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命词之上，必不云“汝为稷、司徒、士”也。四岳、十二牧，皆旧职也，然所谓“▯四门”、“食哉惟时”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皋陶即使果仍旧职，亦岂得独为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尧时，尧未崩以前何以不书？舜即位後纪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时叙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颠倒舛谬之史官邪？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然则兹数人者，任官效职皆在舜时明甚。或初仕於尧世，要之必未为後稷、司徒、士，──故《史纪》云：“自尧时皆举用，未有分职。”──不得以舜为申命也。盖《伪传》之失在误以四岳为四人，是以与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谓稷、契、皋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与二十二人之数；由是凡舜时事皆以为尧时事，颠倒错乱，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传》出，始以四岳为一人，然则稷、契、皋陶无庸谓为申命矣，乃亦沿《伪传》旧说而不改，岂非习闻其说遂不觉其非邪！故今补其未备而详辨之。说并见前《命禹条》下。
译在任命官职时，必定不会说“你担任稷、司徒、士”这样的话。四岳、十二牧，都是旧有的职务，然而所谓“掌管四门”、“饮食要顺应时节”等说法，都是新的任命，并非赞美他们以前的功劳；稷、契、皋陶即使确实沿袭旧职，又怎能唯独赞美他们以前的功劳呢？况且这三人的功劳如果确实在尧的时代，尧去世之前为什么没有记载？舜即位后忙于记录新政都来不及，却在这个时候叙述舜追念赞美他们以前的功劳，哪有如此颠倒错乱的史官呢？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论语》说：“舜有五位臣子而天下大治。”子夏说：“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既然如此，这几个人担任官职、效忠职守都在舜的时代，是非常明显的。或许他们起初在尧的时代出仕，总之必定没有担任过后稷、司徒、士，——所以《史记》说：“从尧的时候都被举用，但没有分别职务。”——不能认为舜是重申任命。大概《伪传》的错误在于误把四岳当作四个人，因此与下文“二十二人”的文字不符，于是不得已而曲意解释，说稷、契、皋陶的任命都是赞美他们以前的功劳，因而不能计入二十二人的数目；由此凡是舜时代的事都当作尧时代的事，颠倒错乱，使得两位帝王治理天下的大法不能彰显。等到《蔡传》出现，才开始把四岳当作一个人，那么稷、契、皋陶就没有必要说是重申任命了，却仍然沿袭《伪传》的旧说不加改正，难道不是习惯听到这种说法，于是不知不觉认为它没有错吗！所以现在补充它未完备之处而详细辨析。说法也见前文《命禹条》之下。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附录】“垂之竹矢。”（《书顾命》）“垂之和钟。”（《明堂位》）“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存参】“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史记陈杞世家》）
△命垂、益
本务举而後末务可图，人性尽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众也？以其职少轻，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职也？以其职少轻，故略言之也。
△“谐”为偕义
《蔡传》云：“《史记》曰：‘朱、虎、熊、罴为伯益（《史记》称益未有加以“伯”者，《传》误）之佐’，则殳、┥、伯与当亦为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让稷、契、皋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让夔、龙也，帝曰“往钦哉”，独於垂、益之让则曰“往哉，汝谐。”“谐”，犹偕也，谓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允不垂、益之让；“汝谐”者，允垂、益之荐而用之也。稷、契、皋陶、夔、龙皆别命之，殳、┥、伯与、朱、虎、熊、罴皆不别命：既俞其荐，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为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传》文），亦多以所职名：垂共工而所让者曰殳、┥，益作虞而所让者曰熊、罴，则所让之人後即为二人之佐可知也。细核前後文义，谐之当为偕义显然。《伪孔传》乃释为“谐和此官”；《蔡传》因之，而引《史记》之文以见其为二人之佐：不知《史记》即因“汝谐”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於垂不言之者，盖《史记》引《尚书》文至“垂为共工”而止，无让殳、┥、伯与之语：此或司马氏误脱《尚书》文，或後人传写误脱《史记》文，均不可知，非《史记》别有所据，《书》但有朱、虎、熊、罴佐益之事而无殳、┥、伯与佐垂之文也。因《传》说未明，故今详释之。
△垂、益之佐之人数
“殳┥伯与”，《伪孔传》以为二人，《蔡传》以为三人。今以上“让於稷、契暨皋陶”之文推之，《蔡传》说是。“朱虎熊罴”，《伪孔传》亦以为二人，《蔡传》以为四人。疑亦《蔡传》得之。
△伯翳非益
《郑语》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记秦本纪》云：“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陈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时封於秦；项羽灭之。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汉书地理志》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颜氏注云：“柏益号伯翳，盖翳、益声相近故也。”是谓伯翳即益，而益为伯益矣。自是学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虽朱子注《论语》亦称之为伯益。（《舜有臣章》注云：“禹、稷、契、皋陶、伯益”）叶大庆《考古质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记》於《陈杞世家》则以为二人”。本注云：“益、翳乃一人；声转，故字异耳。”余按：“益”“翳”声相近而致误，理诚有之；然非《史记》因声之转而误分为两人，乃《汉书》因声相近而误合为一人耳。《书尧典》云：“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皋陶谟》云：“暨益奏庶鲜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禹荐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阳城（刚案：“阳城”当作“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皆称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国语》称“伯翳”，《史记》作“柏翳”，亦未有徒称“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则概不称“伯”
译帝说：“谁能担任我的百工之官？”大家说：“垂可以！”帝说：“好，垂啊，你担任共工！”垂拜了两拜，叩头至地，把职位让给殳、┥和伯与。帝说：“好，去吧，你让他们和你一同任职。”（《尚书·尧典》）
【附录】“垂制作的竹箭。”（《尚书·顾命》）“垂调和的钟。”（《礼记·明堂位》）“帝说：‘谁能管理我上下草木鸟兽？’大家说：‘益可以！’帝说：‘好，益啊，你担任我的虞官！’益拜了两拜，叩头至地，把职位让给朱、虎、熊、罴。帝说：‘好，去吧，你让他们和你一同任职。’”（《尚书·尧典》）
【存参】“垂、益、夔、龙，他们的后代不知被封在哪里。”（《史记·陈杞世家》）
△任命垂、益
根本的事务举荐之后，次要的事务才可以谋划，人的本性穷尽之后，物的本性才可以顺遂，所以任命垂、任命益排在其次。
任命垂、益为什么不咨询四岳而咨询众人呢？因为他们的职位稍轻，所以泛泛地询问。为什么只任命官职而不告诫职责呢？因为他们的职位稍轻，所以简略地说明。
△“谐”是“偕”的意思
《蔡传》说：“《史记》说：‘朱、虎、熊、罴是伯益的助手’，那么殳、┥、伯与也应当是垂的助手。”我按：禹推让稷、契、皋陶时，帝说“你去吧”，伯推让夔、龙时，帝说“去吧，恭敬啊”，唯独在垂、益推让时却说“去吧，你让他们和你一同任职”。“谐”，就是“偕”的意思，是说偕同垂、益一起治理一个官职。“去吧”，是允许垂、益的推让；“你让他们和你一同任职”，是允许垂、益的推荐而任用他们。稷、契、皋陶、夔、龙都另外任命，殳、┥、伯与、朱、虎、熊、罴都不另外任命：既然同意了他们的推荐，哪有放着不用的道理，他们作为垂、益的助手是很明显的。古人固然多以其所能命名（依据《蔡传》文字），也多以其所职命名：垂担任共工而所推让的人叫殳、┥，益担任虞官而所推让的人叫熊、罴，那么所推让的人后来就成为两人的助手是可以知道的。仔细核对前后文义，“谐”应当是“偕”的意思显然可见。《伪孔传》却解释为“调和这个官职”；《蔡传》沿袭它，而引用《史记》的文字来表明他们是两人的助手：不知道《史记》就是根据“汝谐”的文字知道的，所以说：“舜说：‘去吧，你让他们和你一同任职。’于是让朱、虎、熊、罴作为助手。”在垂这里没有说，大概《史记》引用《尚书》文字到“垂为共工”就停止了，没有推让殳、┥、伯与的话：这可能是司马迁误脱了《尚书》文字，或者是后人传写误脱了《史记》文字，都不可知，并非《史记》另有依据，《尚书》只有朱、虎、熊、罴辅助益的事情而没有殳、┥、伯与辅助垂的文字。因为《传》的解释不明确，所以现在详细解释它。
△垂、益助手的人数
“殳┥伯与”，《伪孔传》认为是两个人，《蔡传》认为是三个人。现在根据上文“推让给稷、契和皋陶”的文字推断，《蔡传》的说法是对的。“朱虎熊罴”，《伪孔传》也认为是两个人，《蔡传》认为是四个人。怀疑也是《蔡传》得到了正确的理解。
△伯翳不是益
