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贤贤”也。禹自躬稼而有天下。汤虽起自诸侯，然其先世亦微弱。周自大王开基，而大伯、虞仲以长让幼矣。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见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後安享之，以为祖父之德而吾独享之，於心不自安，故分其禄而与诸父昆弟共之，故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盖不以祖父之禄私一身，非以天禄而独私其兄弟也。周之封建亲戚，岂但为蕃卫子孙计哉！且周亦非独封其亲戚也。《记》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封帝尧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然则同姓之封初不先於异姓，盖亦未必遂多於异姓也，特其後嗣有盛衰耳。周之封建但不遗於亲戚，非专择於亲戚而封之也，明矣。论者但见富辰此言，遂以後人自私之念度古圣人之心；不知富辰特欲襄王之睦郑以安王室，故不言其他而但言蕃屏，不言其封他国而但言其封亲戚；言固各有所重，非先王封建之本意即如是也。正如王子朝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不过以晋为王母弟，故专言之；岂武王、成王但封母弟而不封曹、滕、应、韩之庶弟乎！嗟夫，圣人之心，其湮没於不善读书之人者岂可胜道哉！故今录周之封建，先先代之裔，次功臣，次武王之封文昭，次周公之别封，次成王之封武穆，次蔡仲之绍封，而取成▯专、富辰、祝▯它、王子朝之言汇列於首，庶学者参伍求之而有以识圣人封建之盛心也。
译所谓“尊重贤德”啊。大禹亲自从事农耕而拥有天下。商汤虽然起自诸侯，但他的祖先也曾微弱。周朝自太王开创基业，而太伯、虞仲作为长子将君位让给了幼弟。文王开始承受天命，却未能来得及身为天子。武王刚刚战胜商朝，却未能来得及亲眼见到四方平定。到了成王，然后才安然享受这天下，他认为如果独自享受祖父的功德，内心便不安，所以分出俸禄与叔伯兄弟共享，所以说“我没有独享文王、武王的功业。”大概是不把祖父的俸禄私占于己身，并不是把天赐的福禄只私归于兄弟。周朝分封亲戚，难道仅仅是为了子孙的藩卫考虑吗！况且周朝也并非只分封亲戚。《礼记》说：“武王战胜商朝，还没来得及下车就分封黄帝的后代于蓟，分封帝尧的后代于祝，分封帝舜的后代于陈；下车后分封夏朝后裔于杞。”既然如此，那么同姓的分封起初并不先于异姓，大概也不一定就比异姓多，只是其后代有兴盛与衰败罢了。周朝的分封只是不遗漏亲戚，并非专门挑选亲戚来分封，这是很明显的。议论的人只看到富辰这句话，就用后人自私的念头去揣度古代圣人的心意；不知道富辰只是想让襄王与郑国和睦以安定王室，所以不谈其他而只谈藩屏，不谈分封其他国家而只谈分封亲戚；说话固然各有侧重，并非先王分封的本意就是如此。正如王子朝所说“同时分封母弟以作为周的藩屏”，不过是因为晋国是王的母弟，所以专门提及；难道武王、成王只分封母弟而不分封曹、滕、应、韩这些庶弟吗！唉，圣人的心意，被那些不善读书的人所埋没，哪里可以说得尽呢！所以现在记录周朝的分封，先列前代帝王的后裔，其次是功臣，其次是武王分封的文王昭系子孙，其次是周公另外分封的，其次是成王分封的武王穆系子孙，其次是蔡仲的继封，而选取成王、富辰、祝佗、王子朝的话汇总列于篇首，希望学者们参酌比较探求，从而能够认识圣人分封的宏大用心。
右通论周之封建。
【补】“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备览】“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史记周本纪》）
△辨未下车而封国之说
《乐记》云：“武王克商，未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帝尧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未下车，命封黄帝之後於铸，帝尧之後於黎，帝舜之後於陈；下车命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立成汤之後於宋以奉桑林。”余按：此二书所载，与《史记》国名互异，古书散轶，不可考矣。惟所云“未下车而封”者，於事理殊未允。古者王畿之外莫非侯国，灭一国始封一国；今武王始克殷王城，安所取地而封之！封国，大典也，当先寻求其後，然後备礼而命之於庙中，又岂车中所能为者！而宋之封在成王世，尤不得属之克殷日也。盖此文特作者形容之词，正如《春秋传》所云“楚子伐宋，屦及於窒皇，剑及於寝门之外，车及於蒲胥之市”者：但极言其速耳，非真有此事也。故今但列《史记》之文於备览。
右先代後裔之封。
【补】“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於河。”（《左传》成公十一年）
