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导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壶口、雷首，至於太岳；▯柱、析城，至於王屋；大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西倾、朱圉、鸟鼠，至於大华；熊耳、外方、桐怕，至於陪尾。”（《书禹贡》）
译疏导岍山和岐山，到达荆山，渡过黄河；疏导壶口山和雷首山，到达太岳山；疏导砥柱山和析城山，到达王屋山；疏导太行山和恒山，到达碣石山，流入大海。疏导西倾山、朱圉山和鸟鼠山，到达华山；疏导熊耳山、外方山和桐柏山，到达陪尾山。
△逾河言山脉非言禹迹
《蔡传》云：“‘逾’者，禹自荆山而过於河也。孔氏以为荆山之脉逾河而为壶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之葬法所言也。”余按：《导水》诸章文云“至於合黎”，“至於三危”者，水至之也；云“过三ㄛ”、“过九江”者，水过之也；乃至云“迤”，云“会”，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独《导山》诸章则“至”为禹至之，“过”为禹过之，“逾”为禹逾之哉！文同说异，何以别焉？且禹八年於外，所至所过之地多矣，其来而复往，往而复来者，盖不可以悉数，何以独记此数章乎？禹之导山，固非若今术士为葬法计，然岂容不问其脉络首尾！况山之脉络正与治水相表里：欲使水之轨道，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详辩之，然後能知某水当左，某水当右，某水於某处可出，某水与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视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以不问也！故同一不龟手之药也，宋人用之以▯▯纟光，吴王用之以与越战，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不可谓▯▯▯用之，行师者遂必弃之也；不可谓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资之也。今术士皆据五行以推人祸福，亦遂谓圣人不言五行乎！圣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祸福耳，未尝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且术士何足以知山脉；术士之谈山脉，正如其谈五行，非沿讹踵谬则穿凿附会耳，知山脉者，莫圣人若也，奈何反属之术士哉！《蔡传》又云：“河北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西流以入西河；以东之水，东流以入於海──一支为壶口、太岳；一支南出为析城、王屋，西折为雷首；一支为大行；一支为恒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而为是诸山哉！”余按：此说特因堪舆家言有所谓“两山间必有水，两水间必有山”者，故疑隔水则山遂不相连属耳。不知此二语特言其大概，非以为尽然也。凡水固有循山而流者，亦有穿山而出者。大行自天井关东行北转历邢、相，抵易、定，环燕京而东南，以至於海，二千馀里绝无断处；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皆自山西逾山而东，安见隔水遂不相连属乎！余尝自洛入秦，循何而西，见河南之山皆如趋如赴，与河北诸山遥相连接；若河南地平，则河北亦平。然则冀南之山显然自雍、豫来，《伪传》之说是也。且太原东即大行，山势北向，不南行；其西山则在汾水（即《蔡传》所谓“西流入西河”者）西，与河西山相连属；其中坦然平地，竟无处可指为脊者。河北诸山何由自代北来，特堪舆家猜度而为之说耳。吾故曰：术士不足以知山脉，知山脉者圣人也。由是言之，《经》之“逾於河”当属山，不当属禹，明矣。
“导れ冢，至於荆山；内方，至於大别。岷山之阳，至於衡山；过九江，至於敷浅原。”（同上）
△山分四重
导山凡两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远，由北而南。河、渭以北为第一重：岍、歧至太岳为西干，▯柱至碣石为东干；“壶口”二句与冀之“壶口”、“太原”四句相表里，“▯柱”四句兴冀之“覃怀”、“恒、卫”四句相表里。河、渭以南为第二重：西倾以下为西干，熊耳以下为东干。淮、汉以南为第三重：れ冢为西干，内方为东干。江南为第四重：惟岷山一干耳。近者文详，远者文略，故岍、歧以下所记凡十二山，西倾以下八，れ冢以下四，岷山以下并敷浅原乃三耳。犹导水之独详於河，九州之独详於冀也。
此以上并记禹导山之事。
△《山海经》为汉人作
世传《山海经》为禹与益所撰。余按：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後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
译△“逾河”是指山脉跨越黄河，而非指大禹的足迹
《蔡传》说：“‘逾’，是大禹从荆山跨越黄河。孔氏认为荆山的山脉跨越黄河成为壶口、雷首，这是不对的。大禹治水，顺着山势砍伐树木作为标记，他所标明的山名，必定是那些高大足以辨别疆域、广博足以安定民居的山，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以显示他施功的次序；起初并非有意推究山脉脉络的来源，像现在风水葬法所说的那样。”我按：《导水》各章文中说“至于合黎”、“至于三危”，是水到达那里；说“过三ㄛ”、“过九江”，是水经过那里；乃至说“迤”、“会”、“溢”、“入”，都是指水，不是指大禹；为什么唯独《导山》各章中，“至”是大禹到达，“过”是大禹经过，“逾”是大禹跨越呢！文字相同而解释不同，凭什么区别呢？况且大禹在外八年，所到所经的地方很多，他来来往往的，大概无法一一数尽，为什么唯独记载这几章呢？大禹疏导山脉，固然不像现在术士为了葬法那样，但难道可以不顾及山脉的脉络首尾吗！况且山脉的脉络正与治水互为表里：要想使水流有轨道，必须先详细辨析地势高低左右俯仰的形状，然后才能知道某水应当向左，某水应当向右，某水在某处可以流出，某水与某水可以汇合；而所有地势的高低、左右、俯仰，都看山脉的起伏、分合、屈折，山脉怎么可以不问呢！所以同一味不皲裂手的药，宋人用它来漂洗丝絮，吴王用它来与越国作战，这只是使用者有大小之分罢了：不能说漂洗丝絮的人用了它，行军打仗的人就必定抛弃它；不能说葬法用了它，治水的人就必定不借助它。现在术士都依据五行来推算人的祸福，也就认为圣人不谈五行吗！圣人只是不用五行来推算人的祸福罢了，未曾不修治五行以利民用。况且术士哪里足以了解山脉；术士谈论山脉，正像他们谈论五行一样，不是沿袭讹误谬论就是穿凿附会，了解山脉的，没有比圣人更清楚的，怎么反而归属于术士呢！《蔡传》又说：“河北诸山都从代北乘高而来，──其山脊以西的水，向西流入西河；以东的水，向东流入海──一支为壶口、太岳；一支向南出为析城、王屋，向西折为雷首；一支为大行；一支为恒山：其间各自隔着沁、潞等河流，不相连属。难道是从岍岐跨越黄河成为这些山吗！”我按：这种说法只是因为堪舆家说有所谓“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所以怀疑隔着水山就不相连属。不知道这两句话只是说大概，并非认为完全如此。凡水固然有顺着山流的，也有穿过山而出的。大行山从天井关向东行向北转，经过邢、相，抵达易、定，环绕燕京而向东南，直到海，二千多里完全没有断处；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河）都从山西跨越山向东流，哪里见得隔着水山就不相连属呢！我曾从洛阳进入秦地，沿着洛水向西，看见河南的山都像是奔赴一样，与河北诸山遥遥相连；如果河南地势平坦，那么河北也平坦。那么冀南的山显然从雍、豫而来，《伪传》的说法是对的。况且太原东边就是大行山，山势向北，不向南行；其西山则在汾水（即《蔡传》所谓“西流入西河”者）以西，与河西山相连属；其中平坦开阔，竟无处可以指为山脊。河北诸山怎么从代北而来，只是堪舆家猜度而说的罢了。所以我曰：术士不足以了解山脉，了解山脉的是圣人。由此说来，《经》中的“逾于河”应当属于山，不应当属于大禹，明白了。
