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下为重而欲常保而无失也。下至汤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拨乱为言，绝无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时，周公、召公迭进相诫，始多儆以保守先业之难：此为守成之主，贤人以降言耳，固不足为唐、虞大圣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无逸》犹仅微露其意，惟《召诰》乃谆谆焉。吾故读《尚书》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圣贤之浅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徙也。”又曰：“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禄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论语》所载尧命舜之词，乃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授舜以天下，岂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穷；舜之不令四海困穷，又岂徒为永终天禄计哉！且舜，固尝“让于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命伯夷也，伯让之於夔、龙；垂则让之殳、┥、伯与；益则让之朱、虎、熊、罴：是知古之圣人其於进退得失之际无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职之罚也。“三载考绩”虽有“黜陟”之文，然此特为庶官言之，非此数圣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让而不居，而尧乃以“天禄永终”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又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尔；若禅让时，则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不征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师，始称天以令众。然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乃曰“天用剿绝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征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远，人道迩；天无迹而难凭，人有为而共见：岂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历数为据，使後世ウ干者得藉为口实乎！无怪乎曹丕之自谓知舜、禹而晋、宋以後篡杀之主之咸征符瑞也！且历数在躬，於何见之？於民之视听见之耶，则何不言人之所共见而但言人之所不见乎？孟子曰：“汤执中。”《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无定位者也，故必酌乎两端乃有中。然此皆论古人云尔：自事後观之，则为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执中，则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为中：中不难於执而难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谓中，虽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谓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绝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诏之乎！且《尧典》纪尧禅舜之事详矣，此文果系尧命舜之要言，果系帝王传授之心法，较之▯玑玉衡，封山▯川，孰为轻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载乎！曰，然则《论语》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尚书》深信之，然至《吕刑》称伯夷之播刑则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颂》深信之，然至《▯宫》述太王之翦商则吾不敢信矣。固因其为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叙者数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传闻失实乃理势所常有。故此章纪汤、武事皆不谬於圣人，而记尧、舜事独可疑，远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论语》本两篇，篇仅一二章；《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论语》之末者，初不知其传自何人。学者当据《尚书》之文以考证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为实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决之。
译这是为了稳固根基，想要长久保持而不失守。下至商汤、周武王的誓师之辞，也只是以拯救百姓、拨乱反正为言，绝无丝毫对天位恋恋不舍之心。等到成王时期，周公、召公交替进言互相告诫，才开始多拿保守先业之艰难来警示：这是针对守成之君以及贤人以下的人而言的，本来不足以用来论述唐尧、虞舜这样的大圣人。然而周公的《立政》、《无逸》还只是略微透露其意，只有《召诰》才谆谆教诲。所以我读《尚书》从而得以知晓帝王地位的升降、圣贤境界的深浅。孔子说：“舜、禹拥有天下那样崇高伟大，却并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孟子说：“舜看待抛弃天下，就像抛弃破旧的鞋子一样。”又说：“舜遵循海滨而居，终身淡泊，快乐得忘记了天下。”那么，天禄的离去与留存，起初并不在舜的意念之中，这是很明显的。如今《论语》所记载尧任命舜的话，却说：“四海百姓困苦贫穷，你的天禄就会永远终结。”尧把天下授予舜，难道只是希望他不致使四海百姓困苦贫穷吗？舜不致使四海百姓困苦贫穷，又难道仅仅是为了永远保有天禄打算吗？况且舜，本来曾经“让位给有德之人，不肯继承”的人。舜任命禹时，禹把位置让给稷、契、皋陶；任命伯夷时，伯夷让给夔、龙；垂则让给殳、┥、伯与；益则让给朱、虎、熊、罴：由此可知古代的圣人在进退得失之际心中没有私念。所以舜任命他们，也只是告诉他们“你治理水土，务必勤勉啊”，“早晚恭敬，正直清廉”罢了，并不用失职的惩罚来恐吓他们。“三年考核政绩”虽然有“升降黜陟”的文字，但这只是针对一般官员而言的，这几位圣人难道还要等待这个才勉励自己吗？舜正在让位而不肯居位，而尧却用“天禄永远终结”来告诫他，这对待舜是多么浅薄啊！孟子说：“天给贤人就把天下给贤人，天给儿子就把天下给儿子”，又说：“没有人去做却自然发生的，是天意”，这只是在事后推究其缘故罢了；如果在禅让之时，则是说“慎重地修明五典，五典就能顺从；纳入百官管理，百官就能按时序治理”，并不向天去征验。后来三代君王誓师，才开始称引天意来号令众人。然而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就说“天因此剿灭断绝他的命”；说“夏朝多罪，天命诛杀他”，必定说“夏王率领压制众人的力量，率领割裂夏邑的土地，众人全都懈怠不协和”，说“这太阳何时灭亡，我与你一同灭亡”：没有不征验于人事而仅仅在幽深难测的天意中寻求的。为什么呢？天道遥远，人道切近；天没有踪迹而难以凭信，人有作为而共同看见：哪有置人事于不顾而只以历数作为依据，使得后世篡夺的人得以借此作为借口的呢！难怪曹丕自认为了解舜、禹，而晋、宋以后篡位杀人的君主都征引符瑞呢！况且历数在身，在哪里可以看见呢？从百姓的视听见闻中看见吗，那么为什么不说不说众人共同看见的而只说众人看不见的呢？孟子说：“商汤执守中道。”《礼记》说：“把握两端，在百姓中运用中道。”中道，是没有固定位置的，所以必须斟酌两端才有中道。然而这都是论述古人罢了：从事后来看，就是得中道了，如果在事前教导说执守中道，那就不知道中道究竟在哪里了。所以失去中道的事情，那个人也自以为是中道：中道不难于执守而难于知晓。假使舜不知道什么是中道，即使告诉他有什么益处；假使舜本来就知道什么是中道，又何必等待告知！哪有绝口不提天下大事而只用空空洞洞的一个“中”字来诏告的呢！况且《尧典》记载尧禅让给舜的事情很详细了，这篇文章如果是尧任命舜的关键言论，如果是帝王传授的心法，比起璇玑玉衡、封山祭川，哪个更轻重，为什么反而省略而不记载呢！有人说，那么《论语》的文字也可以怀疑吗？回答说：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就不如没有《尚书》。”我对《尚书》深信不疑，然而到了《吕刑》称述伯夷颁布刑法时我就不敢相信了。我对《雅》、《颂》深信不疑，然而到了《宫》篇叙述太王剪伐商朝时我就不敢相信了。固然因为它们是衰世的文章，不是谨慎言辞的君子所撰写，也因为所追述的是数百年或千年以前的事，传闻失实乃是情理势之所常有。所以这一章记载商汤、周武王的事都不违背圣人，而记载尧、舜的事唯独可疑，这是远近的区别造成的。况且这一篇在《古论语》中本是两篇，每篇仅有一二章；《鲁论语》因为内容少，所以合并了：大概都是断简，没有归属，附在《论语》末尾的，起初不知道它传自何人。学者应当依据《尚书》的文字来考证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不能一概相信为事实。所以把它列入存疑，以等待通晓言辞的君子决断。
“在▯玑玉衡，以齐七政。”（《书尧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补尧授时之未备，故首及之。
“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後。”（同上）
此记布政於内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专也。
△“群牧”未有定数
按：“群牧”云者，数不定之词也。盖其初但因地之相近而董率之，未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数。自舜肇十二州，始定为十二人，使各统一州耳。尧、舜之事皆夏时所追记，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为几人，故曰“群牧”，亦阙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岂得不云九牧邪！说并见後《肇十二州条》下。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後，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同上）
此记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者，内外一也，无所不用其敬也。
△《史记》五岳名不足据
《史记封禅书》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华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山也。”後世传《尚书》者皆因之。余按：四岳惟岱宗见於《经》，无可疑者。华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当不诬。若衡乃在荆州南境，独为▯远“使汝、洛间诸侯涉数千里而往会焉，殊不近於人情。且《禹贡》以霍山为大岳，《春秋传》亦称四岳为大岳，则大岳似当为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恒山也。大抵三代以上年远文缺、不可考者较多，不如阙之为善。至增嵩为五岳，尤为无据。《尧典》但称四岳，而《春秋传》亦云“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大室，即今嵩高。──然则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盖秦、汉之间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无所采。《尔雅》亦载五岳之名，与《史记》大同小异：皆不足据也。
【附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载一巡守，群後四朝。”（《书尧典》）
此总上内外之政言之。
△舜立朝觐巡狩之制之故
