白门徘徊。我偶然戏取古今所听闻的一两个值得记载的奇事，铺演成篇……同道往来的朋友索要一篇，看完一定拍案说：“所听到的事情真奇怪啊！”被书商侦知后，便请求付梓传播。……但它的流传并不是靠双腿奔走；与那些捻断胡须、呕心沥血、笔冢砚穿的作品相比，卖得出去与卖不出去竟有天壤之别。……商人试印一次见了成效，于是谋划再试一次。■第24页：程伟元《红楼梦序》（程甲本）。喜欢此书的人每抄传一部，就放在庙市中出售，把价格抬到几十金，可以说是流传得非常快了。然而原书目录有一百二十卷，如今流传的只有八十卷，显然不是全本。……读者很以此为遗憾。我因为这部书既然有一百二十卷的目录，难道会没有完整本子吗？于是竭尽全力搜寻，从藏书家那里，直到旧纸堆中，都无不留心。……一天偶然在挑鼓担上得到十多卷，便用高价买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情节起伏还算接得上，但散乱漫漶，无法收拾。于是同友人仔细加以【厘惕】，截取过长部分、补足不足部分，抄成全书，又刻成木板，公开供同好阅读。■第25页：兰墅《红楼梦引言》（程乙本）。这部书印刷出来，原本是为了让同好传阅玩赏；后来因为书坊一再请求出售，于是共同议定价格，以备工料费用，并不是把它当作奇货来囤积牟利。■第26页：陆文衡《啬奄随笔》（台北：广文出版社，1969年）。吴门有专门编造小说的人，凭空虚构无影无踪的事情，专门追求淫秽，无非是迷惑狂徒，诱使他们争相购买，以牟取利润，实际上是极其伤风败俗的行为。■第26页：清代钱湘《续刻荡寇志》。何况这部书还有旁批、笺注，里面还保存着鸳鸯的绣谱。如果连这些也删掉，就只能拿来供牧童和贩夫取笑罢了。■《元祐秘阁续法帖》说：“元祐五年庚午四月，秘省请求把《淳化阁帖》中没有刊刻的前代遗墨刻入石碑，诏令同意了。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八月完工，历时十一年，耗费缗钱一十五万才完成。” ■《儒林外史》：第125、126、266、133、134、169、145、174、144、192、126、172、173、193、164、165、178、127、148、149、168、169、140页。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方式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18～124页。■第119页。《蜃楼志》第三回：素馨从小识字，嘲笑官将这些淫词艳曲拿来打动她。不仅有《西厢记》一部，还有《娇红传》《灯月缘》《趣史》《快史》等类书籍。素馨把它们视为珍宝，独自一人时便拿出来欣赏。今天因为蕙若偷看《酬简》，提起崔、张相会的一段私情；又在灯下看了一本《灯月缘》，正是连城到处奇遇的故事，看得心神摇荡，春意浮上眉梢，才睡下。《笔梨园》第一回：各位看官，要知道江干城哪里会有这些俊俏的言谈和风骚的态度，他原本都没有。何况他读书不深，哪里懂得品评人物？只是因为避乱居住山中时，买了几部小说，时常阅读，所以才变得聪明开通。《肉蒲团》第三回写道，未央生想引发妻子的风情，便到书铺里买了许多风月书籍，有《绣榻野史》《如意君传》《痴婆子传》之类，共一二十种，“放在案头，任她翻阅”。《廿四史通俗演义》第四十二回载有作者吕抚交代写作动机和过程的一段话，原文说：“我年轻时最喜欢读史书，只恨史书文辞意义很深，不能通俗易懂。康熙甲子三年，我向旷轩借读《三国志》，因而遗憾三国前后没有像《三国志》这样的通俗作品，于是想把古今事迹汇编成通俗演义，以便读者观看。于是搜购《开辟演义》《盘古志》《夏禹王治水传》《列国志》《西汉传》《东汉传》《三国志》《两晋传》《南北史》《艳史》《隋唐演义》《唐传》《残唐传》《北宋志》《南宋志》《岳王传》《辽金元外史》《英烈传》《新世弘勋》等书，严格加以删削编订，去除其中虚妄伪谬的内容，补上遗漏的部分。”最后写成了小说《廿四史通俗演义》。《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载，茗烟见贾宝玉整天不高兴，“因为想逗他开心，左思右想，所有东西宝玉都已经玩腻了，不能使他开心，只有这件东西宝玉没有看过。想好以后，便到书坊里，把那些古今小说，以及关于赵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和传奇脚本，买了许多来，引着宝玉观看。”

译《野叟曝言》第三十一回记载璇姑：“于是把四嫂送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会真记》、一部《娇红传》、一部《好逑传》，木板清楚、纸张洁白，前面还有绣像，制作十分精致。” 《金石像》第七、八回写苏州林员外的女儿爱珠，“除了作诗写字之外，还把一些淫词艳曲私藏起来偷看”。一天，“拿起一本《浓情快史》一看，不觉两颊像桃花一样发红，满身欲火如同焚烧，口中干渴难忍”；又“拿了一本《快史》，躺在床上看，每看一回就难受一回，不知不觉沉沉睡去”。正好这时，游玩经过的利公子误入爱珠闺房，看见她“枕边放着一本《快史》，绣像向外反折，像上全是春宫图”，便断定“这个女子一定是风流人物”，于是大胆上前诱奸了她。