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卷二十六

译《七言集句诗序》说：我曾经想把唐人的七言绝句分为十类。例如王建的宫词：“金殿正对着紫阁重重，仙人掌上托着玉芙蓉。太平天子在朝元日，驾着五色云车、六条龙。”又如：“绣帷珠帘低垂到地，微风吹动万年枝。金笼里的鹦鹉贪睡春眠，竟忘了新近教它吟诵的御制诗。”凡是这一类，称为“台阁”。王建《林亭》诗：“绿树重重浓荫覆盖四邻，青苔日益厚积，自然没有尘土。披散着头发，张开两腿坐在长松下，翻着白眼看那世上的人。”杜牧《汉江》诗：“水波浩荡，白鸥飞翔；碧绿清澈的春水，正好染绿衣裳。人们南来北往，自己也渐渐老去；夕阳长久地送着钓船归来。”凡是这一类，称为“山林”。司空图《归山》诗：“水面宽阔，风惊险了归路；孤舟想要上行，却又迟迟不进。群鹤长久地环绕着三珠树，不借人间的一匹马。”杜牧《赠郑瓘》诗：“广文先生遗留下的风韵，留给了我这个疏懒无用之人；鸡犬和图书共在一条船上。自己说在江湖上就不再回去，因风受阻，又喝醉了，年年如此。”这一类称为“江湖”。岑参《送封大夫》诗：“汉将承受皇恩，向西攻破戎人；捷报先送到未央宫。天子预先打开麒麟阁等待着，直到如今，又有谁能数说贰师将军的功劳？”“官军向西出发，经过楼兰；营帐靠近月窟，夜里寒冷。” “蒲海清晨的霜凝结在马尾上，葱岭夜间的雪扑打着旗杆。”这一类称为“边塞”。杜牧《宫词》：“掌管宫门的人引领出来，暂且开门；按例虽然上朝，却并不是皇帝的恩宠。银钥匙收回去，金锁也合上了；月光明亮，花儿凋落，又到了黄昏。”张籍《秋思》：“在洛阳城里看见秋风，想要写一封家书，心中有万千思绪。又怕匆忙之间说不尽，送信人临出发时，又把信拆开封好。”这一类称为“闺合”。韩翃《送齐山人》：“旧日之事如仙人白兔公，转过头去归隐，又乘风而去。柴门和流水依旧，只在一路寒山的万木之间。”许浑《送道士》：“卖药、修琴，归去得很晚；山风吹尽了桂花枝。世间的年月不过转瞬即逝，遇到仙人，千万不要看他下棋。”这一类称为“神仙”。李涉《开圣寺》：“夜雨刚停，草木更加繁茂；群鸦飞散，堂上的钟声传来。长廊中没有什么事，僧人回到院里；整天独自在门前看松树。”秦系《明惠山房》：“屋檐前早晚的雨水使花朵增添；八十岁的胡僧煮饭，饭中拌着麻。入定要多久才出定？不知道巢中的燕子已经弄脏了袈裟。”这一类称为“僧释”。赵嘏《灵岩》：“馆娃宫旁有一座千年古寺，水面宽阔，云气很多，来客稀少。听说春天到来时更加惆怅，百花深处有一位僧人归来。” 杜牧《秦坑》：“竹帛上的记载化为烟尘，帝王事业也成了空虚；关山河流徒然锁住了祖龙的居所。坑中的灰还没有冷，山东已经发生动乱；刘邦、项羽原来都不是读书人。”这一类称为“怀古”。王建《玉蕊花》：“一树花木繁茂，好像用玉雕刻而成；花瓣飘落廊下，点在地上，颜色淡淡的。女道士夜里寻找香气传来的地方，只看见台阶前碎月般的明光。”钱起《归雁》：“潇湘一带，你为什么随意就飞回来了？水碧沙明，两岸长满青苔。二十五弦的琴在夜月下弹奏，承受不了这清冷的哀怨，于是飞了回来。”这一类称为“体物”。【元代缺少一类，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这十类加以推扩，诗的格律大概都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各种诗体，都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去考察，没有一种会超出范围之外。唐诗在世间有现成的版本，学习者按照这个成例，自行加以编排校订就可以了。