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卷二
○集前人论《尚书》真伪
二十五篇之伪，非述一人之私言也，古人固已有之。盖唐儒疑而未言，宋儒言而未决，至南宋之末，赵氏始决言其伪。自是以後，言者益多。但世之学者咸笃志於举业，不深考耳。今略载其一二於左。
△韩愈疑《伪书》
韩子《进平淮西碑表》云：“其载於《书》，则《尧舜》二典，夏之《禹贡》，殷之《盘庚》，周之《五诰》。”《进学解》云：“《周诰》、《殷盘》，诘曲聱牙。”
按：於夏不称《禹谟》而称《禹贡》，於股、周不称《汤诰》、《武成》而反称《盘庚》、《五诰》，则是其文浅陋平弱，韩子固已疑之，但未形於文耳。
△朱熹疑《伪书》
《朱子语录》云：“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来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因说《书》云：‘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
又云：“《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
按：朱子此语，则是明以二十五篇为伪撰矣。惜其但与门人言之，未尝自为《书传》，尽废其伪而独存其真也。
△吴▯或疑《伪书》
吴氏曰：“伏生传於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定，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後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
又论《泰誓》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
△蔡沈疑《伪书》
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於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
又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
按：吴、蔡两先生所辨明矣：既以文体不同别之，复以义理有乖驳之，後学复何疑焉！惟口授之说原无其事，说已详前卷《真伪源流通考》中。
△赵汝谈疑《伪书》
陈直斋《书录解题》云：“《南塘书说》三卷，赵汝谈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
按：吴、蔡於此皆不能以无疑，然终未敢决言其伪。岂非久假难归，极重难返，虽贤者亦不免游移其间乎？乃赵氏独直斥为伪撰，非有大过人之识安能如是！惜余未得见其书也。
近世以来，斥其伪者尤多。若梅、顾、朱、李诸先生咸有论著。惜余学浅居僻，未见梅、朱二君之书，仅於李巨来《古文尚书考》中见其一斑也。今载顾、李两家之说於左：
△顾炎武疑《伪书》
顾宁人论《泰誓》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李绂疑《伪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云：“《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万编修云：‘即此数言，可证
译●卷二
○汇集前人关于《尚书》真伪的论述
二十五篇的伪作，并非出自某一个人的私意妄言，古人本来就已经有所察觉。大概是唐代儒者怀疑却未曾明言，宋代儒者明言却未能定论，直到南宋末年，赵氏才明确断定其为伪作。从此以后，议论的人越来越多。只是世间的学者都专心致力于科举考试，没有深入考证罢了。现在在左边简要记载其中一二。
△韩愈怀疑《伪书》
韩愈在《进平淮西碑表》中说：“那些记载在《尚书》里的，就是《尧典》《舜典》，夏代的《禹贡》，殷代的《盘庚》，周代的《五诰》。”在《进学解》中说：“《周诰》、《殷盘》，文字诘屈聱牙。”
按：对于夏代，不称《禹谟》而称《禹贡》，对于殷、周，不称《汤诰》、《武成》反而称《盘庚》、《五诰》，这是因为那些文章浅陋平弱，韩愈本来就已经怀疑，只是没有写在文章里罢了。
△朱熹怀疑《伪书》
《朱子语录》说：“孔安国注解经书最扰乱正道，看来只是孔丛子等人伪造出来的。因为说到《尚书》时说：‘我曾经怀疑孔安国的书是假书。’”
又说：“《孔安国传》是在东晋时才出现的，此前的各位儒者都没有见过，非常可疑。”
按：朱熹这些话，就是明确认为二十五篇是伪作。可惜他只对门人说过，没有亲自撰写《尚书传》，彻底废除伪作而只保留真作。
△吴澄怀疑《伪书》
吴氏说：“伏生在年老之时传授经文，而孔安国用隶书改写古文，只确定了那些可以知晓的部分，而在一篇之中，一简之内，那些不可知晓的部分大概是没有的。却想要以此来完全探求作书的本来意图以及本末先后的义理，这也太难了。而孔安国所增多的篇章，现在篇目都在，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的书那样诘屈聱牙，甚至有的不可阅读。四代的书，作者不同，难道到了两个人手里就定为两种文体吗？这也难以说通！”
又论述《泰誓》说：“商汤、周武王都以武力接受天命。然而商汤的言辞宽裕，周武王的言辞紧迫；商汤列举夏桀的罪状时恭敬，周武王列举商纣的罪状时傲慢；学者不能没有遗憾。怀疑这些书是晚出的，或者不是完全出自当时的原文。”
△蔡沈怀疑《伪书》
九峰蔡氏说：“按汉代儒者把伏生的书称为‘今文’，而把孔安国的书称为‘古文’，以现在考察，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而平易。有人认为是《今文》从伏生由女儿口授晁错时失传的，那么先秦古书所引用的文字都已经如此，恐怕未必是这样。有人认为是记录的真实话语难以工整，而润色的雅词容易好听，所以训诰誓命有难易的不同，这比较接近事实。然而伏生背诵经文暗诵反而偏偏得到那些难懂的部分，而孔安国在科斗文古书错乱磨灭之后考定反而专门得到那些容易的部分，这就又有不可理解的地方了。”
又在《牧誓篇》后跋说：“这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互呼应，真是圣人的言语。《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乎不是完全出自一个人的口。难道只有这一篇是全书吗？”
按：吴、蔡两位先生所辨明的已经清楚了：既以文体不同来区别，又以义理有违背来驳斥，后学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只是口授的说法原本没有这回事，说法已在前面卷《真伪源流通考》中详细论述。
△赵汝谈怀疑《伪书》
陈直斋《书录解题》说：“《南塘书说》三卷，赵汝谈撰写。怀疑古文不是真作的五条。朱文公曾经怀疑过，但没有这样决断。”
按：吴、蔡对此都不能没有疑问，然而最终不敢明确断定其为伪作。难道不是长久假借难以归还，极重难以返回，即使是贤者也不免在其中犹豫吗？于是赵氏独自直斥为伪作，没有超过常人的见识怎么能这样！可惜我没有见到他的书。
近代以来，斥责其为伪作的人尤其多。像梅、顾、朱、李各位先生都有论著。可惜我学识浅薄居住偏僻，没有见到梅、朱两位先生的书，只是在李巨来《古文尚书考》中见到一点罢了。现在在左边记载顾、李两家的说法：
△顾炎武怀疑《伪书》
顾宁人论述《泰誓》说：“商朝的恩德深厚啊，一寸土地没有不是它所有的，一个百姓没有不是它的臣民的。武王讨伐商纣，却说‘独夫受，大肆作威，是你世代的仇敌’，说‘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士，消灭你们的仇敌’，何至于此？商纣的不善，也只在他自身，甚至连同他的先世都视为仇敌，难道不是《泰誓》的文字出自魏、晋间人的伪作吗？吴氏、蔡氏大概已经见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是注家的体例，不敢直言其伪罢了。”
△李绂怀疑《伪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说：“《古文尚书》，凡是《今文》所没有的，都像出自一人之手，大概是汉、魏人伪造的。朱子也曾怀疑过，但最终尊崇它而不敢废除，是因为‘人心，道心’几句话是帝王传授的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的。我的朋友万编修说：‘仅凭这几句话，就可以证明
其赝。危微二语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经》，非《尚书》语也。梅▯尝言之矣。’余覆考之，盖《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经》以为证，则《尚书》必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语。何也？荀子为李斯之师；其所著书在《诗》、《书》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诗》、《书》，并称‘《诗云》’、‘《书》云’，而此独称‘《道经》曰’，则秦火之前荀子所见之《尚书》无危微语也。杨亻京勉强迁就，注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者，盖有道之经。’不知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且孔、孟为儒家而黄、老为道家，自战国至汉无异辞。道家之书则曰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皆是。《道经》之非《尚书》也明矣。《经解》出於《戴记》，未必为孔子之言，然通篇无经字，其经目则汉儒所署耳。《孝经》亦汉人钞撮圣贤绪言为之，不然，不应汉以前无一人语及之也。至汉武帝，始设五经博士。盖汉初尚黄、老，儒者慕焉，因亦效道家者流，各尊其所治之书为经，自称曰经师。此如庞蕴《语录》，惟僧人称之，而宋儒弟子之无识者亦录其师之言，名以语录焉耳。其在秦以前，未闻称《易》、《诗》、《书》、《春秋》为经也。知危微之语出於《道经》而非出於《尚书》，然後知《古文尚书》之赝较然明白。或谓孔壁之书，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故班固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班固，汉人，其言不可据乎？曰：班说是也。然司马迁所引者、安国所得於壁中之《真古文尚书》，非今所有之《古文尚书》也。秀水朱氏彝尊尝考之矣。《史记》中，《五帝本纪》引《二典》，《夏本纪》引《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殷本纪》引《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周本纪》引《牧誓》、《甫刑》，《鲁世家》引《金▯》、《无逸》、《费誓》，《燕世家》引《君▯》，《宋世家》引《微子》、《洪范》，皆《今文尚书》所有，不足为据。其所引为《古文》所有而《今文》所无者，惟《殷本纪》所引《汤诰》，《周本纪》所引《泰誓》二篇而已；然其辞皆与今所传《古文尚书》绝不相类。盖安国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书，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书》也。司马迁亲问故於安国，而所引之辞绝不类，则今之《古文尚书》复何所恃以取信於天下也哉？然则《尚书》之所谓可信者，皆其可疑者也。”