“疏导冢山，到达荆山；内方山，到达大别山。岷山的南面，到达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同上）
△山脉分为四重
疏导山脉共有两章，其中的山脉分为四重，由近及远，由北向南。黄河、渭河以北为第一重：岍、岐到太岳为西干，〇柱到碣石为东干；“壶口”两句与冀州的“壶口”、“太原”四句互为表里，“〇柱”四句与冀州的“覃怀”、“恒、卫”四句互为表里。黄河、渭河以南为第二重：西倾山以下为西干，熊耳山以下为东干。淮河、汉水以南为第三重：冢山为西干，内方山为东干。江南为第四重：只有岷山一干。近的地方文字详细，远的地方文字简略，所以岍、岐以下所记载共十二座山，西倾以下八座，冢山以下四座，岷山以下连同敷浅原才三座。就像疏导水流唯独详细记载黄河，九州唯独详细记载冀州一样。
以上都是记载大禹疏导山脉的事情。
△《山海经》是汉人作的
世人传说《山海经》是大禹和伯益所撰写。我按：书中记载的事情荒唐无稽，文字浅薄无力，大概是辑录诸子小说之言而成的书。其中尤其明显可见的，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都是秦汉以后才有的，其为汉人所撰写非常明显。太严重了，
“导弱水，至於合黎，馀波入於流沙。”
“导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导河积石，至於龙门；南至於华阴；东至於▯柱；又东至於孟津；东过洛▯，至於大亻丕；北过洚水，至於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於海。”（同上）
【存参】“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於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於勃海。”（《汉书沟洫志》）
△评《沟洫志》语
按：禹酾二渠之文不见於《经》；郑渔仲谓“自秦时河决，始有二流”者，说近是。然所谓“水湍悍难行平地，乃北载之高地”者，则殊得其事实。故列之於存参。
△大陆在北泊之北
颜师古云：“洚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盖钜鹿有广阿泽，孙炎以为大陆，故师古云然。然广阿泽即今北泊，信都即今冀州：冀州在钜鹿北，正承泊水下流，则是河过洚水反在大陆之下，於《经》文为倒置，师古之说非也。《蔡传》於降水亦云：“今信都县枯洚渠也。”於大陆则云：“信洚之北，四无山阜，旷然平地”。是矣。然谓“隋改昭庆为大陆县，唐割鹿城置陆浑县，以邢、赵、深三州为大陆者得之”，不知昭庆（即今隆平）鹿城（即今束鹿）虽与钜鹿分隶三州，而实同临广阿一泽，故《地理今释》云：“广阿泽，跨今直隶保定府束鹿县，顺德府钜鹿县，正定府隆平县、宁晋县（二县今并分隶赵州）、深州（今直隶两司）”。则是其地仍即孙炎所指，未尝在信洚北，蔡氏之说亦非也。盖其误在洚水。河之所受数十百川，然所纪者独洛与洚，而济、沁、淇、漳、滹沱、桑乾不与焉，则洚必非小水明矣。今西山、▯、滏、沙、氵交诸水皆入於泊，漳之故道亦穿泊行，自泊以外更无馀水可指以为洚者。由此言之，则洚水非枯洚，乃泊水也。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洚之得名，盖取茫无津涯之义。今泊水浩渺环数百里，正与洚之名义相符；而“高平曰陆”，亦未闻有以之名泽者。由此言之，则泊水乃洚水，非大陆也。洚水既在泊，则大陆必在泊北；以其相近也，故後人因以其名名之，犹今人之呼为宁晋泊，非谓泊之遂为宁晋也。盖河自大亻丕而北，距西山仅百里，渐北渐斜而东，距山渐远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皆不可谓之“大陆”；过泊而北，然後平原迤逦亘数百里。然则大陆当在二泊以北，两淀以南，以其西山东河，南泊北淀，而中地广且平，故云大陆；不得如颜、蔡之说也。
△九河、逆河非西山诸水
钱氏（名字未审）云：“班固以滹沱为徒骇，盖禹时黄河北流，西山诸水皆东注入河，滹沱其一也。九河，即恒山以东诸水。逆河，即易水；与河合流而东，故曰‘同为逆河’。”余按：章首既云“导河”，则“至”也者河至之也，“过”也者河过之也，“为”也者亦河为之也。“播”也者，布也；布也者，分之义也。由合而分则曰“播为九河”；由分而合则曰“同为逆河”。若别有九河、逆河则当曰“过九河”、“过逆河”，不当曰“播为九河”、“同为逆河”矣。漳、汾、渭、洛诸水皆入於河，亦可曰河播为漳、汾、渭、洛，同为漳、汾、渭、洛乎！逆河云者，盖因海潮西来，河水东去，两水相迎而名，故《汉志》谓之“迎河”。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不得以易水当之也。至於《汉志》以滹沱为徒骇，言之不详；然窃揆其意，似以滹沱所流即徒骇之故道，非以徒骇、滹沱为一水也。盖九河、徒骇最北，而滹沱在河西，必由徒骇入河明甚；其後九河上游虽沙，而滹沱之流不能改，必仍由徒骇入河以达海，故谓汉之滹沱即古徒骇之故道耳。犹曹操遏淇水以入白沟，而《水经》云：“淇水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非谓内黄以上之淇皆古之白沟也。遂以滹沱为古徒骇，误矣！况并其南之八河而悉以为西山之水乎！且西山诸水皆不出冀州境，禹何得反记之於兖州
译“疏导弱水，到达合黎山，其支流流入流沙。”
“疏导黑水，到达三危山，流入南海。”
“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达龙门；向南到达华山北麓；向东到达圆丘；又向东到达孟津；向东经过洛水，到达大伾山；向北经过洚水，到达大陆泽；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汇合成逆河，流入大海。”（同上）
【供参考】“大禹认为黄河发源处地势高，水流湍急猛烈，难以在平地上通行，多次造成溃决，于是开凿两条渠道来引导黄河，向北将河水引向高地，经过洚水，到达大陆泽，分流为九条河道，汇合成迎河，流入渤海。”（《汉书·沟洫志》）
△评《沟洫志》的话
按：大禹开凿两条渠道的记载不见于《尚书·禹贡》；郑樵说“从秦代黄河决口开始，才出现两条支流”，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然而所谓“水流湍急猛烈难以在平地上通行，于是向北将河水引向高地”这一说法，则非常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将其列为供参考的资料。
△大陆泽在北泊的北面
