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经传祀通考
△▯於武、襄、僖三公皆群庙
按此三事，皆▯群庙，非▯始祖所自出也。然则▯乃太庙群庙之通祭无疑矣。或曰：‘《左传》文多附会，而《礼记》者经也；▯始祖所自出，其说出於《礼记》，其可舍《经》而从《传》乎！’曰：《左传》容有可疑，与经异者，疑之可也；事荒唐而文▯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无荒唐抵牾之失，而证之於《经》‘▯於庄公’、‘▯於太庙’之文如合符，然其不当疑明矣。且《记》者，经也邪！孔子以前圣人所定，谓之经。春秋、战国之间贤人所传，谓之传。秦、汉之际儒者所记，谓之记。自汉以後解经与传记者，谓之注。自唐以後并经传记注而释之者，谓之疏。故传或采於经，记或采於传，其作之先後然也。传或彼此互异则衷之经，记或彼此互异则衷之传，此一定之理也。《曲台记》成於西汉之世，自刘向《七略》、班固《六艺》，皆未尝以为经；至郑康成注之，始跻之於经传。唐人分经取士，遂与《礼经》并行；然其时《三传》亦杂之经中，未尝崇《礼记》而黜《左传》也。宋人好言经学而不能辨真伪，反弃《礼经》而以《戴记》取士，然後世之习举业者遂以为真经耳。岂得以汉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载者哉！且即汉人亦未尝有是说，《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独《小记》、《大传》、《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赵氏之所云，特王肃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记》果有是说，尚不当以之疑《左传》；况王肃耶！左氏生於战国之初，▯礼时犹未废。王肃，魏人耳，去春秋时八九百年，姑无论二子之学相去天渊，而传闻猜度者亦当不如目见者之足征也。
一，“▯於庄公”一事，《三传》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为当祭始祖之父者。
“吉▯於庄公，速也。”（《左传》闵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吉▯於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公羊传》闵公二年）
“丧事未华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梁传》闵公二年）
△三传皆讥吉▯
按：《三传》之文如合符然，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于庄公’为讥者。假使▯果以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今以祭庄公，可谓大失礼矣，则三人者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绝无一人知之而绝无一言及之乎？李氏廉乃曰：‘《三传》皆知丧▯之失礼而不知鲁本不当▯。’呜呼，三子皆生于周之世，所见者周之书，所闻者周之礼，皆未尝读《小记》与《圣证论》也；‘不王不▯’之法，‘▯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三子固无由而知之也，唯赵匡乃知之耳！吾乡有学诗者，据《诗法入门》（近世书名）而笑杜甫之不知平侧。世之据赵匡而驳《三传》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之文见於《论语》者二，皆未明言其为何礼，不得以为祭始祖之父与五年一▯，不王不▯之证。
“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篇》）
△辨朱熹“失礼之中又失礼”之说
按：圣人不欲观之，故无明文，不可以悬度而定案。果以鲁▯非礼之故，亦当如《祭统》、《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礼乐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赵氏之说，以祭始祖之所自出为僭则当▯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观，何待既灌以往乎！朱子乃云：‘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亦可谓委曲而费词矣。
“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同上）
△辨朱熹“报本之中又报本”之说
按：圣人不答或人之故，亦无明文，不可臆断。然以经传之文推之，宗庙之祀见於《春秋》者凡三，曰▯，曰尝，曰▯，故《左传》云‘▯尝▯於庙’。礻龠虽见於《易》而以为薄祭，则庙中唯此三祀为正也。此三祀者，尝以荐新▯
译△〇在武公、襄公、僖公三处都是群庙
考察这三件事，都是〇在群庙，并非〇始祖所自出的地方。那么〇乃是太庙与群庙的通祭，这毫无疑问了。有人会说：“《左传》的文字多属附会，而《礼记》是经典；〇始祖所自出的说法出自《礼记》，难道可以舍弃《经》而听从《传》吗！”回答说：《左传》或许有可疑之处，与经书不同的，怀疑它是可以的；事情荒唐而文字〇相矛盾的，怀疑它是可以的。现在这三件事既没有荒唐矛盾的过失，而且与经书中“〇于庄公”、“〇于太庙”的文字完全吻合，那么它不应当被怀疑是明显的了。况且《记》是经典吗！孔子以前圣人所制定的，称为经。春秋、战国之间贤人所传授的，称为传。秦、汉之际儒者所记录的，称为记。自汉代以后解释经与传记的，称为注。自唐代以后连经、传、记、注一起解释的，称为疏。所以传有时采自经，记有时采自传，这是它们成书先后的必然情况。传如果彼此互相矛盾，就以经为准；记如果彼此互相矛盾，就以传为准，这是一定的道理。《曲台记》成书于西汉时期，自从刘向《七略》、班固《六艺》以来，都未曾把它当作经；直到郑康成为之作注，才把它提升到经传的地位。唐人分经科取士，于是它与《礼经》并行；然而那时《三传》也混杂在经中，未曾推崇《礼记》而贬斥《左传》。宋人喜好谈论经学却不能辨别真伪，反而抛弃《礼经》而以《戴记》取士，于是后世习举业的人就把它当作真正的经了。难道能因为汉人的论述而反而怀疑周人的记载吗！况且即使是汉人也没有这种说法，《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等篇的文章都在那里可以查考。可疑的，只有《小记》、《大传》、《祭法》三篇罢了。然而这三篇的意思也起初不像赵氏所说的那样，只是王肃一人这样解释罢了。即使《戴记》真的有这种说法，也不应当用它来怀疑《左传》；何况是王肃呢！左氏生于战国初期，〇礼当时还未废止。王肃是魏国人，距离春秋时期八九百年，暂且不说两人的学问相差天渊，就是传闻猜测也不如亲眼所见那样足以证明。
一，“〇于庄公”这一件事，《三传》都认为是吉祭而加以讥讽，没有认为〇是应当祭祀始祖之父的。
“吉〇于庄公，太急促了。”（《左传》闵公二年）
“为什么说‘吉’？说吉，是不可以吉的。为什么不可以吉？因为未满三年。为什么说‘于庄公’？因为不可以称宫庙。吉〇于庄公，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不守三年之丧。”（《公羊传》闵公二年）
“丧事未结束就举行吉祭，所以非议它。”（《〇梁传》闵公二年）
△三传都讥讽吉〇
考察：《三传》的文字如同符契相合，都以吉祭为讥讽，没有以“于庄公”为讥讽的。假如〇果然是祭祀始祖所自出的地方，而现在却祭祀庄公，可以说是大大失礼了，那么这三个人都生于秦火之前，怎么能完全没有一人知道而完全没有一句话提及呢？李氏廉却说：“《三传》都知道丧〇失礼，却不知道鲁国本不应当〇。”唉，这三个人都生于周代，所见的是周代的书籍，所闻的是周代的礼制，都未曾读过《小记》与《圣证论》；“不王不〇”的法度，“〇其始祖所自出”的说法，这三个人本来无从知道，只有赵匡才知道罢了！我家乡有学诗的，依据《诗法入门》（近世书名）而嘲笑杜甫不懂平仄。世上依据赵匡而驳斥《三传》的人，也是如此罢了！
一，〇的文字见于《论语》的有两处，都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礼，不能把它作为祭祀始祖之父与五年一〇、不王不〇的证据。
“孔子说：‘〇，从既灌以后，我就不想看了。’”（《论语八佾篇》）
△辨析朱熹“失礼之中又失礼”的说法
考察：圣人不欲观看，所以没有明文，不可以凭空揣测而定案。如果认为鲁〇非礼的缘故，也应当像《祭统》、《明堂位》所说，其僭越天子礼乐都在既灌以后，然后此话才通顺。如果像赵氏的说法，以祭祀始祖所自出为僭越，那么应当在〇之初，孔子就已经不想看了，何必等到既灌以后呢！朱子却说：“失礼之中又失礼，所以发出此叹。”也可以说是委曲而费词了。
“有人问〇的说法。孔子说：‘不知道。知道它说法的人对于天下，大概就像展示这个吧？’指着他的手掌。”（同上）
△辨析朱熹“报本之中又报本”的说法
考察：圣人不回答或人的缘故，也没有明文，不可臆断。然而根据经传的文字推论，宗庙的祭祀见于《春秋》的共有三种，曰〇，曰尝，曰〇，所以《左传》说“〇尝〇于庙”。礻龠虽然见于《易》但认为是薄祭，那么庙中只有这三种祭祀是正式的。这三种祭祀中，尝以荐新〇
，▯以祭改岁，其取义皆易知：独▯行於春夏之间，又有▯直▯袷▯之分，先王立制之意有难以窥测者。然则或人之所以问，孔子之所以不答，或皆因於此，未可知也。朱子乃以▯为祭始祖所自出而谓‘报本之中又报本，追远之中又追远，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语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则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之祖者其理即难知。此谚所谓‘二十四拜皆已拜，何争此一抖’者也。余不敢信为然。
译用禘祭来改换年岁，其取义都容易理解；唯独禘祭施行于春夏之间，又有祫祭与禘祭的区别，先王制定礼制的用意有难以窥测的地方。那么或许有人之所以提问，孔子之所以不回答，或许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未可知。朱熹却认为禘祭是祭祀始祖所从出的祖先，并说“在报答根本之中又报答根本，在追念远古之中又追念远古，不是仁孝诚敬到了极点不足以谈论这个；这不是提问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用不知道来回答他”。如果这样，那么祭祀到二十世祖先的道理容易理解，而祭祀到二十一世祖先的道理就难以理解。这正是谚语所说的“二十四拜都已经拜完了，何必争这一抖”啊。我不敢相信是这样。
一，▯之文见於《左传》者三，其词甚明，亦皆与《戴记》合，初无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不王不▯之说。
‘凡君薨，▯而作主，特祀於主，▯尝▯於庙。’（《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云‘凡’见群庙皆然
按：‘凡’之云者，群庙皆然，▯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与▯尝同举，正与《王制》、《祭义》诸篇说同，亦不当为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传》襄公十年）
△鲁之失礼在▯乐
按：襄公十六年传，晋亦有▯，则▯乃诸侯通用之礼也，此文以鲁之▯乐比宋之《桑林》，则鲁▯所用之乐非诸侯通用之乐矣。然则鲁之失礼固不在▯而在乐也。盖鲁之▯但以用天子之祭器乐章为僭；其实▯乃诸侯祭群庙之通礼，不必▯为天子独有之祭，为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鲁为僭也。且云‘宾祭用之’，则此乐亦以之娱宾矣，不但▯僭而巳。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左传》襄公十六年）