《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写道，江湖英雄九公为朋友安学海准备的书房案桌上摆着几套书，是“一部《三国演义》、一部《水浒传》、一部《绿牡丹》，还有新出的《施公案》和《于公案》”。■第120页。清代吕抚《廿四史通俗演义》第四十二回记载，他历经十个寒暑，编成了长达二百四十二卷、六百五十回的《廿四史通俗演义》：“早就想让这部书问世，但因为工价繁重，未能实现。把它藏在箱笥中将近三十年。”“这是富人才能买得起的书，不是通俗书。” 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记载：乾隆八百旬盛典之后，京板《红楼梦》在江浙一带流行，每部售价几十两银子。后来翻印的日渐增多，价格低的不到二两。朝鲜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七《小说辩证说》记载：1775年（乾隆四十年），朝鲜永城副尉申绥委托来华的“首驿”李湛购买《金瓶梅》小说，每册售价银一两，共二十册，整套售价高达二十两银子。■121页 清琴川居士《皇亲奏议》卷二十二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刑科给事中刘楷上奏说：臣看见一两家书铺刊印的出租小说，列在上面的有一百五十多种，大多是荒诞不经、教人淫乱的书。仅一两家小店购买了这样的书，其他地方还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永隆斋钞本《福寿缘鼓词》上面印有一段长文说：本斋出租四大奇书、古词野史，每天更换一本；如果半个月不来更换，就把押账折价充作书本钱，亲友不要见怪。撕掉书皮、撕掉书页，撕纸使用，胡乱涂写、胡乱作画、胡乱改字的人，都是男盗女娼、妓女所生，君子不要见怪。据此可以知道租书的手续：先拿相当数目的钱，交给书铺作为押账，然后取走一本书，限在一天内看完；第二天再来换第二本。如果你取书后过了半个月还不来更换，就把你交的押账没收。要是过了一个月还不来更换，除了没收押账以外，还要按天加收钱。阿英《小说搜奇录》收录了四宜斋钞本《铁冠图分龙会》小说。四宜斋是清代道光时期的租书铺，书内页上印着：以书业为生，获利微薄；涂抹撕扯，都要赔偿；勤于更换，早日归还；轮流更替，以三日为期限；超过期限，费用加倍计算。敬请鉴察原谅，特此告知。清梁恭辰《劝诫录四编》卷四引用汪棣香《劝毁淫书征信录》中“某童子买毁淫籍顿改福相之报”的故事记载：上洋有个童子决心买来并销毁淫书，“第二天又到书坊，大量索要风流书籍。店主拿出一百多种给他看，说：‘官人要看，逐渐来租就可以了。’童子说：‘我想把这些书全买下来。’店主说：‘我靠出租这些书获利，利息无穷无尽，怎么肯让你一个人全买走呢？’真可谓一句话道破了天机。” ■122页 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杭州府也在告示中说：“还有一种租书铺户，专门准备稗官野史以及一切没有根据的唱本，招人租来看，名目各不相同，其中大半淫秽异常，危害尤其严重。” ■122页 嘉庆二十三年（1818），诸联《生涯百咏》卷一《租书》诗说：藏书何必太多，《西游》《水浒》已经铺满书架；借书不是一【希瓦】，归还时却必须青【虫夫】。只因料定人们记性不好，昨天看完，明天又来借租。真正是诗书没有辜负我，拥有这几卷书，肚子里便可以充实。■122页 明代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说：如今天下人，从士大夫到乡村男女，从七十岁的老人到三尺高的儿童，谈到刘季起兵于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情，没有人不能详细说出始末，也能详述人物的姓氏和居住地。从早到晚，从黄昏一直谈到天亮，几乎忘了吃饭和睡觉，聚在一起谈论这些事而不知疲倦。■122页 清代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说：古代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代以来，又多出一教，叫作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并没有自认为是一种教化，但士大夫、农民、工匠、商人和贾人没有不熟悉听闻的，以至于不识字的儿童和妇女，也都听得仿佛亲眼看见一样。因此，它的教化范围比儒、释、道三教更加广泛。■122页 《清稗类抄》卷三十六《音乐》记载：扬【缺字】一向多有说书人，盲妇和粗鄙的老人，抱着五尺长的檀木槽，编写俚俗荒诞的言辞，出入富人之家。聚集儿童、女子和老妇，嬉笑、咳嗽、嘲弄、侮辱，常常不下数百人。■123页 乡村的戏曲演出，多以“祭神赛会”“禳灾祈福”的名义举行。每逢这种活动，“观众来自方圆数十里，男女混杂着前来”，其中有黑脸的老人，有儿童和幼童，有拄着手杖的，有牵着衣裙的，有穿戴得十分显赫的，有粗布衣服破旧不全的，有迈着蹒跚步子的，有跺着脚的，有在人群中扶着【才必】挨着枕头来显示雄健的；大致统计起来，大概不下数千人。”（清王应奎《柳南文钞》卷四《戏场记》） ■123页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卷三说：小说是用来敷衍正史的，而评话又是用来敷衍小说的。小说 几个计划中的题目：