颜师古说：“洚水在信都；大陆泽在钜鹿。”这是因为钜鹿有广阿泽，孙炎认为广阿泽就是大陆泽，所以颜师古这样说。然而广阿泽就是今天的北泊，信都就是今天的冀州：冀州在钜鹿北面，正好承接北泊水的下游，这样就是黄河经过洚水反而在大陆泽的下面，这与《禹贡》的记载顺序颠倒，颜师古的说法是错误的。《蔡传》对于洚水也说：“就是今天信都县的枯洚渠。”对于大陆泽则说：“在信都洚水的北面，四周没有山丘，是一片空旷的平地。”这是对的。然而他说“隋朝改昭庆县为大陆县，唐朝割鹿城县设置陆浑县，以邢州、赵州、深州作为大陆泽的范围是正确的”，却不知道昭庆（即今天的隆平）和鹿城（即今天的束鹿）虽然与钜鹿分别隶属于三个州，但实际上都濒临广阿泽，所以《地理今释》说：“广阿泽，跨越今天直隶保定府的束鹿县、顺德府的钜鹿县、正定府的隆平县、宁晋县（这两个县现在都分别隶属于赵州）、深州（现在直隶两司）”。那么这个地方仍然是孙炎所指的地方，并不在信都洚水的北面，蔡氏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洚水的认定。黄河接纳了数十上百条河流，然而《禹贡》记载的只有洛水和洚水，而济水、沁水、淇水、漳水、滹沱河、桑乾河等都没有记载，那么洚水必定不是小河流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西山、滏水、沙河、交水等河流都流入北泊，漳水的故道也穿过北泊流淌，除了北泊以外更没有其他的河流可以指认为洚水。由此说来，那么洚水不是枯洚渠，而是北泊水。孟子说：“洚水，就是洪水。”洚字的得名，大概取自茫茫无边无际的意思。现在北泊水浩渺广阔环绕数百里，正与洚字的含义相符；而“高平的地方叫陆”，也没听说过用“陆”来命名湖泊的。由此说来，那么北泊水是洚水，不是大陆泽。洚水既然在北泊，那么大陆泽必定在北泊的北面；因为两地相近，所以后人用大陆泽的名字来命名它，就像现在人们称之为宁晋泊，并不是说北泊就是宁晋。大概黄河从大伾山向北，距离西山仅百里，逐渐向北并向东倾斜，距离山越来越远，又有南北两个北泊横亘在那里，都不能称为“大陆”；过了北泊向北，然后平原绵延数百里。那么大陆泽应当在两个北泊以北，两个淀以南，因为那里西有山、东有河，南有泊、北有淀，而中间土地广阔平坦，所以称为大陆泽；不能像颜师古、蔡沈所说的那样。
△九河、逆河不是西山的各条河流
钱氏（名字不详）说：“班固把滹沱河当作徒骇河，大概是大禹时代黄河向北流，西山的各条河流都向东注入黄河，滹沱河是其中之一。九河，就是恒山以东的各条河流。逆河，就是易水；与黄河合流向东，所以叫‘汇合成逆河’。”我按：章节开头既然说“疏导黄河”，那么“至”就是黄河到达，“过”就是黄河经过，“为”也是黄河造成的。“播”，就是散布；散布，就是分流的意思。由合流而分流就叫“分流为九河”；由分流而合流就叫“汇合成逆河”。如果另有九河、逆河，就应当说“经过九河”、“经过逆河”，不应当说“分流为九河”、“汇合成逆河”了。漳水、汾水、渭水、洛水等河流都流入黄河，难道可以说黄河分流为漳水、汾水、渭水、洛水，汇合成漳水、汾水、渭水、洛水吗！所谓逆河，大概是因为海潮从西边来，黄河水向东去，两股水流相迎而得名，所以《汉书·地理志》称之为“迎河”。今天津三岔口以下的水流正是这样；不能用易水来充当逆河。至于《汉书·地理志》把滹沱河当作徒骇河，说得不够详细；然而我揣测它的意图，似乎认为滹沱河流经的地方就是徒骇河的故道，并不是把徒骇河、滹沱河当作同一条河流。大概九河、徒骇河最靠北，而滹沱河在黄河以西，必定经由徒骇河流入黄河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九河上游虽然淤塞，但滹沱河的流向不能改变，必定仍然经由徒骇河流入黄河到达大海，所以说汉代的滹沱河就是古代徒骇河的故道。就像曹操拦截淇水引入白沟，而《水经》说：“淇水向东经过内黄县南，成为白沟”。并不是说内黄县以上的淇水都是古代的白沟。于是把滹沱河当作古代的徒骇河，是错误的！何况把徒骇河南面的八条河流都当作西山的河流呢！况且西山的各条河流都不出冀州境，大禹怎么能反而在兖州的记载中记述它们呢
○禹下
“れ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ㄛ，至於大别；南入於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於澧；过九江，至於东陵；东迤北会於汇；东为中江，入於海。”（《书禹贡》）
【存参】“彭泽县：《禹贡》彭蠡泽在西。”（《汉书地理志》）
△彭蠡非鄱阳
此文“彭蠡”，说者以为鄱阳。朱子谓番阳在江南，非汉水所汇（文与《蔡传》略同，故不备载），乃从郑氏渔仲之说，以“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後又以衍文为未安，遂断以为《禹贡》之误。蔡氏作《传》，复申其说，略云：“番阳在江之南，去汉水入江之处已七百馀里，所蓄之水则合饶、信、徽、抚等州（今江西诸府及江南之徽州府）之流，非自汉入而为汇者。又其入江之处，石山峙立，水道狭甚，不应汉水入江之後七百馀里乃横截而南入於番阳，又横截而北流为北江。且既在大江南，於《经》宜曰南汇，不应曰‘东汇’；宜曰南会於汇，不应曰‘北会於汇’；宜曰北为北江，不应曰‘东为北江’。以今地望参校，绝为反戾。意当时龙门、九河等处，禹亲历而身督之；若江、淮则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属往视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所居；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官属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非汉水所汇也。以此致误，谓之为‘汇’，谓之‘北江’，无足怪者。”余按：番阳非汉所汇明甚：前人委曲迁就，殊无别白；朱子乃亲察山川之形势以证其误，而蔡氏之辨复指画详明如是，可谓精核也已。顾吾独异朱子与蔡氏既知其误，乃不疑以番阳为彭蠡者之误，而反以《经》为误，为大不可解也！导汉文云“东汇泽为彭蠡”，故导江承之曰“北会於汇”；若无“东汇”之文，则所谓“北会於汇”者何汇也？导汉文云“东为北江”，故导江承之曰“东为中江”；若无“北江”之文，则谓之“中江”者何因也？汉、江、济、淮皆入於海，故文次於导河；渭、洛皆入於河，故又次於济、淮；若导汉之文至入江而止，则当次於渭、洛之後，不当反在导江之前也。且文之衍必与上下之文乖剌，而此十三言者，承上开下，文相属，意相贯，乌得谓之衍乎！《禹贡》所记，治河为多，其次即莫若江、汉，而淮、济皆略焉；於梁言岷、れ之艺，於荆言江、汉之朝宗，於扬言彭蠡之潴，三江之入，详矣，即沱、潜、云、梦亦江、汉之水耳；三州之文言江、汉者大半焉，则禹之致力於江、汉者不少矣，乌得谓之“不待疏凿固已通行”乎！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禹之治水劳且久如是，必无以江、汉大川而不亲往，但遣官属之理；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为一河而馀皆不暇往，亦浅之乎视禹矣！禹治水时，三苗窜已久矣；“顽弗即工”者未革其旧俗耳，非负固不服也。（禹无征苗之事，说见《唐虞治定篇》中）果负固不服，舜安能“分北”之？窜之则从，分之则从，独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岂理也哉！且以禹之圣，所辟官属必贤，果未亲历其地，必不强不知以为知；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而妄载之策也。由是言之，《经》固非衍而亦不容有误，其所以不合者乃以番阳为彭蠡者误也。盖汉之汇而为彭蠡，犹济之溢而为荥也。《春秋传》云：“潘党逐魏▯，及荥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郑氏云：“荥，今塞为平地，其民犹以荥泽呼之。”是荥在春秋时已通车马，至两汉时遂为田畴矣。盖此二地本卑，又▯近汉、济入江、河之处，是以潴此二泽；日久沙高，遂成平陆。彭蠡与荥一耳，何独异焉！梁山泊在宋时回环号八百里，今仅数百年，已坦然平地，况数千年以前之薮泽乎！由是言之，《经》之彭蠡自别一地，自在江北，为汉水之所汇，而今亡耳，非番阳也。惟其在江北也，故导汉曰“东汇”，不曰南汇，导江曰“北会於汇
译○禹下篇
“从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去成为汉水；再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集成彭蠡泽；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从岷山疏导长江，向东分出成为沱水；再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缓流北去与汇合；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尚书·禹贡》）
