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按《史记·孝文本纪》，但书十月丁酉晦食。
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时关中大饥，仅仰敖仓粟，既为羽侵夺甬道，荥阳即以乏絶，不守。其后刘贾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而曹咎等守成臯，亦为汉所破矣。
译查考《史记·孝文本纪》，只记载了十月丁酉日晦时发生日食。
项羽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导致汉军缺乏粮食。当时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仅仅依赖敖仓的粮食，既然甬道被项羽侵夺，荥阳便因此断绝粮草，无法坚守。此后刘贾进入楚地，辅佐彭越焚烧楚军的粮草积蓄，而曹咎等人防守成皋，也被汉军打败了。
项王必引兵南走【至】破之必矣。项王既引而南，不能骤为河北声援，取赵亦可以万全矣。辕生之计，即伍子胥所以覆楚也。
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收兵赵地，已举燕、赵，则前所请益三万人，可收之以自将，若尽。
夺其军，则张耳所北收赵地之兵，岂足以东撃齐哉？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至】佐彭越烧楚积聚。既夺信军，乃可分二万人与刘贾，助彭越絶楚粮道矣。四年，汉王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之间，按《萟文类聚》当作涧。然以上文孟注两城相对之説观之，则如字也。
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章邯罪过于欣，独枭欣头者，以其既降汉而复叛去故也。
五年，汉王为发防，哭临而去。诛羽以正君臣之义，仍为发防哭临者，尝受命懐王，约为兄弟，故也。
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羽死，所畏恶者信，故乘其不意而夺之军，此正所以息天下之兵端，间不容髪者也。后陈豨之狱，使信被参夷之祸，则于报功之义俭耳。
义帝亡后【至】都下邳，仍以义帝为言，终撃楚之杀义帝者之事，亦使信不自以徙王，惊疑其家在楚，又本所欲得也。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则不独以罪没身始为官奴婢矣。今卖身劵契必云口食不周，其来逺矣。
燕王臧荼反。臧荼，项氏所置，又负杀故主之罪，故惧诛，最先反。
六年西有浊河之限。晋灼注：「孟津号黄河，故曰浊河也。」按：孟津不在齐界，字有误，或是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鬲县。」平当以为鬲津。
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文颖注：「吴郡本防稽也，当以防稽治吴，故亦得称吴郡。当班氏作书时，亦未分也。」此正与下郯郡义同。
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秦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汉仍其旧。师古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之説非也。皇帝本兼采三皇五帝义，三皇古之盛天子也。顔説出蔡伯喈，盖据定陶恭皇、孝徳皇诸号以后事臆断。
七年民产子复勿事二歳。大乱之后户口减半，优之使生聚日滋也。
九年罪三族。按《刑法志》孝文诏明指父母、妻子及同产为三族，则注中张晏説为是，如淳説不惟祸及举宗，复妄増母妻二异姓，一言之误，其为不仁甚矣。以今法准之，亦如张説。
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至】尽拜为郡守、诸侯相。用之，则国家收其效；彼亦无所妄觊矣。
十年，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失礼之始，至韦元成、贡禹始觉其非。
十一年，御史大夫昌下相国。臣瓒注：周昌已为赵相，御史大夫是赵尧耳。按当时，周昌疑以御史大夫行赵相事，赵尧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诏书仍言昌也。十二年，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至】亡可蹻足待也。五代郭威之事，近之。
上尊号曰髙皇帝。后世人主生上尊号，不祥莫大焉。赞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汉之报本逺矣。汉承尧运【至】得天统矣。顺民心得天统，此髙纪眼目也。
惠帝纪外郎满六歳二级。苏林以外郎为散郎，按外郎宜对在中者而言，非员外之散郎也。后世散郎称外郎者，乃借用旧名。
令郡诸侯王立髙庙，诸侯不得祖天子，而左氏云郑祖厉王，似因诸侯王得立髙庙附益之也。
元年春正月，城长安。髙帝六年，令天下县邑城；至惠帝元年，乃城长安。先使百姓有所保聚，而后规拓京师，后世所不及也。
二年，郃阳侯仲薨。子封王，而父仍侯爵。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以渐城之，则民不劳费，可给检察，可精。汉初休息，天
下事必有次第，若此即国祚悠久之气象也。
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诸侯王逺近，地异，故豫以六月发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筑城仍在春正月也。
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产子复二歳不嫁，谪五算。与武帝之口赋重，困民产子輙杀者，可以观世运矣。
起长安西市，修敖仓。五年九月，城成
译项王必定率兵南逃，若能追击，必定能击败他。项王既然率兵南去，就不能迅速为河北的援军提供声援，那么攻取赵国也可以万无一失了。辕生的计策，就是伍子胥用来颠覆楚国的方法。
清晨驰入张耳、韩信的军营，夺取他们的军队。于是让张耳向北在赵地收编兵力，已经攻取了燕、赵，那么先前请求增派的三万人，可以收编来自己统领，如果全部收编。