△免丧然後▯
按：是年春葬晋悼公，平公既位，已▯於曲沃矣，而此文复云‘未▯祀’，则是▯既葬既可行，▯必免丧然後举也。▯何以必待于免丧？▯礼吉也。‘吉▯於庄公’，《经》书之矣，《传》言之矣。彼此互证，其理显然。盖祖宗之血食不可因丧而废，故▯尝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纯用吉礼，故免丧然後▯。此先王制礼，所以使丧祭不相妨，吉凶无所碍，其义为至精也。然则是以丧故，所以逾三年而後▯，非无丧而▯概以数年为常也。至▯之所以为吉，《传》无明文。而《祭义》、《郊特牲》皆谓▯有乐而尝无乐。考《春秋》中之用乐用万，皆▯也，而▯尝皆无文；其说似为得之。然《鲁颂》“秋而载尝”章有“《万》舞洋洋”，《祭统》亦云“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则又不知其何故也？岂尝本无乐而亦可以用乐耶？抑後世相沿之失耶？古书既缺不能详考。要之，▯所以异於▯尝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为五年殷祭与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一，▯之文见於《诗序》者二，说与《春秋经传》、《戴记》合，亦与祭始祖之父无涉。
“《▯》，▯太祖也。”（《毛诗序》）
△《▯》▯太祖指文王
按：此即《王制》所谓“▯直▯”，《春秋》所谓“▯於庄公”、“▯於太庙”者也。《王制》以为天子无▯直▯，而此云尔者，盖传闻之小异；疑此为得之。此诗词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以为“▯太祖”，盖以文王为太祖，犹《祭法》之云“祖文王”也。此於说《诗》虽出揣度，然言▯则固与《春秋经传》合，不以为▯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云：“▯喾於後稷之庙而词无及喾、稷者，恐《序》之误。”不知▯原不於喾，亦不皆於稷，故词不及喾、稷而《序》以为▯，非《序》误，乃以为▯始祖所自出者误也。
“《长发》，大▯也。”（同上）
△《长发》“大▯”即▯▯
按：此即《王制》所谓“▯▯”也。此诗遍述契、相土、汤，故《序》以为“大▯”。於此可见汉初儒者师弟相传，其说皆如是，初无有▯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不但《王制》、《祭义》等篇为然也。朱子《诗传》乃云：“大▯不及群庙之主；此宜为▯祭之诗。”盖由误信赵氏之说，不知大▯即▯，是以反疑《序》说为误。今但屏去赵说，则古传记之言▯者皆不误矣。然则是王、赵误而非古传记之误也。
一，《礼记》中泛记▯祭之时者六，皆列▯於时祭之内，兼有诸侯宗庙通用之文，绝无五年一▯及不王不▯，祭始祖之父之说。
“飨▯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而秋尝。”（《郊特牲》）
“
译一，关于“禘”的记载在《左传》中出现了三次，其文辞非常明确，也都与《礼记》相合，起初并没有祭祀始祖之父以及五年举行一次禘祭、非王者不能举行禘祭的说法。
“凡是国君去世，举行禘祭并制作神主，在神主前单独祭祀，在宗庙中举行禘祭和尝祭。”（《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说“凡”表明所有宗庙都是如此
按：所谓“凡”，是指所有宗庙都这样，显然禘祭并非用来祭祀始祖所由出的祖先。况且禘祭与尝祭并提，正好与《王制》、《祭义》等篇的说法相同，也不应当是王者五年一次的大祭。
“宋公在楚丘宴请晋侯，请求演奏《桑林》之乐。荀罃推辞。荀偃、士匄说：‘诸侯中，宋国和鲁国在这里观察礼仪。鲁国有禘祭之乐，接待宾客和祭祀时使用它。宋国用《桑林》之乐宴请国君，不也可以吗！’”（《左传》襄公十年）
△鲁国的失礼在于禘祭之乐
按：襄公十六年的《左传》记载，晋国也有禘祭，那么禘祭乃是诸侯通用的礼仪。这篇文章用鲁国的禘祭之乐来比附宋国的《桑林》之乐，那么鲁国禘祭所使用的音乐就不是诸侯通用的音乐了。既然如此，鲁国的失礼本来就不在于禘祭本身，而在于音乐。大概鲁国的禘祭只是因为使用了天子的祭器和乐章才被视为僭越；实际上禘祭乃是诸侯祭祀群庙的通用礼仪，不必认为禘祭是天子独有的祭祀，或是祭祀始祖所由出祖先的祭祀，然后鲁国才算僭越。况且说“接待宾客和祭祀时使用它”，那么这种音乐也是用来娱乐宾客的，不仅仅是禘祭僭越而已。
“冬天，穆叔出使晋国聘问，并且陈述齐国的事。晋国人说：‘因为我国国君还没有举行禘祭，百姓还没有休养生息；如果不是这样，不敢忘记（讨伐齐国）。”（《左传》襄公十六年）
△免除丧服之后才举行禘祭
按：这一年春天安葬晋悼公，晋平公即位后，已经在曲沃举行了禘祭，而这篇文章又说“没有举行禘祭”，这说明禘祭在安葬之后就可以举行，但必须等到免除丧服之后才举行。为什么禘祭一定要等到免除丧服？因为禘祭是吉礼。“在庄公庙举行吉禘”，《春秋经》记载了，《左传》也说明了。彼此相互印证，道理很明显。大概祖宗的血食祭祀不能因为丧事而废止，所以禘祭和尝祭仍然照常进行；但三年的重丧不能纯粹使用吉礼，所以必须免除丧服之后才举行禘祭。这是先王制定礼仪，使得丧礼和祭礼互不妨碍，吉礼和凶礼互不阻碍，其意义最为精妙。那么这是因为丧事的原因，所以超过三年之后才举行禘祭，并不是没有丧事时禘祭都以数年为常例。至于禘祭之所以为吉礼，《左传》没有明文记载。而《祭义》、《郊特牲》都说禘祭有音乐而尝祭没有音乐。考察《春秋》中用乐用万舞的，都是禘祭，而禘祭和尝祭都没有记载；这种说法似乎是对的。然而《鲁颂》“秋而载尝”一章中有“《万》舞洋洋”，《祭统》也说“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那么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尝祭本来没有音乐但也可能使用音乐吗？或者是后世沿袭的错误呢？古书缺失，不能详细考证。总之，禘祭不同于禘祭和尝祭的地方，只是因为它属于吉礼，而不是因为它属于五年一次的大祭或祭祀始祖所由出的祖先。
一，关于“禘”的记载在《诗序》中出现了两次，说法与《春秋经传》、《礼记》相合，也与祭祀始祖之父无关。
“《禘》，禘祭太祖。”（《毛诗序》）
△《禘》篇禘祭太祖指的是文王
按：这就是《王制》所说的“禘直祭”，《春秋》所说的“在庄公庙禘祭”、“在太庙禘祭”。《王制》认为天子没有禘直祭，而这里这样说，大概是传闻的小差异；怀疑这种说法是对的。这首诗的词意似乎是指文王而言，所以《序》认为是“禘祭太祖”，大概是以文王为太祖，就像《祭法》所说的“祖文王”一样。这在解释《诗经》时虽然出于推测，但说到禘祭则确实与《春秋经传》相合，不认为禘祭是祭祀始祖所由出的祖先。朱熹却说：“在喾的庙里禘祭后稷，但歌词中没有提到喾、稷，恐怕《序》错了。”不知道禘祭原本不在喾，也不都在稷，所以歌词中没有提到喾、稷而《序》认为是禘祭，不是《序》错了，而是认为禘祭是祭祀始祖所由出祖先的人错了。
“《长发》，大禘。”（同上）
△《长发》中的“大禘”就是禘祭
按：这就是《王制》所说的“禘祭”。这首诗遍述契、相土、汤，所以《序》认为是“大禘”。由此可以看出汉初儒者师徒相传，他们的说法都是这样，起初没有禘祭始祖所由出祖先的说法，不只是《王制》、《祭义》等篇如此。朱熹《诗传》却说：“大禘不及群庙之主；这应该是禘祭的诗。”大概是因为误信赵氏的说法，不知道大禘就是禘祭，所以反而怀疑《序》的说法错了。现在只要摒弃赵氏的说法，那么古传记中关于禘祭的言论都没有错了。那么是王、赵错了，而不是古传记错了。
一，《礼记》中泛泛记载禘祭时间的有六处，都将禘祭列在时祭之内，兼有诸侯宗庙通用的文字，绝无五年一次禘祭以及非王者不能禘祭、祭祀始祖之父的说法。
“飨禘有音乐而食尝没有音乐，这是阴阳的道理。凡是饮酒，是培养阳气；凡是进食，是培养阴气；所以春天禘祭而秋天尝祭。”（《郊特牲》）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秋尝。……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有乐而尝无乐。”（《祭义》）
译祭祀不宜过于频繁，频繁就会使人感到厌烦，厌烦就会不恭敬；祭祀也不宜过于稀疏，稀疏就会使人懈怠，懈怠就会遗忘；因此君子顺应天道，举行春禘和秋尝。……用音乐来迎接神灵的到来，用哀伤来送别神灵的离去，所以禘祭有音乐而尝祭没有音乐。
“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
△《郊特牲》等篇以▯为春祭
按：此三篇皆谓春▯秋尝，则▯乃每年之祭而非五年之祭也明矣。且《祭义》、《郊特牲》皆通论祭礼而其言如是，则▯乃诸侯群庙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独有之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独擅之祭，又明矣。
△朱熹释《中庸》▯尝之非
朱子《中庸章句》云：“▯，天子宗庙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庙而以太祖配之也。尝，秋祭也。四时皆祭，举其一耳。”余按此章自“修其祖庙”以下皆论祭祀之礼，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尝”明之，其为春▯秋尝，文义甚明。况《祭义》、《郊特牲》皆有“春▯秋尝”之文可互证乎！今殊▯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则以春秋包四时，後则以一尝该四祭，亦可谓迂曲深晦而费词矣。盖朱子亦以先入之言为主而强取而合之，故不复顾本章之文义耳。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衤勺，夏曰▯，秋曰尝，冬曰▯。”（《王制》）
“春祭曰衤勺，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衤勺、▯，阳义也；尝、▯，阴义也。▯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於▯尝。”（《祭统》）
△《王制》等篇以▯为夏祭
按：此二篇之文与前三篇小异。彼以▯为春祭，此则以▯为夏祭；彼以为每年两祭，此则以为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盖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时，其後说经之儒各据其师所传为说而分系之，是以或举其重，或兼其轻，或以为春，或以为夏耳。要之，皆以为每年之祭而非以为五年之祭也。夫《记》之言虽不足尽信，然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源流不归於一，非若後世为举业者同宗一注疏而无异说也。藉令果有五年一▯之事，四十馀篇之中岂得竟无一人言者，而不约而同皆以为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云云而无异词，则亦未尝以为不王不▯与祭始祖之所自出矣。
△郑玄分别夏、殷、周祭名之非
郑氏《王制》、《祭统》注云：“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日衤勺，以▯为殷祭。”余按：《祭统》言成王、康王赐鲁以尝▯重祭，则为周制无疑矣；《中庸》以春秋▯尝为武王、周公之达孝，则亦以春▯秋尝为周制也；乌得概谓之夏、殷哉！夏、殷之制，《记》尝言之矣，《王制》之“飨、食”，“收、▯”，《祭义》之“祭ウ、祭阳”，《郊特牲》之“尚气、尚声”，皆以夏、殷之文别之，未有不举其代号者。不举代号，皆周制也。如概以为夏、殷，则《王制》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郑氏以夏、商为有殷祭乎？无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袭其名，可也；即别命一名，亦可也；何为易之而又冒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为易之而又胃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冒夏、商时祭之旧名，复别制一时祭之名以代之？亦可谓委曲而繁扰矣！《记》之言▯凡十一篇，《祭法》记四代之▯，无论已；其馀十篇，无明文者五而以为时祭者五，未有一篇言为殷祭者。《记》之所采多周末之言，即汉亦去周为近，何故竟无一人肯述周制而皆远征之夏、商乎？