《尧典》於舜摄政之日，何以详记其朝觐巡狩也？曰：朝觐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尧以前，圣帝迭兴，其时亦必有朝觐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至舜而後垂为常典，故记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摄也，必有大变革，大号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记他事殊少，独记朝觐巡狩乃过半焉，何也？曰：此圣人御天下之要道也。盖天子以一人而临四海，虽有如天之仁，而远方遐国，穷檐▯屋，势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以称尧之德先以“钦明”，述尧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纪舜之命官先以“▯四门，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明之？今夫人主数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左右之臣不能欺矣：然则人主数与天下牧民之吏接，则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数与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则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觐巡狩者，天子之所以为明也。盖以天下之广，诸侯之众，其仁与暴，勤与惰，政事之修举废坠，天子皆无由知之。虽有百即墨大夫，而不胜毁言之日闻；虽有百阿大夫，而不胜誉言之日至。虽尧、舜之臣必无拥蔽者，然圣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为惧，故使之岁一朝以尽诸侯之情而考其职；又虑其暴而饰为仁，惰而饰为勤，废坠而饰为修举也，故又五岁一巡狩，以尽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证所述之职之虚实。由是言之，朝觐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将以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巡狩之典，非以极观游，博景物也，将以验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诸侯曰‘
译“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尧典》）
这是舜成就上天的政事，用来弥补尧制定历法授时的不足，所以首先提到它。
“于是祭祀上帝，祭祀六宗，遥祭山川，遍祭群神。收集五瑞玉，过了一个月，于是日期到了，就接见四岳和各州的长官，向各位诸侯颁发瑞玉。”（同上）
这是记载在内部颁布政令的事情。先祭祀神灵而后治理百姓，是奉行天命来施行治理，表明不敢独自专断。
△“群牧”没有固定的数目
按：“群牧”这个词，是数目不确定的说法。大概起初只是根据地域相近来统率他们，没有划分界限，所以也没有固定的数目。自从舜开始设立十二州，才确定为十二人，让他们各自统领一州罢了。尧、舜的事迹都是夏朝时追记的，十二州既然还没有设立，无法确切知道他们是几个人，所以称“群牧”，这也是存疑的意思。如果确实已经有了九州，难道不会说“九牧”吗！说法详见后文《肇十二州条》下。
“二月，向东巡视，到达岱宗，烧柴祭天，按等级遥祭山川；于是接见东方的诸侯，协调时月，校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修明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作为礼物——如同五种玉器；完毕，就返回。五月，向南巡视，到达南岳；礼仪如同岱宗。八月，向西巡视，到达西岳；如同初次。十一月，向北巡视，到达北岳；礼仪如同西岳。归来，到达祖庙，用一头牛祭祀。”（同上）
这是记载在外部颁布政令的事情。也是先神灵而后百姓，因为内外一致，没有不竭尽敬意的地方。
△《史记》中五岳的名称不足以依据
《史记·封禅书》说：“岱宗，就是泰山；南岳，就是衡山；西岳，就是华山；北岳，就是恒山；中岳，就是嵩山。”后世传授《尚书》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我考察：四岳中只有岱宗在经书中出现，没有可疑之处。华山山势高大且道路距离也近，或许应当没有错误。如果衡山在荆州南境，独自最为遥远，让汝水、洛水间的诸侯跋涉数千里去会合，实在不符合人情。况且《禹贡》把霍山当作大岳，《春秋传》也称四岳为大岳，那么大岳似乎应当是四岳之一，北岳也未必确实是恒山。大致三代以上年代久远文献缺失、不可考证的较多，不如存疑为好。至于增加嵩山为五岳，尤其没有依据。《尧典》只称四岳，而《春秋传》也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是九州的险要之地”——大室，就是现在的嵩高。——那么岳只有四个而嵩山不是岳就很明白了。这大概是秦、汉之间方士所指认的。所以现在都不采纳。《尔雅》也记载五岳的名称，与《史记》大同小异：都不足以依据。
【附论】“让他主持祭祀而百神享用，是上天接受他；让他主持政事而政事治理得好，百姓安于他的统治，是百姓接受他。”（《孟子》）
“每五年巡视一次，诸侯每四年朝见一次。”（《尚书·尧典》）
这是总括上述内外政令而言的。
△舜建立朝觐巡狩制度的原因
《尧典》在舜摄政的时候，为什么详细记载他的朝觐巡狩呢？回答说：朝觐巡狩的制度始于舜。自从尧以前，圣明的帝王相继兴起，那时也一定有朝觐巡狩的事情，但还没有固定的制度；到了舜才成为常典，所以记载它。又问：天下的政事很多：舜摄政时，必定有大的变革，大的号令，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而记载其他事情特别少，唯独记载朝觐巡狩就占了一半以上，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圣人统治天下的关键之道。大概天子凭一人之身统治四海，虽然有像天一样的仁爱，但对于远方偏僻的国家，穷困简陋的百姓，势不能全部知晓，所以看重的只在“明”：因此称赞尧的德行首先提到“钦明”，叙述尧的事迹首先提到“克明峻德”，记载舜任命官员首先提到“辟四门，明四目”。然而天下如此广大，怎么做到明察呢？现在君主多次与大臣接触，那么宦官宫妾左右近臣就不能欺骗了：那么君主多次与天下管理百姓的官吏接触，大臣不能欺骗就可以知道了；君主多次与天下的老人百姓接触，管理百姓的官吏也不能欺骗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朝觐巡狩，是天子用来达到明察的手段。大概因为天下广阔，诸侯众多，他们的仁德与暴虐，勤勉与懒惰，政事的修明与废弛，天子都没有办法知道。即使有一百个即墨大夫，也抵不过每天听到的毁谤之言；即使有一百个阿大夫，也抵不过每天到来的赞誉之言。虽然尧、舜的臣子必定没有蒙蔽君主的人，但圣人心中常常以不能周知天下为惧，所以让他们每年朝见一次来穷尽诸侯的情况并考核他们的职守；又担心他们暴虐却伪装成仁德，懒惰却伪装成勤勉，废弛却伪装成修明，所以又每五年巡视一次，来穷尽天下老人百姓的情况并验证所述职守的虚实。由此说来，朝觐的典礼，不是用来讨好天子，效仿嵩呼的，而是用来询问他们的政事——所以孟子说：“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陈述所担任的职守。”巡狩的典礼，不是用来尽情观赏游览，广博景物，而是用来检验他们的政事——所以孟子说：“天子巡视诸侯叫‘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盖尧、舜虽躬圣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子贡曰：‘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曰：‘尧、舜其犹病诸！’”惟其病也，是以定为朝觐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为典礼固然，能知圣人之深意者少矣。盖圣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为用，不可偏废。故《尧典》於舜摄政时纪察吏之事，必终之以“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所以明徒察之无益也；於舜即位後纪用人之事，必终之以“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译“巡狩”；所谓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大概尧、舜虽然亲身具备圣人的德行，却常常担心天下有一人一事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所以子贡说：“广泛地施恩于百姓并且能够救济众人，怎么样？”孔子说：“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呢！”正因为有此担忧，所以才确立了朝觐和巡狩的永久制度。后世沿袭日久，认为这是典礼中理所当然的，能够知晓圣人深意的人就少了。大概圣人的明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人，二是考察官吏：这两者相互辅助使用，不可偏废。所以《尧典》在记载舜摄政时考察官吏的事情，必定以“让百官陈述意见，明确地用实际功效来考验”作为结尾，这是为了表明仅仅考察而没有实际验证是没有益处的；在记载舜即位后用人的事情，必定以“三年考核政绩，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作为结尾，这是为了表明仅仅任用而不全面考核是不完善的。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同上）
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进贤之大略。
△舜之进贤
此即记十二牧，禹、皋陶之伦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职，在舜未即位前，固已，即九官虽命於舜即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尧时：《史记》所谓“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是也。顾此文殊略者，古者俗淳事朴，史册未兴，而《尧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称，时之先後，无由详考；而古之史皆传信不传疑，故但浑举其概：犹舜即位後称“十有二牧”，而《肇十二州》前但云“群牧”，其人数不可得详也。且命官，大事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职终，故详之；若登用之始则小事耳，爵或屡进，官或屡迁，所登用者亦当不仅此数十人，固不胜其详也。然此三言者虽略，而用人之道已备：不先以“奏言”，则无由辨其贤否而试之；不继以“试功”，则无由决其贤否而庸之。孟子所谓“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者，正谓此也。後世恩泽之举，资格之授，诗赋时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即一言契主，朱绂旋加，若汉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其後卒以罪殛，甚者如元载、王安石，为国大奸，贻害无穷：岂非“明试”之道疏乎！然则此三言者，何异班超平平之论，听之若老生之常谈，而行之实经验之良方，百用而百效者哉！前後两篇皆记尧、舜用人之事，此篇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进贤与後《流共工章》之退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进贤开後篇命官咨牧之端，後文之退不肖结前篇举共用鲧之案，亦章法也。
【备览】“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ㄨ岂攵、▯ρ、大临、ζ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记八元、八恺之失实
《传》於此文後引《书》“五典克从，百揆时叙”之语以证之；《史记》因此，遂载其事於舜未摄政时。余按：《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则舜未摄政时仅三年耳。《史记》谓舜举二十年而後摄政，故云然；若仅三载，则当在舜摄政时明矣。舜初自田间来，安能悉知元、恺之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传》但引《书》以证舜功，非谓其必在此时也。且《传》语颇夸，未必不失实，故列之备览而次之於此。此即“车服以庸”之一事也。又《传》称“尧不能用”，语亦非是。尧亦圣人，舜亦圣人，尧何遽不如舜！尧能举舜於田间，独不能举元、恺於世族乎！元、恺之未用，或其年尚未逮，才尚未著耳。史克但欲极称舜功，遂不暇为尧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删之。说并见前《慎徽五典》及後《四罪》，《殂落条》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川。”（《书尧典》）