【存参】“彭泽县：《禹贡》中的彭蠡泽在西方。”（《汉书·地理志》）
△彭蠡不是鄱阳湖
这段文字中的“彭蠡”，解说者认为是鄱阳湖。朱熹说鄱阳湖在长江以南，不是汉水所汇集的地方（说法与《蔡传》大致相同，所以不再详细记载），于是采纳郑渔仲的说法，认为“向东汇集成彭蠡泽；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这十三个字是衍文。后来又觉得说是衍文也不妥当，于是断定这是《禹贡》的错误。蔡氏作《传》，再次申述这个说法，大略说：“鄱阳湖在长江以南，距离汉水入江的地方已经七百多里，所蓄积的水是合拢饶、信、徽、抚等州（今江西各府及江南的徽州府）的水流，不是从汉水流入而汇集的。而且它入江的地方，石山耸立，水道非常狭窄，不应该汉水入江之后七百多里才横截向南流入鄱阳湖，又横截向北流成为北江。况且既然在长江以南，在《经》文中应该说‘南汇’，不应该说‘东汇’；应该说‘南会于汇’，不应该说‘北会于汇’；应该说‘北为北江’，不应该说‘东为北江’。用现在的地望来参校，完全相反违背。大概当时龙门、九河等处，禹亲自经历并监督；如果长江、淮河等地势偏远水流湍急，不需要疏凿本来就已经通行，或许分派官员前往查看也可以。况且洞庭、彭蠡之间，是三苗居住的地方；他们倚仗险阻，顽固不从事工程，前往的官员也未必敢立即深入。因此只知道彭蠡是泽，却不知道它不是汉水所汇集的。因此导致错误，称之为‘汇’，称之为‘北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按：鄱阳湖不是汉水所汇集的非常明显：前人委曲迁就，完全没有辨别；朱熹亲自考察山川的形势来证明它的错误，而蔡氏的辨析又如此详细明白，可以说精当严谨了。但我唯独对朱熹和蔡氏既然知道有错误，却不怀疑把鄱阳湖当作彭蠡的人错了，反而认为《经》文错了，感到非常不可理解！疏导汉水的文字说“向东汇集成彭蠡泽”，所以疏导长江的文字承接说“北会于汇”；如果没有“东汇”的文字，那么所谓“北会于汇”的是什么汇呢？疏导汉水的文字说“向东成为北江”，所以疏导长江的文字承接说“向东成为中江”；如果没有“北江”的文字，那么称之为“中江”的是什么原因呢？汉水、长江、济水、淮河都流入大海，所以文字次序在疏导黄河之后；渭水、洛水都流入黄河，所以又在济水、淮河之后；如果疏导汉水的文字到入江就停止了，那么应当排在渭水、洛水之后，不应当反而在疏导长江之前。况且文字如果是衍文必然与上下文的文字乖违冲突，而这十三句话，承接上文开启下文，文字相连，意思贯通，怎么能说是衍文呢！《禹贡》所记载的，治理黄河最多，其次就没有比得上长江、汉水的，而淮河、济水都略写了；在梁州说到岷山、嶓冢山的种植，在荆州说到长江、汉水的朝宗，在扬州说到彭蠡的蓄水，三江的入海，很详细了，即使沱水、潜水、云梦也是长江、汉水的水系；三州的文字说到长江、汉水的占大半，那么禹致力于长江、汉水的不少了，怎么能说“不需要疏凿本来就已经通行”呢！孟子说：“禹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禹治水劳累且长久像这样，必定没有因为长江、汉水是大川而不亲自前往，只派遣官员的道理；如果禹八年胼手胝足只为一条黄河而其余都不暇前往，也是小看禹了！禹治水时，三苗被流放已经很久了；“顽固不从事工程”的是没有改变旧俗，不是倚仗坚固不服从。（禹没有征伐三苗的事，说法见《唐虞治定篇》中）如果倚仗坚固不服从，舜怎么能“分北”他们呢？流放他们就服从，分开他们就服从，唯独治水的天使不敢涉足他们的境地，难道合理吗！况且以禹的圣明，所任命的官员必定贤能，如果没有亲自经历那个地方，必定不强行把不知道当作知道；推测禹也必定不至于受人欺骗而胡乱记载在简策上。由此说来，《经》文本来不是衍文也不容许有错误，它之所以不合的原因是把鄱阳湖当作彭蠡的人错了。大概汉水汇集成为彭蠡，就像济水溢出成为荥泽一样。《春秋传》说：“潘党追赶魏〇，到达荥泽，看见六头麋鹿，射杀一头麋鹿来回报献。”郑氏说：“荥泽，现在堵塞成为平地，那里的百姓仍然以荥泽称呼它。”这是荥泽在春秋时已经通车马，到两汉时就成为田地了。大概这两个地方本来低洼，又〇靠近汉水、济水入江、河的地方，所以蓄积在这两个泽；日久沙高，于是成为平地。彭蠡与荥泽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不同呢！梁山泊在宋代回环号称八百里，现在仅仅几百年，已经坦然成为平地，何况几千年以前的沼泽呢！由此说来，《经》文中的彭蠡自然是另一个地方，自在长江以北，是汉水所汇集的，而现在消失了，不是鄱阳湖。因为它在长江以北，所以疏导汉水说“东汇”，不说南汇，疏导长江说“北会于汇
”，不曰南会於汇。惟其在江北也，故不待横截而南而已汇为彭蠡，不待横截而北而已流为北江。《禹贡》所云，无一语之不符，无一字之可疑矣！岂惟《禹贡》为然，《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即今江西全省）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番阳在彭泽南而云“在西”，则彭蠡自别一地，非番阳明矣。又云：“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称番阳而称为湖汉，则番阳自名湖汉，非即彭蠡又明矣。且不云有彭蠡泽，而云“彭蠡泽在西”，似彭蠡原不在县境中者；不直云彭蠡泽在西，而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又似彭蠡已塞，但其地尚约略可指，如人之呼荥泽者然。盖江虽东流，然常斜迤而北，故江南亦称江东，江北亦称江西：彭泽临江而县，则视上游江之北岸为西，故以为“在西”耳。然则班氏但因县之得名由於彭蠡，故注其地所在，非谓彭蠡必在彭泽境也。因彭泽之无彭蠡，遂南移之番阳，失之远矣！朱子乃云“《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岂知彭蠡自在江北，湖汉原非彭蠡；不但《禹贡》不误，即《汉志》亦不误，乃後人以为番阳者误耳。又按《春秋传》云：“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吴伐楚，舍舟於淮▯，自豫章与楚夹汉。”徐、淮皆在郢之东北，而汉之豫章乃在郢东南千数百里，去汉水远甚，故杜氏注云：“此豫章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後徙在江南豫章。”然则不但彭蠡在江北，即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晋之渡江也，於淮汉之南侨置雍、豫、徐、兖诸州以处其民。豫章彭泽之在江南盖亦类此，如《传》所称“迁郢於若阝”然者；不得以彭泽县在江南，遂谓彭蠡亦当在江南也。以数千年之後地名水道改易之馀，沿讹踵谬而据之以断古书之是非，诚未可轻言也。此与三江之说皆无关於大义，然据《注》驳《经》，其端不可不杜，故备论之如此。说并见《唐虞体国经野篇扬州条》下。