“天子▯直衤勺、▯▯、▯尝、▯▯。诸侯衤勺则不▯，▯则不尝，尝则不▯，▯则不衤勺。诸侯衤勺▯直，▯一▯直一▯，尝▯，▯▯。”（《王制》）
△“▯直、▯”非祭名
按此文，则是衤勺▯▯尝乃祭之名，而▯直与袷乃分合之谓，非祭之名也。分祭则谓之▯直；合祭则谓之袷。▯直，即直也，专之义也。▯，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犹右之加示而为佑也。▯▯尝皆有袷，则▯▯尝之外不得复有袷祭矣。犹《诗》之言“黍稷▯童▯，▯直稚菽麦”，不得谓黍稷菽麦之外别有▯童▯▯直稚
译“春秋两季修缮祖先的宗庙，陈列宗庙中的礼器，摆放祖先的衣冠，进献应时的食物。……明白了郊祀和社祭的礼仪，以及春禘秋尝的意义，治理国家不就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楚吗！”（《中庸》）
△《郊特牲》等篇将“禘”解释为春祭
按：这三篇文献都说是春禘秋尝，那么“禘”是每年的祭祀而不是五年一次的祭祀，这就很明白了。况且《祭义》、《郊特牲》都是通论祭祀礼仪，它们的说法如此，那么“禘”是诸侯群庙的常规祭祀，而不是天子独有的祭祀，也不是始祖所出的天帝所独占的祭祀，这也十分清楚了。
△朱熹解释《中庸》中“禘尝”的错误
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禘，是天宗庙的大祭，追祭太祖所出的祖先于太庙，并用太祖配享。尝，是秋祭。四季都祭祀，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罢了。”我按：这一章从“修缮祖庙”以下都在论述祭祀的礼仪，开头用“春秋”统领，结尾用“禘尝”明确，这是春禘秋尝，文义非常明白。何况《祭义》、《郊特牲》都有“春禘秋尝”的文字可以互相印证呢！现在把“禘”特别区分在春秋祭祀之外，前面用春秋概括四季，后面用一个“尝”概括四季祭祀，这可以说是迂曲深晦而费词了。大概朱熹也是以先入为主的言论为主，强行取来附会，所以不再顾及本章的文义了。
天子诸侯宗庙的祭祀：春天叫禴，夏天叫禘，秋天叫尝，冬天叫烝。”（《王制》）
“春祭叫禴，夏祭叫禘，秋祭叫尝，冬祭叫烝。禴、禘，是阳的意义；尝、烝，是阴的意义。禘，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尝，是阴气最盛的时候；所以说没有比禘尝更重要的了。”（《祭统》）
△《王制》等篇将“禘”解释为夏祭
按：这两篇的文字与前三篇略有不同。那三篇把“禘”当作春祭，这两篇则把“禘”当作夏祭；那三篇认为是每年两次祭祀，这两篇则认为是每年四次祭祀，这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大概古人的祭祀原本不分四季，后来解说经书的儒者各自依据老师传授的说法来分别归类，所以有的举出重要的，有的兼及次要的，有的认为是春祭，有的认为是夏祭罢了。总之，都认为这是每年的祭祀，而不认为是五年一次的祭祀。《礼记》中的言论虽然不足以完全相信，但是秦、汉之间距离古代不远，当时的学者各有师承，源流不归于统一，不像后世为了科举考试的人共同尊崇一种注疏而没有异说。假使真的有五年一次禘祭的事情，四十多篇文献中难道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到，而不约而同都认为是每年的祭祀吗！况且文中说“天子诸侯宗庙的祭祀”等等，没有不同的说法，那么也就未曾认为不称王就不禘，以及祭祀始祖所出的天帝了。
△郑玄分别夏、殷、周祭名的错误
郑玄在《王制》、《祭统》的注中说：“这大概是夏、殷的祭名。周朝改变了它，春天叫祠，夏天叫禴，把禘作为殷祭。”我按：《祭统》说成王、康王赐给鲁国尝禘重祭，那么这是周制无疑了；《中庸》把春秋禘尝作为武王、周公的大孝，那么也是把春禘秋尝作为周制；怎么能一概说是夏、殷的呢！夏、殷的制度，《礼记》曾经提到过，《王制》中的“飨、食”，“收、烝”，《祭义》中的“祭阴、祭阳”，《郊特牲》中的“尚气、尚声”，都是用夏、殷的文字来区别的，没有不举出代号的。不举出代号的，都是周制。如果一概认为是夏、殷，那么《王制》中的“辟雍”，《郊特牲》中的“稷牛”，又怎么解释呢？况且郑玄认为夏、商有殷祭吗？没有殷祭吗？如果有殷祭，周朝沿袭其名，可以；另外命名一个，也可以；为什么要改变它而又冒用时祭的名号呢？如果没有殷祭而周朝创立它，那么也何必另外创立一个殷祭的名号，而一定要改变它而又冒用时祭的名号呢？如果没有殷祭而周朝创立它，那么也何必另外创立一个殷祭的名号，而一定要冒用夏、商时祭的旧名，再另外制定一个时祭的名号来代替呢？这也算是委曲而烦扰了！《礼记》中谈到“禘”的共有十一篇，《祭法》记载四代的禘，不用说；其余十篇，没有明文的是五篇，认为是时祭的是五篇，没有一篇说是殷祭的。《礼记》所采纳的多是周末的言论，即使汉代也离周朝较近，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叙述周制而都远引夏、商呢？
“天子禘则禴、禘、尝、烝。诸侯禴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禴。诸侯禴禘直，禘一禘直一禘，尝烝，烝禴。”（《王制》）
△“禘直、祫”不是祭名
按：根据这段文字，那么禴、禘、尝、烝是祭祀的名称，而“禘直”与“祫”是分别和合祭的意思，不是祭祀的名称。分别祭祀就叫做“禘直”；合祭就叫做“祫”。“禘直”，就是“直”，专一的意思。“祫”，就是“合”，后人在“合”字旁边加了示字旁，就像“右”字加了示字旁成为“佑”一样。禴、禘、尝、烝都有祫祭，那么禴、禘、尝、烝之外就不能再有祫祭了。就像《诗经》中说“黍稷禴童禴，禘直稚菽麦”，不能说在黍稷菽麦之外另有禴童禴禘直稚。
之四▯也。至其▯直▯制，实本《春秋经传》而来。所谓▯之▯直者，即《春秋》之“▯於庄公，▯於太庙”也。所谓▯▯者，即《春秋》之“大事於太庙”也。所谓尝袷▯▯者，即《春秋》之但书“己卯▯”，“乙亥尝”，而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即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概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袷不得平列为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属之也明矣。且▯既有▯直有袷，则非以祭始祖之父矣。云“诸侯▯一▯直一袷”，则亦以▯为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之说矣。
译这是第四十条。至于其中的禘、直、制，实际上源自《春秋经传》。所谓禘、直，就是《春秋》中记载的“禘于庄公，禘于太庙”。所谓禘、制，就是《春秋》中记载的“大事于太庙”。所谓尝、袷、禘、制，就是《春秋》中只记载“己卯禘”、“乙亥尝”，而不记载所祭祀的宗庙。所说的内容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古代制度，但其大体并不违背经义。由此说来，禘与不记载所祭宗庙的情况，所说的内容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古代制度，但其大体并不违背经义。由此说来，禘与袷不能平列为两种祭祀，并分别归属于三年和五年，这是很明显的。况且禘既有禘、直又有袷，那么就不是用来祭祀始祖的父亲了。说“诸侯一禘一直一袷”，那么也是将禘视为诸侯通用的祭祀，而不采用“不王不禘”的说法了。
一，《礼记》中专记鲁▯之制者三，但以为用天子器乐，亦但有祭周公之文，绝无不王不▯及祭始祖之父之说。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祭统》）
“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祭统》、《明堂位》见鲁▯之僭
按此二篇之文，则是鲁▯之所以为僭者专於祭器乐章见之，非以▯为僭也，非以▯其太祖之所自出为僭也。黄目玉瓒皆灌时所用，与《论语》“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乐，与《春秋传》“鲁有▯乐”之言合；鲁▯之僭可以互证而无疑矣。且《祭统》所称重祭凡四，而郊社尝▯皆与焉。郊固天子之礼，若社尝乃诸侯所通用，又何独疑於▯而遂以为非天子不得行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赐鲁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周令主，不应有是过举。管仲之“三归、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亦岂有人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正如楚伯州犁所云“辞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一篇皆以侈鲁国之盛，若▯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祀文王，此之巨典尤为煌煌者，何得通篇竟无一言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庙”乎？然则▯之非以祭文王可知矣。“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杂记下》）
△《杂记》概举五庙
按：此文云“有事於祖”，则亦概举五庙言之，而未见其为专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谓七月始於献子，恐未必然。范氏《▯梁传注》已辨之矣。
一，自《丧服小记》始有“不王不▯”之说，乃因《礼运》之文而误；其实，《礼运》未尝以▯为天子之礼。
“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运》）
“礼，不王不▯。”（《丧服小记》。《大传》同）
△《礼运》“非礼”之误解
按：《小记》之文乃本《礼运》之意以为言者。然《王制》等三篇泛言▯礼，未尝有一篇以为天子之礼者；而《礼运》、《祭统》、《明堂位》三篇专言鲁▯，则皆以为天子之礼。然则是鲁▯为天子之礼，非▯即为天子之礼，明矣。盖《礼运》所谓“非礼”即《祭统》、《明堂位》所云“黄目、玉瓒、《大夏》、《大武》”之属，其“郊▯”并举亦即《祭统》“郊社尝▯”并举之意；非以▯为天子始得行也。《礼运》以此文为孔子之言，虽未必果然，大都此语相传已久。《小记》，汉儒所纂，但闻鲁▯非礼而未详其所以非礼，但闻鲁之郊▯皆非礼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之，而以为不王不▯耳。《小记》本杂缀古人之语以成篇者，而此文亦与上“▯其祖”之文不相属。盖上文本谓王者始得“▯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误以为王者始得▯而加此文，纂辑者未之考而概列之於篇中也。
△《大传》误采《小记》
至於《大传》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述”以下见於《服问》，“别子”以下见於《小记》；则此文亦即采之《小记》可知。盖因其与上文皆论▯，故取而合之。然则《大传》之作又後於《小记》矣。後儒但见《大传》此文，遂不复考其所由来而概以为不王不▯，其亦疏矣。由是言之，不王不▯之说乃一人误解之，一人又误采之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一也。