《郑语》说：“嬴，是伯翳的后代。”《史记·秦本纪》说：“大费和禹一起平治水土，辅助舜调驯鸟兽，这就是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是秦的祖先乃是伯翳。《陈杞世家》说：“伯翳的后代，到周平王时被封在秦；项羽灭掉了它。垂、益、夔、龙，他们的后代不知被封在哪里。”这是伯翳自是伯翳，益自是益。然而《汉书·地理志》说：“秦的祖先叫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辅助禹治水，担任舜的虞官，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颜师古注说：“柏益号伯翳，大概翳、益声音相近所以这样。”这是说伯翳就是益，而益就是伯益了。从此学者沿袭，都相信它而不怀疑。虽然朱熹注《论语》也称他为伯益。（《舜有臣章》注说：“禹、稷、契、皋陶、伯益”）叶大庆《考古质疑》说：“伯益、柏翳，是同一个人；《史记》在《陈杞世家》中却认为是两个人”。本注说：“益、翳是同一个人；声音转变，所以字不同罢了。”我按：“益”“翳”声音相近而导致错误，道理确实存在；然而不是《史记》因为声音转变而误分为两个人，乃是《汉书》因为声音相近而误合为一个人罢了。《尚书·尧典》说：“大家说‘益可以！’帝说：‘好，益啊。’”《皋陶谟》说：“和益进献各种新鲜食物。”孟子说：“舜让益掌管火，益烧山泽而焚烧它”，“禹向天推荐益”，“益避禹的儿子于阳城（刚案：“阳城”当作“箕山之阴”），朝觐诉讼的人不去益那里而去启那里。”都称呼为益，没有冠以“伯”的；而《国语》称“伯翳”，《史记》作“柏翳”，也没有单独称“翳”的。如果益、翳通用，为什么遇到益就一概不称“伯”
，遇翳则必加以“伯”与“柏”也？《春秋传》於列国最好溯其先世：於齐、许称炎帝、大岳；於陈称颛顼、幕、舜；於杞郐称夏，称後相；於宋称商，称相土；於薛称奚仲、仲虺；於六蓼称皋陶、庭坚；於郯称少▯；於任宿、须句、颛臾称大▯：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国，晋、楚、鲁、卫之伦，亦往往及之。独於益之肤功，秦之大国，绝无一语。班氏生於汉代，何所见而知伯翳之必为益也？将谓二人之功相类邪，则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职亦不止於调驯鸟兽。且《秦本纪》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称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会：鸟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据此文而遂以柏翳为益，以益为伯益也！黍稷之稷，汉以来谓之粟，今北方农人谓之▯（南方人或呼为小▯）；▯祭（稷去声）乃黍属之不粘者：经传之文甚明，《说文》之训尤显，迥然两物也（语详《稷▯祭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读入为去，或遂有读稷与▯祭同音者。作《本草群芒谱》者不考之古，遂误以稷为▯祭。班氏之误，与此正同：不得据《班书》而疑迁《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称，“虞”者官名，而《汉志》云“为舜朕虞”，其误会《经》文如是：若必谓班氏不应有误，将“朕虞”亦果焉官名乎！嗟乎，《汉书》合之，误也，而反信之；《史记》分之，是也，而反讥之：是者必以为非，非者必以为是，吾真不解其何故矣！师古、大庆皆精於考核者，然犹如此，甚矣考古之难言也！大抵古人文字异者，非有显然之证，宁可从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与思，合之而祖孙易位矣。羲、和之与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乱矣。伊尹之与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没矣。羲、农之与太▯、炎帝，合之而世代颠倒矣。南容之与南宫敬叔，合之而贤哲受诬矣。故不必分而从古而分之，其失小，不当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载《国语》伯翳之文，《史记》大费之事。
译遇到“翳”字，就必定加上“伯”与“柏”吗？《春秋传》在叙述列国时，最喜欢追溯其祖先：对于齐、许两国，称其祖先为炎帝、大岳；对于陈国，称其祖先为颛顼、幕、舜；对于杞、郐两国，称其祖先为夏朝的后相；对于宋国，称其祖先为商朝的相土；对于薛国，称其祖先为奚仲、仲虺；对于六、蓼两国，称其祖先为皋陶、庭坚；对于郯国，称其祖先为少昊；对于任、宿、须句、颛臾等国，称其祖先为大昊：凡是古代帝王名臣的后裔，没有不提及他们祖先的。甚至周初分封的国家，如晋、楚、鲁、卫之类，也往往提及祖先。唯独对于伯益的功绩，以及秦国这样的大国，却只字未提。班固生活在汉代，他凭什么知道伯翳一定是伯益呢？难道是因为两人的功绩相似吗？那么辅佐大禹的人本来就不止一个，而且虞官的职责也不仅限于调驯鸟兽。况且《秦本纪》的文字采自秦国的史书，秦人自称祖先也未必没有附会之处：鸟身人言，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怎么能根据这段文字就断定柏翳就是伯益，伯益就是伯翳呢！黍稷的“稷”，汉代以来称为粟，现在北方农民称为粟（南方人或许称为小粟）；“稷”（读去声）则是黍类中不粘的品种：经传中的记载非常清楚，《说文解字》的解释尤其明显，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作物（详细论述见《稷粟辨中》）。而现在北方人往往将“稷”读作去声，甚至有人将“稷”与“稷”读成同音。编写《本草群芒谱》的人不考证古义，于是误将稷当作稷。班固的错误，与此完全相同：不能依据《汉书》来怀疑司马迁的《史记》。况且“朕”是舜的自称，“虞”是官名，而《汉书·地理志》说“为舜朕虞”，其误解经文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一定认为班固不应该有错误，那么“朕虞”果真就是官名吗！唉，《汉书》将二者合并，是错误的，反而相信它；《史记》将二者分开，是正确的，反而讥讽它：正确的必定被认为是错误的，错误的必定被认为是正确的，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颜师古、颜大庆都是精于考证的人，尚且如此，可见考据古事之难言啊！大抵古人文字不同的，如果没有明显的证据，宁可沿袭古法将它们分开，不可随意将它们合并。幕与思，合并了就会使祖孙辈分颠倒。羲、和与重、黎，合并了就会使族姓混乱。伊尹与阿衡，合并了就会使名臣湮没。羲、农与太昊、炎帝，合并了就会使世代颠倒。南容与南宫敬叔，合并了就会使贤哲蒙受诬蔑。所以不必分开而沿袭古法分开的，其过失较小；不当合并而随意合并的，其过失较大。所以现在对于伯益的任命，不采纳《国语》中伯翳的文字，也不采纳《史记》中大费的记载。
△益非皋陶子
孔氏《尚书正义》称益为皋陶之子。张氏《史记正义》云：“《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大业乃伯翳父，张氏以益为柏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据此立说，遂谓朱子《论语集注》，蔡氏《书传》之有缺略。且云，“舜五臣，禹让稷、契、皋陶而不及益者，实因益为皋陶子也。”（此说太陋，故不欲举其名，见其书者自知之耳。）余按：鲧用於尧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与皋陶同时登用，比肩授职，绝不类为父子者然。禹为鲧之子，《尚书》言之，《春秋传》言之，《大戴记》、《史记》皆言之；益果皋陶之子，何以传记绝无言及者乎？刘向之书，诬者多矣，而《列女传》尤为纰缪：药酒之覆，馀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记为实事，唐刘知几讥之详矣；而五岁佐禹亦必无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为皋陶之子，犹不可信，况向但言“陶子”，何以见其当为皋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见言佐禹者之必为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岂得遂以为实！朱子、蔡氏盖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为讥议，人之无识何至於此！至以《论语》“五臣”为证，其说亦谬。谓五臣有益者《集注》文耳。或以为四岳，或以为伯夷，义皆可通，安知其决为益？且舜贤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让之；《经》言五人则以为四人者皆当让，如《经》言十人则以为九人者皆当让乎！此论尤为无理；恐後人为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书尧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书吕刑》）
△《吕刑》言伯夷“折民惟刑”之非
说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为皋陶。吴氏云：“《二典》不载有两刑官，盖传闻之谬也。”蔡氏云：“皋陶未为刑官之时，岂伯夷实兼之与？’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灵”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两项而言，则所谓士者非皋陶即伯夷明矣。稷、弃之世官也，故今（刚案：“今”当作“经”）传多称之；若皋陶则未闻有称士者。且既谓伯夷典刑矣，又谓皋陶为士，不但於政体有乖，即以文义论亦不可通。然则所谓“制百姓于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皋陶明矣。盖盛世之文多谨严，衰世之文多轻易；况事在千馀年前，传闻不一，盖有误以皋陶之事为伯夷者，作诰者因本之以为言。吴氏以为传闻之谬，是矣。蔡氏疑在皋陶之前，犹未免於曲为说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书》之《吕刑》，《诗》之《▯宫》皆不能无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称述者久远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实耳。故列之於存疑。
△《郑语》言姜为伯夷後之非
《郑语》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礼於神以佐尧者也。”余按：《春秋传》或以姜为大岳之後，或以姜为炎帝之後；《周语》、《晋语》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则谓四岳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则与四岳比肩事主，又四岳之所荐，安得四岳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为“佐尧”，亦误。故今不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书尧典》）
△夔一足非指人
《孔从子》称：“或问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皋陶为夔请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兽名，──故《鲁语》云：“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对