译不说是“南会于汇”。正因为彭蠡在江北，所以不需要横截江水向南就已经汇聚成彭蠡，不需要横截江水向北就已经流入北江。《禹贡》中的记载，没有一句话不符合，没有一个字值得怀疑！岂止《禹贡》如此，《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即今天的江西全省）彭泽县下注释说：“《禹贡》彭蠡泽在西。”番阳在彭泽以南，却说“在西”，那么彭蠡自然是另一处地方，并非番阳，这就很明白了。又说：“有水八条流入湖汉，一条流入大江。”不把彭蠡称为番阳，而称为湖汉，那么番阳自名为湖汉，并非就是彭蠡，这又很明白了。而且不说有彭蠡泽，而说“彭蠡泽在西”，似乎彭蠡原本就不在彭泽县境内；不直接说彭蠡泽在西，而说“《禹贡》彭蠡泽在西”，又似乎彭蠡已经淤塞，但其地尚且大约可以指认，就像人们称呼荥泽那样。大概长江虽然向东流，但常常斜着向北延伸，所以江南也称江东，江北也称江西：彭泽临江设县，那么视上游江北岸为西，所以说“在西”罢了。既然如此，班固只是因为彭泽县的得名源于彭蠡，所以注释其地所在，并非说彭蠡一定在彭泽县境内。因为彭泽县没有彭蠡，于是将其南移至番阳，这就错得太远了！朱熹却说“《汉志》不知道湖汉就是《彭蠡》而分作两件事说”，哪里知道彭蠡自在江北，湖汉原本就不是彭蠡；不但《禹贡》没有错误，即使《汉志》也没有错误，是后人认为番阳就是彭蠡才错了。又查《春秋左传》说：“楚军从徐地返回，吴人在豫章击败了他们”，“吴国攻打楚国，把船停在淮水，从豫章与楚国夹击汉水。”徐、淮都在郢都的东北，而汉水边的豫章却在郢都东南千余里，离汉水很远，所以杜预注释说：“这里的豫章都应当在江北淮水以南，大概是后来迁徙到江南的豫章。”既然如此，那么不但彭蠡在江北，即使豫章也本是江北的地名。晋朝渡江时，在淮水、汉水以南侨置雍、豫、徐、兖等州来安置百姓。豫章、彭泽在江南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况，就像《传》中所说的“迁郢于若阝”那样；不能因为彭泽县在江南，就说彭蠡也应当在江南。在数千年之后地名水道改易之余，沿袭讹误并据此来判断古书的对错，实在不可以轻易下结论。这与三江的说法都无关乎大义，但依据《注》来驳斥《经》，这种开端不可不杜绝，所以详细论述如下。说法并见于《唐虞体国经野篇·扬州条》下。
“导氵允水，东流为济；入於河，溢为荥；东出於陶丘北；又东至於菏；又东北会於汶；又北东入於海。导淮自桐柏；东会於泗、沂；东入於海。”（《书禹贡》）
“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於澧；又东会於泾；又东过漆、沮，入於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於涧、▯；又东会於伊；又东北入於河。”（同上）
△导水次第有五
导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汉，故次江、汉。河以南，江、汉以北，惟济、淮皆独入於海，故次济、淮。雍水多归於渭，豫水半归於洛，然皆附河以入於海，故以渭、洛终之。先汉於江，先济於淮，先弱水於黑水，先北而後南也。先渭於洛，先上而後下也、
【附论】“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并《孟子》）
△“行所无事”之义
按：孟子以“行所无事”称禹，後世论治水者往往以为当任水所自趋，非也。水之决，情形各不同，或疏或塞，当审其全局之高下而权衡之，不得以一时一地之决为断也。若但任其决而不治，在决之地或可无事，在下流之受害者事乃不可胜言矣。所谓行其所无事者，正以能审地势高下之宜，当任则任，当改则改，当疏则疏，当塞则塞，顺其自然而己无所与焉，是之谓行所无事耳；非任水之所自趋也。果任水所自趋，何赖有禹；孟子何以有“疏、瀹、决、排”之文乎！世於此多未及，故附论之。
此以上，并记禹导水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民乃粒，万邦作▯。’”（《书益稷》）
△先导山而後导水
按：“随山刊木”，即《禹贡》之导山事也；“决川距海”，即《禹贡》之导水事也。而随山暨益同功，决川暨稷同功，则是导山既毕然後导水，显然两事无疑也。盖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故先随山而导之，使高田之害先除，然後循水而导之，使平田之害尽去；而不先导山亦无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潜心玩之，犹可见禹致功之次第云。
【备览】“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史记夏本纪》）
【附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
“‘娶於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书益稷》）
“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
【附论】“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於颖，馆於雒▯。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左传》昭公元年）
△禹以前无水道
禹治水事，世人多不详考；因见“尧有九年之水”之语，遂谓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非也。上古之时本无水道，此乃开辟以来积渐之水，日积日多，遂至“怀山”而“襄陵”耳。至禹，然後相视地形高卑，疏为水道，使皆流入於海，由是地皆涸出，人有宁居。孟子尝言之矣，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曰：“禹掘地而注诸海。”然则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禹以前固无所谓水道也。故定公曰：“微禹，吾其鱼乎？”春秋之时去古未远，故当时人人皆知之；今则知之者鲜矣。学者详加考核，庶知禹之为功大也！
【补】“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後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孟子》）
【备览】“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许；而後举益，任之政。”
译疏导弱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泽；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又向东到达菏水；又向东北与汶水汇合；又向东北流入大海。疏导淮河从桐柏山开始；向东与泗水、沂水汇合；向东流入大海。（《尚书·禹贡》）
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开始；向东与澧水汇合；又向东与泾水汇合；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向东北与涧水、瀍水汇合；又向东与伊水汇合；又向东北流入黄河。（同上）
△疏导水道的次序有五种
疏导水道的章节共有九章，其排列次序有五种原因。弱水、黑水位于九州的上方，所以排在前面。中原地区的水患，以黄河最为严重，所以黄河排在其次；黄河以南，没有比长江、汉水更大的水系，所以长江、汉水排在其次。黄河以南、长江汉水以北，只有济水、淮河独自流入大海，所以济水、淮河排在其次。雍州的水大多汇入渭水，豫州的水有一半汇入洛水，但它们都依附黄河流入大海，所以用渭水、洛水作为结尾。先排汉水后排长江，先排济水后排淮河，先排弱水后排黑水，这是先北后南的原则。先排渭水后排洛水，这是先上后下的原则。
【附论】“孟子说：‘大禹治水，遵循的是水的自然规律。’”“孟子说：‘大禹疏导水流，是顺应其自然趋势，不妄加干预。’”（均出自《孟子》）
△“行所无事”的含义
按：孟子用“行所无事”来称赞大禹，后世谈论治水的人往往认为应当任由水流自行趋向，这是错误的。水流的决口，情形各不相同，有的需要疏通，有的需要堵塞，应当审察全局的高低地势来权衡处理，不能仅凭一时一地的决口情况来判断。如果只任由水流决口而不加治理，在决口的地方或许看似无事，但在下游遭受灾害的地方，其后果就不可胜言了。所谓“行其所无事”，正是指能够审察地势高低的适宜之处，应当放任的就放任，应当改变的就改变，应当疏通的就疏通，应当堵塞的就堵塞，顺应自然规律而自己不加主观妄为，这才叫做“行所无事”；并不是任由水流自行趋向。如果真的任由水流自行趋向，哪里还需要大禹呢？孟子为什么会有“疏通、洗涤、决开、排除”这样的文字记载呢！世人对此大多没有深入理解，所以附带论述一下。