七言律诗篇章卷帙尤其繁多，现在选择其中精粹明白、为人传诵的作品，也分为十类，编成集句诗，共若干首；其中尚未完成的，就用同类的其他诗作补足，只期望成篇罢了。我居住在秘府任职时，见过唐人八百家的诗集；洪容斋编录唐人七言绝句，甚至有一万首。书多得像支撑屋梁、柱子和栋木一样，根本来不及全部阅览，偶尔曾随手抽取翻看，其中的声调节奏也与现在流行于世的作品没有不同。那么，偏远乡里的后进之士，本来不必因为没有见过这些书而过分遗憾。又有一位晏窝先生，编有《梅花集句》，共五百首；宋人有《早朝集句》三十多首，文丞相天祥所作《集杜句》也有一百多首。虽然这种做法属于玩弄事物而丧失志向，不为醇厚的儒者和庄重的士人所称许，但他们涉猎广博，也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我所编的书，并不是不想夸耀数量、争比华丽；只是钩取深奥、搜求隐微，古人已经先做过了；我孤陋而笨拙，又疲于搜罗，姑且保存简约，希望能够流传久远，聊以达到长远流传的目的，恐怕反而陷于拘泥，便借此掩饰自己不敏捷的惭愧；对于初学作诗的人，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补益。洪武庚申十月既望，翰林典籍迪功佐郎五羊孙蕡仲衍写于西庵。《律诗类编序》说：近代谈论诗歌的人，大都喜欢唐代的五言、七言律诗，而唐律中的名家，不下数十人。依我看来，大体有四次变化：最初，是稍稍改变古体而迁就声律上的毛病，应当只在文辞方面有所建树罢了；其次，诗歌风气逐渐完备，声调气韵也因此兴盛，对于文辞不加论说，本来是适宜的；再其次，作者接踵而来，声调气韵渐渐微弱，但仍凭借作品中流露的兴致，以及其中寄托的意味来成篇；虽然不都像先前所说的那样盛美，却还不专门追求辞藻；再其次，文辞日益趋于工巧，而声调气韵日益下降，这也是势所必然。何况宋人只是凭学识来讲究声律，元人只是凭意气来调弄韵调，那么这种变化越往后，当然越应该知道它还没有停止。然而，善于谈诗的人，必定要从文辞和声调两方面来观察；这样，古今的变化，难道不就可以论述了吗？四明王莹，字宗器，喜欢谈论律诗；从唐初直到今人的作品，他都广泛搜集并深入玩味，于是以十四类为纲，汇编分类，共成若干卷，但不包括五言诗。他的用心确实很勤勉；而对于诗的文辞和声调，大概一定有所取法吧，这难道不足以流传吗？我的朋友玉融黄儒亨特意请我为他的编本写序，我无法推辞，便写下这些话，何不拿给知音的人看看。永乐十三年仲春下澣，史官林志作序。

译《和唐诗正音序》说：襄城杨士弘编纂的《唐音》流传于世，他的编排评论以初唐为“始音”，盛唐为“正音”，晚唐为“遗响”。然而初唐还保留着六朝的风气习惯，体制尚未纯正；盛唐则文辞气势浑厚，不追求奇巧，自然难以企及；晚唐则有意追求奇巧，语言虽然艰深，意旨实际上短浅。在《唐音》中，这三等之间各有不同；每一等之中，不同作家又各有差异。大体说来，盛名之下没有空有虚名的人；名声越大的人，文辞越工巧，其余的人则各有得失。永乐初年，我曾见朱中书季宁先生手抄的五百家唐诗，其中凡是语意精良的，已经流传于世；那些没有流传的，大概也可以略过。现在人们学习唐诗，大多以三种诗体为法。律诗贵在敦厚浑融，过于工巧就会失于流丽；绝句贵在字少而意味多，过于浅近就会流于忽略。诵读这些诗，都能使人心有所感动，具有《诗经》中风诗的体貌，只是所感有浅深、正邪的不同罢了。我正要在这些方面用心思考，想要寻找其中的优长来作为老师，却还没有窥见其中的奥妙。监察御史张楷，字式之，学问优长、德行充实，心境平和、气度安宁，想要借助声诗来观察自己的志向，于是把《唐音》中的律诗、绝句全部加以唱和。