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卷三
○武王中
【补】“周武有孟津之誓。”（《左传》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师渡於孟津。”（《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辨逆流疾风之说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武王操钺秉旄而▯之（云云）。”余按：此亦“风折▯，雨洒兵”之事而传闻异词者，不可信。故不采。
【存参】“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於婺女、天鼋之首。”（《汉书律历志》）
【备览】“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泰誓》，告於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於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
△吴▯或、蔡沈、顾炎武疑《泰誓》
齐、梁以来所传《泰誓》三篇，语多浅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吴氏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顾氏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伪《泰誓》掇拾之谬
余按：纣之无道，《尚书》言之详矣。《牧誓》严而不怒，直而不绞，圣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规戒，指陈无隐，语曲而忧深，情切而意悲，忠臣义士之言也。《酒诰》、《无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庄雅，无可议者。独此《泰誓》三篇，数纣之罪，切齿腐心，矜张夸大，全无圣人气象。圣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岂惟武王必无此言，三代以上从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语虽皆有所本，而重复杂乱，绝无章法，即移上篇语於中篇，移中篇语於下篇，亦未见其不可。然则何所见而必分为三度言之乎！先儒之论当矣。惟是篇中所采经传之文舛谬累累，先儒尚多有未及者，略缀数则於左：
△古籍称《泰誓》者五条
“天视自我民视”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维扬”五句，本之《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传》。“纣有亿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传》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之《坊记》。原文皆称《泰誓》云云。虽於上下文义未甚融洽，然於理无大谬，不必深论。
△“虽有周亲”条之分割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四语，今见於《论语尧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书；玩之殊与誓词不类。且其文本相连，兼与上下之意相属；今割而分之，以“虽有周亲”系“同心同德”下，“百姓有过”系“自我民听”下，则於文义不属。况六句中删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书之体。
△“天佑下民”条之删改
《孟子》引《书》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宠绥四方”，则不可。宠也者，尊之也，贵之也；天可以宠君师，君师安能宠四方乎！《蔡传》以宠为爱，亦强为之说耳。又删“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予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语气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天视自我民视”，皆称其篇名；而此但称“《
译●卷三
○武王中
【补】“周武王有孟津之誓。”（《左传》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日，军队在孟津渡河。”（《尚书序》，见于《汉书·律历志》）
△辨析逆流疾风的说法
《淮南子》说：“武王在孟津渡河时，阳侯的波涛逆流冲击，狂风大作天色昏暗，人马彼此看不见；武王手持大斧，拿着牦牛尾的旗帜指挥军队（等等）。”我按：这也是“风折断旗帜，雨淋湿兵器”一类的事情，只是传闻不同说法各异，不可相信。所以不予采纳。
【存参】“戊午日，渡过孟津。孟津距离周地九百里；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所以经过三十一天渡过。第二天己未日是冬至，晨星与婺女星隐没，经过建星和牵牛星，到达婺女星、天鼋星的首部。”（《汉书·律历志》）
【备览】“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日，军队全部渡过盟津，诸侯全都会集。武王于是作《泰誓》，向大众宣告：‘现在殷王纣竟然听信妇人的话，自绝于天，毁坏了他的三种正道，疏远他的王父王母兄弟；竟然断弃他先祖的音乐，制作淫靡的乐曲，用来扰乱正声，取悦妇人。所以现在我这姬发，只为奉行上天的惩罚。努力吧，士人们！机会不可再来第二次，更不可再来第三次。’”（《史记·周本纪》）
△吴澄、蔡沈、顾炎武怀疑《泰誓》
齐、梁以来所流传的《泰誓》三篇，言语多浅薄鄙陋，前代儒者往往有怀疑它的。吴氏说：“商汤、周武王都以武力接受天命，然而商汤的言辞宽裕，武王的言辞紧迫；商汤列举夏桀的罪状时恭敬，武王列举商纣的罪状时傲慢；学者不能没有遗憾。怀疑这本书是晚出的，或者不完全是当时的原文。”蔡氏在《牧誓篇》后跋说：“这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互为表里，真是圣人的言语。《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乎不全是出于一人之口。难道只有这篇是全书吗？”顾氏说：“商朝的恩德深厚啊，一寸土地没有不是它所有的，一个百姓没有不是它的臣民。武王讨伐纣王，却说‘独夫受大肆作威，是你世代的仇敌’；说‘所以我这小子，率领你们众士消灭你们的仇敌。’何至于此！纣王的不好也只在他自身，竟然连同他的先世也视为仇敌，难道不是《泰誓》的文章出于魏、晋间人的伪撰吗！吴氏、蔡氏大概已经看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是注家的体例，不敢直言其伪罢了。”
△伪《泰誓》搜集拼凑的错误
我按：纣王的无道，《尚书》已经说得详细了。《牧誓》严厉而不愤怒，直率而不急切，是圣人的言语。《微子》意在规劝告诫，指陈没有隐瞒，言语曲折而忧虑深重，情感恳切而意思悲伤，是忠臣义士的言语。《酒诰》、《无逸》、《立政》等篇，也都和平庄雅，无可指责。唯独这《泰誓》三篇，列举纣王的罪状，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矜夸张大，全无圣人气象。圣人讨伐暴君拯救百姓，何至于此！岂止武王一定没有这样的话，三代以上从未有过这样的话！至于其中的话虽然都有来历，但重复杂乱，毫无章法，即使把上篇的话移到中篇，把中篇的话移到下篇，也看不出不可行。那么凭什么一定要分为三篇来说呢！前代儒者的论断是正确的。只是这篇中所采集的经传文字错误累累，前代儒者尚多有未及指出的，略列举几条如下：
△古籍称《泰誓》的五条
“天视自我民视”两句，本于《孟子》。“我武维扬”五句，本于《孟子》而稍加改动。“民之所欲”两句，本于《春秋传》。“纣有亿兆夷人”四句，本于《春秋传》而稍加改动。“予克受”六句，本于《坊记》。原文都称《泰誓》云云。虽然在上下文义上不太融洽，但在道理上没有大错，不必深究。
△“虽有周亲”条的分割
“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这四句话，现在见于《论语·尧曰篇》，而没有说它所引用的是什么书；玩味起来与誓词很不类似。而且其文本相连，兼与上下之意相属；现在割裂分开，把“虽有周亲”系于“同心同德”下，“百姓有过”系于“自我民听”下，则在文义上不连贯。况且六句中删去其中两句而只引首尾，也不是引用书籍的体例。
△“天佑下民”条的删改
《孟子》引《书》说：“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是说要他们辅助上帝，宠爱安抚四方；有罪无罪，只在于我，天下谁敢超越他的意志！”现在改其文，说“惟其克相上帝”，可以；说“宠绥四方”，则不可以。宠，是尊崇，是贵重的意思；天可以尊崇君主师长，君主师长怎么能尊崇四方呢！《蔡传》把宠解释为爱，也是强为之说罢了。又删去“惟我在天下”五字，而说“予曷敢有越厥志”，完全失去了《孟子》的意思，而且语气也不完整。况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天视自我民视”，都称其篇名；而这里只称“《
《春秋传》苌弘对刘子云：“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则是《泰誓》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义”乃苌弘之言。“同德”云者，即下“同心同德”之谓也。今采此四语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义”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则“同德”乃《孟子》“德齐”之意，而德犹不足恃，又视其义何如，不但与下“同心同德”之语不伦，失苌弘之本意，而德之与义岂容有浅深轻重之别乎？况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苌弘何得独掠此一句以为己言也！
△“除恶务本”为伍员语
“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本《春秋传》伍员谏吴王语而少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霸主之臣施之於敌国者，若王者则必无是言，况可施之於共主乎！且伍员不称“《书》云”，则非《尚书》文明矣。
△“时哉弗可失”为阖闾语
“时哉弗可失”，本《春秋传》吴公子光语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纣，以救民耳，岂富天下哉！使纣改过，或纣死而嗣君贤，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则是武王幸纣无道，惟恐过此以往，後人改纪其政而不得灭之耳，──正与楚斗伯比策随之意略同，──岂圣人之心乎！
△《史记》采《泰誓》无三篇中语
历观三篇，无非掇拾前人之语；而引用失当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义，大者伤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肃之徒伪撰此书，不过欲绌郑学而伸肃说耳，而岂知其诬圣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马迁亲从安国问《古文》，而《史记》所采《泰誓》文无三篇中一语，则三篇非孔壁中原书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记》所载者为伪。岂亲承其人者反得其伪，而数百馀年後绝灭失传之馀反得其真乎！余不解其为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谬数，纣罪之附会，说已见前《商纣篇》中及前篇《初伐纣条》下。
【备览】“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周语》）