【补】“太公之封於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孟子》）
【备览】“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
△辨太公争营丘之说
《史记》此文下云：“太公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余按：武王之封太公於齐，必先克其地也；克其地，必有人守之，莱人安能与争！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尝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故不录。
右功臣之封。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书康诰》）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纟青{艹伐}、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於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於殷墟。”（《左传》定公四年）
△引《蔡沈传》辨周公称成王命封卫之说
《书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伪孔传》因之，释“孟侯”三句云：“周公称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蔡氏《书传》驳之。今录於左。
【蔡九峰《康诰篇序传》】“《书序》以《康诰》为成王之书。今详本篇，康叔於成王为叔父，成王不应以‘弟’称之。说者谓‘周公以成王命诰，故曰弟’。然既谓之‘王若曰’，则为成王之言，周以公何遽自以弟称之也？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无一语以及武王，何邪？说者又谓‘寡兄勖’为称武王，尤为非义。‘寡兄’云者，自谦之词，寡德之称。苟语他人，犹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语，周公安得以武王为寡兄而告其弟乎！特序《书》者不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遂因误为成王之书。是知《书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诰》、《酒诰》、《梓材》篇次当在《金▯》之前。”
余按：《经》文明称“王若
译以上通论周代的分封制度。
【补】“从前虞国的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以勤勉侍奉我先王。我先王倚重他制造的精良器物，以及他作为神明后裔的身份，因此将长女大姬嫁给胡公，并将他封在陈地，以作为三恪之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备览】“武王追思先前的圣王，于是褒扬并分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帝尧的后代于蓟，帝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史记·周本纪》）
△辨析“未下车而分封诸侯国”的说法
《乐记》说：“武王攻克商朝，尚未下车就分封黄帝的后代于蓟，帝尧的后代于祝，帝舜的后代于陈；下车后分封夏后氏的后代于杞；安置殷商的后代于宋。”《吕氏春秋》说：“武王战胜殷商，尚未下车，就命令分封黄帝的后代于铸，帝尧的后代于黎，帝舜的后代于陈；下车后命令分封夏后氏的后代于杞，立成汤的后代于宋以供奉桑林。”我按：这两本书所载，与《史记》中的国名互相不同，古书散佚，无法考证了。只是所说的“未下车而分封”，在事理上实在不妥。古代王畿之外没有不是诸侯国的，灭掉一个国家才开始分封一个国家；如今武王刚刚攻克殷商的都城，从哪里取得土地来分封呢！分封诸侯国，是重大的典礼，应当先寻求其后代，然后在宗庙中备齐礼仪任命他，又怎么是车中所能做的呢！而且宋国的分封在成王时期，尤其不能归属于攻克殷商的那一天。大概这些文字只是作者形容之词，正如《春秋传》所说的“楚子伐宋，鞋子跑到窒皇，剑跑到寝门之外，车跑到蒲胥之市”那样：只是极力说明其迅速罢了，并非真有此事。所以现在只将《史记》的文字列于备览。
以上先代后裔的分封。
【补】“周朝攻克商朝，派遣诸侯安抚并分封。苏忿生以温地为司寇，与檀伯达一起分封于河。”（《左传》成公十一年）
【补】“太公被分封于齐，也是方圆百里。”（《孟子》）
【备览】“武王已经平定商朝而称王天下，分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
△辨析太公争夺营丘的说法
