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卷四
○舜体国经野下
“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海物惟错，岱畎丝▯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丝。浮于汶，达于济。”（《书禹贡》）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同上）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定。筱▯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同上）
△三江非吴之三江
朱子云：“有欲以扬州之‘三江’即为荆州之‘中江’、‘北江’，（文在《导水章》，荆州字疑误）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谓鄱阳；鄱阳实非彭蠡，说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之馀波▯未有号，则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无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泽’又悬隔辽▯而不相属也。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也。”《蔡传》云：“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产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吴越春秋》所谓‘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苏氏谓岷山之江为中江，れ冢之江为北江，豫章之江为南江。然江、汉会於汉阳，合流数百里至湖口而後与豫章江会，又合流千馀里而後入海，不复可指为三。苏氏知其说不通，遂有味别之说。禹之治水本为民去害，岂如陆羽辈辨味烹茶为口腹计邪！余按：《导汉章》云，“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导江章》云：“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夫江有北有中，其有南可知也。有北有南，则为三江无疑矣。而朱子之言，乃若其强增一南江以求合於此文之“三江”者：不知有中江、北江可谓之无南江乎！有中江、北江、南江可谓之非三江乎！禹自言之，禹自注之，朱子与蔡氏乃不之信而反信庾氏《吴都赋注》，岂禹所自言者反自不知而庾氏反代禹知之耶！凡水之敌者，虽合流，《经》必并书之。故泗、沂合流入淮，而导淮曰“东会于泗、沂”；漆、沮合流入渭，而导渭曰“东过漆、沮”，敌故不可以偏举也。江、汉之水所受皆数十百川，势均力敌，相持而东，不容举汉而略江，亦不容据江而遗汉。故导江云“入于海”，导汉亦云“入于海”，明二水之不相下，二名之不可以偏废也。伊、涧皆小於洛，《导水章》文皆统之於洛，然《豫州章》犹云“伊洛、涧既入于河”；况江、汉同为大川，《导水章》固已不相统，安见入海这不可以并举也哉！济之入于河也，《经》曰“溢为荥”，何以知溢者之为济而非河？其伏于荥也，《经》曰“东出于陶丘北，”何以知出者之仍为济而非他水？然则禹固有以别之矣。圣人之於水也，固不蕲于其味，然亦未尝不辨其性。禹能别济於河，岂独不能别汉於江；禹能於荥与陶之相隔数百里者而知其为一，岂独不能於江、汉之合流者而知其为二！谓必辨味烹茶为口腹计而後江、汉可分，则禹之别济於河，系陶於荥，又何说焉？惟以豫章江（即鄱阳）为南江，则未有以见其必然。何者？此水既与江、汉并列，不应《经》无一语及之（彭蠡非鄱阳，说见《导江汉条》下；且既为北江，亦不得复为南江）。见於《经》者，惟九江为大。《荆州章》云：“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扬州章》云：“三江既入”。其文亦似相首尾者。恐所谓南江者当以九江为是。然《经》既无明文，揣度而言之不如不知而阙之也。且江之称为三，犹其称为九也。朱子、蔡氏
译卷四
舜体国经野下
“大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夷地的土地已经粗略治理；潍水、淄水疏通了河道。那里的土壤是白色而松软的；海边广阔而盐碱。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上下。那里的赋税等级是中上。那里的贡品有盐，海里的物产种类繁多，泰山的山谷出产丝、铅、松和怪石，莱夷地区从事畜牧。那里的筐里装着丝。船只浮行于汶水，到达济水。”（《尚书·禹贡》）
“大海、泰山到淮河之间是徐州：淮水、沂水疏通了河道；蒙山、羽山种植了作物。大野泽已经蓄水；东原已经平整。那里的土壤是红色黏土且松软；草木茂盛。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上中。那里的赋税等级是中中。那里的贡品有五色土，羽山山谷出产夏翟（一种野鸡），峄山南面出产孤桐，泗水岸边出产浮磬，淮夷出产珍珠和鱼。那里的筐里装着黑色细绢和白绢。船只浮行于淮水、泗水，到达黄河。”（同上）
“淮河、大海之间是扬州：彭蠡泽已经蓄水，阳鸟在那里栖息。三江已经流入大海；震泽已经安定。小竹已经遍布；那里的草长得茂盛；那里的树木长得高大；那里的土壤是淤泥。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下下。那里的赋税等级是下上，交错分布。那里的贡品有金、银、铜三种金属，瑶、琨玉石，小竹，象牙，皮革，羽毛，还有木材，岛夷进贡草编的衣服。那里的筐里装着织贝（一种贝类织物）。那里的包裹物有橘子和柚子，作为锡贡（非定期贡品）。沿着长江、大海，到达淮河、泗水。”（同上）
△三江不是吴地的三江
朱熹说：“有人想把扬州的‘三江’直接当作荆州的‘中江’、‘北江’，（文字在《导水章》，荆州二字可能有误），但又嫌缺了一条，于是看到彭蠡（指鄱阳；鄱阳实际上不是彭蠡，说法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的余波没有名称，就暂且让它冒用‘南江’的名字来凑数。然而从湖口往下，江本来没有两条，怎么会有三条！而且与下文的‘震泽’又相距遥远而不相连属。询问吴地的人，震泽下游确实有三条江流入大海。他们既然亲眼验证过，恐怕他们的说法必定可信。”《蔡传》说：“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往下七十里分流，东北流入海的是娄江，东南分流的是东江；连同松江就是三江。’”那个地方现在也叫三江口，《吴越春秋》所说的‘范蠡乘船出三江之口’就是这里。苏氏认为岷山的江是中江，冢山的江是北江，豫章的江是南江。然而长江、汉水在汉阳汇合，合流数百里到湖口才与豫章江汇合，又合流一千多里后才入海，不能再指认为三条江。苏氏知道他的说法不通，于是有辨别味道的说法。大禹治水本来是为了为民除害，难道像陆羽那样辨别味道烹茶是为了口腹之欲吗！我按：《导汉章》说，“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导江章》说：“向北汇合于汇泽，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江有北江和中江，那么有南江就可以知道了。有北江和南江，那么是三江就没有疑问了。而朱熹的话，好像是他强行增加一条南江以求符合这里的‘三江’：不知道有中江、北江可以说没有南江吗！有中江、北江、南江可以说不是三江吗！大禹自己说的，大禹自己注释的，朱熹和蔡氏却不相信，反而相信庾氏《吴都赋注》，难道大禹自己说的反而自己不知道，而庾氏反而代替大禹知道吗！凡是水流势均力敌的，即使合流，《经》必定并列书写。所以泗水、沂水合流入淮，而导淮说“向东汇合于泗水、沂水”；漆水、沮水合流入渭，而导渭说“向东经过漆水、沮水”，势均力敌所以不能偏举。长江、汉水所接纳的都是几十上百条河流，势均力敌，相持向东，不允许举汉水而略长江，也不允许据长江而遗汉水。所以导江说“流入大海”，导汉也说“流入大海”，明确两条水不相上下，两个名字不可以偏废。伊水、涧水都小于洛水，《导水章》文字都统属于洛水，然而《豫州章》还说“伊水、洛水、涧水已经流入黄河”；何况长江、汉水同为大河，《导水章》本来就不相统属，哪里见得入海不可以并举呢！济水流入黄河，《经》说“溢出为荥泽”，怎么知道溢出的是济水而不是黄河？它潜伏在荥泽，《经》说“向东出于陶丘北”，怎么知道出来的仍然是济水而不是其他水？那么大禹本来就有办法区分它们。圣人对于水，固然不追求它的味道，但也未曾不辨别它的性质。大禹能区分济水和黄河，难道唯独不能区分汉水和长江；大禹能在荥泽与陶丘相隔数百里的地方知道它们是同一水系，难道唯独不能在长江、汉水合流的地方知道它们是两条水系！说一定要辨别味道烹茶为了口腹之欲然后长江、汉水可以分开，那么大禹区分济水和黄河，联系陶丘和荥泽，又怎么说呢？只有以豫章江（即鄱阳）为南江，则没有看到其必然性。为什么呢？这条水既然与长江、汉水并列，不应该《经》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它（彭蠡不是鄱阳，说法见《导江汉条》下；况且既然作为北江，也不得再作为南江）。见于《经》的，只有九江为大。《荆州章》说：“长江、汉水朝宗于海，九江非常重要”。《扬州章》说：“三江已经流入”。其文字也似乎首尾相应。恐怕所谓的南江应当以九江为是。然而《经》既然没有明文，揣测而言不如不知道而空缺它。而且江被称为三，犹如它被称为九。朱熹、蔡氏
之於九江既皆主胡氏洞庭之说矣，洞庭之水未尝不合流也：彼合流则可以云九，此合流则不可以云三，何其事同而论异乎！盖南方之水多呼为江，故“三江”之名楚、蜀、黔、粤之间往往有之，不但震泽下流然也。即水之入海者，大江以南亦无虑数十，岂得以其“实有三江”即当必为此文之三江邪！古者河东、河内、河南谓之三河；而今顺天府亦有三河县，潼关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取三关，在今高阳、雄霸之间；而山西之雁门、宁武、偏头，直隶之居庸、紫荆、倒马，亦称三关。由是言之，即《吴都赋》之三江果如庾氏所注，亦不得遂指为《禹贡》之三江也。至於“既入”之文，记已然之事耳，不连下为义也。《雍州》章云：“弱水既西；泾属渭▯。”弱水去泾数千里，其悬隔辽▯，岂但如大江、震泽而已哉！其他若“九江既道”，“荥、波既猪”，“漆、沮从”者甚众，皆自为文义。而冀州“恒卫既从；大陆既作”之下，乃次以“岛夷皮服”。由是言之，“三江既入”之文与震泽之“▯定”毫不相蒙，不得以下文有震泽遂牵帅三江而属之松江也。历观说三江者，大抵四方之士多主《禹贡》，惟东南吴、越之间率主庾注。（自朱子、蔡氏以後，若明归氏有光、夏氏允彝等皆然）无他，但据其所见闻而不求之於经传也。故舜之历山、河滨、雷泽，晋人以为在晋，齐人以为在齐，浙人则又以为在浙。余乡临古淇水（汉以後呼为白沟；隋以来称为御河），近世舆夫舟子往往以卫呼之，（泉水俗呼为卫河，驾舟者皆由泉水入淇，或遂并淇亦呼为卫；幕友书吏不能辨也，故文移书启中皆称为卫河：详见《大名县水道考》中）而修县志者遂误以为《禹贡》“恒、卫既从”之卫，修府志者遂谓淇水不知所在。此岂非由目验而得之者，而舛误乃如是！故论地理於今，当验之以目；论地理於古，仍当断之以《经》：若信目而疑《经》，非余所敢出也。朱子、蔡氏以中江、北江之文为误，详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
