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这（指太�）不是炎帝，已经很明白了！自从战国以后，阴阳家学说兴起，开始用五行来分配五帝，而《吕氏春秋》采纳了这种说法，《月令》又加以叙述，于是把太�定为木德，对应春季；炎帝定为火德，对应夏季；少�定为金德，对应秋季；颛顼定为水德，对应冬季；黄帝定为土德，对应中央；然而这也只是说他们的德性各自有所主宰，并没有说太�在炎帝之前，炎帝在黄帝之前。汉宣帝、汉元帝以后，谶纬之学日益兴盛，刘歆没有详细考证，于是把五行相生的顺序当作五帝先后的顺序，这样太�反而排在炎帝之前，炎帝反而排在黄帝之前了！然而考证《易传》，在黄帝之前的有庖羲、神农，名字不符；考证《春秋左氏传》，炎帝、太�都在黄帝之后，世次又不相合。于是不得已，说太�就是庖羲氏，炎帝就是神农氏，而《春秋左氏传》的文辞是倒叙的：说少�继承黄帝，黄帝继承炎帝，炎帝继承共工，共工继承太�，所以先说黄帝，上溯到太�。唉，哪有这种文理呢！《传》中说：“火出，在夏历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又说：“从虞朝以上称为陶唐氏，在夏朝称为御龙氏，在商朝称为豕韦氏，在周朝称为唐杜氏，晋国主持夏盟时称为范氏。”这些都是由今溯古，尚且不用倒叙，何况泛泛列举古代帝王的沿革，反而无故使用倒叙呢！杜预不察觉其错误，于是用刘歆的说法来解释《左传》，本来就已经错了。而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封禅书》，不仅不斥责其荒谬，反而想要曲意保全刘歆的说法，说：“神农的后代子孙也称炎帝，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交战，难道是黄帝与神农本人交战吗！”如果神农确实就是炎帝，他的后代子孙相对于黄帝而言，称炎帝，还可以说得通，但在神农之后另立一位称为炎帝，可以吗！况且封禅的十二家都是改换姓氏受命的人，《史记》、《诗传》的文辞很明白，如果炎帝是神农的后代子孙，那就只有十一家，而不是十二家了。有人说：谯周《古史考》就把神农、炎帝当作两个人，与《史记》相同；可惜我没有见到他的书。由此说来，误导刘歆、班固的是《吕氏春秋》和《月令》；而误导杜预、司马贞的是刘歆和班固。从此以后，学者更加靠口耳相传，而黄帝、炎帝的世次历经两千年，再也没有人纠正它了！说：那么《史记》在黄帝之后为什么不列出炎帝、太�？答：《史记》也不列出少�，不只是太�、炎帝，难道也会认为少�在黄帝之前吗！大概司马迁叙述五帝本于《大戴礼记》（《大戴礼记》虽然删减于《大戴》，但书实在司马迁之前），而《大戴礼记》本于《鲁语》，然而《鲁语》只是列举有功的人来谈论，实际上并没有五帝的名称，也不认为其间不能再有帝王。至于《月令》的五帝，则本于《春秋左氏传》，然而《传》实际上也没有五帝的说法。大抵后人的说法都是沿袭古人而附会，以致逐渐失去原意。总之，自司马迁以前，没有说炎帝、太�就是庖羲、神农的，而自刘歆以后才开始有这种说法。学者应当相信古代传记，不必斤斤计较地执着于异端谶纬之说、后儒附会之言来增加自己的困惑！

译【补】“炎帝氏用火来记事，所以设立火师，并以火来命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炎帝与黄帝同时

《晋语》说：“少典娶有乔氏女子为妻，生了黄帝和炎帝。黄帝在姬水边成长；炎帝在姜水边成长。成长后德行不同，所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两位帝王用兵来互相辅助。”韦昭在《国语》注解说：“神农在黄帝之前，黄帝灭掉了炎帝，灭掉的是炎帝的子孙罢了；说‘生’，是说两位帝王原本出自同一源头。”小司马在《索隐》中又说：“少典是诸侯国的国号，不是人名。炎帝、黄帝两位帝王中间隔了八位帝王五百多年，如果把少典当作父亲的名字，难道黄帝经过五百多年才取代炎帝的后代成为天子吗！”后来编纂古史的人都认为他们的说法是对的。我考察：《国语》所说的“生”，本来是指由同一父亲和母亲所生，文意非常明确。小时候一同出生，长大后德行不同，所以说“成长而异德”。如果按照韦氏的说法，那么与炎帝同生的人是黄帝的远祖？与黄帝用兵的人是炎帝的玄孙，那么所谓“成长而异德”的，是祖先呢？还是孙子呢？如果按照小司马的说法，那么生炎帝的是一个少典氏，生黄帝的又是一个少典氏，那么所谓娶有乔氏女子的，是炎帝的父亲呢？还是黄帝的父亲呢？在文意上都不通顺！况且炎帝既然在黄帝之前几百年，那么应当先说炎帝，不应当每篇文献都先说黄帝。大概这两家的错误，在于误信刘歆、班固的话，把炎帝当作神农，因此世代不符；虽然勉强加以解释，终究辗转不通。如果只依据《左传》、《史记》的文字，那么炎帝继承黄帝自然可以同时，不必曲折地加以解说。然而《国语》的文本本身也出于附会，所以现在并不记载。说法已在前文《黄帝篇》中详细论述。

【备考】“炎帝担任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左传》）

△姜姓的来源

考察：《左传》中原有的姜姓有两个来源：一，本文，认为是炎帝的后代；一，庄公二十三年，认为是太岳的后代。或许太岳就出自炎帝？这种说法还可以讲得通。《国语》中原有的姜姓有三个来源：一，《晋语》说炎帝姓姜，与本文相符。一，《周语》说共工的曾孙四岳赐姓姜，大概就是《左传》中的太岳。但是炎帝既然姓姜，那么不是到四岳才赐姓；共工继承炎帝之后而改变制度，那么显然不是出自炎帝：这两篇必有一篇有误。一，《郑语》说姜是伯夷的后代。伯夷与四岳并肩侍奉舜，同一个国家怎么会有两个祖先呢！大概《国语》所述姓氏都不可靠。我私下认为《左传》还接近古史，所以列出以备参考。