《史记》这段文字下面说：“太公向东前往封国，途中住宿，行进迟缓。旅店的人说：‘我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客人睡得很安稳，恐怕不是去就国的人吧。’太公听到后，连夜穿衣出发，黎明到达封国。莱侯来进犯，与他争夺营丘。”我按：武王分封太公于齐，必定先攻克那块土地；攻克了土地，必定有人守卫，莱人怎么能与他争夺呢！太公到成王时还在王室，这说明太公未曾亲自前往封国；怎么会有连夜穿衣出发的事呢！这段文字极像战国策士的言论，大概是他们虚构的。所以不收录。
以上功臣的分封。
“王这样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只有你显赫的父亲文王能够彰明德行、慎用刑罚，不敢欺侮鳏夫寡妇，任用贤能，敬重恭敬，威慑奸邪，显扬百姓，从而开创我区夏，以及我一两个邦国加以修治。我西土因此得以依靠和覆盖。这被上帝听闻，上帝喜悦。上天于是大命文王，歼灭强大的殷商，广泛接受他的天命。他的邦国和百姓因此得以有序。你寡德的兄长勉励你。所以你这小子封在此东土。’”（《尚书·康诰》）
“分给康叔大路、少帛、青黻、旃旌、大吕，殷商的七个氏族——陶氏、施氏、繁氏、〇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划定疆界土地，从武父以南到圃田的北境，取有阎的土地以供给王职，取相土的东都以会合王的东〇；聃季授予土地，陶叔授予人民，以《康诰》命令他而分封于殷墟。”（《左传》定公四年）
△引用《蔡沈传》辨析周公称成王命分封卫国的说法
《书序》说：“成王已经讨伐管叔、蔡叔，将殷商的剩余百姓分封给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伪孔传》沿袭此说，解释“孟侯”三句说：“周公称成王的命令，说王让我命令他的弟弟封。”蔡氏《书传》驳斥此说。现在记录如下。
【蔡九峰《康诰篇序传》】“《书序》将《康诰》视为成王的书。现在详细考察本篇，康叔对于成王是叔父，成王不应该以‘弟’称呼他。解说者认为‘周公以成王的命令告诫，所以说弟’。然而既然说是‘王若曰’，那就是成王的话，周公怎么突然以弟自称呢？况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提到‘文王’的不止一处，却几乎没有一句话提到武王，为什么呢？解说者又说‘寡兄勖’是称呼武王，尤其不合义理。‘寡兄’这个词，是自谦之词，寡德的称呼。如果对别人说，还可以；武王是康叔的兄长，家人之间说话，周公怎么能够以武王为寡兄而告诉他的弟弟呢！只是编序《尚书》的人不知道《康诰》篇首四十八字是《洛诰》脱落的简册，于是误以为是成王的书。由此可知《书序》果然不是孔子所作。《康诰》、《酒诰》、《梓材》的篇次应当在《金〇》之前。”
我按：《经》文明确称“王若
曰，朕其弟”其为武王诰之无疑。《蔡传》之说是也。分器锡邑容或有在成王世者，若受封则断断在武王之世矣。故今从《蔡传》，列之武王之世，封鲁之前。惟所云“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尚恐未然。盖不知何篇之简，而其篇已逸耳。说并见前《武王克商》、《周公吊二叔》两条下。
译说，朕其弟”其为武王诰之无疑。《蔡传》的说法是正确的。分赐器物、赏赐城邑或许有的发生在成王时期，但受封则肯定是在武王时期。所以现在采用《蔡传》的说法，将其列在武王时期，封鲁之前。只是其中所说“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恐怕未必正确。大概是不知属于哪一篇的竹简，而那篇文献已经散佚了。相关论述见前《武王克商》、《周公吊二叔》两条之下。
【附录】“曹叔振铎，文之昭也。”“滕侯曰：‘我周之怔也。’”（并《左传》）
按：“文昭”惟封卫见於《经》、《传》；曹、滕、成阝、霍诸国皆无可考。以此推之，可矣。右“文昭”之封。以上并武王世。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於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诗鲁颂》）
【补】“周公之封於鲁，为方百里也。”（《孟子》）
“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职事於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鲁、燕之封在成王世
《史记周本纪》云：“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是谓燕、鲁之封皆在武王世也。余按：周公於武王为弟，於成王为叔父，而《诗》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则是封鲁者成王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奄始灭，而《传》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则是封鲁者成王时事也。盖周初之制，亲戚功臣之受禄，内外皆有之。周、召、毕、郇在畿内者也；齐、卫、曹、滕，在畿外者也；不以内外分重轻也。周公既受禄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鲁！至成王之世，周公内辅政事，外定商、奄，制礼乐，靖四方，成王以为周公功大，无以为报，故别封伯禽於鲁而使其次子袭畿内之封。其後於召公，遂亦援以为例，而别封於燕耳。周衰，王室东迁，内诸侯渐微而外诸侯之势盛，由是後人不复知周公之先已受采於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当在蔡、卫、曹、滕之後，遂以为武王之世，齐、鲁同时而封，误矣。故今载伯禽之封於成王之世，而燕之封缺之。