译这是伪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两句话出自《荀子》，而《荀子》又是从《道经》中得来的，并不是《尚书》中的话。梅𬸦曾经论述过这一点。我反复考证，发现《荀子·解蔽篇》中说：“舜治理天下，不靠政令指挥而万物自然成就。处于专一的危险境地，他的荣耀充满身旁；修养专一的微妙境界，荣耀了却不自知。”所以《道经》说：“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微妙的。”危与微的细微差别，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知晓。荀子论述危微就是这样，并引用《道经》作为证据，那么《尚书》一定没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句话。为什么呢？荀子是李斯的老师；他所著的书成于《诗经》、《尚书》被焚毁之前。荀子凡是引用《诗经》、《尚书》，都称“《诗》云”、“《书》云”，而这里唯独称“《道经》曰”，这说明在秦朝焚书之前，荀子所见的《尚书》中没有危微之语。杨倞勉强迁就，注释说：“现在的《虞书》中有这句话，而说《道经》的，大概是指有道的经典。”他不知道汉代以前从未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用的也没有“经”字。况且孔子、孟子是儒家，黄帝、老子是道家，从战国到汉代对此没有异议。道家的书才称为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都是如此。《道经》不是《尚书》是很明显的。《经解》出自《礼记》，未必是孔子的话，但全篇没有“经”字，其中的经书目录是汉代儒生所加。《孝经》也是汉人抄录圣贤的言论编纂而成，否则，不应在汉代以前没有人提及它。到了汉武帝，才设立五经博士。大概是因为汉初崇尚黄老之学，儒者羡慕它，于是也效仿道家流派，各自尊崇所治之书为经，自称为经师。这就像庞蕴的《语录》，只有僧人称之，而宋代儒者中无见识的弟子也记录其师的话，命名为语录罢了。在秦以前，未曾听说称《易》、《诗》、《书》、《春秋》为经。知道危微之语出自《道经》而非出自《尚书》，然后才知道《古文尚书》是伪作就显而易见了。有人说孔壁中的书，司马迁也从孔安国那里询问过情况，所以班固说“司马迁的书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多采用《古文》的说法”，班固是汉代人，他的话不可信吗？回答说：班固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司马迁所引用的，是孔安国从壁中得到的《真古文尚书》，不是现在所有的《古文尚书》。秀水朱彝尊曾经考证过这一点。《史记》中，《五帝本纪》引用《二典》，《夏本纪》引用《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殷本纪》引用《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周本纪》引用《牧誓》、《甫刑》，《鲁世家》引用《金縢》、《无逸》、《费誓》，《燕世家》引用《君奭》，《宋世家》引用《微子》、《洪范》，这些都是《今文尚书》中所有的，不足以作为证据。所引用的属于《古文》所有而《今文》所没有的，只有《殷本纪》所引的《汤诰》、《周本纪》所引的《泰誓》这两篇而已；然而它们的文辞都与现在流传的《古文尚书》完全不同。大概孔安国所得的壁中《古文》确实有这些书，但特别不是现在世间流传的《古文尚书》。司马迁亲自向孔安国询问情况，而所引用的文辞完全不同，那么现在的《古文尚书》又凭什么取信于天下呢？那么，《尚书》中所谓可信的，其实都是可疑的。
按：百馀年以来，读书有卓识者无过於顾宁人先生，所推为博学者无过於李巨来先生，而皆以《孔氏经传》为伪则此二十五篇之非安国《古文》明矣。惟巨来称“安国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书，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书》”者，考之尚有未详。盖安国壁中之《古文》即今三十三篇之书，与《今文》篇数同而文字互异，前卷固已详言之矣。司马氏所引，班氏所称，皆此也。此外十六篇，则所谓《尚书逸篇》者是也。但《今文》亡於永嘉，而人遂误以三十三篇为《今文》耳；非别有《古文》而今亡之也。故今补而正之。
○李巨来《书“古文尚书冤词”後》补说
毛西河有《古文尚书冤词》，以二十五篇为非伪（此书未见）。巨来作此辨之，深足以纠世人之惑。今摘录之於此。然其中亦尚有未尽未周者，故复补其未备，附录於後。
△《晋书》无古文授受事
“余少时读《尚书正义》，考《古文》授受引《晋书》云：‘晋太保郑冲授扶风苏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阳臧曹，曹授汝南梅赜。’考之《晋书》，绝无其语，不知《正义》何所据也。按《晋书》郑冲本传，止云‘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而已，并未有《古文》之说。又称冲与孙邕、曹羲、荀ダ、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书，名曰《论语集解》，奏之魏朝，未闻有经学授之何人。又冲仕魏至司空司徒，常道乡公即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寿光侯，而阿附司马昭；比炎篡位，冲实奉禅策，拜太传，进爵为公，视孔光、张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辈经术又安用哉！况苏愉、臧曹、梅赜，《晋书》并无其人；惟梁柳附见《皇甫谧传》，亦止言其作郡，并无得《古文尚书》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书冤词》，亦据《正义》引《晋书皇甫谧传》，云：‘谧从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中多载其语’，则《谧传》并无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晋书》为辞。按《唐书艺文志》，唐初，《晋书》虽有七家，御制书出，余必称名。《正义》所引未称某人《晋书》，必《御制晋书》矣。且《御制晋书》成於贞观，而《唐书儒学传》谓《尚书正义》，永徽中，於志宁等校正，始布天下，则《正义》自当引《御制晋书》，不当他引也。毛氏为《古文尚书》称冤，大声疾呼，著书立说，而所引疏阔，与孔氏《正义》无异，安足以传信後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
按：毛氏以《十八家晋书》为解，不过强词夺理而已。假使他《晋书》果有之，贞观《晋书》必无删之之理。圣经显晦，天下之大事也，数百年亡轶之书一旦忽出，岂容略而不言！修《晋书》者与孔氏之书无仇也，何为处处皆削其文？况当时方崇奉此书以为真，乃无故削其文，尤不近於情理。然则是他《晋书》原无此语，故贞观《晋书》亦不能凿空而增此文也。此盖传《伪书》者假设此言以欺当世，孔氏道听涂说而未及覆核耳；不必曲为之说也。毛氏乃欲以想当然之说定古书之真伪谬矣！巨来此辨深足以正世人之惑，故今补而论之。
△《伪书》与皇甫谧之关系
“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尝因《正义》所引牵连梁柳，即疑《古文》为谧所作。後得梅▯《尚书考异》观之，所见多相合者。其序文则直指《古文尚书》为谧作以授梁柳。其别有所据耶？抑亦因《谧传》及梁柳而臆揣之耶？‘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谧，可信十之六七矣。”
按：巨来以二十五篇为伪，是也。惟从梅氏以为皇甫谧作，尚恐未然。谧所著书虽多荒谬，然或采摘太杂，及附会以己意，则有之矣，若公然撰伪经以欺世，则谧尚未至是。且谧所著《帝王世纪》，汤之後有外丙、仲壬两代，与《孟子》、《史记》合，而《伪传》释《伊训篇》云：“汤崩，逾月太甲即位。”与谧说正相反，其非谧所著明甚。梅氏但因《伪书》、《伪传》多采《世纪》之文，遂猜度之以为谧作，误矣
译考证：百多年来，读书人有卓越见识的，没有超过顾炎武先生的；被推崇为博学的人，没有超过李光地的；而他们都认为《孔氏古文尚书》是伪书，那么这二十五篇不是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就显而易见了。只有李光地说“安国从孔壁中得到的《古文尚书》确实有其书，但特别不是当今世上传行的《古文尚书》”，考察起来还有不够详尽的地方。因为安国从孔壁中得到的《古文尚书》，就是现在的三十三篇之书，篇数与《今文尚书》相同而文字互有差异，前卷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司马迁所引用的，班固所称引的，都是这一部分。另外那十六篇，就是所谓的《尚书逸篇》。只是《今文尚书》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人们就误把这三十三篇当作《今文尚书》；并不是另有《古文尚书》而今已亡佚。所以现在补正这一点。
○李光地《书“古文尚书冤词”后》补说
毛奇龄有《古文尚书冤词》，认为二十五篇不是伪书（此书未见）。李光地作此文辩驳，足以纠正世人的迷惑。现在摘录于此。然而其中还有未尽之处，所以再补充其未备的内容，附录在后面。
△《晋书》中没有古文授受的记载
“我年轻时读《尚书正义》，考察《古文尚书》的传授渊源，引用《晋书》说：‘晋太保郑冲传授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授给天水人梁柳，梁柳传授给城阳人臧曹，臧曹传授给汝南人梅赜。’考察《晋书》，完全没有这些话，不知道《正义》依据的是什么。查考《晋书》郑冲本传，只说‘高贵乡公讲习《尚书》，郑冲拿着经书亲自传授’罢了，并没有《古文尚书》的说法。又说郑冲与孙邕、曹羲、荀粲、何晏共同汇集《论语》各家训注的书，名叫《论语集解》，上奏给魏朝，没听说有经学传授给谁。又郑冲在魏朝做到司空、司徒，常道乡公即位，拜为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寿光侯，而阿附司马昭；等到司马炎篡位，郑冲实际上奉持禅位策书，拜为太傅，进爵为公，比起孔光、张禹的罪过还要严重。这类人的经术还有什么用呢！况且苏愉、臧曹、梅赜，《晋书》中并没有这些人；只有梁柳附见于《皇甫谧传》，也只说他在郡中任职，并没有得到《古文尚书》的事。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也依据《正义》引用《晋书皇甫谧传》，说：‘皇甫谧从姑母的儿子、外甥梁柳那里得到《古文尚书》，所以作《帝王世纪》，其中多记载他的话’，但《皇甫谧传》中并没有这些。毛氏于是引用晁公武《十八家晋书》作为借口。查考《唐书·艺文志》，唐初，《晋书》虽然有七家，御制的《晋书》出来后，其余的必定称名。《正义》所引用的没有称某人《晋书》，必定是《御制晋书》了。况且《御制晋书》成书于贞观年间，而《唐书·儒学传》说《尚书正义》，在永徽年间，由于志宁等人校正，才开始颁布天下，那么《正义》自然应当引用《御制晋书》，不应当引用其他的。毛氏为《古文尚书》喊冤，大声疾呼，著书立说，而所引用的疏漏宽泛，与孔颖达的《正义》没有不同，怎么足以让后世相信而堵住天下人的嘴呢！”