【存参】“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汉书律历志》）
△辨胶鬲候周师之说
《吕氏春秋》云：“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曰：‘将之殷。’胶鬲曰：‘何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诸侯会者八百，烽燧所及，纣岂容不知之，而待胶鬲之候！胶鬲，商之贤臣而不见用，至伐殷时非已死则去或废耳，安得尚为纣所倚任！若鬲怀禄不去，坐视殷亡，则亦不成为胶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见武王之有信耳，非实事也。故不录。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於尔躬有戮！’”（《书牧誓》）
△《牧誓》与《伪泰誓》之相反
吾读《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斩纣头悬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吾读《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斩纣头而悬诸太白也。何者？《牧誓》数纣之罪，不过曰“惟妇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而已
译《春秋传》中苌弘回答刘子说：“同心同德来衡量道义，《泰誓》说：‘纣王拥有亿万民众，却背离了德行；我有十个能治理国家的臣子，同心同德。’”这说明《泰誓》的原文只有后四句，而“同德度义”是苌弘说的话。“同德”这个词，就是指下文“同心同德”的意思。现在选取这四句话并加以修改放入中篇，又选取“同德度义”这句话放入上篇，并在上面增加了“同力度德”，这样一来，“同德”就变成了《孟子》中“德齐”的意思，而且德行还不足以依赖，又要看道义如何，这不仅与下文“同心同德”的话不协调，失去了苌弘的本意，而且德行与道义难道允许有深浅轻重的区别吗？况且如果这五句话都出自《泰誓》，苌弘怎么会唯独截取这一句作为自己的话呢！
△“除恶务本”是伍员的话
“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原本出自《春秋传》中伍员劝谏吴王的话，只是稍作修改。这不仅不如原文好，而且这话是霸主之臣对敌国所说的，如果是王者就一定不会这样说，何况怎么能对共主这样说呢！况且伍员没有说“《书》云”，那么这就不是《尚书》的明文了。
△“时哉弗可失”是阖闾的话
“时哉弗可失”，原本出自《春秋传》中吴公子光的话，只是稍作修改。武王讨伐纣王，是为了拯救百姓，哪里是为了富有天下呢！如果纣王改过自新，或者纣王死后继位的君主贤明，这是武王非常庆幸的。现在这样说，那就是武王庆幸纣王无道，只怕过了这个时机，后人改正了政治而不能再灭掉他了，——这正好与楚国的斗伯比策划对付随国的意思大致相同，——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意吗！
△《史记》选取的《泰誓》中没有三篇中的话语
纵观这三篇，无非是拾取前人的话语；而引用不当的占十之八九，小的方面违背文义，大的方面伤害名教。使得武王光明磊落的心胸、忠厚和平的意旨不能在后世彰显，都是这三篇迷惑了人们！唉，王肃之徒伪造这本书，不过是想贬低郑学的见解而伸张王肃的说法罢了，哪里知道他们诬蔑圣人而迷惑后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从前司马迁亲自跟随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而《史记》所选取的《泰誓》文字中没有这三篇中的一句话，那么这三篇不是孔壁中原有的书就明白了。然而后来的儒者反而认为《史记》所载的是伪作。难道亲自承袭其人的人反而得到了伪作，而几百多年后绝灭失传之余反而得到了真作吗！我不理解这是什么道理！所以现在这三篇的文字一概不采纳。至于其中年月数的错误，对纣王罪行的附会，说法已见于前文《商纣篇》中以及前篇《初伐纣条》下。
【备览】“武王在二月癸亥之夜布阵，还没完成就下雨了。”（《周语》）
【存参】“庚申，是二月初一。第四天癸亥，到达牧野，夜晚布阵。甲子天刚亮就交战了。”（《汉书律历志》）
△辨析胶鬲侦察周军说法
《吕氏春秋》说：“商朝派胶鬲侦察周军。武王说：‘将要去殷都。’胶鬲说：‘什么时候到？’武王说：‘将在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胶鬲回去报告。天下雨，日夜不停。武王急速行军不停止，果然在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我按：武王讨伐殷商，诸侯会合的有八百人，烽火所及之处，纣王难道会不知道，而要等待胶鬲的侦察！胶鬲，是商朝的贤臣而不被任用，到讨伐殷商时不是已经死了就是离开了或者被废黜了，怎么能还被纣王所倚重！如果胶鬲贪恋禄位不离开，坐视殷朝灭亡，那也就不成为胶鬲了！这些都是后人妄自编撰，用来显示武王守信罢了，不是事实。所以不收录。
“当时甲子日天刚亮，武王早晨到达商朝郊外的牧野，于是宣誓。武王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指挥，说：‘远道而来的西土之人！’武王说：‘唉！我友邦的诸侯、百官，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的人：举起你们的戈，排列你们的盾，树立你们的矛，我要宣誓了！’武王说：‘古人有话说：“母鸡不打鸣；母鸡打鸣，只有家的衰败。”现在商王受只听从妇人的话，昏庸地废弃祭祀不回应，昏庸地遗弃王族兄弟不任用；却尊崇、纵容、信任、使用那些四方多罪逃犯，让他们做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虐待百姓，在商邑作乱。现在我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今天的事，前进六步七步就停止整齐，各位努力啊！前进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就停止整齐，努力啊各位！要勇猛，像虎，像貔，像熊，像罴，在商郊；不要迎击逃跑的人，以役使西土，努力啊各位！你们如果不努力，那你们自身将有杀戮！’”（《书牧誓》）
△《牧誓》与《伪泰誓》的相反
我读《泰誓》，就知道武王一定会斩下纣王的头悬挂在太白旗上，一定不会封武庚在商。我读《牧誓》，就知道武王一定会封武庚在商，一定不忍心斩下纣王的头而悬挂在太白旗上。为什么呢？《牧誓》列举纣王的罪过，不过说“只听从妇人的话”罢了，“只尊崇、纵容、信任、使用多罪逃犯”罢了
；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虽纣主之而实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将此暴虐奸宄者尽诛之以快人心；至於纣，即使不死，亦不过废而迁之，使不得一有所为，不得复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践之居吴王於甬东者而已，非惟不肯灭其社稷，亦必不肯残其身，况於已死而尚毁其尸乎！而《泰誓》数纣之罪，则曰“淫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残害万姓”，曰“毒▯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曰“▯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甚至斥为“独夫”名为“世雠”，念除恶之务本，必殄歼之乃止。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执纣而甘心焉，然後始泄其忿；至於武庚，不杀亦已幸矣，亦必窜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与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与悬纣头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悬纣头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悬纣头於太白也。然则此二篇必有一真一伪，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显然而可见也。犹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广不肯舍一猪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国壁中，而先行於两汉；《泰誓》三篇，出於齐、梁之际，而晚行於隋、唐。武庚之封，与《诗鸱▯》、《东山》合，与《书》、《金▯》、《大诰》合；纣头之悬，则经传从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学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难辨也。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则《伪孔氏古文》与《逸周书》所记不可信也明矣。吾与作《伪书》者无怨，顾伤古圣人之事见诬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说并见前《孟津之誓》及後条下。
译那些暴虐百姓、在商邑作乱的人，虽然纣王是主谋，但实际上是大夫和卿士们促成其事的。推究其言辞，揣度其意旨，攻克商朝之后，必定会将这些暴虐作乱之人全部诛杀，以快人心；至于纣王，即使不杀他，也不过是废黜并流放他，使他不能有所作为，不能再任用那些暴虐作乱之人，就像越王勾践将吴王夫差安置在甬东一样罢了，不仅不肯灭掉他的社稷，也必定不肯残害他的身体，何况是已经死了还要毁坏他的尸体呢！而《泰誓》列举纣王的罪状，却说“荒淫酗酒，肆虐横行”，说“罪恶超过夏桀”，说“残害万民”，说“毒害四海”，说“烧炙忠良，剖挖孕妇”，说“截断早晨涉水者的胫骨，剖开贤人的心脏”；甚至斥责他为“独夫”，称他为“世仇”，考虑到除恶必须务求根本，必定要彻底消灭他才肯罢休。推究其言辞，揣度其意旨，攻克商朝之后必定要活捉纣王，直到心满意足，然后才发泄他的愤恨；至于武庚，不杀他已经是幸运的了，也必定要放逐或流配他，难道还肯分封他吗！由此说来，《牧誓》与分封武庚的武王是一个武王，《泰誓》与悬挂纣王首级的武王又是另一个武王；说《牧誓》中话的人必定不忍心说《泰誓》中的话，说《泰誓》中话的人必定不能说《牧誓》中的话；忍心将纣王首级悬挂在太白旗上的人必定不肯分封武庚于商，肯分封武庚于商的人必定不忍心将纣王首级悬挂在太白旗上。那么这两篇文章必定有一真一伪，这两件事也必定有一是一非，这是显而易见可以看到的。这就好比匡章不忍心欺骗死去的父亲，就必定不会欺骗活着的君主；胡广不肯舍弃一头猪，就必定不会舍弃自己的生命。《牧誓》一篇，出自伏生、孔安国壁中古文，而在两汉时期先行流传；《泰誓》三篇，出自齐、梁之际，而在隋、唐时期才晚行流传。分封武庚一事，与《诗经》中的《鸱鸮》、《东山》相合，与《尚书》、《金縢》、《大诰》相合；悬挂纣王首级一事，则经传中从未有一言提及。这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哪个真哪个伪，学者们如果平心静气地考察，不难辨别。如果《牧誓》果真是武王的话，分封武庚果真是武王的事，那么《伪孔氏古文》与《逸周书》所记载的就不可信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与伪造《伪书》的人没有怨恨，只是痛心古代圣人的事迹被后世诬蔑，所以不忍心不说。此说也见于前文《孟津之誓》及后条之下。
△高定论《牧誓》之谬