里中后生钱昌抄录下来给我看，我反复读了三遍，领会到其中的词意，正是我所说的文辞气势浑厚、不追求奇巧而自然难以企及的境界。向上没有六朝的风气习惯，向下没有晚唐的流丽，取得了“正音”的体制。凡是我用心思考却没有得到的东西，他都能洞彻地揭示其中的奥妙；大概是因为他用自己的志意同盛唐诸位名家的作品相酬答，虽然不能一一仿效他们，但总的来说已经自成一家之言，实在值得称许。若是刻意想要争胜，就不会出于自己的心得了。然而，玩弄珪玉的人必定带有温润之气，佩带椒兰的人必定带有浓烈的香气，难道可以说唱和唐诗的人没有唐人的气习吗？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话不对，请再拿去向思庵公质问。正统二年秋九月九日，致仕行在翰林院修撰、同修国史事、承务郎东吴张洪作序。我朝诗歌之道兴盛，追复古昔，福建、浙江和吴中尤其达到极盛。像孙西庵，是岭南才子，在国初就享有盛名；林尚默、张宗海，也都是近来的名士。上面所列的三篇序文，也不能说他们毫无见识。至于苏平仲，认为《唐音》的编选不够精审；王止仲借元遗山为鼓吹，偏颇驳杂到了极点，尤其要责怪赵子昂；刘子高不取宋诗，浦阳黄容极力非难他；黄容又连同杨廉夫、高季迪一起加以指责。又有钱塘瞿宗吉，编作《鼓吹续音》，大概因为把宋、金、元的律诗并称，甚至说天下人都尊崇唐诗，我恐怕这话还不够公允。这几个人的言论都已流传于世，必定要由懂诗的人加以明辨，决定取舍。黄容的一篇文章，恐怕流传得不多，现在也把它抄录在左边。《江雨轩诗序》说：凡是理所在的地方，依托形体、寄寓在万物之中，必定有天机；一旦受到感触而发动，气血之类尤其如此。鸟在春天的鸣声，蟋蟀在秋天的声韵，是谁使它们这样呢？普通男女、被羁留的臣子和地位卑贱的妾的悲伤、欢欣、喜怒，以及劳苦、安逸、惨痛、舒畅，都通过歌谣、叹息和吟咏表现出来，都是受天机感发而不能自止，于是发出自己的鸣声。它们起因于天理自然所具有的公平、平易、和谐、端正，没有穿凿、诡怪、偏曲的私意，足以表现这种道理的奥妙。先王采录圣贤的格言，把《雅》《颂》并列，作为感发善行、惩戒恶行的工具。所以诗歌的创作，无不以此为根本。然而世道衰落以后，末流的变化便不同了。古人评论说，从虞、夏以后到晋、魏以前，气度格调相距还不远；从晋、宋的颜延之、谢灵运到唐初，虽然高下不同，古法还没有大的改变。律诗出现以后，发展到极盛，掺杂了卢仝、贺、孟郊、贾岛、元稹、白居易的诡奇、寒瘦和浅俗之风，于是沿着流弊互相争逐华靡，形成所谓“劲晚唐”的论调。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这些人的才气豪放，苦心深思，远行探索，专门追求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以满足自己的高超，却不知道正是由于这种豪放、苦思、远索和穿凿的私意，最终与古法的平易相去甚远。到了宋代，苏文忠公和先文节公，却独自尊崇杜少陵、李谪仙两家的妙处；虽然不拘泥于形似，但意境深远、义理完备，因此有苏、黄并称李、杜的说法。当时像临川、后山诸位先生，也都是杰出得足以同古人相比而毫不逊色的人。到了朱子，对各家诗歌的长处和短处看得十分透彻；他的《感兴》等作品，像日光一样明亮、像玉一样洁白，不容易论定其高下。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以理为根本。圣人用一句话概括的道理，难道不就是所谓平易、和谐、端正，足以表现这种道理吗？无论追求高远还是奇峭，能够超出这一点吗？唉！