译△益并非皋陶之子
孔安国《尚书正义》称益是皋陶的儿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列女传》记载：‘皋陶的儿子五岁时就辅佐大禹。’注解说：‘皋陶的儿子，就是皋陶的儿子伯益。’根据这个说法，就知道大业是皋陶。”（大业是伯翳的父亲，张守节认为益就是柏翳，所以这样说。）近代有人据此立论，于是说朱熹《论语集注》、蔡沈《书传》有所缺漏。并且说，“舜的五位大臣，禹推让稷、契、皋陶而不推让益，实在是因为益是皋陶的儿子。”（这种说法太浅陋，所以不想列举提出者的名字，看过他书的人自然知道。）我考察：鲧被任用是在尧的时代，禹被任用是在舜的时代，前后不相衔接；而益与皋陶同时被起用，并肩任职，完全不像父子的样子。禹是鲧的儿子，《尚书》说过，《春秋传》说过，《大戴礼记》、《史记》都说过；如果益真是皋陶的儿子，为什么传记中完全没有提及呢？刘向的书，虚妄之处很多，而《列女传》尤其错乱：药酒之祸，余光之分，都将策士的比喻之词当作实事记录，唐代刘知几对此已有详细讥评；而五岁辅佐大禹也必定是无稽之谈。假使刘向果真明确说益是皋陶的儿子，尚且不可相信，何况刘向只说“皋陶之子”，凭什么看出那一定是皋陶的儿子？而且辅佐禹的人也不止一个，又凭什么断定辅佐禹的人一定是益呢？这只是注家曲折猜度的言论，怎么能就当作事实！朱熹、蔡沈大概已经深知其荒谬，所以不予采纳；而现在反而用这个来讥议他们，人的无知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用《论语》中的“五臣”作为证据，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说五臣中有益，是《集注》的文字罢了。有人认为五臣包括四岳，有人认为包括伯夷，两种解释都讲得通，怎么知道一定就是益？况且舜的贤臣很多，禹怎么能一个个去推让；《经》文中说五人，就认为其他四人都应当推让，如果《经》文中说十人，就认为其他九人都应当推让吗！这种议论尤其无理；恐怕后人会被它迷惑，所以也附带辩驳一下。
“帝说：‘咨，四岳：有谁能掌管我的三礼？’大家说：‘伯夷。’帝说：‘好，咨，伯：你担任秩宗，早晚都要恭敬，正直啊，清正！’伯夷拜谢叩头，推让给夔、龙。帝说：‘好，去吧，恭敬啊！’”（《尚书·尧典》）
【存疑】“伯夷制定法典，折服百姓依靠刑罚。”（《尚书·吕刑》）
△《吕刑》说伯夷“折民惟刑”是错误的
解说这一篇的人，都把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的“士”当作皋陶。吴氏说：“《尧典》、《舜典》没有记载有两个刑官，大概是传闻的错误。”蔡氏说：“皋陶没有担任刑官的时候，难道伯夷实际上兼任了吗？”我考察这一篇后章的文字说：“现在你们借鉴什么，不是当时伯夷传播刑罚的引导；现在你们警戒什么，只有当时苗民不审慎于狱讼的适用。”明明分别承接上章“苗民弗用灵”以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两项而言，那么所谓的“士”不是皋陶就是伯夷，这是很明显的。稷、弃是世袭的官职，所以经传多称他们；至于皋陶，则没听说过被称为“士”的。况且既然说伯夷掌管刑罚，又说皋陶是“士”，不仅在政体上相违背，即使从文义上讲也不通顺。那么所谓“制百姓于刑之中”的就是承接上文“伯夷”而言，不是皋陶，这是很明显的。大概盛世的文章多严谨，衰世的文章多轻率；何况事情发生在千多年前，传闻不一，大概有误将皋陶的事当作伯夷的，作诰的人就依据这个来说。吴氏认为是传闻的错误，是对的。蔡氏怀疑在皋陶之前，未免还过于曲解。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尚书》的《吕刑》、《诗经》的《〇宫》都不能没有怀疑：不仅因为它们成书较晚，也因为所称述的是久远的事情，不能保证不失实。所以列为存疑。
△《郑语》说姜是伯夷后人的错误
《郑语》说：“姜，是伯夷的后人。伯夷，能在神前行礼以辅佐尧的人。”我考察：《春秋传》有时说姜是大岳的后人，有时说姜是炎帝的后人；《周语》、《晋语》也是这样。四岳在炎帝之后，或许出于炎帝：那么说四岳的后人就是炎帝的后人，道理还可以讲通。至于伯夷则与四岳并肩侍奉君主，又是四岳所推荐的，怎么能让四岳的后人就是伯夷的后人呢！况且伯夷是舜所任命的官职，说他是“辅佐尧”，也是错误的。所以现在不记载。
“帝说：‘夔：命令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残暴，简约而不傲慢；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辞，声音依照延长，律吕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不相扰乱次序，神人得以和谐！’”（《尚书·尧典》）
△夔一足并非指人
《孔丛子》记载：“有人问孔子：‘夔有一只脚，是真的吗？’孔子说：‘皋陶为夔请求助手，舜说：“夔一个（人），足够了”，不是一只脚。’”我考察：夔本是兽名，——所以《鲁语》说：“木石之怪，夔〇罔〇两；水之对
，龙罔象。”夔之名夔犹龙之名龙也，犹朱、虎、熊、罢之名朱虎熊罢也。所谓“夔一足”者，谓夔之兽一足，非谓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经而不知所由误，乃撰为此事，又▯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劳矣！且九官皆官属之长，未有无佐者：垂之佐殳、┥、伯与；益之佐朱、虎、熊、罴；禹、稷、契、皋陶之伦亦必有佐，但不见於《经》耳。典乐教胄岂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独无佐乎！以无佐解一足，则龙之两角又何说焉？今不载。
译“龙、罔象。”夔的名字叫夔，就像龙的名字叫龙一样，就像朱、虎、熊、罴的名字叫朱虎熊罴一样。所谓“夔一足”，是说夔这种野兽只有一只脚，不是说夔这个人只有一只脚。儒者知道这话不合常理，却不知错误从何而来，于是编造出这个故事，又把它附会在孔子的言论上以曲解它：唉，这也太劳神费力了！况且九官都是官属的首领，没有不带副手的：垂的副手是殳、┥、伯与；益的副手是朱、虎、熊、罴；禹、稷、契、皋陶等人也必定有副手，只是没有记载在《经》书中罢了。掌管音乐教化贵族子弟，岂是一个人所能料理的，夔怎么偏偏没有副手呢！用没有副手来解释“一足”，那么龙的两只角又该怎么说呢？现在不记载。
△乐以志为本
世儒论古乐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来，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马君实之所争纷然不一。余之意独以为不然。《经》之言乐，此章详矣。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言而乐之事备矣。何者？凡乐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诗，──诗者，取志而宣诸喉舌者也。有诗而後有歌，──歌者，取诗而畅其音节者也。有歌而後有声，──声者，取歌而布之於丝竹者也。是故，诗曰“言志”，歌曰“永言”，声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诗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诗而长之之谓“永”，随其歌而应之之谓“依”。然则声之抑扬疾徐视其歌，歌之抑扬疾徐视其诗，而诗之抑扬疾徐视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声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诗其歌其声从容舒畅，而俯仰迟速无不▯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诗，无益也；诗不美，求之於歌，无益也；歌不美，求之於声，无益也。故曰“作乐崇德”，“见其乐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声者何居？八音并作，彼此恐其不均，数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为律以考验之，使归於一耳；非以律为乐也。《书》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犹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长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无分杪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齐。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无几微之异，故受之以律而後调。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长短，而非所以为长短也；量与衡者所以均多寡轻重，而非所以为多寡轻重也。後世儒者之为古乐也则不然，不求其原於志与诗而惟斤斤於律；声从律起而不自歌生，诗缘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语而颠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厘不爽於古，亦与古乐无与，况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为古乐，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礼也。曰：然则何以淑其志？曰：《经》言之矣，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直，《乾》之德也，宽简，《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温也，栗也，无虐且无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纯粹至善，所以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发之诗，著之歌，播之声，舜之乐所以为至也。故“诗言志”云云者，所以为乐也，古乐之与後世异者也；“直而温”云云者，所以为《韶》也，舜乐之与三代异者也。故古今知乐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乐则《韶》舞”，“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此论乐之品也，为夫不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乐由古之乐也：百姓之疾首蹙▯而相告者，不与民同乐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与民同乐也”，──此论乐之本也，为夫不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者言之也。盖乐犹文也：文之本在明理达意，不如是则非文，孟子之论乐是也；文之品则有高下精粗纯杂之分，当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论乐是也。孔子之论乐，与颜、曾之徒知乐者言之也；孟子之论乐，与战国之君臣不知乐者言之也。彼且不知乐之本，何暇与之论高下。譬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汉、盛唐之体，格於语言音响之间，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语之；非谓文之遂无高下也。宋韩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穷作乐之原，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斯则古之乐也，可以器象求乎！”呜乎，三代以还，知乐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诸儒所论，累黍为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长短为古乐者，吾不知乐，吾知其非乐也！