考证：毛氏用《十八家晋书》来解释，不过是强词夺理罢了。假如其他《晋书》真的有这些记载，贞观《晋书》必定没有删除它的道理。圣经的显扬与晦暗，是天下的重大事情，几百年亡佚的书一旦忽然出现，怎么能够略而不提！修《晋书》的人与孔颖达的书没有仇怨，为什么处处都删削其文字？况且当时正推崇此书为真，却无故删削其文字，尤其不合情理。那么就是其他《晋书》原本就没有这些话，所以贞观《晋书》也不能凭空增加这些文字。这大概是传布伪书的人假设这些话来欺骗当世，孔颖达道听途说而没有来得及复核罢了；不必曲为之说。毛氏却想用想当然的说法来定古书的真伪，错了！李光地此辩足以纠正世人的迷惑，所以现在补而论之。
△《伪书》与皇甫谧的关系
“考察晋代著书之富没有比得上皇甫谧的；曾经因为《正义》所引牵连到梁柳，就怀疑《古文尚书》是皇甫谧所作。后来得到梅𬸦《尚书考异》观看，所见多相符合。其序文则直指《古文尚书》是皇甫谧所作并传授给梁柳。他有别的依据吗？还是因为《皇甫谧传》及梁柳而臆测的呢？‘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尚书》是皇甫谧所作，可信十之六七了。”
考证：李光地认为二十五篇是伪书，是对的。只是跟随梅氏认为皇甫谧所作，恐怕还不一定对。皇甫谧所著的书虽然多荒谬，但或许采摘太杂，以及附会以己意，是有的，如果公然撰作伪经来欺骗世人，那么皇甫谧还没有到这一步。况且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商汤之后有外丙、仲壬两代，与《孟子》、《史记》相符，而《伪传》解释《伊训篇》说：“商汤去世，过一个月太甲即位。”与皇甫谧的说法正相反，其不是皇甫谧所作非常明显。梅氏只是因为《伪书》、《伪传》多采用《帝王世纪》的文字，就猜度认为是皇甫谧所作，错了。
“吾友方灵皋谓汉以来文章具在，孰能赝为之者。不知後人特未尝摹经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刘原父尝补作《礼经》三义，杂之《戴记》，有过之无不及；况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特以己意联属其间，因稍加补缀，何不似之有！黎邱鬼虽父不能辨其子；优孟为叔敖衣冠，楚王不得不爱也。”
按：谓摹经所以似经，固也，然特其貌似，貌之一二分似耳，究之不脱当时风气。试取其书读之，文势则多杂排偶，句法则率经煅炼，名言浅语间出错陈，与三十三篇毫不相类，一望而知为晋以後人之笔。以之欺世俗之人，则有馀；以之入知文者之目，则固不能掩也。犹之乎苏子瞻市猪於金华，中道而逸，买猪代之，而客犹赞其美，使其遇陆鸿渐，必不至以江水为潭水也。
△辨《晋书荀崧传》“古文尚书孔氏”语
又按：自汉下逮魏、晋，言《古文尚书》者众口如一，无可以假借者。故毛、方两家虽极力崇奉《伪书》，而皆毫无证据，其失不待言矣。惟唐贞观中所纂《晋书》内二语，颇足惑世；然其误亦显然易见。毛、方虽皆未之及，然世人读书粗心浮气者多，恐数百年後复有以此献疑者，故附辨之如左：
《晋书荀崧传》中记简省博士事，内云：“《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似当晋时已有此《伪书》者。然按《传》中所载，《春秋左传》二家，《易》、《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各一家，加以《尚书》二家，当为博士十人，何以但云九人？前後不符，其为误衍孔氏一家无疑。且考《职官志》，称晋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减为九人。魏既未尝以《孔传》列学官矣，晋安得而有之？而《隋书》亦称齐建武中，《孔传》始列国学。合观诸书，孔氏之文之为误衍，不待问者。盖今之《晋书》乃唐人采七家《晋书》而纂录之者：郑氏本传《古文尚书》，是以《旧晋书》有《古文尚书》之文；而当唐初，人皆指《伪孔氏经传》为《古文》，纂《晋书》者因误以所称《古文尚书》者为孔氏《伪书》，遂於郑氏之外别出孔氏之文，以致其数不相合耳。且《尚书》非《古文》则《今文》，非《今文》则《古文》，今乃云“《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然则郑氏者今文邪？古文邪？盖隋、唐间学者专尚词赋，不甚通於经术，而唐初承大乱之後，廷臣之有学问者少，故不敢定马、郑之为古文今文，──谓为今文，则永嘉之乱今文已亡；谓为古文，则又别有五十八篇伪孔氏之经传与郑互异，──故不得已而为是两可骑墙之语耳。大抵古来自修之史多佳，词臣共修者多不佳。自修者，必有其所见，其平日亦必详考之，否则恐有舛误，贻讥後世，故佳者多，《史记》、《两汉》、《南北史》等书是也。词臣共修之书，则多以官使之，未必皆有学术，其平日亦未尝留心於此，而又不专其事，即有抵牾，莫▯任咎，故佳者少。是以伏生之书本属壁中所藏，而《隋书》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杜林本传孔氏《古文尚书》，而《隋书》称“杂以《今文》，非孔旧本”；皆习於世俗流传之语，而未尝取《史汉》诸书核正其是非耳。盖凡古来词臣共修之书多不可据如此，刘知几《史通》言之详矣。《隋书》、《晋书》皆唐初人所纂，复何怪乎《荀崧传》中之误衍此文也！
○《尧典》分出《舜典》考辨
今世所传《尚书》，首有《尧典》、《舜典》两篇；《尧典》自“曰若稽古”起，至“帝曰钦哉”止；《舜典》自“曰若稽古”起至“陟方乃死”止。习举业者幼而读之，以为《古文尚书》果如是矣。不知此乃唐孔颖达所改之本，自隋以前，《尚书》原文本系一篇，而无“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但学者皆为举业计，不考之古，非惟不知孰为《古文》，孰为《今文》，甚至并不知有《古文》、《今文》之名者，况能知《舜典》之为後人所分乎！余於《唐虞考信录》固已辨之。今因详考《古文
译我的朋友方灵皋说，自汉代以来的文章都还在，谁能伪造它们呢？他不知道后人只是未曾模仿经典而自行创作文字，所以不相似罢了。刘原父曾经补作《礼经》三篇大义，混杂在《戴记》中，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只是用自己的意思将它们连接起来，因而稍加补缀，怎么会不相似呢！黎邱的鬼怪，即使是父亲也不能辨别他的儿子；优孟穿戴孙叔敖的衣冠，楚王不得不喜爱他。
按：说模仿经典所以像经典，固然没错，然而只是外表相似，外貌上一二分相似罢了，终究不脱当时的风气。试着拿他的书来读，文势大多夹杂排偶，句法大多经过锤炼，名言浅语间错杂陈列，与三十三篇毫不相类，一望便知是晋以后人的笔迹。用它来欺骗世俗之人，绰绰有余；用它来进入懂文之人眼中，则固然不能掩盖。这就好比苏子瞻在金华买猪，半路上猪跑掉了，买别的猪代替，客人还称赞它的美，假如让他遇到陆鸿渐，必定不会把江水当作潭水。
△辨《晋书荀崧传》“古文尚书孔氏”语
又按：自汉代下至魏、晋，谈论《古文尚书》的人众口一词，没有可以假借的。所以毛、方两家虽然极力崇奉《伪书》，却都毫无证据，他们的错误不用多说。只有唐贞观年间编纂的《晋书》中的两句话，足以迷惑世人；然而其错误也显而易见。毛、方两家虽然都没有提及，然而世人读书粗心浮气的人多，恐怕数百年后又有以此提出疑问的人，所以附在此处辨析如下：
《晋书荀崧传》中记载简省博士的事，里面说：“《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似乎当时已有这部《伪书》。然而根据《传》中所载，《春秋左传》两家，《易》、《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各一家，加上《尚书》两家，应当是博士十人，为什么只说九人？前后不符，其为误衍孔氏一家无疑。况且考察《职官志》，称晋承袭魏制，设置博士十九人，江左减为九人。魏既未曾将《孔传》列入学官，晋怎么能拥有它？而《隋书》也称齐建武年间，《孔传》才列入国学。综合观察各书，孔氏之文为误衍，不用问便知。大概现在的《晋书》是唐人采录七家《晋书》而编纂的：郑氏本传《古文尚书》，所以《旧晋书》有《古文尚书》的文字；而当唐初，人都把《伪孔氏经传》指为《古文》，编纂《晋书》的人因而误把所称《古文尚书》当作孔氏《伪书》，于是在郑氏之外另外列出孔氏的文字，以致数目不相符合。况且《尚书》不是《古文》就是《今文》，不是《今文》就是《古文》，现在却说“《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那么郑氏是今文呢？还是古文呢？大概隋、唐间的学者专尚词赋，不太通晓经术，而唐初承大乱之后，廷臣中有学问的人少，所以不敢断定马、郑是古文今文，——说是今文，则永嘉之乱今文已亡；说是古文，则又别有五十八篇伪孔氏之经传与郑互异，——所以不得已而说出这种两可骑墙的话。大抵古来自修的史书多佳，词臣共修的多不佳。自修者，必有他的见解，他平日也必定详细考证，否则恐怕有错乱，贻讥后世，所以佳者多，《史记》、《两汉》、《南北史》等书就是如此。词臣共修的书，则多由官命驱使，未必都有学术，他平日也未曾留心于此，而且不专其事，即使有抵牾，也没有人承担责任，所以佳者少。因此伏生的书本属壁中所藏，而《隋书》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杜林本传孔氏《古文尚书》，而《隋书》称“杂以《今文》，非孔旧本”；都是习惯于世俗流传的话，而未曾取《史汉》诸书核正其是非。大概凡古来词臣共修的书多不可据如此，刘知几《史通》说得详细了。《隋书》、《晋书》都是唐初人所纂，又何必奇怪《荀崧传》中的误衍此文呢！
○《尧典》分出《舜典》考辨
现在世间所传的《尚书》，开头有《尧典》、《舜典》两篇；《尧典》自“曰若稽古”起，至“帝曰钦哉”止；《舜典》自“曰若稽古”起至“陟方乃死”止。习举业的人从小读它，以为《古文尚书》果然如此。不知道这是唐孔颖达所改的本子，自隋以前，《尚书》原文本是一篇，而没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只是学者都为举业计，不考证古代，不仅不知道谁是《古文》，谁是《今文》，甚至并不知道有《古文》、《今文》之名，何况能知道《舜典》是后人所分呢！我在《唐虞考信录》中已经辨析过了。现在因为详细考证《古文
△伏生《尧典》
一，伏生所传《今文尚书》，通为《尧典》，并不别分《舜典》：──《今文尚书》凡二十八篇（篇目详见《古文尚书源流真伪考》中），首为《尧典》，自“曰若稽古帝尧”起，至“帝曰钦哉”，即继以“慎徽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不惟不分两篇，亦无“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则是战国西汉以来通为《尧典》矣。
△孔氏《舜典篇》
一，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亦通为《尧典》；别有《舜典篇》，而非自《尧典》分出者：──《古文尚书》於二十八篇外，得多十六篇（篇目已见《古文真伪考》中）内有《舜典》一篇。而《尧典篇》“帝曰钦哉”之下，仍继以“慎徽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其十六篇学者罕所诵习，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其後郑康成注《尚书》，分《盘庚》为三篇，分《顾命》後章为《康王之诰》，而《尧典》未尝分。则是东汉、魏、晋以来，亦通为《尧典》矣。