夺取了韩信的军队，那么张耳向北在赵地收编的兵力，难道足以向东攻击齐国吗？派卢绾、刘贾率领两万士兵，去协助彭越焚烧楚国的粮草积聚。既然夺取了韩信的军队，就可以分两万人给刘贾，帮助彭越切断楚国的粮道。四年，汉王与项羽在广武之间相对而立并交谈。之间，根据《艺文类聚》应当写作“涧”。然而从上文孟康关于两城相对的注释来看，按原字理解也可以。
在栎阳市斩下原塞王司马欣的头并悬挂示众。章邯的罪过比司马欣更重，只斩司马欣头的原因，是因为他投降汉军后又叛逃的缘故。
五年，汉王为项羽发丧，哭祭后离开。诛杀项羽以正君臣大义，仍然为他发丧哭祭，是因为曾经受怀王之命，约定结为兄弟的缘故。
汉王回到定陶，驰入齐王韩信的军营，夺取了他的军队。项羽死后，汉王最畏惧厌恶的是韩信，所以趁他不备夺取他的军队，这正是为了消除天下的兵祸根源，时机紧迫，不容丝毫迟疑。后来陈豨案发，导致韩信遭受灭族之祸，那么在报答功臣的道义上就有所欠缺了。
义帝死后，汉王定都下邳，仍然以义帝为借口，最终讨伐楚国杀害义帝之事，也是为了让韩信不因为被改封为王而惊疑，担心他的家在楚国，这本来就是汉王想要得到的。
百姓因为饥饿而自卖为奴婢，因为饥饿自卖为奴婢，那么官奴婢就不只是从因罪没入官府才开始。如今卖身的契约必定写着“口粮不足”，这种由来已久了。
燕王臧荼反叛。臧荼是项氏所封，又背负杀害旧主的罪过，所以害怕被诛杀，最先反叛。
六年，西边有浊河作为界限。晋灼注：“孟津号称黄河，所以叫浊河。”按：孟津不在齐地边界，文字有误，或许是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鬲县。”平当认为是鬲津。
韩王信等人上奏请求将原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封给刘贾为荆王。文颖注：“吴郡本是会稽郡，应当是会稽郡治所在吴县，所以也称吴郡。在班固写书时，也尚未分开。”这与下文郯郡的意义相同。
现在皇上尊称太公为太上皇。秦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汉朝沿袭旧制。颜师古不参与治国，所以说皇帝不称帝的说法不对。皇帝本兼采三皇五帝的含义，三皇是古代最盛行的天子。颜师古的说法出自蔡邕，大概是根据定陶恭皇、孝德皇等称号以后的事情主观臆断。
七年，百姓生子免除两年徭役。大乱之后户口减半，优待他们使人口日益繁衍。
九年，诛灭三族。按《刑法志》孝文帝的诏书明确指明父母、妻子及同产兄弟为三族，那么注中张晏的说法是对的，如淳的说法不仅祸及全宗族，又妄增母亲、妻子两个异姓，一言之误，其不仁义程度就严重了。以现在的法律衡量，也如同张晏的说法。
贤能之士，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全部任命为郡守、诸侯相。任用他们，那么国家能收到成效；他们也不会妄图非分的东西了。
十年，命令诸侯王都在国都建立太上皇庙。失礼的开始，到韦元成、贡禹才发觉其错误。
十一年，御史大夫周昌下狱相国。臣瓒注：周昌已任赵相，御史大夫是赵尧。按当时，周昌大概是以御史大夫身份代理赵相事务，赵尧只是以御史身份暂代御史大夫，所以诏书仍称周昌。十二年，陈平、灌婴率领十万军队守卫荥阳，逃亡可以举足等待。五代郭威的事情，与此相近。
皇上尊号曰高皇帝。后世人主在生前加尊号，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赞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的巫师。汉朝报答根本之道深远。汉朝继承尧的运数，得天统。顺应民心得天统，这是高祖纪的关键所在。
惠帝纪，外郎满六年升两级。苏林认为外郎是散郎，按外郎应当是对在内者而言，不是员外郎那样的散郎。后世散郎称外郎，是借用旧名。
命令郡诸侯王建立高庙，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而《左传》说郑国以厉王为祖，似乎是因诸侯王得立高庙而附益的。
元年春正月，修筑长安城墙。高帝六年，命令天下县邑修筑城墙；到惠帝元年，才修筑长安城墙。先让百姓有所保聚，然后规划扩建京师，后世所不及。
二年，郃阳侯周仲去世。儿子封王，而父亲仍保留侯爵。
三年春，征发长安六百里内的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修筑长安城墙，逐渐修筑，那么百姓不劳费，可以供给检察，可以精细。汉朝初年休养生息，天下事务必有次第，像这样就是国运长久的气象。
六月，征发诸侯王、列侯的徒隶二万人修筑长安城墙。诸侯王远近不同，地域各异，所以预先在六月征发，使他们各自按时到达。其筑城仍在春正月。
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征收五算赋；生子免除两年徭役；不嫁者，谪罚五算。与武帝时的口赋重，困民生子辄杀者，可以观察世运了。
起长安西市，修筑敖仓。五年九月，城墙建成。
髙后纪：取后宫羙人子，名之以为太子。名之，名为皇后所产子也。是少帝，非刘氏，乃大臣既诛诸吕，从而为之辞耳。以其能匡汉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后世不之求备。
文帝纪：「愿请楚王计宜者。」隂安侯、顷王后，皆妇人；琅邪王疎属。帝言：「请楚王计宜，斯识体矣。」
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后书注云：姚察云，女子谓赐爵者之妻。《史记·封禅书》「百户牛一头，酒十石」。臣贤按：此「女子百户」，若是户头之妻，不得更称为户，此谓女户头，即今之女户也。恩当普洽，所以男户赐爵，女户赐牛酒。按此説近之。又按《昭纪》始元元年秋七月，赐民百户牛酒；《元纪》初元元年夏四月，赐吏民五十户牛酒，而别无「女子百户」「五十户」之文。或者吏民但赐牛酒而不赐爵，则其妻不别沾赐，非女户也。惟章帝元和二年夏四月，诏书独繋以经曰「无侮鳏寡，惠此防独」，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或当如章懐之説，诏书曰「河南」则止于河南尹所属县，不普洽天下，与前书中事不同。
元年，因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按：当为父后，正谓嫡长耳。顔注：「非其曰非己生，尤乖于理。」