○共工氏

△共工的世次

《汉书·律历志》把共工列在神农之前。我考察：《春秋传》，共工在黄帝、炎帝之后，文意非常明确；刘歆拘泥于《吕氏春秋》五德的说法，误把《传》当作逆序，于是把炎帝当作神农，太�当作伏羲，因此弄错了共工的世次。现在既然依据《传》文纠正其错误，那么共工本来应当排列在此处。说法已在前文《炎帝篇》中详细论述。

【补】“共工氏用水来记事，所以设立水师，并以水来命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存参】“共工沉溺于享乐，放纵而丧失自身，想要堵塞百川，填高洼地，以危害天下。上天不降福，百姓不辅助，祸乱同时兴起，共工因此灭亡。”（《周语》）

△驳斥触山补天之说

《鲁语》说：“共工氏称霸九州时，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平整九州土地。”《补本纪》说：“女娲末年，诸侯中有共工氏，依靠智谋刑罚来逞强，称霸而不称王，与祝融作战，不胜而愤怒，于是头撞不周山，山崩，天柱折断，地维缺损。女娲于是炼制五色石来补天，斩断鳌足来立四极，聚集芦灰来止住滔天洪水，于是地平天成，不改变旧有的事物。”我考察：共工氏是帝是霸，不可考证；但根据《春秋传》推断，那么他与黄帝、炎帝、太�本来没有差别。不知道《国语》有所传闻吗？还是因为共工像官名，不像代名，于是臆测而这样说呢？大概《国语》的文字附会者多，“后土”本来不是人名，却不说是他的儿子叫勾龙，而说是他的儿子叫后土，错误如此，本来不可作为依据。所称“沉溺于享乐”等语，或许是其后代的事也未可知。“少�衰落，九黎扰乱德行”，“神农氏世代衰落，诸侯互相侵伐”，《楚语》、《史记》都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对于共工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所以暂且保留在此。至于“触山”、“补天”的说法，本于《淮南子》，《淮南子》又因《楚辞》的文字而附会。《楚辞》、《淮南子》本来都是荒唐的言论，不可当作事实。而《楚辞》只说地倾斜，起初没有触山补天的说法，也绝对不说这是共工所为。头能撞山而使之崩塌，山能倾斜天地而使之缺损折断，那么鲁阳挥戈回日，愚公移山，真可以说是平平无奇了！小司马竟然相信这是事实而

译记载在史书中，我担心千百年后会有人采集野史小说来补正史的缺失。况且祝融是颛顼的后代，怎么能在千百年之前就和共工作战呢！大抵唐代人喜好猎奇且轻信，不分辨是非黑白而一概采纳，大多都是这样，也就不值得完全辩驳了。

译○太皞氏

太皞有时写作太昊。查考《春秋传》写作太皞，《传》文接近古本，或许没有错误，现在依从它。

【补遗】“太皞氏用龙来纪事，所以设立龙师，官名都用龙命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任、宿、须句、颛臾，是风姓的后代，实际上掌管太皞和有济的祭祀。”“陈地，是太皞的故都。”（均出自《左传》）

△太皞不是包羲氏

《汉书·律历志》认为《春秋传》中的太皞氏就是《易传》中的包羲氏；因为担心世系次序不合，于是将《春秋传》的文字解释为逆推计数。我查考：《传》文如果是逆推计数，那么应当从少皞一直逆推到最前面的包羲；然而却是从黄帝逆推直到包羲，却突然让最后面的少皞承接其后，文理还能通顺吗！况且太皞、少皞两位帝王姓氏不同，如果他们的时代又不相接，那么为什么都使用“皞”字命名？而且太皞以龙纪官，少皞以凤纪官，也像是相互对应的情形。既然如此，少皞氏本来应当继承太皞而称帝，《左传》并非逆推计数，太皞也不是包羲了。又查考：《春秋传》记载，太皞的后代有任、宿、须句、颛臾，其故都在陈；少皞的后代有郯，其故都在鲁；颛顼的后代有陈，其故都在卫；而黄、炎、共工三代中，只有炎帝的后代见于《传》，至于他们的故都则都没有听说，这难道不是因为近代的容易考证而远古的难以详述吗！《国语》虽然曾经叙述黄帝、共工的后代，然而其文字非常乖谬错乱，不足以作为依据。既然如此，那么郯子所说的世系次序，并非逆推计数也就明白了。所以现在将太皞氏列在共工之后，依从《左传》。其余内容详见前文《炎帝篇》中。

○少皞氏

△金天氏不是少皞

《汉书·律历志》说：“少皞的号叫金天氏。”我查考：金天氏的名字见于《春秋传》，只说“后裔子孙担任玄冥师”罢了，并没有说他是少皞。刘歆大概是依据《月令》中秋帝少皞、秋在五行中属金，所以认为金天氏就是少皞。他不知道五德之说本是邹衍的妄谈；况且颛顼不取水德之号，难道少皞必定取金德之号吗！少皞氏的儿子虽然曾经担任玄冥，然而烈山氏的儿子柱担任稷，周弃也担任稷，颛顼氏的儿子黎担任火正，高辛氏的儿子阏伯也担任火正，那么玄冥这一官职也不必一定是少皞氏的子孙才能担任；所以现在宁愿空缺不填。说法并详见前文黄帝以下诸帝篇中。皞，有时写作昊；现在依从《左传》写作皞，前篇已详述。

【补遗】“少皞挚即位时，凤鸟恰好到来，所以用鸟来纪事，设立鸟师，官名都用鸟命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秋天，郯子来朝见，鲁公与他宴饮。昭子问他，说：‘少皞氏用鸟名命名官职，是什么原因呢？’郯子说：‘这是我的祖先，我知道。’‘凭借商、奄的民众，用《伯禽》之命封在少皞的故都。’”（均出自《左传》）

【补遗】“凤鸟氏，是历正。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伯赵氏，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氏，掌管立春立夏。丹鸟氏，掌管立秋立冬。祝鸠氏，是司徒。雎鸠氏，是司马。鹘鸠氏，是司空。爽鸠氏，是司寇。鹘鸠氏，是司事。五鸠，是聚集民众的。五雉担任五工正，磨砺器具，校正度量衡，使民众安定的。九扈担任九农正，约束民众不淫逸的。”（《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从前爽鸠氏开始居住在这里；季皞继承它，有逢伯陵继承它，蒲姑氏继承它，然后太公继承它。”（《左传》）