【备考】“有仍氏生女，<黑真>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後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忄林无餍，忿▯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後羿灭之，夔是以不祀。”（《左传》昭公二十
译△音乐以心志为根本
世间的儒者论述古代音乐，都从音律上去寻求。自从班固以来，关于娶妻生子的比喻，十分之九的疑惑，王朴、蔡元定所确定的标准，范景仁、司马君实所争论的，纷然杂陈，不一而足。我的意见却认为并非如此。《经典》中论及音乐，这一章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说：“诗歌表达心志，歌唱延长言辞，声音依据延长，音律调和声音。”这四句话，音乐的事理就完备了。为什么呢？凡是音乐必定有它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心志。有了心志然后才有诗歌，——诗歌，是提取心志并通过喉舌表达出来的。有了诗歌然后才有歌唱，——歌唱，是提取诗歌并畅达其音节的。有了歌唱然后才有声音，——声音，是提取歌唱并分布于丝竹乐器上的。因此，诗歌说“表达心志”，歌唱说“延长言辞”，声音说“依据延长”：“言辞”就是那表达心志的诗歌，“延长”就是那延长言辞的歌唱；就其诗歌而加以延长的叫做“延长”，随其歌唱而应和的叫做“依据”。那么，声音的高低快慢取决于歌唱，歌唱的高低快慢取决于诗歌，而诗歌的高低快慢取决于心志了。因此，心志是根本，声音是末节。心志必定中正平和，然后其诗歌、歌唱、声音才能从容舒畅，而俯仰迟速无不适宜。心志不美，在诗歌上寻求，没有益处；诗歌不美，在歌唱上寻求，没有益处；歌唱不美，在声音上寻求，没有益处。所以说“制作音乐是为了崇尚德行”，“看到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行”了。然而又制定音律来调和声音，这是为什么呢？八音一起演奏，彼此恐怕不均匀，几章乐曲交替演奏，先后恐怕不协调，所以制定音律来检验它，使归于统一；并不是把音律当作音乐本身。《尚书》说：“统一音律、度量、衡器”，音律对于声音，就像度量对于布帛，量器对于谷物，衡器对于金属一样。长短的形状，眼睛能观察，但一左一右不能保证没有细微的差别，所以用度量来衡量然后整齐。高低的音，耳朵能辨别，但一彼一此不能保证没有微小的差异，所以用音律来衡量然后协调。因此，音律是用来均衡高低的，而不是用来制造高低的；度量是用来均衡长短的，而不是用来制造长短的；量器和衡器是用来均衡多寡轻重的，而不是用来制造多寡轻重的。后世的儒者制作古代音乐却不是这样，不寻求其源于心志和诗歌，而只是斤斤计较于音律；声音从音律产生而不是从歌唱产生，诗歌因歌唱而作而不是从心志发出，把任命夔的话颠倒使用；即使所制定的音律与古代毫厘不差，也与古代音乐无关，何况未必如此呢！如果只要拿着古人的音律就可以制作古代音乐，那是得到了周代的尺子就可以制定周代的礼制了。问：那么用什么来美化心志呢？答：《经典》已经说了，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刚直，是《乾》卦的德行；宽厚简约，是《坤》卦的德行。有这些德行的人必定有偏颇；温和、严肃、不暴虐且不傲慢，是德行不偏不倚，纯粹至善，所以是中正而平和的。由此而抒发于诗歌，彰显于歌唱，传播于声音，舜的音乐之所以达到极致，原因就在于此。因此，“诗歌表达心志”等等，是用来制作音乐的，这是古代音乐与后世不同的地方；“正直而温和”等等，是用来制作《韶》乐的，这是舜的音乐与夏商周三代不同的地方。所以古今懂得音乐的人没有比得上孔子、孟子的。孔子说：“音乐就推崇《韶》舞”，“评价《韶》乐，‘尽善尽美。’”“听了《韶》乐，说，‘没想到音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论述音乐的品级，是为那些不能做到“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的人说的。孟子说：“现在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百姓头痛皱眉互相告知的，是不与民同乐；高兴喜悦互相告知的，是与民同乐”，——这是论述音乐的根本，是为那些不懂“诗歌表达心志，歌唱延长言辞，声音依据延长，音律调和声音”的人说的。大概音乐就像文章一样：文章的根本在于阐明事理、表达心意，不这样就不是文章，孟子论音乐就是这样；文章的品级则有高下、精粗、纯杂的区别，应当追求上等的并效法它，孔子论音乐就是这样。孔子论音乐，是对颜回、曾参等懂得音乐的人说的；孟子论音乐，是对战国时期不懂音乐的君臣说的。他们尚且不知道音乐的根本，哪里有空闲跟他们谈论高下。譬如近世的文章，不寻求事理而只是揣摩西汉、盛唐的文体，拘泥于语言音响之间，这姑且让他们返回去寻求阐明事理的方法，还不能就用文章的高下来谈论；并不是说文章就没有高下。宋代韩魏公韩琦《上仁宗疏》说：“不如穷究制作音乐的根源，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使政令平正简约，百姓万物和乐融洽：这就是古代的音乐了，可以用器物形象来寻求吗！”唉，夏商周三代以来，懂得音乐的只有一个人罢了！至于那些儒者所论述的，用累黍作为尺子，由尺子生出音律，以黍尺的多寡长短作为古代音乐的，我不知道什么是音乐，我知道那不是音乐！
【备考】“有仍氏生下一个女儿，皮肤黑黑但非常美丽，光泽可以照见人影；名叫玄妻。乐正后夔娶了她，生了伯封：实际上有猪的心肠，贪婪无厌，愤怒无度；称之为封豕。有穷后羿灭掉了他，夔因此不再被祭祀。”（《左传》昭公二十
“帝曰：‘龙：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尧典》）
△九官以龙终之故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万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气和矣，夫然後礼乐可兴，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虑谗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龙终焉：此治化之成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言礼也；曰：“乐则《韶》舞，放郑声。”言乐也；而又继之曰“远佞人”，何？盖佞人不去，虽有贤臣不能为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长治者必以近佞人为永戒。舜之┾谗殄於制礼作乐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夔、龙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犹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之也。命夔、龙何以亦详於伯夷也？犹命稷、契、皋陶之详於禹也，亦因让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书尧典》）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同上）
△九官非一时所命
自“询咨四岳”以後，郑氏以为皆“格於文祖”时所敕命。《纲目前编》因之，悉载之於舜即位时，而以舜之三载为“考绩”之年，九载为“熙绩”之岁。余按：舜之摄政二十有八载矣，自弃以下八人，为知其材邪？为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载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尽用之？如云咨於众而知之，则何以二十八载之久而不一咨，独於此一日偏咨之也？向之为此官者，为称职邪？为不称职邪？称职邪，不应一日而尽易之。不称职邪，不应二十八载而不易。即云向无其官而今设之，亦不应二十八载之久而无一设，忽於此一日而偏设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众之举，皆非朝夕之故；盖以渐而知之，遂以渐而用之，而记事者连类而记之耳，不得以为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圣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况巢窟者切肤之急祸，教养者治民之大纲，皆非可以须臾缓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礼乐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载而咸奏厥绩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决川距海”、“▯民乃粒”告之帝，则是此时水土固已平，树艺固已成矣；而帝方谆谆焉以“山龙黼黻”、“六律五声”与“庶顽谗说”为尤，则是此时礼乐犹未兴，讠▯殄犹未绌也。然则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龙始各任职耳。若与六官者同命而考，何至此时尚廑帝忧乎！曰：然则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简质，贵得圣人之意耳：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而“典”之为体，综其始终本末言之，又与《春秋》之编年纪事者不同。即如“畴若予工”、“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者，岂果临朝一问而已乎！佥曰“垂哉”、“益哉”者，岂果同朝一应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岂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则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记》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然则舜之访盖不知几何，而众多称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询以言，试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书》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不宁惟是，韩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颜，汝为陈许帅，’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曰‘度，维汝予同，汝遂相予’”者，岂果一日之事，当日之言乎哉！夫《尧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呜乎，圣主贤臣之心与其经纶设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牵文义之儒者岂可胜道哉！故识其说如此。
