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代正朔通考
△辨胡安国孔子实行夏时之说
胡氏曰：‘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余按：为邦之答，持论也；《春秋》之作，纪事也。持论者欲其当；纪事者欲其实。周曰某月，孔子书曰某月，使後人皆得见其是非之实，可矣；不必问其当与不当也。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为岁首，则是正月固与夏同，但岁首异耳；周之正月固是，但岁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之时，将改其同且是者乎？将改其异且非者乎？必将改其异且非者也。今也，岁首之异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为‘行夏时’，圣人不应颠倒错乱如此也！
译辨析胡安国关于孔子实行夏历的说法
胡氏说：“圣人告诉颜回治理国家时说‘实行夏历’，编写《春秋》以规范世事时说‘春王正月’，这是体现在行事中的验证。”我考察认为：关于治理国家的回答，是阐述观点；《春秋》的编写，是记录史实。阐述观点希望它恰当；记录史实希望它真实。周历称某月，孔子记载为某月，让后人能够看到是非的真实情况，就可以了；不必去追问它恰当还是不恰当。况且假如周朝确实没有更改月份，只是以子月作为岁首，那么正月本来就和夏历相同，只是岁首不同罢了；周朝的正月本来就是对的，只是岁首不对罢了。孔子如果真的想要实行夏历，难道要更改那相同且正确的部分吗？还是要更改那不同且错误的部分呢？必定会更改那不同且错误的部分。如今，岁首那不同且错误的部分没有更改，反而去更改正月那相同且正确的部分，把这称为“实行夏历”，圣人不应该如此颠倒错乱！
△家铉翁以《春秋》为夏正之非
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电，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电非异，震电而雪所以为异’。夫雪距震电八日，其与震电无涉也明矣。震电苟当其时，岂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异之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夏正之冬大雨雪，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以为‘连三月之雨雪’。然则‘秋，大雨雹’亦连三月雨雹、而‘六月，雨’亦连三十日雨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霜之杀草，果之再实，皆在亥月，非夏正也。家氏乃云：‘若以此为亥月，草不尽杀，犹或有之，何以遽书为灾？’此或江南如是；中原之草，亥月未有不杀者。且《经》但云‘不杀草’而家氏以为‘不尽杀草’，亦锻炼之甚矣。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夏正之春，非冰时也。家氏乃云：‘正月藏冰，二月开冰；为冰政不举，故书以讥之。’夫先王之政，鲁之不举者多矣，何独於冰！且‘无冰’为无藏冰，则‘无麦’亦为无积麦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冬十二月，螽。’夏正之十二月，非螽时也。家氏乃云：‘螽在夏秋，为其贼苗而书；在冬，则以阳气不敛，穷冬蛰出而记异也。’此亦或江南有之；若中土则固无是事也。且二百馀年中书螽凡十，何以皆在秋冬而不在夏乎？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之与苗，夏正五月事也。家氏乃谓‘麦苗’为麦之苗，以求合于夏正之秋。夫中原无麦之岁十而二三，故无麦不书，无禾亦不书，两无然後书之。若但无麦之苗即书，《春秋》何以止於两见？且北方秋遇大水，则播麦必多且美，何以反无麦之苗乎？庄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禾之有无，夏正八月事也。家氏乃谓岁终计所储蓄而言，以求合于夏正之冬。夫饥馑之年，民之望救，朝不及夕，若待丑月岁终而後计之，而後告籴，待其籴至而民之死者不已过半乎！其馀寒暑灾变尚不下数十事。若三‘饥’两‘有年’之书於冬，‘雨雪’‘陨霜杀菽’之书於十月，其断断不可谓之夏正者盖不可以枚数。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义例而通。’呜呼，吾不知家氏又将以何义例通之也？
△家铉翁斥杜预《长历》之非
自汉以来，修明历法之人无代不有，所推春秋时交食闰馀皆与周正合。此非杜氏一人之私言也。家氏乃谓元凯撰为《长历》以从《左传》之讹，又谓其借历法之不可知者以为遁词。呜乎，凡人之言，课虚则可欺，征实则难伪；今以历法推未来之交食历历可征，家氏谓为伪，何也？且《春秋》书‘公即位’者八，惟定公以在外故至六月乃即位，其馀皆在正月也。正月为周之岁首，明矣。家氏乃以正月为寅月，而岁首别在子月；孔子革周岁首，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信斯言也，是岁首旧在前年之十一月而孔子改之于此年正月矣。岁首既在十一月，则何以不於十一月即位而反於正月即位乎？
△胡、家二说之病因
虽然，二子之为此说亦有因焉。太初以来千数百年，夏之月名相沿已久，久而习，习而安，遂误以为月之本名，──故疑月数之不可改也。前乎周者以丑为岁首，而《书伊训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以亥为岁首，而《史记高帝本纪》云‘汉元年十月’──故疑古人之但改岁首而不改正月也。晋以十二月朔灭虢而卜偃以为在‘九月十月之交’，绛老人以三月朔生而云‘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郑祭足之‘取麦’《传》书于四月，‘取禾’《传》书于秋，谓《传》之不用夏正不可也。《豳风》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谓《诗》之不用夏正不可也。──故疑周人之未尝改月也。然而《春秋》之始，孔子书曰‘元年春王正月’，故不得已而为孔子改周正
译家铉翁认为《春秋》采用夏正的说法是错误的。