译对于九江，既然都主张胡氏关于洞庭的说法了，那么洞庭的水流未曾不合流：那合流就可以称为“九”，这合流却不可以称为“三”，为什么事情相同而议论却不同呢！大概南方的水多被称为江，所以“三江”的名称在楚、蜀、黔、粤之间往往都有，不只是震泽下游如此。即使是流入大海的水，大江以南也不下几十条，难道能因为那里“确实有三条江”就应当必定是本文所说的三江吗！古时候河东、河内、河南称为三河；而现在顺天府也有三河县，潼关以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攻取的三关，在今高阳、雄霸之间；而山西的雁门、宁武、偏头，直隶的居庸、紫荆、倒马，也称为三关。由此说来，即使《吴都赋》中的三江果真如庾氏所注，也不能就径直指认为是《禹贡》中的三江。至于“既入”的文字，只是记载已经发生的事罢了，不与下文连起来解释义理。《雍州》章说：“弱水既西；泾属渭〇。”弱水距离泾水几千里，它们相隔遥远，岂止像大江、震泽那样而已！其他如“九江既道”，“荥、波既猪”，“漆、沮从”之类的很多，都是各自独立成义。而在冀州“恒卫既从；大陆既作”之下，接着说“岛夷皮服”。由此说来，“三江既入”的文字与震泽的“〇定”毫不相干，不能因为下文有震泽就牵强地把三江归属于松江。纵观解说三江的人，大抵四方的人士多主张《禹贡》的说法，只有东南吴、越一带的人大多主张庾氏的注解。（自朱子、蔡氏以后，如明代的归有光、夏允彝等都是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依据他们所见的所闻而不从经传中寻求依据罢了。所以舜的历山、河滨、雷泽，晋人认为在晋，齐人认为在齐，浙江人又认为在浙江。我的家乡临近古淇水（汉代以后称为白沟；隋代以来称为御河），近代的车夫船工往往称它为卫河，（泉水俗称为卫河，驾船的人都由泉水进入淇水，或者干脆把淇水也叫做卫河；幕友书吏不能辨别，所以公文书信中都称为卫河：详见《大名县水道考》中）而编修县志的人就误以为是《禹贡》“恒、卫既从”中的卫，编修府志的人就说淇水不知在哪里。这难道不是凭亲眼所见而得出的，却错谬到如此地步！所以论述当今的地理，应当用眼睛去验证；论述古代的地理，仍应当用《经》来决断：如果相信眼睛而怀疑《经》，不是我敢做的。朱子、蔡氏认为中江、北江的文字有误，详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屯▯栝柏，砺砥▯丹，惟▯▯▯苦，三邦▯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书禹贡》）
【备考】“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遂伐楚，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
“荆河惟豫州：伊、洛、▯、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书禹贡》）
【存参】“荥，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书正义》引郑云）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れ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ギ铁银镂▯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书禹贡》）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氵▯属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物，至于鸟鼠。原隰▯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同上）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大雅》）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小雅》）
△《禹贡》作于舜治定功成之後
唐宋学者承《伪孔传》之说，皆谓禹别九州之後，舜复改为十有二州。而稽之《经传》，夏称“九牧”，商咏“九围”、“九有”，其数皆不符；则又曲为之解，以为禹即位後复改之为九州。《纲目前编》因之，遂以尧之八十载为禹治水告成，定九州贡赋之年；八十一载为舜“肇十有二州，封山，▯川”之岁；舜之三十三载，禹既摄政，乃复九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应不书；九州既平无事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书曰“▯川”，然则其所▯者何川邪？吕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复▯安不忘危”之言曲为之解。夫既平之▯与未平之▯孰为轻重：何为於其轻者反记之而於其重者反略之乎？圣人立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既定为九州矣，舜无故分之为十二，未数十年，禹又合之为九，是苟然而已。合为是，则舜不当分；分为是，则禹不当合。圣人立法不如是之轻易也。且田赋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数年之经营始成此画一之法，谓宜万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甫逾年而即取而易置之以为十二，其纷更孰甚焉！盖凡论唐、虞之事者，皆误以禹之治水为在尧世，是以其说颠倒舛谬而不能合。今但以《经》为据，则禹之平水土自舜即位後事，舜摄政之初固无有所谓州者，自舜肇设之。而是时洪水方横流，疆宇分裂，道路不通，故舜因其地势之宜分之以为十二，──故《汉书》云：“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及水患既平，则向之泽薮或为平陆，向之险阻或为坦涂，故舜复并其三而为九，──故《汉书》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伪孔传》之说以为取科第计，而不求之经，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沿为固然，以致圣人经世之苦心大略尽为其所掩耳。至於《禹贡》之作，尤在最後：不但不在尧世，亦并非水土初平时书也。何以言之？《兖州章》云：“作十有三载乃同。”则是九州成赋之後又历十三年以外乃著此书矣。《雍州章》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数年或十数年乃著此书矣。况三壤之则，九等之赋，必历数年而後高下可较；珠玉金贝贡篚之属亦非巢窟甫离之急务也。然则此书乃舜
译“荆山和衡山之间是荆州：长江、汉水朝宗于大海；九江非常重要。沱水、潜水已经疏通；云土、梦泽成为平地。那里的土壤是黑泥。那里的田地是下中等。那里的赋税是上中等。那里的贡品是羽毛、象牙、皮革，还有三种金属，以及桐木、楠木、樟木、柏木，磨刀石、丹砂，还有各种苦味药材，三个邦国进贡它们的特产，用筐包裹菁茅。筐里装有黑色丝织品、彩色丝织品和丝带。九江进贡大龟。从长江、沱水、潜水、汉水乘船，越过洛水，到达南河。”（《尚书·禹贡》）
【备考】“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侵犯蔡国，于是讨伐楚国，说：‘你们进贡的包茅没有送来，导致天王的祭祀无法供给，我因此前来征讨！’”（《左传》僖公四年）
“荆山和黄河之间是豫州：伊水、洛水、瀍水、涧水已经流入黄河；荥泽、波水已经蓄水。疏导菏泽，覆盖孟猪。那里的土壤是肥土，下层是坟垆土。那里的田地是中上等。那里的赋税交错为上中等。那里的贡品是漆、丝、细葛布。筐里装有细丝和絮。进贡的锡器是磬和错石。从洛水乘船，到达黄河。”（《尚书·禹贡》）
【存参】“荥泽，现在已填平为平地；荥阳百姓仍然称那个地方为荥泽。”（《尚书正义》引用郑玄的话）
“华山之南、黑水之间是梁州：岷山、嶓冢山已经治理；沱水、潜水已经疏通。蔡山、蒙山已经平定；和夷地区已经治理。那里的土壤是青黎土。那里的田地是下上等。那里的赋税是下中等交错。那里的贡品是铁、银、镂金、磬，熊、罴、狐狸、织皮。从西倾山沿着桓水而来，从潜水乘船，越过沔水，流入渭水，横渡黄河。”（《尚书·禹贡》）
“黑水、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已经向西流；泾水汇入渭水、漆水。漆水、沮水已经顺流，沣水已经汇合。荆山、岐山已经平定，终南山、太岳山，直到鸟鼠山。原野沼泽已经治理，直到猪野。三危已经安置，三苗已经大治。那里的土壤是黄壤。那里的田地是上上等。那里的赋税是中下等。那里的贡品是球、琳、琅玕、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已经归顺。从积石山乘船，到达龙门、西河，在渭水、泾水汇合。”（同上）
“丰水向东流，这是大禹的功绩。”（《诗经·大雅》）
“那南山，是大禹治理的。”（《诗经·小雅》）
△《禹贡》作于舜治理安定、功业完成之后
唐宋学者承袭《伪孔传》的说法，都认为大禹划分九州之后，舜又改为十二州。但考察《经传》，夏朝称“九牧”，商朝咏“九围”、“九有”，其数目都不符合；于是又曲解说，大禹即位后又改回为九州。《纲目前编》沿袭此说，于是将尧在位的第八十年定为大禹治水告成、划定九州贡赋的年份；第八十一年定为舜“肇十有二州，封山，浚川”的年份；舜在位的第三十三年，大禹已经摄政，于是又恢复为九州。我认为：大禹治水，是大事，唐、虞的政治没有比这更大的，如果发生在“肇十二州”之前，史官不应该不记载；九州已经平定无事，第二年肇十二州却忽然记载“浚川”，那么他所浚的是哪条河呢？吕氏知道这不合逻辑，于是用“水平复浚安不忘危”的话曲解。已经平定的河与未平定的河哪个更重要：为什么对轻的反而记载而对重的反而省略呢？圣人确立一代之制没有苟且的：既然定为九州，舜无故分为十二，不到几十年，大禹又合为九，这是苟且而已。合为是，那么舜不当分；分为是，那么大禹不当合。圣人立法不像这样轻易。而且田赋之制，九等之差，耗费十数年经营才形成这统一的法则，应该万世遵循而不改；实行刚过一年就取而易置为十二，其变更之频繁谁更甚呢！大概凡是论述唐、虞之事的人，都误以为大禹治水是在尧的时代，所以他们的说法颠倒错谬而不能合。现在只以《经》为依据，那么大禹平水土是自舜即位后的事，舜摄政之初本来没有所谓州，是自舜开始设立的。而那时洪水正横流，疆域分裂，道路不通，所以舜根据地势的适宜分为十二，——所以《汉书》说：“尧遭遇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等到水患既平，那么以前的沼泽或成为平地，以前的险阻或成为坦途，所以舜又合并三个为九，——所以《汉书》说：“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唐、虞之事，先后次序，本来自然了然分明；但唐人拘泥于功令，都遵行《伪孔传》的说法以求取科第，而不求之于经，不求之于史，自宋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以致圣人经世的苦心大略尽为其所掩盖。至于《禹贡》之作，尤在最后：不但不在尧世，也并非水土初平时所书。为什么这么说？《兖州章》说：“作十有三载乃同。”那么是九州成赋之后又历经十三年以外才著此书。《雍州章》说：“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那么是三苗分北之后又数年或十数年才著此书。况且三壤之则，九等之赋，必须历经数年而后高下可较；珠玉金贝贡篚之类也不是刚离开巢穴的急务。那么此书乃是舜
治定功成之後所作。故其末章云：“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盖舜之命禹虽重於平水土，实兼夫宅百揆，故禹於水土即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贡赋，布声教；待夫经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九州”、“五服”之文悉载之“熙绩”、“分苗”以後。说并见前《肇十二州》及《舜命禹》条下。