△《大戴记》中的青阳、玄嚣都不是少皞

《大戴记·帝系篇》说：“黄帝生下玄嚣；玄嚣生下高辛；高辛生下高辛。黄帝生下昌意，昌意生下高阳。”又说：“黄帝娶西陵氏的女儿，称为嫘祖氏，生下青阳和昌意。青阳降居氐水；昌意降居若水。从《史记》开始将青阳等同于玄嚣，而《汉书·律历志》于是将青阳等同于少皞，而他的子孙名叫挚。从此皇甫谧以来编纂古史的人都把少皞当作黄帝的儿子了。我查考：《大戴》、《史记》的文本本来难以征信，然而《大戴》说‘青阳降居氐水’，这是明确说青阳没有成为天子。《史记》说：‘从玄嚣到高辛都不得在位，到高辛才即帝位’，这也是说玄嚣没有成为天子。青阳、玄嚣都没有成为天子，怎么能说是少皞氏呢！况且用挚作为少皞子孙的名字，那么在凤鸟到来之前，将用什么来命名官职呢？这大概都是因为刘歆错误地将《春秋传》郯子的话当作逆推计数，而炎帝、共工、太皞都在黄帝之前，至于少皞则不能再说是他在太皞之前，而《大戴》、《史记》又没有少皞这一代，所以胡乱猜测他就是青阳。不知道四代实际上都在黄帝之后，《史记》沿袭《大戴》的文字让颛顼直接继承黄帝而遗漏了少皞，不必曲意解说以附会它。然而《史记》将玄嚣当作青阳，也不是《大戴》本文的

译意。大概前文说“黄帝生玄嚣，玄嚣生昌意”，是因为叙述高阳、高辛的世系而追溯其祖父，并非说黄帝只有这两个儿子。后文说“黄帝娶西陵氏之女，生了青阳和昌意”，是因为这两人同母，所以借昌意一并提及，并非一定这两人就是前面的两人。司马迁见前面有玄嚣而没有青阳，后面有青阳而没有玄嚣，就妄自推测是同一人，这是错误的！另外《国语》把青阳说成是方雷氏的外甥，也与《大戴礼记》的文字不同。大致来说，《国语》、《大戴礼记》、《史记》本来都不足以作为确据；而《汉书·艺文志》认为少昊，说法尤其荒唐，都是由于不考察前人的言论而随意揣测，所以越转越错。而后来的人又慑服于这些书的声望，认为必定有所依据才这样说，所以帝王的事迹颠倒错乱，无法再纠正；却不知道他们所依据的正是这类错误！所以现在一概不予采纳。

译○颛顼氏

△颛顼是高阳还是高辛，无法考证

《大戴礼记》说：“高阳，就是帝颛顼。”查考《春秋左传》中有高阳氏，也有颛顼氏，但究竟是一是二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离骚》中屈原自称是高阳的后代，而《国语·郑语》认为楚国是祝融的后代，《左传》认为祝融是颛顼氏的儿子，这样看来似乎高阳确实是颛顼。然而《国语·郑语》说“黎担任高辛氏的火正”，《国语·楚语》说“颛顼命令火正黎掌管土地”，又似乎颛顼是高辛。总之，唐尧、虞舜以前的事情大多难以考证，《国语》、《离骚》都难以作为立论的依据，与其错误地判断而导致颠倒错乱，不如存疑暂且搁置更为妥当！

【补遗】“自从颛顼以来，作为民众的师长而命令他们从事民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陈国，是颛顼的族属。”“卫国，是颛顼的故地，所以称为帝丘。”（均出自《左传》）

△《大戴礼记》称颂颛顼的德行，没有具体事实可以指证

《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说：“颛顼，深沉而有谋略，通达事理而明察秋毫，培育人才以顺应地利，遵循时令以效法天道，依据鬼神来制定礼义，调理气候以教化百姓，洁净真诚以进行祭祀。向北到达幽陵，向南到达交趾，向西渡过流沙，向东到达蟠木。无论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耀的地方，没有不勤勉努力的。”我按：“洪渊”、“疏通”这两句话是贤明哲人的常事；“养材”、“履时”这两句话就是黄帝的“顺应天地纲纪，历数日月星辰，按时播种百草树木”等事情。其余所说的，也都是古代贤明帝王通用的套话，并非有具体事实可以指证、不能移用于他人的。这显然是后人撰写的，所以现在都不予收录。说法详见前文《黄帝篇》中。

○帝喾氏

△《国语》开始称喾

查考：《春秋左传》有高辛而没有喾；直到《国语》才开始称喾；《大戴礼记》才开始将喾等同于《高辛》。《国语》固然多有附会，但胡乱合并姓氏，错误列举神怪是有的，如果无故编造这一代帝王，恐怕《国语》还不至于如此。况且说法不一而足，按理应当有其人，不能省略。《左传》既然没有记载，所以就用《国语》的文字来补遗。至于将喾等同于高辛，则不敢断定，宁可存疑。说法详见前文《颛顼篇》中。

【补遗】“帝喾能够排列三辰（日、月、星）的位置以安定民众。”（《鲁语》）

【存参】“星与日辰的位置都在北方，这是颛顼所建立的，帝喾继承了他。”（《周语》）

△《大戴礼记》称颂帝喾的德行与黄帝、颛顼没有区别

《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说：“帝喾生来就神灵，能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广泛施予恩惠利于万物，不为了自身；聪慧能知晓远方，明察能洞察细微；顺应天道的义理，了解民众的德行；仁爱而有威严，恩惠而有信用，修身而天下信服；获取大地的财物而节制使用，安抚教化万民而利于教诲他们，观测日月而迎送四季，明了鬼神而恭敬侍奉；他的神色郁郁葱葱，他的德行崇高峻拔，他的行动合乎时宜，他的服饰如同士人；秉持中道而获得天下。日月所照耀的地方，风雨所到达的地方，没有不听从顺服的。”我按：这里所说的“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就是黄帝的“生而神灵，弱而能言”。“聪以知远，明以察微”，就是黄帝的“成而聪明”。“明鬼神而敬事之”，就是颛顼的“洁诚以祭祀”。“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就是颛顼的“日月所照，莫不勤勉”。“顺天之义，取地之财”，就是黄帝的“顺天地之纪”，颛顼的“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大概撰写这篇文章的人也苦于无话可说，所以稍微改动了一些词句，而实际上仍然是前面所说的那些话。所以现在都不予收录。说法详见前文《黄帝》、《颛顼》篇中。