△分《尧典》为《舜典》之说
一，东晋以後，《伪古文尚书》出，於二十八篇外多《大禹谟》等二十五篇（篇目已见《古文真伪考》中）分出《益稷》、《盘庚》、《康王之诰》四篇，而无《舜典》。或云《舜典》缺也；或云“慎徽五典”以下当为《舜典》。自是始有分《尧典》为《舜典》之说。然尚未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也。
△十二字及十六字之出现
一，据《正义》称齐建武中，姚方兴於大航头得《孔氏古文尚书》，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於帝”十二字，在“慎徽五典”之前。方兴寻以他罪诛死，以故其书不行於世。或云“协於帝”下复有“▯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十六字。《正义》两载其说，不能详也。
△二十八字之定为《舜典》之首
一，惰开皇时购求遗书，有人称得方兴之二十八字者，因而渐行於世。及唐初，孔颇达作《尚书正义》，遂定以为《舜典》之首，冠於“慎微五典”之前。由是《尧典》一篇分以为二。唐、宋学者不究其始，靡然从之。然以经文考之，乖谬累累，显然可见。故历辨之如左：
△割去《尧典》下文之不通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へ，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於时，观厥刑於二女。’▯降二女於妫▯，嫔於虞。帝曰：‘钦哉！’”
按：尧、舜之事既分二典，则尧之事皆当载之於《尧典》中、况自“师锡帝”以後，至“受终於文祖”，皆记尧举舜之事，事相承，文相贯也。若至“帝曰钦哉”而止，非惟其事未毕，而其文亦未完。何得遽割其下文而属之《舜典》，致文有首而无尾，而尧亦有始而无终。天下宁有如是不通之史官乎！然则“慎徽五典”以後仍当为《尧典》，不得为《舜典》，明矣。
△尧让位时称帝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於德，弗嗣。”
按：《尧典》首有“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後皆以“帝”称尧，而不斥言“尧”。今《舜典》首亦有“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後文亦当以“帝”称舜，而不斥言“舜”。今反称尧为帝而称舜以名，经传中有如是之文理邪？《春秋》於诸侯之事皆书某国，书其君为某侯，独於鲁则书曰“我”，於鲁君则书曰“公”。何者？《春秋》，鲁史也。若晋之《乘》，楚之《▯杌》，则必书晋、楚为我，晋、楚之君为公为王，而书鲁为鲁，鲁君为鲁侯，明矣。岂有《舜典》中而以“帝”称尧，而以“舜”称舜者哉！然则此为《尧典》中语而非《舜典》之文，明矣。
△《尧》殂落时称帝
“二十有八截，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按：尧至是始殂落，则以前之事皆当属之《尧典》。且既名为《舜典
译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全部归为《尧典》，并没有单独分出《舜典》：今文《尚书》共有二十八篇（篇目详见《古文尚书源流真伪考》），首篇为《尧典》，从“曰若稽古帝尧”开始，到“帝曰钦哉”，紧接着就是“慎徽五典”等文字，直到“陟方乃死”结束。这不仅没有分为两篇，而且也没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的二十八个字。由此可见，从战国到西汉时期，历来都将此篇统称为《尧典》。
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也全部归为《尧典》；另外虽有《舜典篇》，但并非从《尧典》中分出：古文《尚书》在二十八篇之外，多出十六篇（篇目已见于《古文真伪考》），其中包含《舜典》一篇。而在《尧典篇》中，“帝曰钦哉”之后，仍然接着“慎徽五典”等文字，直到“陟方乃死”结束。那多出的十六篇，学者很少诵读研习，正如马融所说“逸出的十六篇完全没有师承解说”。后来郑康成注解《尚书》，将《盘庚》分为三篇，将《顾命》的后章分出为《康王之诰》，但《尧典》从未被分开。由此可见，从东汉、魏晋以来，也历来将《尧典》统称为一篇。
将《尧典》分为《舜典》的说法：东晋以后，伪古文《尚书》出现，在二十八篇之外多出《大禹谟》等二十五篇（篇目已见于《古文真伪考》），从中分出了《益稷》、《盘庚》、《康王之诰》四篇，但没有《舜典》。有人说《舜典》缺失了；有人说“慎徽五典”以下应当是《舜典》。从此开始有了将《尧典》分为《舜典》的说法。然而那时还没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的二十八个字。
十二字及十六字的出现：据《正义》记载，齐建武年间，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了《孔氏古文尚书》，其中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於帝”十二个字，位于“慎徽五典”之前。姚方兴后来因其他罪行被处死，因此他的书没有在世间流传。有人说“协於帝”下面还有“〇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十六个字。《正义》记载了这两种说法，但不能详加考证。
二十八字被定为《舜典》的开头：隋朝开皇年间征集遗书，有人声称得到了姚方兴的二十八个字，于是逐渐在世间流传。到了唐初，孔颖达作《尚书正义》，便确定这二十八字作为《舜典》的开头，置于“慎微五典”之前。由此，《尧典》一篇被分成了两篇。唐宋学者不追究其起源，纷纷跟随这种做法。然而根据经文考证，错误累累，显而易见。所以逐一辨析如下：
割去《尧典》下文导致不通：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〇〇〇，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於时，观厥刑於二女。’〇降二女於妫〇，嫔於虞。帝曰：‘钦哉！’”
按：尧、舜的事迹既然分为两篇，那么尧的事迹都应当记载在《尧典》中。况且从“师锡帝”以后，到“受终於文祖”，都是记载尧举荐舜的事迹，事情相承接，文意相贯通。如果到“帝曰钦哉”就停止，不仅事情没有完结，文意也没有完整。怎么能突然割去下文而归属于《舜典》，导致文章有头无尾，而尧的事迹也有始无终。天下哪有如此不通的史官呢！那么，“慎徽五典”以后仍然应当属于《尧典》，不能属于《舜典》，这是显而易见的。
尧让位时称帝：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於德，弗嗣。”
按：《尧典》开头有“曰若稽古帝尧”，所以后面都用“帝”来称呼尧，而不直呼“尧”。现在《舜典》开头也有“曰若稽古帝舜”，那么后面的文字也应当用“帝”来称呼舜，而不直呼“舜”。现在反而称尧为帝而称舜为名，经传中有这样的文理吗？《春秋》记载诸侯的事迹都写某国，写其君主为某侯，唯独对于鲁国则写为“我”，对于鲁君则写为“公”。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如果是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那么必定写晋、楚为“我”，晋、楚的君主为公或王，而写鲁为鲁，鲁君为鲁侯，这是显而易见的。难道《舜典》中会用“帝”称呼尧，而用“舜”称呼舜吗！那么这是《尧典》中的话语而不是《舜典》的文字，这是显而易见的。
尧殂落时称帝：
“二十有八截，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按：尧到这时才去世，那么以前的事迹都应当归属于《尧典》。况且既然名为《舜典》
》，篇首又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所谓“帝乃殂落”者，尧乎？舜乎？史册如此，将何以传信於後世乎！此乃君臣大义所关，非小小者可比，不知向来诸儒何以相沿而不觉也？
译篇首又有“曰若稽古帝舜”的文字，所谓“帝乃殂落”的，是指尧呢？还是指舜呢？史册记载如此，将如何取信于后世呢！这关系到君臣的大义，不是小事可以比拟的，不知向来各位儒者为何沿袭旧说而不觉察呢？
前章称舜以名，犹曰尧尚在也，今则尧已崩矣，何以犹称舜而不称为帝？然则此篇之为《尧典》而非《舜典》，明矣。
△舜命九官时之称谓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
按：此後舜命九官之文皆称舜为帝。何者？尧已殂落，称帝无所嫌也。然命官之首仍称舜以冠之者，何居？盖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然後其文始明。故此文之先冠以“舜曰”，犹《尧典》首之先冠以“曰若稽古帝尧”也。有“曰若”语，则後文之称帝皆尧矣；有“舜曰”之文，则後文之称帝皆舜矣。古人之文谨严如此，而後人犹乱之，可伤也夫！
前章称舜，犹曰尧崩初也，此则尧崩久矣，何以仍冠以舜？然则此篇之为《尧典》而非《舜典》明矣。
△《尧典》篇终又称舜名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按：前章命官之文既称舜为帝矣，此何以又别白而称为舜？尧之殂落称为帝，何以舜之陟独称为舜也？且尧殂落之後，备言百姓四海哀慕之诚，舜之功德不亚於尧，何以绝无一言及之，而但追述其征庸在位之年，意何居焉。盖此篇，《尧典》也，舜即位後固当以帝称之，若叙舜之始终，则必别白以舜称之，始与文体相称。且尧功德之隆惟在举舜，故於篇终备记舜征庸在位之年，以著舜之终始，而後尧之功始全。若百姓四海之哀慕舜，固当於《舜典》中言之，不必载於《尧典》也。然则此篇之为《尧典》而非《舜典》，明矣。
△《孟子》引《尧典》文
然此两篇之当为一篇，不待细考经文而後知也，《孟子》固言之矣。《万章篇》云：“《尧典》曰：‘二十有八截，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今此文乃在《舜典》中。然则自战国以前，孔门所传之《尚书》固通为《尧典》一篇，不分《舜典》矣。
△梁武帝辨二十八字
即二十八字之伪，亦不必细考经文而後知也，梁武帝固已斥之矣。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必非《舜典》之文，明矣。
△隋、唐时人妄信《伪书》之故
曰：然则何以至隋、唐而分为两篇，而增此二十八字也？曰：魏、晋以後，南北分王，国尚战争，士竞诗赋，罕有以经学为事者，以故伪者得以乱真。至隋，天下归於一，始欲振兴文教，於是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然经学之荒已久，朝廷诸臣无复有学识能辨真伪者。是以刘炫伪造古书《连山易》、《鲁史记》等百有馀卷，朝廷莫敢以为伪也，遂信之而赏之；其後为人所讼，始知其伪，然後免死除名而黜其书。而《伪古文孝经》亦开皇十四年王邵等所传播，当时亦皆以为真也；逮唐，始有觉其伪者（事并见前卷《尚书真伪考》中）。是知隋世士大夫妄信伪书，乃其常事。况此文仅二十八字，尤不足为异矣。颖达原无学术，故妄取而载之。而唐时最重诗赋进士之科，轻视明经，应明经举者，不过遵功令取科第而已，谁复知考其本末者。至宋，沿习日久，益视以为固然，虽大儒亦不复异议，遂使圣人之经为後人所杂乱。良可惜也！良可叹也！