好恶不同所造成的危害，欧阳先生不喜欢杜诗，李泰伯不喜欢《孟子》；两个人都是豪杰，竟说出这样的话，而评论诗歌的人往往凭片言只字断定一个人的一生，把他的长处全部抛弃，这实在助长了后来仿效这种做法的弊病。近世有个刘崧，凭一句话断绝宋代诗歌，说“宋代根本没有诗”。先不谈他，诗歌到了三百篇已经达到极盛，为什么子夏、毛苌一类人还会遗漏自己没有弄明白的地方？相隔寥寥一千五百多年，到朱子才开始阐明，难道竟没有一点可以让刘崧有所见识吗？别人有短处，自己才显得有长处；话说得不夸大，就不能使人惊骇。他想炫耀自己微薄的才华，竟这样毫无顾忌，像对着天咒骂、对着月亮狂吠，本来不值得同他辩论。然而这件事关系到诗歌的类别，甚至关系到损害诗道，就不能置之不理。刘崧那个时代，会稽杨维祯、吴中高季迪都以诗歌著名；他们过于高峻的作品凌厉险怪，痛快的作品又巧妙地切合人情，读起来像进入珍宝库中、置身绮罗筵席之间，令人眼花、入口适意；相比之下，古人的作品仿佛全都平淡无味，这也正是因为他们超逸豪放。后世那些学问浅薄而一味追求新异的人，看着他们诗句的曲折、生硬、冶艳、妩媚，便激发起险恶淫靡之心，只咀嚼出其中一二点糟粕的味道，就广泛诵读、放声吟咏，用来向座中宾客夸耀，简直想借此把古法彻底改变；于是像嫫姆皱起西施的额头，像儿童挽起冯妇的手臂，雕琢句子、搜剔字面，喧叫聒噪、赘余刺耳，弄出神头鬼面的样子，作为新奇，实在可叹。昆山偶武孟老先生拿一部诗稿给我看，说：‘平日遇到有所感触的事情，总把它寄托在这里，共有若干卷。虽然不敢希望流传久远，但故乡还有几位孙辈，希望能请你为卷首作序，把它留给他们，使他们知道我勤勉追求的志向。’我读他的命题和造语，悲哀、欢乐不至于流入伤感淫靡，感慨叹息也不深到变成怨恨；描写事物、通达义理，质朴而不粗俗，没有雕琢搜剔、诡奇怪异的毛病，完全出于天机发动而不能自止，并没有期望合于古法，却自然合于古法。这难道只是可以留给他的几个孙辈吗？将来采录诗歌的人，难道能舍弃它吗？而且它还可以作为学习诗歌者的楷模，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唉！我所谓好恶，意见就是这样；只是当时那些推崇刘崧、仰慕杨维祯和高季迪一类人的人，不知会怎样看待我的话罢了。我担心孩童受到的习染，没有比从嫫姆之口学来的更早的；如果刘崧的说法流行，后来的年轻人将不胜其仰望高山、越级攀登而无从下手的祸患。

译如果竞相仰慕杨维祯、高季迪的风格，古法就会完全消失。我对这两家的流弊愤恨已久，幸好偶武孟老先生托付给我这件事，所以发抒上述意见来为他的诗稿作序，并把它归还给他，希望多少能使人有所省悟。老先生名桓，家住娄江，因为把书斋命名为“江雨”，所以作品旧题作《江雨轩稿》。近来客居京都，年老多病，无所作为；一旦有所得，便借酒写下，凡是题咏之作，另见《醉吟录》。癸巳年，浦阳黄容述。○于、王两位公的高尚风致 于节庵公旧居在小苏州巷，和我家一南一北相邻。他从河南以大理少卿的身份安葬父亲回来后，我们才相识，来往过一两次。后来我的亡妻金氏去世，我们相见时，他立即说了哀悼惋惜的话，并且慰问我的几个儿子。恰好张筱庵来信，说金氏如此贤德，却遭遇这样的不幸，应该请名公写下题词来记载她。我也很重视他的意思，私下认为若一定要请人写墓文，没有谁能超过于公，于是同董仲鲁一起到朝房拜见他；当时董仲鲁的住处又在我家西边。于公读完行状后说：“好的树木容易被砍伐，甘美的泉水容易枯竭，怎么办呢？”没过几天，那年十一月八日，于公被德胜门的军马践踏而死。我们上奏弹劾，诏令宽免了此事。当日中午，郎中王伟拿着墓表送回来，并且说：“少保今天退朝后，坐在堂上说：‘科中叶公近来请我写一篇文章，没想到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如果稍微迟一些，就流于俗套了。’