译二元对立下的小说构思 忠与奸、男与女、文与武、正与邪、阳刚与阴柔 文人创作与民间文艺 天授与圣证：历代改朝换代的耳语与谣谚 武则天称帝与年号 小说主角获得权力的合理化——宋江授天书、《说唐》《狄青》《说岳》小说故事结局的合理化——《封神》《水浒》《情榜》中国小说的迷失 结论 文学与医学——用药 处理两性之间的情感与性关系 从美女到俊男的和番政策 从《蕃婆弄》说起：女性的魅力可以软化并消解充满阳刚之气的战争场面 西施、貂蝉、历代美女和番：王昭君、文成公主 英雄与女将：穆桂英、樊梨花、女强梁与女妖 杨文广、薛丁山、狄青、、男女主角的出身和学艺过程 产生爱意的那一刻及其场景氛围 周边人物的视角：元配、双亲、家人、亲戚与朋友 调解人的角色——国老与皇帝 宋元背景下的说书话本或中国古典小说 结论 小说与戏剧 《金瓶梅》、、、《红楼梦》与戏剧 1自利的动机、2自由竞争、3自由放任、4价格机能、5消费者主权。6存量与流量、11经济学、12市场经济、13需求量、14需求法则、17需求的变动、18需求量的变动、26风险程度、32边际转换律、35劳动生产力、37经济利润、39经济成本、41市场、43完全竞争市场、54独占性竞争、57经济效率、60多角化经营、61生产效率、62自然独占、65工资下限、66钻营、70引申需求、71双边独占、72边际生产力法则、76市场失灵、78无法排他、共享、-------------------------------------------------------------------------------- [1] 传说纸张是东汉蔡伦发明的，但根据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西汉时期就出现了纸张。现存最古老的纸样，是1957年在西安灞桥汉武帝时代的墓中发现的残纸。1934年，中国西北考察团还在罗布淖尔烽燧台废墟中发现残纸；据黄文弼考证，证明是公元前四十九年的纸张。此后又发现了更多类似纸样，都是蔡伦以前的遗物。参见钱存训著、刘拓和汪刘次昕译《造纸及印刷》，收入《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9月）第十三册，第52～57页。《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学问多到装满五辆车”，大概是说他博学。这一说法实际上也源于古代书籍都写在简牍上，极其笨重 所以不得不用车装载，随身运输。古书常说：“把文字镂刻在金石上。”这里的“金”指钟、鼎、彝器，在这些器物上镂刻文字。由于铸造和镂刻需要冶炼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配合完成，非帝王、公侯不能具备这种条件。至于殷商出土的龟甲，也有用朱笔书写而没有镂刻的情况，这说明契刻文字仍然不是容易的事。玉版除了《侯马盟书》中简短的誓文之外，实际上并不多见，是因为玉这种材料珍贵而难得。石刻算是最普遍的，但仍需要克服石头具有一定硬度的问题。绢帛、兽皮等作为御寒衣物尚且恐怕不够，何况还要拿来书写；而且它们与简牍、贝叶等一样，都不容易保存。雕版印刷术兴起于什么时候？说法纷纭。不过，目前发现的印刷品中，属于八世纪的实物有好几件，例如日本称德女皇下令制造的百万座小木塔，塔内放置四种《陀罗尼经》，今天保存下来的很多；韩国庆州佛国寺石塔中也发现了《陀罗尼经》，其中出现武后新字，应是八世纪中叶、该寺和石塔落成以前的实物。同时代的还有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其中也夹杂着武后新字。至于敦煌文献中唐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父母敬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前面所说的经籍一样，都是篇幅较长的印刷品，因此，这项技术成熟的时间应当始于唐代八世纪左右。又可参见加特原著、向达译《日本孝谦天皇及其所印百万卷经咒》，载《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民国十六年十二月编印，另有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五十八年二月景印）第二卷第一期，第55~64页。雕版印刷术兴起于什么时候？说法纷纭，不过，目前发现最早的印刷实物是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中保存着不少职业写经人的姓名题记。例如，S.1547卷末题记说：“《诚实论》卷第十四，用纸廿八张，延昌元年（512）岁次壬辰八月五日，由敦煌镇关经生刘广周书写，全文抄写完毕。典经帅令狐崇哲，校经到人洪臇。”S.3548《中阿含经卷第八》也题记为经生张财所写。