《唐国史补》云，“高定读《牧誓》，问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应天顺人。’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余按：武王与纣原非君臣；但商纣世为天子，周乃一侯国耳。故晋韩厥及司马侯皆以周喻晋，以纣喻楚，《孟子齐人伐燕章》中亦尝以周喻齐，以纣喻燕，皆若敌国然者，至以“赏于祖，戮于社”为非顺人，语尤乖谬。行军必有赏罚，岂无赏罚始为顺人乎！《费誓》云“汝则有大刑”，“汝则有常刑”，鲁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谓之顺人乎！且此乃《甘誓》语，何得用之以讥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书者又何以载之为美谈也？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及後条下。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诗大雅》）
【补】“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备览】“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记周本纪》）
【存疑】“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书武成》）
△《武成》“咸刘”之可疑
按：武王之伐纣，据《孟子》以民为“崩角稽首”，据《史记》以纣为“自燔於火”；而此文乃云“咸刘商王纣”，若大行诛杀者，语殊可疑。盖《武成》一篇本多言过其实，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谓“血流漂杵’之事无之。况此篇乃安国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读之者可此；蝌蚪之文本不易识，亦岂能保无文字之偶误，故汉儒称为残缺不全，绝无师说，固未可尽执为实也。惟其出师月日可与他书互证，有不容尽废者。故列之於存疑。
【附录】“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附论】“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辨苏轼、孔子罪汤、武之说
苏氏云，“孔子盖罪汤武，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於汤、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於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岂不两全！而以兵取之，而杀之，可乎！”由是世之论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为非是。余独以为不然。圣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文王之不伐纣与武王之不得不伐纣，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盖文王之时，诸侯新服，周化犹未大行，而纣贤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贤臣已尽，而纣暴虐滋甚，民困而无所告，为武王者安能晏然听其骈首而就死乎！当商之末，诸侯相吞并，西方则崇为大，东方则奄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则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与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践奄；自西而东，化以渐及，先後之势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当其中耳，不得遂以此为圣人之优劣也。“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夫禹与文王之乐未必即无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则武与文之优劣亦不在於伐商与不伐商，王与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诛与不征诛也。如以其迹断之，是以追蠡而论乐耳。《记》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皆以文、武
译高定论《牧誓》之谬
《唐国史补》记载：“高定读《牧誓》，问他的父亲说：‘为什么用臣子去讨伐君主？’父亲说：‘顺应天命，顺从人心。’高定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这哪里是顺从人心呢？’父亲不能回答。”我按：武王与纣王原本并非君臣关系；只是商纣世代为天子，周不过是一个诸侯国罢了。所以晋国的韩厥和司马侯都用周来比喻晋，用纣来比喻楚，《孟子·齐人伐燕章》中也曾用周来比喻齐，用纣来比喻燕，都像是敌对国家的样子。至于认为“赏于祖，戮于社”不是顺从人心，这话尤其荒谬。行军必然要有赏罚，难道没有赏罚才算是顺从人心吗！《费誓》中说“汝则有大刑”，“汝则有常刑”，鲁公征讨徐戎也不能说是顺从人心吗！况且这是《甘誓》中的话，怎么能拿它来讥讽武王呢！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不能回答，写书的人又为什么把它当作美谈来记载呢？这些说法都见前文《文王篇》中及后一条下。
“殷商的军队，集结起来像树林一样；在牧野誓师，只有我们周人兴起。”‘上帝监视着你们，不要有二心！’”（《诗经·大雅》）
【补】“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定你们的，不是来与百姓为敌的！’于是像山崩一样磕头至地。”（《孟子》）
【备览】“诸侯会合的军队，战车四千辆，在牧野摆开阵势。帝纣听说武王来了，也发动七十万人马抵抗武王。纣王的军队都倒转兵器作战，为的是给武王让路。武王驱兵进击，纣王的军队都崩溃叛离纣王。纣王逃跑，转身登上鹿台，披上他的珠玉，自焚而死。”（《史记·周本纪》）
【存疑】“就在三月既死霸，第五天甲子，全部诛杀了商王纣。”（《逸书·武成》）
△《武成》“咸刘”之可疑
按：武王讨伐纣王，据《孟子》说是百姓“像山崩一样磕头至地”，据《史记》说是纣王“自焚而死”；而这篇文章却说“全部诛杀了商王纣”，好像大行诛杀一样，这话很可疑。大概《武成》这一篇本来多有言过其实之处，所以孟子只取其中两三页，而说“血流漂杵”的事是没有的。况且这一篇是安国多得的十六篇之一，不像那二十八篇可以用《今文》来诵读的那样；蝌蚪文字本来就不容易识别，又怎么能保证没有文字上的偶然错误呢，所以汉儒称它残缺不全，绝无师说，本来就不能完全当作事实来执守。只有它出兵的时间可以与其他书籍互相印证，有不容完全废弃的地方。所以把它列在存疑项下。
【附录】“阙巩的铠甲，是武王用来攻克商朝的。”（《左传》昭公十五年）
【附论】“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那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两三页罢了！仁人在天下无敌；以至仁讨伐至不仁，为什么血流得能漂起木杵呢！’”（《孟子》）
△辨苏轼、孔子罪汤、武之说
苏轼说，“孔子大概归罪于汤和武王，说‘伟大啊，崇高啊，尧和舜！’‘对于禹，我没有异议’，他对汤、武的不满是很明显的。假使文王在世，一定不会讨伐纣王。纣王不被讨伐而善终，或者死于动乱，殷人立君主来侍奉周朝，君臣之道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而用武力夺取，并杀死他，可以吗！”因此世上的议论者都认为文王不讨伐商朝，而武王讨伐商朝是不对的。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圣人，是奉行天命而行事的人，所以孟子说：“上天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文王不讨伐纣王与武王不得不讨伐纣王，都是天命，所以孟子说：“夺取而百姓不喜悦，就不要夺取，文王就是这样；夺取而百姓喜悦，就夺取，武王就是这样。”大概文王的时候，诸侯刚刚归服，周的教化还没有广泛推行，而纣王的贤臣还很多，他的暴虐还不严重，所以文王可以不讨伐商朝；到了武王的时候，商朝的贤臣已经耗尽，而纣王的暴虐更加严重，百姓困苦而无处申诉，身为武王怎么能安然听着他们成批地死去呢！在商朝末年，诸侯互相吞并，西方以崇国为强大，东方以奄国为强大，中原地区，黄河南北，则是殷朝的王畿。文王兴起于西陲，所以先讨伐崇国和密国；到了武王才攻克商朝，到了成王、周公之后才平定奄国；从西到东，教化逐渐普及，这是先后形势使然。所以说“文王的德行经过百年之后才去世，还没有遍及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然后才广泛推行。”说的是这三代相承共同安定天下，只是武王处于中间罢了，不能因此就以此作为圣人的优劣标准。“高子说：‘禹的音乐胜过文王的音乐。’孟子说：‘怎么说呢？’高子说，‘因为弦断得快。’孟子说，‘这哪里足以说明问题！城门车辙的深浅，是两匹马的力量造成的吗？’”禹和文王的音乐未必没有高下，但一定不在于弦断得快慢，那么武王和文王的优劣也不在于讨伐商朝与不讨伐商朝，王与帝的升降也不在于征讨诛杀与不征讨诛杀。如果根据表象来判断，那就是根据弦断得快慢来评论音乐了。《礼记》说：“孔子效法尧、舜，效法文、武。”子贡说：“文、武之道没有失传在地上，而在人身上，老师哪里不学习呢。”都把文、武
并称，从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无以异也。且《论语》者，後人之所记，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论尧、舜、禹亦仅一见，则圣言之遗者尚多。今也据孔子之赞舜、禹而遂诬孔子之罪汤、武，则孔子尝称稷，即可谓之罪契，尝称周公，即可谓之罪召公矣：欲诬圣人，亦何患於无辞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尝斥汤、武也，则曲为之说曰，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然则孟子不必讳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苏氏不复能曲为说，则直曰“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而已。孔子既未尝言，孟子之言又不可为训，则虽欲不入於杨、墨，不可得矣！至所称两全之术，尤为纰缪。何者？武王之伐纣，不过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纣之死，是以伐之，非贪其地而灭之也。若殷别立贤君，武王又何必强之事己。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乱，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脱己之恶名，此岂圣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详苏氏之计画，皆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盖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进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胆之楚、越也！至谓纣见杀於武王，则亦承《史记》之谬耳，武王岂有是事也哉！张子厚云：“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为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为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渐者，天命之绝岂在一日；况君臣之分犹天泽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贞而奉之矣，今日称干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至，《史记》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纵果诸侯自来，要亦闻武王之伐商而会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则诸侯早会，迟至则迟会，如之何其可以一日之间为天命去留之界也！