右别封。
【补】“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左传》昭公元年）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左传》定公四年）
△引柳宗元文辨桐叶封唐之说
《吕氏春秋》、《说苑》并云：“成王与唐叔虞燕居，翦桐叶以为▯，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成王曰：‘与虞戏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晋。”《史记》所载略同，惟以为史佚事。唐柳子厚尝辨之。今录其文於左。
【柳子厚《桐叶封弟辨》】“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於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於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余按：邑姜，武王之元妃；成王，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崩，成王、唐叔之年固已长矣，（说兄《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不得以唐叔为小弱，成王亦必不至以封国大典为儿戏也。柳子之辨详矣。独其篇末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则是犹以此事为或有，但非周公之所为耳。史佚亦贤臣，讵宜有此事！即有此事，周公岂容不谏而听之乎！此必无之事，故今不载；而取柳子末数语删之。
右“武穆”之封。
【补】“
译【附录】“曹叔振铎，是周文王的庶子。”“滕侯说：‘我是周朝的庶子。’”（均出自《左传》）
考按：“文昭”这一支系中，只有卫国见于《经》、《传》记载；曹、滕、成阝、霍等诸侯国都无从考证。由此类推，是可以的。以上是关于“文昭”支系分封的记载。以上都属于周武王时期。
周王说：“叔父，确立你的长子，让他做鲁国的诸侯。大大开拓你的疆域，作为周王室的辅佐。”于是任命鲁公，让他镇守东方；赐给他山川、土地、田地以及附属的小国。”（出自《诗经·鲁颂》）
【补】“周公在鲁国的封地，方圆百里。”（出自《孟子》）
“分给鲁公大路车，大旗，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殷商的六个氏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率领各自的宗族，安抚各自的分支，带领他们的部属，以效法周公，从而服从周王的命令，使他们在鲁国任职，以彰显周公的明德；分给他们土地、陪敦，祝、宗、卜、史等官员，完备的器物、典册，以及常备的礼器，依靠商、奄两地的民众，用《伯禽》这篇诰命，而封于少〇的废墟。”（出自《左传》定公四年）
△鲁国、燕国的分封在周成王时期
《史记·周本纪》说：“分封功臣谋士，以师尚父为首。将尚父封在营丘，称为齐国。将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称为鲁国。将召公〇封在燕国。将弟弟叔鲜封在管国，弟弟叔度封在蔡国。其余的人依次受封。”这是说燕国、鲁国的分封都在周武王时期。我考按：周公对于武王是弟弟，对于成王是叔父，而《诗经》中称“王说叔父，确立你的长子，让他做鲁国的诸侯”，那么分封鲁国的是成王。周公东征三年后奄国才灭亡，而《左传》称“依靠商、奄两地的民众，用《伯禽》这篇诰命”，那么分封鲁国是成王时期的事。大概周初的制度，亲戚功臣受禄，京畿内外都有。周、召、毕、郇是在京畿内的；齐、卫、曹、滕是在京畿外的；不以内外区分轻重。周公既然已经在周地受禄了，何必又分封在鲁国！到了成王时期，周公在内辅佐政事，在外平定商、奄，制定礼乐，安定四方，成王认为周公功劳巨大，无以为报，所以另外分封伯禽于鲁国，而让周公的次子继承京畿内的封地。后来对于召公，也援引这个例子，而另外分封于燕国。周朝衰微，王室东迁，京畿内的诸侯逐渐衰微而京畿外的诸侯势力强盛，因此后人不再知道周公先前已在周地受采邑，而只怀疑周、召的受封不应在蔡、卫、曹、滕之后，于是认为武王时期，齐、鲁同时分封，这是错误的。所以现在记载伯禽的分封在成王时期，而燕国的分封则缺略不载。
以上是关于另外分封的记载。
【补】“成王灭掉唐国而分封太叔在那里。”（出自《左传》昭公元年）