○黄帝以后诸帝通考

《左传》文中有不能详细考证其世代的，统一记录在这里。

【补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经·系辞下传》）

【补遗】“剖开木头做船，削尖木头做桨；舟楫的便利，用来渡过不通的水域。”

【补遗】“驾牛，骑马，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以利于天下。”

【补遗】“设置重门，敲击木梆，以等待暴客。”

【补遗】“砍断木头做杵，挖掘土地做臼；臼杵的便利，万民得以济用。”

【补遗】“拉紧木头做弓，削尖木头做箭；弓矢的便利，以威慑天下。”

【补遗】“上古时代穴居而野外生活；后世圣人将其改变为宫室，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檐，以抵御风雨。”

【补遗】“古代的埋葬，用厚薪覆盖尸体，葬在野外，不堆土成坟，不种树为记，丧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将其改变为棺椁。”

【补遗】“上古时代结绳而治；后世圣人将其改变为书契，百官得以治理，万民得以明察。”（均同上）

△引用欧阳修文章驳斥《大戴礼记·帝系篇》的说法

《大戴礼记·帝系篇》说：“黄帝生玄嚣；玄嚣生高辛；高辛生帝喾，这就是帝

译帝喾生下后稷，生下契，生下放勋，这就是帝尧。黄帝生下昌意，昌意生下高阳，这就是帝颛顼。颛顼生下穷蝉，穷蝉生下敬康，敬康生下勾芒，勾芒生下桥牛，桥牛生下瞽瞍，瞽瞍生下重华，这就是帝舜。颛顼生下鲧，鲧生下文命，这就是禹。此后，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和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都沿用了这一说法。世间的学者没有不深信不疑的。到了宋代，欧阳修的《帝王世次图序》及《后序》才开始指出其中的谬误。现在将他的文章抄录在下面：

译【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

“尧、舜、禹、汤、文、武，这六位君子，可以说是显赫的人物了，然而后世却丢失了他们的真实传承，难道不是因为年代久远吗？因此，君子治学不以探究遥远之事为能事，对于不知道的就留白，谨慎对待所传述的内容，以免迷惑世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周朝衰微，学术荒废，先王的正道不明，而各种异端邪说纷纷兴起。孔子对此感到忧虑，于是阐述《诗》、《书》、《史记》，以制止纷乱的说法；为了使传承可信，所以略去遥远的而详述近代的。在《尚书》中，只记载从唐尧、虞舜以来的大事，足以作为世人法度的内容罢了。至于三皇、五帝君臣的世系次序，孔子从未提及，是因为年代久远，对不知道的事情持谨慎态度。孔子去世之后，异端邪说再次兴起，周王室也愈发衰败混乱，接着进入战国时期，秦始皇于是焚毁书籍，先王的正道中断。汉朝兴起，过了很久，《诗》、《书》才逐渐出现但不完整。在王道中断的时候，奇书异说正充斥且盛行，它们的言论往往反而自称源自孔子的门徒，以在当时取得信任。学者既然不能全面看到《诗》、《书》的详细记载，又习惯于传习盛行的异说，世间没有圣人作为标准，他们自己不知道取舍真伪，甚至有博学好奇之士，以博闻多识为胜，于是汇集各种说法并加以编排，起初不加选择，只担心遗漏。像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以孔子的学问上溯前世，只到尧、舜，记载其大略而不提及之前的；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上溯到黄帝以来，又详细叙述其世系次序，他不量力而务求胜过前人，适宜其错误很多。司马迁所写的《本纪》出自《大戴礼》、《世本》等书。现在依照他的说法，绘图并考证：尧、舜、夏、商、周都同出于黄帝。尧去世时，向下传给他的四世孙舜，舜去世时，又向上传给他的四世祖禹，而舜、禹都活到一百岁。稷、契在高辛氏时是儿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在按他们的世系向下推，汤与王季同世。汤向下传十六世而为纣，王季向下传一世而为文王，二世而为武王：这是文王以十五世祖的身份臣服于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的身份讨伐十四世孙并取代他称王，多么荒谬啊！唉，尧、舜、禹、汤、文、武的道，是百代君王取法的对象，他们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体现在行事中，后世想要知道的，孔子都已经论述记载了；那些久远难明的事，后世不必知道，不知道也不妨碍成为君子，孔子都不提及。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他的智慧在取舍上都是这样的。”

【永叔《後序》】“我已经大致论述了帝王世系并看出世纪记载的错误，还认为文王、武王与纣王相距十五六世，其谬误明显无疑，而尧、舜、禹的时代相距不远，还希望其道理有可通之处，于是又用《尚书》、《孟子》、孔安国、皇甫谧等书参考他们的寿命长短，却更加乖戾不能吻合。根据《尚书》及诸家说法说：‘尧寿命一百一十六岁，舜寿命一百一十二岁，禹寿命一百岁。尧十六岁即位，在位七十年，八十六岁时，才得到舜并试用他；两年后让舜摄政，当时舜三十岁；经过试用和摄政共三十年，尧去世。舜为尧服丧三年完毕，才即位；在位五十年去世。当舜在位三十三年时，命令禹摄政；共十七年舜去世。禹为舜服丧三年完毕，才即位；在位十年去世。’由此说来，当尧得到舜的时候，尧八十六岁，舜三十岁；以此向上推算，那么尧五十七岁时，已经看到四世玄孙出生一岁了！舜试用摄政以及在位共八十二年，而禹寿命百年，以禹百年之间向上推算，禹即位及为舜服丧共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共九十五年，那么当舜开始摄政试用的那年，禹才六岁：这是舜作为玄孙三十岁时，已经看到四世高祖刚出生六岁了！至于舜娶尧的两个女儿，据图说是曾祖姑；虽然古代遥远时代不同，与现在或许有所不同，但人伦的道理是万世的常道，必定不会错乱颠倒到如此地步。那么各家关于世系、寿命长短的说法，经典中没有记载的，都不可信，这是确定的！”