隋唐以来，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史馆、集贤院、翰林院分别设置秘书监郎、著作郎、校书郎、儒林郎、文林郎、楷书郎等若干职员，其中一部分就是职业抄书人或校书人。明代刻书的官刻机构有内府的司礼监，下设经厂，专门负责这项事务。另有国子监及各部院，刊刻与本机构事务和政令有关的书籍。此外，各地官府和藩郡王府，以及州、府、县学和书院，也都有刻书活动。不过，国子监雕刻的图书都以经史为正宗，很少涉及消遣性刊物；因为使用有限的资源时需要得到当局认可，所以大体以有助于教化的书籍为主。民间书肆的雕版，往往针对民间实用、必备的书籍，主要包括启蒙通俗读物、《随身宝》、医药、阴阳术数、农经以及科举用书。家刻则重在保存和流传稀有珍贵的文献，着眼点自然与官方不同。以唐五代初期的刻书为例，S.810是《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大概是民间使用的计时书籍；S.5444、S.5450、S.5451等则是天祐年间（公元905～906年过家刊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属于重要的宗教典籍。

译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一版）“刻书地点”一节（第340～383页），南京有书坊93家，北京有书坊13家，杭州24家，苏州37家，徽州10家，建宁84家。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1984年7月）第7页又统计了明代几个重要刻书省份，其中可以考见的书坊共有405家（不包括毛晋650种、华珵尚古斋15种、华坚兰雪堂5种、华氏2种、安国桂坡馆10种），刻书总数达到1132种：闽省151家，刻书560种；浙江（武林、三衢、吴兴、台州、谷州）50家，刻书204种；广东3家，刻书3种；北直隶（北京）9家，刻书35种；南直隶（金陵、苏州、武进、新安、歙县）131家，刻书343种；其他61家，刻书87种。陈昭珍在《明代书坊之研究》（1984年7月）第7页统计，明代目前可以考见的书坊共有405家，（不…… 包括毛晋650种、华珵尚古斋15种、华坚兰雪堂5种、华氏2种、安国桂坡馆10种），刻书1132 种；闽省151家，刻书560种；浙江（武林、三衢、吴兴、台州、谷州）50家，刻书204种；广东3家，刻书3种；北直隶（北京）9家，刻书35种；南直隶（金陵、苏州、武进、新安、歙县）131家，刻书343种；其他61家，刻书87种。明代胡应麟《经籍会通》《少室山房笔丛》（世界书局，民国五十二年四月初版），卷四，第55~56页4。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历科进士题名录索引》，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文海出版社，民国七十年二月出版）。参见叶长青《闽本考》（第115~162页），引自《左海文集》，载《图书馆学季刊》第119页（中华图书馆协会民国十六年十二月编印，另有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五十八年二月景印）第二卷第一期，第115页。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4四，第55页。祝穆撰《方舆胜览》（台北文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本，19981年12月），卷十一，第12724页。明代余象斗刻《古今韵会举要》，有利瓦伊桢的序。徐珂《清稗类钞》（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二年时月台二版）“工艺类”第52页说：“湖南永州的人民，大多以刻书为业，妇女儿童也有人从事。有人在郊外放牛时，常常手拿刻刀和墨板，靠着树根雕刻。广东顺德县的刻字工人，大多是十多岁的幼女，价格低、做工快，但文字讹误却比湖南更加严重。” 明代嘉靖《建阳县志》，收入《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台北新文丰公司，民国74年07月出版）第十册，卷三，第347叶。明嘉靖《建阳县志》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第55页。明代朱熹著、陈俊民校订《朱子文集·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德富文教基金会出版，民国八十九年二月），第3905页。叶长青《闽本考》，载《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第115页。柳诒征《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载《学衡》（原刊1923年01月，民国六十年七月由台北学生书局复印）第13、14期，第1708页。