“苗顽弗即工”。（《书益稷》）
“皋陶方▯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书尧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篇》）
【附论
译舜帝说：“龙：你惩治那些进谗言、行恶事的人，他们惊扰了我的军队，我任命你担任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公正诚信！”（《尚书·尧典》）
九官以龙作为结尾的缘故
百姓生活富足而道德端正，物产便利而万物成就，万物的道理得以彰显，天地的气运得以调和，这样之后礼乐才可以兴起，所以任命伯夷和夔排在后面；又担心谗言恶行危害正道，所以以任命龙作为结尾：这是教化治理得以完成的标志。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马车，穿戴周朝的礼帽。”这是在讲礼制；又说：“音乐采用《韶》乐，摒弃郑国的靡靡之音。”这是在讲音乐；接着又说“远离奸佞之人”，为什么呢？因为奸佞之人不除去，即使有贤臣也无法治理好国家，即使治理好了也不能长久；所以想要长治久安的人，必须把亲近奸佞之人作为永远的警戒。舜在制定礼乐之后惩治谗言恶行，也是这个意思。
任命伯夷、夔、龙
任命伯夷为什么也要咨询四岳呢？就像任命禹咨询四岳一样，也是表示重视。任命夔、龙为什么也像任命伯夷那样详细呢？就像任命稷、契、皋陶那样详细于任命禹一样，也是因为谦让而任命。
舜帝说：“咨询，你们二十二人：恭敬啊，要适时地协助完成上天的功业！”（《尚书·尧典》）
“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各项事业都繁荣兴盛。”（同上）
九官并非一次性任命
从“咨询四岳”以后，郑玄认为都是在“到文祖庙”时所颁布的命令。《纲目前编》沿袭此说，全部记载在舜即位之时，并将舜的三年作为“考核政绩”之年，九年作为“事业兴盛”之岁。我考察：舜摄政已经二十八年了，从弃以下八个人，是知道他们的才能呢？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才能呢？如果知道他们的才能，为什么二十八年来不任用？如果不知道他们的才能，为什么一天之内全部任用？如果说通过咨询众人而了解他们，那么为什么二十八年来不曾咨询，偏偏在这一天全部咨询呢？以前担任这些官职的人，是称职呢？还是不称职呢？如果称职，不应该一天之内全部更换。如果不称职，不应该二十八年来不更换。即使说以前没有这些官职而现在设置，也不应该二十八年来无一设置，偏偏在这一天全部设置。由此说来，舜的咨询，众人的举荐，都不是朝夕之间的事；大概是逐渐了解他们，于是逐渐任用他们，而记录历史的人将同类事情连在一起记载罢了，不能认为是一天之内任命的。冉有说：“人口已经繁多了，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说：“已经富裕了，再做什么呢？”孔子说：“教化他们。”圣人建立政事自有先后次序。何况巢穴居住是切身的急迫祸患，教养百姓是治理民众的大纲，都不是可以片刻延缓的；工虞（管理百工和山林川泽）的事情本来就已经次要了。至于礼乐乃是太平盛世的成果，在使百姓生活富足、道德端正之后才容易谈论，怎么能够一天之内共同协助完成上天功业，三年之内全部奏效业绩呢！舜帝命令禹大声陈述时，禹以“疏通河道入海”、“百姓得以粮食”报告给舜帝，这说明此时水土已经平定，种植已经成功了；而舜帝却谆谆告诫以“山龙黼黻”、“六律五声”以及“众多愚顽谗言”为尤要，这说明此时礼乐尚未兴起，谗言恶行尚未消除。那么，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龙才开始各自任职罢了。如果与六官同时任命并考核，怎么到此时还让舜帝担忧呢！问：那么舜有“咨询二十二人”的话，怎么解释呢？答：古人的文章简朴质朴，贵在领会圣人的意思罢了：事情都是当时的事，言语不一定都是当时的言语。而《典》这种体裁，综合始终本末来叙述，又与《春秋》按年编年纪事不同。就像“谁能胜任我的工官”、“谁能胜任我的上下草木鸟兽管理”这样的话，难道真的是在朝廷上一问就定了吗！大家说“垂啊”、“益啊”，难道真的是在朝廷上一应就定了吗！舜帝说：“你担任共工”、“你担任我的虞官”，难道真的是不加考察，就托付重任了吗！如果这样，那么不只是舜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了。《尚书》说：“陈述意见，明确试用功效；用车马礼服酬谢功劳。”《礼记》说：“舜喜欢询问，也喜欢考察浅近的话。”那么舜的访求大概不知有多少次，而众多称赞垂、益平日才能谋略的人，舜于是询问言语，试用功效，等到他们有效验之后才授予这个官职；而《尚书》所说的只是大概罢了。所以说：事情都是当时的事，言语不一定都是当时的言语。不仅如此，韩愈《平淮西碑》说：“说‘光颜，你担任陈许帅’，说‘重胤，你本来有河阳怀，现在增加给你’，说‘度，只有你与我同心，你于是辅佐我’”，难道真的是同一天的事，当时的言语吗！《尧典》的文章也是这样罢了！唉，圣明君主和贤能大臣的心思以及他们筹划实施的次序，被拘泥于文字意义的儒者所遮蔽，哪里说得尽呢！所以识别其说法如此。
“三苗顽固不服从工作”。（《尚书·益稷》）
“皋陶正在确立他的秩序；正在施行象征性的刑罚，非常严明。”（同上）
“将三苗分散到北方”。（《尚书·尧典》）
“舜有五位臣子而天下大治”。（《论语·泰伯篇》）
【附论
△三苗丕叙在“顽弗即工”之後
按：三苗之见於《虞夏书》者凡四。其一，“窜三苗於三危”，乃尧时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考绩时事。其三，“苗顽弗即工，皋陶方施象刑”，乃舜、禹问答语：考其时势，当即分北之事。盖“苗顽”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记象刑之实，所谓“五流三居”者也。然则《典》正如《春秋》，直书其事；《谟》正如《左氏传》，详志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惟此当在最後：盖因顽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叙也。若先已丕叙，则禹不当谓之顽弗即工，舜亦不当分北之矣。盖水土虽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贡》实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载乃同”之文，“声教讫於四海”之语：是知此篇乃赋定功成後所记，故云丕叙也。三篇之文正相发明。自《伪孔氏古文》以《禹贡》为作於尧世，又撰禹摄政後征苗一事，於是丕叙之後复谓之顽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听矣，无故而又动大众以征之。首尾衡决，事实淆乱，莫此为甚。故今载丕叙於後篇，删征苗之伪誓，而取《谟》中禹、舜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学者可以一见而▯然也。说并见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体国经野上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禹贡》）
【存参】“禹乃遂与益、後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
△本录义例三──“敷土”置“咸熙”後
此篇与《尧典》羲、和之命相表里。四时之定，尧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时者，损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范围後世而开其始。故授时命於“庶绩”之先，敷土记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书禹贡》）
△九州之章法次第
篇名以《贡》，纪贡制也。《贡》冠以禹，志禹功也。水土既平，经制既定，天下诸侯怀舜之德，感禹之勤，已各择其土宜之贵重者以荐於帝畿，以致其爱戴之诚，史臣因而纪之於册以表禹之功，以见舜德化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贡。篚亦贡也，包亦贡也，贡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赋而後有贡，──赋者，庶人所以奉国君；贡者，国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赋先之。有田而後有赋，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与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涤，九泽未陂，何由辨土之色与性，而况於田赋贡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载”“既修”、“既作”，於山则曰“既艺”、“既旅”，於水则曰“既道”、“既入”，於泽则曰“既泽”、“既潴”，皆以明其为前日之事，──而因原贡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为一章，章各分三节：第一节平水土之事，第二节土田赋之别，第三节贡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识贡道终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冀州平治之序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河为大，故先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兖之患在东河，故西河之治记於冀，东河之治记於兖。壶口、梁、岐皆山之当河冲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顺流而南下，则东溢於太原、岳阳之间，故以三者为始事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言治河东之平地也。河既轨道太原，岳阳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怀▯绩，至于衡章”，言治河内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阳次之，覃怀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卫既从，大陆既作”，言治山东之平地也。自衡漳以东，北至海，地益下，多积水，二泊贯于南，两淀横于北，故自太原至于衡漳田既垦，赋既成，然後山东乃平治也。漳言衡者，漳逾山出东流，然後北折贯泊以