隐公九年记载：“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在夏正的三月出现雷电，并不是灾异。家氏想要用夏正来解释，于是说：“雷电本身不是异象，雷电之后下雪才是异象。”然而，下雪距离雷电已经过了八天，它与雷电没有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雷电符合时令，怎么能因为后来下了雪就追溯认定它为异象呢！僖公十年记载：“冬天，下大雪。”在夏正的冬天下大雪，并不是灾异。家氏想要用夏正来解释，于是认为是“连续三个月的雨雪”。那么，“秋天，下大冰雹”也是连续三个月的冰雹，“六月，下雨”也是连续三十天的雨吗！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十二月，降霜没有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霜冻杀死草木、果实再次成熟，都发生在亥月，这不是夏正。家氏却说：“如果把这当作亥月，草木没有全部冻死，或许还有这种情况，为什么立刻记载为灾异？”这可能江南是这样；中原地区的草木，在亥月没有不冻死的。况且《春秋》只说“不杀草”，而家氏认为是“没有完全杀死草木”，这也太牵强附会了。桓公十四年记载：“春季正月，没有结冰。”成公元年记载：“春季二月，没有结冰。”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春季，没有结冰。”在夏正的春季，并不是结冰的时节。家氏却说：“正月储藏冰块，二月取出冰块；因为藏冰的政令没有实行，所以记载下来以讥讽它。”先王的政令，鲁国没有实行的很多，为什么唯独在藏冰这件事上记载！而且如果“无冰”是指没有储藏冰块，那么“无麦”也是指没有积蓄麦子吗？哀公十二年记载：“冬季十二月，蝗虫。”十三年记载：“冬季十二月，蝗虫。”在夏正的十二月，并不是蝗虫出现的时节。家氏却说：“蝗虫在夏秋出现，因为危害禾苗所以记载；在冬天出现，是因为阳气不收敛，深冬蛰伏的虫类出来所以记录为异象。”这也可能江南有这种情况；如果中原地区本来就没有这种事。况且二百多年中记载蝗灾共有十次，为什么都在秋冬而不在夏天呢？庄公七年记载：“秋天，发大水；没有麦子和禾苗。”麦子和禾苗，是夏正五月的事。家氏却把“麦苗”解释为麦子的幼苗，以求符合夏正的秋天。中原地区没有麦子的年份十次中有两三次，所以没有麦子不记载，没有禾苗也不记载，两者都没有才记载。如果仅仅没有麦子的幼苗就记载，《春秋》为什么只出现两次？而且北方秋天遇到大水，那么播种的麦子必然又多又好，为什么反而没有麦子的幼苗呢？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冬天，大旱没有麦子和禾苗；臧孙辰到齐国借粮。”禾苗的有无，是夏正八月的事。家氏却说是年终计算储存的粮食而言，以求符合夏正的冬天。饥荒的年份，百姓盼望救济，早晨顾不上晚上，如果等到丑月年终才计算，然后去借粮，等到借来的粮食到了，百姓死去的不是已经过半了吗！其余关于寒暑灾变的记载还不止几十件。比如三次“饥荒”、两次“有年”记载在冬天，“雨雪”、“降霜冻死豆类”记载在十月，那些断然不能说是夏正的，简直数不胜数。家氏却说：“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可疑之处，都可以用义例来解释。”唉，我不知道家氏又打算用什么义例来解释呢？
家铉翁指责杜预《长历》的错误。
自从汉朝以来，修明历法的人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推算春秋时期的日月食和闰余，都与周正相合。这并非杜氏一人的私见。家氏却说元凯撰写《长历》是为了迎合《左传》的错误，又说他是借用历法中不可知的部分作为遁词。唉，凡是人的言论，凭空捏造可以欺骗人，但验证事实就很难伪造；现在用历法推算未来的日月食，清清楚楚可以验证，家氏却说是伪造，为什么呢？而且《春秋》记载“公即位”的有八次，只有定公因为在外地所以到六月才即位，其余都在正月。正月是周朝的岁首，这是明显的。家氏却把正月当作寅月，而岁首另外在子月；孔子改革了周朝的岁首，所以说“元年春王正月”。相信这种话，那就是岁首旧制在前一年的十一月，而孔子把它改到了这一年的正月。岁首既然在十一月，那么为什么不在十一月即位反而在正月即位呢？
胡、家二人说法的病因。
虽然如此，这两个人提出这种说法也是有原因的。自从太初历以来一千多年，夏朝的月名沿袭已久，久了就习惯，习惯了就安于现状，于是错误地认为这是月份的本名——所以怀疑月份数不能更改。在周朝之前以丑月为岁首，而《尚书·伊训篇》说“惟元祀十有二月”；在周朝之后以亥月为岁首，而《史记·高帝本纪》说“汉元年十月”——所以怀疑古人只更改岁首而不更改正月。晋国在十二月朔日灭虢，而卜偃认为在“九月十月之交”，绛老人以三月朔日出生而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郑国祭足的“取麦”《左传》记载在四月，“取禾”《左传》记载在秋天，说《左传》不使用夏正是不可以的。《豳风》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说《诗经》不使用夏正是不可以的。——所以怀疑周人未曾更改月份。然而《春秋》开始，孔子写道“元年春王正月”，所以不得已而为孔子改周正的说法辩护。
月之说，又为《春秋》正月即夏正月之说以曲全之。然则此二说者乃其病之证，而非其病之因也。孟子曰：讠皮辞知其所蔽。其讠皮也，其蔽也。今但攻其讠皮而未通其蔽，则学者之疑终不释而圣人之制犹未能明也。
译关于历法的说法，又用《春秋》的正月就是夏历正月的说法来勉强保全它。然而，这两种说法不过是这种弊病的症状，而不是这种弊病的根源。孟子说：诡辩的言辞，能知道它蒙蔽了什么。它的诡辩，它的蒙蔽。现在只是攻击它的诡辩而没有疏通它的蒙蔽，那么学者的疑惑终究不能消除，圣人的制度也就仍然不能阐明。
△岁首必名正月
凡天地之化皆始於子，故历必起於子。夜半者，日之子也。合朔者，月之子也。日南至者，岁之子也。古之圣人因日之行地一周也，故制以为日；因月之与日一会也，故制以为月；因日之行天一周也，故制以为岁。月最近日曰朔，最远日曰望。日最近地曰南至，最远地曰北至。故朔望者，月之两端也；二至者，岁之两端也。故岁之必始於南至，犹月之必始於朔也。是则子月之为正月，自初有岁月日之名而已然；而後世圣人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乃名之为十有一月耳。习後其後之所改而反不信其前之有是名，其亦亻真矣！且夫岁之必首以正月，犹之乎每君之必首以元年，每月之必首以初一日也。今有人焉，即位之年谓之十有一年，间一年乃谓之元年，可乎？今有人焉，每月之首命曰二十九日，间一日乃谓之初一日，可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唐人省试第一人谓之省元；殿试第一人谓之状元。‘元’者，首也。所谓省元，状元，犹所谓岁首也；所谓第一人，第二人，犹所谓一月，二月也。然则谓周不以子为岁首则已耳，既以子为岁首，安得不以子为正月一月哉！
△辨胡、蔡二氏不改月之说