“唐叔，是成王的同母弟弟。”（出自《左传》昭公十五年）
“分给唐叔大路车、密须的鼓，阙巩弓，沽洗箭袋，怀姓九个宗族，职官五个正卿，用《唐诰》这篇诰命而封于夏朝的废墟。”（出自《左传》定公四年）
△引用柳宗元的文章辨正桐叶封唐的说法
《吕氏春秋》、《说苑》都记载：“成王与唐叔虞闲居，剪下桐叶做成玉珪，说：‘用这个封你！’唐叔虞很高兴，告诉了周公。周公以此请求成王。成王说：‘我和虞开玩笑。’周公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说了就要史官记录，乐工传诵，士人称赞。’于是就把叔虞封在晋国。”《史记》所载大致相同，只是认为是史佚的事。唐朝柳子厚曾经辨正此事。现在将他的文章录在下面。
【柳子厚《桐叶封弟辨》】“古代流传的话说：‘成王用桐叶与小弱弟开玩笑说：“用这个封你！”周公入宫祝贺。成王说：“开玩笑。”周公说：“天子不可开玩笑！”于是就把小弱弟封在唐。’我认为不是这样。如果王的弟弟应当分封，周公应当及时向王进言，不必等到他开玩笑而祝贺以促成此事。如果不应当分封，周公却促成他不恰当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小弱者做君主，这能算是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王的话不可马虎罢了，一定要顺从而促成它吗？假设有不幸，王用桐叶与妇女、宦官开玩笑，也将全部顺从而实行吗？大凡君王的德行，在于行为如何。假如没有得当，即使多次改变也不为害；关键在于得当，不可使其改变；何况是因为开玩笑呢！如果开玩笑一定要实行，这是周公教唆王犯错误。”
我考按：邑姜，是武王的元配夫人；成王，是邑姜的长子，而唐叔是其同母弟弟。武王驾崩时，成王、唐叔的年纪本来已经大了，（参见《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不能把唐叔当作小弱弟，成王也必定不至于把分封国家的大典当作儿戏。柳子厚的辨正很详细。唯独他篇末说：“有人说，分封唐叔，是史佚促成的”，这还是认为此事可能存在，只是不是周公所为罢了。史佚也是贤臣，哪里会有这种事！即使有这种事，周公岂能容许不劝谏而听任它呢！这必定是没有的事，所以现在不记载；而删去柳子厚最后几句话。
以上是关于“武穆”支系分封的记载。
【补】“
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左传》定公四年）
译蔡仲改变行为，遵循道德。周公推举他，让他担任自己的卿士，引见给周王并任命他治理蔡国。那篇任命文书说：周王说：“胡，不要像你的父亲那样违背王命啊！”
△《伪书蔡仲之命》
《伪尚书》有《蔡仲之命篇》，乃本《左传》文而衍之者。其《序》之谬，前於《周公篇》中已辨之矣。其命词亦缀辑前人语言以成篇者。
故今但载《左传》原文。
右绍封。以上并成王世。
【补】“天於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孟子》）
△周代巡狩年数
《周官》称“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国。”《伪尚书》采其说，遂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於四岳。”余按：周时巡狩年数，《经传》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云：“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群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杜氏注云：“征谓巡守征行”，则是周亦以五年一巡狩也。且唐、虞五载一巡狩，周乃改为十有二年，亦未免失之於疏阔。大抵三代以上文多缺略，事难详考；传记各记所闻，互有同异，皆不足以为据。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记巡狩朝觐之大略；至於年数多寡，缺之不失为慎。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同上）
△周之弱不因封建
自汉以来，说者多谓周人弱於封建，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余按：《孟子》此文，王於诸侯，庆之让之，贬之削之，莫敢违王命者，是其予夺之权操之天子，何有於弱，亦岂但空名而已哉！但自平王东迁，王室微弱，号令始不行於天下耳。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周以前，自天子出者也；东迁以後，自诸侯出者也。岂得见其後之微，遂以概其前之盛乎！晋文、襄之世，进退臣僚皆惟君命是听；顷、定以後六卿专政，公室始卑。鲁僖、文之世，权亦在上；襄、昭以後，政始出於三桓。岂得谓文、襄、僖、文之世已失政哉！且自幽、厉淫暴，犬戎内侵，骊山之变，畿甸尽没於戎，使其时无诸侯，则天下皆骚动，非胜、广起於闾左，则刘、石兴自塞外，虽欲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且不可得，奈之何以封建故咎周也！且周之封国见於《经》、《传》者不过蓟、祝、陈、杞、苏、檀、齐、宋诸国，及兄弟之国十有五，同姓之国四十而已；其馀皆夏、商之旧国也。武王即不封建，此千数百馀国岂不能据地自雄者！若尽取而灭之，使先世帝王卿相之有功德於世者尽殄绝其祀而後已，是岂圣人之心也哉！大抵汉、唐文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时势，其所关者非小。故今考而辨之。