译三苗得以盛大有序，是在“顽劣不服从工作”之后。
按：三苗在《虞书》《夏书》中出现的共有四次。第一次，“将三苗流放到三危”，是尧帝时期的事：这排在最前面，不必多言。第二次，“将三苗分别安置”，是舜帝任命官员之后考核政绩时的事情。第三次，“三苗顽劣不服从工作，皋陶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是舜、禹问答中的话语：考察当时的形势，应当就是分别安置之事。大概“三苗顽劣”，是原本分别安置的原因；“分别安置”，是记载象征性刑罚的实际内容，即所谓的“五种流放和三种居住”制度。那么，《尧典》就像《春秋》，直接记载事实；《皋陶谟》就像《左传》，详细记载事情的始末罢了。第四次，“三危已经安顿，三苗盛大有序”，只有这一条应当排在最后：因为顽劣所以分别安置，因为分别安置之后才盛大有序。如果先前已经盛大有序，那么禹就不应当说他们顽劣不服从工作，舜也不应当将他们分别安置了。大概水土虽然在分别安置之前就已平定，但《禹贡》实际上作于分别安置之后，所以有“经过十三年才统一”的文字，“声威教化遍及四海”的话语：由此可知这篇记载是在赋税确定、功业完成之后所记，所以说盛大有序。这三篇的文字正好相互阐发。自从《伪孔氏古文》将《禹贡》定为作于尧帝时代，又编造了禹摄政后征伐三苗一事，于是盛大有序之后又说他们顽劣而分别安置；既然分别安置之后已经唯命是从了，没有缘故又动员大众去征伐他们。首尾矛盾，事实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现在将盛大有序记载在后篇，删去征伐三苗的伪誓，而选取《皋陶谟》中禹、舜的话列在《尧典》文字“分别安置”之前，希望学者一看就能明白。说法并见于后文《治定功成篇》中。
○舜治理国家、规划疆域上
“禹分布土地，顺着山势砍削树木作为标记，奠定高山和大川。”（《尚书·禹贡》）
【存参】“禹于是与益、后稷奉行帝命，命令诸侯百姓征发民夫来辅助治理土地；行走山中树立标记，确定高山和大川。”（《史记·夏本纪》）
△本录义例三──“敷土”置于“咸熙”之后
此篇与《尧典》中羲、和的任命相互呼应。四季的确定，是尧成就天道的作为；九州的制度，是舜平定大地的作为。授予历法的人，是损益前代古法而集其大成；分布土地的人，是规范后世而开创其始。所以授予历法的命令在“各种政绩”之前，分布土地的记载在“一切美好”之后。
“冀州：已经治理壶口，整治梁山和岐山。已经修治太原，直到岳阳。覃怀地区完成功绩，直到衡漳。那里的土壤是白色的壤土。那里的赋税是上等交错。那里的田地是中中等级。恒水、卫水已经顺从；大陆泽已经开垦。岛夷进贡皮服。夹着右边的碣石；流入黄河。”（《尚书·禹贡》）
△九州的章法次第
篇名以《贡》命名，是记录贡赋制度。《贡》以禹冠名，是志在禹的功绩。水土已经平定，经界制度已经确定，天下诸侯感怀舜的德行，感激禹的勤勉，已经各自选择其土地适宜且贵重的物品进献给帝京，以表达他们爱戴的诚意，史官因此将其记录在册以表彰禹的功绩，以显示舜德化之盛大。因此，九州的文字都主要谈论贡赋。篚也是贡品，包也是贡品，贡品中盛在篚和包里的最为珍贵。有赋税而后有贡品，──赋税，是庶民用来奉养国君的；贡品，是国君用来奉养天子的，──所以将赋税放在前面。有田地而后有赋税，有土地而后有田地，所以又将土地与田地放在前面。然而如果九山没有砍削，九川没有疏通，九泽没有筑堤，怎么能辨别土壤的颜色与性质，何况是田地、赋税和贡品呢，所以又将平定水土的事情放在前面。水土的平定，是往日的事情，──所以其文字说“已经治理”“已经修治”、“已经开垦”，对于山说“已经种植”、“已经到达”，对于水说“已经疏导”、“已经流入”，对于泽说“已经润泽”、“已经蓄水”，都是为了表明那是前日的事情，──因而追溯贡品产生的缘由，所以追述它。每州为一章，章各分三节：第一节是平定水土的事情，第二节是土、田、赋的区别，第三节是贡、篚、包的制度；以辨别州域开始，以识别贡道结束。这是九州的章法次第。
△冀州平治的顺序
已经治理壶口，整治梁山和岐山，是说治理黄河。水患以黄河为最大，所以先治理黄河。冀州的祸患在西河，兖州的祸患在东河，所以西河的治理记载在冀州，东河的治理记载在兖州。壶口、梁山、岐山都是阻挡黄河冲击的山，壅塞阻隔，黄河不能顺流南下，就向东溢出到太原、岳阳之间，所以以这三处作为开始的工作。“已经修治太原，直到岳阳”，是说治理河东的平地。黄河已经沿着轨道流经太原，岳阳才可以施加功力，所以接着治理它。“覃怀地区完成功绩，直到衡漳”，是说治理河内的平地。冀地太原最高，岳阳次之，覃怀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的地方容易干涸，低的地方慢慢安定，所以其平治的顺序如此。“恒水、卫水已经顺从，大陆泽已经开垦”，是说治理山东的平地。自衡漳以东，北至海边，地势更低，多积水，两个湖泊贯通于南，两个淀横亘于北，所以自太原直到衡漳田地已经开垦，赋税已经形成，然后山东才平治。漳水说衡者，漳水越过山向东流，然后向北转折贯通湖泊以
入于河，故谓其东流者为衡，北流者为从也，次恒、卫、大陆於田赋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迟，田瘠赋轻，连覃怀、衡漳言之则嫌於田赋与全州无异，故先言田赋，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独详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环也，不言贡者，蔡氏所谓“天子封内之地无所事於贡”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难易轻重之异，而冀尤为明著；故详释之；八州可以类而推也。
译河流汇入黄河，所以称向东流的为衡漳，向北流的为从水。将恒水、卫水、大陆泽列在田赋之后，是因为衡漳以下地区，土壤疏松而水分干涸缓慢，田地贫瘠所以赋税较轻；如果连同覃怀、衡漳一起谈论，就会让人觉得田赋与全州没有区别，所以先说田赋，接着才提到这些水系。治理水患的文字唯独对冀州记载得最详细，因为这里是天子都城所在，是大河环绕的地方；不提及贡品，是因为蔡氏所说的“天子王畿之内的土地，不需要向朝廷进贡”就是这个道理。九州治理水患的文字，在先后顺序、难易程度、轻重缓急上都有不同，而冀州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对此详细解释；其他八州可以据此类推。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大雅》）
【备考】“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左传》成公五年）
“梁山，晋望也。”（《尔雅》）
△梁山在河东
《伪孔传》云：“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传》云：“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狐岐之山。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经》必不载之於《冀州章》内；况雍之岐山距河数百里，与河何涉而连及之！《蔡传》驳之，是也。然不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韩墟，乃取《水经注》之吕梁当之。《注》称吕梁在离石之东北二百馀里其距河远矣。况《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与《伪传》同，非吕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经：皆不得指为《禹贡》之梁、岐也。夫《诗》咏梁山而云“维禹甸之”，则此梁山即《禹贡》之梁山明甚。然则梁山当在韩地。其後韩灭於晋，故《春秋传》、《尔雅》皆以梁为晋山。《水经注》谓即龙门者近之（《水经注》云：“大禹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但不当又以为在河西耳（《水经注》又云：“梁山原在冯翊夏阳县之西北”）。盖缘说者误以陕西之韩城县为古韩国，因谓梁山当在河西；不知韩实河东国也。何以言之？《诗》云：“韩侯入觐。”又云：“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则韩乃畿外之诸侯：河西，周畿内地，不得谓之“入觐”。亦不得锡之为连帅也。《春秋传》云，“秦伯伐晋，涉河，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则韩乃晋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晋侯亦不容谓之“寇深”也。晋惠公之入也，“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赂，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魏寿馀之伪叛也，“既济，魏人讠▯而还”，秦、晋以河为界，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韩晋既在河东，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无可考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荆之有荆山，梁徐之有蒙山，皆两书於《经》文：鸟得以雍州有岐遂谓冀州不得复有岐乎！盖此二山皆当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当在壶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记之於冀，犹九河之记於兖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属崩颓之馀，难以辨识，是以不得其实。要之《经传》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诗》、《春秋传》、《尔雅》之文悉载之於《冀州章》下，以见其为一云。
【存参】“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史记秦始皇本纪》）
△碣石在海岸