《伊训》一篇，出於孔壁。孔壁之书，则汉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当郑氏时，此篇已残缺不全，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说详见《古文尚书真伪考》中），其所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汉书律历志》所引《旧书伊训篇》之原文，而晋人采之以冠於篇首耳。《汉志》所谓乙丑，则子月冬至朔旦，非丑月也。以子月为十有二月，是前乎周者改月也。《史记》纪历代之事，以其时月参差，民听易惑，故每改用太初月数以归画一。颜师古《汉书注》云：‘凡月皆太初正历後追改；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是也。然亦不能尽改，往往自相抵捂。如‘汉元年十月：五星聚於东井’，以历推之，金、水附日当於前年七月在东井；而误载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旧史名之曰十月也。是迁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传》以周正纪晋事，而犹参用一二夏正而未及尽改也。以申月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正’者，正月也。‘正月’者，一月也。正月而但谓之‘正’，犹朔日而但谓之‘朔’也。改正月而但谓之‘改正’犹改元年而但谓之‘改元’也。数之始者必异其名，是故以‘元’异年，以‘正’异月，以‘朔’异日；犹卦爻之以一为‘初’也，犹长幼之次之以一为‘大’也。今胡氏既云‘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後乎周者以亥为正’矣，而又云‘月不易’，丑亥为正而寅之为正月如故，是分‘正’与‘正月’为二也。蔡氏《书传》沿此，遂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商以丑月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丑为正月而寅为一月，是又分‘正月’与‘一月’为二也。然则元年可谓之非一年，改元可谓之非改元年乎？是何异於唐人之谓《文选》但有班孟坚文而无班固文也！
△三正并行於侯国之证
至於《经》、《传》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时，三正虽迭建於帝廷，亦并行於侯国；犹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纪元於其国也。盖诸侯之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举兵而灭之耳，苟其能守旧典而无大过，圣人亦不强改其历使从己也。故启讨有扈氏，不责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弃三正’；犹商用助而公刘自用彻也。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历也，汤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犹彻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刘也（说详见《三代经界通考》中）。晋封於夏故墟，民习於夏正者久，故其历仍用夏正。以《竹书纪年考》之，曲沃庄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谓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谓之正月；晋赵武以襄二十五年秋为政，至昭元年正月当为八年，而祁午谓之七年。此乃
译△岁首必定名为正月
天地万物的化生都始于子位，所以历法必定从子位开始。夜半是日的子位，合朔是月的子位，冬至是岁的子位。古代的圣人依据太阳运行一周地面，所以制定为日；依据月亮与太阳相会一次，所以制定为月；依据太阳运行一周天体，所以制定为岁。月亮离太阳最近叫作朔，离太阳最远叫作望。太阳离地面最近叫作冬至，离地面最远叫作夏至。所以朔和望，是月的两端；冬至和夏至，是岁的两端。所以岁必定始于冬至，就像月必定始于朔一样。这样，子月作为正月，自从最初有了岁、月、日的名称时就是这样；而后世的圣人改变历法建丑，又改变历法建寅，于是把它称为十一月。习惯于后世所改的历法，反而不相信先前有这样的名称，这也太糊涂了！况且岁必定以正月为首，就像每位君主必定以元年为首，每月必定以初一日为首一样。现在有个人，即位的那年称为十一年，隔了一年才称为元年，可以吗？现在有个人，每月的开头命名为二十九日，隔了一天才称为初一日，可以吗？不用等到智者就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唐代科举省试的第一名叫作省元；殿试的第一名叫作状元。“元”就是首的意思。所谓的省元、状元，就像所谓的岁首；所谓的第一人、第二人，就像所谓的一月、二月。既然如此，如果说周朝不以子位作为岁首也就罢了，既然以子位作为岁首，怎么能不以子位作为正月一月呢！
△辨胡、蔡二氏不改月之说
《伊训》这一篇，出自孔壁。孔壁中的书，就是汉代郑康成所注的那部。在郑氏那个时代，这一篇已经残缺不全，马融所说的“逸失十六篇完全没有师承解说”就是指的这种情况（详细说法见《古文尚书真伪考》），其中所说的“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是《汉书·律历志》所引用的《旧书·伊训篇》的原文，而晋人把它采录放在篇首罢了。《汉志》所说的乙丑，是子月冬至的初一早晨，不是丑月。把子月称为十有二月，这是周朝以前就改月了。《史记》记载历代的事情，因为当时的月份参差不齐，百姓容易迷惑，所以每次改用太初历的月份数目来统一标准。颜师古《汉书注》说：“凡是月份都是太初正历之后追改的；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就把十月称为正月。”这是对的。然而也不能全部改完，往往自相矛盾。比如“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用历法推算，金星、水星依附太阳应当在前年七月位于东井；而错误地记载在这年的十月，是因为前年的七月，旧史称之为十月。这是司马迁追改的痕迹非常明显，就像《左传》用周正记载晋国的事，却还参用了一二夏正而没有完全改完一样。把申月称为十月，这是周朝以后也改月了。“正”就是正月。“正月”就是一月。正月只称为“正”，就像朔日只称为“朔”一样。改正月只称为“改正”，就像改元年只称为“改元”一样。数目的开始必定有不同的名称，所以用“元”来区别年，用“正”来区别月，用“朔”来区别日；就像卦爻中以一为“初”一样，就像长幼次序中以一为“大”一样。现在胡氏既然说“周朝以前以丑为正，周朝以后以亥为正”，却又说“月不改变”，丑亥为正而寅作为正月依旧，这是把“正”与“正月”分为两回事了。蔡氏《书传》沿袭这个说法，于是说“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商朝以丑月为正，所以在建寅之月不叫正月而叫一月”，丑是正月而寅是一月，这是又把“正月”与“一月”分为两回事了。那么元年可以说不是第一年，改元可以说不是改元年吗？这跟唐代人说《文选》只有班孟坚的文章而没有班固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呢！