盖殷天命之去当在文王之世，故《书》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诗文王》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谓之“至德”。若至孟津之会而後决，则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谓之跋扈乎！盖凡论周事者皆为《史记》所误，而以文王之为西伯，专征伐，为纣之所赐，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断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来，圣贤之君不作，诸侯固以渐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间，乃商政所不及，及其浸昌浸大，诸侯归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尝一日臣於商矣，况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万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国”，则是纣之号令止行于其畿内之明证也。故凡真古书之文，未有谓桀、纣之令行於天下者；惟伪书乃往往有之。如《汤誓》及此篇，皆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也，则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奸宄于商邑”而已；而《伪古文尚书》之《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矣，《泰誓》则曰“残害于尔万姓”，曰“毒▯四海”矣。何者？《伪书》撰於东晋以後，彼固以汉、晋之事例之也。学者苟能分别观之，则不但古圣人之真可识，而古书之真伪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纣与文、武原无君臣之分而但为名号正朔所存，苟非大无道则圣人亦不忍轻黜之，苟其大无道则圣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岂有二道也哉！是故论文、武者但当问其实为纣臣与否，而不必问其伐商与不伐商。果君臣也，则虽以曹操之不篡汉而罪与丕无殊；果非君臣也，则虽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与文不异。惜乎世之论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杨、墨者则以汤、武为罪人，尊圣人者亦但以天命为解释；《六经》之晦，圣人之受诬也久矣！余既有见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必其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战国至秦，世道之一大升降也，杀人动数十万，民之死者十而七八，卒灭先王之法，焚《诗》、《书》，废礼乐而後已，何以至於是也？以自文、武以後八九百年，无圣人为天子者以救
译并称，从未有人将其分为两样看待。这说明孔子对于周文王、周武王，其尊崇信任是没有区别的。况且《论语》是后人记录的，并非孔子亲自撰写的，其中论述尧、舜、禹的内容也仅见一次，那么圣人言论遗失的还很多。如今依据孔子赞美舜、禹，就诬陷孔子指责商汤、周武王，那么孔子曾经称颂后稷，就可以说他是指责契；曾经称颂周公，就可以说他是指责召公了：想要诬陷圣人，还愁找不到借口吗！能够让人取信的只有孔子和孟子罢了，孔子未曾指责商汤、周武王，于是有人曲解说，孔子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然而孟子就不必忌讳了，而孟子不仅不指责，反而表彰他们，苏氏不能再曲解，便直接说“孟子的话不能作为准则”罢了。孔子既然未曾说过，孟子的话又不能作为准则，那么即使不想陷入杨朱、墨翟的学说，也是不可能的！至于苏氏所说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更是荒谬。为什么呢？周武王讨伐商纣，不过是为了拯救百姓罢了；因为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能等待商纣自然死亡，所以讨伐他，并非贪图他的土地而消灭他。如果殷商另外立了贤明的君主，武王又何必强迫他们臣服于自己。况且有能力平定殷商，使其不至于动乱，却不愿伸出援手，而是希望他们自相残杀从而坐享其利，并洗脱自己的恶名，这难道是圣人正大光明的心胸吗！详细考察苏氏的谋划，都是曹操、司马懿那种狐媚窃国者所为，大概是用利诱天下的心思去揣度武王，所以想以此进言，却不知自己的肝胆与武王有着天壤之别！至于说商纣被武王所杀，这也是承袭了《史记》的错误，武王难道有这种事吗！张载说：“一天之内，天命未绝，就是君臣关系；当天命断绝，就是独夫。诸侯不约而同会合的有八百，武王怎么能阻止他们呢！”用这个来为武王辩解，似乎有理。然而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逐渐变化的，天命的断绝难道是在一天之内吗；况且君臣的名分如同天泽一样不可更改；昨天竭尽忠贞侍奉他，今天举起干戈攻打他，可以吗！况且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至，这是《史记》的文字，武王未必没有告知他们。纵然确实是诸侯自来，也一定是听闻武王讨伐商朝而会合的；武王早到孟津，诸侯就早会合，晚到就晚会合，怎么能以一天之内作为天命去留的分界呢！大概殷商天命离去应当在文王时期，所以《尚书》说“上天于是大命文王，歼灭强大的殷商，隆重接受他的天命”；《诗经·文王》篇说“周虽然是旧邦，它的天命却是新的。”天命已经离去却久久不肯讨伐商朝，因此称为“至德”。如果等到孟津之会才决意讨伐，那么文王讨伐密须、崇国，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怎么能不说是跋扈呢！大概凡是论述周朝事情的，都被《史记》所误导，认为文王作为西伯，专断征伐，是商纣所赐予的，所以用后世的君臣名分来判断武王的是非。不知道殷商衰败以来，圣贤的君主不再出现，诸侯本来就逐渐背叛了；周朝夹在戎、狄之间，本是商朝政令所不及的地方，等到它逐渐昌盛壮大，诸侯归附它，又是商朝不能使其臣服的，从文王时期就已经没有一天臣服于商朝了，何况武王呢！《牧誓》说：“凡是四方众多犯罪逃亡的人，崇奉他们，尊长他们，信任他们，使用他们，让他们担任大夫卿士，让他们在百姓中施行暴虐，在商邑中作乱。”说“在百姓中”而不说“在万方”，说“在商邑中”而不说“在下国”，这就是商纣的号令只在其京畿内施行的明证。所以凡是真正的古书文字，没有说夏桀、商纣的命令行于天下的；只有伪书才往往有这样的说法。如《汤誓》及此篇，都是马融、郑玄相传的真《古文尚书》，那么其文字只说“率领割据夏邑”，“在商邑中作乱”罢了；而《伪古文尚书》的《汤诰》却说“夏王灭德作威，将虐政施于你们万方百姓”了，《泰誓》却说“残害你们万姓”，“毒害四海”了。为什么呢？《伪书》撰于东晋以后，他们本来是用汉、晋的事情来类比。学者如果能够分别观察，那么不仅古圣人的真相可以认识，古书的真伪也可以辨别了。由此说来，商纣与文王、武王原本没有君臣之分，只是名号正朔所存，如果不是大无道，圣人也不忍心轻易废黜他，如果大无道，圣人也不敢擅自庇护他，文王、武王难道有两种做法吗！所以论述文王、武王时，只应当问他们实际上是否为商纣的臣子，而不必问他们讨伐商朝与否。如果是君臣关系，那么即使像曹操那样不篡汉，其罪过也与曹丕没有区别；如果不是君臣关系，那么即使像武王那样讨伐商朝，其至德也与文王没有不同。可惜世上的论者都不以此为准绳，信奉杨朱、墨翟的人就把商汤、周武王当作罪人，尊崇圣人的人也只用天命来解释；《六经》的晦暗，圣人遭受诬陷已经很久了！我既然对此有所见解，不忍心不说，然而说了也未必有人相信。唉，从战国到秦朝，是世道的一大升降，杀人动辄数十万，百姓死者十之七八，最终灭绝先王的法度，焚烧《诗》、《书》，废除礼乐而后才罢休，为什么会达到这个地步呢？因为自从文王、武王以后八九百年，没有圣人为天子来拯救
之也。然则使汤不放桀，武王不伐纣，将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可知也。夫果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则当孔、孟来生而尧、舜之道久已泯没，孔、孟且无所承以传於後，人类几何而不尽，即不尽而几何不为禽兽也！呜乎，後世之人所以尚能生全而异於禽兽者，汤、武之功也；赖汤、武之功以生，而遂奋其笔以訾汤、武，以为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汤、武之放伐为罪者，黄老氏之言也；黄老氏之言，杨氏之言也。後之儒者耻言杨、墨而自以为能辟异端，然论圣人之事则皆祖述杨、墨之剩言而不自知，呜乎，吾不知其所辟者何异端也！故今於汤、武王之事特详辨之。说并见《成汤》、《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译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假如商汤不流放夏桀，周武王不讨伐商纣，那么不用等到后世，天下就会变成战国那样的局面，这是可以预知的。如果确实不用等到后世就变成战国那样的局面，那么等到孔子、孟子出生时，尧、舜的道统早已消亡，孔、孟子也将没有什么可以继承并传给后世，人类几乎就要灭绝，即使没有灭绝，又有多少人能不被当作禽兽看待呢！唉，后世的人之所以还能保全生命而区别于禽兽，是商汤、周武王的功劳；依靠商汤、周武王的功劳得以生存，却竟然奋笔疾书来诋毁商汤、周武王，认为他们是千古罪人，世上背弃根本、忘记恩德的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再说，把商汤、周武王的流放和讨伐当作罪过的，是黄老学派的言论；黄老学派的言论，就是杨朱学派的言论。后世的儒者以谈论杨朱、墨翟为耻，自认为能够驳斥异端，然而议论圣人的事迹时，却都沿袭杨朱、墨翟的残余言论而自己不知道，唉，我不知道他们所要驳斥的究竟是什么异端！所以现在对于商汤、周武王的事迹特别详细地辨析。相关论述也见于《成汤》、《王季》、《文王》、《伯夷》各篇中。
△辨黄钺斩纣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後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太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元钺，县其头小白之旗。”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雠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虽虐，汤放之而已；使纣不死，武王必不杀纣；况於已死而残其尸，何为也者！春秋时灭国多矣，於其君也迁之而已，尚未有杀之者；况商周之间风俗尤厚，而武王，圣人也，安有已死而残其尸者哉！观於武王之封武庚，圣人之心可以见矣，必无悬纣头於旗以示﹃者。若武王之雠纣如是，则必尽杀其子若孙；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乌有反封之者哉！《史记》之言盖本之《逸周书》，刘向所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者也。此本战国时人所撰，其中舛谬良多，不可为实；《史记》误采之耳。惟贾谊《新书》谓“纣死之後，民之观者皆进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为仿佛於圣人之心。然古者风俗淳厚，厉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乌有纣死而商民残其尸者哉！故并不录。