一，
译一，《礼记》中专记鲁禘制度的有三处，但只认为鲁国使用了天子的器乐，也只有祭祀周公的文字，绝对没有“不称王就不禘”以及“祭祀始祖之父”的说法。
“从前周公旦对天下有勋劳。周公去世后，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勋劳而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给鲁国隆重的祭祀。外祭就是郊祭和社祭；内祭就是大尝禘。在大尝禘时，升堂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手持朱干玉戚舞蹈《大武》，用八佾舞蹈《大夏》，这些都是天子的音乐。因为尊崇周公，所以赐给鲁国。”（《祭统》）
“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牺牲用白色的牡牛；酒尊用牺象山罍；郁尊用黄目；灌礼用玉瓒大圭；进献用玉豆雕罍；爵用玉盏仍雕，加上璧散璧角；俎用嶡完嶡。升堂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手持朱干玉戚，戴着冕舞蹈《大武》；穿着皮弁素积，袒露上衣舞蹈《大夏》。”（《明堂位》）
△《祭统》、《明堂位》显示鲁禘的僭越
考察这两篇的文字，那么鲁禘之所以为僭越，专门体现在祭器和乐章上，并不是因为禘礼本身是僭越，也不是因为禘祭太祖之所自出是僭越。黄目、玉瓒都是灌礼时所用的，与《论语》中“既灌”的话相合；《大夏》、《大武》都是天子的音乐，与《春秋传》中“鲁有禘乐”的话相合；鲁禘的僭越可以互相印证而没有疑问了。况且《祭统》所推崇的隆重祭祀共有四种，而郊祭、社祭、尝祭、禘祭都包括在内。郊祭固然是天子的礼仪，如果社祭、尝祭是诸侯通用的，又为什么唯独怀疑禘祭，从而认为不是天子就不能施行呢？只有所说的“成王、康王赐给鲁国隆重祭祀”，恐怕未必如此。成王、康王都是周朝的圣明君主，不应该有这样的过失举动。管仲的“三归、反坫”，季氏的“八佾、雍彻”，难道也是有人赐给他们的吗！大概是鲁国的君主自己僭用天子的礼乐，沿袭已久，不知始于何时，他们的国人于是产生了这种想当然的说法，正如楚国的伯州犁所说的“言辞上假托寡君”那样。不然的话，赐给祭祀，只是一件事，成王就是成王，康王就是康王，为什么一概说“成王、康王”呢？又考察：《明堂位》一篇都是夸耀鲁国的盛况，如果禘礼确实是祭祀太祖之所自出而祭祀文王，这是极为显赫的重大典礼，为什么全篇竟然没有一句话提及，而只说“在太庙祭祀周公”呢？那么禘礼不是用来祭祀文王的就可以知道了。“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冬至，可以祭祀祖先。’七月举行禘祭，是孟献子制定的。”（《杂记下》）
△《杂记》概括列举五庙
考察：这段文字说“祭祀祖先”，那么也是概括列举五庙而言，而没有看到它是专门祭祀太祖之所自出。只是说七月禘祭始于孟献子，恐怕未必如此。范氏《梁传注》已经辩驳过了。
一，从《丧服小记》开始才有“不王不禘”的说法，这是因《礼运》的文字而误解；其实，《礼运》未曾将禘礼视为天子的专属礼仪。
“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衰微了！”（《礼运》）
“礼制，不称王就不禘。”（《丧服小记》。《大传》相同）
△《礼运》“非礼”的误解
考察：《小记》的文字是依据《礼运》的意思而言的。然而《王制》等三篇泛论禘礼，未曾有一篇认为它是天子的专属礼仪；而《礼运》、《祭统》、《明堂位》三篇专论鲁禘，则都认为它是天子的礼仪。那么是鲁禘为天子之礼，并非禘礼本身就是天子之礼，这是明显的。大概《礼运》所说的“非礼”即《祭统》、《明堂位》所说的“黄目、玉瓒、《大夏》、《大武》”之类，其“郊禘”并举也就是《祭统》“郊社尝禘”并举的意思；并不是认为禘礼只有天子才能施行。《礼运》将这段话作为孔子的言论，虽然未必确实，大抵这句话相传已久。《小记》是汉儒编纂的，只听说鲁禘不合礼制而未详细知道它为什么不合礼制，只听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都不合礼制而郊祭非王者不得施行，所以主观推测从而以郊祭为例，认为不王不禘罢了。《小记》本是杂缀古人的话语以成篇的，而这段文字也与上文“禘其祖”的文字不相连贯。上文原本是说王者才能“禘祭其祖之所自出”，后人于是误以为王者才能禘祭而加上这段文字，编纂者没有考察而一概列在篇中。
△《大传》误采《小记》
至于《大传》的文字，又都采自其他篇章，“服述”以下见于《服问》，“别子”以下见于《小记》；那么这段文字也就是采自《小记》可以知道。大概因为它与上文都论及禘祭，所以取来合并。那么《大传》的作成又在《小记》之后了。后儒只见到《大传》这段文字，就不再考察它的来源而一概认为不王不禘，这也太疏漏了。由此说来，不王不禘的说法乃是一人误解，另一人又误采而已。这是违背经传的第一点。
一，
自《春秋说文》始有五年一▯之说，乃因《公羊传》及《尔雅》之文而误；其实，《公羊传》未尝以▯为五年之殷祭。
译自从《春秋说文》开始有了“五年一〇”的说法，这是依据《公羊传》和《尔雅》的文字而产生的错误；实际上，《公羊传》并没有把“〇”当作五年一次的殷祭。
“春曰祠；夏曰衤勺；秋曰尝；冬曰▯。”（《公羊传》桓公八年）“大▯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末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传》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衤勺；秋祭曰尝；冬祭曰▯。……▯，大祭也。”（《尔雅释天》）
“三年一▯；五年一▯。”（《春秋说》文。《礼纬》同）
△《公羊》“殷祭”与《尔雅》“大祭”之误解
按：《春秋说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传“五年再殷祭”之文；而其所以以▯为殷祭者，则因於桓八年传时祭不言▯之故。然观《传》之本文，但五年再▯耳，非谓一▯而一▯也。《传》曰“大袷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袷也。曰：“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即合祭也。然则“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即五年而再大袷也；何尝谓别有一▯，与袷相间以祭於五年之中，而为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袷，则上文亦当有一言及▯，何得独言袷乎！假使▯袷果皆殷祭，则闵二年“▯於庄公”之传亦当有一言及之，何得独言之於袷乎！盖此传之文正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大袷”，即《王制》之“袷▯”也；所谓“五年而再殷祭”，即《王制》之“▯一▯直一袷”也。但一▯直一袷则四年而再袷，与此五年之文少别。盖亦约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尝不同，不得平分▯▯为二祭以当五年再举之数也。至於四时之祭独不言▯，此亦不足为异。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时，故殷以一岁为“一祀”，《礼》以祀事为“岁事”；但每岁有此数祭，非每时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时一祭，则当以一时为一祀，何得反以一岁为一祀乎！古礼既缺，说经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系之四时，是以互有同异，或有此而无彼，或有彼而无此耳；非谓此外不得复有祭也。《祭义》、《郊特牲》皆但言▯尝而不言▯，亦可以▯为五年之殷祭乎！《左传》云：“▯尝▯於庙。”至纪祭时则云：“始杀而尝，闭蛰而▯。”独不言▯，是▯无定时也。故▯，於《经》有“五月”“七月”之异，於《传》有“二月”“十月”之殊，於《记》则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说。或者公羊氏以▯无定时，故不分系於四时耶？安得因此文之未言▯而遂强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数也！《尔雅》四时祭名全录《公羊传》文；以《传》之未言▯也，故别出“▯，大祭”之文以补之。然揆其意，亦但谓▯祭较祠衤勺▯尝为大耳，非以此当《传》文“五年再殷祭”之数也。若果以▯▯相间为五年之殷祭，则文当云“▯、▯，皆大祭也”，何得独言▯而偏遗袷乎！《春秋说文》见▯不列时祭之内，遂误以《尔雅》之“大祭”为即《公羊》之“殷祭”，因分▯▯为二而以“三年”“五年”别之，以求合於《传》文、呜呼，谬矣！“袷”也者，即“合”也。“示”，特传写者所加耳。三年之袷，即合祭之▯也。是以经传无袷祭之名而但有“▯尝”“袷▯”之文。若五年之▯不合祭，则非殷祭矣。若亦合祭，则仍是大▯耳。岂得分彼为▯而此为▯也哉！何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昔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未尝有也。纵使果然，而▯之合食反多於袷、岂得反不谓之袷也哉！至於所推春秋▯袷之年，尤为穿凿。▯之见於《经》者二，而相距八年，乌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说，▯自继▯数之，▯自继袷数之，则三十年中凡十袷六▯，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传》岂得谓之“五年再殷祭”乎！
△“▯、祠”疑一祭
又按：《春秋》有▯无祠，《诗》有祠无▯，经未有祠▯并举者；《祭义》、《郊特牲》，▯为春祭，此传亦祠为春祭；《王制》、《祭统》以▯与衤勺尝▯为四，此传亦以祠与衤勺尝▯为
译“春季的祭祀称为祠；夏季的祭祀称为禴；秋季的祭祀称为尝；冬季的祭祀称为烝。”（《公羊传》桓公八年）“大袷是什么？是合祭。那合祭是怎样的呢？已毁弃宗庙的祖先牌位，陈列在太祖庙中；未毁弃宗庙的祖先牌位，都升迁到太祖庙中共同受祭。每五年举行两次殷祭。”（《公羊传》文公二年）
“春季的祭祀称为祠；夏季的祭祀称为禴；秋季的祭祀称为尝；冬季的祭祀称为烝。……烝，是大祭。”（《尔雅·释天》）
“每三年举行一次烝；每五年举行一次烝。”（《春秋说》文。《礼纬》相同）
△《公羊传》中“殷祭”与《尔雅》中“大祭”的误解