△三正并行于侯国之证
至于《经》、《传》中使用夏正，也有原因。古时候，三正虽然在帝廷轮流建立，也在诸侯国并行使用；就像诸侯上奉天子的元年，又自己以其即位之年在本国纪年一样。大概诸侯的历法，起初都有传授，实行久了，百姓安于这种历法；如果有王者兴起，只有残暴百姓的才起兵灭掉他，如果他能遵守旧典而没有大过错，圣人也不强迫改变他的历法来顺从自己。所以启讨伐有扈氏，不责备他不奉行夏正的罪过，而说“怠弃三正”；就像商朝用助法而公刘自用彻法一样。所以商朝建丑，周朝建子，不是改历，而是汤以前本来建丑，文、武以前本来建子；就像彻法不始于武王而始于公刘一样（详细说法见《三代经界通考》）。晋国封在夏朝旧墟，百姓习惯于夏正已久，所以其历法仍然使用夏正。用《竹书纪年考》来考证，曲沃庄伯元年正月，是周平王三十八年三月。因此周朝的十二月，卜偃称为十月；周朝的三月，绛老人称为正月；晋国赵武在襄公二十五年秋天执政，到昭公元年正月应当是第八年，而祁午称为七年。这是
晋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传》，亦多采旧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平郑之杀，《经》在明年春，《传》皆在前年冬；韩之战，《经》在十一月壬戌，《传》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纪他国之事亦间有用夏正者：如齐桓之卒，《经》在十二月乙亥，《传》在十月乙亥，是也。此或其国亦用夏正，或此国之事旁见於彼国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摘太杂，逐致参差不一。是以‘取麦’书於四月，‘取禾’书於秋也。左氏既未及尽考而正之，而杜氏《经传集解》既成，始见《竹书》，又未及追改原注，因致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顾宁人始揭此义。而余以推之《传》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闰亦互异。如王子朝之乱，卫侯辄之奔，《经》、《傅》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国皆自用其历，固不得以唐、宋郡县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时也。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历，南唐用齐政历，蜀用永昌、正象二历，国各异政，犹不足以为怪，而民间亦别有小历，唐末用符天，五代用万分；近代未尝有是事也。此虽皆以建寅为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闰馀之法，皆不能无异。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况三代以上乎！
译晋国采用夏历，并非周朝也采用夏历。而左丘明撰写《左传》，也大量采录了旧史中采用夏历的文字而未及修改：例如卓子被弑杀，申生、平郑被杀害，《春秋经》记载在第二年的春天，《左传》都记载在前一年的冬天；韩地之战，《春秋经》记载在十一月壬戌日，《左传》记载在九月壬戌日，就是这种情况。它记载其他国家的事情，也偶尔有采用夏历的：例如齐桓公去世，《春秋经》记载在十二月乙亥日，《左传》记载在十月乙亥日，就是这种情况。这或许是该国也采用夏历，或许是该国之事旁见于彼国的史书，都难以断定。因为采录过于杂乱，导致参差不齐。所以“取麦”记载在四月，“取禾”记载在秋季。左丘明既然未能详尽考证并修正，而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既然已经成书，才开始见到《竹书》，又未能及时追改原注，因而导致后人茫然无法理解。直到顾炎武才揭示这一义理。而我将其推演到《左传》文中；不仅正月不同，即便置闰也互相差异。例如王子朝作乱，卫侯辄出逃，《春秋经》、《左传》的文字都相差一个月。于是知道各国都自行使用自己的历法，固然不能用唐、宋郡县制的法则来一概衡量商、周封建时代的情况。况且从唐末到五代都使用崇元历，南唐使用齐政历，蜀地使用永昌、正象两种历法，各国政令各异，尚且不足以感到奇怪，而民间也另有小历，唐末使用符天历，五代使用万分历；近代未曾有过这样的事。这些虽然都以建寅为正，但分至晦朔的日期，闰余的方法，都不能没有差异。相距不到一千年，其制度的不同已经如此，何况三代以上呢！
△三正通用於篇章之证
古之时，三正既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文人学士之篇章──犹封建废为郡县而刺史太守节度观察使犹谓之诸侯，犹知府知县犹谓之守令也。盖诗之为体与纪事不同；歌谣之兴，始於虞、夏，其时方用寅正，其後欲以相沿──犹唐诗之多沿汉、魏、六朝语也，亦可据唐诗以证《唐书》之误乎！且纯用夏正者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一诗耳，其馀则周、夏之正义皆可通者较多。若《豳风》，则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谓之蚕月，此盖当时里巷之语云然，後世去古远而不可考耳──犹天津、泰安之为府已数十年而民犹呼之为天律卫泰安州，犹汴之为开封已数百年而民犹呼之为汴城也。张氏以宁虽极为《诗》辨，然不知诗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陈氏廷敬虽颇为《传》解，然未知侯国之於夏正原自兼行，则其说犹未备而其疑犹未释也。
△《周书》皆用周正
