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四

译至于改朝换代之后，人事早已陈迹，每当见到负责修撰史书的人家，仍然多有徇私情面，不免偏私不公。既然如此，那么撰写实录的人，怎能轻易从事呢？韩愈撰写一篇《平淮西碑》，没有详述李愬的功绩，果然导致段文昌的弟弟段成式愤然不平。韩愈不肯撰写史书，难道不是明智的见解吗？

译在《据事迹实録》中的两句，本于扬雄。然而这尚非浅陋偷惰之人所能完成。伏后，我年岁已长，志气衰退，且打算引退。此段应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且传闻不同，怎能流传万世呢？“此段又见实录之难，这是主旨，确实不可以草率从事。”

若无鬼神两句，收束于应当畏惧。《与大颠书》。题注其后书：“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则非也。”等等。按此亦可证其伪矣。总之，韩公与大颠的始末，尽在孟尚书书中的数语之中，何必被僧人所欺骗，取此谬妄之迹呢？《考异》云：“皆非可与实事而求是者也。”等等。按若一定要反复推敲三书，认为出于韩愈，亦可见朱子用心之狭隘私曲矣。若其无他意，也可谓极不知文，识见凡下，徒留后人之笑耳。久闻道德，尚是未见，是大颠时的话语。切思见颜，成何文理？朱子乃谓决为韩公文，非他人所能作乎？

《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屯兵十万，至舟车所同。数笔有班固、司马迁的风力。

《送浮屠令纵西游序》。于是乎，吾忘令纵之为释氏子也。收束异同。

不知其不可也，应可与。

《河南府同官记》。笔无防尘。卢公离开河南任右补阙，至自工部尚书至吏部尚书，上一层只防明得，河南同时得五将相，此层又将中间转迁叙清，略一裁剪，不令板直。

我公愿洁而沈宻两句。世得云：愿洁沈宻以沈〇言，开亮卓伟，以高明言。愿洁言其行，沈宻言其识，开亮言其识，卓伟言其行。

登槐賛元两句，均后以宰相出藩，此特伏案，非防佞语。

有若将同其后两句“结住”，一倒转便不凡。

《除崔羣戸部侍郎制》。朱子语录：“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

于今虽重，当作于今为盛。为惟音讹，又讹作虽。《潮州请置乡校牒》。体格气味纯乎西汉，质雅中意味深长。此真充于中溢乎外而不自知者。

不如以徳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政刑不可废，但不可独任耳。此句变得好。

夫欲用徳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论本董子，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注：“必有忠信，一读如邱者焉，不如一读邱之好学也。”一读言：“我不如此人，方愿学之也。”

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所谓三王四代惟其师。《顺宗实録》第一景申上即位，太极殿册曰，至无沗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凡册文诏书，但削去繁缛，即简质近古。脩《唐书》者不知此法，本纪中至一字不存。宋景文列传遇章疏，辄窜易以就竒澁，皆与公背驰者也。宋元诸史畧无翦裁，亦其失维均。

登、伉皆上在东宫时侍读，以师傅恩拜。书“以师傅恩”，所以别于伾、文之党也。

实録第二“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南部新书》“圣厯二年勅，雕鹘鹰鹞狗为五坊。二十四年，各置使。”

追故相忠州刺史陆贽，直自贬所召还者，时谓之追刺史。二字当作别驾，缘上苏弁之文传冩致误。

丁酉，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称疾去位，至遂不起。此事叙致尤不减班孟坚。

实録第三，元和三年，以修实録功，追赠工部尚书。附书。

实録第四“贽令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阙集人以为常，今截阙之法所始”。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为官族。阳骛显于慕容氏，由此遂为非平望族。

有懐刺造城而问者，至不能聴客语。叙事至千载下读之，犹声音笑貌，显显在目。马班而下，可复见乎？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元和之治，此举贻之也。万福知言哉？

实録第五，永贞二年正月景戍朔。注：戍史作寅，按当作寅。所谓永贞二年者，止于此一日耳。翌日丁夘，即下制改元元和，详见《旧唐书》及《通鉴》也。

同窦【牟】韦【执中】寻刘尊师不遇。窦诗止三四佳，不及公逺甚。韦甚凡鄙，公此诗直当与沈宋抗行也。发端得“寻”字神味。

院闭，青霞入两句。〇下隠形，又不寂寞。但用驭风二字，即已暗藏不遇矣。笔墨之敏妙至此。

犹疑，隠形坐两句，结不遇，变化桃字，又与仙源暗应，嘲鼾睡。此篇多用佛经，因其浮屠而戏之。

昼月。观此，则知玉川月蚀体貌，蚀字处，公皆删去。葢不以为难能也。

辞唱

译《近东野》这首诗，知音的人确实稀少。下面两句表面上只是表达惜别之情，却暗中寓含了知音难觅之意。这是对侯生询问《论语》一书的深刻而精妙的回答。韩愈过去注解过这本书，但不敢过度探求其中的深意。不敢过度探求，那么原本的意思就能得以把握，从而归于稳妥恰当。稳妥恰当这两个字，是解释经书的最高准则。这篇作品应当是因为文采不显耀，所以被正集遗漏了。