按：《春秋说文》中的言论本于《公羊传》文公二年传中“五年再殷祭”的文字；而它之所以将烝视为殷祭，是因为桓公八年传中在讲述时祭时没有提到烝的缘故。然而查看《传》的原文，只是说五年两次烝罢了，并非说一次烝和一次袷。《传》说：“大袷是什么？是合祭。”这就是说合祭就是大袷。又说：“那合祭是怎样的呢？已毁弃宗庙的祖先牌位陈列在太祖庙中，未毁弃宗庙的祖先牌位都升迁到太祖庙中共同受祭；每五年举行两次殷祭。”这就是说殷祭就是合祭。那么，“五年而再殷祭”这句话，也就是五年而再大袷的意思；哪里是说另外有一个烝，与袷相间在五年之中祭祀，从而构成两次殷祭呢！假如殷祭果然兼有烝和袷，那么上文也应当有一句提到烝，怎能只说袷呢！假如烝和袷果然都是殷祭，那么闵公二年“在庄公庙举行烝祭”的传文也应当有一句提到它，怎能只说在袷祭中呢！大概这篇传文的文字正与《王制》互为表里，所谓的“大袷”，就是《王制》中的“袲烝”；所谓的“五年而再殷祭”，就是《王制》中的“烝一烝直一袷”。但一烝直一袷则是四年而再袷，与此处五年的文字稍有不同。这大概也是约略而言，其主旨并没有不同，不能将烝和袷平分为两种祭祀来对应五年举行两次的数目。至于四时之祭唯独没有提到烝，这也不足为奇。为什么呢？古人的祭祀原本不平均分配在四季，所以殷人以一年为“一祀”，《礼》将祀事称为“岁事”；只是每年有这几种祭祀，并非每个季节必定有这一种祭祀。如果果然每个季节一次祭祀，那么就应当以一时为一祀，怎能反而以一年为一祀呢！古礼既然缺失，解说经书的儒者各自凭意选取古祭名而分配系属于四季，因此互有同异，有的有此而无彼，有的有彼而无此罢了；并非说除此之外不能再有祭祀。《祭义》、《郊特牲》都只说烝尝而不说烝，难道也可以将烝作为五年一次的殷祭吗！《左传》说：“在宗庙举行烝尝。”等到记载祭祀时间时却说：“开始杀戮牲畜时举行尝祭，昆虫闭藏时举行烝祭。”唯独没有说烝，这是烝没有固定时间的缘故。所以烝，在《经》中有“五月”“七月”的不同，在《传》中有“二月”“十月”的差异，在《记》中又有“春祭”“夏祭”，“六月”“七月”，说法不一。或许公羊氏因为烝没有固定时间，所以不将其分配系属于四季吧？怎能因为这篇文字没有提到烝，就强行将其纳入五年殷祭的数目中呢！《尔雅》四时祭名完全抄录《公羊传》的文字；因为《传》中没有提到烝，所以另外提出“烝，大祭”的文字来补充。然而推究其意，也只是说烝祭比祠、禴、烝、尝为大罢了，并非以此对应《传》文中“五年再殷祭”的数目。如果果然以烝、袷相间作为五年一次的殷祭，那么文字应当说“烝、袷，都是大祭”，怎能只说烝而偏偏遗漏袷呢！《春秋说文》看到烝不列在时祭之内，于是误将《尔雅》的“大祭”当作《公羊》的“殷祭”，因而将烝、袷分为两种并以“三年”“五年”区别它们，以求符合《传》文，唉，真是谬误啊！“袷”也就是“合”。“示”，只是传抄者所添加的。三年的袷，就是合祭的烝。所以经传中没有袷祭的名称，只有“烝尝”“袷烝”的文字。如果五年的烝不合祭，那就不是殷祭了。如果也合祭，那就仍然是大袷罢了。怎能将那个分为烝而将这个分为袷呢！何休寻求其说法而不得，于是说“烝之所以不同于袷，是因为功臣都祭祀。”这只是想当然罢了，经传中未曾有。纵使果然如此，而烝的合食反而多于袷，怎能反而不称之为袷呢！至于所推演的春秋烝袷的年份，尤为穿凿附会。烝见于《经》的有两次，而相距八年，哪里能符合呢！况且按照他的说法，烝自继烝数起，袷自继袷数起，那么三十年中凡有十次袷六次烝，有四年而三次殷祭的情况了，《传》怎能称之为“五年再殷祭”呢！
△“烝、祠”疑为同一祭祀
又按：《春秋》有烝无祠，《诗经》有祠无烝，经书中未曾有祠烝并举的；《祭义》、《郊特牲》以烝为春祭，此传也以祠为春祭；《王制》、《祭统》以烝与禴、尝、烝为四，此传也以祠与禴、尝、烝为
四：安知▯与祠非一祭而异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姒”，诗与《▯梁》作“弋”。楚之▯氏，《左氏》一传之中或作“▯”，或作“▯”。“衤勺”之文不见於经，而《诗》、《易》皆有“礻龠祭”，郑氏以为“衤勺，即礻龠也”。今“▯”与“祠”音亦相近；而▯从“У”，У与祠音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即他经传之▯而异其文者乎！姑阙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异而遽曲为之说也！盖西汉之世，公羊之学最盛，自董仲舒屈瑕邱江公，《▯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学官，而《戴记》亦未出，学者说经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贵，故每增其师说，傅以己意而授弟子，以自为功，其风气然也。是以《春秋说文》演为此说，而《礼纬》则又见《春秋说文》之语而袭之者，犹《大传》之采诸《小记》也。此虽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之说，然混▯於▯，其失更大於《小记》矣。由是言之，五年一▯之说亦汉儒之误解而误采焉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二也。
译四：怎么知道“〇”与“祠”不是同一种祭祀而名称不同呢！杞国的姓氏，《公羊传》和《左氏传》写作“姒”，《诗经》与《〇梁传》写作“弋”。楚国的〇氏，在《左氏传》同一篇传文中，有的地方写作“〇”，有的地方写作“〇”。“衤勺”这个字形在经书中没有出现过，而《诗经》、《易经》中都有“礻龠祭”，郑玄认为“衤勺，就是礻龠”。现在“〇”与“祠”读音也相近；而且“〇”字从“У”旁，“У”与“祠”的读音尤其接近。又怎么知道《公羊传》这一年的“祠”不是其他经传中的“〇”而文字不同呢！暂时保留疑问，就可以了。怎么能因为一个字的不同就立刻牵强附会地加以解说呢！大概在西汉时期，公羊学最为兴盛，自从董仲舒压制瑕邱江公以来，《〇梁传》、《左氏传》都不能在学官中设立，而《戴记》也尚未问世，学者解说经文大多依据《公羊传》，而且多借此谋取富贵，所以常常增加其师说，附以自己的意思传授给弟子，以此自夸功劳，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因此《春秋说文》演绎出这种说法，而《礼纬》则是看到了《春秋说文》的话而沿袭它，就像《大传》采录《小记》一样。这虽然是从上下贯通的角度来说，不采用“不王不〇”的说法，然而将“〇”与“〇”混淆，其错误比《小记》更大了。由此说来，五年一〇的说法也是汉代儒者的误解而被错误地采纳罢了。这违背经传的地方是第二点。
一，为▯始祖所自出之说者皆引《丧服小记》、《大传》为据，然观二篇之文实大不然。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丧服小记）
△《小记》主旨在明▯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
按：此文义甚明，且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其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袷▯也。高曾祖考，天子之所独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诸侯之所同祖，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谓之“其祖”而谓之“其祖所自出。”天子之▯▯，高曾祖考之主皆与始祖之主同陈於太庙，故曰“▯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何尝有“▯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说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则其意尤显然。何者？九庙之说始於刘歆。自歆以前，儒者多谓“天子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庙，诸侯则与太庙而为五，周则加文、武世室而为七”。此篇盖汉儒所记，故不言立六庙而言“立四庙”。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则“其祖”之为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谓始祖，则当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庙”，不得云立四庙矣。此篇本记丧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庶之分，言王者世▯相传，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则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时，以後稷为其祖之所自出而▯之，以文、武、成、康为其祖而立四庙配之。至鲁与卫，则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鲁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也。若无▯子，或▯子有他故而庶子立为王，则当奉大宗之统而祭与▯子同，其子孙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而不仅祭及於其祖之为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孙而命之也；犹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犹《春秋传》之於王孙牟、燮父、禽父而皆谓为“王母弟”也。郑氏所谓“正体在上，下正犹为庶”者是也。然则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与“兼祭其祖之所自出”为▯庶之别。若其祖即为後稷而所自出者为喾，财祭稷者即祭喾，▯庶原无分别，何故复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义本极易解，特後之说者互相沿袭而遂失其真。学者不取信於《春秋经传》而泥汉儒之记，已为舛谬；况并不求其前後文义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为说乎！无怪乎《六经》之日晦也！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袷及其高祖。”（《大传》）
△《大传》文义与《小记》无异
按：《大传》文即采之於《小记》，前於“不王不▯”之文已言之矣。“诸侯”以下虽《小记》所无，然其意亦与《小记》无异。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於高祖为远，故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自出”则始祖也，最远，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义显然，无可疑者。然则《大传》之意亦谓“其祖之所自出”为始祖耳，非谓“其祖”为始祖而别有“所自出”之人而▯之也。若以其祖为即始祖，则诸侯始封之君──若鲁卫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别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概称之为“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别之，何其不伦之至也哉！
一，以▯为祭喾，以喾为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鲁语》、《祭法》为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据，且与《小记》、《大传》“▯其祖所自出”之语无涉。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黄帝而
译一，那些主张“禘”是祭祀始祖所由出的说法，都引用《丧服小记》和《大传》作为依据，然而观察这两篇的文字，实际情况却大大不然。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丧服小记》）
△《小记》的主旨在于阐明嫡庶所祭祀的祖先远近的区别