若夫王朝纪事之书则无不用周正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本《汉书》，与今《书》文小异）《国语》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汉书律历志》云：‘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癸巳，武王始发。’由是言之，其为周正明矣。若以夏正释之，则日当在元枵、И訾之间，辰且近营室矣，《国语》何得乃云然乎！《毕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汉志》以历推之，亦为周正。至《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虽无明文可考，然以二篇例之，皆为周正无疑。其尤显然较著者，则《洛诰》之‘十有二月戊辰，▯祭岁’。若果岁首在十一月，则十有二月何得祭岁乎！曰：然则《周官》、《月令》何以不用周正也？曰：此二书皆战国时所撰。《月令》出於不韦，乃阴阳家之说，所推中星皆在春秋以後，其非周制明甚。《周官》封建之制，山赋之法，皆与《诗》、《书》、《春秋》、《孟子》不合，安在正朔之独能得其实。（说并详见《丰镐考信录周公篇》中）惟《尚书》、《春秋》乃圣人之经，当时纪事之史。学者不此之信而反取《周官》、《月令》滋其疑，亦可谓亻真矣！且此二书多以‘孟春，仲夏’为文而罕举月数者，则亦以三代之正并行通用之故，故变文而称夏时，欲其对考而易辨耳；岂足为异也哉！
△《孟子》、《戴记》、《易彖辞》用周正
亦非惟纪事之书然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雨集’，‘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十一月涧水涸，十二月河水涸，至是乃可施工。’夫今之水涸皆在秋分以後，今之成梁亦皆在小雪以前，此虽田夫牧竖妇人孺子皆知之，且民之病涉莫如亥子丑之三月，若至丑月施工，则梁成且无所用，而何为劳民而伤财也哉！《记》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未闻有春日至，秋日至者，此汉儒记礼传闻者之误。’夫《戴记》诚不能以无误，然古人但言日至，原无春夏秋冬之名。孟子曰‘千岁之日至’，又曰‘至於日至之时’；《易传》谓之‘至日’；《春秋传》谓之‘南至，北至’；《月令》谓之‘长至，短至’。自汉以後概用寅正，乃呼之为‘冬至，夏至’。家氏乃欲以此律商、周乎！惟《易临卦彖词》所谓‘八月有凶’云者，或主周正而以为《遁》，或主夏正而以为《观》，或主商正而以为《否》，说皆可通，理难相胜；要之皆不甚合。盖由先儒误分十二月之卦，以子月为《复》，午月为《▯后》，故人不得其解耳。何以明之？二至者，气消长之极也；二分者，气消长之中也。《乾坤》者，卦消长之极也；
译△第三，关于“三正”在篇章中通用之证据
古时候，三正既在诸侯国中并行，也在文人学士的文章中通用——这就好比封建制废除改为郡县制，而刺史、太守、节度使、观察使仍被称为诸侯，知府、知县仍被称为守令一样。因为诗歌的体裁与记载史事不同；歌谣的兴起始于虞、夏时期，当时正使用寅正，后来想要沿袭旧制——这就好比唐诗多沿袭汉、魏、六朝的语汇，难道可以根据唐诗来证明《唐书》的错误吗？况且纯粹使用夏正的，只有“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这一首诗罢了，其余大多周正、夏正的解释都能通顺。至于《豳风》，从巳月到亥月使用夏正，从子月到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称为蚕月，这大概是当时里巷间的俗语如此，后世距离古代久远而无法考证罢了——这就好比天津、泰安成为府已经几十年，百姓仍称呼它们为天律卫、泰安州，汴梁成为开封已经几百年，百姓仍称呼它为汴城一样。张氏以宁虽然极力为《诗经》辩驳，但不知道诗人对于古名本来通用；陈氏廷敬虽然颇为《传》作解释，但不知道诸侯国对于夏正原本兼行，那么他们的说法尚不完备，他们的疑惑尚不能消除。
△《周书》都使用周正
至于王朝记载史事的书籍，则没有不使用周正的。《武成》说：“一月壬辰日旁死霸，如果第二天癸巳日，王于是早晨从周出发，去征伐纣。”（本于《汉书》，与现在《尚书》的文字略有不同）《国语》说：“武王讨伐殷商，岁星在鹑火，月亮在天驷，太阳在析木之津，晨星在斗柄，星宿在天鼋。”《汉书·律历志》说：“军队刚出发时，是殷历十一月戊子日，太阳在析木、箕五度，月亮在房五度；三天后，得到周历正月辛卯朔日，符合晨星在斗前一度；癸巳日，武王开始出发。”由此说来，它是周正就很明白了。如果用夏正来解释，那么太阳应当在元枵、И訾之间，晨星且接近营室了，《国语》怎么会这样说呢！《毕命》说：“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日。”《汉志》用历法推算，也是周正。至于《召诰》的“二月”，《多士》的“三月”，《顾命》的“四月”，《多方》的“五月”，虽然没有明文可以考证，但用这两篇为例，都是周正无疑。尤其明显显著的，则是《洛诰》的“十有二月戊辰日，〇祭岁”。如果岁首在十一月，那么十有二月怎么能祭岁呢！有人说：那么《周官》、《月令》为什么不用周正呢？回答说：这两本书都是战国时期所撰写的。《月令》出于吕不韦，是阴阳家的学说，所推算的中星都在春秋以后，它不是周制很明显。《周官》的封建制度，山赋的方法，都与《诗》、《书》、《春秋》、《孟子》不合，怎么唯独正朔能符合实际。（说法并详见《丰镐考信录·周公篇》中）只有《尚书》、《春秋》是圣人的经典，当时记载史事的史书。学者不信任这些，反而取用《周官》、《月令》来增加疑惑，也可以说是愚昧了！况且这两本书多用“孟春，仲夏”作为文辞而很少列举月数的，也是因为三代正朔并行通用的缘故，所以变换文辞而称夏时，想要对照考证容易辨别罢了；难道足以作为异说吗！
△《孟子》、《戴记》、《易彖辞》使用周正
也不只是记载史事的书籍如此。孟子说：“七八月之间干旱”，“七八月之间雨水汇集”，“十一月，徒杠建成；十二月，舆梁建成。”这不是夏正很明显。家氏却说：“十一月涧水干涸，十二月河水干涸，到这时才可以施工。”现在的水干涸都在秋分以后，现在的建成桥梁也都在小雪以前，这即使是田夫牧竖妇人孺子都知道，况且百姓涉水之患没有比亥、子、丑三个月更严重的，如果到了丑月施工，那么桥梁建成且无所用，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呢！《礼记》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这不是夏正很明显。家氏却说：“没听说过有春日至、秋日至的，这是汉儒记录礼仪传闻的错误。”《戴记》确实不能没有错误，但古人只说日至，原本没有春夏秋冬的名称。孟子说“千岁之日至”，又说“至于日至之时”；《易传》称之为“至日”；《春秋传》称之为“南至，北至”；《月令》称之为“长至，短至”。自汉代以后概用寅正，才称呼为“冬至，夏至”。家氏却想以此来衡量商、周吗！只有《易·临卦彖词》所谓“八月有凶”的说法，有的主张周正而认为是《遁》，有的主张夏正而认为是《观》，有的主张商正而认为是《否》，说法都可以通顺，道理难以相胜；总之都不甚符合。这是因为先儒错误地划分十二个月的卦象，以子月为《复》，午月为《〇后》，所以人们不得其解罢了。怎么证明呢？二至，是气消长的极点；二分，是气消长的中点。《乾坤》，是卦消长的极点；