译这是在大治既定、功业完成之后所作的记载。所以其末章说：“向东教化至海边，向西覆盖至流沙，北方和南方也一并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大概舜任命禹，虽然重在平定水土，实际上也兼管百官政务，所以禹在水土平定之日，便辅佐舜来定下贡赋，推行声威教化；等到经制大体确定，治理教化广泛施行，然后才可以报告成功。所以现在关于“九州”、“五服”的文字，全都记载在“熙绩”、“分苗”之后。解说也见前文《肇十二州》及《舜命禹》条下。
“九州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平水土及导山导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土田赋之文。
“锡土，姓。‘▯台德先，不距朕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贡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方将，帝立子生商。”（《诗商颂》）
“诞後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α，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诗大雅》）
△锡土姓之一例
按：封商、封邰，所谓“锡土”也。立子，所谓“锡姓”也。盖姬姓始於黄帝，故於稷不言赐姓；子姓则始於契，故独言之也。唐、虞锡土姓之事盖亦多矣，顾经传缺略，不可详考；惟此二事因商、周而传。故录之。一隅可以反三，一斑可以窥全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孟子》）“象不得有为於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同上）“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庳”（同上）
封象亦锡土之事，故附录於此。
△有庳非鼻亭
说者谓今道州、鼻亭为古之有庳国。按：孟子谓“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道州在九州之极南，北去帝都三四千里，安得源源而来！然则有庳当去帝畿不远；好事者因鼻与庳同音故附会之耳。今不取。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钅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书禹贡》）
【备考】“邦畿千里。”（《诗商颂》）“天子之地一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附论】“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书禹贡》）
【备考】“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书酒诰》）“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书君▯》）“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书召诰》）“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书大诰》後错简）“庶邦侯甸男卫。”（《书康王之诰》）“曹为伯甸。”（《左传》定公四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书禹贡》）
【备考】“先王居▯杌于四夷，以御魑魅。”（《左传》昭公九年）
△五服里数以绝长补短计
《蔡传》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然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则反弃於要荒。以地势考之，殊未可晓。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当舜之时，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贡》山川，以今地图考之，具在也。“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东南之地未尝弃也。恒山、碣石而北，别无山川见於《经》者，沙漠之地未尝不荒落也。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说者亦谓周之王畿，丰、镐八百里，郏、辱阝六百里，共为百同以成千里。然则古之所谓千里百里皆绝长补短而计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损於其间也。盖九州之地约方三千馀里，故孟子云：“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云：“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内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绥服共二千里。然则侯、绥二服乃九州以内地，所谓“州十有二师”者也。其外羁縻之国则附於九州而谓之要服。又外则来去不常，圣人听其自然，不勤於远，不受其贡，谓之荒服。其远近略与内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计之。然则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盖南有馀
译“九州的水土治理得相同，四方幽深之处都已安居，九座大山已开山修路，九条大河已疏通源头，九个大湖已筑堤防，四海之内都来会合。”（《尚书·禹贡》）
这是总结上文关于九州平治水土以及疏导山川的文字。
“六府（水、火、金、木、土、谷）治理得很好，各种土地都评定得公正，谨慎地征收财赋，都依据三种土壤的等级，在邦国中完成赋税。”（《尚书·禹贡》）
这是总结上文关于九州土田和赋税的文字。
“赐予土地和姓氏。‘我的德行在先，不违背我的政令。’”（《尚书·禹贡》）
这是总结上文关于九州进贡篚包的文字，用以引出下文分设五服的意旨。
“洪水浩大无边，禹治理下土。在外划定大国的疆界，疆域已经广大，四方疆域广阔，上帝立契为子，生下商族。”（《诗经·商颂》）
“后稷从事农事，有辅佐之道。铲除茂盛的杂草，种植优良的谷物：它们方正而饱满，播种而生长，发芽而抽穗，结实而美好，穗大而颗粒饱满。于是后稷在邰地成家立业。”（《诗经·大雅》）
△赐予土地和姓氏的一个例子
按：封商、封邰，就是所谓的“赐予土地”。立子（立契为子），就是所谓的“赐予姓氏”。大概姬姓始于黄帝，所以在后稷身上不谈赐姓；子姓则始于契，所以特别提及。唐、虞时期赐予土地和姓氏的事情大概也很多，只是经传记载缺略，无法详细考证；只有这两件事因为商、周而流传下来。所以记录下来。举一反三，由一斑可以窥见全豹。
“象极其不仁，（舜）封他在有庳。”（《孟子》）“象不能在他的国家有所作为，天子派官吏治理他的国家并征收贡税。”（同上）“不到贡期，就以政事接待有庳的象。”（同上）
封象也是赐予土地的事情，所以附录在这里。
△有庳不是鼻亭
有人说现在道州的鼻亭是古时的有庳国。按：孟子说“想要常常见到他，所以他源源不断地前来”，道州在九州的最南端，距离北边的帝都三四千里，怎么能源源不断地前来！那么有庳应当距离帝都不远；好事的人因为“鼻”与“庳”同音，所以附会罢了。现在不采纳这种说法。
“五百里甸服：百里缴纳整束的禾秆，二百里缴纳带穗的谷子，三百里缴纳去穗的禾秆，四百里缴纳小米，五百里缴纳大米。”（《尚书·禹贡》）
【备考】“邦畿千里。”（《诗经·商颂》）“天子的土地方圆一圻（千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附论】“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不到千里，不足以接待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邑，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推行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守卫。”（《尚书·禹贡》）
【备考】“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尚书·酒诰》）“小臣辅佐侯、甸，何况都奔走效劳。”（《尚书·君牙》）“周公于是朝见，用文书命令殷商的众侯、甸、男、邦伯。”（《尚书·召诰》）“侯、甸、男、邦、采、卫，百工和百姓和睦，在周朝见到士人。”（《尚书·大诰》后错简）“众邦国的侯、甸、男、卫。”（《尚书·康王之诰》）“曹国为伯甸。”（《左传》定公四年）“地位低而贡赋重的，是甸服。”（《左传》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人，二百里蔡人。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人，二百里流人。”（《尚书·禹贡》）
【备考】“先王把不稳定的四夷安置在四方，用来抵御魑魅。”（《左传》昭公九年）
△五服的里程数是按绝长补短计算的
《蔡传》说：“每服五百里，五服就是二千五百里。然而尧都冀州，冀州的北境连同幽、涿、易等地恐怕也没有二千五百里。即使有，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出产的地方反而被抛弃在要服和荒服。从地势考察，实在难以理解。只是猜想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在舜的时候，冀北的土地未必像后世那样荒凉。”我按：《禹贡》中的山川，用现在的地图考察，都在那里。“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东南的土地未曾被抛弃。恒山、碣石以北，没有别的山川见于《经》的，沙漠之地未曾不荒凉。孟子说：“现在滕国，绝长补短，将近五十里。”解说的人也说周的王畿，丰、镐八百里，郏、鄏六百里，总共一百同以成千里。那么古时候所说的千里百里都是绝长补短计算的，并非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减。大概九州之地大约方圆三千多里，所以孟子说：“海内方圆千里的地方有九个”，《礼记》说：“四海之内九州，每州方圆千里。”内部除去甸服千里，所以侯服、绥服共二千里。那么侯、绥二服就是九州以内的土地，所谓“州十有二师”的地方。其外羁縻的国家则附属于九州而称为要服。再外面则来去不常，圣人听其自然，不勤于远略，不接受其贡赋，称为荒服。其远近大致与内地相等，所以也以二千里计算。那么要、荒二服就是九州以外的土地，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的地方。由此说来，五服的土地大概南边有余
而北不足，综计之为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无少欹斜，无少有馀不足而後可也。《蔡传》又称《周官》九畿，四方相距万里，《汉地理志》东西南北亦弥万里，禹服狭而周、汉地广：疑荒服之外别为区画，如所谓“咸建五长”者。余按：冀、扬有岛夷，青有▯夷、莱夷，徐有淮夷，梁有和夷。夷也者，要服也。要服仅附见於九州，若荒服则又在外矣。荒也者，远也，略也。荒服已属区画之馀，不在九州之内，安得荒服之外复别有区画，别有所谓“五长”者乎！《周官》一书，本非周公所撰，所载封国之制乃至方数百里。春秋以後吞并之馀，鲁、卫、陈、蔡尚仅二三百里，况建国之初安所得此地而封之乎！至《汉志》所言乃驿道之远近，非经界之广狭，先儒所谓“以人迹屈曲取之”者是也。大名之距京师，南北不逾八百里，而驿道则千有一百馀里。至隔大山洪川，所差尤不止此。若之何据驿道之里数疑经界之定制哉！余恐圣人体国经野之制不明白於後世，是用剖析其故如右。