按：这段文字的意思很明白，而且与《王制》互为表里。所谓“其祖”，就是指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所谓“其祖之所自出”，就是指始祖。所谓“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就是《王制》所说的禘祭。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是天子独自尊奉为祖的，所以称为“其祖”。始祖，是同姓诸侯共同尊奉为祖的，而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也是由此人之后才有的，所以不称其为“其祖”，而称其为“其祖所自出”。天子举行禘祭时，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神主都与始祖的神主一同陈列在太庙，所以说“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哪里会有“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的说法呢！况且下文说“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那么它的意思尤其明显。为什么呢？九庙的说法始于刘歆。自刘歆以前，儒者大多认为“天子和诸侯都只设立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座庙，诸侯则加上太庙而为五座，周朝又加上文王、武王的世室而为七座”。这篇大概是汉代儒者所记载，所以不说立六庙而说“立四庙”。说“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那么“其祖”是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而不是始祖，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其祖”就是指始祖，那么就应当说“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庙”，而不能说立四庙了。这篇本来记载丧服，之所以说这些，是想以此阐明嫡庶的区别，说王者世代嫡传，然后才能祭祀到他的始祖而用他的祖配享，其他支庶小宗则不能祭祀其祖，或者只能祭祀其祖而不能上溯到始祖。比如周昭王的时候，以后稷作为其祖之所自出而禘祭他，以文、武、成、康作为其祖而立四庙配享他。至于鲁国和卫国，都是周的支庶，只祭祀其祖周公、鲁公，康叔、康伯，而都不能上推其祖之所自出来禘祭后稷。如果没有嫡子，或者嫡子有其他缘故而庶子立为王，那么就应当奉大宗的统绪而祭祀与嫡子相同，他的子孙都能追溯其祖之所自出来禘祭后稷，而不仅仅祭祀到作为庶子的其祖就停止，所以说“庶子王亦如之。”庶子这个词，是兼指庶子的子孙而言的；就像下文所说的“庶子不祭祖”一样，就像《春秋传》对于王孙牟、燮父、禽父都称为“王母弟”一样。郑氏所说的“正体在上，下正犹为庶”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章的意思只是以“只祭祀其祖”与“兼祭祀其祖之所自出”作为嫡庶的区别。如果其祖就是后稷而所自出的是喾，只祭祀稷的就是祭祀喾，嫡庶本来没有分别，为什么又重复说“庶子王亦如之”呢？这一章的文义本来极易理解，只是后来的解说者互相沿袭而失去了真相。学者不采信《春秋经传》而拘泥于汉代儒者的记载，已经是大错特错；何况并不探求前后文义所在，却割裂其句，增改其文，来自己立说呢！难怪《六经》日益晦暗不明啊！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袷及其高祖。”（《大传》）
△《大传》的文义与《小记》没有不同
按：《大传》的文字就采自《小记》，前面在“不王不禘”的文字中已经说过了。“诸侯”以下虽然《小记》所没有，然而它的意思也与《小记》没有不同。为什么呢？“高祖”是四世的祖，所以大夫和士都能祭祀他。“太祖”是始封的君主，比起高祖来更远，所以诸侯才能祭祀他。“祖之所自出”就是始祖，最远，所以只有天子才能祭祀他。文义显然，没有什么可疑的。那么《大传》的意思也是说“其祖之所自出”是始祖罢了，不是说“其祖”是始祖而另有“所自出”的人来禘祭他。如果认为其祖就是始祖，那么诸侯始封的君主——如鲁、卫的周公、康叔——尚且尊而别称为“太祖”，而天子的始祖——如商、周的稷、契——反而一概称为“祖”而不用太祖来尊称区别，这是多么不合情理啊！
一，那些认为禘是祭祀喾，以喾为稷所由出的帝的说法，都本于《鲁语》、《祭法》而言，然而这两篇的文字本来不足以作为依据，而且与《小记》、《大传》“禘其祖所自出”的话没有关系。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
祖颛顼，郊尧而宗禹。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鲁语》）
译以颛顼为祖，在郊外祭祀尧，在宗庙祭祀禹。夏后氏以黄帝为始祖，以颛顼为祖，在郊外祭祀鲧，在宗庙祭祀禹。商人以舜为始祖，以契为祖，在郊外祭祀冥，在宗庙祭祀汤。周人以喾为始祖，在郊外祭祀稷，以文王为祖，在宗庙祭祀武王。”
△《鲁语》之▯主于祀有功
按：《国语》一书，语多荒唐，文亦冗蔓，乃战国之人取春秋之事而拟其语言者。是以所称三代制度，列国世系，率与经传不合；而自相矛盾者亦复不少。如《周语》以齐为四岳之後，《郑语》又以齐为伯夷之後；《晋语》以炎帝为姜姓，《周语》又以四岳为共工之孙而赐姜姓；如此之类不可枚举。此固不足道也。自司马迁误以为左氏所著，汉末学者因之题曰《春秋外传》，而人遂无敢议其非者；即明知其悖於经传，亦必委曲而为之说，良可笑也。然此虽有“▯喾”之文，亦非以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何者？此章之意皆主於祀有功，以明爰居无功而不当祀。故曰：“法施於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仁者讲功；无功而祀之，非仁也。”然则医喾之▯但以其有功故▯之耳，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自社稷以下凡十有九祀，皆先举其功而後记其祀。故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云云。然後继之曰“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云云。然则喾之▯但以其“能序三辰以固民”故▯之耳；使喾不能序三辰以固民，则周固不▯之矣，喾之▯，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且虞郊尧而商▯舜，皆非其祖所自出也。若必其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谛之，则不幸而所自出之帝无功而反有过，若宋之祖帝乙，郑之祖厉王者，则将▯之乎？将不▯之乎？若亦▯之，则与前後所称“圣王制祀”“仁者讲功”之语自相剌谬，而岂有是文理也哉！由是言之，《国语》“▯喾”之文虽不经，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盖此章之▯与经传所称之▯皆不同，此章“▯喾”之文舆《小记》、《大传》“▯其祖之所自出”之意亦不相涉，固不得强附会之为一而以为▯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入▯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祭法》）
△《祭法》窜易《国语》之三谬
按：《祭法》此文乃窜易《国语》之文而失其意者。无论祀典未确，即文理亦不通。然汉以後诸儒咸信从之而无异言，殊可笑也！何者？《国语》此章之意在制祀之以功，故先言圣王制祀之法而後举十九祀以实之；由社稷而▯郊祖宗报，皆先叙其功而後记其祀；章法井然，不可紊也。《祭法》独摘此文冠之篇首，而置其全文於篇末，遂致前文突然，後文缺然；中又间以天地庙社群神之祀六七百言，遂使前後文义了不相贯。一谬也，《国语》▯郊祖宗之祀凡十三人，故此十三人皆祖叙先其功。《祭法》改“宗舜”为“宗尧”，“▯舜”为“▯喾”，删舜之祀而仍序舜之功，不删“郊稷”之文而反删稷喾叙功之语，遂致记祀则十二人中有稷而无舜，叙功助十二人中有舜而无稷，前後不符，自相矛盾。二谬也。《国语》叙十三人之功，记十三人之祀，皆以世代先後次之。《祭法》於记祀则概以▯郊祖宗为次，喾、鲧、在颛顼前而契居冥後，於叙功则又先言喾、尧，舜、鲧、禹而後以黄帝、颛顷继之，世代淆乱，祖孙颠倒。三谬也。具为录人之旧，不问可知。且共所记七庙五祀之制皆与经传他篇互异，则此篇出於汉儒之手明甚。若《国语》此章，则首尾完密，文义明顺，乃其人之所自作无疑也。嗟乎《国语》，战国之文，本不足道，而《祭法》采之，又窜易之而失其本意，则作《祭法》者其识又出《国语》下远
译△《鲁语》中关于“禘喾”的主旨在于祭祀有功之人
按：《国语》一书，言语多荒诞不经，文辞也冗长繁复，乃是战国时期的人选取春秋时期的史事并模仿其语言写成的。因此，其中所提到的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各诸侯国的世系，大多与经传记载不符；而且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例如《周语》认为齐国是四岳的后代，《郑语》却又说齐国是伯夷的后代；《晋语》认为炎帝是姜姓，《周语》却又说四岳是共工的孙子而被赐予姜姓；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本来就不值得深究。自从司马迁错误地认为《国语》是左丘明所作，汉末的学者便据此将其题名为《春秋外传》，于是人们便不敢议论其非；即使明知其违背经传，也必定要委曲求全地为之辩解，实在可笑。然而，这里虽然出现了“禘喾”的文字，但并不是因为喾是始祖所由出的帝王而禘祭他。为什么呢？这一章的意思都在于祭祀有功之人，以阐明爰居没有功劳而不应当祭祀。所以说：“施法于民的就祭祀他，为事勤劳至死的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捍卫大患的就祭祀他；不属于这一类的，就不在祭祀的典制中。”又说：“仁者讲究功劳；没有功劳而祭祀他，就不是仁。”那么，禘祭喾只是因为他有功才禘祭他罢了，并不是因为他是始祖所由出的帝王才禘祭他。从社稷以下共十九种祭祀，都是先列举其功劳而后记录其祭祀。所以说：“黄帝能确立百物的名称以明示百姓共享财物，颛顼能修明它，帝喾能排列三辰以安定百姓，尧能公平刑法以规范百姓，舜勤于民事而死于野外”等等。然后接着说“所以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等等。那么，禘祭喾只是因为“他能排列三辰以安定百姓”才禘祭他罢了；假如喾不能排列三辰以安定百姓，那么周朝本来就不会禘祭他了，禘祭喾，并不是因为他是始祖所由出的帝王才禘祭他。况且虞朝郊祭尧而商朝禘祭舜，都不是他们祖先所由出的帝王。如果一定要是祖先所由出的帝王而后才禘祭，那么不幸而祖先所由出的帝王没有功劳反而有过错，像宋国祖祭帝乙，郑国祖祭厉王那样，是要禘祭他们呢？还是不禘祭他们呢？如果也禘祭他们，那就与前后所称“圣王制定祭祀”“仁者讲究功劳”的话自相矛盾，哪有这种文理呢！由此说来，《国语》中“禘喾”的文字虽然不合经义，但起初并没有禘祭始祖所由出之帝的说法。大概这一章的禘祭与经传所称的禘祭都不同，这一章“禘喾”的文字与《小记》、《大传》中“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意思也不相干，本来就不能强行附会为同一件事而认为是禘祭始祖所由出的帝王。
“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夏后氏也禘祭黄帝而郊祭鲧，祖祭颛顼而宗祭禹。殷人禘祭喾而郊祭冥，祖祭契而宗祭汤。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帝喾能排列星辰以昭示众人。尧能公平刑法以道义终结。舜勤于众事而死于野外。鲧阻挡洪水而被杀。禹能修明鲧的功业。黄帝正定百物的名称以明示百姓共享财物。颛顼能修明它。契担任司徒而百姓成就。冥勤于官职而死于水患。汤以宽厚治理百姓而除去暴虐。文王以文德治理。武王以武功除去百姓的祸害，这些都是对百姓有功业的人。”（《祭法》）
△《祭法》篡改《国语》的三处谬误