以上内容，都是记载大禹疏导水道的事情。
“大禹说：‘洪水漫满天际，浩浩荡荡包围山岳、淹没丘陵，百姓陷入困境。我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沿着山势砍削树木做标记；偕同伯益供给百姓各种新鲜食物。我疏通九条大河直到四海，疏通田间沟渠直到河流；偕同后稷播种，供给百姓艰难时节的粮食和新鲜食物，努力交换有无，调节物资。百姓才得以有粮食吃，万国才建立起秩序。’”（《尚书·益稷》）
△先疏导山脉而后疏导水道
按：“随山刊木”，就是《禹贡》中疏导山脉的事情；“决川距海”，就是《禹贡》中疏导水道的事情。而随山刊木与伯益共同完成，决川入海与后稷共同完成，这表明疏导山脉完毕后然后才疏导水道，显然是两件事，毫无疑问。大概是因为洪水的祸患，居住在山中的人居多，所以先沿着山脉疏导，使高地田产的灾害先消除，然后顺着水流疏导，使平原田产的灾害全部去除；如果不先疏导山脉，也就无法察知地势的高低来安排蓄水和泄水。潜心玩味，仍然可以看出大禹建功立业的次序。
【备览】“在陆地上行走乘坐车；在水上行走乘坐船；在泥泞中行走乘坐橇；在山中行走乘坐辇。”（《史记·夏本纪》）
【附论】“大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像自己溺水一样。后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就像自己挨饿一样。因此他们如此急切。”（《孟子》）
“‘在涂山娶妻，辛、壬、癸、甲四天，儿子启呱呱啼哭，我不去抚养他。只因为忙于规划土木工程，辅助完成五服制度，范围达到五千里；州有十二师；向外直到四海，都建立了五长，各自引导有功之人。’”（《尚书·益稷》）
“大禹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孟子》）
【附论】“周天子派遣刘定公在颍地慰劳赵孟，馆舍设在洛邑。刘定公说：‘大禹的功绩多么美好，光明的德行多么深远啊！如果没有大禹，我们恐怕都变成鱼了吧？我和您戴着礼帽穿着礼服来治理百姓、面对诸侯，这都是大禹的力量。’”（《左传》昭公元年）
△大禹之前没有水道
大禹治水的事情，世人大多不详细考察；因为看到“尧时有九年水灾”的话，就认为尧时偶然发生水灾而大禹去治理，这是错误的。上古时代本来没有水道，这是自开天辟地以来逐渐积累的水，日复一日增多，以至于“包围山岳”而“淹没丘陵”。到了大禹，然后观察地形的高低，疏通为水道，使它们都流入大海，从此土地都干涸露出，百姓有了安定的居所。孟子曾经说过：“在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又说：“大禹挖掘土地将水注入大海。”那么现在的水道都是从大禹开始有的，大禹之前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水道。所以刘定公说：“如果没有大禹，我们恐怕都变成鱼了吧？”春秋时期距离上古不远，所以当时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现在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学者如果详细加以考核，或许就知道大禹的功绩是多么伟大了！
【补】“舜向天推荐大禹。过了十七年，舜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后，大禹避居阳城，以避让舜的儿子。天下的百姓跟随他，就像尧去世后不跟随尧的儿子而跟随舜一样。”（《孟子》）
【备览】“大禹即位，推举皋陶并推荐他，而且把政事交给他；但皋陶去世了。大禹封皋陶的后代在英、六，或者在许；然后推举伯益，让他掌管政事。”
（《史记夏本纪》）
△辨始乱之说
《吕览》云：“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问曰：‘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乱自此始。’”余按：禹之德或尚逊於尧、舜，若其道则未有异也。禹所行者即尧、舜之政，初未尝有所变革，而何为遂至於生乱乎？洪水之灾，非禹莫能治之；禹之功大矣，而反谓禹始乱，岂不谬哉！盖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皆好援古而非今，故造为此言，借唐、虞以毁三代；吕氏之客无知而妄采之耳，此事虽至无理，然亦有信之者，故不可以不辨。
译辨析关于“始于混乱”的说法
《吕览》说：“尧治理天下时，伯成子高被立为诸侯。尧将帝位传给舜，舜传给禹，伯成子高便辞去诸侯之位去耕种。禹前去见他，问道：‘这是为什么呢？’伯成子高说：‘在尧的时候，没有奖赏百姓却勤勉，没有惩罚百姓却敬畏。如今奖罚非常频繁，百姓却争夺利益，道德从此衰败，私利从此兴起，后世的混乱从此开始。’”我考察认为：禹的道德或许还比不上尧、舜，但他的治国之道并没有不同。禹所施行的就是尧、舜的政治，起初并没有任何变革，为何竟然会导致混乱产生呢？洪水的灾害，除了禹没有人能治理；禹的功绩太大了，反而说禹是混乱的开始，这难道不是荒谬吗？大概杨朱学派那些推崇黄帝、老子学说的人，都喜欢援引古代来非议当今，所以编造了这种言论，借唐尧、虞舜来诋毁夏、商、周三代；吕不韦的门客无知而胡乱采录罢了。这件事虽然极其无理，但也有人相信，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析。
△辨泣问罪人之说
《说苑》云：“禹出见罪人，下车泣而问之。左右曰：‘君王何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余按：此亦後人推度圣人爱民之心以为言者，其意则善而不必实有是事也。至禹自谓不如尧、舜，禹之存心固应如是，若论者遂以是为优劣则固矣！且其言亦浅俗。故今不录。
【补】“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
“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战国策》）
按：此虽见於《国策》，然与《孟子》之言合，当非误引。故从传记之例。
“禹闻善言则拜。”（《孟子》）
△辨县钟鼓磬铎之说
《淮南子》云：“禹县钟、鼓、磬、铎，置▯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幡曰：‘教导寡人以道者击鼓；喻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召。’”余按：此皆形容圣人好善之诚，非真有此事也。後世君门万里，下情不能上达，於是设鼓以防壅蔽；当禹之时，君与民如一身，谁能阻之，而尚赖於钟鼓之县乎！齐威王之求言也，令初下而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何况於禹！且其文殊浅弱，非虞、夏时语，而道义与事亦不得分为三，其为後人形容之语甚明。故今不录。
“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
△辨戮防风氏之说
《鲁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四凶之罪大矣，然尧、舜所以处之者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戳之，禹亦残忍矣哉！防风氏者，人邪？神邪？人也，则与“致群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矣，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在陈之时；然则不但禹必无戮防风之事，即孔子亦初不得有答吴使之言也，此乃好谈神怪而不考其实者之所为，故不载。