于是立即拿起纸一挥而成。监生凈本呈上去，只改定了一个字，这就是定本。”当时人们都以高尚的风致称许他。我又曾听叔简尚宝说，他的堂兄曾和抑庵尚书王公同任庶吉士。有一天，内府考校文字，杨姓的那位先出来，而王家的僮仆有所询问，杨姓者戏说道：“你家官人写不出文章来。” 王公后来很是因此对他怀有遗憾。景泰年间，叔简想请王公为王公之妻杨节妇写传，又对此感到疑虑，不得已还是提出请求。王公听了只是答应，第二天就把稿子交了回来。叔简因而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王公，深感惭愧。这也可以看出，这两位公还保有前辈的风致。○南京两法司的旧事 律令规定：凡京官以及在外任职的五品以上官员有罪，必须上奏报告、请示旨意，不许擅自审问。如今刑部、都察院却对京官五品以下者提审，南京都察院也是如此。刑部又具奏说，往年南京两法司曾讨论过此事，查出永乐年间北巡时留下的有关留守事务的数条规定，很多事情都是因循旧例而实行，直到今天仍未改动，应当设法找到并记录下来。这也是有关政体的旧例。○张泰拒绝石彪索要古瓶 张泰任都督镇守宁夏超过二十年，素来颇有贤能的声誉。石彪任游击将军，巡察边境，将要到宁夏时，有个叫赵缙的人，是宁夏人，在路上对石彪说：“都督家有一只古瓶，很值得珍藏。”石彪立即写信，又假装是石亨写的信，派人去索取。张泰收到信后不予答复。后来石彪到来，因为没有得到古瓶，便想尽办法困辱张泰，张泰完全不在意。最后石彪派人来要挟逼迫他。他的儿子半夜告诉他：“他正得势，怎么可以拒绝！这只瓶子只值一百金罢了。”张泰勃然不悦，说：“你已经不是张泰的儿子了！我难道是吝惜一百金吗？只是这只瓶子是我祖宗传下来的，怎么能因为我而被权贵夺去？他能做一百年的总兵，我难道也能做一百年的总兵吗？”第二天，张泰称病不出，由儿子承袭官职。从前刘征蛮曾把这件事很详细地讲给我听。○江浙文物的兴盛 本朝七十年来，文物兴盛，江浙人才尤其出众。像王景彰学士、张宗海修撰，在文章和经学方面成就突出；沈民则兄弟、程南云则凭借词章、书法和绘画获得显达和荣宠。像刘原博这样既精通医术又能作诗的人，像刘渊然这样的方外之士，也都出自南云门下，士大夫大多对此称奇。○岳季方回答客人的话 岳季方在内阁任职，不久便被罢黜。有个士人告诉他说：“先生违犯了孔子的戒条啊。”岳季方问是什么戒条，那人说：“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说的就是这个。”岳季方回答：“当初皇上任用我在身边，赋予我劝谏教诲的责任十分重大，我怎敢不尽心竭力？如果您是把我当作谏官来要求，恐怕事实并不是这样。杜佑在《旌儒庙碑》碑阴说，秦代的儒者没有处在相应职位上，却议论当世是非，因而自取祸患；又引用后汉党锢之祸，以纵横议论、激烈抨击为戒。这也不过是士人的一种看法罢了。士人的风气如此，士人的议论如此，还值得同他们谈论是非得失吗？” ●《水东日记》卷二十七 姚文公撰《陈希亮碑》李白与杜甫的器度见识不同 幼年善于属对 虞邵庵的三幅画像 《高昌王世勋碑》曹州、濮州遭受河水灾害 烟墩收贮粮食、柴薪和水 纠察弹劾多出自皇上的旨意 三位母亲都蒙受荣典 堂上官出身于甲科 官衔排列有一定的次序 偏执地忌恨、不喜欢甲科出身者 桂孟平的六首诗 怀来石桥的遗址 宣府儒学的圣像 于节庵夫妇的画像 《史记》所记载的并非事实 ○姚文公撰《陈希亮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