《伪孔传》云，“碣石，海畔山。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传》云：“冀州北方贡赋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馀里矣。”余按：《伪孔传》不知“皮服”之为贡，故以“右”且“入”者为禹；蔡氏以为贡道，是也。然谓“沦入于海”，则不若《伪孔传》之以为“海畔山”者为可据也。《经》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虽不同，而山势则不改。今太行恒山自易定东折，过古北、喜峰等口，转而南行，至临渝县东境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当求之於海中乎？《史记》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时碣石未沦於海也。《汉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汉时碣石亦未沦於海也。乌得以为“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传》所言，则与恒山太行之势中断者数百里，证之《经》文亦不合矣。盖《蔡传》之失皆由误信臣瓒之说，谓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无此山，故遂以为沦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尝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岛夷”而言，岛夷在渤海东，必由海道乃入于河，而海道
译“奕奕梁山，大禹治理。”（《诗经·大雅》）
【备考】“梁山崩塌，晋侯用传车召伯宗。”（《左传》成公五年）
“梁山，是晋国祭祀的名山。”（《尔雅》）
△梁山在河东
《伪孔传》说：“壶口在冀州；梁山、岐山在雍州。”《蔡传》说：“梁山，就是吕梁山，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的狐岐山。先儒认为雍州有梁山、岐山，是不对的。”我按：梁山、岐山果真是雍州的山，《禹贡》必定不会把它们记载在《冀州章》内；况且雍州的岐山距离黄河几百里，与黄河有什么关系而连带提及它呢！《蔡传》驳斥他们，是对的。然而不依据《大雅》的文字，到古韩地寻找梁山，却取《水经注》中的吕梁山来对应。《水经注》称吕梁在离石东北二百多里，它距离黄河很远了。况且《水经注》自有雍州境内的梁山，与《伪传》相同，不是吕梁山；而介休的狐岐山也不是黄河流经的地方：都不能指为《禹贡》中的梁山、岐山。《诗经》咏叹梁山而说“大禹治理”，那么这梁山就是《禹贡》中的梁山，很明显。那么梁山应当在韩地。后来韩国被晋国灭亡，所以《春秋左传》、《尔雅》都把梁山当作晋国的山。《水经注》说就是龙门，比较接近（《水经注》说：“大禹疏通决开梁山，就是《禹贡》所说的龙门”），但不应当又认为它在黄河以西（《水经注》又说：“梁山原本在冯翊夏阳县的西北”）。大概是因为解说的人误把陕西的韩城县当作古韩国，因而认为梁山应当在黄河以西；不知道韩国实在是河东的国家。凭什么这么说呢？《诗经》说：“韩侯入朝。”又说：“周王赏赐韩侯，让他统领追、貊。”那么韩是王畿之外的诸侯：黄河以西，是周王畿内地，不能称为“入朝”。也不能赏赐他做连帅。《春秋左传》说，“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三次战败，到达韩地，晋侯对庆郑说：‘敌人深入了，怎么办？’那么韩是晋国的近郊之地。如果在黄河以西，秦伯不容许渡过黄河，晋侯也不容许说‘敌人深入’。晋惠公回国时，“把黄河以外的五座城邑贿赂给秦伯，东边直到虢略”，那地方在今河南，不在黄河以西；黄河以西靠近秦国却不拿来贿赂，那就是黄河以西没有晋国的土地。魏寿馀假装叛逃时，“已经渡河，魏国人斥责他而返回”，秦国、晋国以黄河为界，那就是黄河以西没有晋国的土地。韩国、晋国既然在河东，梁山怎么能不在黄河以西呢！只有岐山没有可考证的。然而山名相同的很多，雍州、荆州都有荆山，梁州、徐州都有蒙山，都在《禹贡》中两次记载：怎么能因为雍州有岐山就认为冀州不能再有岐山呢！大概这两座山都应当横跨黄河，在雍州、冀州的边界上，所以能阻塞河流；而梁山、岐山又应当在壶口之下：因为它们的利害在冀州而不在雍州，所以记载在冀州，就像九河记载在兖州一样。只是古今山名更改的很多，而梁山又属于崩塌后的残余，难以辨识，所以不能得到其实地。总之《禹贡》、《传》的文献都在，不能用地方的山来冒充它。所以现在把《诗经》、《春秋左传》、《尔雅》的文字都记载在《冀州章》下，以表明它们是一回事。
【存参】“三十二年，秦始皇到达碣石，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高誓，在碣石门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碣石在海岸
《伪孔传》说，“碣石，是海边的山。大禹夹着这座山的右边，进入黄河逆流而上。”《蔡传》说：“冀州北方的贡赋从北海进入黄河，向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它右转弯曲的地方，所以说‘夹右’。历经年代久远，被水逐渐侵蚀，沉入海中，已经离开岸边五百多里了。”我按：《伪孔传》不知道“皮服”是贡品，所以把“右”且“入”的当作大禹；蔡氏认为是贡道，是对的。然而说“沉入海中”，就不如《伪孔传》认为“海边的山”那样有据。《禹贡》说：“太行山、恒山，直到碣石，流入大海。”古今的山名虽然不同，而山势则不改变。现在太行山、恒山从易定向东折，经过古北口、喜峰口等关口，转而向南行，到临渝县东境海岸突兀而止，所以燕、赵之间的解说者都把这山当作古碣石。为什么看到海岸突兀而止，所以燕、赵之间的解说者都把这山当作古碣石。为什么看到海岸的山一定不是碣石而一定要在海中寻找呢？《史记》说：“三十二年，秦始皇到达碣石”，这是秦朝时碣石没有沉入海中。《汉书·地理志》说：右北平郡有碣石山”，这是汉朝时碣石也没有沉入海中。怎么能认为“离开岸边五百里”呢！况且像《蔡传》所说的，那么与恒山、太行山山势中断的地方有几百里，验证《禹贡》的文字也不符合。大概《蔡传》的错误都由于误信臣瓒的说法，认为这座山在河口，在河口寻找而没有这座山，所以就说沉入海中。不知道这座山原本就不在河口。为什么呢？这段文字承接上文“岛夷”而言，岛夷在渤海东，必定由海路才进入黄河，而海路
漫澜无可指，故以山志之曰“夹右碣石”：言由海道夹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于河也，非谓夹右碣石之处即入河之处也。贡道言河凡七：兖、徐、豫之“达于河”，荆之“至于南河”，梁之“乱于河”，未有志其山者；入河自有常处，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积石”，下言“渭、▯”，皆河也，不志其山则不知为何地，故变文云“至于龙门、西河”。由海入河岂有两地，而烦志其山乎！且《禹贡》固有志其山者矣，“导河”之文是也：其东折也，志“华阴”焉；其北折也，志“大亻丕”焉。禹之於河防详且慎矣，况於入海之要地，岂容有大山而反不书：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谓入河者为“冀州北方贡赋”，亦非是。《经》所谓“入河”者，但承上“岛夷”文耳；冀固无贡，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无事於达河也。
译漫澜水没有可以指认的标志，所以用山来标记它，说“夹着右边的碣石”：意思是经由海路，夹着右边的碣石向西航行，然后才进入黄河，并不是说夹着右边碣石的地方就是进入黄河的地方。
《禹贡》中说到黄河的贡道共有七处：兖州、徐州、豫州的“到达黄河”，荆州的“到达南河”，梁州的“横渡黄河”，都没有标记山名；因为进入黄河自有固定的地方，不必在此处繁琐地记载。
只有《雍州》一章，上文提到“积石”，下文提到“渭水、洛水”，都是黄河，如果不标记山名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所以变换文辞说“到达龙门、西河”。
从海进入黄河难道会有两个地方，而需要繁琐地标记山名吗！况且《禹贡》本来就有标记山名的例子，“导河”那段文字就是：黄河向东转折时，标记了“华山之阴”；向北转折时，标记了“大伾”。
大禹对于黄河的堤防详细且谨慎，何况对于入海这样重要的地方，怎么会有大山反而不记载呢：碣石不在河口这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说进入黄河的是“冀州北方的贡赋”，这也是不对的。《经》中所说的“入河”，只是承接上文“岛夷”的文字罢了；冀州本来没有贡赋，而且冀州北境到达帝都，不仅不必乘船出海，也没有必要到达黄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复既泽；氵▯、沮会同。桑土既▯，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书禹贡》）
【备考】“徒骇、太史、马颊、覆▯、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尔雅释地》）
△徒骇等水未必即为九河
朱子以“简洁”为二水，并其七而为九。《蔡传》以“简洁”为一水，并其七则为八；其一则河之经流也。余按：《经》既统称九河，其水势当相等，不容别有经流，馀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说为长。然九河之名不见於经传，而《尔雅》记九州之名与《禹贡》殊异，──故郭氏不得已，疑以为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与经传异者，然则《尔雅》所载且未知果为禹之九河与否，况“简洁”之为一为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备考而不强为之说。
【存参】“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汉书沟洫志》）
△九河湮塞非沦于海