○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大名崔迈德皋随笔）
余弟迈著有《古文尚书考》及《讷庵笔谈》。其驳《孔氏经传》之伪，较顾、李两先生之说尤详。但《笔谈》已摘载於《考信录》中，而《尚书考》中所征之书，所持之论，则余《源流真伪通考》中已悉备之，不必复述。此外复有於《伪尚书》各篇中签出字句所本，及剿袭而失其意，与措语之不当者；虽若细碎，然皆足资考证。不忍尽弃，因复附录於此。
△辨《伪古文虞书》
○《大禹谟》
“舍己从人”，语自《孟子》来。
“帝德广
译前章称舜以名，犹曰尧尚在也，今则尧已崩矣，何以犹称舜而不称为帝？然则此篇之为《尧典》而非《舜典》，明矣。
△舜命九官时之称谓
“舜说：‘唉，四岳！有谁能发扬功业，光大帝尧的事业，让他居百官之长，勉力治理，恩惠于众？’众人都说：‘伯禹可以做司空。’帝说：‘好，唉，禹！你平治水土，务必努力啊！’”
按：此后舜任命九官的文字都称舜为帝。为什么呢？因为尧已经去世，称帝没有嫌疑。然而任命官员的开头仍然称舜以冠之，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这篇是《尧典》，所以对于舜必须明确区分来说，然后文意才清晰。所以这段文字前面冠以“舜曰”，就像《尧典》开头冠以“曰若稽古帝尧”一样。有“曰若”的话，那么后文所称的帝都是尧；有“舜曰”的文字，那么后文所称的帝都是舜。古人的文章严谨到如此地步，而后人还混淆它，真是可悲啊！
前章称舜，还说是尧刚去世的时候，这里尧已经去世很久了，为什么仍然冠以舜？那么这篇是《尧典》而不是《舜典》，就明白了。
△《尧典》篇终又称舜名
“舜三十岁时被征用；三十岁在位；五十载升遐去世。”
按：前章任命官员的文字已经称舜为帝了，这里为什么又明确区分而称为舜？尧去世称为帝，为什么舜升遐唯独称为舜呢？而且尧去世后，详尽叙述百姓四海哀悼怀念的诚意，舜的功德不亚于尧，为什么绝无一言提及，而只追述他征用和在位的年数，这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因为这篇是《尧典》，舜即位后固然应当称他为帝，如果叙述舜的始终，就必须明确区分称他为舜，才与文体相称。况且尧功德的盛大只在于举荐舜，所以在篇末详尽记载舜征用和在位的年数，以彰显舜的始终，然后尧的功业才算完整。至于百姓四海哀悼怀念舜，本来应当在《舜典》中叙述，不必记载在《尧典》中。那么这篇是《尧典》而不是《舜典》，就明白了。
△《孟子》引《尧典》文
然而这两篇应当是一篇，不需要仔细考证经文就知道，《孟子》本来就说了。《万章篇》说：“《尧典》说：‘二十八载，放勋于是去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三年，四海停止八音。’”现在这段文字却在《舜典》中。那么从战国以前，孔门所传的《尚书》本来通为《尧典》一篇，不分《舜典》了。
△梁武帝辨二十八字
即使那二十八个字的伪作，也不需要仔细考证经文就知道，梁武帝本来就驳斥过了。武帝说：“伏生错误地合并了五篇，都是文字互相承接。《舜典》开头有‘曰若稽古’，伏生虽然昏老，怎么能够合并它！”那么“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个字必定不是《舜典》的文字，就明白了。
△隋、唐时人妄信《伪书》之故
问：那么为什么到了隋、唐分为两篇，而增加这二十八个字呢？答：魏晋以后，南北分王，国家崇尚战争，士人竞逐诗赋，很少有以经学为事的人，所以伪作得以混淆真作。到了隋朝，天下归于统一，开始想要振兴文教，于是牛弘奏请购求天下散失的书籍。然而经学荒废已久，朝廷诸臣没有再有学识能辨别真伪的人。因此刘炫伪造古书《连山易》、《鲁史记》等一百多卷，朝廷没有人敢认为是伪作，于是相信并赏赐他；后来被人诉讼，才知道是伪作，然后免死除名而废除他的书。而《伪古文孝经》也是开皇十四年王邵等人所传播，当时也都认为是真作；到了唐朝，才开始有人发觉它是伪作（事情都见前卷《尚书真伪考》中）。由此可知隋朝士大夫妄信伪书，是常事。何况这段文字只有二十八个字，尤其不足以奇怪了。孔颖达原本没有学术，所以妄取而记载它。而唐朝最重视诗赋进士的科目，轻视明经，应明经举的人，不过是遵守法令获取科第而已，谁还知道考证它的本末呢。到了宋朝，沿袭日久，更加视为理所当然，即使是大学者也不再提出异议，于是使圣人的经典被后人杂乱。实在可惜啊！实在可叹啊！
○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大名崔迈德皋随笔）
我弟弟崔迈著有《古文尚书考》及《讷庵笔谈》。他驳斥《孔氏经传》的伪作，比顾炎武、李光地两位先生的说法更详细。但是《笔谈》已经摘载在《考信录》中，而《尚书考》中所征引的书，所持的论点，则我《源流真伪通考》中已经全部具备，不必再述。此外又在《伪尚书》各篇中签出字句所本，以及抄袭而失去原意，与措辞不当的地方；虽然看似细碎，然而都足以作为考证。不忍心全部丢弃，因此又附录在这里。
△辨《伪古文虞书》
○《大禹谟》
“舍己从人”，语自《孟子》来。
“帝德广
运”，语本《吕览》。
《左传》文七年，▯缺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
译“运”字，语本出自《吕览》。
《左传》文公七年，〇缺引用《夏书》说：“用美善来告诫他们，用威严来督责他们，用九歌来勉励他们，不要让他们败坏！”
僖二十四年传文引《夏书》曰：“地平天成。”
庄八年，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哀六年，孔子引《夏书》曰：“允出兹在兹。”襄二十三年，孔子引《夏书》曰：“念兹在兹。”
襄二十六年，声子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帝曰来禹”章：──《论语》载尧命舜之语，而此乃抄袭之，却又分作三处，用他语增饰之，谓人尽可欺也。《论语》此数句本系韵话，今离而为三，使有韵者无韵。
“洚水警予”，语本《孟子》。
《左传》襄五年，引《夏书》曰：“成允成功。”
《周语》，内史过引《夏书》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左传》哀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龟。”
“正月朔旦”一节：──按：《舜典》云：“受终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为尧，则禹是时安得受命於尧乎！
“帝初於历山”以下，语本《孟子》，而故改易之。
△辨《伪古文夏书》
○《五子之歌》
《周语》，单襄公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晋语》，知伯国引《夏书》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左传》成十六年，单子引《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左传》哀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
《周语》，单穆公引《夏书》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胤征》
《左传》襄二十一年，祁奚引《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
襄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於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本《周礼天官小宰》。
《左传》昭十七年，大史引《夏书》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昭二十三年，吴公子光曰：“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
昭十四年，叔向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辨《伪古文商书》
○《仲虺之诰》
“惟有惭德”，语本《左传》季札语。
《左传》昭二十八年，晋叔游云：“《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
晋人尚排偶，故二十五篇中多偶语，如“苗之有莠”及“不迩声色”，“德懋懋官”等语皆是。三十三篇中亦间有偶语，要有多少自然气象，即比体亦不若“苗之有莠”语气稚弱也。
“葛伯仇饷”一节，语本《孟子》，而增减改易之。
《左传》襄十四年，中行献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宣十二年，士会引“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亦四句；“亡者”句在下；“道”作“利”。
○《汤诰》
《周语》，单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邦，无从非彝，无即忄舀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未尝言《书》也。此分作二处用。
《论语》载《汤诰》一节，此则离合增减而用之。“简在帝心”，承上“帝臣不蔽”而云：“有罪不敢赦”，言人之有罪，汤不敢赦也，此作“罪当朕躬，弗敢自赦”，失其义矣。《周语》，内史过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伊训》
“百官总己以听冢宰”，语本《论语》。
“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语本《孟子》“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毫。”
“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学《礼记》语。
“尔惟德，罔小”数语，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为”二句语意。此贪作参差
译僖公二十四年的传文引用《夏书》说：“地平天成。”
庄公八年，庄公引用《夏书》说：“皋陶推行并播种德行，德行于是降临。”
襄公二十一年，臧武仲引用《夏书》说：“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哀公六年，孔子引用《夏书》说：“允出兹在兹。”襄公二十三年，孔子引用《夏书》说：“念兹在兹。”
襄公二十六年，声子引用《夏书》说：“与其杀害无罪之人，宁可违背常规法度！”
“帝曰来禹”这一章：《论语》记载了尧命令舜的话，而这里却是抄袭它，却又分成三处，用其他话语加以增饰，以为人们都可以被欺骗。《论语》这几句话原本是韵文，现在拆散成三处，使得有韵的地方失去了韵律。
“洚水警予”，这句话本于《孟子》。
《左传》襄公五年，引用《夏书》说：“成允成功。”
《国语·周语》，内史过引用《夏书》说：“民众如果没有君主，拥戴谁呢？君主如果没有民众，依靠谁来守卫国家呢？”
《左传》哀公十八年，引用《夏书》说：“官方的占卜只能遮蔽意志，最终还是要听从大龟的决断。”
“正月朔旦”这一节：按：《舜典》说：“在文祖接受尧的禅让。”又说：“舜来到文祖。”没有说接受天命。天命，是生人的事情。神宗既然已经做了尧，那么禹那时怎么能从尧那里接受天命呢！