译然而北方不足，总计起来也不过五千里罢了，并非拘泥地必须四面都是二千五百里，没有丝毫倾斜，没有丝毫多余或不足然后才可以。《蔡传》又说《周官》中的九畿，四方相距万里，《汉地理志》中东西南北也绵延万里，大禹时的疆域狭小而周、汉的地域广阔：怀疑荒服之外另外有区划，就像所说的“咸建五长”那样。我考察：冀州、扬州有岛夷，青州有〇夷、莱夷，徐州有淮夷，梁州有和夷。夷，就是要服。要服仅仅附见于九州之中，如果是荒服则又在九州之外了。荒，就是遥远、粗略的意思。荒服已经属于区划之外的地方，不在九州之内，怎么能在荒服之外又另外有区划，另外有所谓的“五长”呢！《周官》这本书，本来就不是周公所撰写，其中记载的封国制度甚至达到方圆数百里。春秋以后经过兼并，鲁、卫、陈、蔡尚且只有二三百里，何况建国之初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土地来分封呢！至于《汉志》所说的乃是驿道的远近，并非疆界的宽窄，先儒所说的“根据人行走的曲折来计算”就是这个意思。大名距离京师，南北不超过八百里，而驿道却有千一百多里。至于隔着大山大河，相差的里程尤其不止这些。怎么能依据驿道的里程来怀疑疆界的定制呢！我担心圣人体察国家、规划田野的制度在后世不能明白，因此像上面那样剖析其中的缘故。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书禹贡》）
【存参】“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汉书地里志》）
△本录义例四──《禹贡》分隶两录
此篇《史记》载之《禹本纪》中，汉儒因而谓之《夏书》。余按：别九州，弼五服，乃舜体国经野之要，四海会同之实，不容於舜之世略而弗载。且既各为一篇，不相联属，是以後人失其先後之次。故今详加考核，置於《尧典》命官之後，以见舜经制之大凡。惟《导山》、《导山》二章，事专治水，时在初年，而《九州》诸章亦足以互见，无庸复举，故仍列之於《禹篇》中，以见禹治水之梗概次第。非敢割裂圣经，惟欲时事相从，使後人易考耳。
○舜治定功成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後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书益稷》）
△《韶》乐与夔言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传》曰：“先王以作乐崇德。”则舜德化之成莫如《韶》矣。《皋陶谟》记皋陶之交赞於帝前，他官皆不与焉，而独载夔之言二章，盖非地平天成，上下同流，莫能有此乐也！故以此为治定功成之验。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Ω》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拟作之舜歌一
《尚书大传》载舜时作《大唐之歌》，其词曰：“舟张辟雍，▯▯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又载舜之歌云：“卿▯烂兮，纟▯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尚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予一人！”帝乃载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於予论乐，配天之灵。还于圣贤，莫不咸听。{鼓长}乎鼓之；轩乎亻无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余按：此数歌者，浅而无味，泛而不切；惟“{鼓长}乎”以下四句颇有意义，而语意又与上文不伦，盖录他人之作而不知其不合者：其为後人所拟显然。试取“元首股肱”之歌比而熟玩之，则知其伪矣。而唐、虞之时但有十二牧九牧之官，亦无有所谓“八伯”者也。乃近世言诗者竟有录此诗於唐、虞之世者，殊可笑也！
【备览】“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乐记》）
△辨拟作之舜歌二
俗传舜《南风之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余按：赓载之歌词浑厚而意深远，此歌则词露而意浅，声曼而力弱，不类唐、虞时语，盖後世工於琴者所拟作，正如韩子《拘幽操》之拟文王，《履霜操》之拟伯奇耳。传之既久而浅识者遂以为舜自作，误矣。且所谓“歌《南风》”者，谓其声之协於南风耳，《传》所称“节八音而行八风”是也；非其词之为“南风”也。遂以南风为歌，亦属附会。故今不载。又按：《乐记》此文下云：“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石梁王氏曰：“夔制乐，岂专为赏诸侯！”其言良是。故今删之。
【备览】“昔有<风▯>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川，▯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左传》述董父
尝疑此事近於荒诞；後思《经》言“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圣人之德之感鸟兽如此，则此亦容或有之也。德可以致凤，何独不可以致龙乎！且但言龙归之而不言帝赐之，但言畜之而不言醢之
译“东边到达大海，西边覆盖流沙，北边南边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禹被赐予黑玉圭，宣告他的功业成功。”（《尚书·禹贡》）
【存参】“水土已经平定，重新划定九州，排列五服，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汉书·地理志》）
△本录义例四──《禹贡》分隶两录
这篇《禹贡》在《史记》中记载于《禹本纪》里，汉代儒生因此称它为《夏书》。我考察认为：划分九州，辅助五服，是舜治理国家、经略田野的关键，也是四海会合归顺的实质，不可能在舜的时代被忽略而不记载。况且它们各自成为一篇，互不连属，所以后人弄丢了它们的先后次序。因此现在详细考证，将它放在《尧典》任命官员之后，以显示舜经制的大致情况。只有《导山》、《导水》两章，专讲治水之事，时间在舜初年，而《九州》各章也足以互相印证，无需重复列举，所以仍然列在《禹篇》中，以显示禹治水的大致次第。不敢割裂圣人的经典，只是想让时事相从，使后人容易考证罢了。
○舜治定功成
“夔说：‘敲击玉磬，拍拊琴瑟伴唱，祖先神灵来降临，虞宾在位，诸侯谦让。下面吹奏管乐，击鼓鼗鼓，配合停止〇〇，笙镛间奏，鸟兽跄跄起舞。《箫韶》舞奏九遍，凤凰来仪。’夔说：‘啊！我敲击石磬，百兽都起舞，众官和谐。’”（《尚书·益稷》）
△《韶》乐与夔言
子贡说：“看到他的礼制就知道他的政事，听到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行。”《传》说：“先王用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那么舜的德化成就没有比《韶》乐更好的了。《皋陶谟》记载皋陶在帝前交相赞美，其他官员都不参与，却独独记载夔的话两章，大概不是地平天成，上下同流，就不能有这样的音乐！所以把这作为治定功成的验证。
【附论】“吴国公子札来聘问，看到跳《韶》舞的人，说：‘德行达到极致了！伟大啊！像天无所不覆盖，像地无所不承载。即使有很盛大的德行，也不能超过这个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说：‘没想到音乐能达到这种境界！’”（《论语·述而篇》）“孔子评价《韶》乐：‘尽善尽美了。’”（《论语·八佾篇》）
△辨拟作之舜歌一
《尚书大传》记载舜时作《大唐之歌》，歌词说：“舟张辟雍，〇〇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又记载舜的歌说：“卿〇烂兮，纟〇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和说：“明明尚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予一人！”帝于是载歌说：“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於予论乐，配天之灵。还于圣贤，莫不咸听。{鼓长}乎鼓之；轩乎亻无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我考察：这几首歌，浅薄而无味，泛泛而不切题；只有“{鼓长}乎”以下四句颇有意义，但语意又与上文不伦不类，大概是收录他人的作品而不知道它不合者：这是后人所拟作显然。试拿“元首股肱”之歌比较而熟玩，就知道它是伪作了。而且唐、虞之时只有十二牧九牧之官，也没有所谓“八伯”的。于是近世言诗的人竟然有录此诗于唐、虞之世的，殊可笑也！
【备览】“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乐记》）
△辨拟作之舜歌二
俗传舜《南风之歌》说：“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我考察：赓载之歌词浑厚而意深远，此歌则词露而意浅，声曼而力弱，不类唐、虞时语，盖后世工于琴者所拟作，正如韩子《拘幽操》之拟文王，《履霜操》之拟伯奇耳。传之既久而浅识者遂以为舜自作，误矣。且所谓“歌《南风》”者，谓其声之协于南风耳，《传》所称“节八音而行八风”是也；非其词之为“南风”也。遂以南风为歌，亦属附会。故今不载。又按：《乐记》此文下云：“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石梁王氏曰：“夔制乐，岂专为赏诸侯！”其言良是。故今删之。
【备览】“昔有<风〇>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〇川，〇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左传》述董父
曾经怀疑此事近于荒诞；后来想到《经》言“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圣人之德之感鸟兽如此，则此亦容或有之也。德可以致凤，何独不可以致龙乎！且但言龙归之而不言帝赐之，但言畜之而不言醢之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书益稷》）
△赓载之歌
按：舜之致治旷古今而独绝矣，然治定功成之後犹君臣相敬戒如此，宜乎其久而弥盛也。故《皋陶谟》以此终焉。
△舜无禅禹之事