△辨革殷▯祝之事
《本纪》又云：“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荚祝”云云。余按：此亦采《逸周书》之文，非其事实。执剑牵牲，自有有司职之，非师傅大臣之事，观《顾命》之篇可见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语以成文者。故皆不录。又按：《周书》之文多与《史记》异同而皆不若《史记》之语完善：疑《史记》所采者本书而今《周书》则传写而致误者也。
○武王下
【补】“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论语尧曰篇》）
△“大赉”事实
按：《史记》称武王克商：散财发粟，所谓“大赉”盖即指此。故次之於此。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同上）
△真孔与伪孔解‘周亲”之不同
朱子《论语集注》云：“孔氏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亲”为商之亲戚也。余按《论语集解》，孔安国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安国初未尝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也。盖此本承上文“大赉”二句，言周虽有亲戚，不敌善人，故赉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为此文之周反属之纣，上下作两解乎！至以为武王所自言，而谓商亲之不如周，抑又夸矣。朱子此文本之《伪书伪传》，《伪书伪传》乃晋以後攻康成者之所伪撰，朱子乃不从真安国之《论语注》而反引伪安国之《尚书传》，且云孔氏云云，安国之诬将望何人为白之乎！然安国之所释亦尚未尽：此本记武王事，管、蔡尚未▯间王室，何由诛之；“仁人”兼天下之遗贤言之，亦岂得专指微、箕！细玩此文，乃圣人不私其亲而惟求天下之贤才，与共天禄，正与上章成汤之言相表里。“周亲”二句，即所谓“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也。“百姓”二句，即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故孟子曰：“先圣，後圣，其揆一也。”故读此章可以见圣人贵德尊贤，大公无我之心；而约非刘氏不王，特秦、汉以後之事，未足语於唐、虞、三代圣帝哲王之度量也。以“周亲”为商亲，失其旨矣。“百姓有过”，蔡氏《书传》以为“民皆有责於我，谓我不正商罪”，亦非是。故今考而正之。此文非《泰誓》语，说已见前篇中。
【备览】“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疑与氓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一作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史记周本纪》）
△辨咨询周公而散财发粟之说
《尚书大传》云：“纣死，武王召
译△辨析黄钺斩纣的说法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来到纣王自杀的地方，亲自射他；射了三箭，然后下车，用轻剑击打他；用黄钺斩下纣王的头，悬挂在大白的旗帜上。随后又来到纣王宠爱的两个妾室那里，两个女子都上吊自杀了；武王又射了三箭，用剑击打，用黑钺斩下她们的头，悬挂在小白的旗帜上。”我考察认为：圣人讨伐暴君，是为了拯救百姓，并非出于仇恨而想要发泄私愤。夏桀虽然残暴，商汤只是将他流放罢了；假如纣王没有死，武王必定不会杀他；何况纣王已经死了，还要残害他的尸体，这是为什么呢！春秋时期灭掉的诸侯国很多，对于他们的国君只是将其迁徙罢了，尚且没有杀他们的；何况商周之间的风俗尤为淳厚，而武王又是圣人，怎么会有在纣王死后残害其尸体的事呢！从武王封武庚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圣人的心意，必定不会将纣王的头悬挂在旗帜上以示众。如果武王对纣王的仇恨如此深重，那么必定会杀尽他的子孙；即使不这样做，也必定会囚禁或流放他们，怎么反而会封立他们呢！《史记》中的说法大概源自《逸周书》，即刘向所说的“孔子删定百篇之余”的那些篇章。这本是战国时期的人所撰写的，其中错谬很多，不能当作事实；《史记》是误采了这些内容。只有贾谊《新书》中说“纣王死后，围观的百姓都上前踢他；武王派人用帷帐遮盖并看守尸体”，这比较符合圣人的心意。然而古代风俗淳厚，周厉王暴虐，周人只是将他流放到彘地就罢了，并不甘心于报复；怎么会有纣王死后商朝百姓残害其尸体的事呢！所以这一说法也不予收录。
△辨析革殷祝告之事
《本纪》又记载：“叔振铎捧着常车，周公旦拿着大钺，毕公拿着小钺，夹在武王两侧，散宜生、太颠、闳夭都拿着剑保卫武王，站在社坛的南面；毛叔郑捧着明水，卫康叔封铺上蓐草，召公奭进献采色，师尚父牵着牺牲，尹佚宣读祝辞”等等。我考察认为：这也是采自《逸周书》的文字，并非事实。执剑牵牲，自有专门的官吏负责，不是师傅大臣的事，看《顾命》篇就可以知道了。那祝辞也是依傍《牧誓》的话拼凑而成的。所以都不予收录。又考察：《周书》的文字多与《史记》有同有异，但都不如《史记》的语言完善：怀疑《史记》所采的是原本，而今传的《周书》则是传抄导致错误。
○武王下
【补】“周朝大行赏赐，使善人富有。”（《论语·尧曰篇》）
△“大赉”的事实
考察：《史记》称武王攻克商朝后：散发财物，开仓放粮，所谓“大赉”大概就是指这个。所以把它列在这里。
“虽然有周密的亲属，也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同上）
△真孔安国与伪孔安国解释“周亲”的不同
朱熹《论语集注》说：“孔氏说：周，是至的意思。是说纣王的至亲虽然多，不如周家仁人多。”这是把“周亲”当作商朝的亲戚。我考察《论语集解》，孔安国说：“亲属如果不贤不忠就诛杀他们，管叔、蔡叔就是这样。仁人指的是箕子、微子，他们来就用他们。”孔安国起初并没有把“周亲”归属于商朝，把“仁人”归属于周朝。因为这本来承接上文“大赉”两句，是说周朝虽然有亲属，也不如善人，所以赏赐他们罢了。上文的周既然指武王，为什么这里的周反而归属于纣王，上下做出两种解释呢！至于认为这是武王自己说的话，而说商朝的亲属不如周朝，这更是夸大了。朱熹这段文字本于《伪书伪传》，《伪书伪传》是晋朝以后攻击郑康成的人所伪造的，朱熹不遵从真正的孔安国的《论语注》，反而引用伪孔安国的《尚书传》，并且说孔氏云云，孔安国的冤屈将指望谁来辩白呢！然而孔安国的解释也尚未完全：这本来记载武王的事，管叔、蔡叔尚未离间王室，怎么诛杀他们；“仁人”是兼指天下的遗贤来说的，又怎么能专指微子、箕子！仔细玩味这段文字，乃是圣人不偏私自己的亲属而只求天下的贤才，与他们共享天禄，正与上一章成汤的话互为表里。“周亲”两句，就是所谓“帝王的臣子不被遮蔽，简记在帝王的内心。”“百姓”两句，就是所谓“万方有罪，罪责在我一人”的意思。所以孟子说：“先圣和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所以读这一章可以看到圣人贵德尊贤，大公无私的心；而“约非刘氏不王”，只是秦汉以后的事，不足以谈论唐、虞、三代圣帝哲王的度量。把“周亲”当作商朝的亲属，就失去了它的主旨了。“百姓有过”，蔡氏《书传》认为是“百姓都责备我，说我不能公正地惩处商朝的罪人”，这也是不对的。所以现在考证并纠正它。这段文字不是《泰誓》的话，说法已见前篇中。
【备览】“命令召公释放箕子的囚禁。命令毕公释放百姓的囚禁，表彰商容的里巷。命令南宫括散发鹿台的财物，发放钜桥的粮食，来救济贫弱的百姓。命令南宫括、史佚展示九鼎宝玉。命令闳夭封土比干的墓。命令宗祝在军中祭祀。”（《史记·周本纪》）
△辨析咨询周公而散财发粟的说法
《尚书大传》说：“纣王死后，武王召
太公而问焉。太公曰：‘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余。’召公曰：‘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咸刘厥敌，毋使有馀。’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亲。’武王於是乃封墓，表闾，发粟，散财（云云）。”《吕氏春秋》云：“武王命周公进殷之遗老而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乃发钜桥之粟（云云）。”余按散财、发粟、表闾、封墓诸大政，皆武王未克商时心所欲为而不能者，一旦克商，自当即时举行，不待访之於人；而太公、召公皆圣贤之臣，何容见不及此，而但以杀戮导武王乎！此皆後人附会之言。故并不录。
译太公于是被询问。太公说：“爱护百姓的人，连他屋顶上的乌鸦都一并爱护；不爱百姓的人，连他剩余的亲属都一并加害。”召公说：“有罪的人处死，无罪的人存活；全部诛灭他们的敌人，不要让他们有残余。”周公说：“让百姓各自安居于自己的住宅，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不分旧臣新附，只亲近有仁德的人。”武王于是便封土为墓，表彰里巷，发放粮食，散出财物（等等）。”《吕氏春秋》说：“武王命令周公进见殷商的遗老，询问众人所喜悦的、百姓所想要的，于是发放巨桥的粮食（等等）。”我按：散财、发粟、表彰里巷、封土为墓这些重大政令，都是武王在尚未攻克商朝时心中想要做却未能做到的，一旦攻克商朝，自然应当立即施行，不必再去向别人询问；而太公、召公都是圣贤之臣，哪里会见识不到这一点，而只用杀戮来引导武王呢！这些都是后人附会的话。所以都不予收录。
【备览】“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太王▯父、王季历、文王昌。”（《大传》）
△三王追尊当在牧野时
追王之说凡三。《史记》以为文王受命称王，而追尊古公、公季皆为王。文王称王，先儒固多驳之；苟文王未尝称王，则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为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无文王。然《书金▯篇》文大王、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称王，则《中庸》所称亦不然矣。唯《大传》以为武王在牧野时，三王同时追尊，於理为近，与《尚书》文亦合。故今从之。说详见前《文王》及後《周公》篇中。
按：《本纪》之散财发粟，即《论语》大赉之典；《大传》之设奠追王，即《史记》享祠之事。故连类而次之。
【备览】“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周本纪》）
△封殷当在散财後
《史记》此文在散财发粟之前。按：散财发粟与释囚表闾皆如救焚拯溺，不可旦夕缓者；若封殷立监，似当从容议之。故移置於此。监殷止管、蔡二叔，无霍叔说见《周公相成王篇管蔡▯商条》下。
【备览】“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同上）
△《伪武成》不必改定
《伪尚书》中有《武成篇》，乃缀辑经传《孟子》、《戴记》之语而采《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虽无大谬於理，而亦毫无所发明。且既为诰体，而通篇皆叙事，殊不相称；其文亦杂乱无章。《蔡传》疑之，是也；顾不肯纠其伪而为改定其文，岂知改定更不免於杂乱乎！况既叙伐商之文於诰前，则所谓诰者仅寥寥数语，而亦仍是叙事，初无所白於诸侯者：《尚书》宁有此诰体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载《汉志》所引之原文。
【备览】“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乐记》）
【备览】“散军而郊射，左射《▯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乐记》）
【附论】“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庄论武王之可信