例如清代朱彝尊著、姚柳依编《静志居诗话》，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附索引》（明文书局，1991年01月初板）卷十五第三十六叶“汤显阻”条说：“义仍填词，妙绝一时。语言虽然新奇，源头实际上出自关、马、郑、白；他的《牡丹亭》曲本，尤其感情真挚……当时娄江女子俞二娘酷爱他的词，因悲伤断肠而死。因此义仍作诗哀悼她说：‘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 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台北汉京中华书局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民国73年1007月出版），卷廿一“小说 说戏文”，第213～214页。明代姜南《洗砚新录》，收入《古逸丛书》（台北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古逸丛书》，民国五十四年），第二叶。叶。赵泰亿（公元1675--～1727年）曾在《西周演义》（天理图书馆藏抄本）中留下跋语。金万重（公元1637～1692年）《西浦漫笔》，转引自大谷森繁《李朝小说之觉书（一）——关于读者为煮的考察》，载《朝鲜学报》（昭和42年（1984）4月）第四十五辑，第67页。李德懋《士小节》，载《青庄馆全书》卷三十，同上注，第60页。同上注，第67页。许筠（公元1569～1618年）《闲情录》，载《惺所覆瓿稿》，同上注。同上注。这一则记载的事情发生在1614年左右。

译王重民《国会图书馆善本图书目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00页。又见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1984年7月），第34~35页。参见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1984年7月），第34~35页。王重民《国会图书馆善本图书目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83页。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第56页4。王锺翰《北京书肆记》，载叶德辉等著《书林掌故》（香港、中山香港孟氏图书公司发行，1972年7月港 初版）（），第39页。王锺翰《北京书肆记》，载叶德辉等著《书林掌故》（香港、中山图书公司发行，1972年7月港初版，孟氏图书公司）（），第4039页。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第56页。明代嘉靖《建阳县志》，收入《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台北新文丰公司，民国74年7月出版）第十册，卷三，第347叶。清代叶梦珠《阅世篇》（台北木铎出版社，民国七一年），第153~160页。明代谢肇制《五杂俎》，载《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1971年），第977页。高楠顺次郎编《昭和法宝总目录》（建康书局复印件，民国四十六年八月出版），第二册359页中栏。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文史哲出版社，民国六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卷七，第370~372页。清代查慎行《人海记》（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卷下第61页“刊史糜金”条说：“新建人张洪阳担任司业，在北雍刊刻二十一史，耗费工部资金六万金有余。见《李湘洲集》。” 明代刘若愚《酌中志》（台北：新文丰出版，民国74年），卷二，第14页。《中华大藏经》第八~十册。《吕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载《中华大藏经》第十一十二册。清代《冯桂芬文集》引明代邵经邦《读史笔记》。据《愧惔录》说：“科场中编选资料的书，建阳书坊每天编纂、每月刊刻，时代不同，年份也各不相同。各地学习应试的人大都带着它进入考场，用来炫示、蒙骗主管考试的官员，这种行为称为‘怀挟’。”由此可见，这类书籍刊刻和改动的速度很快。以“按鉴”为书名的，例如日本蓬左文库收藏的六卷本《京版全像按鉴音释两和开国中兴传志》；以“京本”为号召的，例如潭阳三台馆余象斗刊刻的《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这类书以“京本”为号召，例如潭阳三台馆余象斗刊刻的《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福建麻沙的印书使用松软、容易雕刻的枣木作为雕版材料，又用便宜易碎的纸张和劣质油墨刷印，内容也没有经过详细校订，再加上采用速成式的刷印和装订，因此往往被历代版本学家评为质量最差。