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先建太子，后立皇后，者时代王王后先卒，窦姬乃以子贵也。立皇后称皇太后，命得着代之意。」立太子母，上《史记》有「诸侯皆同姓」五字，盖周之天子逆后于妫姜之国，今诸侯皆同姓，则不可拘以旧制，必贵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卫安于立贱矣。此等皆汉事，与三代始判分处，况此时固亦有长沙王在乎。
唯中尉宋昌劝朕【至】官皆至九卿。髙文二帝气象虽不同，其开诚无饰则一也。
二年，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周公留相伯禽之鲁，此其遗意。
人主不徳【至】灾孰大焉？自秦以来，不畏于天，至文帝始闻此言。
九年春，大旱。十年冬，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死。无兴革大事，其简如此。后汉诸纪，书事太烦碎矣。
十三年，今厪身从事【至】其除田之租税，尽除租税，不可为经常。盖欲极所以劝农之道耳。非帝之节俭，亦莫之能行也。
后元年，孝惠皇后张氏薨。不以后礼防葬，故不曰崩。书曰“皇后”，则但退处，未尝废也。此文帝之失。张晏云：“废处北宫者，仍《外戚传》之文。”后卷《景纪》中三年，顔注云：“废后死不书。”
六年，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至】次棘门，曰：“屯曰次，屯有分地，次备调发也。”后书《郡国志》：“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注引《晋地道记》云：“自县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飞狐口。”按此，则飞狐口即代郡之常山关，与上曲阳相接者也。句注则雁门关也。七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史记索隐》曰：“以下谓柩已下于圹”，语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断自已葬之后矣。礼服不讲，乃有易月之谬説，顔师古及刘贡父駮正者是。然大红小红，当如应氏之説。阎丈百诗云：“汉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毕便除，无所为三十六日之服者。”后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为除服期，而不论葬与否。唐元肃二宗之防，又降三十六日为二十七日，则所谓以日易月者，于是焉始【按元肃二宗之防为二十七日，见常衮议中】
赞断狱数百，几致刑措。贡禹言：文帝贵廉洁，贱贪污，吏坐臧者皆禁锢。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是帝之为政，不専于寛也，特刑不滥耳。张武旧勋，受赂不饬，未至大恶，故加赐以媿之。岂槩施诸下，姑息成风，致贪吏放手哉？
景帝纪，丁未，太子即皇帝位。文帝以乙巳▯，既▯，乃即位也。史记云：“太子即位于髙庙。”此皆典礼所征，不宜削略。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蚀之。贡父曰：「此年记事十月在年终，误。按此十月，或九月之误。《史记》是年有后九月，然近下中四年亦记十月于年终。」
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译高后纪：选取后宫美人的儿子，给他起名叫刘盈，立为太子。给他起名，是让他名义上成为皇后所生的儿子。这位少帝，并非刘氏血脉，而是大臣诛灭诸吕之后，为了顺应局势而找的借口罢了。因为他能够匡扶汉室基业，建立太宗的功业极大，所以后世对他不苛求完美。
文帝纪：“希望请教楚王适宜的做法。”阴安侯、顷王后，都是妇人；琅邪王是疏远的宗室。皇帝说：“请教楚王适宜的做法，这才懂得大体。”
赏赐百姓爵位一级，赐给女子百户牛和酒。后汉书注说：姚察说，女子是指受赐爵位者的妻子。《史记·封禅书》记载“百户赐牛一头，酒十石”。臣贤按：这里的“女子百户”，如果是指户主的妻子，就不能再称为“户”，这指的是女户主，即现在的女户。恩泽应当普遍施与，所以男户赐爵位，女户赐牛酒。按此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又按《昭纪》始元元年秋七月，赐给百姓百户牛酒；《元纪》初元元年夏四月，赐给官吏百姓五十户牛酒，而没有另外“女子百户”“五十户”的文字。或许官吏百姓只赐牛酒而不赐爵位，那么他们的妻子就不另外受赐，并非女户。只有章帝元和二年夏四月，诏书单独引用经书说“不要欺侮鳏寡，要恩惠这些孤独的人”，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或许应当如章怀太子的说法，诏书说“河南”就仅限于河南尹所属的县，不普遍施与天下，与前书中所记载的事情不同。
元年，于是赐给天下百姓中应当作为父亲继承人的，爵位一级。按：应当作为父亲的继承人，正是指嫡长子。颜师古注：“如果不是亲生，就违背了情理。”
皇太后说：“立太子的母亲窦氏为皇后。先建立太子，后立皇后，这是因为代王的王后先去世，窦姬才因为儿子尊贵而得立。立皇后称皇太后，这是得到继承代王的意思。”立太子的母亲，上《史记》有“诸侯皆同姓”五字，大概是周朝的天子从妫姜之国迎娶王后，现在诸侯都是同姓，就不能拘泥于旧制，必须用贵姓。然而从此景帝立，王武立，卫安于立贱人。这些都是汉朝的事情，与三代开始判分开来，况且此时本来也有长沙王在。
只有中尉宋昌劝我【到】官员都达到九卿。高文二帝的气象虽然不同，但他们开诚布公、没有掩饰则是一样的。
二年，对于官吏以及诏书所禁止的人，派遣太子。周公留守辅佐伯禽在鲁国，这就是他的遗意。
君主没有德行【到】什么灾祸比这更大呢？自从秦朝以来，不畏惧上天，到文帝才开始听到这样的话。
九年春，大旱。十年冬，出行到甘泉。将军薄昭死。没有兴革大事，他的简略就是这样。后汉诸纪，记载事情太烦琐细碎。
十三年，现在亲自从事【到】免除田租税，完全免除租税，不能作为经常的制度。大概是想要极力推行劝农的方法罢了。如果不是帝王的节俭，也没有人能实行。
后元年，孝惠皇后张氏去世。不用皇后的礼仪安葬，所以不说崩。史书写“皇后”，只是退居别处，未曾被废黜。这是文帝的过失。张晏说：“废居北宫的，仍然是《外戚传》的文字。”后卷《景纪》中三年，颜师古注说：“废后去世不记载。”