余按：春秋之时，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馀里，僭王问鼎，其目中固已无周矣，且距武王仅四百年，文献具存，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满人意，《诗》、《书》所言之有虚美，楚子必无不知，必不代为之讳，乃其颂武王如是，则是武王原无可议，《诗》、《书》所言皆实事也。春秋时诸侯，自桓、文以降，莫如楚庄贤者：县陈而复封之，克郑而复舍之，虽汉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识盖有大过人者；是以士会称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盖深贤之也。乃其称武王，若於己有天渊之限，▯泥之隔者，虽自谦之词，然何至於是！然则武王实大圣人，非後世贤君所能及；虽贤君莫不心折於武王，未有敢致不满於武王者也。盖当其时，汤、武之世未远，杨、墨之说未起，故知之真而服之笃。自战国以後，异端横行，非尧、舜，薄汤、武，学者习闻其说而不能辨其是非真伪，以故从风而靡；不但刘知几、苏子瞻之属以为可议，以为非圣，即笃信好古之儒亦往往於武王有憾词焉；岂非邪说之易惑，特识之难遇哉！吾愿世之学者以三代以上论武王者论武王，而毋以战国以後之论武王者论武王也。
【补】“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
译【备览】“牧野之战，是武王的大事。事情办完后退兵，在上帝面前烧柴祭天，在社神面前祈祷，在牧室设置祭品，于是率领天下诸侯手持豆、笾等祭器，恭敬地奔走，追尊太王古公亶父、王季历、文王姬昌为王。”（《大传》）
△三王追尊应当是在牧野之时
关于追尊称王的说法共有三种。《史记》认为文王受命称王，并追尊古公、公季为王。文王称王，先儒本来就多有驳斥；如果文王未曾称王，那么这两位王显然也不是文王所追尊的。《中庸》认为是周公追尊大王、王季，而没有提到文王。然而《尚书·金縢篇》记载，在武王时代，大王、王季都已经称王，那么《中庸》的说法也不对了。只有《大传》认为武王在牧野时，同时追尊三位先王，这在情理上较为接近，与《尚书》的文字也相符合。所以现在采纳这种说法。详细论述见前文《文王》及后文《周公》篇中。
按：《本纪》中散财发粟，就是《论语》中大赉的典制；《大传》中设奠追王，就是《史记》中享祠的事情。所以将同类事项依次排列。
【备览】“封商纣的儿子禄父统治殷的残余百姓。武王因为殷地刚平定尚未安定，于是派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地。”（《史记·周本纪》）
△封殷应当在散财之后
《史记》这段文字在散财发粟之前。按：散财发粟与释放囚犯、表彰闾里都像救火救溺一样，不能早晚拖延；如果封殷立监，似乎应当从容商议。所以将其移置于此。监殷的只有管、蔡二叔，没有霍叔，详见《周公相成王篇·管蔡监商条》下。
【备览】“于是罢兵西归，巡狩记录政事，作《武成》。”（同上）
△《伪武成》不必改定
《伪尚书》中有《武成篇》，是拼凑经传《孟子》、《戴记》中的语句，并采用《汉书·律历志》所引用的《武成》原文置于篇首而成的。虽然没有大的违背情理之处，但也毫无发明。况且既然是诰体，却通篇都是叙事，非常不相称；其文字也杂乱无章。《蔡传》怀疑它，是对的；但顾炎武不肯纠正其伪而为之改定文字，难道知道改定后更不免于杂乱吗！况且既然在诰之前叙述伐商之事，那么所谓的诰仅仅寥寥数语，而且仍然是叙事，起初并没有向诸侯宣告什么：《尚书》哪有这种诰体呢！所以现在不采用其文字，只记载《汉志》所引用的原文。
【备览】“渡过黄河向西，把马放养在华山的南面不再骑乘，把牛放养在桃林的野外不再役使；把车甲涂上血藏入库府不再使用；倒挂干戈，用虎皮包裹，命名为‘建櫜’。”（《乐记》）
【备览】“解散军队而在郊外射箭，左边射《狸首》，右边射《驺虞》，从而停止穿甲射革的武射。穿着裨冕拿着笏板，从而使虎贲之士解下佩剑。”（《乐记》）
【附论】“楚庄王说：‘《武》乐，是禁止暴乱、收敛兵器、保全大业、安定功业、安抚百姓、和谐众人、丰富财物的，所以让子孙不忘其章法。现在我却使两国百姓曝尸荒野，这是暴虐！展示兵威以威慑诸侯，这是兵器不收敛！暴虐而不收敛，怎能保全大业！还有晋国存在，怎能安定功业！违背民意的还很多，百姓怎能安定！没有德行却强行争夺诸侯，怎能和谐众人！利用别人的危难而安于别人的混乱，以此作为自己的荣耀，怎能丰富财物！武有七德，我一样也没有，拿什么示子孙！’”（《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庄论武王可信
我按：春秋之时，周室微弱，楚国方圆千余里，僭越称王问鼎，他目中本来就没有周室了，而且距离武王仅仅四百年，文献尚存，假如武王有一两点不符合人意，《诗》、《书》所说的有虚美，楚庄王必定不会不知道，必定不会替他隐瞒，然而他颂扬武王如此，这说明武王原本无可非议，《诗》、《书》所说的都是实事。春秋时的诸侯，自齐桓、晋文以下，没有比楚庄更贤明的了：灭陈而复封之，克郑而复舍之，即使是汉高祖、光武帝以及宋太祖、唐太宗能做到吗！可见他的才识大大超过常人；因此士会称赞他“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是深深赞赏他。然而他称颂武王，仿佛与自己有天渊之别、泥隔之远，虽然是自谦之词，但何至于此！那么武王实在是大圣人，不是后世贤君所能企及的；即使贤君无不心折于武王，没有敢对武王表示不满的。大概因为当时，汤、武的时代不远，杨、墨的学说未起，所以认识真切而信服笃厚。自战国以后，异端横行，非议尧、舜，轻视汤、武，学者习闻其说而不能辨别其是非真伪，因此随风倒；不但刘知几、苏东坡之类认为可议，认为非圣，即使是笃信好古的儒者也往往对武王有遗憾之词；难道不是邪说容易迷惑人，特识难遇吗！我希望世上的学者用三代以上论武王的标准来论武王，而不要用战国以后论武王的标准来论武王。
【补】“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
【存参】“大寒，在周二月（即夏正十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古本正月中气，近世误为雨水）。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汉书律历志》）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篇》）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同上）
△《尧曰篇》纪武王新政
《论语》之记此两节，何也？所以纪武王之新政也。圣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权量法度，古圣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风俗者也。权量不谨，则巧伪日滋，奸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审，则奸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无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圣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孙皆当世守其祀而不改。当商之季，贤圣之君不作，诸侯惟以力争，强吞弱，众暴寡，圣帝名臣之裔殄灭者盖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经世之大政：官废则民事无由理；不得其人则虽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观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东海，天下之大老且犹如是，则贤才之伏处於草茅者固不可以枚举，但无由尽归於周耳。贤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则圣帝名臣之祀遂听其灭绝乎？奸民乱俗，奸吏害民，遂听其纵恣乎？职废而不举，贤才隐居而不任职，遂听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圣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圣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兴灭继绝即《史记》所称封蓟、祝、陈、杞之事。举逸民即上文“周亲不如仁人”，《周颂》“求懿德，肆时夏”之意，即成汤所云“帝臣不蔽”也。後世学者习见汉、晋以後之事，遂以为三代亦复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圣人，甚至有以汤、武之征诛为得罪於名教者；而岂知圣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备览】“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书序》）
△“邦诸侯”
按：诸侯之封当在归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论】“孟子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子》）
△“不泄迩”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诸大政而言。故次之於此。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宅镐
武王宅镐，未知的在何时，《史记周本纪》亦无之。然此似不可缺。故因“无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辨武王营洛之说
《本纪》云：“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为不寐？’王曰（云云）又云：‘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书》之文，其意浅而晦，其词烦而涩，与《尚书》大不类。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迁也；是时不惟未迁，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将以为朝会道里均也，则又无一言及之。盖後世之人闻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为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豳阜相距千里馀，亦非能望见者。故不录。
“绥万邦，屡丰年。”（《诗周颂》）
【存疑】“周饥，克殷而年丰。”（《左传》僖公十九年）
△克殷年丰之可疑
按：《诗》但谓克殷之後年丰耳，非必谓克殷之前而饥也。饥以兴师，圣人恐不如是。甯子但欲赞文公以伐邢，遂不觉其言之过当，将使後世好战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单；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
译【存参】“大寒节气，在周历二月（即夏历十二月）己丑日月底。次日，闰月庚寅日初一。三月二日庚申日，惊蛰（古本列为正月中气，近世误作雨水）。四月己丑日初一；甲辰日十五；乙巳日旁侧。”（《汉书·律历志》）
“谨慎权衡度量，审察法令制度，修补缺失的官职，四方政令就能推行。”（《论语·尧曰篇》）
“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同上）
△《尧曰篇》记载武王新政