“帝初於历山”以下，话语本于《孟子》，却故意加以更改。
△辨《伪古文夏书》
○《五子之歌》
《国语·周语》，单襄公引用《书》说：“民众可以亲近，却不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
《国语·晋语》，知伯国引用《夏书》说：“一个人三次失误，怨恨难道在于明显之处吗？在未见之时就要谋划。”《左传》成公十六年，单子引用《夏书》说：“怨恨难道在于明显之处吗？在未见之时就要谋划。”
《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用《夏书》说：“只有那陶唐氏，遵循上天的常道，拥有这冀州之地。如今失去了他的行为，扰乱了纲纪，于是灭亡。”
《国语·周语》，单穆公引用《夏书》说：“度量衡标准统一，王府就有储备。”
△《胤征》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引用《书》说：“圣人拥有谋略和功勋，明确征伐以安定保有。”
襄公十四年，师旷引用《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之事以进谏。正月孟春，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规定。”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本于《周礼·天官·小宰》。
《左传》昭公十七年，大史引用《夏书》说：“星辰不汇聚于房宿，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
昭公二十三年，吴公子光说：“我听说：‘做事，威严胜过仁爱，即使力量微小也必定成功。’”
昭公十四年，叔向引用“《夏书》说：‘昏、墨、贼都要处死。’这是皋陶的刑法。”
△辨《伪古文商书》
○《仲虺之诰》
“惟有惭德”，话语本于《左传》季札的话。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叔游说：“《郑书》上有这样的话：‘厌恶正直，丑化公正，确实会繁衍出同类。’”
晋人崇尚排偶，所以二十五篇中多偶语，如“苗之有莠”及“不迩声色”，“德懋懋官”等语皆是。三十三篇中也间有偶语，要有多少自然气象，即使是对偶体也不如“苗之有莠”语气稚弱。
“葛伯仇饷”这一节，话语本于《孟子》，却增减改易。
《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行献子引用“仲虺有言说：‘灭亡的国家侮辱它，动乱的国家夺取它：推亡固存，是国家的正道。’”宣公十二年，士会引用“仲虺有言说：‘夺取动乱，侮辱灭亡。’”襄公三十年，子皮引用仲虺的志向，也是四句；“亡者”句在下；“道”作“利”。
○《汤诰》
《国语·周语》，单襄公引用“先王的命令有这样的话：‘天道赏善而罚淫。所以凡是我们建立国家，不要遵循非正常的做法，不要接近淫乱，各自遵守你们的典章，以承受上天的福佑。’”未曾说是《书》。这里分成两处使用。
《论语》记载《汤诰》一节，这里则离合增减而使用。“简在帝心”，承接上文“帝臣不蔽”而说：“有罪不敢赦”，意思是人的有罪，汤不敢赦免，这里作“罪当朕躬，弗敢自赦”，失去了原意。《国语·周语》，内史过引用《汤誓》说“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万民。万民有罪，责任在我一人。”
○《伊训》
“百官总己以听冢宰”，话语本于《论语》。
“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话语本于《孟子》“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毫。”
“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学习《礼记》的话。
“尔惟德，罔小”数语，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为”二句语意。这里贪作参差
“顾讠是天之明命”，本《大学》。
“昧爽丕显”，本《左传谗鼎之铭》。
“坐以待旦”，用《孟子》语。
“予弗狎於弗顺”，本《孟子》。
○《太甲中》
《左传昭》十年，郑子皮引《书》曰：“欲败度，纵败礼。”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语本《孟子》。
“▯我後；後来无罚”，语本《孟子》。《孟子》所言，本一语而两地异耳；此遂作两处，而不知《孟子》所引上段固同也。
○《太甲下》
“惟天无亲，克敬惟亲”，语自《左传》来。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语学《中庸》。
《礼记文王世子》，引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
○《咸有一德》
“天难谌，命靡常”，上句《诗大明篇》语，下句《诗文王篇语》。“《天难谌”，《书君▯篇》语。
○《说命上》
《楚语》，白公子张谓楚王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命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传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暝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禀令？皆自上而下之词。《国语》言“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言不出命令也。此改作“臣下罔攸禀令”，便不通矣。“若药不暝眩”二句，又见《孟子》。
《无逸》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犹言不言则已，言必和也；此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礼檀弓》，子张引《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谨。”《论语》、《礼记丧服篇》皆云“高宗ウ，三年不言”，而此则变其语。
《左传》昭六年，叔向引《书》曰：“圣作则。”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语亦本白公。
○《说命中》
《左传》襄十一年，魏绛引“《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杜注》止上一句为《逸书》。
定元年，士伯曰：“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
○《说命下》
“入宅於河，自河徂亳”，语本《国语》白公。
“尔交修予，罔予弃”，语本《国语》白公。
《学记》引《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又引《兑命》曰：“学，学半。”
《礼记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於学。”《学记》引《兑命》，同。
△辨《伪古文周书》
○《泰誓上》
晋人诗文发端，多从远处说起。如此篇“惟天地，万物父母”等语，及《仲虺之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汤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之类，皆迂远，正是晋人气习。试读《甘誓》、《汤誓》、《牧誓》，有此等语否？
数纣之罪，皆以後世之事想像汇集而成。无论纣之罪不若是之甚，而武王亦必不肯作此毫无含蓄之语。至“以残害於尔万姓”句，尤疏谬。凡誓者，皆誓己之众也：首呼“友邦冢君，御事庶士”而誓之，则所谓“尔万姓”者何人也耶？
族人者，秦之法，三代未有也。“罪人以族”之语，谬矣。
“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语本《牧誓》“昏弃厥肆祀弗答”。“牺牲粢盛，既於凶盗”，语本《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只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
“天佑下民”至“越蹶志”，语本《孟子》而有改易。
“同德度义”，语本《左传》昭二十四年苌弘语。
“贯盈”二字，本《左传》“使疾其民，以盈其贯”语。此後世四六剪缀字句之学也。
“类於上帝，宜於冢土”，本《王制》“天子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之语。
《
译“顾讠是天之明命”，出自《大学》。
“昧爽丕显”，出自《左传·谗鼎之铭》。
“坐以待旦”，化用《孟子》中的语句。
“予弗狎於弗顺”，出自《孟子》。
○《太甲中》
《左传·昭公十年》，郑国子皮引用《尚书》说：“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语句出自《孟子》。
“〇我後；後来无罚”，语句出自《孟子》。《孟子》所说的，本是同一句话而在两处不同；这里却分成两处，却不知道《孟子》所引用的上段本来也是相同的。
○《太甲下》
“惟天无亲，克敬惟亲”，语句来自《左传》。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语句效仿《中庸》。
《礼记·文王世子》，引用话语说：“乐正负责学业，父师负责成就；一旦有了贤良，万国因此安定。”
○《咸有一德》
“天难谌，命靡常”，上句出自《诗经·大雅·大明篇》，下句出自《诗经·大雅·文王篇》。“《天难谌”，出自《尚书·君〇篇》。
○《说命上》
《国语·楚语》，白公子张对楚王说：“从前殷高宗武丁能够发扬他的德行，达到神明的境界，由此渡河，从河到亳，于是三年沉默以思考治国之道。卿士担忧，说：‘君王说话，是为了发布命令。如果不说话，就没有地方接受命令了。’武丁于是写下书说：‘用我来匡正四方，我担心德行不类，因此不说话。’这样之后又让人通过梦境在四方寻求贤圣之人。得到傅说后，提拔他为公，让他早晚规劝谏诤，说：‘如同金属，用你作磨刀石。如同渡水，用你作舟船。如同大旱，用你作霖雨。打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如果药不使人头晕目眩，病就不能痊愈。如果赤脚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接受命令？都是自上而下的词语。《国语》说“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意思是君王不发出命令。这里改成“臣下罔攸禀令”，就不通顺了。“若药不暝眩”这两句，又见于《孟子》。
《无逸》说“其惟不言，言乃雍”，意思是如果不说话也就罢了，说话必定和顺；这里截去下句只取“其惟不言”，不知道这样不成文理。《礼记·檀弓》，子张引用《尚书》说：“高宗三年不说话，说话就谨慎。”《论语》、《礼记·丧服篇》都说“高宗ウ，三年不言”，而这里却改变了话语。
《左传》昭公六年，叔向引用《尚书》说：“圣人制定法则。”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语句也出自白公。
○《说命中》