按：《祭法》这段文字是篡改《国语》的文字而失去了原意的。无论祭祀的典制是否确切，即使是文理也不通顺。然而汉代以后的儒生都相信并遵从它而没有异议，实在可笑！为什么呢？《国语》这一章的意思在于根据功劳制定祭祀，所以先说圣王制定祭祀的方法而后列举十九种祭祀来证实它；从社稷到禘、郊、祖、宗、报，都是先叙述其功劳而后记录其祭祀；章法井然有序，不可扰乱。《祭法》唯独摘取这段文字放在篇首，而将全文置于篇末，于是导致前文突兀，后文缺失；中间又夹杂了天地、庙、社、群神的祭祀六七百字，于是使得前后文义完全不连贯。这是第一处谬误。《国语》中禘、郊、祖、宗的祭祀共十三人，所以这十三人都先叙述其功劳。《祭法》将“宗舜”改为“宗尧”，将“禘舜”改为“禘喾”，删去了舜的祭祀却仍然叙述舜的功劳，不删去“郊稷”的文字却反而删去了稷和喾叙述功劳的话，于是导致记录祭祀时十二人中有稷而无舜，叙述功劳时十二人中有舜而无稷，前后不符，自相矛盾。这是第二处谬误。《国语》叙述十三人的功劳，记录十三人的祭祀，都按照世代的先后次序排列。《祭法》在记录祭祀时一概以禘、郊、祖、宗为次序，喾、鲧排在颛顼前面而契排在冥后面，在叙述功劳时却又先说喾、尧、舜、鲧、禹而后以黄帝、颛顼继之，世代混乱，祖孙颠倒。这是第三处谬误。具体记录的人是谁，不问便可知晓。况且其所记录的七庙五祀的制度都与经传其他篇章互相不同，那么这篇出自汉儒之手就很明显了。至于《国语》这一章，则首尾完整严密，文义明白通顺，乃是其作者自己所作无疑。唉，《国语》是战国时期的文章，本来就不值得称道，而《祭法》采录它，又篡改它而失去了本意，那么作《祭法》的人其见识又远远低于《国语》的作者了。
甚；然而後之儒者见其在《戴记》中，遂真以为周公之制而不敢议，反以为《国语》采《祭法》之文，则後儒之识又出《祭法》下远甚矣！磁州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以他人之货置杨氏肆中，则价高而人争贸之。呜呼，世之不辨真伪而但以其名焉者，皆若是而已矣！虽然，《祭法》固不足信，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但其所采《国语》全文倒在篇後，人但见其首而未暇细审其尾耳。此又不可以诬《祭法》矣。
译太荒谬了；然而后来的儒者因为《祭法》收录在《礼记》中，就真以为是周公制定的制度而不敢议论，反而认为《国语》是采录了《祭法》的文字，那么后世儒者的见识又远远低于《祭法》所依据的《国语》了！磁州卖烟草的人，杨氏最为著名。把别人的烟草放在杨氏的店铺里，价格就会抬高，人们争相购买。唉，世上那些不辨别真伪只凭名声行事的人，都如此罢了！虽然如此，《祭法》固然不足信，但它起初并没有“始祖所由出的帝”这种说法；只是它所采录的《国语》全文位于篇末，人们只看到开头而没有闲暇仔细审察结尾罢了。这又不可以诬蔑《祭法》了。
一，自郑康成始以《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然所自出者乃谓天神，非人鬼，与《祭法》“殷、周▯喾”之文无涉。
“▯，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郑康成《小记注》）
凡大祭曰▯。‘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郑康成《大传注》）
△《郑玄》以天神为其祖之所自出
按：太微五帝之说本出《春秋纬》，谓黑帝为契所自出，苍帝为稷所自出。後汉最重谶纬，是以郑氏信之而以▯为祭天，以所自出为天之五帝，由是不得不以“其祖”为始祖耳。此说至为荒唐，而以▯为郊尤属乖谬。王肃、赵匡非之，是已。然以“其祖所自出”为“其始祖所自出”，则其误实始於此。夫郑以“所自出”者为天神，故以“其祖”为始祖。今王、赵既以“所自出”者为人，则是此祖之前尚有一代，岂得称此祖为始祖乎！此理甚明，不待言者。不知朱子何以从其说也？
“▯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谓祭吴天於圆丘也。”（郑康成《祭法注》）
《郑玄》解▯之三说
按：“圆丘”之文本於《周官》，即郊也。郑氏於《小记》、《大传》既以▯为郊矣，而此文又郊▯并举，故不得已而分郊与圆丘为二以曲全其说耳。此说之误显然易见，不待辨者。韦昭之解《国语》，与郑正同，疑即采之《郑注》。或东汉时旧有此说，亦未可知也。郑氏於▯，为说凡三，而以《王制》、《祭统》等篇为夏、殷之礼者不与焉。《祭法》之▯，圆丘也。《小记》、《大传》之▯，郊也。《春秋经传》、《论语》之▯，宗庙之▯也。大抵郑氏说经，其失在分。《戴记》诸篇本非一人所撰，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是以彼此互异。郑氏不辨其是非，务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其失也。然於宗庙之▯仍以为祭後稷群庙，不以为祭喾也。然则郑氏之失在分，其得亦在分。分之，而误者自误，不因一误而并经传他记之文而尽误也。此犹郑氏失中之得也。
一，自王肃始合《大传》、《祭法》及诸经传之▯为一，以为周人▯喾即▯其祖之所自出；赵匡从而演之；其後朱子《集注》及宋、元、明诸儒之说皆本於此。
▯黄帝，是宗庙五年祭之名。故《小记》云：‘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孔颖达《礼记疏》节录王肃《圣证论》）
“《礼大传》及《丧服小记》云：‘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则诸侯不得行▯礼明矣。盖帝王立始祖之庙，百世不迁：犹谓未尽其追远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庙，就以始祖为配。此祭不兼群庙之主，为不敢亵狎故也。其年数，或每年，或数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为始祖，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则以稷配天而▯则以稷配喾，无可疑也。（李廉述赵匡语）
△王肃以《五帝》世系并合《祭法》、《小记》之谬
按：《祭法》之文采之《国语》，本後人所伪▯，不足为据，且亦与《小记》、《大传》之▯毫不相涉。《祭法》之意，但谓黄帝与喾有功於世故当祀耳，非谓其为祖之所自出也。《小记》、《大传》则欲以明嫡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但问其为所自出与否，不问其有功与否也；王氏不达其意，乃附会之使合为一，▯见《大戴礼》、《史记》所称五帝世系有可假借者，遂以为黄帝与喾因颛顼、稷之所自出而得▯。其说诚巧，然於本篇之意则大相悖矣。且《大戴》与《史记》乌在其可据耶？《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
译一，从郑康成开始，将《小记》中“郊其祖之所自出”解释为“郊其始祖之所自出”，然而“所自出”指的是天神，并非人鬼，与《祭法》中“殷、周郊喾”的文意毫无关联。
“郊，是大祭。始祖感应天神的灵气而生，祭祀上天时便以始祖配享。”（郑康成《小记注》）
凡是大祭称为郊。“自”，是由的意思。大祭先祖所由生出的源头，指的是郊祀上天。王者的先祖都是感应太微五帝的精气而生：苍帝是灵威仰，赤帝是赤熛怒，黄帝是含枢纽，白帝是白招拒，黑帝是汁光纪。“都在正岁的正月进行郊祭。”（郑康成《大传注》）
△郑玄认为天神是其祖之所自出
按：太微五帝的说法本出自《春秋纬》，说黑帝是契之所自出，苍帝是稷之所自出。东汉最重视谶纬，因此郑玄相信它，将郊视为祭天，将所自出视为天的五帝，由此不得不将“其祖”解释为始祖。这种说法极为荒唐，而将郊视为郊祀尤其乖谬。王肃、赵匡反对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将“其祖所自出”解释为“其始祖所自出”，其错误确实始于此处。郑玄认为“所自出”的是天神，所以将“其祖”定为始祖。现在王肃、赵匡既然认为“所自出”的是人，那么在这个祖之前还有一代，怎么能称这个祖为始祖呢！这个道理很明白，不必多言。不知道朱熹为何跟随这种说法？
“郊祖宗，是说祭祀时配享。这个郊，是指在圆丘祭祀昊天。”（郑康成《祭法注》）
《郑玄》解释郊的三种说法
按：“圆丘”的文字本于《周官》，就是郊。郑玄在《小记》、《大传》中已经将郊视为郊祀了，而这里又郊、郊并举，所以不得已将郊与圆丘分为二，以勉强保全他的说法。这种说法的错误显而易见，不必辩驳。韦昭解释《国语》，与郑玄完全相同，怀疑是采纳了《郑注》。或者东汉时旧有此说，也未可知。郑玄关于郊的说法共有三种，而以《王制》、《祭统》等篇为夏、殷之礼的不在此列。《祭法》中的郊，是圆丘。《小记》、《大传》中的郊，是郊祀。《春秋经传》、《论语》中的郊，是宗庙的郊。大体上郑玄解说经典，其过失在于分割。《戴记》各篇本非一人所撰写，所听到的说法不同，所传闻的说法又不同，因此彼此互相矛盾。郑玄不辨别其是非，务必曲意解说，使之并行不悖。这是他的过失。然而在宗庙的郊，他仍然认为是祭祀后稷群庙，不认为是祭祀喾。那么郑玄的过失在于分割，其长处也在于分割。分割开来，错误的自然错误，不会因一处错误而将经典传注其他记载的文字都弄错。这可以说是郑玄过失中的长处。
一，从王肃开始，将《大传》、《祭法》及诸经传中的郊合而为一，认为周人郊喾就是郊其祖之所自出；赵匡随之推演；后来朱熹《集注》以及宋、元、明诸儒的说法都基于此。
郊黄帝，是宗庙五年大祭的名称。所以《小记》说：‘王者郊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意思是虞氏的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享黄帝而祭祀，所以说“以其祖配之。”（孔颖达《礼记疏》节录王肃《圣证论》）
“《礼大传》及《丧服小记》说：‘礼，不王不郊；王者郊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那么诸侯不得举行郊礼就很明白了。大概帝王设立始祖的庙，百世不迁：还觉得未尽追远尊先之意，所以又推尊始祖所自出的帝，在始祖之庙追祀他，就以始祖为配。这种祭祀不兼用群庙的主牌，是因为不敢亵渎轻慢的缘故。其年限，或每年，或数年，不可得知。《祭法》说：“周人郊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是始祖，喾是始祖所自出的帝，所以郊祀则以稷配天而郊则以稷配喾，无可怀疑。（李廉述赵匡语）
△王肃将《五帝》世系与《祭法》、《小记》合并的错误
按：《祭法》的文采取自《国语》，本是后人所伪郊，不足为据，而且也与《小记》、《大传》中的郊毫不相涉。《祭法》的意思，只是说黄帝与喾有功于世所以应当祭祀罢了，并非说他们是祖之所自出。《小记》、《大传》则是想要阐明嫡庶所祀祖祢远近的区别，只问其是否为所自出，不问其是否有功；王肃不通晓其意，于是附会使其合而为一，看到《大戴礼》、《史记》所称五帝世系有可假借之处，就认为黄帝与喾因为颛顼、稷之所自出而得郊。他的说法确实巧妙，然而与本篇的意思却大相违背了。况且《大戴》与《史记》哪里可以作为依据呢？《传》说：“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皞氏以龙纪，少皞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
於近。”然则颛顼氏之去黄帝也远矣。而《大戴》以为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项，谬矣。《传》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曰“族”，曰“世济”，则由高辛氏以至於尧不一世矣。而《大戴》乃以高阳为黄帝孙，高辛为黄帝曾孙，而尧为高辛之子，又谬矣。尧之二女，舜之妻也。而《大戴》与《史记》乃以为尧、舜同出於黄帝，尧与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无论乱伦渎礼，诬圣人而得罪於名教，而其年亦不合。此乃齐东野人之语，而肃据之以驳郑氏，一何亻真乎！至以稷、契为喾之子，尧之兄弟，则其谬尤显然可见。《书》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舜命稷也。若果尧之兄弟、则尧享国百年而殂落，又三年而後舜即位命官，稷於此时少亦不下百数十岁，然後举为舜臣，有是理乎！故张融曰：“尧有贤弟，七十不用，须舜举之，此不然明矣。”由是言之，稷固非喾之子，周人安得以喾为稷所自出而▯之哉！肃既误合二篇之说为一，又以为即宗庙五年之▯，而汉儒所论▯之旧说遂尽变而大失其真矣。欧阳子序《帝王世次图》曰：“孔子没，异端之说兴，往往反自▯於孔子之从以取信於世。学者习传盛行之异说而不知取舍真伪、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奈之何据《史记》之世次而遂欲以折《经》之衷，尽黜《三传》先儒之旧说乎！