《论语》记载这两段话，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记载武王的新政。圣人征讨无道之君，不是为了谋取天下的利益，而是为了匡正天下。权衡度量与法令制度，是古代圣人用来安定民心、端正风俗的手段。如果权衡度量不谨慎，那么欺诈虚伪就会日益滋生，奸民从中获利而良民遭受祸害；如果法令制度不审察，那么奸吏就能上下其手，百姓就会手足无措，虞、舜之所以“统一律度量衡”正是出于此意。古代的圣帝名臣都对世间有大功，他们的子孙都应当世代守持祭祀而不改变。到了商朝末年，贤圣的君主不再出现，诸侯只凭力量争夺，强吞弱，众暴寡，圣帝名臣的后裔被灭绝的大概也不少。至于任用官员和人才，更是经世济民的大政：官职废弛，民事就没有途径治理；不得其人，即使有官职事务也不治理，反而因此祸害百姓的情况也是有的。看伯夷居住在北海，太公居住在东海，天下德高望重的老臣尚且如此，那么贤才隐居在民间的固然不可胜数，只是没有途径全部归附周朝罢了。贤才不被任用，百姓凭什么得以安宁，所以武王起兵讨伐商朝来匡正它。如果武王不讨伐商朝，那么圣帝名臣的祭祀就听任它们灭绝吗？奸民败坏风俗，奸吏祸害百姓，就听任他们放纵恣意吗？职事废弛而不举用，贤才隐居而不任职，就听任其自然发展，让百姓承受深重的困苦吗？我知道上帝的心一定不忍心，而圣人敬事上帝的心也一定不安。所以说圣人不是为了谋取天下的利益，而是为了匡正天下。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就是《史记》所称封蓟、祝、陈、杞的事情。举用隐居的贤人，就是上文“亲近周族亲属不如任用仁人”，《周颂》“寻求美德，于是夏后氏”的意思，也就是成汤所说的“帝王的臣子不被遮蔽”。后世学者习见汉、晋以后的事情，就认为三代也是这样，用谋取天下利益的心去揣度古代圣人，甚至有人认为汤、武的征讨是得罪名教的；哪里知道圣人光明正大的心不是这样的呢！所以现在表列出来。
【备览】“武王战胜殷商后，分封诸侯，颁赐宗庙彝器，作《分器》。”（《书序》）
△“分封诸侯”
按：诸侯的分封应当在从商朝返回之后。所以排列在此处。
【附论】“孟子说：‘武王不疏近臣，不忘远人。’”（《孟子》）
△“不疏近臣”
按：此文似乎是指克商后的各项大政而言。所以排列在此处。
“镐京辟雍，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想臣服的。”（《诗·大雅》）
“考察占卜的是武王，定居在这镐京。龟甲占卜予以证实，武王成就了它。”（同上）
△定居镐京
武王定居镐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史记·周本纪》也没有记载。然而这似乎不可缺。所以依据“没有不想臣服”的文句排列在此处。
△辨析武王营建洛邑的说法
《本纪》说：“武王征召九牧的君主，登上豳地的山丘眺望商邑。武王回到周地，整夜睡不着。周公旦说：‘为什么睡不着？’武王说（云云）又说：‘我南望三涂山，北望岳鄙，回顾看到黄河，远望洛水、伊水，不要远离天室。’在洛邑营建周都然后离开。”我按：这原本是《逸周书》的文字，意思浅显而晦涩，言辞烦琐而艰涩，与《尚书》大不相同。而且周公定居洛邑，是因为迁移殷商百姓；那时不仅没有迁移，甚至也没有背叛，定居洛邑有什么可取的呢？如果是为了朝会路程均等，却又没有一句话提到。大概是后世的人听说周公定居洛邑而不知道原因，揣测认为是武王的命令罢了。而商邑、豳阜相距一千多里，也不是能望见的。所以不收录。
“安抚万邦，屡获丰年。”（《诗·周颂》）
【存疑】“周朝饥荒，战胜殷商后年成丰收。”（《左传》僖公十九年）
△克殷年丰的可疑之处
按：《诗经》只是说克殷之后年成丰收，并非一定说克殷之前饥荒。因饥荒而兴师，圣人恐怕不是这样。甯子只是想要赞美文公去讨伐邢国，于是不知不觉话说得过分了，将使后世好战而不体恤百姓的人以此作为借口。所以列在存疑中。
“战胜商朝两年后，武王生病，不愉快。两位公说：‘我们为王郑重占卜吧！’周公说：‘不可以让先王担忧。’周公于是自己作为祭品，筑起三个坛，同〇单；在南方筑坛面向北，周公站立在那里，树立玉璧手持〇，于是禀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官于是书写祝辞说：‘您的长孙某，遭遇严重虐疾。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庇佑子孙的责任，就让旦代替某的身体。我仁孝
，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壁与▯，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壁与▯。’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金▯之匮中。王翼日乃瘳。”（《书金▯》）
译（周公）多才多艺，能够侍奉鬼神。而元孙（成王）不如周公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于是（周公）在帝庭受命，广施保佑于四方，因此能够安定你的子孙于下土，四方的百姓没有不敬畏的。呜呼，不要坠失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我先王也永远有所依归！如今我已在元龟上受命：你如果答应我，我将把玉璧和圭璋献上，回去等待你的命令；你不答应我，我就把玉璧和圭璋收起。’于是占卜了三只龟，一只习吉。打开钥匙看见书契，于是都是吉兆。周公说：‘卦象显示，大王将没有灾祸！我小子刚刚在三王那里受命，只图长久的终结，这正是所等待的，能够思念我一人。’周公回去，于是把册命和玉圭放入柜中。大王第二天就痊愈了。”（《尚书·金縢》）
△《金▯》祝代当在访范前
按：此事在《书金▯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记此，非谓其必在《洪范》、《旅獒》後也。《史记》以为十三年事，故记之於“访范”之後。然余观三代以上皆以逾年为二年，恐当在访范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书洪范》）
△《洪范》称“祀”
此篇据《春秋传》以为《商书》，故称“十有三祀”，用商制也。今篇在《周书》中。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陆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同上）
【备览】“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尚书大传》）
△访箕之年
箕子之访，据《尚书大传》及《史记》皆当在克商後二年；而刘歆《三统历》独据《书洪范序》，以为即在克商之岁，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见《汉书》，今《序》与此小异）此但追叙箕子至周之由，为作《洪范》张本，非谓作《范》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践在成王之初，《武》之章称武王之谥，然詹伯、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盖特原其事之所始，与《传》文之先《经》以首事，後《经》以终义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时也。刘歆不达其意，遂误以为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犹《史记阙里志》见《春秋传》孟懿子学礼之文载於昭公七年而遂以为孔子十七岁时事也，亦凿之至矣！惟《大传》以为封朝鲜而後陈《洪范》，《史记》以为陈《洪范》而後封朝鲜，其说较为小异；然亦无大关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之後二年；陈范在十三祀，则克商固当在十一年也。嗟夫，自《汉书》载刘歆之说，以克商为在十三年，《伪古文经传》因之，遂分《书序》四言为两年事，《蔡传》驳之，又并归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杂乱不可考；一语之误解，其所关岂小事哉！故今载《大传》之文以正《三统》之误，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渐▯也。说并详前卷中《观兵》、《伐殷》两条下；汇而考之，事理自晓然矣。
△《伪书》经传多本刘歆、王肃
大抵《伪古文经传》多本之刘歆、王肃，岂孔安国所传，司马迁、赵岐、郑康成、杜预诸家皆不之见而独歆与肃二人见之乎！借令歆与肃独见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书》之某篇而窃之为己说以欺人乎！然则其书出於歆、肃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参】“武王封箕子於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後汉书》）
△辨《麦秀》诗
《史记宋世家》云：“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曰：（《尚书大传》作微子事）‘麦秀渐渐（《大传》作“蕲蕲”）兮，禾黍油油。（《大传》作“蝇蝇”）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大传》作“不我好仇”）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无伤旧之意，其词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拟作，非微、箕所为。故不载。
【存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左传》宣公
译△《金〇》的祝代应当排在访范之前
按：这件事记载在《书金〇篇》中，是因为成王迎接周公而追记此事，并非说它一定在《洪范》、《旅獒》之后。《史记》认为这是十三年间的事，所以把它记在“访范”之后。然而我观察三代以上都将跨年度算作第二年，恐怕应当是在访范的前一年。所以把它排在这里。
“在第十三个祀年，周王向箕子咨询。周王于是说道：‘唉，箕子！上天暗中护佑下民，协助他们安居，我却不知道常理是如何安排的。’”（《书洪范》）
△《洪范》称“祀”
这一篇根据《春秋传》认为是《商书》，所以称“十有三祀”，是沿用商代的制度。现在这一篇在《周书》中。
“箕子于是说道：‘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上帝因此震怒，不赐予洪范九畴，常理因此混乱。鲧被杀而死，禹于是继承兴起；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常理因此有序。’”（同上）
“第一叫做‘五行’。第二叫做‘敬用五事’。第三叫做‘农用八政’。第四叫做‘协用五纪’。第五叫做‘建用皇极’。第六叫做‘〇用三德’。第七叫做‘明用稽疑’。第八叫做‘念用庶征’。第九叫做‘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同上）
【备览】“武王释放了箕子的囚禁。箕子不忍心为周朝效力，逃往朝鲜。武王听说后，就把朝鲜封给他。箕子既然接受了周朝的封赐，就不能没有臣子的礼节，所以在第十三个祀年来朝见。武王趁他朝见的机会询问洪范。”（《尚书大传》）
△访箕的年份
箕子被咨询的事，根据《尚书大传》和《史记》都应当在攻克商朝后的第二年；而刘歆的《三统历》唯独根据《书洪范序》，认为就在攻克商朝的那一年，因此把攻克商朝的事移到武王十三年。我按：《洪范》说：“在第十三个祀年，周王向箕子咨询。”《序》说：“武王攻克殷商，把箕子带回来，作了《洪范》。”（见《汉书》，现在的《序》与此稍有不同）这只是追叙箕子来到周朝的原因，为作《洪范》做铺垫，并非说作《洪范》一定在攻克商朝的那一年。奄地的践祚在成王初年，《武》的篇章称武王的谥号，然而詹伯、楚子都蒙受“武王克商”的文字来叙述，大概是特别追溯事情的起源，与《传》文在《经》前以开头叙述事件，在《经》后以结尾阐明义理相同，不必事情一定发生在这个时间。刘歆不理解这个意思，于是错误地认为武王攻克殷商在十三年，这就像《史记阙里志》看到《春秋传》孟懿子学礼的文字记载在昭公七年，就认为是孔子十七岁时的事情一样，也是极其牵强附会！只有《大传》认为封朝鲜后才陈述《洪范》，《史记》认为陈述《洪范》后才封朝鲜，他们的说法稍微有些不同；然而也无关于大局的得失。总之，都在攻克商朝后的第二年；陈述洪范在第十三个祀年，那么攻克商朝本来应当在十一年。唉，自从《汉书》记载刘歆的说法，把攻克商朝定在十三年，《伪古文经传》沿袭它，于是把《书序》的四句话分成两年的事，《蔡传》驳斥它，又都归到十三年，而武王的事情于是杂乱不可考证；一句话的误解，它所关系到的难道是小事吗！所以现在记载《大传》的文字来纠正《三统》的错误，使它的源头清澈然后它的支流可以逐渐〇。说法并详细在前卷中《观兵》、《伐殷》两条下；汇总考察它们，事理自然清楚了。
△《伪书》经传多本刘歆、王肃