六年，因为中大夫令免，担任车骑将军，驻扎在飞狐【到】驻扎在棘门，说：“驻扎叫作屯，屯有分地，次备调发。”后书《郡国志》：“上曲阳原来属于常山，恒山在西北。”注引用《晋地道记》说：“从县向北走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叫飞狐口。”按此，那么飞狐口就是代郡的常山关，与上曲阳相接的地方。句注就是雁门关。七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脱去丧服。《史记索隐》说：“以下谓柩已下于圹”，话语尤其分明，足以说明三十六天的丧期是从自己下葬之后算起的。礼服不讲求，于是有了以日代月的错误说法，颜师古和刘贡父驳斥纠正的是对的。然而大红小红，应当如应氏的说法。阎丈百诗说：“汉文这个制度实行了三百七十年，魏武帝才开始命令葬毕就脱去丧服，没有什么三十六天的丧服。”后来不知道哪个朝代以三十六天为脱去丧服的期限，而不论是否下葬。唐元宗、肃宗的丧期，又把三十六天降为二十七天，那么所谓以日代月的，于是从这里开始【按元宗、肃宗的丧期为二十七天，见常衮议中】
赞：断狱数百，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贡禹说：文帝崇尚廉洁，轻视贪污，官吏因贪赃获罪的都被禁锢。赏善罚恶，不偏袒亲戚。罪行明白的伏法受诛，这是帝王的政治，不专于宽厚，只是刑罚不滥罢了。张武是旧勋，接受贿赂不检点，未到大恶，所以加赐以使他羞愧。难道一概施之于下，姑息成风，导致贪吏放手吗？
景帝纪，丁未，太子即皇帝位。文帝以乙巳〇，既〇，乃即位也。史记云：“太子即位于高庙。”此皆典礼所征，不宜削略。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蚀之。贡父曰：“此年记事十月在年终，误。按此十月，或九月之误。《史记》是年有后九月，然近下中四年亦记十月于年终。”
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中二年，令诸侯王薨【至】大行奏諡诔防。防者，初封及除官之防命。注：谓哀防者，非。
四年，死罪欲腐者，许之。以腐赎死，是则异于使无罪幼童轻絶其世，伤天地生物之和者矣。
后二年，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董仲舒所谓「选郎吏以訾冨」，指此訾算也。张释之、司马相如皆以訾算为郎耳。
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绾奏所举贤良【至】请皆罢。自此乃一于儒术，士始尚经学，而▯于廷者有仲舒之对矣，不可谓非衞绾之功也。
二年，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直笔。
五年夏四月，平原君薨。可不书于本纪。
元光元年，于是董仲舒、公孙宏等出焉。按《仲舒传》谓州郡举茂材、孝廉，自仲舒发之，而是年十一月已有郡国各举孝廉之令，则仲舒对防当在元光之前，此总举其得人之著者言之。
四年，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坐矫先帝诏，非独如师古所云党灌夫也。
元朔二年，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元朔二年，藩国始分，然而不能絶淮南、衡山之谋也。
五年，其令礼官劝学【至】学者益广。其议本发于宏，故先着诏书以章人君兴起絶学之羙，而仍不没其实焉。元狩元年丁卯，立皇太子。因治淮南狱，闻武安之谋，故立太子。
四年，青至幕北，围单于【至】两军士战死者数万人。书功而必并言所防战士之多，以见虽幸而胜，得失仅足相偿，所以为良史。明年复书马少，亦以终前事也。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邉。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此徙天下奸猾吏民于邉，其用同也。
元鼎三年，徙函谷关于新安。应劭注：「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按：五年南越反，杨仆始拜楼船将军事，在徙关之后。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应注出于流传，非实事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是时，刺史不常厥居，至东汉始有治所。顔注「防误」，刘昭续《书》《郡国志》注补谓传车周流，匪有定镇者得之。」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史记儒林传有“秀才异等”，輙以名闻，可证“茂”之为“秀”矣。应劭所云避光武讳是也。“秀才”所由命名，则出于《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頼也”之文。
太初元年正歴以正月为歳首。师古曰：「谓以建寅之月为正也。未正歴之前，谓建亥之月为正。今此言以正月为歳首者，史追正其月名。按既曰正歴以正月为歳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为正月矣。若前此果谓建亥之月为正，则当云以建寅之月为正也。更从识者质之【赞有改正朔之文，故师古云然】
发天下讁民西征大宛。讁者，独非民乎？而使二十万众暴骨异域，其不防而仅报虐于子孙，幸耳。
蝗从东方飞至敦煌。从东方飞至敦煌，则几遍天下矣。书其所见，辞防而▯
二年，籍吏民马补车骑马。此籍马为伐宛也。
征和四年，上耕于钜定。服防曰：「地名也，近东海。」按服説，亦据沟洫志「东海引钜定」之文，盖不悟东海乃北海之讹耳。
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至】何有加焉？但羙其文徳，而不及武功。末始以不改恭俭一语见意，可谓防而章矣。自蔚宗以下，未能然也。
昭帝纪始元二年，以宗室毋在位者【至】辟疆，守长乐衞尉。此霍光之善，亦足以闲执燕与广陵之口。
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至】毋令民出今年田租，稍修文景之政，天下所以复安。
五年夏，阳男子张延年【至】要斩。即成方遂两书之，以传疑也。
元凤二年，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当赋。此事得《禹贡》甸服之本意，可视年之丰啬，时时施行也。