自秦、汉以来，世之论者皆谓尧以天下与舜，舜以天下与禹。故世所传东晋《古文尚书大禹谟》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尧以天下与舜，诚有之矣；若舜以天下与禹，以《经》考之则殊不然。尧之禅舜也，《经》书详矣。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是尧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与人矣。曰：“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试哉！’”是尧举舜之意即欲以天下与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尧既试舜，欲与以天下，舜让不肯受，而尧乃使之摄政也。自舜即位以後，但记其询岳，咨牧，命官，考绩，而禅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则舜未尝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尧之授舜也，言之详，词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终舜之身略之而不记乎！《典》者，所以记事也；《谟》者，所以载言也。《典》犹《春秋》也，事无大小必书；《谟》犹训诰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为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载之於篇中也。故《尧典》於二帝四岳九官之事无不书者；《皋陶谟》则但载皋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事皆不列焉。舜果尝授禹以天下，其事当载於《典》，不当载於《谟》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谟》反有之，然则是伪《尚书》者习於世俗所传舜禅於禹之言而采摘传记诸子之文以补之耳，乌足为据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将胥天下而迁之焉。”又曰：“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而独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尧以不得舜为已▯，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於舜之得人乃以禹、皋陶并称，则舜、禹之事与尧、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盖自舜崩之後，天下诸侯皆归於禹，皋陶、稷、契皆让於禹。禹辞之不获而遂受其朝觐，治其讼狱耳。故禹终身不称“帝”而称“王”。何者？二帝之德难以为继，禹谦不敢，遂陟帝位与尧、舜齐；但以天下无主，姑称王以镇抚之，所谓“天下归往谓之王”也。不然，尧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独不帝而王也哉！曰：尧既以天下授舜矣，舜何为不以天下授禹？然则舜之圣将不逮尧乎？且舜既不授禹，将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夺之者也。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强身後之天下使之从一人也。惟尧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礼乐亦未兴，己不能终其事，故举舜而授之，使代己治天下。若舜之世，则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礼乐固已兴矣，初无所待於人之终其事也；身没之後，听天下之自归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挟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盖尧之禅舜乃创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为一书而统名曰《尧典》。明乎两帝之犹一代也，不可以此为例而谓有一天子必复传之一天子也。晋羊祜欲伐吴，未及而卒，荐杜预以自代；预既克吴，不闻荐人以代己也。何者？事未毕而自择代者，臣之忠也；事已毕而听君之择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择夫代者，是臣侵君权也。夫尧、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尧之使舜摄政也
译帝于是作歌说：“敬顺上天的命令，要把握时机，要谨慎细微。”又作歌说：“辅佐的臣子高兴啊，君主的事业兴起啊，百官和乐啊！”皋陶拱手叩头，说道：“要深思啊！率领众人兴办事业，谨慎地制定法度，要敬慎啊！多次省察你们的功业，要敬慎啊！”于是接着又作歌说：“君主英明啊，辅佐的臣子贤良啊，众事和乐啊！”又作歌说：“君主琐碎啊，辅佐的臣子懈怠啊，万事败坏啊！”帝拜谢说：“是的，去吧，要敬慎啊！”（《尚书·益稷》）
△赓载之歌
按：舜的治理成就旷古绝今，独一无二，然而在他治定功成之后，君臣之间仍然如此相互敬重警戒，难怪他的功业能够经久不衰而更加兴盛。所以《皋陶谟》以此作为结尾。
△舜没有禅让给禹的事情
自秦汉以来，世间的论者都说尧把天下给了舜，舜把天下给了禹。所以世间所传的东晋《古文尚书·大禹谟》中说：“帝说：‘来啊，禹：我居于帝位三十三年，年老疲倦于政事；你只有不怠慢，统领我的臣民。’正月初一，在宗庙接受天命，率领百官如同帝初即位时一样。”我考察：尧把天下给舜，确实有这回事；至于舜把天下给禹，根据经典考证则完全不是这样。尧禅让给舜，《经典》记载得很详细。说：“帝说：‘咨询，四岳：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位置吗？’”这是尧在没有得到舜之前就长久地想把天下交给别人。说：“众臣进言给帝说：‘有个鳏夫在下，名叫虞舜。’帝说：‘我要试一试他！’”这是尧推举舜的意思就是想将天下给他。说：“帝说：‘来啊，舜：考察事情，考核言语，你的言论可以建功，三年；你登上帝位’，舜以德行谦让，不肯继承；正月初一，在文祖庙接受尧的终任。”这是尧已经试用舜，想将天下给他，舜谦让不肯接受，于是尧就让他代理朝政。自舜即位以后，只记载他咨询四岳，咨询州牧，任命官员，考核政绩，而禅让给禹的事情没有一字提及，那么舜不曾将帝位授予禹是明显的了。把天下授予别人，是千古的大事。尧授予舜，记载详细，言辞累赘；舜如果真的也将天下授予禹，怎么能终其一生略而不记呢！《典》是用来记录事情的；《谟》是用来记载言论的。《典》如同《春秋》，事情无论大小必定记载；《谟》如同训诰的文章，只选取足以作为世法的话罢了，那些人的事迹不记载在篇章中。所以《尧典》对于两位帝王、四岳、九官的事情无不记载；《皋陶谟》则只记载皋陶的言论，而明刑作相的事情都不列入。舜如果真的曾将天下授予禹，这件事应当记载在《典》中，不应当记载在《谟》中，这是明显的。现在《典》反而不记载而《谟》反而有记载，那么这就是伪造《尚书》的人习惯于世俗所传的舜禅让给禹的说法，而采摘传记诸子的文字来补充罢了，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呢！孟子说：“帝让他的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百官、牛羊、仓廪都备齐，在田野中侍奉舜，打算将天下转移给他。”又说：“舜接受尧的天下，不认为过于优厚。”而对于舜、禹之间却没有一句话提到他们的授受。孟子说：“尧以得不到舜为遗憾，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遗憾。”对于舜得到人才，竟然将禹、皋陶并称，那么舜、禹的事情与尧、舜的事情本来就不能等同了。大概自舜去世之后，天下诸侯都归附于禹，皋陶、稷、契都谦让给禹。禹推辞不掉，于是接受了他们的朝觐，治理他们的诉讼案件罢了。所以禹终身不称“帝”而称“王”。为什么呢？两位帝王的德行难以继承，禹谦卑不敢，于是登上帝位与尧、舜并列；但因为天下无主，暂且称王以镇抚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归往称为王”。不然的话，尧将帝位授予舜而舜称帝，舜也将帝位授予禹而禹为什么唯独不称帝而称王呢！有人说：尧已经将天下授予舜了，舜为什么不将天下授予禹？那么舜的圣德将不如尧吗？况且舜如果不授予禹，将授予商均吗？回答说：天下，是上天的天下，不是天子所能随意给予或剥夺的。因此唐、虞以前的天子没有将天下授予别人的，各自以自己的德行使人信服罢了，不强行让身后的天下服从一个人。只有尧因为洪水未平，百姓未安，礼乐也未兴起，自己不能完成这件事，所以推举舜并授予他，让他代替自己治理天下。至于舜的时代，洪水已经平了，百姓已经安定了，礼乐已经兴起了，起初没有什么需要别人来完成的事情；死后，听任天下自然归附于有德之人就可以了，舜不必挟持上天的天下而亲自授予别人以显示他的恩德。大概尧禅让给舜是开创前古未有的奇事，所以两位帝王合为一书而统称为《尧典》。表明两位帝王如同一个时代，不可以此为例而说有一个天子必定再传给另一个天子。晋国羊祜想要讨伐吴国，没来得及就去世了，推荐杜预来代替自己；杜预已经攻克吴国，没听说推荐人来代替自己。为什么呢？事情没完成而自己选择代替者，是臣子的忠诚；事情已完成而听任君主选择代替者，是臣子的本分。如果人人都自己选择代替者，这是臣子侵犯君权。尧、舜的事情上天也是如此罢了！况且尧让舜代理朝政
，在位七十二载，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尧以身後之事属之。若禹之年则与舜相近，舜没後甫十年而禹没矣，舜安知己之必先禹而没，而预以身後之事属之也哉！尧之世，大臣贤者莫如四岳，尧固已让之而辞之矣，共、▯之属则罪人也，其馀无可与舜肩随者，故舜之受禅无嫌焉。若禹、皋陶、稷、契、夔、益之伦则其年与名位略相埒，虽禹之功德尤茂而亦比肩伯仲也，即舜独拔禹而授之帝位，恐禹此时亦未必遂受也。由是言之，尧之禅舜，特也；舜之未尝禅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後人但见商、周之继，而遂以为自尧以前亦然；但见舜、禹之相继天子，而遂以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独不然，由是传贤传子之疑纷纷於世。故必明於舜、禹之事，然後禹、启之事可以迎刃而解。故今不载《伪大禹谟》之文而为之辨。说并详前後《尧启》篇中。
译尧在位七十二年，那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而舜才三十二岁，所以尧把身后的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禹的年纪与舜相近，舜去世后仅仅十年禹也去世了，舜怎么知道自己会先于禹去世，而预先将身后的事情托付给他呢？在尧的时代，大臣中贤能的人没有比得上四岳的，尧本来已经让位给四岳而四岳推辞了，共工、驩兜之类则是罪人，其余的人没有能与舜相提并论的，所以舜接受禅让没有嫌疑。至于禹、皋陶、稷、契、夔、益这些人，他们的年纪和名位大致相当，虽然禹的功德特别显著，但也只是与舜相差无几，即使舜单独提拔禹并把帝位授予他，恐怕禹当时也未必就接受。由此说来，尧禅让给舜，是特殊情况；舜不曾禅让给别人，是正常情况，自古以来的天子都是这样。后人只看到商、周的继承，就认为尧以前也是这样；只看到舜、禹相继成为天子，就认为尧传给舜，舜传给禹。既然舜是这样，禹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于是关于传贤还是传子的疑问纷纷在世间流传。所以一定要明白舜、禹的事情，然后禹、启的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现在不收录《伪大禹谟》的文字而为之辨明。说法并详细记载在前后《尧启》篇中。