此舜平地之政，所以开“禹敷土”之先声。首成天，次治人，次平地，三才之道备矣。
【存参】“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汉书地理志》）
△“肇十二州”以前无九州
蔡氏《书传》云：“古但为九州，禹治水作《贡》，亦因其旧。及舜即位（当是“摄政”耳，文误）以冀、青地广，始分冀东（当是“北”，文误）恒山之地为并州，其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余按：“▯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则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误固不待言矣（详见後篇）。然即古之九州亦初无是事也。何者？“肇”之为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设之之谓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
译“通过陈述言论来进献；通过明确考察来验证功绩；通过车马服饰来酬答功劳。”（同上）
这是承接上文关于布施政令的文字，从而涉及举荐贤才的大致原则。
△舜举荐贤才
这就是记载十二牧，以及禹、皋陶等人被提拔任用的事迹。十二牧的任职，在舜尚未即位之前，本来就已经存在；即使是九官虽然是在舜即位之后任命的，但他们最初被提拔任用大多也是在尧的时代：《史记》所说的“从尧的时代开始都被举荐任用，只是没有分配具体职务”，说的就是这个情况。然而这段文字之所以特别简略，是因为古代风俗淳朴、事务简单，史书尚未兴起，而《尧典》的撰写是在舜去世之后，事情相隔七八十年，官职的名称、时间的先后，无法详细考证；而古代的史书都只记录可信的而不记录可疑的，所以只是笼统地概括其大概：就像舜即位后称为“十二牧”，而在《肇十二州》之前只说“群牧”，其人数无法详细得知一样。况且任命官职，是大事，功绩由这个人成就，这个人也因这个职位而终老，所以详细记载；至于提拔任用的开始则是小事，爵位或许屡次晋升，官职或许屡次调动，所提拔任用的人也应当不止这几十个人，本来就无法详尽记载。然而这三句话虽然简略，但用人的道理已经完备：不先通过“陈述言论”，就无法辨别其贤能与否而加以考察；不接着通过“考察功绩”，就无法决断其贤能与否而加以任用。孟子所说的“考察他，发现他贤能，然后才任用他”，正是指这个意思。后世凭借恩泽的举荐，凭借资历的授予，凭借诗赋时文的选拔，本来就不是“陈述言论”的政治，不值得称道；即使是一句话契合君主心意，朱红色的官服随即加身，像汉代的严助、朱买臣、主父偃，他们后来最终因罪被诛杀，更严重的如元载、王安石，成为国家的大奸臣，遗害无穷：这难道不是“明确考察”的道理疏漏吗！那么这三句话，何尝不是像班超那样平平常常的议论，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实行起来确实是经过验证的良方，百用百效呢！前后两篇都记载尧、舜用人的事迹，这篇叙述舜布施政令的事迹；而这段文字中举荐贤才与后文《流共工章》中斥退不肖之人，也都是用人的事迹。这段文字中举荐贤才开启了后文任命官职、咨询州牧的端绪，后文斥退不肖之人总结了前文举荐共工、任用鲧的案件，这也是章法结构。
【备览】“高阳氏有八个有才能的人，苍舒、隤敔、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齐整圣明、广博深远，明察公允、忠诚笃实；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个有才能的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貊，他们忠诚严肃、恭敬美好，宣扬慈爱、惠及和谐；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家族，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不使他们的名声陨落，一直到尧的时候。舜作为尧的臣子，举荐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以衡量百事；没有不按时序进行的，大地平坦，天道成就。举荐八元，让他们在四方颁布五常之教；父亲仁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儿子孝顺，内部安定，外部成功。”（《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记载八元、八恺不符合事实
《左传》在这段文字之后引用《尚书》“五典能够顺从，百官按时序治理”的话来证明；《史记》因此，就把这件事记载在舜尚未摄政的时候。我考察：《经》说：“询问事务考察言论，才说可以成就功绩，历时三年。”那么舜尚未摄政时仅仅三年而已。《史记》说舜举荐二十年后才摄政，所以这样说；如果仅仅三年，那么应当在舜摄政时是明显的。舜起初刚从田间来，怎么能全部知道八元、八恺的才能，而“大地平坦，天道成就”的功效也不是三年所能达到的；《左传》只是引用《尚书》来证明舜的功绩，并不是说这必定发生在那个时候。况且《左传》的话颇为夸张，未必不失实，所以列为备览而排列在这里。这就是“车服以庸”的一件事。又《左传》称“尧不能任用”，这话也不对。尧也是圣人，舜也是圣人，尧怎么就比不上舜呢！尧能在田间举荐舜，难道就不能在世族中举荐八元、八恺吗！八元、八恺没有被任用，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尚未达到，才能尚未显著罢了。史克只是想要极力称赞舜的功绩，于是顾不上为尧留余地，这是文人的通病。所以现在也删去它。说法并见前文《慎徽五典》及后文《四罪》、《殂落条》下。
“开始设立十二州；封植十二座山，疏导十二道河。”（《尚书·尧典》）
这是舜治理平地的政令，用来开启“禹敷土”的先声。首先成就天道，其次治理人道，再次治理地道，三才的道理完备了。
【存参】“尧遭遇洪水，水势包围山岳、漫过丘陵；天下隔绝，分为十二州。”（《汉书·地理志》）
△“肇十二州”以前没有九州
蔡氏《书传》说：“古代只有九州，禹治水作《禹贡》，也是因循旧制。等到舜即位（应当是‘摄政’，文字有误），因为冀州、青州地域广阔，开始将冀州东部（应当是‘北部’，文字有误）恒山的地方划分为并州，其东北医无闾的地方划分为幽州，又将青州的东北辽东等处划分为营州。”我考察：“疏导十二道河”的文字既然在“开始设立十二州”之后，那么治水的事情必定不在“开始设立十二州”之前，这个错误本来就不必再说了（详见后篇）。然而即使古代的九州，起初也没有这件事。为什么呢？“肇”的意思是“开始”：以前没有而开始设立的叫做肇；如果以前本来就有九州而只是增加，那就不是肇了。
。且析九以为十二，细事耳，非舜代尧致治之大政也：特书之，何居焉？然则古固未尝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为十二州以属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记之曰“肇十有二州”，以志州所自始。“州”之为文，本取两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说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铉曰：“今别作洲，非是。”是时洪水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为州。故舜摄政之初但曰“日觐四岳群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数也；及舜即位则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群牧”，牧已有常额也。其後禹别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群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
译况且将九州划分为十二州，不过是细微之事，并非舜接替尧实现大治的重大政事：特意记载它，是为什么呢？那么古代本来就没有“州”这一建制，自从舜巡狩之后才开始划分为十二州，并隶属于十二位州牧，所以史官特意记载说“开始设立十二州”，以标志州的起源。“州”这个字，原本取两股水流相抱的象形意义，所以《说文解字》说：“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叫州。”徐铉说：“现在另外造‘洲’字，是不对的。”当时洪水滔天，那些区域在中间像水中的沙洲一样，因此命名为州。所以舜摄政之初只说“每日会见四岳和群牧”，不说“九牧”，因为州牧还没有固定的数目；等到舜即位则说“咨询十二位州牧”，不说“咨询群牧”，因为州牧已经有了固定的名额。后来禹划分九州，也说“九牧”，不说“群牧”，州制始于舜而非由舜增设，这就很明显了。
△十二州名无可考
至十二州之名，《经》、《传》皆无之。幽、并、营之为州虽见於《周官》、《尔雅》，然彼自记九州之名，与舜之十二州初无涉也。冀、帝畿也，地虽少广，尚不逮雍、荆、扬、梁；若分裂之以为幽、并，则冀之所馀者几何？畿内不应若是小也。汉以後，河南徙，兖地大半入於河北，又东灭朝鲜，置乐浪，乃并建冀、幽、并三州，然并犹跨河而侵入雍州之界。当舜时，河犹在大亻丕、洚水：若又以辽东为营，其间安得容三州乎！《书》云：“海岱惟青州。”东际海，西界岱，则辽东之不在青州域内明矣。《尔雅》云：“齐曰营州。”齐，今之青州府，则《尔雅》之营州即青州而非辽东明矣。又安得以辽东为营、为青之故境也哉！《周官》一书本非先王之制：封国之不合，章章可见矣。《传》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正指今忻代以北而言，则是周人亦以为冀，未尝以为并也。至於《尔雅》，乃汉儒释《经》之书，其於九州亦初不言为商制。孙炎以其非夏非周，不得已故疑为商制。作《尔雅》者非商人也，何为不述周制而述商制？果商制邪，又何不明书为商而乃以周之国名冠之乎？盖自战国以来，古书散轶，即有之，而简策繁重，得见者少，见之亦或不能记忆，非若後世印本之书轻便而有之者多之便於检核也；故秦、汉间书多与《经传》异者，公羊子所谓“所传闻异词”者是也。是以《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尔雅》有幽、营而无青、徐，乃事理之常，不足为怪。而後儒必欲曲为之解，使之并行不悖，过矣！况欲以此补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十二州名无可考证，则亦已矣；▯见《周官》、《尔雅》有幽、并、营三州名为《禹贡》所无，遂附会之以补舜十二州之数。巧则巧矣，而不知其误且诬也！或者又谓陶唐都冀，声名文教自冀四达，冀之北土所及固广：则又从而为之辞者。使北之所及果广，则其山川亦当有一二见於《禹贡》，何以太原、碣石而北寂然一无所记载乎？故今概无所采，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於九州未定之前。说并见後《舜命禹》及《禹别九州条》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书尧典》）
此舜恤刑之事。所以次於此者，圣人尚德缓刑，先赏後刑，故待庶政毕叙然後及之。
△刑有大小常变之分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吕刑》所述“墨、劓、非刂、宫、大辟”是也。刑重则流远，刑轻则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後章所称“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当刑而宥之者，《蔡传》所谓“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教刑者，居学校而不率师长之教训；赎刑则常人之犯小罪者（说见後条）。三者皆不丽於五刑，故不残其肢体，不流之远方。然纵之不问，势必至於无所忌惮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惩之也。“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刑之变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恶，故论其事尤论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时势所迫，不得已而误陷於罪，从而刑之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故赦之──《康诰》所谓“▯尔，时乃不可杀”者也。怙恶不悛，恃法之止於是而故屡犯之，以常罪罪之则不足以止奸而善良罹其毒，故贼之──《康诰》所谓“自作不典，式尔，乃不可不杀”者也。“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统前事而言之，慎之至，仁之至也。或谓此章乃命官之词，其上疑有缺文。说近是。
