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考信录提要》
●自序
（刚（顾颉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夏》、《商》、《丰镐》诸录之例，由《总目》内录出补入。）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俊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卷上
○释例
△时代与识见（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於《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顾自秦火以後，汉初诸儒传经者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於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言，杂然并传於後，而其时书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於检核考正，以别其是非真伪。东汉之末，始易竹书为纸，检阅较前为易；但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轶，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惟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於世。於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於是大失其实。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特太仓ㄗ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时印本盛行，传布既多，稽核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忄吴者。或为文以辨之（如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泰誓论》，苏明允《喾妃论》，王介甫《伯夷论》之类），或为书以正之（如《郑樵诗辨妄》，赵汝谈《南塘书说》之类），或作传注以发明之（如朱子《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蔡氏《书传》之类）。盖至南宋而後《六经》之义大著。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於人耳目，习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後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於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逐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非敢自谓继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虑之一得云尔。
△人言不可尽信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马援之薏苡以为明珠矣；然犹有所因也。无兄者谓之盗嫂，三娶孤女者谓之挝妇翁，此又何说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於人之手，莫之制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馀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
译《考信录提要》
●自序
（顾颉刚按语：旧本没有这篇序言，现在依照《夏录》、《商录》、《丰镐录》等书的体例，从《总目》中摘录补入。）
《考信录》为什么要有《提要》呢？是为了自我阐明撰写《考信录》的缘故。薛敬轩先生说：“自从朱熹（考亭）以来，儒家正道已经大明，无需再著书立说，只需要亲身践行罢了。”这不过是因为当时的学者心中没有真实的体悟，只是抄袭前代儒者关于道学的陈词滥调来标榜自己明白大道，以此炫耀于世以博取名声，所以薛先生才说这样的话来警示他们。朱熹之后，难道就没有一两点值得说的话吗！朱熹将《尚书传》的撰写托付给蔡沈，将《丧礼》、《祭礼》两部礼书的撰写托付给黄榦，至于《春秋经传》，完全没有论述著作，这是朱熹还有来不及做的事。《鸱鸮》篇，朱熹在《诗集传》中沿用了《伪传》的旧说，等到与蔡沈通信时，才改正过来遵从郑玄的说法，这是朱熹还有来不及纠正的事。何况自从近世以来，才俊之士喜好崇尚新奇，大多依据前人的注疏，强词夺理来驳斥朱熹，这是朱熹还有等待后人辅佐阐发的事。如果有所见解，怎么能够沉默而不说呢。所以先写这篇《提要》，以表明那些吞不下又吐不出的话，实在是出于不得已，阅读的人应当能够体谅我的苦心。
●卷上
○释例
△时代与识见（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应当考信的意义。）
圣人的大道，就在《六经》之中罢了。二帝、三王的事迹，完备地记载在《诗经》、《尚书》中（《尚书》指《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的言行，都包含在《论语》里。文字在这里，道也就在这里，所以孔子说：“文王死了，文化传统不就在我们这里吗？”《六经》以外，另外没有什么道。然而自从秦朝焚书之后，汉初传授经学的诸儒各有师承，传闻不同，说法不一，不能归于统一，加上战国时期，隐士纵横议论，说客巧言令色，杂乱地流传到后世，而那时的书都是竹简，得到不易，见到的也未必能记住，因此难以核查考证，以辨别其是非真伪。东汉末年，才开始用纸张代替竹简，查阅比以前容易；但是魏晋时期，风俗崇尚辞藻文章，很少人研究经学，随即遭遇刘渊、石勒的动乱，中原沦陷，书籍大多散失，汉初诸儒所传的《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都亡佚了，只存有《毛诗序传》和张禹修订的《论语》，而伏生的《尚书》、田何的《周易》、邹氏和夹氏的《春秋》也都未能流传于世。这时又出现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来迷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的事迹于是大大失去了真实面貌。学者固执己见，抱残守缺，沿袭错误，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虽然偶尔有一两位有见识的人指摘其中的错误，但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米，而且很少在世上流行。直到宋代，著名儒者相继兴起，前后相望，而且当时印刷本盛行，传播广泛，稽核最容易，才开始多有揭发前人错误的人。有的写文章来辨析（如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泰誓论》，苏洵《喾妃论》，王安石《伯夷论》之类），有的著书来纠正（如郑樵《诗辨妄》，赵汝谈《南塘书说》之类），有的作传注来阐发（如朱熹《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蔡沈《书传》之类）。大概到了南宋之后，《六经》的大义才显著彰显。然而经义失真已经一千多年，伪书和歪曲的说法长久地进入人们的耳目，习惯而未察觉，沿袭而未纠正的还很多，所依赖的是后世儒者继承他们的余绪并加以推广，对于尚未纠正的予以补充，已经纠正但世人尚未深信的加以阐明，帝王圣贤的事迹难道不会清晰地显现在世上吗！然而近世的儒者大多拾取陈词滥调，大谈心性，以为这就是道学，而对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事迹很少用心研究。也有参杂禅学，自认为明心见性，反而把经传视为肤浅末节的人。而向来沿袭的错误，再也没有人去追问了！我年过三十，才知道用心研究《六经》，发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解释的往往与经文互相矛盾。然而我还不敢断定其是非，于是将经传的文字分类辑录，比较考察，很久之后才清楚地知道传记注疏的错误。然而前人很少提及这些；屡次想忍而不说却忍不住，不得已才写这部书来辨明。不敢自认为继承前代儒者的步伐，只是聊以贡献愚者千虑之一得罢了。
△人言不可尽信
人的话不可信吗？天下如此之大，我不能事事都亲眼见到，何况千古以上的事，我从哪里知道呢！人的话可以完全相信吗？马援的薏苡被当作明珠了；然而这还有所依据。没有哥哥的人被说成是偷嫂，三次娶孤女的人被说成是殴打岳父，这又是什么说法呢！舌头长在人的嘴里，没有人去摸它；笔握在人的手里，没有人去控制它；只是随心所欲地说罢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我从小听到人的话很多了，日食最多十分，月食有达到十多分的。世人不通历法，都说月亮一夜两次食；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曾经亲眼见过。我虽然还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