《泰否》者，卦消长之中也。然则《乾坤》当配二至，《泰否》当配二分，丑月乃为《复》，未月乃为《▯后》耳。（说详见《易十二卦应十二月图说》中）未月者，周正之八月也。然则此文‘八月’乃《▯后卦》也。不然，由《遁》而《否》而《观》，以至于《剥》，无一非阳消阴长之卦，何所见而当专属之某卦？惟《▯后》，一阴初生，乃凶之始，前此未尝有凶也，故曰‘至于八月有凶’，──岂不理明而词顺邪！家氏乃云：‘文王之《彖》惟从夏正，此月次不易之明证。’夫此《彖》，家氏自解以为《观》耳，《经》何尝谓为《观》也哉！嗟夫，周正之文见於《经》、《传》者多矣，家氏概不之信，而偶得一二夏正之文则沾沾焉据之以攻左氏，其亦异矣！
译《泰》《否》两卦，是卦气消长过程中的中间状态。既然如此，那么《乾》《坤》两卦应当对应夏至和冬至，《泰》《否》两卦应当对应春分和秋分，丑月才对应《复》卦，未月才对应《姤》卦罢了。（详细解说见《易十二卦应十二月图说》中）。未月，是周历的八月。那么，这段文字中的“八月”就是指《姤》卦。如果不是这样，从《遁》卦到《否》卦再到《观》卦，以至于《剥》卦，没有哪一卦不是阳气消退、阴气增长的卦象，凭什么看到凶兆就专门归咎于某一卦呢？只有《姤》卦，是一阴初生，是凶险的开始，在此之前未曾有过凶险，所以说“到了八月就有凶险”，——难道不是道理明晰而文辞通顺吗！家氏却说：“文王的《彖传》只遵循夏历，这是月份次序不可更改的明显证据。”然而这篇《彖传》，家氏自己解释为《观》卦，《易经》经文哪里说过是《观》卦呢！唉，周历的记载在《经》《传》中很多，家氏一概不信，而偶然得到一两条夏历的记载，就得意洋洋地拿它来攻击左氏，这也太奇怪了！
△书‘王正月’见《春秋》用周正
且夫《春秋》正月之为周正，孔子固自言之矣，‘王正月’是也。孔子何以冠‘王’於‘正月’也？古之时，三正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篇章，孔子惧民听之惑乱，後之学者无所考证，故属正月於王，以别嫌而传信。‘王’也者，周也。‘王正月’也者，周正月也。不曰‘周’而曰‘王’者，以别於夏、商之丑正寅正则曰‘周正月’，以别於诸侯之丑正寅正则曰‘王正月’也。犹之乎诗之别於《商颂》则曰《周颂》，别於十五国风则曰《王风》也。《春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齐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云‘周’。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鲁臣’而曰‘公臣’也。──季氏亦鲁而陈氏亦齐也。後儒不知三代正朔之制，因而不知孔子书王之意，但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王，求其解而不得，遂疑圣人别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义训之，谬矣。夫文相属之谓词，词相属之谓章，若以‘王’间于‘春’与‘正月’之间而别为一义，不与上下相属，圣人之言安得如是之乱杂而无章乎！盖《召诰》、《多士》皆《周书》也，《周书》则周正矣，故不必自冠以‘王’；《春秋》诸侯之史也，诸侯固有用二代之正者，不冠以王则不可必其为子正，故书曰‘王正月’。由是言之，王正即周正也。孔子谓之周正，故左氏亦谓之周正。非左氏之言，孔子之言也。如胡氏之说，周不改月而孔子改之，则孔子不当诬之为王正月。如家氏之说，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则孔子不得殊之为王正月。然则非叛左氏也，叛孔子而已矣。
△辨程颐‘夏时冠周月’之说
曰：月之可改，固也，冬不可以为春，夏不可以为秋；然则程子‘夏时冠周月’之说或可信乎？曰：程子盖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春，《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皆不书夏，故疑‘正月’乃鲁史之旧文，周之本名，而‘春’为孔子之所加耳。然《春秋》者，鲁史记之本名，若果有月无时，何得加此不情之名？且周果改月而不改时，是周之改夏时犹有未尽。孔子不敢改周之月则亦已矣，乃反取周所未改之冬而名之春，是助周以改夏时也，其与‘爱礼存羊’之意亦大相悖矣。《洪范》曰：‘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又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皆不言时。何者？日也者，一昼夜之终始也；月也者，一朔望之终始也；岁也者，一寒暑之终始也。史之所书，三者而已。时也者，分一岁而四之也；旬也者，分一月而三之也；月之不必系以时也，犹日之不必系以旬也。尧未尝建子也，而‘正月’亦不书春，‘五月’亦不书夏。以是知有月无时乃史体之大凡。独鲁史有‘春、秋’，故以《春秋》名之，不得以《春秋》之例例《周书》也。盖正月者王之所建也，故系之於王；年也者随月而移者也，时也者自年而分者也，──孔氏所谓‘月改则春移’者是也，──故年与春不系之於王。乌有所谓‘以夏时冠周月’者哉！然程子之言虽未合於事理，要未尝有不改月之说。二子虽皆引此语以为据，然如胡氏之言则此正月非周之正月，如家氏之言则此正月即夏之正月，皆不可谓之夏时冠周月。是非但失孔子之旨也，亦并未达程子之意矣。
△周四时之名未正
曰：然则四时十二月次皆可以移易乎？曰：一二三四者，自岁首递数之，非寅卯辰巳之名也；子之年可以为元年，子之月独不可以为正月乎！惟其春子丑而秋午未，诚若未善。然古之惊蛰、谷雨，後世谓之雨水、清明矣；古之雨水、清明，後世谓之惊蛰、谷雨矣。古者河以南谓之‘河南’，明则河以北三府亦概称为‘河南’；元并广南两路于湖南，谓之‘湖广’，明无广南，以湖北益之，而仍称为
译△书写“王正月”表明《春秋》采用周历