△颛顼、尧、舜都不出于黄帝

我按：《春秋传》说：“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皞氏以龙纪；少皞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于近。”从黄帝到颛顼，中间四五代而各有创制，不相沿袭，那么颛顼与喾之上距离黄帝就远了，怎么能说颛顼是黄帝的孙子而喾是黄帝的曾孙呢！《传》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这十六族，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不丧失他们的名声，直到尧。”高辛、高阳的子孙到尧时已各自分族并传了几代，那么高辛、高阳之下到尧又远了，怎么能说尧是高辛的儿子而高阳的从孙呢！《书》说：“尧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孟子》说：“尧之于舜也，九男事之，

译两个女儿嫁给了舜。”男女辨别姓氏，是人伦道德的重大界限，何况是同高祖以下的亲属，关系尤其亲近。如果真像《大戴礼记》所记载的那样，尧与舜的高祖是同高祖的兄弟，尧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舜，舜又怎么能够接受呢！即使上古时代礼制尚未完备，但如果尧、舜不是圣人，那还说得过去；既然尧、舜都是圣人，必定不会做出这种乱伦亵渎礼法的事情，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不告父母而娶妻，万章尚且对此表示怀疑，孟子尚且多次辨析解释，如果因为亲属关系近而结为婚姻，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更大，为什么万章、孟子反而都不置一词呢？至于世系年代的不一致，欧阳修已经说过，不需要聪明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怎么能说尧、舜、禹都出自黄帝呢！只有舜出自颛顼，《春秋公羊传》曾经提到过，但名字也不相符。然而陈氏在谈论舜时只提到颛顼，没提到黄帝，这是认为颛顼不出自黄帝。陈氏谈论舜必定提到颛顼，范氏谈论陶唐（尧）却没提到黄帝，这也是不认为尧出自黄帝。直到《国语》开始喜好牵连多个姓氏，认为他们同出一祖，这本来就是诬妄的，但它所称的黄帝后裔十二姓中，有祁氏而没有姚氏，有姬氏而没有子氏、姒氏，这说明它还没有把唐、虞、夏、商、周都视为出自黄帝。自从战国以后，杨朱、墨翟并起，而杨朱尤其喜欢说大话：因为儒者称颂尧、舜并阐述孔子，他就推崇黄帝以凌驾于尧、舜之上，阐述老子以凌驾于孔子之上，所以后来被称为“黄老”。还觉得不足以畅达心意，于是又诬蔑孔子是老子的弟子，尧、舜、禹、汤、文、武是黄帝的子孙，以此显示儒者所推崇和尊重的，实际上都是他们老师的末流余派。《大戴礼记》各篇本是战国以后撰写的，因此被这种说法迷惑而记载下来。而司马迁本来就崇尚黄老，他相信并采纳这些说法尤其不足为怪。只是奇怪的是，从汉、晋以来一千多年，文人学士自命为圣人门徒的不知有多少，却都认为这是事实，这是什么道理呢？只有欧阳修能够相信《经》书而不盲从杨、墨的邪说，他的见识难道不卓越吗！然而这个论断既已提出，而从宋代以来编纂古史的人仍然沿袭《大戴礼记》、《史记》的错误，那就更加奇怪了！难道是因为欧阳修的论断还有未尽之处吗？所以我既全文录下欧阳修的文章，又在《黄帝》、《尧》、《舜》篇中进一步推究前后脉络并详细辨析，期望永远消除世儒的疑惑，杜绝杨、墨的邪说，虽然言辞比古人繁琐，也不敢回避。后世如果真有大学者出现，或许能知道我一人的苦心！这些说法一并见于后面的《唐虞录》中。

译少昊至尧这四代并非相继即位。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去世，高阳即位，这就是帝颛顼；颛顼去世，高辛即位，这就是帝喾；帝喾去世，挚代替他即位；帝挚即位后治理不善，去世，弟弟放勋即位，这就是帝尧。”——认为古代帝王都是相继即位的。《帝王世纪》对此加以引申，又依据《汉书》而稍微改变说法，说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一岁；之后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百岁；之后才是颛顼，在位七十八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挚在位九年，造访唐尧而实现禅让。后来编纂古史的人大多依据这些年数，将其作为上古纪年的实证。我考察：少昊、颛顼不继承黄帝，前篇已经详细论述过了，然而即便在少昊到尧这四代中，没有其他天子，前后也不相衔接。《国语》说：“少昊衰落时，九黎扰乱德行，颛顼接受（禅让）。”少昊已经衰落，颛顼才兴起，这说明颛顼与少昊不相衔接。《左传》说：“高阳氏有八个才子，高辛氏有八个才子，这十六个家族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不丧失他们的名声，直到尧的时代。”高阳、高辛到尧时已经历了好几代而分成了多个家族，这说明尧与这两代也不相衔接。那么上古帝王在交接之间都应当有几十上百年的间隔，这一代衰落之后那一代才兴起，就像春秋时期的霸主一样，怎么会有相继为天子的人呢！大概凡是谈论上古的人都是用后世的情况来类比，所以错误地认为帝位传承没有断绝；不知道古代的天子没有禅让也没有继承，有一位圣人出现，天下就都归附他而称他为帝，圣人去世后他的儿子地位降低而等同于诸侯，又过了几十上百年再有圣人出现，天下又归附他，如此而已。从唐尧、虞舜到夏朝初期，天子相继即位，天下的格局才开始发生一次变化；少康之后又发生一次变化；到了周朝，又发生小变化；而秦、汉以后则又发生大变化。学者知道上古自有上古的特点，虞、夏自有虞、夏的特点，商、周自有商、周的特点，那么经传的文字就都清晰明了无需解释了；启继承帝位，汤、武的革命，都显然没有可疑之处了。我曾经读《春秋左传》，襄公、昭公的时代与定公、哀公的时代已经不同，闵公、僖公的时代又不同，隐公、桓公的时代则截然不同了。二百多年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从周平王以上，直到伏羲、神农、黄帝的时代，上下三千年，怎么能用一个标准来类推呢！至于他们的年岁尤其缺乏证据。上古既没有典籍，经传又缺乏明确的记载，即使像司马迁那样广泛搜集博采却辨别不出真伪的人尚且不能说出他们的年岁，那个皇甫谧生于晋代，又从哪里知道呢？东方朔告诉汉武帝说：“陛下认为我欺骗狂妄，希望派人上天去问问。”世上那些叙述上古年岁的人与这有什么不同呢！所以现在一概不予采纳，只取《左传》所记载的帝王，按照他们的先后次序排列。说法也见于前文《神农》以及后文《尧》、《舜》、《禹》各篇中。