据此，这部书的全名是《剑啸阁隋史遗文》，取这个名称，是因为认为它可以补充《隋史》的不足。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周曰校刊行《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就有周曰校的识语说：这部书也曾刻印过几个版本，但全都错误很多。我于是不断购买、搜求古本，诚恳邀请名士，依据鉴别结果相互参照，反复校勘，使文句和读法有圈点标明 难字有注音，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漏有增补，篇章节目有完整的图像。[51] 柳存仁：《论明清中国通俗小说之版本》，载《和风堂读书记》下册（香港龙门书店，民国六十六年） 第454页。[52] 例如《金瓶梅词话》十卷本有弄珠客的序、廿公的跋。明人瑞堂刊本《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八卷本，题有“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以及笑痴子的序、崇祯辛未檇李友人委蛇居士的题词、崇祯辛未野史主人的自序、凡例十三条等。明人瑞堂刊本《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八卷本，题有“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以及笑痴子的序、崇祯辛未檇李友人委蛇居士的题词、崇祯辛未野史主人的自序、凡例十三条等。崇祯辛未野史主人的自序、凡例十三条等。[53] 例如日本蓬左文库藏本《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开头的一篇是余邵鱼的《题全像列国志传引》序 其次是余象斗的《题列国序》，又可参见上面的注。[54] 例如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本《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二十卷、静嘉堂文库藏《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八卷》等，都是这种情况。又如日本蓬左文库藏本《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上栏的三分之一是图，下栏的三分之二是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卷〕 图像像戏台，左右还分别排列着三字的对联 分列在两旁。[55]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载《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1971年），第1093页。[56]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载《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1971年），第1093页。[57] 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胡氏《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第57页。又说：“叶以敏的版本多用柔木，所以容易刻成但不精美；如今浙江的版本雕刻时所用的木材，也用白杨木；其他地方有时用乌柏木板，都是因为容易刻成。” [58] 《周易》二十四卷，明嘉靖建宁刊本，附有牒文。[59]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卷七，第九十四页。[60] 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第55至57页。

译[61] 陈庆浩、王秋桂主编：《思无邪汇宝》（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1995年6月）。[62] 清代钱湘《续刻荡寇志》序说：“淫词邪说，禁止得并不曾不严厉，但最终不能禁止，大概是只禁止售卖这些书的人，却从来没有禁止阅读这些书的人的内心。水浒不能禁，只有用《荡寇志》来抵制，咸丰三年（1853）才开始在苏州刊刻。……连同人的内心一起禁止，这种不禁止表面行为的禁止，才是使禁令更加严厉的办法。” [63] 曹允源、李根源纂：《民国吴县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影印苏州文新公司铅印本），卷五十二《风俗二》，第858至859页。[64] 例如明崇祯本雄飞馆合刻《英雄谱》，上层是《水浒传》、下层是《三国志传》，是两部书合刻的版本。