四年毋收四年五年口赋。贡禹上书言：「古民无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歳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輙杀。宜令儿七歳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如淳所引《汉仪注》乃元帝以后之制也。三年以前逋更
译中元二年，下令诸侯王去世，直到大行令奏上谥号、诔文和防命。防命，是指初次封爵及除授官职时的防命。注解说：所谓哀防，是不对的。
中元四年，死囚愿意接受宫刑的，准许他。用宫刑来赎免死罪，这就不同于让无罪的小孩子轻易断绝性命，伤害天地生物和谐之气了。
后元二年，现在规定家资达到十算以上才能做官。董仲舒所说的“选拔郎吏依据家资财富”，指的就是这种家资算数。张释之、司马相如都是凭借家资算数担任郎官的。
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报所举荐的贤良……请求全部罢免。从此便专一于儒家学说，士人开始崇尚经学，而在朝廷应对的有董仲舒的回答，不能说不归功于卫绾。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因请求不再向太皇太后奏事，以及郎中令王臧都被下狱自杀。这是直笔记录。
建元五年夏四月，平原君去世。可以不记载在本纪中。
元光元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出现了。查《董仲舒传》说州郡举荐茂才、孝廉，是从董仲舒开始的，而这年十一月已有郡国各自举荐孝廉的命令，那么董仲舒的回答应当在元光之前，这里是总括地列举他得到人才的显著之处来说的。
元光四年，魏其侯窦婴有罪，被弃市。他获罪是因为假托先帝诏书，不仅仅像颜师古所说的是因为结党灌夫。
元朔二年，于是藩国开始分割，子弟都封侯了。元朔二年，藩国开始分割，然而不能断绝淮南、衡山王的谋反之心。
元朔五年，命令礼官鼓励学习……学者更加广泛。这个建议本由公孙弘发起，所以先颁布诏书以彰显君主兴起绝学的盛德，而仍然不埋没他的实际功劳。元狩元年丁卯日，立皇太子。因为审理淮南王案件，听闻武安侯的阴谋，所以立太子。
元狩四年，卫青到达幕北，包围单于……两军战死的士兵有数万人。记载功绩而必定同时说明战死的士兵众多，以显示虽然侥幸获胜，得失几乎相当，这才是良史。第二年又记载马匹减少，也是为了终结前事。元狩五年，迁徙天下的奸猾吏民到边疆。秦始皇三十四年，发配治狱不公正的官吏，去修筑长城和南越地区，这次迁徙天下奸猾吏民到边疆，用意相同。
元鼎三年，将函谷关迁到新安。应劭注解说：“当时楼船将军杨仆多次立下大功，以作为关外百姓为耻，上书请求迁徙东关，用自家钱财供给其用度。”查：元鼎五年南越反叛，杨仆才被任命为楼船将军，这在迁徙关隘之后。凭借武帝的雄才，难道开拓都城疆域，费用出自臣下的家财吗？应劭的注释出自流传，不是事实。
元封五年，初次设置刺史部十三州。这时，刺史不固定居所，直到东汉才有治所。颜师古注解说“防误”，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补说传车周流，没有固定镇守的才得到。”
命令州郡考察吏民中有茂才异等的，立即以名字上报，可以证明“茂”就是“秀”。应劭所说的避光武帝讳是对的。“秀才”命名的由来，则出自《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頼也”这句话。
太初元年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颜师古说：“意思是把建寅之月作为正月。未正历之前，是把建亥之月作为正月。现在这里说以正月为岁首，是史官追正其月名。查既然说正历以正月为岁首，明显以前没有改变月份，本来就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了。如果以前确实把建亥之月作为正月，那么应当说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再向识者质问【赞中有改正朔的文字，所以颜师古这样说】
征发天下的罪民西征大宛。罪人，难道不是百姓吗？而让二十万人暴尸异域，其不幸而仅仅报复在子孙身上，是侥幸罢了。
蝗虫从东方飞至敦煌。从东方飞至敦煌，那么几乎遍及天下了。记载所见，言辞简略而……
太初二年，登记吏民马匹补充车骑马。这次登记马匹是为了征伐大宛。
征和四年，皇上在钜定耕作。服虔说：“地名，靠近东海。”查服虔的说法，也是依据《沟洫志》“东海引钜定”的文字，大概没有意识到东海是北海的讹误罢了。
赞语：孝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何有加焉？只赞美他的文德，而不提及武功。最后以不改恭俭一句话表达意思，可以说是简略而彰明了。自范蔚宗以下，未能做到这样。
昭帝纪始元二年，因为宗室中没有在位的人……辟疆，守长乐卫尉。这是霍光的善举，也足以堵住燕王与广陵王的口。
派遣使者赈贷贫民，没有种子粮食的人……不让百姓缴纳今年的田租，逐渐修明文景之政，天下因此恢复安定。
始元五年夏，阳男子张延年……腰斩。即成方遂两书之，以传疑也。
元凤二年，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当赋。这件事符合《禹贡》甸服的本意，可以根据年成的丰歉，时时施行。
元凤四年不收四年五年口赋。贡禹上书说：“古代百姓没有赋算口钱，从武帝征伐四夷开始，对百姓重赋，百姓生儿子三岁就出口钱，所以百姓极度困苦，以至于生儿子就杀死。应当命令儿子七岁换牙才出口钱，二十岁才算赋。”如淳所引《汉仪注》是元帝以后的制度。三年以前逋更
赋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按其实则二也。践更即是代人卒更，但以月计，私得雇直。过更则是总代人繇戍，以歳计，人输戍邉三日之直于官，官为给与久住之人也。盖卒更即古者田赋出兵之制，戍邉三日则仿力役之制为之。雇更即雇役之法所昉。」
译赋税尚未征收的，都不要收取。如淳说：“徭役有三种名目，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考察其实际内容，其实只有两种。践更就是代替他人服卒更，但按月计算，私人可以获得雇佣的报酬。过更则是全面代替他人服徭役和戍边，按年计算，百姓向官府缴纳戍边三天的费用，官府将这些费用提供给长期驻守的人。大概卒更就是古代田赋出兵制度的遗存，戍边三天则是仿照力役制度设立的。雇佣服役的方法，就是由此发端的。”