驳斥大坟等八位老师的说法

《韩诗外传》记载子夏的话说：“黄帝向大坟学习；颛顼向禄图学习；帝喾向赤松子学习；尧向务成子附学习；舜向尹寿学习，禹向西王国学习；汤向贷乎相学习；文王向锡畴子斯学习。”我考察：大坟以下这八个人在经传中没有记载，而偶尔见于《庄子》、《列子》等异端书籍中，那么这话是杨朱、墨翟一派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了。商、周时代，《诗》、《书》都在，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提到他们呢？《韩诗外传》妄自采纳异端的说法，又伪造为子夏的话，不也是诬蔑古人而迷惑后世吗！《新序》也记载了这些话而文字略有不同，大概是依据《韩诗外传》而记录有差错。所以现在都不予收录。

驳斥尧以前的乐名

世间流传上古的乐名，《乐记》中有《大章》、《咸池》，《周礼》中有《云门》、《大卷》、《大咸》，但都没有说是什么人创作的。《乐纬》认为《咸池》是黄帝的乐，《大章》是尧的乐，如果是这样，那么应当先说《咸池》，为什么《乐记》却先说《大章》而后才提到《咸池》呢？郑玄的注释说“《咸池》就是《大咸》，是黄帝的乐，尧加以增修并使用。”以此作为解释。但这只是出于猜测，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一代之乐，是功德的体现，尧也不应该无故改动黄帝的乐，使后人不能看到它的真貌。孔颖达、贾公彦的疏又曲意解释郑玄的注，说“《大章》就是《大卷》，与《咸池》都是黄帝的乐：尧加以增修的，保留其本名叫《咸池》；不加以增修的，另外立名叫《大章》，到了周朝，又改名为《云门》。”这种说法尤其迂曲。为什么呢？尧也是圣人，为什么不自己创作乐而只是增修前代的乐，改动前代乐的名称作为自己的乐？况且增修的应该改名却反而保留旧名，不增修的不应该改名却反而另立新名，倒行逆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且尧已经改动了，周朝又改动，意义何在呢？考察：尧以前的乐在经传中没有记载。《春秋左传》，季札观乐也只上溯到《韶》而止。大概上古天下未平，百姓受到的祸害还多未

译舍弃那些吧，圣人制定衣服、饮食、宫室、书契之类的事物，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来不及创作音乐；不然就是曾经有音乐，但因年代久远而被湮没，没有流传到后世。战国以来，学者大多喜欢揣测附会谈论上古的事情，记录者各自依据所听到的来记载，因此互相存在差异。撰写《注》、《疏》的人轻易采信而不加辨别选择，务必曲折地为之解说，使之两全而不相违背，因此辗转反复而最终无法通达。《乐纬》又说“颛顼创作《五茎》，帝喾创作《六英》”，而《周官》、《乐记》都没有记载；刘歆认为周朝迁移了它们的音乐；贾氏认为遵循黄帝的道统，没有改作。如果古代圣人的音乐果真存在于周朝，周人应当爱护它还来不及，为什么反而要迁移它呢？难道一定要改变黄帝的道统，然后音乐才能保存吗！那么从尧以前，本来就没有音乐流传到后世，而《乐纬》胡乱命名它们，这是很明显的。唉，后来的儒者都知道尊崇经典而排斥谶纬，然而他们所述说的帝王之事大多都本于纬书，虽然沿袭了纬书的说法却自己不知道，这也太可叹了！所以现在一概不予收录。

译驳斥三帝乘龙的说法

《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说：“黄帝穿着绣有黑白花纹的衣服，系着大带，穿着绣有黑白花纹的下裳，乘坐龙；颛顼乘坐龙到达四海；帝喾春夏季乘坐龙，秋冬季乘坐马，穿着绣有黄黑花纹的衣服。”我考察认为：乘龙的说法最为荒唐，大概是本于方士的言论，关于绣有黑白花纹衣裳的描述也属于概略之词：《史记·本纪》删去这些内容，是正确的。所谓“文辞不典雅规范”的，大概就是指这类内容。所以现在也不予收录。唉，司马迁尚且厌恶其不典雅规范而删去它，后来的学者反而有的广泛搜罗不典雅规范的文献来增补它，这又是为什么呢！

【补】“木正叫句芒；火正叫祝融；金正叫蓐收；水正叫玄冥；土正叫后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补】“少皞氏有四个叔叔，叫重，叫该，叫修，叫熙，实际上能掌管金、木以及水。让重担任句芒，该担任蓐收，修和熙担任玄冥。世代不丢失职守，于是渡过了穷桑。”（同上）

【补】“颛顼氏有个儿子叫犁，担任祝融。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句龙，担任后土。”（同上）

【补】“烈山氏有个儿子叫柱，担任稷。”（同上）

【存参】“少皞衰微时，九黎扰乱道德，民众混杂，无法辨别事物，每家都举行祭祀，每家都设有巫史……颛顼接受天命后，就命令南正重主管天文以统领神灵，命令火正黎主管地理以统领民众，使恢复旧日的常规，不相侵扰亵渎。”（《国语·楚语》）

【存参】“黎担任高辛氏的火正。”（《国语·郑语》）

重、黎五疑

根据《左传》的记载，重是少皞氏的儿子，“世代不丢失职守，于是渡过了穷桑”，似乎就是在少皞时代做官的人；而《楚语》说“颛顼命令重主管天文”，又似乎重在颛顼时代才担任句芒：这是可疑之一。黎本是颛顼氏的儿子，所以《楚语》称“颛顼命令黎主管地理”；而《郑语》又说“黎担任高辛氏的火正”，《大戴礼记》说“高辛就是帝喾”，那么黎在帝喾时代才担任祝融：这是可疑之二。《周书》说“遏止断绝苗民，不让他们世代留在下面”，其后又说“于是命令重、黎断绝天地相通”，三苗被流放是在尧、舜时代，又似乎重、黎不是颛顼所任命的；《楚语》虽然说“尧养育重、黎的后代，让他们重新掌管这些职务”，但这终究是曲意保全其说法，到底与《周书》的文义不合：这是可疑之三。《郑语》认为楚国是祝融的后代；而《楚语》说“在周朝，程伯休父是他的后代，在宣王时失去了官职，而改姓司马氏”，这又不像是楚国的先君：这是可疑之四。重、黎本是两个人：程伯休父和司马氏，是重的后代呢，还是黎的后代呢，为什么不分别说明？这是可疑之五。上古本来没有典籍可以查考，而《国语》的文章多属附会，又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所以互相矛盾；即使《吕刑》也不能与《尚书·尧典》、《大禹谟》相比，伯夷掌管刑法的错误，前人已经说过了；都不允许根据这些来驳斥那些。烈山氏也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人，郑玄认为他是神农，杜预认为是神农时的诸侯，都大概是想当然，没有确凿依据。所以现在统一列在各帝之后而不敢将其系于某一代，这是存疑，是表示谨慎。