△赎刑之义
“金作赎刑”，《伪孔传》通承上文而言，谓“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蔡传》但承上两句而言，谓“所赎者官府学校之刑”（《吕刑》篇题下）；“盖罪之极轻，虽入於鞭扑之刑
译十二州的名字无法考证。
至于十二州的名字，《尚书》和《传》中都没有记载。幽州、并州、营州作为州名，虽然见于《周礼》和《尔雅》，但那些书只是记载九州的名字，与舜时的十二州毫无关联。冀州是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地域虽然不算广阔，但仍比不上雍州、荆州、扬州、梁州；如果将冀州分割出来设立幽州、并州，那么冀州剩下的地方还有多少呢？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不应该这么狭小。汉代以后，河南地区迁徙，兖州的大半土地并入河北，又向东灭掉朝鲜，设置乐浪郡，于是同时建立冀州、幽州、并州，但并州仍然跨越黄河侵入雍州的边界。在舜的时代，黄河还在大伾山和洚水之间：如果又把辽东设为营州，那中间怎么能容纳下三个州呢！《尚书》说：“大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东边濒临大海，西边以泰山为界，那么辽东不在青州范围内是显而易见的。《尔雅》说：“齐地称为营州。”齐地，就是现在的青州府，那么《尔雅》中的营州就是青州而不是辽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又怎么能把辽东当作营州、青州的旧地呢！《周礼》这本书本来就不是先王的制度：分封国家的记载不符合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传》说：“冀州北部的土地，是产马的地方，没有兴盛的国家。”这正是指现在忻州、代州以北的地区，那么周人也认为那是冀州，从未认为是并州。至于《尔雅》，是汉代儒者解释《经》的书，对于九州也从未说是商代的制度。孙炎因为它既不是夏代也不是周代的制度，不得已才怀疑是商代的制度。编写《尔雅》的人不是商人，为什么不叙述周代的制度而要叙述商代的制度？如果是商代的制度，又为什么不明确写明是商代，反而用周代的国名来冠名呢？大概从战国以来，古书散失，即使有，也因为竹简繁重，能看到的人很少，即使看到了也可能记不住，不像后世的印本书籍轻便且拥有者多，便于查核；所以秦、汉之间的书籍很多与《经传》不同，这就是公羊子所说的“所传闻异词”的情况。因此《周礼》中有幽州、并州而没有徐州、梁州，《尔雅》中有幽州、营州而没有青州、徐州，这是事理常态，不足为怪。而后来的儒者一定要勉强为之解释，使它们并行不悖，这就错了！何况想要以此来补充舜十二州的缺漏呢！大抵儒者的弊病都喜欢把不知道的说成知道的。古书既然缺失，十二州的名字无法考证，那就罢了；〇看到《周礼》、《尔雅》中有幽、并、营三个州名是《禹贡》所没有的，于是附会用来补充舜十二州的数量。巧妙是巧妙了，却不知道这是错误且诬妄的！有的人又说陶唐氏建都于冀州，声名文教从冀州向四方传达，冀州北部土地所及的范围本来就很广：于是又顺着这个说法来辩解。如果北部所及的范围确实很广，那么那里的山川也应当在《禹贡》中有一二处记载，为什么太原、碣石以北却寂静无声，毫无记载呢？所以现在一概不予采纳，而将“肇十二州”的文字列在九州未定之前。说法也见后文《舜命禹》及《禹别九州条》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尚书·尧典》）
这是舜慎用刑罚的事情。之所以把它放在这里，是因为圣人崇尚道德、宽缓刑罚，先奖赏后惩罚，所以等到各种政务都安排妥当后才涉及到刑罚。
刑罚有大小和常变之分。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这是重大的刑罚。“五刑”，就是《吕刑》中所述的“墨、劓、剕、宫、大辟”。刑罚重就流放得远，刑罚轻就流放得近，所以刑罚有五种，流放也有五种，后文所说的“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就是指的这个。应当受刑而宽恕的，就是《蔡传》所说的“情理可怜悯，法律有疑点，以及因亲属、尊贵、功勋劳绩而不能施加刑罚的人”。“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这是轻微的刑罚。官刑，是指在官府任职的人因公务而获罪；教刑，是指在学校中不听从师长教导的人；赎刑则是普通人犯小罪的情况（说法见后条）。这三种都不属于五刑，所以不残害肢体，也不流放到远方。然而如果放纵不管，势必会导致人们无所忌惮，从而伤害百姓、妨碍政事，所以用这三种刑罚来惩戒他们。“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这是刑罚的变通。刑罚的事情在于惩治罪过，刑罚的意图在于制止恶行，所以论述事情更要论述内心。不是内心所愿意的，而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误陷于罪，如果因此施加刑罚，那么百姓将手足无措，所以赦免他们——这就是《康诰》所说的“〇尔，时乃不可杀”。依仗恶习不悔改，倚仗法律只到此为止而故意屡次触犯，如果用常规罪行来定罪则不足以制止奸邪，善良的人也会遭受毒害，所以诛杀他们——这就是《康诰》所说的“自作不典，式尔，乃不可不杀”。“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是统括前面所说的事情而言，谨慎到了极点，仁爱到了极点。有人说这一章是任命官员的话，上面可能有缺漏的文字。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赎刑的意义。
“金作赎刑”，《伪孔传》通承上文而言，说“误入刑罚，出钱赎罪”。《蔡传》只承上两句而言，说“所赎的是官府和学校的刑罚”（《吕刑》篇题下）；“大概罪行极轻，即使落入鞭扑之刑
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尧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则是流与五刑相表里，五刑有当宥者则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则是五刑五流之外别有此三种刑，各用於所宜用，而与五刑不相涉也。若谓误入於五刑者以金赎罪，则文当云“流宥五刑，金赎五刑”；即所赎者官刑教刑，亦当变文以明之：皆不当言“作赎刑”，与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语文同义均，平列而为三也。且下文云“眚灾肆赦”，误入於刑非眚灾乎，何以或赦或赎而官刑教刑皆许之赎？倘有恃其多金而违误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处之？然则此三刑者本各自为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即三者亦渺不相涉也；盖官刑专以治官府，教刑专以治学校，赎刑不言所施，则为泛言可知；但所犯罪小，不丽於五刑，是以不忍残其肢体，亦或未宜加以鞭扑，故以赎为之刑，即後世所谓“罚”也。古未有罚名，故谓之赎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财物细事而起，如近世侵占田宅，攘取钱帛之属。彼惧於失金则不敢轻犯；亦有畏罚甚於畏鞭扑者，故罚之自足以止奸，不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五刑非可以轻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扑止用之於官府学校，则轻罪将何以治之？《传》曰：“刑罚清而民服”。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然则有刑则必有罚，各视其所犯以加之，非罪当刑而可以罚代也。自周穆王以刑聚财，始取五刑之疑者而罚之，汉世建入▯赎罪之法，遂并不问其疑与否而概许之赎，於是刑罚相乱，或当罚而遽罹於刑，或当刑而仅致其罚，以致贫者含冤而富者轻於犯法；宁唐、虞之治而有是哉！《两传》所言，盖皆习於後世之事，欲曲全之而未得其解者。故今正之。
译然而关于情理与法度的关系，仍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见《尧典》原文之下）。我按：这一章的文字说，“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这说明流放与五刑是互为表里的，五刑中有应当宽恕的情况，就改为流放。又说“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这说明在五刑和五流之外，另外有这三种刑罚，各自用于适宜的地方，与五刑互不相关。如果说误犯五刑的人可以用金钱赎罪，那么文字应当说“流宥五刑，金赎五刑”；即使所赎的是官刑或教刑，也应当变换文字以明确说明：都不应当说“作赎刑”，使其与上文“作官刑”、“作教刑”的用语相同、意义相等，平行并列成为三项。况且下文说“眚灾肆赦”，误入刑罚难道不是过失或灾祸吗，为什么有的赦免有的赎罪，而官刑和教刑都允许赎罪？如果有仗着自己钱财多而违误公务、不遵从教化规范的人，又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三种刑罚本来各自是一种法规，不但在五刑之外，即使这三者之间也毫无关联；大概官刑专门用来治理官府，教刑专门用来治理学校，赎刑没有说明施用的对象，就可以知道是泛泛而言；只是所犯的罪行轻微，不列入五刑，所以不忍心残害他们的肢体，或许也不适宜施加鞭打和扑击，所以用赎金作为刑罚，就是后世所谓的“罚”。古代没有“罚”这个名称，所以称之为赎刑罢了。大体上这些罪行多由财物琐事引起，如近世侵占田宅、抢夺钱帛之类。他们害怕失去金钱就不敢轻易犯罪；也有害怕罚款胜过害怕鞭打扑击的人，所以罚款本身就足以制止奸邪，不必一定要施加刑罚。不然的话，死了的人不能复活，断了肢体不能再接上，五刑不可以轻易使用，而流放只用来宽恕五刑，鞭打扑击只用于官府和学校，那么轻罪将怎么治理呢？《传》说：“刑罚清明，百姓才会信服。”孔子说：“刑罚不恰当，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既然这样，有刑罚就一定有罚款，各自根据所犯的罪行来施加，并不是罪行应当受刑却可以用罚款代替。自从周穆王用刑罚聚敛钱财，开始把五刑中存疑的案件改为罚款，汉代建立入钱赎罪的法律，于是就不问是否存疑而一概允许赎罪，这样刑罚就混乱了，有的应当罚款却突然遭受刑罚，有的应当受刑却只交纳罚款，导致贫穷的人含冤，而富有的人轻易犯法；难道唐尧、虞舜的治理会有这种情况吗！《两传》所说的，大概都是习惯了后世的事情，想要委婉周全地解释却未能理解透彻。所以现在予以纠正。
“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同上）
此因上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略。
△《左传》言殛鲧之诞
《左传》：子产对韩起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余按：此说殊为荒诞；且与昭元年对叔向事绝相似，而彼於义为长。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异词，著书者遂两载之耳。故今不采。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书吕刑》）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常；鳏寡无盖。”（同上）
【备览】“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周。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楚语》）
【存疑】“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へ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潜庸回，服谗▯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へ，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缙▯氏有不才子，贪於饮食，冒於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於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四凶为传闻之误