赞承孝武奢侈余敝【至】户口减半。武帝之失，因事着见，所谓不溢羙，不隐恶也。
宣帝纪：皇太后归长乐宫。宣帝秋七月即位，十一月，太后乃归长乐宫者，惩昌邑前事也。
本始元年诏内郡举文学髙第各一人。师古曰：「中国为内郡，縁邉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时，内郡举方正，北邉二十二郡举勇猛士。按此为两得之，今取士以文章而为縁邉设觧额，误矣。」
二年，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于为人后之恩，有加隆也。
地节二年，乃复使乐平侯山领尚书事【至】以传奏其言：“汉家气象，至宣帝复一变，渐已任法不任人矣。”
侍中、尚书功劳当迁【至】品式备具。久于其任，则谙习故事故，品式备具也。由此，尚书权重，人主得倚以裁决庶务。东汉政归台閤，不任三公，原于宣帝也。
四年诏曰：「父子之亲【至】延尉以闻。」此诏最得法意，非前人不知及此也。盖古者议事以制，子首匿父母等，固在所原宥耳。父母匿子，情虽同，而平居失于不教，故坐之，然犹必上请，将权衡其轻重以行法，或直原宥之也。
其令郡国歳上繋囚【至】课殿最以闻。令法监毙罪囚，管狱官有罚。盖始于宣帝也。
元康元年，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至】各二人。宣帝虽不甚用儒，然于通经者未尝不加劝诱，亦武帝家法也。二年，闻古天子之名【至】其更讳询。宣帝因人有以触讳犯罪者，故更其名。然则生而讳名，前此已然，疑起秦世也。
三年，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平帝元始元年，始着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亡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今彭祖特以贺旧恩得封，盖从来殊数也。
四年，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他皆勿坐。诬告人与杀伤人同，在不以老耄纵舍之科，当时诬告之重如此。
神爵元年，朕之不明，震于珍物。服防曰：「震惊也。」苏林曰：「震动也。」按：以震为惊，乃与下惧不能任之意协。服说是。
三年起乐游苑。乐游苑，犹景帝之徳阳宫，皆自作庙也。微眇时尤乐杜鄠之门，故以杜东原为初陵，而以乐游名苑。
甘露二年，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王者所客，议中已发其端，待以殊礼，则恩自天子出耳。
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至】何足委任？徳教不可不纯，俗儒不足委任。宣、元各有所偏，或治或乱，又非尽由所操之术。其天资乃判智愚也。
元纪初元三年，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隂阳灾异者【至】或进擢召见。隂阳月令发于魏相，至此言隂阳者遂盛。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嵗以此科第郎从官，光禄亦以此科第郎从官，则周官宰夫正嵗于宫中，羣吏书其能者与其良者以告小宰、大宰之余意也。
稼秋罢，如说为近。稼秋罢不成文义。
四年诏曰：「安土重迁【至】令明知之法，穷则变，此诏得之。」五年颍川水出【至】士卒遣归，此便民善政。
建昭五年，方春农桑兴【至】公卿其明察申敕之。此今法农忙停讼所始。
赞吹洞箫，如注箫之无底者。按王褒颂曰：「原夫箫干之所生，于江南之邱墟，洞条畅而罕节，标敷纷以扶踈。」是洞箫以一干无节，故得此名。《博雅》谓箫大者无底，小者有底，如注非也。
自度曲被歌声，从注中瓒说，则度读本音。然班之文义，先度而后被之于歌，则应说为谛也。
贡、薛、韦、匡迭为宰相。顔师古以韦为韦贤，按韦贤为相在昭宣之际，则此应谓其子元成也。
成帝纪：宣帝爱之，字曰太孙。汉诸帝，髙祖、宣帝、光武，兴于民间，以字着；献帝逊位，字亦着焉。唯成帝之字，则以古无太孙之号，宣帝以世嫡，故特呼之，亦传为字。后世遂目世嫡皇孙曰太孙也。
建始四年中，谒者丞陈临杀司隶校尉辕丰于殿中。司隶校尉，天子倚以清辇毂，而中人得以杀之。岂非禄去公室之兆乎？
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校中秘书，孟坚大书于帝纪，尊经籍也。
阳朔元年，京兆尹
译赞曰：承继孝武帝的奢侈及其遗留的弊政，导致户口减半。武帝的过失，因具体事件而显现，这叫做不溢美，不隐恶。
《宣帝纪》记载：皇太后回到长乐宫。宣帝于秋七月即位，十一月，太后才回到长乐宫，这是为了惩戒昌邑王的前事。
本始元年下诏，内地各郡推举文学高第各一人。颜师古说：“中原地区称为内郡，边境有夷狄和障塞的称为外郡。成帝时，内郡推举方正，北方边境二十二郡推举勇猛之士。按照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现在选拔士人依据文章，却为边境设置解额，这是错误的。”
二年，用水衡官的钱为平陵迁徙的百姓建造住宅。对于为人后嗣的恩情，有所加隆。
地节二年，于是再次让乐平侯山领尚书事，直到以传奏其言：“汉家的气象，到宣帝时又发生了一次变化，逐渐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人了。”
侍中、尚书因功劳应当升迁，直到品式完备。长期担任其职务，就熟悉旧例，所以品式完备。由此，尚书权力加重，君主得以依靠他们来裁决各种事务。东汉政令归于台阁，不任用三公，其根源在于宣帝。
四年下诏说：“父子之亲，直到廷尉上报。”此诏最符合法理，前人不知达到这一地步。大概古代议事以制定制度，儿子首匿父母等，本来就在所原谅的范围内。父母隐匿儿子，情理虽然相同，但平时失于不教育，所以治罪，然而必定要上请，将权衡其轻重以执行法律，或者直接原谅他们。
下令郡国每年上报系囚，直到考核优劣以闻。下令法律监督死刑囚犯，管理狱官有惩罚。大概始于宣帝。
元康元年，广泛推举官吏百姓，自身修正，直到各二人。宣帝虽然不太任用儒生，但对于通晓经学的人未曾不加劝诱，这也是武帝的家法。二年，听说古代天子的名讳，于是改讳为询。宣帝因为有人触犯名讳犯罪，所以改其名。然而活着时避讳名讳，在此之前已经如此，怀疑起于秦代。