○后论一则

驳斥五德终始的说法

近代编纂古史的人都说：“伏羲以木德称王；神农以火德称王；黄帝以土德称王；少皞以金德称王；颛顼以水德称王；帝喾、尧、舜以后，都以五行周而复始。”我考察认为：帝王的兴起果真以五德终始，那么这是天下的大事，二帝的典章，三王的誓辞诰命必定有提及的。即使没有提及，像《易经》、《春秋传》穷究阴阳的变化，征引黄帝、炎帝的事迹，叙述神怪的言论，非常详尽，又怎么会不置一词呢？下至《国语》、《大戴礼记》，所记载的五帝事迹最为荒唐，然而也绝无一言提及。那么战国以前原本没有这种说法就明显了。《洪范》说：“水的特点是滋润向下，火的特点是炎烈向上，木的特点是弯曲伸直，金的特点是顺从变革，土的特点是种植收获。”没有说它们是帝王受命的符瑞。天下什么事比帝王受命更大，“曲直”、“从革”之类不过是次要的，为什么舍弃大的不说而只说小的呢？《左传》说：“黄帝氏以云纪事，炎帝氏以火纪事，共工氏以水纪事，太皞氏以龙纪事，少皞氏以鸟纪事。”这是帝王的兴起各自依据事物来取义，不一定在于五行；各自依据意义来命名，无所谓终始。不然的话，以水、以火可以，以云、龙、鸟，怎么说得通呢？《左传》说：“陈，是水族的。”又说：“卫，是颛顼的故地，它的星宿是大水。”这只是说颛顼应合水罢了，不是说帝王都以五行相终始。如果都以五行相终始，那么舜以土德称王，为什么论述陈国时不就近联系舜的土，反而远系于颛顼的水呢？五行的说法源于《洪范》，上古帝王的事迹详于《春秋传》，《洪范》没有说，《春秋传》的说法又不合，那么提出五德终始说法的人

译这显然是异端的言论，而非圣贤的宗旨，已经非常明白了。五德终始的学说起源于邹衍；而将其施行于朝廷政令，则是在秦统一天下之初——《史记·封禅书》以及《始皇本纪》、《孟子荀卿列传》对此记载得很详细。该学说认为：“黄帝得到土德，黄龙和地蚓出现；夏朝得到木德，青龙停留在郊外；殷朝得到金德，银从山中涌出；周朝得到火德，有赤乌的符瑞：都是依据相克的关系依次推演的。”因此秦朝取代周朝，自认为属水德，而汉代的贾谊、公孙臣都主张汉朝应当属土德，汉武帝太初年间改制，服饰颜色崇尚黄色，就是采用了邹衍的学说。大概自从周朝王道衰微，异端学说纷纷兴起，大致分为六家，《史记·自叙》所说的儒、墨、道德、名、法、阴阳，就是这六家。阴阳之术，起初大概也本源于杨朱学派，而邹衍以专门名家，于是另立为一派，所以《汉书·艺文志》九流中，将阴阳家排在道家、法家之间；而其书目中有《驺子》四十九篇，《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史记》也说：“邹衍凭借阴阳主运的学说在诸侯中显赫，燕、齐海上的方士传播他的术数，怪异迂腐、阿谀奉承、苟且迎合之徒从此不可胜数。”这说明司马迁本来就已经否定他了。况且“龙止”、“银溢”都荒诞不经，无法证实；“赤乌之符”虽然见于河内女子所作的《泰誓》，但“白鱼入舟”不又是金德的象征吗？这本来就是高雅君子所不谈论的。以秦朝的愚昧，以至于焚烧《诗》、《书》，寻求神仙，他被邹衍的学说所欺骗是理所当然的，后来的学者为什么也被他所欺骗呢？然而邹衍虽然有五德终始的学说，但起初并不采用相生（母传子）的原则，本来未曾将木、火、土、金、水作为五帝相承的顺序。采用相生原则的学说，始于刘向、刘歆父子；而将其施行于朝廷政令，革除旧说，采用新制，则是在王莽篡夺汉朝的时候——《汉书·律历志》、《郊祀志》以及《王莽传》对此记载得很详细。该学说认为：“庖羲继承天命而称王，作为百王的开端，德行始于木；其后按照相生原则传承，终而复始。从神农、黄帝往下历经唐、虞、三代，而汉朝得到火德，所以高祖起初起事时，神母夜间哭号，显现赤帝的符瑞。共工氏以水德夹杂在木、火之间，与秦朝同运，不符合顺序，所以都不长久。”因此王莽自称火德耗尽，土德应当替代，而光武帝起事，也依据《赤伏符》的文字将汉朝改为火德，采用了刘歆的学说。大概自从《吕氏春秋》开始将五帝分配给五行，春帝太�，夏帝炎帝，秋帝少�，冬帝颛顼，季夏之帝黄帝，刘向看到这些文字，就认为他们的世系先后本来如此，而太�、炎帝就是庖羲、神农的异名。不知道炎帝、太�本来就在黄帝之后，秦、汉以前从未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庖羲、神农；《吕氏春秋》所说，只是说五帝的德行各自有所主，就像勾芒以下五官各自掌管其神一样，并不是以此作为先后的顺序。怎么能公然将帝王相继的顺序颠倒放置，废弃传记的明文，任凭揣测的私智呢！况且邹衍的学说虽然虚妄，但殷朝崇尚白色，周朝崇尚红色，还有可以附会的余地；如果刘歆所说周朝为木德，那么为什么不崇尚青色而崇尚红色呢？于是强行解释说：“崇尚其德所生之色。”不崇尚其德而崇尚其德所生之色，有这样的道理吗！而殷朝又不崇尚其所生之色，却崇尚其所由生之色，这又怎么说呢？至于蛇母哭号，不过是乡野之人相传的妄语罢了，不然，就是篝火狐鸣的小聪明罢了，难道就能以此决定千古的疑案，断定帝王的先后吗！至于水继木，其世不长久，说秦朝可以，唐、虞以前都不传子，不能唯独以不长久来贬低共工。王莽以土继火，可以说是符合顺序了，为什么也不长久呢？以王莽的欺诈，正且借用《虞书》、《周官》来装饰他的篡位，他用刘歆的学说来欺骗天下是理所当然的，后来的学者为什么都祖述他欺骗人的言论呢？唉，自从光武帝将其作为国家典制，班固将其载入国史，魏、晋以后就都认为事情本来如此；到了唐、宋，谶纬之学虽然衰微，但学者生来就听到五德之说，于是终身不再怀疑，也不再知道这学说出自邹衍和刘歆了！况且邹衍、刘歆的学说，稍微懂得道术的人都不屑于提及，然而他们所创立的学说，后世的大儒硕学都遵循不敢有异议，宁可违背经传也不敢违背这两人的言论，也可以说是谨慎了！所以现在一概不予采纳。太�、炎帝在黄帝之后，说法已在前篇中详细论述。