此文，《史记》载於《舜本纪》历试时，而载“四罪咸服”於《尧本纪》舜摄政时，则是以为二事也。杜氏《左传集解》谓浑敦即▯兜，穷奇即共工，▯杌即鲧，张氏《史记正义》谓饕餮即三苗，则一事矣。余按：以为二事，则彼称“四罪”，此言“四凶”，事既不异，数亦▯符，不应如是之巧；况合而计之，当为八罪八凶（刚案：当作“四罪四凶”），又不应《经》独记彼，《传》独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为一事，则同此四人，《传》何不明言之而但为隐词？况鲧有过人之才，如《传》所云，四岳及廷臣无因共荐之；而三苗之杀戮无辜亦不应仅斥其贪冒聚敛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各异，犹皋陶典刑而或以为伯夷也。谓别为一事固不可，谓即此四人亦不可也。况史克之语夸甚，安能保其不失实；必委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学者之大病也。故列之於存疑，而即附之“四罪咸服”之後。又《传》“尧不能去”之语尤非是，故删之。说已详前《元恺条》下。
【附录】“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殛鲧，兴禹非一时事
《纲目前编》以尧之七十一载为舜殛鲧之年，七十二载为舜用禹之岁。余按：鲧，大臣也，其德虽不可用，其才未必无可观：使其诛果不可暂缓，尧不待舜之摄政当即殛之；使犹可暂缓而责其後效，舜必不於摄政之初而即殛之也。舜之摄政，不过尧老而代之理事以终尧之功；非尧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後能之也。学者亟於称舜，遂至往往无以处尧，亦已过矣！《书》曰：“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但言禹兴於鲧殛之後耳，非谓鲧甫殛而禹即兴也。若鲧甫得罪而禹即任事，揆诸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独不少为禹地乎！况舜之即位，禹虽已为司空，然尚未平水土，则是舜之举禹虽在尧世而为时亦不甚久也。然则鲧之殛当在舜摄政数年以後，禹之举当在尧殂落数年以前，乃於事理为近。故附次此文於尧之末载。说并见後《命禹条》下。
【附录】“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
△益掌火在作虞前
按：《书》益“奏鲜食”与禹“随山刊木”同时，而《孟子》此文在治水前者，盖禹导山在前，导水在後，──随山刊木，导山事也；
译“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放逐到崇山；把三苗放逐到三危；把鲧诛杀在羽山：惩处了这四个罪人，天下都心悦诚服。”（同上）
这是承接上文关于慎用刑罚的论述，进而谈及罢黜不肖之人的大致情况。
△《左传》中关于诛杀鲧的荒诞说法
《左传》：子产回答韩起说：“尧在羽山诛杀鲧，他的神灵化为黄熊进入羽渊，实际上成为夏朝的郊祀对象，夏、商、周三代都祭祀他。”我按：这种说法非常荒诞；而且与昭元年回答叔向的事极为相似，但那一处的说法在义理上更为合理。大概本是同一件事，但传闻者说法不同，著书的人于是两样都记载下来了。所以现在不采纳这种说法。
“皇帝怜悯那些无辜被杀的人，用威严来报复暴虐，遏止断绝苗民，不让他们世代留在世间。”（《尚书·吕刑》）
“于是命令重、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不再有神人上下往来。在下位的诸侯们，都明察常道；鳏夫寡妇没有受欺压的。”（同上）
【备览】“三苗又恢复了九黎的德行。尧又养育重、黎的后代中不忘旧职的人，让他们重新掌管这项事务；一直到夏、周两代。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地事务而区分其主司。”（《国语·楚语》）
【存疑】“帝鸿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掩盖正义隐藏贼心，喜好施行凶恶的德行，丑类恶物，顽固不化不友善，与这类人结党营私；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浑敦。少昊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毁坏信义废弃忠诚，崇尚修饰恶言，安于潜藏庸俗奸邪，服从谗言邪恶，以此诬蔑盛德；天下的百姓称他为穷奇。颛顼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不可教导，不懂话语，告诉他则顽固，放任他则凶狠，傲慢狠毒违背明德，以此扰乱天常；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梼杌。这三个家族，世代继承其凶恶，增加其恶名，一直到尧的时代。缙云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贪于饮食，冒犯货贿，侵夺欲望崇尚奢侈，不知满足，聚敛积蓄实物，不知限度，不分给孤寡，不体恤穷困；天下的百姓把他比作三凶，称他为饕餮。舜辅佐尧，在四门接待宾客，流放四个凶恶的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把他们投到四方边远之地，用来抵御鬼魅。”（《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中的四凶是传闻的错误
这段文字，《史记》记载在《舜本纪》历试的时候，而把“四罪咸服”记载在《尧本纪》舜摄政的时候，于是认为是两件事。杜预《左传集解》说浑敦就是欢兜，穷奇就是共工，梼杌就是鲧，张守节《史记正义》说饕餮就是三苗，那就是一件事了。我按：认为是两件事，那么那边称“四罪”，这边说“四凶”，事情既不相同，数目也不相符，不应该如此巧合；况且合起来计算，应当是八罪八凶（刚案：当作“四罪四凶”），又不应该《经》只记载那边，《传》只说这边，各自叙述一半就停止了。认为是一件事，那么同样的这四个人，《传》为什么不明确说明而只是用隐晦的词？况且鲧有过人的才能，像《传》所说，四岳及廷臣没有原因共同推荐他；而三苗杀戮无辜也不应该仅仅斥责其贪婪聚敛而已。公羊氏说：“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大概本是同一件事而传闻者各不相同，就像皋陶掌管刑罚而有人认为是伯夷一样。说另外是一件事固然不可以，说就是这四个人也不可以。况且史克的话夸大得很，怎么能保证不失实；一定要委曲为之解说，使之并行不悖，这是学者的大毛病。所以把它列在存疑中，并附在“四罪咸服”之后。又《传》中“尧不能去”的话尤其不对，所以删去。说法已详细见前《元恺条》下。
【附录】“舜惩处了鲧，他举荐了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诛杀鲧，举荐禹不是同一时间的事
《纲目前编》以尧的七十一载为舜诛杀鲧的年份，七十二载为舜任用禹的年份。我按：鲧，是大臣，他的德行虽然不可用，他的才能未必没有可观之处：如果他的诛杀果真不可暂缓，尧不等到舜摄政就应当立即诛杀他；如果还可以暂缓而责求他后来的成效，舜必定不会在摄政之初就立即诛杀他。舜的摄政，不过是尧年老而代替他处理事务以完成尧的功业；不是尧有什么不能，必须等到舜才能做。学者急于称赞舜，以至于往往无法安置尧，这也太过分了！《书》说：“鲧被诛杀而死，禹于是继承兴起”。只是说禹在鲧被诛杀之后兴起，不是说鲧刚被诛杀而禹就立即兴起。如果鲧刚获罪而禹就立即任职，衡量人情也特别不可；舜为什么独独不为禹稍微铺垫一下呢！况且舜即位，禹虽然已任司空，但尚未平定水土，那么舜举荐禹虽然在尧的时代但时间也不长。那么鲧的被诛杀应当在舜摄政数年以后，禹的举荐应当在尧去世数年以前，这才符合事理。所以附次这篇文章在尧的末年。说法并见后《命禹条》下。
【附录】“舜让益掌管火；益烧山泽而焚烧它，禽兽逃匿。”（《孟子》）
△益掌管火在作虞之前
按：《书》中益“进献鲜食”与禹“随山刊木”同时，而《孟子》这篇文章在治水之前的，大概禹导山在前，导水在后，——随山刊木，是导山的事；
决水距海，导水事也，──益之烈山泽在导山时，故在导水之前也。舜之即位，禹已前为司空，则导山当自尧之末年始；导水乃在舜世耳。然则益此事当在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尧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既平後，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鸟兽耳；与烈山泽事无涉也。但益之事於《经》无明文，故附次於此。说并详後《命禹》及《夏禹导山条》下。
译疏导水流使之入海，是治理水患的事务。——伯益焚烧山林沼泽，是在疏导山脉的时候进行的，所以排在疏导水流之前。舜即位时，禹在此之前已经担任司空，那么疏导山脉应当是从尧帝末年开始的；而疏导水流则是在舜帝时期。既然如此，伯益焚烧山林沼泽这件事，应当是在舜帝命令禹治理水土之前，也就是尧帝末年。伯益担任虞官，是在水土已经平定、百姓已经安居之后，为了繁衍草木鸟兽；这与焚烧山林沼泽的事务没有关联。只是关于伯益的事迹，在《尚书》等经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附列在此处。详细的解说，将在后面《命禹》及《夏禹导山条》下详述。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书尧典》）
△辨尧时歌谣祝语
世传尧在位时，有《康衢之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击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有华封之祝曰：“顾圣人富、寿、多男子。”云云。余按：《康衢之谣》乃剽窃《雅》、《颂》之文，“帝力何有”乃杨氏为黄、老之言者所为，而“富、寿、多男”之说义亦浅近，皆後人所拟作，不足采。故不录。
【附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孟子》）
△舜摄政年数
《史记》称舜得举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盖以《经》之“二十八载”为自举舜时数之也。《蔡传》云“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则是自舜“受终”时计之矣。余按：《经》云：“乃言▯可绩，三载。”不容舜举已二十年而▯可绩者止三载。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不容初举历试之时即以相尧称之。蔡氏之说是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孟子》）
△尧让舜非传舜
《尚书大传》云：“尧为天子，丹朱为太子，舜为左右。尧知丹朱之不肖，必将坏其宗庙，灭其社稷，而天下同贼之，故尧推尊舜而尚之，属诸侯焉。”《史记五帝本纪》云：“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由是世之论者皆谓尧舍其子丹朱而以天下与舜。余按：不以天下与子，自古圣人皆然，不独尧也。盖上古之时，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大德之圣人出焉则相率而归之，圣人没则已耳；非若後世创业之主以兵受命，征伐攻取而後能得天下，而子孙世守其业者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无所受，其後皆无所授。自羲、农、黄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尧以丹朱不肖故独不传之子也。且尧亦未尝传天下於舜也，尧之初意但欲让舜以天下耳。故《尧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又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是尧本期得舜之後即以天下与之，但以舜不肯受而让於德弗嗣，不得已乃使舜受终摄政，至尧崩而後践位焉；初非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而始属之舜也。曰：尧不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何为汲汲焉以天下与舜也？曰：此尧之所以为大也。尧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盖当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犹蠢蠢焉去禽兽不甚远：此之为治，犹辟荒田而驭生马，不但非一圣人所能独理，亦并非数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尧与舜两大圣人耘Θ驯扰，相继於百五十载之久，则治功不成。且夫禹、皋、稷、契数圣人者，亘古不再得之人也，而非尧七十载之培植涵濡则无以钟其秀，非舜八十载之试功考绩则无以尽其材。是以尧之治至於“於变时雍”而犹以为未足，自惟年老不能终其事，乃咨於众而得舜於畎亩之中，授之天下而使治之。虽舜不肯陟帝位，而受终摄政固已代尧敷其治；至尧崩而天下诸侯卒共戴舜以为天子，然後水土平，礼乐兴，庶绩咸熙而开万世无穷之业，使後世贤圣之君有所遵守以安其民。由是言之，生万世之人者天也，治万世之人者尧也，尧之心一天而已矣。故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此尧之所以创前古所未有而授舜以天下也。是故，尧之所以为圣，在乎能为天下得舜而不在乎能以天下与人。孟子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圣人之视天下，犹敝徙也：其去其留，无所关其意焉。当其生也且欲巽位，况其子与天下之利病尚何待於较量！《大传》所言固与圣人之心刺谬，即《史记》以为不私其子者其视尧亦甚浅：盖二子皆以己之心揣度圣人而为之说，而不知圣人天地日月之心之不如是也。