【备览】“十年，禹东巡狩，至於会稽而崩。”（《史记夏本纪》）
△禹崩年与崩地
按：孟子称禹荐益七年而崩，而此篇谓禹立而荐皋陶，皋陶卒，乃荐益，凡立十年而崩，则与孟子之文约略相符，其年或有所据。惟崩於会稽，未见其必然；恐系战国之时传流之误，如舜之崩於苍梧者然。但会稽，扬州地，尚非苍梧之比。姑存之。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附论】“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篇》）
○附：皋陶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书皋陶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同上）
“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於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
译△辨析关于大禹哭泣并询问罪人的说法
《说苑》记载：“大禹外出时看见罪人，便下车哭泣并询问他。身边的人说：‘君王为何悲痛到这种地步呢？’大禹说：‘尧、舜时代的百姓，都以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如今我身为君主，百姓却各自以自己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我为此感到悲痛。’”我考证认为：这也是后人推测圣人爱护百姓的心情而编造的话，其用意虽好，但不一定真有此事。至于大禹自称不如尧、舜，大禹的存心本来应当如此，但如果评论者因此就以此作为优劣的标准，那就太固执了！况且这种说法也很浅薄庸俗。所以现在不收录。
【补遗】“大禹厌恶美酒而喜欢善言。”（《孟子》）
“仪狄造酒，大禹喝了觉得甘甜，于是疏远仪狄并断绝美酒。”（《战国策》）
考证：这虽然见于《战国策》，但与《孟子》的话相合，应当不是误引。所以遵循传记的体例收录。
“大禹听到善言就拜谢。”（《孟子》）
△辨析关于悬挂钟鼓磬铎的说法
《淮南子》记载：“大禹悬挂钟、鼓、磬、铎，设置旌旗，以等待四方的人士。制作旗帜说：‘用道来教导我的击鼓；用义来开导我的击钟；用事务来告知我的振铎；用忧愁来倾诉的击磬；有诉讼纠纷的摇旌旗。’”我考证认为：这都是形容圣人喜好善言的诚意，并非真有此事。后世君主与百姓相隔万里，下情不能上达，于是设置鼓来防止蒙蔽；在大禹的时代，君主与百姓如同一人，谁能阻隔，还需要依靠悬挂钟鼓呢！齐威王征求谏言时，命令刚下达群臣就进谏，门庭若市，何况是大禹！况且那文字非常浅薄柔弱，不是虞、夏时代的语言，而且道义与事务也不能分为三类，这是后人形容之语非常明显。所以现在不收录。
“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手持玉帛的有万国。”（《左传》哀公七年）
△辨析关于诛杀防风氏的说法
《鲁语》记载：“吴国攻打越国，毁坏会稽，获得一块骨头，骨节占满一辆车。吴王派使者来友好聘问，并且向孔子询问说：‘请问骨头为何这么大？’孔子说：‘从前大禹在会稽山召集群神，防风氏迟到，大禹杀了他并陈尸示众，他的骨节占满一辆车：这就是大了’（等等）”我考证认为：四凶的罪过很大，然而尧、舜对待他们不过是将他们流放；如今防风氏只是迟到罢了，就杀了他并陈尸示众，大禹也太残忍了！防风氏是人呢？还是神呢？如果是人，那就与“召集群神”的话不相符；如果是神，又怎么会有骨头呢！况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已经离开鲁国前往卫国了，而吴国栖越于会稽是在哀公元年，那是孔子在陈国的时候；那么不仅大禹必定没有诛杀防风氏的事，即使孔子也根本不可能有回答吴国使者的话，这是喜好谈论神怪而不考察事实的人所为，所以不记载。
【备览】“十年，大禹向东巡视，到达会稽而死。”（《史记夏本纪》）
△大禹去世的年份与地点
考证：孟子称大禹推荐益七年而死，而本篇说大禹即位后推荐皋陶，皋陶死后，才推荐益，总共在位十年而死，那么与孟子的文字大致相符，其年份或许有所依据。只是死在会稽，未见其必然；恐怕是战国时期流传的错误，就像舜死在苍梧那样。但会稽是扬州之地，尚不能与苍梧相比。暂且存疑。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问，看见跳《大夏》舞的人，说：‘美啊！勤劳而不居功，不是大禹谁能修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附论】“孔子说：‘大禹，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饮食菲薄而对鬼神尽孝；衣着粗劣而对礼服祭服讲究华美；宫室低矮而对沟渠尽力。大禹，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论语泰伯篇》）
○附：皋陶
“考察古事，皋陶说：‘确实遵循他的德行，谋划明智辅佐和谐。’大禹说：‘好，怎么样？’皋陶说，‘唉，谨慎自身修养思虑长远，治理九族，众多贤明的人勉励辅佐，近处可以远处也在于此。’大禹拜谢善言说：‘好！’”（《尚书皋陶谟》）
“皋陶说：‘唉，在于知人，在于安民。’大禹说：‘唉，都像这样，只有帝尧也难做到！知人则明智，能任用人才；安民则恩惠，百姓归附。能明智而恩惠，何必担忧共工！何必迁徙有苗，何必畏惧巧言令色的奸佞！’皋陶说：‘唉，也有九德，也说他有德。于是说，列举出来。’”（同上）
“大禹说：‘什么？’皋陶说：‘宽厚而严肃，柔和而坚定，谦逊而恭敬，治事而谨慎，顺从而刚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廉洁，刚强而充实，强劲而合乎道义。彰显这些常道，吉祥啊！每天宣扬三种德行，早晚勤勉治理家业。每天严肃恭敬六种德行，治理好邦国。广泛接受并施行，九德都任职，俊才在官位，百官互相学习，百工按时工作，顺应五行，众多功绩凝聚。不要教导逸乐治理邦国；兢兢业业，一天两天万般细微；不要荒废众官，天工让人代替。天安排常典，整顿我五典五教啊！天安排常礼，自我五礼有常啊！同心协力恭敬和衷啊！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啊！天讨有罪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於上下，敬哉有土！’”（同上）
译五种刑罚要恰当地运用啊！政事要勤勉啊！勤勉啊！上天的明察，来自百姓的明察；上天的威严，来自百姓的威严。使上下通达，拥有土地的人要恭敬啊！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赞赞襄哉！’”（同上）
【附录】“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左传》文公五年）
△庭坚非皋陶字
《春秋》文公十八年传，高阳氏才子八人，有曰“庭坚”者，杜氏注云：“庭坚，即皋陶字。”余按：文五年《传》，楚成大心灭六，公子燮灭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乃似六、蓼两国之祖一为皋陶，一为庭坚者。不知杜氏别有所据邪？若即因此文而合之，则未有以见其必然也。《史记夏本纪》云：“皋陶之後封於英、六”，亦不言蓼，则似六乃皋陶之後而蓼乃庭坚之後者。《正义》因杜氏之说，遂谓英即蓼，亦恐未然也。且尧、舜、禹，天子也，而《尚书》皆称其名，是唐、虞之时未有字也；九官惟伯夷似字，然舜亦称之为“伯”，是唐、虞之时名字未分，伯夷即其名也，皋陶何以独有字乎？《典》、《谟》之称皋陶多矣，帝称之，同朝之臣称之，史臣称之，皆以皋陶，乃至後世之诗人称之，儒者称之，亦同词焉，从未有一人称为庭坚者，何所见而知庭坚之为皋陶乎？故今阙之。
●卷二