三年，封贺的孙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平帝元始元年，才开始著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没有儿子而有孙子，或者同产子，都可以作为继承人。现在彭祖特别因为贺的旧恩得以封侯，大概是历来特殊的待遇。
四年，八十岁以上的人，除了诬告、杀伤人，其他都不治罪。诬告人与杀伤人同，不在因年老而宽恕的科条中，当时诬告之罪如此严重。
神爵元年，朕之不明，震惊于珍物。服防说：“震惊。”苏林说：“震动。”按：以震为惊，与下文惧怕不能胜任的意思相协调。服防的说法是对的。
三年起乐游苑。乐游苑，如同景帝的德阳宫，都是为自己建造庙宇。微渺时尤其喜欢杜鄠之门，所以以杜东原为初陵，而以乐游命名苑囿。
甘露二年，以客礼对待他，位在诸侯王之上。王者所客，议中已发其端，以殊礼对待，则恩出自天子。
《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直到何足委任？德教不可不纯，俗儒不足委任。宣、元各有所偏，或治或乱，又非尽由所操之术。其天资乃判智愚也。
元纪初元三年，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直到或进擢召见。阴阳月令发于魏相，至此言阴阳者遂盛。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光禄亦以此科第郎从官，则周官宰夫正岁于宫中，群吏书其能者与其良者以告小宰、大宰之余意也。
稼秋罢，如说为近。稼秋罢不成文义。
四年下诏说：“安土重迁，直到令明知之法，穷则变，此诏得之。”五年颍川水出，直到士卒遣归，此便民善政。
建昭五年，方春农桑兴，直到公卿其明察申敕之。此今法农忙停讼所始。
赞吹洞箫，如注箫之无底者。按王褒颂曰：“原夫箫干之所生，于江南之邱墟，洞条畅而罕节，标敷纷以扶疏。”是洞箫以一干无节，故得此名。《博雅》谓箫大者无底，小者有底，如注非也。
自度曲被歌声，从注中瓒说，则度读本音。然班之文义，先度而后被之于歌，则应说为谛也。
贡、薛、韦、匡迭为宰相。颜师古以韦为韦贤，按韦贤为相在昭宣之际，则此应谓其子元成也。
《成帝纪》：宣帝爱之，字曰太孙。汉诸帝，高祖、宣帝、光武，兴于民间，以字著；献帝逊位，字亦著焉。唯成帝之字，则以古无太孙之号，宣帝以世嫡，故特呼之，亦传为字。后世遂目世嫡皇孙曰太孙也。
建始四年中，谒者丞陈临杀司隶校尉辕丰于殿中。司隶校尉，天子倚以清辇毂，而中人得以杀之。岂非禄去公室之兆乎？
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校中秘书，孟坚大书于帝纪，尊经籍也。
阳朔元年，京兆尹
鸿嘉四年，被灾害什四以上【至】思称朕意。如此，则虽遇防灾，尚可不至流为宼贼，亦治标之善防。
永始二年，吏民以义收食贫民【至】万钱以上，一年如此，乃成国体。安桓预下诏书：「计金受官，则市贾矣。」且安桓爵得至关内侯，此亦不至甚滥也。
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建始二年罢雍五畤，至此始复，而于后年总书之。
四年，出杜陵诸未尝御者归家。宣帝之葬，至是三十六年矣。以无继嗣，故出之也。
绥和元年诏曰：「朕承太祖鸿业【至】其立欣为皇太子。」以此诏文观之，哀帝背大宗，顾私亲，其罪于是为大，因此伤元后之心。奸臣煽惑，借以窃权。国之将亡，未有不基于伦纪不立者。其微则又自成帝，昧夫妇判合之重，贱者得以色升，自贻絶嗣，并及宗社也。永始元年五月，封王莽为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赵氏，适相符防，终成祸胎，岂偶然哉？
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冯参有贤名，而此时不固让宜乡之封，他日傅太后修怨，几至覆宗，亦自昧其几也。
以大司马票骑大将军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疑不当有大字。
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谓有其容爽其徳也。哀帝纪田宅亡限【至】皆无得过三十顷。哀帝行限田之制，本善。王莽之行王田，盖务以祈胜，而致不便于民也。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汉制之失，莫大于仕者不为父母行服三年，达礼于是焉废。其予宁者，不过自卒至葬后三十六日而已。哀帝既许博士弟子予宁三年，何不推之既仕者乎？至安帝元初三年，邓太后临朝初聼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防。至建光三年，安帝亲政，宦防不便，复议断之。桓帝永兴二年，初聼刺史、二千石行三年防。延熹二年，复断之。若公卿，则终汉之祚不议行三年防服也。
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诏：「外家王氏田非▯茔，皆以赋贫民。」自此而王氏家施渐及民矣。
二年，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去“定陶”而直称“恭皇”，以太上皇为比也。
待诏夏贺良等【至】宜改元易号。张衡谓：「防起哀平，则夏贺良其汉人内学之祖欤？」
平帝纪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至】不以小疵妨大材，此莽罗致屏弃不齿之人，被以望外过恩，使为已用耳。莽谓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者，不以小疵妨大材。曹操亦谓：“若必亷士而后用，则齐桓其何以伯世？”簒贼所求徃徃必于其类，以为此属皆计不反顾，不得不奋効鸣吠以图富贵，一时乃可，惟我所使也。
元始二年，谕说江湖贼【至】送家在所收事。收事，犹今编入里甲当差。
三年，立官稷及学官。自周衰，学废至王莽，复天下皆立学官。稷，似瓒说得之。
五年，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至】致教训焉。时诸侯王皆同编户民，无足惮者，然以十余万之众，虑诸刘相结起事故，隂置其所厚党于王氏，斵防公室者，隂检束之，非教训其人也。
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出媵妾归家得嫁者，莽欲阶此夺孝平皇后之志，頼其女贤耳。凡奸人为一善事，亦必为其私故，可诛也。