译“在位二十八年，尧帝去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一样悲痛；三年间，天下停止演奏各种音乐。”（《尚书·尧典》）
△辨析尧时的歌谣和祝词
世人传说尧在位时，有《康衢之谣》说：“养育我们百姓，没有不遵循你的准则；无知无识，顺从帝王的法则。”有《击壤之歌》说：“太阳出来就劳作，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喝水，耕田吃饭；帝王的威力对我有什么呢！”还有华封人的祝词说：“希望圣人富有、长寿、多生男孩。”等等。我考察认为：《康衢之谣》是抄袭《诗经》雅、颂中的文句，“帝力何有”是杨朱学派宣扬黄老思想的人所作，而“富有、长寿、多男”的说法意义也浅显，都是后人拟作的，不值得采信。所以不予收录。
【附论】“舜辅佐尧二十八年，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天意。”（《孟子》）
△舜摄政的年数
《史记》称舜被举荐二十年之后尧让他摄政，摄政八年尧去世，大概是将《尚书》中的“二十八年”从举荐舜的时候开始计算的。《蔡传》说“经过三年试用，居位摄政二十八年。”这是从舜“接受帝位”的时候开始计算的。我考察认为：《尚书》说：“于是说‘可以胜任’，试用三年。”不可能舜被举荐已经二十年，而说“可以胜任”的只有三年。孟子说：“舜辅佐尧二十八年。”不可能在最初举荐试用时就称他为辅佐尧的人。蔡氏的说法是对的。“尧去世，服丧三年结束，舜避开尧的儿子到南河之南。”（《孟子》）
△尧让位给舜并非传位给舜
《尚书大传》说：“尧做天子，丹朱做太子，舜做左右大臣。尧知道丹朱不贤，一定会败坏宗庙，毁灭社稷，而天下人共同憎恨他，所以尧推崇舜并尊崇他，嘱托给诸侯。”《史记·五帝本纪》说：“尧知道儿子丹朱不贤，不足以把天下交给他：交给舜，那么天下得到利益而丹朱受害；交给丹朱，那么天下受害而丹朱得到利益。尧说：‘终究不会为了天下受害而让一个人得利。’最终把天下授予舜。”因此世上的议论者都说尧舍弃他的儿子丹朱而把天下给了舜。我考察认为：不把天下给儿子，自古以来的圣人都这样，不只是尧。大概上古之时，诸侯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养育自己的百姓，有大德的圣人出现就相继归附他，圣人去世就罢了；不像后世创业之主凭借武力受命，征伐攻取之后才能得到天下，而子孙世代守护基业相比。所以上古拥有天下的人，其前都没有接受（前人的），其后都没有授予（后人的）。从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都是这样罢了，并不是尧因为丹朱不贤所以唯独不传给儿子。况且尧也未曾把天下传给舜，尧的初衷只是想将天下让给舜罢了。所以《尧典》说：“咨询；四岳；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位置吗？”又说：“来到你这里舜：考察事情检验言论，于是说‘可以胜任’，试用三年；你登上帝位。”这是尧本指望得到舜之后就把天下给他，但因为舜不肯接受而让给德弗嗣，不得已才让舜接受帝位摄政，直到尧去世之后才正式即位；起初并不是考虑身后的天下没有归属才开始托付给舜。问：尧不考虑身后的天下没有归属，为什么急切地把天下给舜呢？答：这就是尧伟大的原因。尧因为天下没有治理好，所以授予舜让他治理。大概当洪荒时代，天下没有太平，百姓多患难，人还蠢蠢欲动离禽兽不远：这种治理，如同开辟荒田和驾驭野马，不但不是一个圣人所能独自处理的，也不是几十年就能成功的。如果不是尧和舜两大圣人耕耘驯服，相继持续一百五十年的长久时间，那么治理的功业就不能完成。况且禹、皋陶、后稷、契这几位圣人，是亘古不再出现的人，如果不是尧七十年的培植浸润就无法汇聚他们的优秀，如果不是舜八十年的试用考核就无法尽其才能。所以尧的治理达到“于是变化和谐”还认为不够，自认为年老不能完成这件事，于是咨询众人而在田野中得到了舜，授予天下让他治理。虽然舜不肯登上帝位，但接受帝位摄政已经代替尧施行治理；直到尧去世而天下诸侯最终共同拥戴舜为天子，然后水土平定，礼乐兴起，各项事业都兴盛而开创万世无穷的事业，让后世贤圣的君主有所遵循以安定百姓。由此说来，生育万世百姓的是天，治理万世百姓的是尧，尧的心与天一样罢了。所以孔子说：“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这就是尧开创前古所未有而授予舜天下的原因。因此，尧之所以为圣，在于能为天下得到舜而不在于能把天下给别人。孟子说：“把天下给别人容易；为天下得到人才难。”圣人看待天下，如同破旧的草鞋：它的离去和留下，都不关涉他的心意。当他活着的时候尚且想要让位，何况他的儿子和天下的利害还值得计较吗！《大传》所说的固然与圣人的心意相违背，即使《史记》认为他不偏私自己的儿子，看待尧也很浅薄：大概这两者都是以自己的心意揣度圣人而为之解说，而不知道圣人天地日月般的心意不是这样的。
後之人不肯细绎《经》文，──尧让舜以天下，非传舜以天下，──又不知尧所以与舜天下之故，但见舜继尧为天子，遂以《大传》、《史记》之言为实，误谓尧不传子而传之舜，不以为善为子谋，则以为不私其子；因而以之度舜，遂并以之疑禹：圣人之心之晦於後世也久矣！故今於尧首发明之，而概不载後人揣度之言。说并详前章及後《舜禹篇》中。
译后世的人不肯仔细推究《经》文，——尧让舜治理天下，并非把天下传给舜，——又不知道尧把天下交给舜的原因，只看见舜继承尧做了天子，于是把《大传》、《史记》中的话当作事实，错误地认为尧不传给儿子而传给舜，不认为这是为儿子谋划得好，就认为是不偏爱自己的儿子；进而以此推测舜，甚至由此怀疑禹：圣人的心意在后世被遮蔽已经很久了！所以现在在论述尧时首先阐明这一点，一概不记载后人揣测的话。这些说法并详细记载在前章以及后面的《舜禹篇》中。
【附录】“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书益稷》）“尧有丹朱。”（《楚语》）
【备考】“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モ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考绩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书尧典》）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
“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左传》文公十八年）
△辨舜让石户、北人之说
《吕氏春秋》云：“舜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去之，终身不反。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後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而游於尧之门；又欲以其辱行漫我！’遂自投於苍岭之渊。”余按：尧、舜之德至矣，天下岂有能加於尧、舜者哉！如以尧、舜为不屑，则是丧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假设此言以遂其“非尧、舜，薄汤、武”之私，吕氏无知而妄采之耳。
【附论】“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衤▯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询于四岳；▯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书尧典》）
【附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孟子》）
△辨朱熹《舜其大知章》之释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里：孟子所言，其纲也；《中庸》所言，其目也。其义，则朱子《章句》尽之矣。惟所云“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者，尚未尽善。何者？此章之意，本谓舜之大知不在乎己有过人之识而在於能集众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则是舜所以过人者，乃在“好问好察”之前别有操持以成其为“大知”；非此章本意也。盖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为是则不“好问”，自以为高明则不“好察迩言”，有好名妒忌之心则不肯“隐恶扬善”，偏听阿好，喜谀恶直，而於事多卤莽灭裂则不能“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是以虽有谏臣拂士，远猷高识，皆阻而不得达，达而不之采，而但任一己之聪明，以致处事失当。惟舜不然，是以其知为独大也。圣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好问好察之属夫谁不能，但不肯耳。若归其功於在我权度之精切，则人必曰“圣人天▯之聪明，非人所可及”。即不然，而不求诸明白易为之事，乃求之於空虚难见之心，听之若愈精而学之乃愈远矣。
【备考】“许，大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姜，大岳之後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辨四岳为共工从孙之说
杜氏云：“大岳，尧四岳也。”按：《周语》亦称齐、许、申、吕为四岳後，其说或不诬。但《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佐禹有功，命为侯伯，赐姓曰姜”，则语殊失实。何者？四岳乃尧、舜之相，荐鲧及禹者，不得复为禹佐；而四岳本长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为侯伯”也。且《传》及《晋语》皆称炎帝为姜姓祖：炎帝在四岳前，非至四岳始赐姓矣。至共工氏，乃继炎帝为水师者，与炎帝不同族：四岳果炎帝後，又安得为共工之从孙乎！大抵《国语》之文本多荒诞，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为之说，──如贾侍中之以共
译【附录】“不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轻慢游乐，做出傲慢暴虐的行为，不分昼夜地放纵，在水中行船，与朋友在家淫乱，因此断绝了他的世系！”（《尚书·益稷》）“尧有丹朱。”（《国语·楚语》）
【备考】“穆叔出使晋国，范宣子迎接他，向他问道：‘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是什么意思呢？’穆叔没有回答。范宣子说：‘从前范氏的祖先，从虞朝以上称为陶唐氏，在夏朝称为御龙氏；在商朝称为豕韦氏，在周朝称为唐杜氏，晋国主持夏盟时称为范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舜任命官员考核政绩上
“正月元旦，舜来到文祖庙。”（《尚书·尧典》）
“天下诸侯来朝见的，不找尧的儿子而找舜；打官司的，不找尧的儿子而找舜；歌颂的，不歌颂尧的儿子而歌颂舜：这样之后，才进入中原践天子之位。”（《孟子》）
“尧去世，天下人心如一，共同拥戴舜为天子。”（《左传》文公十八年）
△辨析舜让位给石户、北人的说法
《吕氏春秋》说：“舜让位给他的朋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离开了，终身没有回来。又让位给他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奇怪啊，后来的人怎么这样！住在田野之中却游历于尧的门庭；又想用这种侮辱的行为来玷污我！’于是自己跳入苍岭之渊。”我按：尧、舜的德行达到了极致，天下哪有能超过尧、舜的人呢！如果认为尧、舜不屑于做天子，那就是丧心病狂的人罢了。这是杨氏的徒众为了宣扬黄、老学说，假设这些话来遂行他们“非议尧、舜，轻视汤、武”的私意，吕氏无知而胡乱采纳罢了。
【附论】“孔子说：‘崇高啊，舜、禹拥有天下却不参与私利！’”（《论语·泰伯篇》）“孟子说：‘舜吃干粮嚼野菜时，好像要终身如此；等到他做了天子，穿着锦袍，弹着琴，两个女儿侍奉，好像本来就拥有这些。’”（《孟子》）
“咨询四岳；疏通四门；使四方看得清楚；使四方听得明白。”（《尚书·尧典》）
【附论】“孔子说：‘舜真是大智啊！舜喜欢请教并且喜欢考察浅近的话；隐藏恶行而宣扬善行；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将中庸之道施行于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吧！’”（《中庸》）“孟子说：‘大舜有大德：善于与他人相同，舍弃己见而顺从他人，乐于采纳他人的意见来行善。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不是从他人那里取法的。’”（《孟子》）