况且《春秋》以正月为周历，孔子自己已经说过，“王正月”就是证据。孔子为什么在“正月”前冠以“王”字呢？古时候，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在诸侯国并行使用，也通用在文献篇章中，孔子担心百姓听闻后困惑混乱，后来的学者没有依据考证，所以将正月归属于王，以区别嫌疑并传递信实。“王”就是周。“王正月”就是周正月。不说“周”而说“王”，是为了区别于夏、商的丑正、寅正，如果说是“周正月”，那是为了区别于诸侯的丑正、寅正，才说“王正月”。这就好比《诗经》区别于《商颂》则称为《周颂》，区别于十五国风则称为《王风》。《春秋》记载诸侯的大夫称为“齐人、晋人”，记载他们的军队称为“齐师、晋师”；唯独对于周朝，人称“王人”，军称“王师”，女称“王姬”，历法称“王正”，都不说“周”。为什么呢？因为普天之下都是周朝。这就好比四方的度量衡不说“齐量”而说“公量”，两国的臣子不说“鲁臣”而说“公臣”。——季氏也是鲁国人，陈氏也是齐国人。后来的儒者不了解三代正朔的制度，因而不知道孔子书写“王”字的用意，只看到《召诰》中的“二月”、《多士》中的“三月”都不书写“王”，寻求解释却得不到，于是怀疑圣人另有深意，用想要推行王道的意义来解释，这是错误的。文字相连称为词，词语相连称为章，如果将“王”字插在“春”与“正月”之间而另作一种解释，不与上下相连，圣人的言语怎么会如此杂乱无章呢！大概《召诰》、《多士》都是《周书》，《周书》本身就是周历，所以不必自己冠以“王”字；《春秋》是诸侯的史书，诸侯本来有用夏、商两代历法的，不冠以“王”字就不能确定它一定是子正，所以书写为“王正月”。由此说来，王正就是周正。孔子称之为周正，所以左氏也称其为周正。这不是左氏的话，而是孔子的话。如果像胡氏所说，周朝不改月份而孔子改了，那么孔子就不应当诬称为王正月。如果像家氏所说，周的正月就是夏的正月，那么孔子就不能特别称为王正月。那么，这不是背叛左氏，而是背叛孔子罢了。
△辨析程颐“夏时冠周月”的说法
问：月份可以更改，固然如此，冬天不可以当作春天，夏天不可以当作秋天；那么程子的“夏时冠周月”的说法或许可信吗？答：程子大概看到《召诰》的二月、《多士》的三月都不书写“春”，《顾命》的四月、《多方》的五月都不书写“夏”，所以怀疑“正月”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周朝的本名，而“春”是孔子所加的。然而《春秋》是鲁国史记的本名，如果果然有月份没有季节，怎么能加上这个不合情理的名字呢？况且周朝如果真的改了月份而没有改季节，这是周朝更改夏历还有未尽之处。孔子不敢更改周朝的月份也就罢了，反而取周朝尚未更改的冬天而命名为春天，这是帮助周朝更改夏历，这与“爱礼存羊”的意思也大大相悖了。《洪范》说：“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又说：“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都不说季节。为什么呢？日，是一昼夜的终始；月，是一朔望的终始；岁，是一寒暑的终始。史官所记载的，只有这三者。季节，是将一年分为四份；旬，是将一月分为三份。月份不必系于季节，就像日子不必系于旬一样。尧帝未曾建子月，而“正月”也不书写“春”，“五月”也不书写“夏”。由此可知有月份没有季节是史书体例的大概。唯独鲁国史书有“春、秋”，所以用《春秋》命名，不能用《春秋》的体例去类推《周书》。大概正月是王所建立的，所以系于王；年份是随着月份而推移的，季节是从年份中划分出来的，——孔氏所谓“月改则春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年份和春天不系于王。哪里有所谓“以夏时冠周月”的呢！然而程子的话虽然不符合事理，终究没有说不改月份的说法。两位先生虽然都引用这句话作为依据，然而像胡氏的话，那么这个正月不是周的正月；像家氏的话，那么这个正月就是夏的正月，都不能称为夏时冠周月。这不仅是失去了孔子的旨意，也并没有通达程子的意思了。
△周朝四时的名称未正
问：那么四时十二月的次序都可以移易吗？答：一二三四，是从岁首依次数的，不是寅卯辰巳的名称；子年的年份可以作为元年，子月的月份难道不可以作为正月吗！只是春天在子丑月而秋天在午未月，确实好像不太完善。然而古代的惊蛰、谷雨，后世称为雨水、清明了；古代的雨水、清明，后世称为惊蛰、谷雨了。古代黄河以南称为“河南”，明代则黄河以北三府也一概称为“河南”；元代将广南两路并入湖南，称为“湖广”，明代没有广南，将湖北加入，而仍然称为
‘湖广’。此何以说焉？乃曰‘子丑之为冬，午未之为夏，千载而上必无有名之为春与秋者也’，抑何其少见而多怪乎！且使四时之名果正，则孔子‘宪章文武’足矣，於‘夏时’又何取焉！
译“湖广”。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有人说：“子丑代表冬季，午未代表夏季，千年以前一定没有被称为春季和秋季的名称”，这难道不是见识浅陋而多生怪异之见吗！况且如果四季的名称确实正确，那么孔子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就足够了，对于“夏历”又有什么可取的呢！
△乾隆己酉跋
此文创於癸巳元旦，凡五篇，题曰《春王正月论》。及秋，复增损为三篇，曰《三正辨》。今十有六年矣。去秋偶自披览，犹惜其说未备，乃复增而次之，间有前人之所已言而未畅其旨者，悉仍其意而更著之，不分篇帙，但以文义相次，命曰《三代正朔通考》，以待好学之士而贻之。乾隆己酉仲春，崔述自识。
△嘉庆乙丑跋
此书於嘉庆丁巳已刻于江西南昌。今秋，《考信录》既成，复取而阅之，仍有未惬心处，因复有所删改，其先後亦颇有所更定，乃复录而存之。计距己酉▯十六年矣。嘉庆乙丑季秋，述又识。
●卷二经传▯祀通考
△本考作意
▯之为礼，先儒说者纷然，愈变而其说愈巧，愈巧而其真愈失。大抵近世以来，人所通行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为不王不▯，鲁之▯为僭礼；说本《丧服小记》。其一，以为▯乃殷祭之名，三年一▯，五年一▯；说本《春秋说》文，自何、郑以来皆用之（唯杜氏以为三年一▯，其说小异）。其一，以为专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喾而配以稷，鲁▯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则本於王肃之《圣证论》，赵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经，参之於传记，说皆不合；而学者咸从之，良可异也。述自幼读《春秋》，即尝疑之；及今三十馀年，益晓然知其误。每叹三代之礼不明，《六经》之义日晦。但余人微言轻，徒取狂妄之讥，安能夺人之所共是！然既少有所窥，不忍缄默以误学者，乃辑经传记注之言▯者别其同异，次其先後，而附之以辨，欲使学者溯流穷源，是非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间。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该备，姑取所记忆者列之，足以略见梗概而已。谨条其文如左。
一，▯祭见於《春秋》经文者二，一太庙，一群庙，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
‘夏五月，乙酉，吉▯於庄公。’（《春秋》闵公二年）
△‘吉▯於庄公’非祭文王