《左传》襄公十一年，魏绛引用“《尚书》说：‘居安思危。’思考就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杜预注只有上一句是《逸书》。
定公元年，士伯说：“开启宠幸招致侮辱，说的就是这个吧。”
○《说命下》
“入宅於河，自河徂亳”，语句出自《国语》白公。
“尔交修予，罔予弃”，语句出自《国语》白公。
《学记》引用《兑命》说：“恭敬顺从，务求及时敏捷，修养才能到来。”又引用《兑命》说：“教与学，各占一半。”
《礼记·文王世子》引用《兑命》说：“念念不忘始终，以学习为常法。”《学记》引用《兑命》，相同。
△辨《伪古文周书》
○《泰誓上》
晋人诗文开头，多从远处说起。如本篇“惟天地，万物父母”等语，以及《仲虺之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汤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之类，都迂阔遥远，正是晋人的风气。试读《甘誓》、《汤誓》、《牧誓》，有这样的话吗？
列举纣王的罪状，都是用后世的事情想象汇集而成。无论纣王的罪行是否如此严重，武王也必定不会说这种毫无含蓄的话。至于“以残害於尔万姓”这一句，尤其疏漏谬误。凡是誓师，都是向自己的军队发誓：首先呼唤“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向他们发誓，那么所谓的“尔万姓”是指谁呢？
族人，是秦代的法律，三代以前没有。“罪人以族”的话，是错误的。
“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语句出自《牧誓》“昏弃厥肆祀弗答”。“牺牲粢盛，既於凶盗”，语句出自《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只之牺〇牲，用以容，将食无灾”。
“天佑下民”到“越蹶志”，语句出自《孟子》而有改动。
“同德度义”，语句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苌弘的话。
“贯盈”二字，出自《左传》“使疾其民，以盈其贯”的话。这是后世四六文剪贴字句的学问。
“类於上帝，宜於冢土”，出自《王制》“天子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的话。
郑语》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语》亦引之。《左传》襄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二句，同。昭元年，子羽亦引之。
译《郑语》引用《太誓》说：“百姓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周语》也引用了这句话。《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引用《太誓》的这两句话，内容相同。昭公元年，子羽也引用了这句话。
○《泰誓中》
“播弃黎老”，学《国语》子晋语。
“谓己有天命”，本《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
“厥鉴惟不远”二句，本《诗》“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周语》引《太誓》曰：“朕梦协於朕卜，袭於休祥，戎商必克。”
《左传》昭二十四年，苌弘曰：“同德度义。《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手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传文，引“《太誓》所谓‘南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
“予有乱臣”句，又本《论语》。
“虽有周亲”二句，本《论语》。
“天视”二句，本《孟子》。
“百姓有过”二句，本《孟子》。
“我武惟扬”五句，本《孟子》。
“罔或无畏”数句，本《孟子》而改易之。“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武王伐商告谕商民主语，言汝无畏惧，乃来安集汝，非与汝为敌也。而百姓由是咸悦欢呼，稽颡雷动，故曰“若崩厥角稽首”。此改“无畏”曰“罔或无畏”，“非敌”曰“宁执非敌”，语既晦涩难解，又以为誓师之语，全失武王伐罪吊民之意。而“百姓”字又与“非敌”截断；“若崩厥角”又以为武王口中语。“百姓尽懔懔，若崩厥角”，语更不可解。《注》以为商民畏纣之虐，懔懔若崩其头角，此与上下何所干涉？《孟子》所记本明白正大，作书者必欲掩其抄取之迹，改易不通，真令人欲笑欲骂。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语意本《汉书》引《泰誓》。（汉书引《泰誓》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
○《泰誓下》
“剖贤人之心”，语自《史记》来。
“恭行天罚”，语自《牧誓》来。
“独夫纣”，本《孟子》“闻诛一夫纣矣”。
“犬马，寇雠”，孟子为齐宣王言之也；後世犹以为讥。《泰誓》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无论文王怙胃西土；不至苦纣之虐，即使苦纣之虐，而武王亦必不忍为此言。奸雄篡窃之辈虽残忍刻薄，而良心未能尽丧，亦不能不惭恧於其际。况武王以圣人处人伦之变，而乃公然告谕其下，与之殄歼乃雠，此乃天下之乱首而病狂丧心者之言也，岂可以污武王哉！
《左传》哀元年，伍员言“树德莫如滋”。
“迪果毅”。语本《左传》。
○《武成》
“归马”二句，本《乐记》。《乐记》：“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此去“弗复乘”句，不知服牛乘马非通用也。
《左传》襄三十一年，北宫文子引《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
《左传》昭七年，芋尹无宇曰：“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肆予东征”数句，本《孟子》而改易之。
“惟尔有神”，“无作神羞”，语俱自《左传》来。
“受率其旅若林”，语自《诗经》来。
“血流漂杵”，语本《孟子》。
“一戎衣”句，语自《中庸》来。
“大赉”句，自《论语》来。
“重民五教，惟食丧祭”，自《论语》“所重民食丧祭”来。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蛮”，语本《鲁语仲尼在陈篇》。
“王乃昭德之致於异姓之邦”四句，语本《鲁语》“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及“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语本《左传》。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语意本《论语》。
以下诸篇并缺。
●跋
右《尚书辨伪》
跋
二卷，先生晚年作；而卓识早定，故前著《考信录》绝不称引一语，且力驳之。自宋、元以来，论辨《尚书》者何啻数十家。前明梅氏、国朝阎氏洋洋大篇，先生皆未之见。由今观之，正不啻数百年间人同堂讲晰。先生识力所至，
译○《泰誓中》
“播弃黎老”一句，是效法《国语》中子晋的话。
“谓己有天命”一句，源自《西伯戡黎》中的“我生不有命在天”。
“厥鉴惟不远”这两句，源自《诗经》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周语》引用《太誓》说：“我的梦境与我的占卜相合，承接了吉祥的征兆，征伐商朝必定能胜利。”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苌弘说：“同心同德，衡量道义。《太誓》说：‘纣王拥有亿万民众，却背离了德行；周王手下有十个治国能臣，同心同德。’”《左传》成公二年的传文中，引用“《太誓》所说的‘南方的民众背离，周朝十人同心’，指的是人心向背。”
“予有乱臣”一句，又源自《论语》。
“虽有周亲”这两句，源自《论语》。
“天视”这两句，源自《孟子》。
“百姓有过”这两句，源自《孟子》。
“我武惟扬”这五句，源自《孟子》。
“罔或无畏”这几句，源自《孟子》但被篡改了。《孟子》原文是：“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抚你们的，不是来与百姓为敌的。’于是百姓像山崩一样磕头致敬。”这是武王伐商时告谕商民的原话，意思是你们不要畏惧，我是来安定你们的，不是与你们为敌。因此百姓都高兴欢呼，磕头致敬声势如雷，所以说“像山崩一样磕头致敬”。这里把“无畏”改成“罔或无畏”，把“非敌”改成“宁执非敌”，语言既晦涩难懂，又把它当作誓师的话，完全失去了武王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本意。而且“百姓”二字与“非敌”被截断；“若崩厥角”又被当作武王口中的话。“百姓都恐惧战栗，像山崩一样磕头”，这话更无法理解。《注》认为商民畏惧纣王的暴虐，恐惧得好像要磕破头角，这与上下文有什么关联呢？《孟子》记载的本来明白正大，写书的人一定要掩盖其抄袭的痕迹，改得不通顺，真让人又想笑又想骂。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语意源自《汉书》引用的《泰誓》。（《汉书》引用《泰誓》说：“立功立事，才能长久。”）
○《泰誓下》
“剖贤人之心”，语源自《史记》。
“恭行天罚”，语源自《牧誓》。
“独夫纣”，源自《孟子》中的“闻诛一夫纣矣”。
“犬马，寇雠”，这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后世尚且认为这是讥讽。《泰誓》却说：“独夫受，大行威虐，是你世代的仇敌。”无论文王是否倚仗西土的势力；不至于苦于纣王的暴虐，即使苦于纣王的暴虐，武王也一定不忍心说这样的话。奸雄篡位的人虽然残忍刻薄，但良心尚未完全丧失，在此时也会感到惭愧。何况武王以圣人的身份处理人伦变故，却公然告谕部下，与他们一起消灭仇敌，这是天下动乱的祸首和疯癫丧心病狂者的话，怎么能用来污蔑武王呢！
《左传》哀公元年，伍员说“树立德行不如使之滋长”。
“迪果毅”。语源自《左传》。
○《武成》
“归马”这两句，源自《乐记》。《乐记》说：“马散养在华山的南面不再骑乘；牛散养在桃林的野外不再役使。”这里去掉了“弗复乘”一句，不知道役使牛和骑乘马并不是通用的说法。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引用《周书》列举文王的德行，说：“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恩德。”
《左传》昭公七年，芋尹无宇说：“从前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告诉诸侯，说：‘纣王是天下逃亡罪犯的主子，是聚集罪人的深渊。’”
“肆予东征”这几句，源自《孟子》但被篡改了。
“惟尔有神”，“无作神羞”，语都源自《左传》。
“受率其旅若林”，语源自《诗经》。
“血流漂杵”，语源自《孟子》。
“一戎衣”一句，语源自《中庸》。
“大赉”一句，源自《论语》。