△辨析朱熹对《舜其大知章》的解释
按《中庸》和孟子的话互为表里：孟子所说，是纲领；《中庸》所说，是条目。其义理，朱子的《章句》已经说尽了。只是他所说的“如果不是我内心的权度精切不差，怎么能够这样”这一句，尚未尽善。为什么呢？这一章的意思，本来是说舜的大智不在于自己有超过常人的见识，而在于能够汇集众人的智慧罢了。如果像《章句》所说，那么舜之所以超过常人，乃是在“好问好察”之前另有操持以成就其“大智”；这并非本章的本意。大概人的本性如果不是非常狂妄愚蠢，本来都能辨别是非，所以孟子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担心的是，自以为是就不“好问”，自以为高明就不“好察迩言”，有好名妒忌之心就不肯“隐恶扬善”，偏听阿好，喜欢谄媚厌恶正直，而在做事上多粗疏草率，就不能“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因此即使有谏臣拂士，深远的谋略高明的见识，都被阻挠而不能通达，通达了也不被采纳，而只凭一己的聪明，以致处事失当。只有舜不是这样，所以他的智慧独大。圣人教导人，都是就人人所能做到的来教导，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好问好察之类，谁不能做到，只是不肯罢了。如果把功劳归于我内心权度的精切，那么人们一定会说“圣人天生的聪明，不是人能达到的”。即使不这样说，也不求之于明白易行的事，反而求之于空虚难见的心，听起来好像更精微，但学习起来却更远离正道了。
【备考】“许，是大岳的后代。”（《左传》隐公十一年）“姜，是大岳的后代。”（《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辨析四岳是共工从孙的说法
杜氏说：“大岳，就是尧时的四岳。”按：《周语》也称齐、许、申、吕为四岳的后代，这种说法或许不假。但《周语》说“共工的从孙四岳辅佐禹有功，被任命为侯伯，赐姓曰姜”，则言语特别失实。为什么呢？四岳是尧、舜的宰相，推荐鲧和禹的人，不能再做禹的辅佐；而四岳本来统领诸侯，也不等辅佐禹之后才“被任命为侯伯”。况且《左传》及《晋语》都称炎帝为姜姓的祖先：炎帝在四岳之前，并非到四岳时才赐姓。至于共工氏，是继炎帝为水师的人，与炎帝不同族：四岳果真是炎帝的后代，又怎么能是共工的从孙呢！大概《国语》的文本大多荒诞，自相矛盾是它的常事；而后人必定曲为之说，——如贾侍中之以共
工为诸侯，与高辛争王者；韦氏之以为炎帝世衰，其後变易，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谓劳而罔功矣。故今但载《传》文而《国语》文不载。说并见《命伯夷条》下。
译工为诸侯，与高辛争夺王位；韦氏认为炎帝世系衰微，其后发生变故，帝又赐给他祖姓，让他继承炎帝，——越是斡旋越是不通，也可以说是徒劳无功了。所以现在只记载《传》的文句，而不记载《国语》的文句。说法一并见于《命伯夷条》之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书尧典》）
△岳牧与稷、契等之区别
四岳十二牧皆旧官；以舜新即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职也。旧官，故书其官於前而曰“询”曰“咨”，见其非新命也。然则稷、契、皋陶之非旧官可知矣。四岳不载命词者，统率群僚无专责也。十二牧共一命词者，域异职同，无分别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书尧典》）
△九官先命禹之故
唐、虞之时，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五▯不登，禽兽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须臾缓也，而禹又前为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
禹非颛顼孙，说见《夏禹篇》中。
△禹已前为司空
命禹何以先咨於岳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职而不命以官也？禹已前为司空，无庸复也。且云“汝作司空”则嫌於始为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为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词之上。语简意明，其斯为圣贤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说，《经》义尽晦矣。
△舜命官必诹於众
“佥曰：‘伯禹作司空。’”《伪孔传》以为四岳同词而对，《蔡传》以为四岳及诸侯也。余按：《伪传》误以四岳为四人；《蔡传》更之，是已。然用大臣当谋之廷臣，不当专谋之诸侯：诸侯朝觐有时，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则“佥”也者，廷臣佥耳。舜咨四岳，廷臣何以佥对也？盖古文简质，所记特其梗概：以四岳相臣，故特咨之，特记之；其实咨岳之後於众无所不诹，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当时廷臣亦未必人人荐禹，但荐禹者多；“佥”也者，举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从荐禹者之言，故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读者当善会其意，不得但泥其词也。此九官之首，故发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
△禹治水在舜世
禹平水土，据《经》此文在舜即位以後；而《伪孔传》误以为尧时事，乃以此章为命禹作百揆而称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录其旧绩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纲目前编》遂以尧之七十三载为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载为禹告成功之岁。余按：《经》云：“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则是禹於尧之季年已为司空，但莅事不久，水土犹未平，故舜仍其官而专责之以平水土，词意甚明。若别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进居之，则文当曰“汝作百揆，惟时懋哉！”今舜绝口不以告禹而但称其以前之功，禹尚不知己为何官，将何所遵循邪？古今来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时懋哉”文相承也；今以“乎水土”为录旧绩，以“惟时懋”为勉新功，则上句语气未毕，下句语意无根，於文义亦不通矣。帝曰“畴若予工”则命垂曰“汝共工”；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则命益曰“汝作朕虞”；曰“有能典朕三礼”，则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即其所咨者也。然则禹之平水土即所谓熙帝载而宅百揆，不待言矣。盖洪水者帝之所忧，而六府之修，三壤之则，定贡赋，布声教，则百揆实兼之，故舜之咨岳云云。惟禹已为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止此与八人小异耳。若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所命自为一事，所咨自为一官；然则秩宗之外亦将谓别有典三礼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又曰：“予乘四载，隋山刊木。”又曰：“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然则是当舜初载，禹尚以洪水之故日孜孜
译“咨询十二州的长官，说：‘要按时令供给食物，安抚远方的人，亲近近处的人，德行真正纯正而难以任用的人：蛮夷都会顺服！’”（《尚书·尧典》）
△岳牧与稷、契等人的区别
四岳和十二牧都是旧有的官员；因为舜刚刚即位，所以再次告诫他们，让他们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是旧官，所以把官职写在前面，说“询问”说“咨询”，表明他们不是新任命的人。那么，稷、契、皋陶不是旧官就可以知道了。四岳没有记载任命辞令，是因为他们统率群僚没有专门的职责。十二牧共用一个任命辞令，是因为地域不同但职责相同，没有区别。
“舜说：‘咨询四岳：有谁能发扬功业，光大帝王的事业，让他担任百官之长，辅佐政事，恩惠百姓？’大家说：‘伯禹担任司空。’帝说：‘好，咨询禹：你治理水土，一定要努力啊！’禹叩头拜谢，向稷、契和皋陶推让。帝说：‘好，你去吧！’”（《尚书·尧典》）
△九官先任命禹的原因
唐尧、虞舜的时候，洪水滔天，百姓困苦，五谷不丰收，禽兽逼近人类，治理水土的事情一刻也不能拖延，而且禹之前已经担任司空，所以任命禹在九官之前。
禹不是颛顼的孙子，说法见《夏禹篇》中。
△禹之前已经担任司空
任命禹为什么先咨询四岳呢？因为事情重大。为什么只告诫他职责而不任命他官职呢？因为禹之前已经担任司空，没有必要再任命。而且如果说“你担任司空”，就嫌疑是刚开始担任司空，只说“你治理水土”又不知道禹是什么官，所以在任命辞令之上冠以“伯禹担任司空”。语言简练意思明确，这就是圣贤的文章。自从有了追述美化前功的说法，《经》义就完全晦涩了。
△舜任命官员必定咨询众人
“大家说：‘伯禹担任司空。’”《伪孔传》认为是四岳一同回答，《蔡传》认为是四岳和诸侯。我认为：《伪传》错误地认为四岳是四个人；《蔡传》改正了，是对的。然而任用大臣应当与朝廷大臣商议，不应当专门与诸侯商议：诸侯朝见有时，在朝廷的也不一定多。那么，“佥”也就是朝廷大臣都这样说。舜咨询四岳，朝廷大臣为什么都回答呢？大概古文简朴，所记载的只是梗概：因为四岳是相臣，所以特别咨询他们，特别记载他们；其实咨询四岳之后对众人无所不询问，所以说“舜喜欢提问并且喜欢考察浅近的话”。当时朝廷大臣也不一定人人都推荐禹，只是推荐禹的人多；“佥”也就是举其大概。舜考察禹的才能果然可用，所以听从推荐禹的人的话，所以说“把握两端，用中道对待百姓”。读者应当善于领会其意，不能只拘泥于字句。这是九官之首，所以在这里发出例子。
“禹挖掘土地把水注入大海，驱赶蛇龙把它们放到沼泽；水从地里流过，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就是这样。险阻已经远离，危害人的鸟兽消失，然后人们才能得到平坦的土地居住。”（《孟子》）
△禹治水在舜的时代
禹治理水土，根据《经》本文在舜即位以后；而《伪孔传》错误地认为是尧时的事，于是把这一章当作任命禹担任百官之长而称述他的前功来勉励他。《蔡传》沿袭这个说法，说：“帝让禹仍然担任司空并且兼行百官之长的事情，记录他的旧绩来勉励他的新功。”由此南氏《纲目前编》就把尧的七十三载当作任命禹治水的年份，八十载当作禹告成功的年份。我认为：《经》说：“大家说：‘伯禹担任司空’，帝说：‘好，咨询禹：你治理水土，一定要努力啊！’”那么禹在尧的末年已经担任司空，只是任职不久，水土还没有平定，所以舜保留他的官职而专门责成他治理水土，词意很明白。如果有别的百官之长的官职，让禹从司空进升担任，那么文字应当说“你担任百官之长，一定要努力啊！”现在舜绝口不告诉禹而只称述他以前的功劳，禹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官，将遵循什么呢？古今以来有像这样的任命官员的吗！而且“你治理水土，一定要努力啊”文意相承；现在把“治理水土”当作记录旧绩，把“一定要努力”当作勉励新功，那么上句语气未完，下句语意无根，在文义上也不通。帝说“谁能胜任我的工官”就任命垂说“你担任共工”；说“谁能胜任我的上下草木鸟兽”，就任命益说“你担任我的虞官”；说“有谁能掌管我的三礼”，就任命伯说“你担任秩宗”：凡是舜所任命的就是他咨询的。那么禹治理水土就是所谓光大帝王的事业而担任百官之长，不必再说了。大概洪水是帝所担忧的，而六府的修治，三壤的法则，确定贡赋，传播声教，那么百官之长实际上兼管这些，所以舜咨询四岳如此。只有禹已经担任司空，所以只说“你治理水土”而不说“你担任司空”，仅此与八人稍有不同。如果把“治理水土”当作前功，“担任百官之长”当作新职，那么所任命的自为一事，所咨询的自为一官；那么秩宗之外也将认为别有掌管三礼的一个官职吗！舜任命禹言辞昌明，禹说：“我有什么说的！我思考日日勤勉。”又说：“我乘坐四载，随山刊木。”又说：“我疏通九川，到达四海；疏通沟渠，到达河流。”那么是在舜初年，禹还因为洪水的原因日日勤勉