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义门读书记卷十六
翰林院侍读学士何焯撰
前汉书
诸侯王表，周公、康叔建于鲁、卫【至】亦五侯九伯之地。《左传》但言五侯九伯，汝实征之，非兼有其地，盖班氏误也。若鲁、卫各数伯里，则以方计之耳。
被窃鈇之言，窃鈇事必出诸子书。注中应说近之而不详，顔乃迂谬。
王子侯年表。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王孙毕侯，则近属无不分裂，无复大藩之可惧矣。
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例正而严。
号諡姓名，此姓字乃衍文。苏氏洵求其说而不得，遂谓加以异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以戒权归于下。不思莽伪褒宗室，居摄愈多，班氏固云：非正弗录。无在此表者也。况此表自孝昭以讫哀平，前此者安能曲传私说哉？
髙惠髙后文功臣表，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礼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
译鸿嘉四年，遭受灾害的比例达到十分之四以上，[这]符合我的心意。像这样，那么即使遇到防灾，尚且不至于流窜成为寇贼，这也是治理表面现象的善防。
永始二年，官吏百姓出于道义收养贫困百姓[至]万钱以上，一年如此，才成为国家的体制。安帝、桓帝预先下诏书说：“计算金钱接受官职，那就是买卖官爵了。”况且安帝、桓帝封爵只到关内侯，这也不至于过分滥封。
冬季十一月，皇帝巡行到雍地，祭祀五畤。建始二年废除了雍地五畤的祭祀，到这里才恢复，而在后一年统一记载这件事。
四年，将杜陵中那些未曾被皇帝临幸的宫女放出回家。宣帝下葬，到这时已经三十六年了。因为没有子嗣继承，所以将她们放出。
绥和元年下诏说：“我继承太祖的宏大基业[至]让欣立为皇太子。”从这道诏书的文字来看，哀帝背离大宗，顾念私亲，他的罪过在这里变得重大，因此伤害了元后的心。奸臣煽动迷惑，借以窃取权柄。国家将要灭亡，没有不是基于伦理纲常不确立的。其细微之处又始于成帝，不明夫妇结合的重大意义，使卑贱之人得以凭借美色升迁，自己招致断绝子嗣，并祸及宗庙社稷。永始元年五月，封王莽为新都侯。六月，立赵氏为皇后，恰好相互勾结防备，最终酿成祸端，难道是偶然的吗？
封中山王的舅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冯参有贤名，但此时不坚决推辞宜乡的封爵，后来傅太后追究怨恨，几乎导致宗族覆灭，这也是他自己不明察事机啊。
以大司马票骑大将军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前面似乎不应该有“大”字。
赞语可以说是穆穆天子的仪容啊。意思是说他有天子的仪容却败坏了德行。哀帝纪中田宅没有限制[至]都没有超过三十顷。哀帝实行限田制度，本来是好的。王莽实行王田制，大概是务求胜过前人，而导致不利于百姓。
博士弟子父母去世给予三年丧假。汉朝制度的过失，没有比做官的人不为父母守丧三年更大的了，通行的礼制在这里被废除了。给予丧假的，不过是从去世到安葬后三十六天而已。哀帝既然允许博士弟子给予三年丧假，为什么不推广到已经做官的人呢？到安帝元初三年，邓太后临朝听政，初次听从大臣二千石、刺史实行三年丧制。到建光三年，安帝亲政，宦官不便，又商议废除。桓帝永兴二年，初次听从刺史、二千石实行三年丧制。延熹二年，又废除了。至于公卿，则直到汉朝灭亡都没有商议实行三年丧服。
建平元年，太皇太后下诏：“外戚王氏的田地如果不是用于墓地，都用来赏赐给贫困百姓。”从此王氏家族的恩惠逐渐普及到百姓了。
二年，定陶恭皇的称号不适宜再称定陶。去掉“定陶”而直接称“恭皇”，是以太上皇为比照。
待诏夏贺良等人[至]应当改年号换称号。张衡说：“灾祸兴起于哀帝、平帝时期，那么夏贺良大概是汉朝人内学派的祖师吗？”
平帝纪中凡是有贪污以及内在恶行尚未暴露的[至]不因为小瑕疵妨碍大材，这是王莽罗致屏弃不被齿列的人，给予他们意外的恩惠，使他们为自己所用罢了。王莽说凡是有贪污以及内在恶行尚未暴露的人，不因为小瑕疵妨碍大材。曹操也说：“如果一定要廉洁之士然后才任用，那么齐桓公凭什么称霸一世？”篡位贼人所求往往必定是同类，认为这些人都是计不反顾，不得不奋力效忠像狗一样吠叫以图富贵，一时是可以的，只供我驱使罢了。
元始二年，晓谕说服江湖盗贼[至]送回家乡由当地收管。收管，就像现在编入里甲当差。
三年，设立官稷及学官。自从周朝衰微，学校废弃直到王莽，才再次天下都设立学官。稷，似乎王肃的说法是对的。
五年，汉元帝到现在有十余万人，人[至]加以教导训诫。当时诸侯王都同编户齐民一样，没有什么可忌惮的，然而凭借十余万之众，担心诸刘相互勾结起事，暗中将王氏所厚待的党羽安置在他们身边，削弱防范公室的人，暗中约束他们，并不是教导这些人。
那些被放出的媵妾都回家可以改嫁，如同孝文帝时的旧例。放出媵妾回家可以改嫁，王莽想借此动摇孝平皇后的意志，幸亏他的女儿贤德罢了。凡是奸人做一件善事，也必定是为了他的私利，可以诛杀。
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义门读书记卷十六
翰林院侍读学士何焯撰
前汉书
诸侯王表，周公、康叔被封在鲁、卫[至]也是五侯九伯的地方。《左传》只说五侯九伯，你确实征伐他们，并不是兼有那些地方，大概是班固弄错了。如果鲁、卫各数伯里，那是以方圆计算罢了。
被窃斧之言，窃斧的事必定出自诸子书。注中的说法接近但不详细，颜师古则迂腐荒谬。
王子侯年表。王莽专权，虚伪地褒奖宗室侯及王的孙子。王孙毕侯，那么近亲没有不被分裂的，没有再有大藩国可畏惧的了。
居摄而愈多，不是正统，所以不记录。体例正直而严谨。
号谥姓名，这里的姓字是衍文。苏洵寻求其说法而不得，于是说加上异姓的例子。显示天子不能拥有同姓，以警戒权柄归于下人。不思考王莽虚伪褒奖宗室，居摄愈多，班固本来就说：不是正统不记录。不在这表中。况且这表从孝昭到哀平，之前的怎么能曲折地传达私说呢？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因此燕齐的祭祀与周朝一同流传。《礼记》武王攻克殷商，返回商都，还没有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