“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源自《论语》中的“所重民食丧祭”。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蛮”，语源自《鲁语·仲尼在陈篇》。
“王乃昭德之致於异姓之邦”这四句，语源自《鲁语》中的“先王想要彰显其美德的深远影响”，以及“古代分赐同姓诸侯珍玉，是为了展亲；分赐异姓诸侯远方的贡品，是为了让他们不忘臣服。”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语源自《左传》。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语意源自《论语》。
以下各篇都缺失。
●跋
上面是《尚书辨伪》
跋
共两卷，是先生晚年所作；但卓识早已确定，所以先前著《考信录》时绝不引用其中一句话，而且极力驳斥它。自从宋、元以来，论辨《尚书》的何止数十家。前明梅氏、本朝阎氏的洋洋大篇，先生都没有见到。从现在看来，正好像数百年间的人同堂讲析。先生识见能力所达到的地方，
ウ与古合，更有发前人所未发者。
履和藏先生全书久，昔年在都，质之尚书山阳汪公，公悦之序之。既出都，又闻有宜兴任君泰，悦其书，作诗叹赏，以为“大谨乃如狂，至允反不平”，令人一读一起舞。嗟乎，是何可多得！而履和既不能长侍汪公，执弟子之仪，又不获一见任君，悉其生平何如，为可惜也。
译与古人相合，更有前人未曾阐发的见解。
履和收藏先生的全书已久，前些年在京城，向尚书山阳汪公请教，汪公喜爱并为之作序。离开京城后，又听说有宜兴任泰君，喜爱他的书，作诗赞叹欣赏，认为“大谨乃如狂，至允反不平”，让人一读便激动起舞。唉，这样的人才哪里能多得！而履和既不能长久侍奉汪公，行弟子之礼，又不能见到任君一面，了解他生平如何，真是可惜啊。
《伪书》二十五篇，人人童而习之，昔贤辨论尚未必首肯，何况晚出之作，众难群疑，固然不足怪。伏思我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皆奉高宗纯皇帝钦定，刊布海内，《古文》二十五篇之伪，朝廷早有定论，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故今刻《辨伪》一书，恭录《提要》中论《尚书》三则，别为一册，以冠篇首，俾阅《辨伪》者先敬观此三则，庶胸中目下如离照当中，群阴开霁，从此纵览诸家，大有破竹之乐矣。
──道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履和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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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异同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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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此书创於乾隆辛丑，至戊申而书成。嘉庆辛酉，在罗源稍有暇日，复自检阅订正，录而藏之。然久敢以示人者，唐之改制详载於《开元礼》，明之改制详载於《孝兹录》，而二书余皆未之见，但据《唐书》、《明史》所述而已；拟俟异日见此两书之後重加订录，未敢遂以为定本也。
顾余数向人访此二书，咸云未见。北还日，过苏州，至各书肆寻访，俱莫知《孝兹录》为何书。虽知有《开元礼》，而肆中亦无鬻者；皆言欲得此书须缓以时日，当於人家有故书者徐购求之。余既不能久居以待之，又未知果能得否，由是命棹北旋。
近数年来，渐老且病，未知将来能偿此顾与否。不忍遂付流水，乃弁数语於首，志其颠末。世有博学之士曾见此两书者为之重加酌定，是余之志也夫！
嘉庆丁卯，崔述自识。
●卷一
○至亲之服
为父，女子子在室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女在室与嫁而反在室者为母昆弟，皆当与男子同。然不言者，此章已发凡举例，故後皆从省。）《礼经丧服篇》并斩衰三年。唐中书令萧嵩等修《开元礼》，宋朱子纂《家礼》（无女子子在室嫁反之文；惟《本宗图注注》云：“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并与男子同；嫁反者亦同。”）明翰林学士宋濂等著《孝慈录》并因之。
【孟子】“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干粥之食。”与此经似小异。
父卒为母：《经》，齐衰三年。《开元礼》、《家礼》（《图注》别出“为嫡母”）并因之。明改斩衰三年。
父在为母：《经》，齐衰杖期。《开元礼》改齐衰三年。《家礼》因之。明复改斩衰三年。
【唐书礼乐志】“上元元年，武后请父在服母三年。开元五年，右补阙庐履冰言‘礼，父在为母期；而服三年。非也。请如旧章。’乃诏并议舅及嫂叔服，久而不能决。二十年，中书令萧嵩等改修五礼，於是父在为母齐衰三年。”
【明史礼志】“洪武中，贵妃孙氏薨，敕礼官定服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按：父在为母之服，唐已改为三年；庶母之服，《经》与唐、宋皆缌；而此云然，未详）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翰林院学士宋濂等考定丧礼，立为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
△父母恩同义异
按：《经》为父斩衰三年而为母则齐衰三年，非薄母也，乃尊父也。古者家无二尊，服无二斩。斩也者，明所从也；古未有为妇人斩衰者也。父母之於子也恩虽同而义异，故子之服之也三年虽同而齐斩异。惟其同也，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曰“父母在，不远游”，曰“事父母几谏”──皆主乎恩而言之也。惟其异也，故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而不曰“母在观其志”，且曰“夫死从子”矣──此主乎义而言之也。《孝经》曰：“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由是言之，三年之同，自恩生也；齐斩之异；由义别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姓父之姓而不姓母之姓。由父之父而递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而递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
译《伪书》二十五篇，人人自幼便学习它，过去的贤人辩论尚且未必首肯，何况是晚出的作品，众人质疑、群疑纷起，这固然不足为怪。我私下思考，我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都是奉高宗纯皇帝钦定，刊行布告于海内，《古文》二十五篇的伪作性质，朝廷早有定论，并非草野下士一人一家的私言，所以如今刻印《辨伪》一书，恭敬地摘录《提要》中论述《尚书》的三条，另外编为一册，置于篇首，使阅读《辨伪》的人先恭敬地观看这三条，或许胸中眼下如同烈日当空，群阴消散，从此纵览诸家之说，大有破竹之乐的快感了。
──道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履和谨跋
五服异同汇考
小引
这本书创始于乾隆辛丑年，到戊申年才写成。嘉庆辛酉年，我在罗源稍有闲暇，又亲自检阅订正，抄录收藏。然而很久不敢示人，是因为唐代的改制详细记载在《开元礼》中，明代的改制详细记载在《孝慈录》中，而这两本书我都没有见过，只是根据《唐书》、《明史》所述而已；打算等日后见到这两本书后重新加以订正抄录，不敢就把它当作定本。
但是我多次向人打听这两本书，都说没见过。北归那天，路过苏州，到各书肆寻访，都不知道《孝慈录》是什么书。虽然知道有《开元礼》，但书肆中也没有卖的；都说想要得到这本书必须慢慢等待时日，应当从人家有旧书的慢慢购买寻求。我既然不能久居等待，又不知道果真能否得到，于是命船北归。
近数年来，渐渐年老且生病，不知道将来能否实现这个愿望。不忍心就让它付诸流水，于是在篇首写了几句话，记下它的始末。世上有博学之士曾见过这两本书的，为他们重新加以斟酌确定，这是我的心愿啊！
嘉庆丁卯，崔述自识。
卷一
至亲之服
为父，女子子在室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女子在室与出嫁而返回在父家者为母昆弟，都应当与男子相同。然而不说的，是因为这一章已经发凡举例，所以后面都省略。）《礼经丧服篇》都是斩衰三年。唐中书令萧嵩等修《开元礼》，宋朱子纂《家礼》（没有女子子在室嫁反之文；只有《本宗图注注》说：“姑姊妹女子子在室都与男子相同；嫁反者也同样。”）明翰林学士宋濂等著《孝慈录》都沿袭它。
【孟子】“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干粥之食。”与此经似乎稍有不同。
父卒为母：《经》，齐衰三年。《开元礼》、《家礼》（《图注》别出“为嫡母”）都沿袭它。明改斩衰三年。
父在为母：《经》，齐衰杖期。《开元礼》改齐衰三年。《家礼》沿袭它。明复改斩衰三年。
【唐书礼乐志】“上元元年，武后请求父在服母三年。开元五年，右补阙庐履冰说‘礼，父在为母期；而服三年。不对。请如旧章。’于是诏令并议舅及嫂叔服，久而不能决。二十年，中书令萧嵩等改修五礼，于是父在为母齐衰三年。”
【明史礼志】“洪武中，贵妃孙氏薨，敕令礼官定服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按：父在为母之服，唐已改为三年；庶母之服，《经》与唐、宋皆缌；而此云然，未详）太祖说：‘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于是敕令翰林院学士宋濂等考定丧礼，立为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
△父母恩同义异
按：《经》为父斩衰三年而为母则齐衰三年，不是轻视母亲，而是尊崇父亲。古者家无二尊，服无二斩。斩也者，明所从也；古未有为妇人斩衰者也。父母之於子也恩虽同而义异，故子之服之也三年虽同而齐斩异。惟其同也，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曰“父母在，不远游”，曰“事父母几谏”──皆主乎恩而言之也。惟其异也，故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而不曰“母在观其志”，且曰“夫死从子”矣──此主乎义而言之也。《孝经》曰：“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由是言之，三年之同，自恩生也；齐斩之异；由义别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姓父之姓而不姓母之姓。由父之父而递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而递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