译长安慈恩塔题名。石洪到达长安，应当在元和六年，即被征召任命为昭应尉、校理集贤院御书之时。石洪死于元和七年，而柳子厚直到元和十年才从永州按惯例被召至京师，怎能一同登上慈恩塔呢？孟东野去世也在元和九年，当时六十四岁，他的年龄比韩退之大得多，最终不应题名在韩愈之下。

《福先寺题名》王仲舒的神道碑说：“元和初年，被征召任命为吏部员外郎，不久担任职方郎中，知制诰。怎能元和三年还担任吏部员外郎呢？王仲舒因为为杨凭辩冤，出任峡州刺史。杨凭被贬在元和四年，那么元和三年王仲舒也不应在洛阳。王仲舒在贞元年间已进入尚书省，名望地位已经很高，又怎能将石洪列在他之上呢？这肯定是伪作无疑。”欧阳修没有仔细审察罢了。《赵德文集序》文集怀疑是好事者依托伪造。

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五

翰林院侍读学士何焯撰

河东集

献平淮夷雅表一首。表文与韩愈相当。

平淮夷雅二篇 柳宗元的诗不如韩愈的碑文。

《晋阳武》第一，所以处在缪袭、王粲之间，只有韩退之有周汉的气象。《贞符》，以德作为符瑞，其议论伟大。然而也有本末不兼顾的毛病。柳子厚持论，往往只依据一面，比如关于封建制，就是直接舍弃根本而只谈末节，所以不及韩愈。

于是开始陈述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玄鸟、巨迹记载于《诗经》的雅颂中，不能一并议论。

称为封禅。柳子厚独自排斥封禅，断定以六艺作为考信的依据。

王莽陈述继承效法，英华作《莽述成效》。这是说王莽祖述汉家的成效，不是说公孙述。注释引用公孙述是错误的。

乡里作为义仓，义仓的事，柳子厚写在《贞符》中。

〇炎以澣 〇与沸同

咨尔皇灵，这两句。苏子美的议论，尤为平正，应当参看。《佩韦赋》：“桑宏和而却武兮”按《困学纪闻》：“《吴子》说：‘承桑氏的君主修德废武，因此灭亡了国家。’桑指承桑氏。有一版本将桑改为乘，是错误的。”

设任柔而自处兮，任柔的事不详。有人说鱄设诸，恐怕不是。《瓶赋》。扬雄《酒箴》，正言若反。

《牛赋》。东坡书写此赋，也是用来讥讽当世掌权者，不只是比喻岭南地区。

《愈膏肓疾赋》，其词气像柳宗元少作，不够谨严洁净、深奥峭拔罢了。《封建论》《荀子》的文章，其中节制非常谨严。李云说：“文章古雅精健，可与《过秦论》匹敌。”

封建不是圣人的本意。李云未必就能得到圣人的本意。如果这样，那么兴灭国、继绝世，都是圣人违背本心的事了。起初我认为韩柳二人，不过是司马迁、班固一类的人。现在看他们的才识相抗衡。至于韩氏的学问见识，则不是班固、司马迁所能赶上的。至于柳子厚，崛起于旷古之下，极力追摹西汉的文章，气势稍不如司马迁的疏放跌宕，但坚密程度不亚于班固。他的学问见识，怀疑也没有可推让之处。等到读了《封建论》与班固《诸侯王表》等，参差诵读，才知道柳子厚的学问见识远不如班固。议论事情如果只依据其片面，那么谁没有利害的数目可以陈述，有成败的轨迹可以指出。如班固所说，中央和诸侯都衰微，根本和末节都弱小，权奸不出自庙堂而操控天下，又怎比得上枝叶相互牵制来得得当呢。至于说圣人不废除封建，是私心将力量归于自己，私心将护卫留给子孙，柳子厚的话多么悖谬啊？如果说国家与天地一同存在，虽然想改变它但时机未到，不也更好吗？所以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至】这是势所必然。李云既然知道是这样，又为什么说封建必须废除？下面既无所依托，上面又如何孤立悬挂呢？

然而降于夷王【至】其关键在于此。降于夷王以下，与后面私心将护卫留给子孙，矛盾相陷，不知道柳子厚怎么说。

当时有叛将而没有叛州。叛将就是大诸侯，不在于是否世袭。

有人说：封建制，必定私有其土地等等。以上议论封建制逼迫上级，以下议论封建制祸害百姓。

过失在于制度，不在于政令。世人能说周幽王、周厉王不遵循正道，却说过失不在政令。有兴起必有衰废，其兴起是因为仁，其衰废是因为不仁。柳子厚对于周朝说过失在于制度，对于秦朝说过失在于政令，这是他的话中最没有根据的。安溪批注：“不在于政令。”旁边说：“此论也有毛病。”

虽然混乱，不可改变。虽然混乱，上面添“侯王”二字。

及夫大逆不道，大逆句带上一层。

魏继承汉朝【至】没听说延长国运。魏怎能称为封建？晋朝的八王之乱，既超过了制度，又混乱从内部兴起，然而琅邪王尚存，渡江后的国运，延长或短促的效果，看到了。

有人又说：殷周是圣王却不改革其制度【至末】上一段说因循无益，改革无损；这一段又说势不可改，圣人暂且因循。现在不再是圣人所处的形势，那么改革者恰好符合圣人的心意。

大概诸侯归附殷朝的【至】这是汤武不得已的事。李云说：“这类就是流遁无理的谈论，也不是当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