《通典》谓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记》谓钩盘在乐陵东南；马颊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谓简洁在临津；钩盘在乐陵；马颊即笃马河。（以上并本《蔡传》文）《蔡传》皆以为非是，独据汉王横言，“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又据程大昌言，引碣石为九河沦海之证，谓“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馀里。则是古河自今以为海处向北斜行，始分为九，其道已沦入于海矣。”余按：汉世近古，九河之迹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许商所言虽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骇、胡苏皆傍禹河故址，或不尽诬。若《通典》、《寰宇记》等书所指，则多在今德州、济南之间，地直大陆以东，於《经》文当云“又东播为九河”，不当云“又北播为九河”矣。兼其地势东下，水不北流，必东行由海丰入海；无由与成平之徒骇，东光之胡苏同为逆河以达天津也。至笃马河，则《汉志》已明谓其在九河南矣，乌得以为马颊！且汉人仅知其三，更历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汉人而有馀，有是理乎！盖缘魏、晋以後，河日南徙，帝决分流往往而见，故川旧渠所在有之，学者僻於好古，遂附会之以为九河故道；犹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时北流之迹，而浅学者遂以为禹河也。大抵谈古迹者多无依据，故晋人避乱之城而以为文王之▯里，孔子时卫在今开、濮二州间，而卫辉城南有孔子击磬亭。此皆不学之人强不知以为知者。《蔡传》非之，是矣。然谓九河之地已沦於海，则其说亦不经。何者？秦、汉以上载籍固多缺略，然海水溢出至数百里之广，其所漂没国邑民居不知几何，此非常之大变，岂得传记皆不之载。传记既不之载，横又何从得其说而传之乎？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仅数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馀里，则山当在南岸，何由复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东北斜行以趋永平，则及其入海时已抵北岸，何由复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为河入海之处，特出臣瓒之说，非《经》意也。《经》之“夹右碣石”，自记海道所经，非与“入于河”相连为文也。凡贡之入河，未有记其山者，有常地也；唯导河乃志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志之於导河，反记之於贡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则碣石即在海中尚不足为九河之证，况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谓九河之尚存与九河之悉沦者皆非也。惟郑康成以为八流皆塞，说独近是；然谓齐桓塞以自广，则诬。朱子与蔡氏据《孟子》“曲防”之禁驳之，固也。然即使桓公无曲防之禁，而此八流亦非一时之所能塞，乃水势与人事积渐而为之耳。盖水之在山，势峻流急，故岸易崩，水常挟沙而下。若水盛而源远，挟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数斗。至平地则流缓而沙停，旁出之
译渡过黄河就是兖州：九条河道已经疏通；雷夏泽已经干涸；汶水、沮水汇合在一起。桑树已经茂盛，人们从丘陵迁居到平地。那里的土壤是黑色而疏松的；那里的草长得茂盛；那里的树木修长。那里的田地属于中等偏下。那里的赋税正常：经过十三年才达到统一的标准。那里的贡品是漆和丝。筐里装的是织有花纹的丝织品。船只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
【备考】“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尔雅·释地》）
△徒骇等水未必就是九河
朱熹认为“简洁”是两条河流，加上其他七条共为九条。《蔡传》认为“简洁”是一条河流，加上其他七条则是八条；另一条则是黄河的主干流。我考察：《禹贡》既然统称九河，它们的水势应当相等，不容许有别的主干流，其余都是支流，似乎朱熹的说法更合理。然而九河的名称不见于经传，而《尔雅》记载的九州名称与《禹贡》不同，——所以郭璞不得已，怀疑这是商代的制度，——其他文字也往往与经传不同，那么《尔雅》所载尚且不知果真是禹时的九河与否，何况“简洁”是一条还是两条呢！所以现在只将其列为备考，而不强行解释。
【存参】“古说九河的名称，有徒骇、胡苏、鬲津；现在存在于成平、东光、鬲县边界。从鬲县以北到徒骇之间，相距二百多里。”（《汉书·沟洫志》）
△九河湮塞并非沉入海中
《通典》说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记》说钩盘在乐陵东南；马颊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说简洁在临津；钩盘在乐陵；马颊就是笃马河。（以上都依据《蔡传》的文字）《蔡传》都认为不对，只依据汉代王横的话，“过去天常常连续下雨，东北风，海水溢出向西南流出，浸没数百里；九河的地方已经被海水逐渐淹没。”又依据程大昌的话，引用碣石作为九河沉入海中的证据，说“九河入海的地方有碣石在其西北岸：现在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离岸边五百多里。那么古河从今海处向北斜行，开始分为九条，其道已经沉入海中了。”我考察：汉代接近古代，九河的遗迹或许有一两条未湮没，许商所说的虽然不敢断定确实如此，但只有鬲津稍南，徒骇、胡苏都靠近禹河故址，或许不完全虚假。至于《通典》、《寰宇记》等书所指，则多在今德州、济南之间，地点在大陆以东，按照《经》文应当说“又向东分流为九河”，不应当说“又向北分流为九河”。况且地势向东倾斜，水不向北流，必定向东经由海丰入海；无法与成平的徒骇、东光的胡苏同为逆河以到达天津。至于笃马河，则《汉志》已经明确说它在九河南边，怎么能认为是马颊！而且汉人只知道其中三条，再经过千年理应更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而比汉人多出一倍有余，有这样的道理吗！大概因为魏、晋以后，黄河日益南移，帝王决堤分流往往可见，所以旧河道所在多有，学者拘泥于好古，于是附会认为是九河故道；就像现在清河有大河故道，乃是宋时北流的遗迹，而浅薄的学者就认为是禹河。大体上谈论古迹的人多无依据，所以晋人避乱的城市而认为是文王的里邑，孔子时的卫国在今开州、濮州之间，而卫辉城南有孔子击磬亭。这都是不学无术之人强不知以为知。《蔡传》批评他们，是对的。然而说九河的地方已经沉入海中，则其说法也不合常理。为什么呢？秦、汉以上的典籍固然多有缺漏，但海水溢出至数百里之广，其所漂没的国家城邑民居不知有多少，这是非常巨大的变故，难道传记都不记载吗。传记既不记载，王横又从何处得到这种说法而传下来呢？永平以南，海岸南北相距仅数百里；如果离北岸五百多里，那么山应当在南岸，怎么又会在海中！九河如果从今渤海岸东北斜行趋向永平，那么等到入海时已抵达北岸，怎么又会到碣石之下！而且以碣石为河入海之处，特出臣瓒之说，并非《经》意。《经》中的“夹右碣石”，自是记载海道所经，并非与“入于河”相连为文。凡是贡品入河，没有记载其山的，这是常理；只有导河才记载其山，重视河防。现在碣石不记载于导河，反而记载于贡道，其非河口之山明显了。那么碣石即使在海中也不足以作为九河的证据，何况不在海中呢！由此说来，说九河尚存与九河全部沉没的都是不对的。只有郑康成认为八条支流都堵塞了，说法唯独接近正确；然而说齐桓公堵塞以扩大自己的领土，则是诬蔑。朱熹与蔡氏依据《孟子》“曲防”的禁令驳斥他，固然正确。然而即使桓公没有曲防的禁令，而这八条支流也不是一时所能堵塞的，乃是水势与人事积渐而为之。大概水在山中，地势陡峭水流急，所以河岸容易崩塌，水常挟带泥沙而下。如果水势盛大而源头遥远，挟带泥沙必定多，所以河水一石，其泥多达数斗。到了平原地势则水流缓慢而泥沙停留，旁出的
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势必并於一而旁皆塞，──水势然也。古者川有涯ㄛ，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与水争地。自阡陌开，井田废，民尽其力之所至，以为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则突者渐夷，凹者渐满，不数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闻见，河北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尚皆断续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岁畅流，明岁已为平田者。况自禹以来数千年，岁岁沙之，岁岁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复存乃其常事。而说者俱未言及，是将天下之水势各别邪？抑说《经》者下帷之日多，未尝久处河干，躬履水ㄛ，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为九，与其合而为一，孰大孰小，孰广孰狭，孰当先塞，孰能久存，不问而可知也。今大陆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阔且大者尚皆荡然平原，无复遗迹（余乡即禹时大河所经处）。况九河之狭且小者乃欲历历求其道乎！开州城南，唐、宋时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数仞，州民谓之南罔（盖河两岸有缕水堤，日久沙与堤平，故尔），但中有微凹耳；人亦不知其为河也。此数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况数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强求其所在，不得则曲为之说，亦可谓不达於事理矣！故今但载《汉志》许商之言以为参考之助，其馀诸家之说概无取焉。碣石见前《冀州条》下；大陆见後《夏禹篇》中。
译分流停止，沙石淤积尤其容易。停聚时间长久，沙石堆积增高，水流必然阻塞，水势必然汇聚于一处而旁侧全部堵塞，——这是水势的自然规律。古代河流有边界，田地有疆界和沟渠，各自有明确的界限，所以百姓不能与水争夺土地。自从田间小路开辟，井田制废除，百姓竭尽人力所能到达之处，都作为田地，只要有沙石淤积干涸的地方，就把它变成田地。田地开垦久了，突出的地方逐渐夷平，凹陷的地方逐渐填满，不出几百年就变成了平坦的土地，——这是人为造成的结果。根据我耳闻目睹的情况，河北各条河流在百年前的故道，尚且都断续零落，十成中不到两三成；甚至有今年畅通流动，明年就已经变成平坦田地的情况。何况从大禹治水以来数千年，年年淤积沙石，年年开垦田地，九条河流的河道渺茫不再存在，乃是平常之事。而议论的人都没有提及，这是认为天下的水势各不相同吗？还是解说经典的人闭门读书的日子多，不曾长久在河边居住，亲身踏勘水流，因而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呢？况且水流分作九条，与它们合而为一，哪条大哪条小，哪条广哪条狭，哪条应当先堵塞，哪条能够长久存在，不用问就可以知道了。现在大陆泽以上以及逆河合流的河道，那些宽阔且大的尚且都变成了空旷的平原，没有遗留痕迹（我的家乡就是大禹时期黄河经过的地方）。何况九河中狭窄且小的，却想要一一寻求它们的河道呢！开州城南，是唐、宋时期黄河的故道，那里的地面比旁边高出数仞，州里的百姓称之为南罔（大概是因为河流两岸有缕水堤，时间久了沙石与堤岸齐平，所以如此），只是中间有微微的凹陷罢了；人们也不知道那是河流。这几百年前的整条河流已经依稀如此，何况数千年前的分流，却想要强行寻求它们所在的地方，找不到就牵强附会地加以解说，也可以说是不能通达事理了！所以现在只记载《汉书·地理志》中许商的话作为参考的辅助，其余各家的说法一概不采纳。碣石见前文《冀州条》下；大陆见后文《夏禹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