△引李绂语辨《伪书》“人心道心”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舜命禹之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云：“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於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余按：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则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当行之路也：今以人心为道心已不可况谓人心之外别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谓心有操舍思不思则可，谓有两心则不可也。圣贤之教曰：“存心”，曰“尽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尽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为不美而於此外别求一心者也。惟庄子、佛氏乃以心为己累，而谓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则蔑视人心而别立一道心之名者，乃异端之说而必非圣贤之教也明矣。余少读《尚书》及《中庸序》时，固已疑其语之不经；今二十馀年，得李巨来绂《古文尚书考》，而後知其语果本於道家也。因录其文於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古《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万编修云：‘即此数言，可证其赝。’“危、微”二语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经》，非《尚书》语也。梅▯尝言之矣。余覆考之，盖《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经》以为证，则《尚书》必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语。何也？荀子为李斯之师，其所著书在《诗》、《书》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诗》、《书》并称‘《诗》云’、‘《书》云’，而此独称‘《道经》曰’，则秦火之前荀子所见之《尚书》无危微语也。杨亻京勉强迁就，注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者，盖有道之经。’不知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且孔、孟为儒家而黄、老为道家，自战国至汉无异辞。道家之书则曰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皆是。《道经》之非《尚书》也明矣。”
按晋王坦之作《废庄论》，亦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二语，而不言其本於《虞书》；且与《庄子》“吹万不同，孰知正是”二语连举，则此语之出於诸子明甚。盖道家者流小仁义而外形骸，故分心以为二；荀子以性为恶，采之亦不足怪。若舜，则必无此言明矣。朱子宗孔、孟之道，辟异端之说，而乃以道家之言为圣人传心之要旨，无怪乎明季讲学者之尽入於禅也！故今不载。
△引崔迈语辨《伪书》伐苗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禹既摄政之後，舜命禹伐有苗：三旬，苗民不服；禹乃班师，舞干羽於两阶，七旬而有苗格。余按：《尧典》曰：“窜三苗於三危。”是舜未即位前三苗固已服罪而迁之矣。即位以後，虽禹有“顽弗即工”之语，史有“分北”之文，然亦止於旧俗未改，是以分而迁之，使之渐渍王化，正如《多方》、《多士》之於殷遗民然；非尚据险自恣也。果据险自恣，舜安能分北之乎！至其後“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固已革心而从化矣。及舜末年，尚安得有负固不服之三苗哉！圣人举事未有苟然者，况征伐尤天下之大事乎！使苗而可以德感也，舜必不轻命禹征之；使苗而当伐也，则当遂平之。周公东征至於三年之久；伐苗仅三旬耳，师未老，财未匮，何以遽班师也？且舜之敷文德六十馀年矣，即干羽之舞亦非始於此时，然卒不能感苗；七旬之间，有苗何以遽格？苗之去帝都远矣，七旬之内，何以遽知其有
译△引用李绂的话来辨明《伪书》中关于“人心、道心”的说法
《伪尚书·大禹谟》中舜命令禹的话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熹说：“人没有不具有这种形体的，所以即使是上智之人也不能没有人心；也没有不具有这种本性的，所以即使是下愚之人也不能没有道心。这两种心混杂在方寸之间，而不知道如何治理它们，那么危险的就会更加危险，微妙的就会更加微妙了。”我考察认为：人的心只有一个罢了，如果说道，哪里能有心呢！道，是日常应当遵循的路径：现在把人心当作道心已经不可以，何况说人心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道心呢！孔子说：“操持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亡。”孟子说：“心的功能是思考：思考就能得到它，不思考就得不到它。”说心有操持与舍弃、思考与不思考是可以的，说有两个心则是不可以的。圣贤的教导说：“存养心”，说：“竭尽心”，说：“仁，就是人心”，所存养所竭尽的都是这同一个心罢了，从来没有认为人心不美好而在其外另外寻求一个心的。只有庄子和佛教徒才把心当作自己的累赘，而说去除它、忘记它然后才能达到道。那么蔑视人心而另外设立一个道心的名称，乃是异端的学说，而必定不是圣贤的教导，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年轻时读《尚书》和《中庸序》时，本来就已经怀疑这些话语不合常理；如今二十多年后，得到李巨来（李绂）的《古文尚书考》，然后才知道这些话语果然本源于道家。因此把他的文章记录在下面：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古《古文尚书》，凡是《今文尚书》中没有的内容，都像是出自一人之手，大概是汉、魏人伪造的。朱熹也曾怀疑它，但最终尊崇它而不敢废除，是因为‘人心、道心’这几句话被当作帝王传授的心法，并且是宋代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的。我的朋友万编修说：‘仅凭这几句话，就可以证明它是伪造的。’‘危、微’这两个词出自《荀子》；而《荀子》又是从《道经》中得来的，不是《尚书》的话。梅𬸣曾经说过这话了。我再次考证，原来《荀子·解蔽篇》说：‘舜治理天下，不通过政事来告诫，万物就成就了：处于一之危，其荣耀充满侧面；修养一之微，荣耀了却还不知道。所以《道经》说：‘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的几微，只有明智的君子然后才能知道。’荀子论述危微就是这样，而引用《道经》作为证据，那么《尚书》必定没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话。为什么呢？荀子是李斯的老师，他所著的书在《诗》、《书》没有被焚毁之前。荀子凡是引用《诗》、《书》都并称‘《诗》云’、‘《书》云’，而这里唯独称‘《道经》曰’，那么秦火之前荀子所见的《尚书》没有危微的话。杨亻京勉强迁就，注解说：‘现在《虞书》有这话；而说《道经》的，大概是有道的经典。’不知道汉代以前从未曾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用的也没有经字。而且孔、孟是儒家而黄、老是道家，从战国到汉代没有不同的说法。道家的书才称为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都是这样。《道经》不是《尚书》是显而易见的。”
我考察认为晋代王坦之作《废庄论》，也引用“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这两句话，而不说它本源于《虞书》；并且与《庄子》“吹万不同，孰知正是”这两句话连举，那么这些话出自诸子是明显的。大概道家流派轻视仁义而超越形骸，所以把心分为二；荀子认为人性为恶，采纳它也不足为怪。如果是舜，那么必定没有这些话是明显的。朱熹尊崇孔、孟之道，辟斥异端的学说，却把道家的话当作圣人传心的要旨，难怪明代讲学的人全都陷入禅宗了！所以现在不记载。
△引用崔迈的话来辨明《伪书》中讨伐三苗的说法
《伪尚书·大禹谟》，禹摄政之后，舜命令禹讨伐有苗：三十天，苗民不服；禹于是班师，在两阶上舞干羽，七十天后有苗归服。我考察认为：《尧典》说：“把三苗流放到三危。”这是舜即位前三苗已经服罪而被迁徙了。即位以后，虽然禹有“顽劣不从事工作”的话，史书有“分北”的文字，但也只是旧俗未改，所以分开迁徙他们，使他们逐渐浸润王化，正如《多方》、《多士》对待殷遗民那样；并不是还占据险要之地放纵自己。如果真的占据险要之地放纵自己，舜怎么能分开迁徙他们呢！至于后来“三危已经安顿，三苗大大有序”，那么已经革心而从化了。等到舜末年，哪里还能有负固不服的三苗呢！圣人做事没有随便的，何况征伐更是天下的大事呢！如果苗可以用德感化，舜必定不会轻易命令禹征伐；如果苗应当讨伐，那么就应当平定他们。周公东征长达三年之久；讨伐苗仅仅三十天罢了，军队未老，财力未匮，为什么突然班师呢？而且舜敷布文德六十多年了，即使干羽之舞也不是始于此时，但最终不能感化苗；七十天之间，有苗为什么突然归服？苗离帝都远啊，七十天之内，为什么突然知道他们有
干羽之舞乎？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盖舜自中年以後，治定功成，万邦宁谧，道德一而风俗同，是以恭己南面而乐极其盛；若待末年使禹摄政时而苗尚未服，岂得谓之“无为”、“尽善”也哉！《伪书》此文，乃采之《韩诗外传》而增饰之者。《外传》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此本亦揣度之词，非当时事实，然但云“舜时有苗不服”，未尝以为舜末年禹摄政之後也；但云：“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未尝以为轻举大众，无功而遽班师也；但云“久喻教而苗请服”，未尝以为干羽之舞所化，七旬之内所格也。是其事尚近於情理。自《伪书》增饰之而遂为天下必无之事，岂不谬哉！《传》曰：“誓诰不及二帝”又曰：“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是舜之时尚未有誓明矣。《汤誓》之文古於《牧誓》，《甘誓》又古於《汤誓》；此文又在《甘誓》前，乃反卑靡芜弱出秦、费二誓之下，然则其为秦、汉以後文人之所拟作无疑也。余弟迈《讷▯笔谈》中亦尝辨之，今载於左：
译是干羽之舞吗？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孔子评价《韶》乐说：“极其完美，又极其善美。”大概舜从中年以后，天下大治，功业已成，万国安宁，道德统一而风俗相同，因此他恭己正身，面南而坐，而音乐达到了极盛；如果等到他晚年让禹代理政事的时候，三苗尚未臣服，怎么能称为“无为”、“尽善”呢！《伪书》中的这段文字，是采自《韩诗外传》并加以增饰的。《外传》说：“在舜的时代，三苗不服从；禹请求讨伐他们，但舜不允许，说：‘我晓喻教导他们的方法还没有用尽。’经过长时间的晓喻教导，三苗请求臣服。天下人听说后，都轻视禹的义举而赞美舜的德行。”这本来也是揣测之词，并非当时的史实，但它只说“舜时有苗不服”，并没有认为是舜末年禹摄政之后的事；只说“禹请伐之而舜不许”，并没有认为是轻易发动大军，无功而迅速班师；只说“久喻教而苗请服”，并没有认为是被干羽之舞所感化，在七十天内就使其归顺。这样叙述，事情尚且接近情理。自从《伪书》加以增饰，就变成天下绝无可能的事，难道不荒谬吗！《传》说：“誓诰之文不涉及二帝”，又说：“夏人作誓而百姓开始背叛”，可见舜的时代还没有誓诰是明确的。《汤誓》的文字比《牧誓》古老，《甘誓》又比《汤誓》古老；这篇文章又在《甘誓》之前，却反而卑弱芜杂，低于秦、费二誓，那么它是秦汉以后文人所拟作无疑了。我的弟弟迈在《讷〇笔谈》中也曾经辨析过，现在记载在下面：
【《讷▯笔谈》一则】“《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余谓《左传》子鱼之言固过其实，而伐崇之事究与此不类。崇，敌国也，虽不能服之而不得不伐之，虽伐之而原不期於一举而即灭之，岂得以之例舜也哉！况云：“复伐”，则亦非不用师而自格也。故今不载征苗之事。说并见前《分北条》及《周文王篇伐崇条》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书尧典》）
△舜自举迄崩之年