译在附近。”然而颛顼氏距离黄帝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而《大戴礼记》认为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这是错误的。《左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能的儿子，高阳氏有八个有才能的儿子；这十六个家族，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不丧失他们的名声，一直延续到尧。”既然称为“族”，称为“世代继承”，那么从高辛氏到尧就不止一代人了。而《大戴礼记》却把高阳当作黄帝的孙子，高辛当作黄帝的曾孙，而尧当作高辛的儿子，这又是错误的。尧的两个女儿，是舜的妻子。而《大戴礼记》和《史记》却认为尧、舜都出自黄帝，尧与舜的高祖敬康是同高祖的兄弟，且不论这违背伦理、亵渎礼制，诬蔑圣人而得罪于名教，就连年代也不相符。这不过是齐国东部乡下人的荒诞之言，而郑玄却依据它来驳斥郑氏，怎么如此糊涂呢！至于把稷、契当作喾的儿子，尧的兄弟，那错误就更加明显了。《尚书》说：“弃啊，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种这些百谷。”这是舜任命稷的话。如果稷真的是尧的兄弟，那么尧在位一百年才去世，又过了三年舜才即位任命官员，稷在这个时候年纪至少也不下一百几十岁，然后才被举荐为舜的臣子，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张融说：“尧有贤能的弟弟，七十岁不用，非要等舜来举荐，这显然不对。”由此说来，稷本来就不是喾的儿子，周人怎么能以喾是稷的祖先而尊奉他呢！郑玄既然错误地将两篇的说法合并为一，又认为这就是宗庙五年一次的禘祭，那么汉儒所论述的禘祭旧说于是完全改变而大大失去了真相了。欧阳修在《帝王世次图序》中说：“孔子去世后，异端学说兴起，往往反而从孔子那里寻找依据以取信于世。学者习惯于流传盛行的异说而不知道取舍真伪，像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怎么能依据《史记》的世系而想要以此折服《经典》的真意，完全废除《三传》和先儒的旧说呢！
△赵匡加“始”与“祖”而续“帝”於“所自出”之谬
《记》云：“▯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未尝言▯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亦未尝言所自出之为帝也。“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谓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以前岂遂无人，而莫知其为谁，故即以此祖为始祖而奉之於太庙；若复别有所自出之人，则此祖不得谓之始祖矣。赵氏乃加“始”於“祖”之上而续“帝”於“所自出”之下，以诬《小记》、《大传》。既谓之始祖矣，复安得别有所自出之帝乎哉！王者继天立极，报本追远，虽天地犹将父母之，乃於己之真始祖则祧之而不使入庙，而但取第二代之祖强名之曰始祖而纳之於太庙，百世不祧，而真始祖仅於数年之内一借享於第二代祖之庙而止，是岂仁人孝子之所忍乎！然则稷之前果更有一喾，则周之始祖乃喾非稷矣。曰：“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曰：诸侯不敢祖天子者，谓始祖之世▯见为天子而己见为诸侯，故不敢以卑亵尊，以旁支乱正统也。若世▯已失天下数千馀年，其後嗣或灭或绝，不能自振，而己身为天子，岂得止祭及其分封之祖，而分封之祖之父曾有大功於世以启佑後人者遂甘绝其血食而不问呼！且是乃天子不敢祖天子，非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是故，商之世▯，纣也，武庚也；微仲以下当祖微子。然至武庚亡而宋封，则必祖契而不仅祖微子矣。晋之世适，文侯也，昭侯也；武公以下当祖桓叔。然至翼灭而曲沃命，则必祖唐叔而不仅祖桓叔矣。由是言之，喾果为稷之父，则周必以喾为始祖；周但以稷为始祖，则喾必非稷之父矣。若之何其以喾为稷之所自出也！盖上古之时人情朴鲁，典册不多，自稷以前皆已无考，是以即以稷为始祖；岂容於始祖之前而复别求所自出哉！且礼以卑就尊，未闻有以尊就卑者。群庙之主皆太祖子孙也，故得以升而合食焉。毁庙之主则不合食於未毁之群庙矣，太祖之父岂得反就其子而合食耶，凡祭必有主。太祖之父之主，平日藏於何所？苟且而藏之他室。则不可。若亦为之立庙，则何不就其庙而祭之？庙於彼而祭於此，不亦远於礼乎！王氏之学去郑本远，而专与郑为难。以魏、晋俗重门阀，而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由此与郑齐名。然晋以降，若杜预之《左传解》，范甯之《▯梁注》，孔颖达之《礼记疏》，皆仍用旧说，不从王义也。自赵氏欲借之以攻《左传》，始据王说以为难端。逮朱子采其言以入《集注》，遂为不刊之典，而《传记》先儒之说始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相沿既久，人且不知其出於肃，况复能溯流穷源而知其误，并知其所由以误乎！此其悖於经传者三也。
△结论
呜呼，▯之为礼，书於《经》，详於《传》，而难见於《戴记》，众矣；其文历历具在，人人所共见也。以为不王不▯者，独《小记》、《大传》耳。以为五年一▯者，乃《说文》、《礼纬》文耳。以为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至王肃、赵匡始有此说耳。《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欧阳子曰：“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然则学者於▯，从《经》、《传》而置後儒之说焉，可也。即不然，从其多而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经》则曰“▯本不如是，书之以其失礼也”，於《传》则曰“《传》诬，不足据也”，於《记》则曰“此夏、殷之礼也”。古之圣贤千言而犹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遽从之，抑何其颠倒也！无亦贵耳贱目，骤闻其说之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经传乎？朱子一代儒宗，不及察其误，余窃惜之。是非余之好求异於前人，乃前人之自异於经传，故余不得不一言也。
●卷三三代经界通考
△本考作意
三代经界之制，具於《孟子》而杂见於《论语》、《诗》、《书》、《春秋经传》之文。汉、晋以来，儒者相承而发明之，不可谓无功矣。然自周之衰，王制缺微，旧典散失，学士之所称述或不免有传闻附会之言。及至後
译赵匡在“祖”字上加“始”字，并在“所自出”之后续上“帝”字，这是错误的。
《礼记》说：“祭祀祖先所从出的始祖，用他的祖先配享。”并没有说过祭祀始祖所从出的人，而用始祖配享，也没有说过所从出的人是帝。“始”是最初的意思。“始祖”就是所说的祖先所从出的人。始祖以前难道就没有人了吗？只是因为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就把这位祖先当作始祖供奉在太庙里；如果另外有所从出的人，那么这位祖先就不能称为始祖了。赵匡却在“祖”字上加“始”字，在“所自出”之后续上“帝”字，以此来歪曲《小记》和《大传》。既然已经称为始祖了，怎么还能另外有所从出的帝呢！君王继承天命建立准则，报答根本，追念远祖，即使是天地也将其视为父母，却对自己的真正始祖将其迁出宗庙而不让他进入太庙，只取第二代的祖先强行命名为始祖而纳入太庙，百代不迁，而真正的始祖仅在几年之内借享于第二代祖先的庙中便停止了，这难道是仁人孝子所忍心做的吗！那么，如果后稷之前确实还有一位高辛氏，那么周的始祖就是高辛氏而不是后稷了。有人说：“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我说：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是说始祖那一代身为天子而自己身为诸侯，所以不敢以卑贱亵渎尊贵，以旁支扰乱正统。如果世代已经失去天下数千年，其后代有的灭亡有的断绝，不能自己振兴，而自己身为天子，怎么能只祭祀到分封时的祖先，而分封祖先的父亲曾有大功于世以开启保佑后人，就甘心断绝他的血食而不问呢！况且这是天子不敢以天子为祖，不是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因此，商的世系，是纣王、武庚；微仲以下应当以微子为祖。然而到了武庚灭亡而宋国受封，就必定以契为祖而不仅仅以微子为祖了。晋的世系，是文侯、昭侯；武公以下应当以桓叔为祖。然而到了翼城灭亡而曲沃受命，就必定以唐叔为祖而不仅仅以桓叔为祖了。由此说来，高辛氏果真是后稷的父亲，那么周必定以高辛氏为始祖；周只以后稷为始祖，那么高辛氏必定不是后稷的父亲了。怎么能说高辛氏是后稷所从出的人呢！大概上古之时人情朴实，典籍不多，自后稷以前都已经无法考证，所以就把后稷当作始祖；怎么能在始祖之前又另外寻求所从出的人呢！况且礼仪是以卑就尊，没听说过以尊就卑的。群庙的主牌都是太祖的子孙，所以得以升堂合食。毁庙的主牌则不合食于未毁的群庙，太祖的父亲怎么能反而去就其子而合食呢，凡祭祀必定有主牌。太祖父亲的主牌，平日藏在哪里？如果暂且藏在他室，那是不可以的。如果也为他立庙，那么为什么不就在他的庙里祭祀呢？庙在那边而祭祀在这边，不也太远离礼制了吗！王肃的学问本来离郑玄就很远，却专门与郑玄为难。因为魏晋时期崇尚门阀，而王肃的父亲是魏国三公，女儿是晋朝太后，由此与郑玄齐名。然而晋朝以后，像杜预的《左传解》、范甯的《梁注》、孔颖达的《礼记疏》，都仍然采用旧说，不遵从王肃的意见。自从赵匡想要借它来攻击《左传》，才开始依据王肃的说法作为诘难的端由。等到朱熹采纳他的言论纳入《集注》，于是成为不可更改的典章，而《传记》中先儒的说法才开始没有人再过问。沿袭既久，人们甚至不知道它出自王肃，何况还能溯流穷源而知道它的错误，并知道它为什么错误呢！这是违背经传的第三点。
结论
唉，禘祭作为礼仪，记载于《经》，详述于《传》，而在《戴记》中难以见到的，有很多；其文字历历在目，人人所共见。认为不称王就不禘祭的，只有《小记》、《大传》而已。认为五年一禘的，是《说文》、《礼纬》的文字而已。认为祭祀始祖所从出的人的，直到王肃、赵匡才有这种说法而已。《尚书》说：“三人占卜，就听从两个人的话。”欧阳修说：“君子的说法那样，圣人的说法这样，就舍弃君子而听从圣人。”那么学者对于禘祭，遵从《经》、《传》而置后儒的说法于不顾，是可以的。即使不然，遵从多数而置少数于不顾，也是可以的。却对于《经》说“禘祭本来不是这样，记载它是为了显示其失礼”，对于《传》说“《传》是诬妄的，不足以依据”，对于《记》说“这是夏、殷的礼仪”。古代的圣贤千言万语尚且不信，后世的浅陋儒生一言就立刻听从，这多么颠倒啊！无非是贵耳贱目，突然听到这种说法新奇可喜就立刻不自己从经传中寻求验证吗？朱熹是一代儒宗，没有察觉他的错误，我私下惋惜。这不是我好求异于前人，而是前人自己异于经传，所以我不得不发表一点意见。
卷三 三代经界通考
本考作意
三代的经界制度，具备于《孟子》而杂见于《论语》、《诗》、《书》、《春秋经传》的文字中。汉、晋以来，儒者相承而阐发它，不能说没有功劳。然而自从周朝衰微，王制缺漏细微，旧典散失，学士所称述的或许不免有传闻附会之言。等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