右朝觐巡狩之制。
周之封建先後不一时，其经制亦不能专系於一代，故不以载於《正录》而别述此篇，统纪其制而分类以记其事，庶易於考核也。
○周职官附考
周之官制，《诗》、《书》皆未详言。《周官》一书亦多附会。唯《孟子》文尚可得其梗概。今附载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
△卿与大夫
按：《春秋》於列国之卿皆书为“大夫”，则是卿乃上大夫，大夫则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东迁以後，卿日以尊，故但称为卿以别於他大夫，而此文与《王制》遂沿而称之耳。又按《春秋传》，卿之下有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别；疑皆後世所增，如鲁三卿之外复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晋六卿之外复有▯缺、赵穿等未有军行之卿者然。恐当以《孟子》此文为近是。
△乡官之不可废
三代之所以异於两汉者何在乎？两汉之所以异於唐、宋者何在乎？其事盖非一端，而设官其尤著者也。《周官》、《王制》虽皆出於後人之手，不无揣度附会之失，当日官制不可详考，然以《孟子》此文推之，诸侯之国大
译△《伪书蔡仲之命》
《伪尚书》中有《蔡仲之命》一篇，是依据《左传》的文字加以引申发挥而成的。其《序》的谬误，此前在《周公篇》中已经辨明。其册命之辞也是拼凑前人的言语而写成的篇章。
所以如今只记载《左传》的原文。
右绍封。以上均为成王时期之事。
【补】“天子前往适任的诸侯国，称为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诸侯朝见天子，称为述职。述职，就是陈述所担任的职事。没有不是为公事而来的。”（《孟子》）
△周代巡狩的年数
《周官》说：“十二年，天子巡狩殷国。”《伪尚书》采纳了这种说法，于是说：“六年，五服诸侯一朝见，又过六年，天子按时巡行，在四岳考察制度。”我考察：周代巡狩的年数，《经传》中没有提及。只有《春秋传》说：“先王占卜征行，每五年一次占卜以习其吉凶；如果多次占卜都吉利就出行，不吉利就增修德行而重新占卜”，杜预注说：“征指巡守征行”，那么周代也是以五年一次巡狩。况且唐尧、虞舜是五年一次巡狩，周代改为十二年，未免失之疏阔。大概三代以上的文献多有缺略，事情难以详细考证；传记各自记载所闻，互有同异，都不足以作为确据。所以如今只采纳《孟子》的文字，记载巡狩朝觐的大致情况；至于年数的多少，缺而不载不失为谨慎。
“进入其疆界，土地开垦，田野治理，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就有赏赐。赏赐以土地。进入其疆界，土地荒芜，遗弃老人，失去贤人，聚敛刻薄之人当权，就有责备。一次不朝见，就贬低其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其土地。三次不朝见，就派六师去征讨。”（同上）
△周之衰弱不是因为封建
自从汉代以来，议论者多认为周人衰弱是因为封建制度，只是在公侯之上徒然建立空名罢了。我考察：《孟子》这篇文章，天子对于诸侯，赏赐或责备，贬低或削减，没有人敢违背王命，这说明予夺的大权掌握在天子手中，哪里有什么衰弱，又岂止是空名而已呢！只是从平王东迁开始，王室微弱，号令才开始不能行于天下罢了。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西周以前，是由天子发出的；东迁以后，是由诸侯发出的。怎么能因为看到后来的微弱，就一概而论之前的强盛呢！晋文公、襄公的时代，进退臣僚都只听君命；顷公、定公以后六卿专政，公室才开始卑微。鲁僖公、文公的时代，权力也在上面；襄公、昭公以后，政令才开始出自三桓。怎么能说文公、襄公、僖公、文公的时代已经失去政令呢！况且自从幽王、厉王淫乱暴虐，犬戎内侵，骊山之变，京畿地区全都沦陷于戎狄，假如那时没有诸侯，那么天下都会骚动，如果不是陈胜、吴广起于闾左，就是刘渊、石勒兴起于塞外，即使想建立空名于公侯之上尚且不可得，怎么能因为封建的缘故而怪罪周朝呢！况且周朝分封的国家见于《经》、《传》的不过蓟、祝、陈、杞、苏、檀、齐、宋等国，以及兄弟之国十五个，同姓之国四十个而已；其余的都是夏、商的旧国。武王即使不封建，这一千几百个国家难道不能据地自雄吗！如果全部夺取而消灭它们，使先世帝王卿相中有功德于世的人全都断绝祭祀而后才罢休，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意吗！大概汉、唐的文士大多喜欢议论古人的得失而不考察当时的时势，其所关系到的并非小事。所以如今考察并辨明它。