[65] 王三庆：《〈万锦情林〉初探》（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发表论文），又见《明史研究专刊》（1992年10月），第十 集，第37至71页。[66] 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国六三年），第376至379页。又《洎园藏书志》卷二引用叶德辉为《孔子家语》所作的跋说：“明代毛晋汲古阁所收藏的书都是善本，但刻印的书却都是劣本，不只是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等大部头书如此；即使是通常单独刊行的各种书，也往往在后面附上一跋，不是说依据宋本重新雕刻，就是说其他版本有很多错字。可是拿毛氏所藏的原本来校对，竟然有大错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地方。” [67] 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台北广文书局，民国五七年），第7页。[68] 以明刻本《三国演义》为例，名称不同而彼此存在异同的版本，总共有二十三种之多；各个版本中，每一种经过翻刻的版本又各有几种 足以看出它流行的程度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69] 林辰《明末清初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明末清初小说序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03月，第7至8页）一文说：“从元末开始，晚明初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凭借压倒其他类别小说的优势 蓬勃发展。首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总结、综合说话、话本小说、戏曲以及 其他同类故事的基础上，运用新创的章回体，汇编、加工、补作、整理成长篇巨著，并以其辉 煌的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段话对于“讲史”问题虽然还有可以斟酌的地方，但它对历代创作方式的检讨仍不失见地，可以作为参考。其对历代创作方式的检讨仍不失见地，可以作为参考。例如，《金瓶梅》一书的作者以“兰陵笑笑生”这一名称流传；为该书作序、跋的人，则自称“欣欣子”“弄珠客”“廿……” 公”等，没有一个人用真实姓名和姓氏署名。然而，这部书因为设置的淫秽内容很多，尚且情有可愿；至于《东西晋演义》，又不知道是什么人撰写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虽然说是罗贯中和施耐庵，已经成为定论，但他们的生平却所知不多 像这样的情形，到处都是。[71] 例如明代小说《三国志传》固然称为李卓吾评点本，但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焚书、续焚书》，台北汉京文化公司，民国73年05月）就说：“套用先生的口气，冒充先生的批评”之类的伪 作，当时已经到处都是；吴观明本的评语经过考订，确立是出自叶昼之手，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凡此 并不只是一个例子。[72]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台北世界书局，民国52年4月初版）“书册”条，第664至665页。[73] 《三言》从天许齐刻本到衍庆堂本，期间差异很大，已经有所删削；《水浒传》的文繁事简本、文简事繁本、杨定见改编本等，都是繁简相间、简繁相杂。其复杂情况，马幼援先生已经作过论述 可以作为参考；又可参见注34。[74] 《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禁毁书目》（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年）第2107 至2108页。[75] 屈万里：《普林斯敦葛斯德图书馆中文善本书目》（台北艺文印书馆，民国六四年），第123页。[76] 明代毛晋、汲古阁：《丹渊集》跋。[77] 参见清代叶德辉《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载《书林清话》（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国六三年），第392页。又郑德茂也有《汲古阁刻板存亡考》，可以作为参考。[78] 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1984年7月），第48至53页。●《水东日记》卷二十一 周益公词科旧稿跋 乡饮酒礼 王叔英祷雨文 黄氏日钞 吴正道六书之学 小说、戏文 李易安的词 周益公词科旧稿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