译《考信录》为什么从唐尧、虞舜开始呢？这是遵循《尚书》的宗旨。《尚书》为什么从唐尧、虞舜开始呢？因为天下在唐尧、虞舜时期才真正平定。大概上古时代虽然包羲、神农、黄帝等圣人相继出现，但在蒙昧初开、洪荒未治的时候，开创者难以施展力量，所以天下还没有平定。到了尧，在位一百年，又得到舜来继承他，禹、皋陶、稷、契等大臣共同辅佐治理，然后大害全部消除，大利全部兴起，制度礼乐可以流传万世。因此，那些受其德泽、沐其仁爱的人，创作了《典》、《谟》等篇章来记载史实，史官从此开始设立。此后禹、汤、文、武相继兴起，拨乱反正，安抚百姓，制度更加详备，典籍更加广博，但也没有不是由此推演而来的。所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述道统也从尧、舜开始。那么尧、舜就是道统的始祖，治法的始祖，也就是文章的始祖。

周朝衰微，王者不再兴起，百家之言同时兴盛，尧、舜之道逐渐衰微，孔子担心时间越久越失去真实情况，于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流传于世。孔子去世后，异端果然盛行，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背叛尧、舜的有，诬蔑尧、舜的有，称述太古以求超越尧、舜的也有：在这个时候，孟子辩驳并排斥了他们。等到孟子也去世后，那些说法更加荒诞虚妄。司马迁作《史记》于是上溯到黄帝；虽然删去了一些不雅驯的内容，但所采用的材料已经杂乱。到了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认为黄帝不足以称述，更加广泛地搜寻远古资料，上溯到包羲、神农以前，以求胜过孔子，于是异说就在世间纷纷出现。为什么呢？唐尧、虞舜以前，典籍尚未兴起，《经》中没有文字，《传》中也很少见到，容易伪造，无法考证，所以杨朱、墨翟、庄子、列子之类的人得以借此畅行他们的邪说。只有唐尧、虞舜以后，记载在《尚书》中的才可以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又出现，刘焯、孔颖达等人习以为常地羽翼它，猜度附会，于是帝王的事迹就茫然不可查考了。唐宋以来，诸儒林立，那些高明的人排斥佛、老以伸张正学，那些深沉的人居敬主静以修养身心：真是美好而兴盛啊！但是对于帝王的事迹都好像不太在意，附和的实在很多，纠驳的极少。而从事史学的人则都沿袭错误，毫无辨别，不问周、秦、汉、晋，一概采录，以多为胜。于是荒唐虚谬的言辞相沿日久，积重难返，竟成为定论：实在令人叹息！

况且孔子，不过是个布衣士人罢了，不曾一天见到什么事业，而杨朱、墨翟、佛、老之类的人各自持其学说在世间鸣响，为什么大家认为孔子的道唯独正确呢？正因为孔子的道不是孔子自己的道，而是尧、舜的道；人如果不是尧、舜，就不能安居乐业以生存，不能相互维系没有争夺以保全生命，不能服习于礼乐教化以区别于禽兽的生活。那么尧、舜难道不像天吗！难道不像人的祖先吗！人不可以违背尧、舜，所以不可以违背孔子；人不可以不尊崇孔子，也就是不可以不尊崇尧、舜。

所以我作《考信录》从唐尧、虞舜开始：用《尚书》作为经，用传记作为纬，那些流传而失实的就依据《经传》来纠正。至于唐尧、虞舜以前纷纭的学说，只另外著书辩驳而不敢将其参入《正录》：既是为了阐明道统的源头，又是为了符合阙疑的原则，希望不违背孔子的意思罢了。

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有《尧典》，没有《舜典》。孔安国、杜林等人所传的《古文尚书》，在《尧典》之外另有《舜典》一篇，但残缺不全，没有在世间流行。东晋以后，《伪古文尚书》出现，有《大禹谟》以下二十五篇，仍然没有《舜典》。到了齐代，有个叫姚方兴的人，声称在大航头得到了“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个字，于是割取《尧典》中“慎徽五典”以下的文字放在其后，称之为《舜典》。这个本子逐渐在北朝流传。到了唐代，孔颖达于是废黜孔安国、杜林相传的古本而遵从它作《正义》；至今沿用它。我按：尧、舜的事迹如果分为两篇典，那么《尧典》应当在尧去世后结束；哪有尧还是天子，舜只是摄政，却立刻把他们的事迹归入《舜典》，尊崇臣子而疏远君主，这是舜逼迫尧吗？众人抛弃尧吗？即使是后世阿谀世俗的史官也不会做到这一步。违背礼制伤害教化，这是第一个错误。《尧典》开头说“曰若稽古帝尧”，所以后面的文字承接着，用“帝”称呼尧而不再直呼其名。《舜典》开头说“曰若稽古帝舜”，那么后面的文字也应当用“帝”称呼舜：可是上面从帝舜，下面从帝尧，这个“帝”是谁呢？称呼名分不正，这是第二个错误。“帝曰钦哉”与“慎徽五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