《史记》称舜三十而举，五十而摄，五十八而尧崩，六十一而践位，践位三十九年而崩。《伪孔传》言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为天子五十年，寿百一十二岁。《蔡传》言舜三十召用，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余按：《经》云：“五十载陟”。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则《史记》之误不待言矣。《二传》之说皆为近理，但《伪传》增服丧之三年，与《经》文似微异；《蔡传》无服丧之三年，於事理亦颇乖。窃疑古文皆约言其梗概，故於舜事以十计之，未必无奇零也。且古所谓”三载，皆兼首尾两年数之；然则历试、摄政、服丧，实止三十一年。如此，则舜当於六十一岁践位，百一十岁而崩，於《经》文事理皆可通矣。但年世久远，载籍缺亡，不知其果然否。姑附识之於此。要非大义所关，亦不必深究也。
“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孟子》）
△引韩愈文辨舜崩苍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舜葬於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史记》云：“舜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伪孔传》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苍梧之野而葬焉。”唐韩子《黄陵庙碑》，宋司马君实《史剡》“皆尝驳之。《史剡》之说未安；今载韩子之说於左：
【韩子《黄陵庙碑》】（节录）“《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书》曰：‘殷礼陟配天’。故《书》纪舜之没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为死也。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巡狩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余按：《尧典》之记巡狩皆至四岳而止。苍梧，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当远涉於此。孟子之说近是。《戴记》之文本多驳杂，而《史记》则又采诸《戴记》，《伪传》则又因《戴记》、《史记》之文而曲为附会者，皆不足信。韩子之辨是也。故今但载《孟子》之文，馀悉不录。
【附录】“舜有商均。”（《楚语》）
【备考】“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左传》哀公元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存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左传》昭公八年）“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左传》昭公三年）
【附论】“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尧、舜，性之也。’”“孟子曰：‘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并《孟子》）
译【《讷〇笔谈》一则】“《战国策》说：‘舜征伐三苗。’又说：‘禹征伐三苗。’于是撰写《大禹谟》的人便编造出一件禹秉承舜的命令去征伐三苗的事情。其中列举三苗的罪状，诸如‘君子流落民间，小人窃据高位，百姓被抛弃无法保全，上天降下灾祸’等话语，都是凭空想象的套话，与‘三苗顽劣不肯从事劳作’以及《吕刑》中的记载都不相符。至于‘宣扬文德’、‘舞干羽’而‘三苗来归’的说法，大概是模仿周文王征伐崇国，崇国因筑垒投降的事情，但这尤其显得迂腐空阔可笑。《尧典》说：‘将三苗流放到三危。’《吕刑》说：‘断绝苗民，不让他们世代留在中原。’那么三苗不是靠干羽就能感化归顺的，而是必须用刑罚流放，无法停止的。”
我认为《左传》中子鱼的话固然有些夸大其词，但征伐崇国的事究竟与这不同。崇国是敌对的国家，虽然不能使其臣服却不得不征伐，虽然征伐它却原本不期望一举就灭亡它，怎么能拿它来类比舜呢！况且说“再次征伐”，那么也不是不用军队就自行归顺的。所以现在不记载征伐三苗的事情。说法详见前文《分北条》及《周文王篇伐崇条》下。
“舜三十岁被征用；三十岁在位；五十载升遐，方才去世。”（《尚书·尧典》）
△舜从被举用到去世的年纪
《史记》称舜三十岁被举用，五十岁摄政，五十八岁尧去世，六十一岁正式即位，即位三十九年后去世。《伪孔传》说舜三十岁被征用，三十岁在位，服丧三年，做天子五十年，享年一百一十二岁。《蔡传》说舜三十岁被召用，经历三年试用，居摄二十八年，总共三十年，才即帝位，又过了五十年去世。我考察：《经》说：“五十载陟”。孟子说：“舜辅佐尧二十八年。”那么《史记》的错误就不必说了。《二传》的说法都较为近理，但《伪传》增加了服丧的三年，与《经》文似乎略有不同；《蔡传》没有服丧的三年，于事理也颇为违背。我私下怀疑古文都是简略地陈述梗概，所以在舜的事情上用十进制来计算，未必没有零头。况且古所谓“三载”，都兼算首尾两年；那么历试、摄政、服丧，实际上只有三十一年。这样，那么舜应当在六十一岁即位，一百一十岁去世，于《经》文事理都可以讲通。只是年代久远，典籍缺失，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暂且附记在这里。这并非关乎大义，也不必深究。
“舜生于诸冯；迁居到负夏；死于鸣条。（《孟子》）
△引用韩愈文章辨析舜崩于苍梧的说法
《礼记·檀弓篇》说：“舜葬在苍梧之野，大概三位妃子没有跟随他。”《史记》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在江南九疑山，这就是零陵。”《伪孔传》说：“‘方’，是道；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而葬在那里。”唐代韩愈的《黄陵庙碑》，宋代司马光的《史剡》“都曾驳斥过。《史剡》的说法不够妥当；现在记载韩愈的说法如下：
【韩愈《黄陵庙碑》】（节录）“《竹书纪年》，帝王的去世都称为‘陟’。陟，是升，指升天。《尚书》说：‘殷礼陟配天’。所以《尚书》记载舜的去世说‘陟’。下面说‘方乃死’，是用来解释陟就是死。地势东南低；如果说舜巡狩而死，应当说‘下方’，不能说‘陟方’。”
我考察：《尧典》记载巡狩都到四岳为止。苍梧，是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是古代荒服，舜不应当远涉到这里。孟子的说法较为正确。《礼记》的文本本来就驳杂，而《史记》又采自《礼记》，《伪传》又依据《礼记》、《史记》的文字而曲意附会，都不足信。韩愈的辨析是正确的。所以现在只记载《孟子》的文字，其余全不收录。
【附录】“舜有儿子商均。”（《国语·楚语》）
【备考】“少康逃奔到有虞氏，担任庖正，以消除他的祸害。虞思于是把两个姚姓女子嫁给他，并把纶邑封给他。”（《左传》哀公元年）“郑国子产向晋国献捷，说：‘从前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以服侍我们先王；我们先王依赖他的利器用物以及他的神明之后，因此用大女儿大姬嫁给胡公，并封他在陈，以作为三恪之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存参】“于是世代守护它，等到胡公不淫乱，所以周朝赐给他姓氏，让他祭祀虞帝。”（《左传》昭公八年）“箕伯、直柄、虞遂、伯戏，他们辅佐胡公、大姬已经在齐国了。”（《左传》昭公三年）
【附论】“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崇高啊，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浩荡啊，百姓无法形容他！’”（《论语·泰伯篇》）“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孟子说：‘从尧、舜到汤，五百多年。像禹、皋陶则是亲眼见到而知道，像汤则是听闻而知道。’”（均出自《孟子》）
△尧、舜、孔子不可轩轾
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程子曰：“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於尧、舜，语事功也。”後世学者尚论古圣，往往以宰我之言为实然。余按：世道民生所赖莫不始於尧、舜：安居乐业，尧、舜之奠之也；礼乐教化，尧、舜之开之也；天地万物之宜，尧、舜之乎成经理之也；禹之继治，继尧、舜也；汤、武之拨乱反正，反之乎尧、舜也；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尧、舜之道也。尧、舜何遽不如孔子哉！尧、舜为天子，权可以施之，则创制显庸以垂万世；孔子为布衣，权不足以施之，则修明《六经》以垂万世。其功之殊者，其遇之殊也。尧、舜，孔子，易地则皆然。非孔子则尧、舜无以传於後；非尧、舜则孔子亦无所述於前。故谓禹、汤、文、武、周公之不逮孔子，或然；谓尧、舜之不逮孔子，则吾未有以见其必然也。孔子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其称尧、舜至矣；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此或圣人谦衷，过於推崇前圣。若颜渊、子贡辈，其称孔子可谓极矣，然“弥高，弥坚”之喻何殊“巍巍，荡荡”之称，“立、道、绥、动”之功何异“无为而治”之效，“犹天之不可阶”即所谓“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也。颜渊、子贡之尊孔子，亦不过如尧、舜而已。惟《孟子书》中载宰我语以为“贤於尧、舜”，而子贡、有若之言亦似有所轩轾者，皆与《论语》所言不类。窃疑其皆七十子之徒所追述而甚其词者，其意但欲致崇於此而遂不暇复顾於彼，犹论舜者及於称舜而遂无地以处尧耳，岂必皆的论哉！孟子论圣人，於夷、惠、伊尹皆言其不若孔子；而叙道统，於尧、舜、孔子无轩轾焉，固未可以宰我一言为定论也。程子之言虽未免於回护宰我，要其意尚近於持平，若之何後人置其不异者而但取其异者轩轾之也！盖战国之俗好为大言，杨、墨之徒莫不自尊其师，非尧、舜，薄汤、武，而远称黄、农以驾乎其上；儒者较为醇谨，不敢放言高论，然亦不免染於风气，故欲尊孔子而遂不免於卑尧、舜。汉、晋以降，异端横行，其说益诞，其言益无所忌，又以尧、舜为不足卑而卑天地；故奉佛教者谓未有天地以前已先有佛，奉天主教者谓天地皆天主之所造，而生於後世者特佛与天主之化身。嗟夫，嗟夫，吾不意世俗之诞妄乃至於如是也！夫宇宙之间莫大於天地；自有天地以来，其德之崇，功之广，莫过於尧、舜。孔子以尧、舜之道教天下後世，是以其圣与尧、舜齐。尧、舜犹太祖也，孔子犹太宗也；尊尧、舜者必尊孔子，《礼》所谓“尊祖故敬宗”者是也。若谓孔子别有一道加於尧、舜之上，则杨、墨、佛氏、天主之教皆自谓别有一道，不但藐尧、舜，抑且藐天地，亦何以见道统之正而服异端之心乎！故今於《唐虞录》通考圣贤先後所论而权衡之，而《洙泗录》中宰我、子贡、有若推崇之语仍载之《孟子》言中，不使与《论语》门人之言相混，庶学者可以察其故云。说并见《总目》、《唐虞》、《洙泗录序》中。
译尧、舜、孔子不可分高下