大体上《伪古文经传》多源自刘歆、王肃，难道孔安国所传的，司马迁、赵岐、郑康成、杜预诸家都没有见到而唯独刘歆和王肃二人见到吗！假使刘歆和王肃独自见到，又为什么不明说它出自《书》的哪一篇而窃取作为自己的说法来欺骗人呢！那么这些书出自刘歆、王肃之后是很明显的。为什么世俗的儒生都不考察呢！
【存参】“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用礼义田蚕教导他们，又设立八条教令。那里的人始终不互相偷盗，没有门户关闭；妇女贞洁守信；饮食用笾豆。”（《後汉书》）
△辨《麦秀》诗
《史记宋世家》说：“箕子朝见周朝，经过旧的殷墟，感慨宫室毁坏，长出禾黍，于是作《麦秀》的诗说：（《尚书大传》作微子的事）‘麦秀渐渐（《大传》作“蕲蕲”）兮，禾黍油油。（《大传》作“蝇蝇”）那个狡诈的少年啊，不与我友好啊！’”（《大传》作“不我好仇”）我按：这首歌有怨恨君主的心，没有哀伤旧朝的意思，它的词句也非常不恭敬，一定是后人所拟作，不是微子、箕子所作。所以不记载。
【存疑】“武王攻克商朝，作颂说：‘收起干戈，收起弓矢；我寻求美德，施于华夏，确实王能保有它。’又作《武》，它的卒章说‘耆定尔功’；它的第三章说‘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它的第六章说‘绥万邦，屡丰年’。”（《左传》宣公
十二年）
【备览】“《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乐记》）
译（周武王）十二年）
【备览】“《武》舞，开始时面向北方出发；第二次变换队形象征灭掉商朝；第三次变换队形面向南方；第四次变换队形划定南方的疆界；第五次变换队形分为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次变换队形回到原位以尊崇天子。两旁舞者同时挥动兵器并四次击打，是为了在中国展示盛大的威势。分开队伍夹击前进，是为了使战事早日成功。长时间站在原位，是为了等待诸侯的到来。”（《乐记》）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武王作《大武》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荐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纲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书“作乐曰《大武》。”余按：楚子所引《武》乐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语，则断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郑、孔及《朱传》皆以为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则“载戢干戈”之颂亦未必即武王所作，《传》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汤之《▯》，文王之《南龠》，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乐以象德，季札所赞者其乐也，即其人也，故并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为其人所自作，则误矣。
“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史记周本纪》）
●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国曰：‘公将不利於孺子！’”（《书金▯》）
△辨周公摄政之说
《金▯》一篇并无周公摄政之文，唯《戴记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由是《史记》、《汉书》及诸说《尚书》、《礼记》者并谓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而以《洛诰》之“复子明辟”为复政成王之据。蔡氏《书传》驳之云：“有失然後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尝一日不居君位，何复之有！王莽居摄，几倾汉鼎，皆儒者有以启之，是不可以不辨。”石梁王氏亦云：“周公为冢宰时，成王年已十四，非摄位，但摄政，岂可以天子为周公！”二子之言诚足以纠先儒之失，绝後世之惑矣。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无南面之事，并所称成王幼而摄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逾三十而娶，况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当在少壮时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则是武王年八十余而始生成王，六十余而始娶邑姜也，此岂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圣贤也，王季之爱文王与文王之爱武王当无以异。乃作《记》者言文王则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说见《武王上篇》）；言武王则八十余而始生成王之嫡长子。王季之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为武王婚何其太迟乎？由是言之，凡《记》所载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况周公之东也，唐叔实往归禾，则成王之不幼明矣。盖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则武王崩时，周公盖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由是此礼遂废。後之人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己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见《洛诰》之末有“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误以为摄政之年数耳。不思周公居东二年，东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时何人践阼，何人听政？成王之自临朝视政明矣。何故能践阼听政於四五年，而独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摄之也？郑氏谓“成王居丧不言，周公以冢宰听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谓“成王亲迎以归，然後摄政”，则亦未免惑於《史记》、《汉志》之言也。且“复”之为言，下告上也。《春秋传》曰：“燮将复之。”又曰：“▯将复於寡君。”《孟子》曰：“有复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复王耳；岂谓其复政哉！曰，然则成王何以称为“孺子”也？曰，孺子之称不必其皆婴
译【附论】“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聘问，观看《大武》舞时，说：‘真美啊，周朝兴盛时的景象，大概就是这样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子评论《武》舞说：‘极尽美好了，但尚未达到尽善尽美。’”（《论语·八佾篇》）
△辨析关于武王创作《大武》的说法
《吕氏春秋》记载：“武王讨伐殷商，在太室宗庙献祭俘虏和割下的左耳，于是命令周公创作《大武》。”《纲监大全》沿袭此说，在武王十四年记载“创作乐章名为《大武》。”我考察认为：楚灵王所引用的《武》乐三章中，有“伟大啊武王”、“威武啊武王”这样的语句，这就断定不是武王自己所作的了。所以郑玄、孔安国以及《朱子传》都认为，这是武王去世后，周公创作此乐来象征武王的功绩。那么，“收藏起干戈”的颂词也未必就是武王所作，《传》只是依据武王攻克商朝这件事来说罢了。不仅如此，禹的《夏》，汤的《咸池》，文王的《南龠》，也未必都是他们本人亲自创作的。只是音乐用来象征德行，季札所赞美的是那音乐，也就是那音乐所代表的人，所以都附在该人物的篇章之后。于是人们都误以为是那些人亲自创作的，这就错了。
“太子诵继位，这就是成王。”（《史记·周本纪》）
●卷四
○周公辅佐成王（上）
“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兄弟就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君主不利！’”（《尚书·金縢》）
△辨析关于周公摄政的说法
《金縢》一篇并没有周公摄政的文字，只有《礼记·文王世子篇》说：“成王年幼，不能登位；周公辅佐，登位治理。”《明堂位》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体弱，周公登上天子的位置来治理天下。六年，在明堂朝见诸侯，制定礼乐，颁布度量衡，天下大为信服。七年，将政权交还给成王。”因此《史记》、《汉书》以及诸家解说《尚书》、《礼记》的，都说周公居天子之位，面向南朝见诸侯，并以《洛诰》中的“复子明辟”作为交还政权给成王的证据。蔡沈《书传》驳斥说：“有失去然后才有恢复。武王去世，成王即位，未曾有一天不居君位，有什么可恢复的！王莽居摄，几乎倾覆汉朝，都是儒者启发的，这不能不加以辨析。”石梁王氏也说：“周公担任冢宰时，成王已经十四岁，不是摄位，只是摄政，怎么能把天子之位给周公呢！”这两人的话确实足以纠正前代儒者的失误，断绝后世的疑惑了。然而据我考证，周公不但没有南面称尊的事，连所谓成王年幼而周公摄政的说法也是荒谬的。古代男子不超过三十岁就娶妻，何况是君主的世子呢。邑姜是武王的元配夫人；成王是邑姜的长子，而唐叔是成王的同母弟。武王娶邑姜，邑姜生成王，都应当在年轻力壮时，这是显而易见的。而现在的《文王世子篇》却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成王年幼，不能登位”，那就是说武王八十多岁才生成王，六十多岁才娶邑姜，这难道符合情理吗！同样是父子，且同样是圣贤，王季爱护文王与文王爱护武王应当没有不同。可是撰写《记》的人说文王则说“十二岁生伯邑考，十五岁生武王”（说法见《武王上篇》）；说武王则八十多岁才生嫡长子成王。王季为文王婚配怎么太早，文王为武王婚配怎么太迟呢？由此说来，凡是《记》所载武王、成王的年龄都不可信。况且周公东征时，唐叔确实前往归附献禾，那么成王不年幼就很明显了。大概古代君主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听命于冢宰三年。子张说：“《尚书》说：‘高宗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是高宗，古时候的人都这样。”那么武王去世时，周公大概是作为冢宰摄政；不幸众叔散布流言，周公向东避祸，于是没能完成他的摄政。等到成王去世，召公鉴于前次的祸患，急忙拥立康王去朝见诸侯，从此这种礼制就废除了。后来的人只听说有周公摄政的事，却不知道有冢宰总领百官的礼制，于是误以为成王年幼；又看到《洛诰》末尾有“周公大大保佑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共七年”的文字，于是误以为这是摄政的年数。不想周公居东二年，东征三年，这七年之中，周公在外面的有四五年，这时谁登位，谁听政？成王亲自临朝视政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能在四五年中登位听政，唯独在这两三年中一定要等周公来摄政呢？郑玄说“成王居丧不说话，周公以冢宰身份听政，而二叔散布流言”，这是对的；然而又说“成王亲自迎娶后返回，然后周公摄政”，那也不免被《史记》、《汉书》的话所迷惑了。况且“复”这个词，是下级向上级报告。《春秋传》说：“燮将报告这件事。”又说：“将向寡君报告。”《孟子》说：“有向君王报告的人。”君王命令周公营建洛邑，所以周公派人向君王报告罢了；哪里是说交还政权呢！问，那么成王为什么被称为“孺子”呢？答，孺子的称呼不一定都是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