右朝觐巡狩之制。
周朝的封建先后不一时，其经制也不能专门系于一代，所以不把它载入《正录》而另外叙述此篇，统纪其制度而分类以记载其事，以便于考核。
○周职官附考
周朝的官制，《诗》、《书》都没有详细论述。《周官》一书也有很多附会。只有《孟子》的文字尚且可以得知其梗概。现在附载如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共六等。”（《孟子》）
△卿与大夫
按：《春秋》对于列国的卿都书写为“大夫”，那么卿就是上大夫，大夫则是下大夫。所以说：“王的臣子是公；公的臣子是大夫；大夫的臣子是士。”东迁以后，卿日益尊贵，所以只称为卿以区别于其他大夫，而这篇文章与《王制》于是沿袭而称之。又按《春秋传》，卿之下有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也有中大夫，下大夫的区别；怀疑都是后世所增加的，如同鲁国三卿之外又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晋国六卿之外又有〇缺、赵穿等未有军行之卿者一样。恐怕应当以《孟子》这篇文章为接近事实。
△乡官之不可废
三代之所以不同于两汉在哪里呢？两汉之所以不同于唐、宋在哪里呢？其事大概不止一端，而设置官职是其最显著的。《周官》、《王制》虽然都出于后人之手，不无揣度附会的失误，当日官制不可详细考证，然而以《孟子》这篇文章推之，诸侯之国大
者仅及百里，而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佐治者要不下百数十人，故其耳目易周，精力亦无不逮；一人有善，得以赏之，一人有恶，得以罚之；是以豪猾无所用其武断，吏胥无所施其蒙蔽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野人少而君子多则不足於养，野人多而君子少则不足於治。是以先王量民数以设官，而不肯惜小费以致废大事也。两汉则不然。自令、丞、尉以外，止有乡三老、啬夫、游徼、亭长之属耳；较之三代，邈乎不相及矣。然犹有秩有禄，选其贤者充之，是以其人尚知自重，其耳目精力尚可勉强从事。以故其治尚为近古，风俗尚多浑厚。至隋，尽废乡官，一县之中止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其时承南北朝之汉，久乱之馀，户口稀少，犹之可也。至唐开元、天宝之际，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宁、元丰以後，户口之盛尤远过於前代，岂此数人者之所能遍理！无怪乎百姓之争日多而吏胥之权日重也！
译疆域不过百里，却设有卿、大夫，以及上士、中士、下士，辅佐治理的官员不下百数十人，因此他们的耳目容易周全，精力也没有顾不到的地方；有人行善，便给予奖赏，有人作恶，便给予惩罚；所以豪强恶棍无法施展他们的武断专横，小吏胥吏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欺瞒蒙蔽。孟子说：“没有君子，就无法治理平民；没有平民，就无法供养君子。”平民少而君子多，则供养不足；平民多而君子少，则治理不足。因此先王根据人口数量来设置官职，不肯吝惜微小的费用而导致废弃大事。两汉却不是这样。自县令、县丞、县尉以外，只有乡三老、啬夫、游徼、亭长之类；与夏商周三代相比，相差甚远。然而他们仍有职级俸禄，选拔贤能的人充任，因此这些人尚知自重，他们的耳目精力尚能勉强处理事务。所以那时的治理尚且接近古制，风俗尚多淳朴厚道。到了隋朝，完全废除了乡官，一个县中只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而当时承接南北朝的混乱局面，长期战乱之后，户口稀少，还勉强可以应付。到了唐开元、天宝年间，人口繁衍增多了，民事繁杂了，等到宋熙宁、元丰以后，户口的繁盛尤其远远超过前代，难道这几个人就能普遍治理吗！难怪百姓的争讼日益增多，而吏胥的权力日益加重了！
【附论】“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中庸》）
△“官盛任使”
官何以当盛也？所以优大臣也，亦即所以熙庶绩也。何者？一国之政多矣，非数十人所能遍理；设官少则势不能兼顾，非惟政事之多废也，而吏胥皆得操其厚薄之权，仆从皆得肆其上下之手，其倒行逆施者亦不少矣。故宫必盛而後可任使也。有一事即设一官，则人有馀力而事有专责。有一官即择一人，则人知自爱而事无不举。为大臣者但能课其勤惰而总其成，而庶绩自咸熙矣。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土倍中土，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
△《孟子班爵禄章》不必拘