○启
【补】“禹荐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
【附论】“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同上）
【附论】“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
△禹无家天下之心
世之论者皆云：“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韩子《对禹问》云：“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後世争之之乱也。”又云：“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者，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又云：“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余按：韩子之说，以後世之时势论之则当矣，遂以此为古圣人之心事则非也。《经》、《传》之文多以尧、舜并称，而禹常舆皋陶、稷、契同举；《书》合尧、舜事为一《典》，而禹舆皋陶皆有《谟》：禹之德未必遂与尧、舜齐也。益与禹同在九官之列，佐禹“烈山泽”，“奏鲜食”以成大功：益之德亦未必远下於禹也。然则益之视禹恐亦当如禹之视舜。（刚案：“亦当”疑“不当”之误）今因尧、舜、禹之相继为天子而益不得与，遂谓禹为其人而益非其人，其毋乃以成败立论也哉！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益亦稷、契伦也，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己为其人而益非其人也。且禹果虑其争则尤不可传子。何者？唐、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而禹独欲传之子，天下必有议其私者矣。不见吴光之弑僚乎？故传子之不争，论谒则可，若至夷末，兄终弟及已三世矣，传弟则不争而传子则必争，此理甚易见也，禹安得以传子为忧後世也哉！若虑益再传而致争，则启之再传亦何尝不争也！羿、浇之祸，民生涂炭，王嗣流离，使益再传而得贤者，或未必遂至是；即不然，亦不过如是止耳，安见传贤之不若传子乎！曰：然则禹何以传之启？抑禹传之益而启夺之耶！曰：孟子言之是已。“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禹固未尝传之启，亦未尝传之益也。盖自唐、虞以前，天下诸侯皆自择有德之人而归之，天子不
译皋陶说：“我的话如果有利，可以最终实行。”禹说：“是的，你的话可以成功。”皋陶说：“我没有什么智慧，只是天天思考如何辅助罢了！”（同上）
【附录】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被灭，说：“皋陶、庭坚，竟然没有人祭祀他们了！”（《左传》文公五年）
△庭坚不是皋陶的字
《春秋》文公十八年的传文中，提到高阳氏的八个才子，其中有一个叫“庭坚”的，杜预注解说：“庭坚，就是皋陶的字。”我考察：文公五年的传文中，楚国成大心灭了六国，公子燮灭了蓼国，臧文仲说：“皋陶、庭坚，竟然没有人祭祀他们了！”这似乎表明六、蓼两国的祖先，一个是皋陶，一个是庭坚。不知道杜预另外有什么依据呢？如果仅仅根据这段文字就把他们合二为一，那么并没有看到必然的理由。《史记·夏本纪》说：“皋陶的后代被封在英、六”，也没有提到蓼，那么似乎六国是皋陶的后代，而蓼国是庭坚的后代。《正义》沿袭杜预的说法，于是说英就是蓼，恐怕也不对。况且尧、舜、禹都是天子，而《尚书》中都称他们的名，这说明唐、虞时代还没有字；九官中只有伯夷似乎像字，然而舜也称他为“伯”，这说明唐、虞时代名和字没有区分，伯夷就是他的名，皋陶为什么偏偏有字呢？《典》、《谟》中称皋陶的地方很多，帝王称他，同朝的臣子称他，史官称他，都叫皋陶，甚至后世的诗人称他，儒者称他，也都用同样的称呼，从来没有一个人称他为庭坚，凭什么知道庭坚就是皋陶呢？所以现在暂且存疑。
●卷二
○启
【补】“禹向天推荐益。七年，禹去世。三年的丧期结束后，益躲避禹的儿子启，逃到箕山的北面。朝见、诉讼的人不去找益而去找启，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歌颂的人不歌颂益而歌颂启，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孟子》）
【附论】“孔子说：‘唐、虞禅让，夏、商、周世袭，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同上）
【附论】“万章问：‘有人说，到了禹的时候德行衰微，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上天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给儿子就给儿子。丹朱不贤，舜的儿子也不贤；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经历的时间长，施恩泽于百姓久。启贤能，能够恭敬地继承禹的道；益辅佐禹，经历的时间短，施恩泽于百姓不久。舜、禹、益相隔久远，他们的儿子贤与不贤，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没有人做而自然发生的，是天意；没有人招致而自然到来的，是命运。’”（同上）
△禹没有家天下的心思
世上的评论家都说：“二帝把天下当作官职，三王把天下当作家业。”唐代韩愈在《对禹问》中说：“尧、舜传位给贤人，是想让天下得到合适的人；禹传位给儿子，是担忧后世争夺导致混乱。”又说：“舜像尧，尧就把天下传给他；禹像舜，舜就把天下传给他。遇到合适的人就传位，这是尧、舜的做法；没有合适的人，考虑到祸患而不传位，这是禹的做法。”又说：“传位给贤人就会争夺，因为事先没有确定；传位给儿子就不会争夺，因为事先已经确定。事先确定即使不贤，还可以遵守法度；事先不确定而没遇到贤人，就会争夺且混乱。”我考察：韩愈的说法，用后世的情势来衡量是对的，但把它当作古代圣人的本意则不对。《经》、《传》中的文字多把尧、舜并称，而禹常与皋陶、稷、契一同提及；《尚书》把尧、舜的事迹合为一篇《典》，而禹与皋陶各有《谟》：禹的德行未必就与尧、舜齐平。益与禹同在九官之列，辅佐禹“开辟山泽”，“进献新鲜食物”以成就大功：益的德行也未必远不如禹。那么益看待禹，恐怕也应当像禹看待舜一样。（刚案：“亦当”疑为“不当”之误）现在因为尧、舜、禹相继成为天子而益没有得到，就认为禹是合适的人而益不是合适的人，这难道不是以成败来立论吗！舜任命禹时，禹把位置让给稷、契、皋陶：益也是稷、契一类的人，揣度禹的心意，也一定不认为自己是合适的人而益不是合适的人。况且禹如果真的担心争夺，就更不应该传位给儿子。为什么呢？唐、虞的天下不是一姓的天下，而禹独自想传给儿子，天下一定会有人议论他自私。没看见吴王光杀吴王僚的事吗？所以传位给儿子不会争夺，在理论上说得通，但到了夷末，兄终弟及已经三世了，传位给弟弟不会争夺而传位给儿子则必然争夺，这个道理很容易看清，禹怎么能以传位给儿子来担忧后世呢！如果担心益再传一次会导致争夺，那么启再传一次又何尝不争夺呢！羿、浇的祸乱，百姓生灵涂炭，王室流离失所，假如益再传一次而得到贤人，或许未必会到这种地步；即使不然，也不过如此罢了，怎么见得传贤不如传子呢！说：那么禹为什么传位给启？还是禹传位给益而启夺取了呢！说：孟子的话是对的。“上天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给儿子就给儿子”，禹本来就没有传位给启，也没有传位给益。大概自从唐、虞以前，天下诸侯都自己选择有德行的人而归顺他，天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