宰我说：“从我看夫子，他比尧、舜贤德得多！”程子说：“论及圣德则没有差异，论及事功则有差异；说夫子比尧、舜贤，是论及事功而言的。”后世学者评论古代圣人，往往把宰我的话当作事实。我考察：世道民生所依赖的，没有不始于尧、舜的：安居乐业，是尧、舜奠定的；礼乐教化，是尧、舜开创的；天地万物的适宜，是尧、舜成就并治理的；禹继承治理，是继承尧、舜；汤、武拨乱反正，是回归到尧、舜；孔子述而不作，是阐述尧、舜之道。尧、舜怎么就比不上孔子呢！尧、舜身为天子，权力可以施行，于是创制显功以垂范万世；孔子身为平民，权力不足以施行，于是修明《六经》以垂范万世。他们功业的不同，是因为际遇的不同。尧、舜与孔子，如果互换位置，都会是这样。没有孔子，尧、舜之道无法流传到后世；没有尧、舜，孔子也没有可阐述的前代道理。所以说禹、汤、文、武、周公比不上孔子，或许是这样；说尧、舜比不上孔子，则我看不出必然的理由。孔子说：“高大啊，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浩大啊，百姓无法形容他！”又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听到《韶》乐，说：“没想到音乐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对尧、舜的称赞到了极点；即使德行再盛大，也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这或许是圣人谦虚的本心，过于推崇前代圣人。至于颜渊、子贡等人，他们称赞孔子可谓到了极致，然而“越高越坚”的比喻与“高大、浩大”的称赞有什么不同，“立、道、绥、动”的功绩与“无为而治”的效果有什么差异，“如同天不可登阶”也就是所谓的“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颜渊、子贡尊崇孔子，也不过像尧、舜那样罢了。只有《孟子》书中记载宰我的话认为孔子“比尧、舜贤”，而子贡、有若的话也似乎有所偏颇，都与《论语》中所说的不同。我私下怀疑这些都是七十子门徒追述时夸大其词，他们的意图只是想尊崇孔子，于是顾不上顾及另一方，就像谈论舜时称赞舜，以至于尧无处安放一样，难道一定是确切的论断吗！孟子论圣人，对于夷、惠、伊尹都说他们不如孔子；而在叙述道统时，对于尧、舜、孔子没有偏颇，本来不可以宰我的一句话作为定论。程子的话虽然难免袒护宰我，但大体意思尚且接近持平，为什么后人忽略他们相同的地方，只取不同的地方来分高下呢！大概战国习俗喜欢说大话，杨朱、墨翟的门徒没有不自尊其师的，非议尧、舜，轻视汤、武，而远称黄帝、神农以凌驾于其上；儒者较为纯正谨慎，不敢放言高论，然而也不免受风气影响，所以想尊崇孔子，于是难免轻视尧、舜。汉、晋以后，异端横行，他们的学说更加荒诞，言论更加无所顾忌，又认为尧、舜不足以轻视而轻视天地；所以信奉佛教的说在天地之前已有佛，信奉天主教的说天地都是天主所造，而生于后世的不过是佛与天主的化身。唉，唉，我没想到世俗的荒诞妄言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宇宙之间没有比天地更大的；自从有了天地以来，其德行崇高，功业广大，没有超过尧、舜的。孔子用尧、舜之道教导天下后世，所以他的圣德与尧、舜齐平。尧、舜如同太祖，孔子如同太宗；尊崇尧、舜必定尊崇孔子，《礼记》所说的“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子”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孔子另有一道加在尧、舜之上，那么杨朱、墨翟、佛教、天主教都自称另有一道，不但藐视尧、舜，而且藐视天地，又怎么能见出道统的正统并信服异端之心呢！所以现在在《唐虞录》中全面考察圣贤先后所论并权衡之，而《洙泗录》中宰我、子贡、有若推崇孔子的话语仍记载在《孟子》的言论中，不使其与《论语》中门徒的话相混淆，希望学者可以察明其中的缘故。此说也见于《总目》、《唐虞》、《洙泗录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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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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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於舜；舜崩，天下归於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
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
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卷一
○禹上
“鲧▯▯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书洪范》）
△鲧非颛顼之子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史记夏本纪》因之。余按：上古天子本不相继，而帝颛顼至尧其世盖远；自《史记》及《帝王世纪》始皆谓其相继；然云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帝挚在位九年，则颛顼之崩下至尧之七十二载舜受终时亦当百有五十七岁：而鲧之用乃在尧世，鲧之殛乃在尧七十二截以後，鲧安得为颛顼之子也哉！唯《汉志》谓颛顼五世而生鲧，於事理较近；然传记无所见，而舜、禹不同姓，（舜，姚姓；禹，姒姓），恐亦出於臆度，未敢据以为实然也。由是言之，禹断非颛顼之孙，而亦未必果颛顼之裔。与其误信之而诬圣人之祖，何如姑阙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故今不录。说并详前《黄帝尧舜》篇中。
“鲧殛而禹兴。”（《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大戴记》称禹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禹云：“敏给克济（《史记》作“勤”），其德不回（《史记》作“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史记》作称以出）；▯▯穆穆，为纲为纪。”余按：此皆後人赞禹之词，然文皆浅近肤阔，不足以称禹之德；且自古圣贤之所同，亦不得独以称禹也。故不采。又考《大戴记》所称五帝及禹之德，其文皆略与《史记》同；然《史记》所无者皆其所不必增，所有者皆不如《史记》文义之明洁。疑古本《大戴》此篇已亡，而後人采《史记》之文以补之者。附识於此，俟好学深思者决之。说并详前《唐虞尧舜》篇中。
“禹、稷躬稼。”（《论语宪问篇》）
△“躬稼”非教稼
《论语集注》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种，身亲稼穑主事。”近世说者遂以後稷之“教民稼穑”为“躬稼”，且云：“禹未躬稼而言躬稼者，水土既平，稼穑乃可教也。”余按：南宫▯之意，以为羿、▯才力绝人，若可以无患，而反不得其死；禹、稷身居畎亩，若不能自奋，而反受天明命；以见天之所眷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语意甚明，无可疑者。若以“躬稼”为治水明农之事，则此乃济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义龃龉，而与上句语意亦不伦。禹、稷因躬稼故当有天下，岂羿、▯因有材力即当不得其死乎！“躬”者，身也。身自耕稼，乃可谓之躬稼；教民为之，非躬稼也。许行为并耕之说，孟子辟之，引稷之教民稼穑而以为不暇耕，然则教稼不得谓之躬稼明甚；况禹未尝教稼者乎！盖禹自鲧殛後，亦即降同庶人，亲历畎亩，而《诗》称稷匍匐以艺荏菽，则亦生长於田间者，故南宫▯云然：不得以治水明农之事当之也。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书洪范》）
译《夏考信录》是什么？是继承治理的意思。尧去世，天下归属于舜；舜去世，天下归属于禹。唐尧、虞舜的政治，千古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况且“统领百官”和“光大帝业”都是禹一同参与修订的，而且启又贤能，能够继承禹的道统，那么夏朝对于唐尧、虞舜的政治，必定是沿袭并一同修订的；而启又贤能，能够继承禹的道统，那么夏朝对于唐尧、虞舜的政治，必定是沿袭而不改变的，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结果。只是太康以后，政治不能没有废弛和坠失罢了。所以考察夏朝政治的人，不必另外去寻求夏朝的政治，唐尧、虞舜的政治就是夏朝的政治，这是禹继承治理的结果。
太康以后，为什么用中衰来区别呢？因为后羿、寒浞相继兴起，权势威猛于天下，跟随他们的诸侯很多；仲康势力微弱，后来的相失去了国家，夏朝的政治在天下无法施行。
皋陶为什么附在禹的后面呢？因为他的功德很大。孟子说：“像禹、皋陶那样的人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又说：“舜因为得不到禹、皋陶而为自己担忧。”都是把禹、皋陶并举，所以特别表彰他。
卷一
禹上
“鲧治理洪水，扰乱五行；帝因此震怒，不授予洪范九畴，常理因此败坏。鲧于是被杀，禹才继承兴起。”（《尚书·洪范》）
鲧不是颛顼的儿子
《大戴礼记·帝系篇》说：“黄帝生下昌意；昌意生下高阳，这就是帝颛顼；颛顼生下鲧；鲧生下文命，这就是禹。”《史记·夏本纪》沿袭了这个说法。我考察：上古天子本来不相继继承，而帝颛顼到尧，他们的世代大概相距很远；自从《史记》和《帝王世纪》开始，都说他们是相继继承的；然而说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帝挚在位九年，那么从颛顼去世到尧在位七十二年、舜接受禅让时，也应该有一百五十七岁：而鲧被任用是在尧的时代，鲧被杀是在尧在位七十二年以后，鲧怎么能是颛顼的儿子呢！只有《汉书·律历志》说颛顼传了五代才生下鲧，这在事理上比较接近；然而传记中没有记载，而且舜、禹不同姓（舜是姚姓，禹是姒姓），恐怕也是出于主观推测，不敢据信为事实。由此说来，禹绝对不是颛顼的孙子，而且未必确实是颛顼的后裔。与其错误地相信而诬蔑圣人的祖先，不如暂且空缺而不失君子的正道！所以现在不收录。说法并详细记载在前面的《黄帝尧舜》篇中。
“鲧被杀而禹兴起。”（《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大戴礼记》称颂禹的德行肤浅宽泛
《大戴礼记》称颂禹说：“敏捷干练能够成功（《史记》作‘勤’），他的德行不违背正道（《史记》作‘违’）；他的仁爱可亲，他的言语可信；声音作为音律，身体作为法度，称为上等士人（《史记》作‘称以出’）；恭敬严肃，作为纲纪。”我考察：这些都是后人赞颂禹的话，然而文字都浅显宽泛，不足以称颂禹的德行；而且自古圣贤所共有的，也不能单独用来称颂禹。所以不采纳。又考察《大戴礼记》所称颂的五帝及禹的德行，其文字大致与《史记》相同；然而《史记》中没有的，都是它不必增加的，《史记》中有的，都不如《史记》文义明白洁净。怀疑古本《大戴礼记》这一篇已经亡佚，而后人采用《史记》的文字来补全它。附记于此，等待好学深思的人决断。说法并详细记载在前面的《唐虞尧舜》篇中。
“禹、稷亲自耕种。”（《论语·宪问篇》）
“躬稼”不是教民耕种
《论语集注》说：“禹平定水土，后稷播种，亲身参与耕种事务。”近世的解说者于是把后稷的“教民耕种”当作“躬稼”，并且说：“禹没有亲自耕种却说躬稼，是因为水土既已平定，耕种才可以教导。”我考察：南宫适的意思，认为羿、奡才力超人，如果认为可以没有祸患，反而不得好死；禹、稷身处田野，如果不能自我奋发，反而承受天命；以此显示上天所眷顾的在于德行。所以孔子说：“崇尚德行啊，这些人！”语意非常明白，没有可疑之处。如果把“躬稼”当作治水明农的事情，那么这是济世的大功，固然应该拥有天下；不仅本句文义矛盾，而且与上句语意也不协调。禹、稷因为亲自耕种所以应当拥有天下，难道羿、奡因为有才力就应当不得好死吗！“躬”是亲身。亲身耕种，才可以说躬稼；教民耕种，不是躬稼。许行主张并耕的说法，孟子驳斥他，引用稷教民耕种而认为没有空闲耕种，那么教民耕种不得称为躬稼是很明显的；何况禹曾经教民耕种吗！大概禹自从鲧被杀后，也就降同于庶人，亲身经历田野，而《诗经》称稷匍匐种植大豆，那么也是生长在田间的人，所以南宫适这样说：不能把治水明农的事情当作躬稼。
“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常理因此有序。”（《尚书·洪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