按：▯既於庄公，则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本以祭文王；祭於庄公，非也；故书之以示讥。’曰：▯果以祭文王，则祭於庄公不得谓之▯矣。鲁自时祭庄公，《春秋》何得强名为▯而讥之！祭天之谓郊，祭山之谓望；今谓其望於天而郊於山，而从而讥之，可乎！赵氏亦自知其说之不合，故又曲为之解曰：‘▯於庄公，盖用▯祭礼物耳。’诚如是也，僭则有之矣，遂谓之▯则非也。设使用郊之牲，奏郊之乐，亦遂可谓之‘郊於庄公’乎！然则▯果专以祭文王，《春秋》必不书曰‘▯於庄公’；《春秋》书曰‘▯於庄公’，则▯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盖《春秋》之所讥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於庄公’而必曰‘吉▯於庄公’，书法甚明，非以於庄公为讥也。正如僖之‘▯於太庙’，乃讥其‘致夫人’，非讥其‘於太庙’也。谓书‘於庄公’为讥，则书‘於太庙’何说焉？
‘秋七月▯於太庙，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於太庙’非祭文王
按：《春秋》之辞别嫌明微。▯但系以‘太庙’而不异其文，则亦但▯於周公而非▯於文王可知也。《春秋》书‘▯’者二，书‘▯’者二，书‘尝’者一。▯尝皆不书其庙而▯独书者，盖▯尝同日而祭，不仅一庙，而▯或▯直或▯，不系以庙则不可知其为谁何。由是言之，太庙群庙皆有▯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若▯专以祭始祖所自出，则但书▯足矣，何必云‘▯於太庙’乎！
一，▯祭未书於《经》而但见於《左传》者三，皆群庙之祭，亦无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将▯於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叔弓氵位事，▯入而卒；去乐卒事。’（《左传》昭公十五年。按：此经文云‘有事於武宫’，则凡《经》言‘有事’者皆▯也。但於《经》无明文，故俱不载）
‘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译△乾隆己酉年跋文
这篇文章创作于癸巳年元旦，共有五篇，题为《春王正月论》。到了秋天，又增删修改为三篇，题为《三正辨》。如今已经十六年了。去年秋天偶然翻阅，还惋惜其中的论述不够完备，于是再次增补并编排，其中有些前人已经说过但未能充分阐明主旨的地方，都沿用其意而更加明确地表述出来，不分篇章，只按文义排列，命名为《三代正朔通考》，以留给好学之士。乾隆己酉年仲春，崔述自记。
△嘉庆乙丑年跋文
这本书在嘉庆丁巳年已在江西南昌刻印。今年秋天，《考信录》已经完成，再次取来阅读，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又有所删改，先后次序也有所调整，于是重新抄录保存。计算距离己酉年已经十六年了。嘉庆乙丑年季秋，崔述又记。
●卷二 经传〇祀通考
△本考写作意图
〇祭这种礼仪，先儒的说法纷纭杂乱，变化越多说法越巧妙，越巧妙就越失去真相。大致近代以来，人们通行且共同遵守的说法有三种。第一种，认为不是天子就不能行〇祭，鲁国的〇祭是僭越礼制；这种说法源自《丧服小记》。第二种，认为〇是殷代祭祀的名称，三年一次〇祭，五年一次〇祭；这种说法源自《春秋说》文，从何休、郑玄以来都采用这种说法（只有杜预认为三年一次〇祭，说法略有不同）。第三种，认为专门祭祀始祖所由出的帝，周朝〇祭喾帝而配享稷神，鲁国〇祭文王而配享周公；这源自王肃的《圣证论》，赵匡加以推演，而朱熹采纳并录入《集注》。然而考察经典，参证传记，这些说法都不符合；而学者们都遵从，实在令人诧异。我自幼读《春秋》，就曾对此产生怀疑；到现在三十多年，更加清楚地知道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常常感叹三代的礼制不明，《六经》的意义日益晦暗。只是我地位卑微言论轻贱，只会招致狂妄的讥讽，怎能改变众人所公认的看法！然而既然稍微有所窥见，不忍心沉默不语而误导学者，于是辑录经传中关于〇祭的注解，辨别其同异，排列其先后，并附上辨析，想让学者追溯源头穷究本源，是非得失的原因可以一目了然。只是我学识浅陋容易遗忘，不能完备，暂且列出所记忆的内容，足以略见大概罢了。谨将条文列于下方。
一，〇祭在《春秋》经文中出现的有两次，一次在太庙，一次在群庙，都不是用来祭祀始祖之父，不像《集注》所说的那样。
‘夏五月，乙酉，在庄公庙举行吉〇。’（《春秋》闵公二年）
△‘在庄公庙吉〇’不是祭祀文王
按：〇祭既然在庄公庙举行，那么不是用来祭祀文王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〇祭，本来是用来祭祀文王的；在庄公庙祭祀，是不对的；所以记载下来以示讥讽。’回答说：〇祭如果确实是用来祭祀文王，那么在庄公庙祭祀就不能称为〇祭了。鲁国平时按时祭祀庄公，《春秋》怎么能强行命名为〇祭而讥讽它呢！祭祀天叫做郊祭，祭祀山叫做望祭；现在说他在天那里望祭而在山那里郊祭，从而讥讽他，可以吗！赵氏也自知他的说法不合，所以又曲折地解释说：‘在庄公庙〇祭，大概是用了〇祭的礼物罢了。’真像这样，僭越倒是有的，但称之为〇祭则不对。假使用了郊祭的牺牲，演奏郊祭的音乐，也就称之为‘在庄公庙郊祭’吗！那么〇祭如果确实是专门用来祭祀文王，《春秋》一定不会记载为‘在庄公庙〇祭’；《春秋》记载为‘在庄公庙〇祭’，那么〇祭不是用来祭祀始祖所由出的帝就明白了。大概《春秋》所讥讽的是未满三年就举行吉祭，所以不仅说‘在庄公庙〇祭’而一定说‘在庄公庙吉〇’，书法非常明确，不是讥讽在庄公庙祭祀。正如同僖公的‘在太庙〇祭’，是讥讽他‘迎回夫人’，不是讥讽他‘在太庙’祭祀。说记载‘在庄公庙’是讥讽，那么记载‘在太庙’又怎么说呢？
‘秋七月在太庙〇祭，用来迎回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在太庙〇祭’不是祭祀文王
按：《春秋》的用辞区别嫌疑阐明微义。〇祭只连带‘太庙’而不改变文辞，那么也只是在周公庙〇祭而不是在文王庙〇祭就可以知道了。《春秋》记载‘〇’的有两次，记载‘〇’的有两次，记载‘尝’的一次。〇祭和尝祭都不记载庙名而〇祭单独记载的，大概是因为〇祭和尝祭同日祭祀，不只在一座庙，而〇祭有时〇直有时〇，不连带庙名就不知道祭祀的是谁。由此说来，太庙和群庙都有〇祭，而不是特制这种祭祀来祭祀始祖所由出的帝就明白了。如果〇祭专门用来祭祀始祖所由出的帝，那么只记载〇就够了，何必说‘在太庙〇祭’呢！
一，〇祭没有记载在《经》文中而只见于《左传》的有三次，都是群庙的祭祀，也没有祭祀始祖之父的事情。
‘春天，将在武公庙〇祭，告诫百官。……二月癸酉，〇祭。叔弓主持事务，〇祭进入而结束；撤去音乐结束事务。’（《左传》昭公十五年。按：这里经文说‘在武宫有事’，那么凡是《经》文中说‘有事’的都是〇祭。只是在《经》文中没有明文，所以都不记载）
‘将在襄公庙〇祭，舞万者两人；其余的舞万者在季氏那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