而不暇有言也。若尧八十载前水患已平，历三四十年之後复何待禹之孜孜此事乎！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然则是舜、禹问答之时土功始毕，故禹举其略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尧世，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时犹为此言不几赘乎！是则禹之治水，於《典》为舜世，於《谟》亦为舜世。而自舜摄政後，尧未崩前，初未尝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为司空当及尧世，至其决九川，弼五服，断断为舜时事明矣。故《论语》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记五帝本纪》及《夏本纪》亦皆以禹治水为舜即位後事，良有以也。盖《伪传》之失皆由误以四岳为四人，则并九官十二牧为二十五人，必减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数，故不得已以稷、契、皋陶之命为称其前功而不与焉。然教稼明伦皆在平水土後，而并禹减之又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因一误而又三四误也！於是唐、虞之事靡不颠倒错乱：禹功之告成反在《尧典》“▯川”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贡》“丕叙”之後；而禹所别九州，舜改之为十二；禹又改之为九。展转相因，误无所底，遂使圣人经世之略晦而不彰者几二千年；而皆自误以四岳为四人始。嗟夫，释《经》一字之误，其流弊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慎也！
译而没有闲暇发表言论。如果尧在位八十年之前水患已经平息，历经三四十年的之后，又何必等待禹孜孜不倦地处理此事呢！禹说：“辅助划定五服，范围达到五千里；十二州的军队；向外直到四海，都设立五长：各自引导有功之人。”既然如此，那么在舜、禹问答之时，土木工程才刚开始完成，所以禹列举大略来告诉舜；如果水土在尧的时代早已平息，舜对此就完全知道了，禹在这个时候还说这样的话，不是近乎多余吗！由此看来，禹治水，在《尧典》中是舜时代的事，在《大禹谟》中也是舜时代的事。而从舜摄政以后，尧去世之前，起初没有一句话提到禹。由此说来，禹最初担任司空应当是在尧的时代，至于他疏通九河、辅助划定五服，确凿是舜时代的事，这是很明显的。所以《论语》说“舜有五位臣子而天下大治”，而《史记·五帝本纪》及《夏本纪》也都把禹治水当作舜即位之后的事，确实是有原因的。大概《伪传》的错误都源于误把四岳当作四个人，那么连同九官十二牧就是二十五人，必须减去三人才能符合“二十二人”的数目，所以不得已把稷、契、皋陶的任命当作称颂他们以前的功劳而不计入其中。然而教民稼穑、阐明伦理都在平定水土之后，连同禹减去又只有二十一人，所以又不得已把平定水土当作以前的功劳，把掌管百官当作新职务。这是因为一个错误而又导致三四个错误！于是唐尧、虞舜的事迹没有不颠倒错乱的：禹治水成功的报告反而在《尧典》“九川”之前；三苗被分派到北方反而在《禹贡》“丕叙”之后；而禹所划分的九州，舜改为十二州；禹又改为九州。辗转相因，错误没有尽头，致使圣人治理天下的方略晦暗而不彰显几乎两千年；而都从误把四岳当作四个人开始。唉，解释《经典》一个字错误，其流弊竟然达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不谨慎呢！
△“百揆”非官名
曰：然则“百揆”非官名乎？《周官》云：“内有百揆四岳”。朱子以百揆为朝廷之长，四岳为十二牧之长，何也？曰：《经》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於百揆，百揆时叙；宾於四门，四门穆穆。”五典四门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独为官名！《传》曰：“百揆时叙，无废事也。”然则百揆者犹言“百事”耳，岂得以为官名也哉！尧之用鲧也咨於岳，举舜也咨於岳，舜之命禹命伯夷也皆咨於岳，而百揆无闻焉：尧、舜之用朝臣何以反谋之外之长而不谋之内之长乎？盖《伪书》与《伪传》本出一人，彼於《尧典》既以百揆为官名矣，故於《周官》遂撰是语：是亦因误而误耳，岂得以《伪书》证《伪传》乎！且朱子与蔡氏既以四岳为一人，则《伪传》之误解无庸复遵矣，乃亦以百揆为官名，治水为往事：是《伪传》因《尧典》而误《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误《尧典》也。故今取《经》文正其误，而以孟子所称禹治水事列於其後。说并见後《命皋陶》与《分北》《三苗条》下及《舜体国经野篇》中。
△《孟子》言禹绩有误
按：禹治水事又见於《有为神农章》；然误以汝、淮、泗为入江，与《禹贡》水道皆不合。朱子以为记者之误，是也，故舍彼而录此。
●卷三
○舜命官考绩下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书尧典》）
“後稷教民稼穑，树艺五▯；五▯熟而民人育。”（《孟子》）
△命稷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兴，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稼穑亦在禹治水之後。
稷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履迹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书尧典》）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命契
衣食足，然後礼义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人伦亦在稷教稼之後。
契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吞卵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书尧典》）
“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孟子》）
“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论语颜渊篇》）
△命皋陶
不教而杀谓之虐，教之不从然後齐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务，正民之要术，故舜先之。
皋陶似非庭坚，说见《夏皋陶篇》中。
△命禹与稷、契等不同之故
命稷、契、皋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让，帝已知其才也。命词何以详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略具於所咨，故从省也；因让而命者，事专见於所命，故从详也。
△稷、契、皋陶均非申命
《伪孔传》以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为新命，以稷、契、皋陶为美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此因禹之让而申命之，使仍旧职以终其事也。”余按：《经》之命官凡九，於弃曰“汝後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皋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乐”，於龙曰“命汝作纳言”，八人之命词如一：稷、契、皋陶为申命，何所见垂、益等五人之独为新命？垂、益等五人既为新命，则稷、契、皋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皋陶因禹之让而命之者也，夔、龙因伯夷之让而命之者也：苟因让而命之者即为申命，则夔、龙何得独不为申命乎？禹之为司空，自尧时者也，则其命必别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见其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见其功之尚未毕，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皋陶亦旧为此官，则亦当著之於
译△“百揆”不是官名
问：那么“百揆”不是官名吗？《周官》说：“内有百揆四岳”。朱熹认为百揆是朝廷之长，四岳是十二牧之长，这是为什么呢？答：《尚书》说：“谨慎地弘扬五常之教，五常之教得以顺从；纳入百揆，百揆得以有序；接待于四门，四门肃穆。”五常之教和四门都不是官名，百揆怎么能唯独是官名呢！《传》说：“百揆得以有序，没有废弃的事务。”那么百揆就是“百事”的意思，怎么能把它当作官名呢！尧任用鲧时咨询四岳，举荐舜时咨询四岳，舜任命禹和伯夷时也都咨询四岳，却从未听说咨询百揆：尧、舜任用朝臣，为什么反而去咨询外部的长官，而不咨询内部的长官呢？大概《伪书》与《伪传》本出于一人之手，他既然在《尧典》中把百揆当作官名，所以在《周官》中就编造了这句话：这也是因为错误而导致的错误，怎么能用《伪书》来证明《伪传》呢！况且朱熹和蔡氏既然认为四岳是一个人，那么《伪传》的误解就不必再遵循了，但他们却把百揆当作官名，把治水当作往事：这是《伪传》因为《尧典》而误解了《周官》，宋儒反而因为《周官》而误解了《尧典》。所以现在选取《经》文来纠正这个错误，并把孟子所说的禹治水的事情列在后面。说法详见后文《命皋陶》与《分北》《三苗条》下以及《舜体国经野篇》中。
△《孟子》所说禹的功绩有错误
按：禹治水的事情又见于《有为神农章》；但错误地将汝水、淮水、泗水说成流入长江，这与《禹贡》中的水道都不相符。朱熹认为这是记录者的错误，是对的，所以舍弃那篇而记录这篇。
●卷三
○舜任命官员考核政绩下
“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撒这些百谷！’”（《尚书·尧典》）
“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收获，种植五谷；五谷成熟，百姓得以养育。”（《孟子》）
△任命后稷
水土平定之后，然后耕种可以兴起，所以任命后稷排在后面。因此孟子叙述教导耕种也在禹治水之后。
后稷不是喾的儿子，说法见前文《尧建极篇》中。踩足迹的诬妄，说法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说：‘契：百姓不亲近，五常之教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广泛推行五常之教，在于宽厚！’”（《尚书·尧典》）
“人是有道义的，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就接近于禽兽。圣人对此感到忧虑，让契担任司徒，用伦理来教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任命契
衣食充足之后，然后礼义可以教化，所以任命契排在后面。因此孟子叙述教导人伦也在后稷教导耕种之后。
契不是喾的儿子，说法见前文《尧建极篇》中。吞卵的诬妄，说法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宄，你担任士，五刑有适用的对象，五服有三种执行方式；五流有安置的地方，五宅有三种居住方式：只有明智才能公允！’”（《尚书·尧典》）
“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忧虑。”（《孟子》）
“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荐皋陶。”（《论语·颜渊篇》）
△任命皋陶
不教化就杀戮叫做暴虐，教化之后不服从然后用刑罚来整齐，所以任命皋陶排在后面。这四个官员都是救济百姓的紧急事务，端正百姓的重要方法，所以舜先任命他们。
皋陶似乎不是庭坚，说法见《夏皋陶篇》中。
△任命禹与后稷、契等不同的原因
任命后稷、契、皋陶为什么不咨询呢？因为禹的推让，帝已经知道他们的才能了。任命的话为什么对禹详细呢？因为咨询后任命，事情大致在咨询中具备，所以从简略；因为推让后任命，事情专门在任命中体现，所以从详细。
△后稷、契、皋陶都不是再次任命
《伪孔传》认为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是新任命，认为后稷、契、皋陶是赞美他们以前的功劳来勉励他们。《蔡传》沿袭这个说法说：“这是因为禹的推让而再次任命他们，让他们仍旧担任职位来完成事情。”我按：《经》中任命官员共九人，对弃说“你担任后稷”，对契说“你担任司徒”，对皋陶说“你担任士”，对垂说“你担任共工”，对益说“你担任朕的虞”，对伯夷说“你担任秩宗”，对夔说“命你掌管音乐”，对龙说“命你担任纳言”，八个人的任命话语一样：后稷、契、皋陶是再次任命，凭什么看到垂、益等五人唯独是新任命？垂、益等五人既然是新任命，那么后稷、契、皋陶也不是再次任命就可以知道了。后稷、契、皋陶是因为禹的推让而任命的，夔、龙是因为伯夷的推让而任命的：如果因为推让而任命的就是再次任命，那么夔、龙怎么能唯独不是再次任命呢？禹担任司空，是从尧的时候开始的，那么他的任命必须明白地说：先说“伯禹担任司空”以表明他的官职不是新任命，后说“咨询禹，你平定水土”以表明他的功绩尚未完成，不说“你担任司空”。如果后稷、契、皋陶也旧任此官，那么也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