按：大国地方百里，倍次国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倍小国也。而小国之君十卿禄，以田计之，当食一万六千亩（以下食田亩数并见《集注》中所引徐氏说）。次国食二万四千亩，多於小国者仅三之一。大国食三万二千亩，多於次国者仅四之一。大国之▯田将何所置之乎？卿亦大夫也，故《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犹士之有上中下耳。大夫与士，则名分判然隔绝。而卿禄有四大夫三大夫者，大夫禄乃止倍於上士，何邪？窃谓读此章者但当求其大意，不必拘其细数；孟子固曰“其详不可得闻也”。然则孟子之所言特其略耳。尝考春秋以前诸侯之国，大约分为九区：内一区为乡遂，以为君禄；外八区为都鄙，以为大夫士之禄。犹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王畿方千里也；犹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而中为公田也。然则大国之君禄当倍次国，次国当倍小国；孟子特大略言之耳。大国小臣数多，则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小臣数少，则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大国次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亦必不止於倍；而卿禄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但籍已去，故其详不可考耳。天子之卿受地仅倍大夫，况诸侯之卿何至遂三之四之乎！盖春秋之世卿权益重，卿禄益厚，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说。其实皆当以渐而杀，非独卿与大夫然也。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倍为率；虽有增减，要不甚多。於此见先王之不以天禄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周衰，典籍散轶，後人虽有纂述而揣度附会者居多。幸《孟子》此章犹存，尚可得其大概。馀已详《经界考》中，兹不悉赘。
【附论】“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中庸》）
△重禄之效
禄何以当重也？所以恤群臣也，亦即所以责群臣也。何者？士既受官於朝，必将资以养其父母妻子也。位益尊则所费益广。禄不足以赡之，惟贤而有守者乃能洁己而安贫耳。若其守少不坚，则必有聚敛於百姓以自奉，侵蚀於国帑以自肥者；无怪乎民日困而国日贫也！故善治国者必与士以重禄，使无内顾之忧，交谪之患，则少知自爱者皆耻为聚敛之臣，耻为盗臣矣。而又择其贤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妇子宁者乎！有不仓廪实而府库充者乎！故骤观之若费而细察之实省。如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附录】“管子於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齐语》）
【附录】“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同上）
△《管子》乡官之制
此所谓乡官也；与前所载《
译【附论】“设置众多官员供其差遣，是用来勉励大臣的。”（《中庸》）
△“设置众多官员供其差遣”
官员为什么应当设置得众多呢？这是为了优待大臣，也就是为了繁荣各项政务。为什么呢？一国的政事繁多，不是几十个人所能全部处理的；如果设置的官员少，那么形势上就不能兼顾，不仅政事大多被废弃，而且吏胥都能操纵赏罚轻重的权力，仆从都能肆意施展上下其手的手段，那些倒行逆施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官员必须众多，然后才能任使。有一件事就设置一个官职，那么人就有余力而事情有专门的责任。有一个官职就选拔一个人，那么人知道自我珍惜而事情没有不举行的。作为大臣的，只要能够考核他们的勤勉与懒惰，并总括他们的成果，那么各项政务自然就会繁荣了。
“大国疆域方圆百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所得。中等国家疆域方圆七十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所得。小国疆域方圆五十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两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两倍，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所得。”（《孟子》）
△《孟子·万章下》中关于爵位俸禄的章节不必拘泥
按：大国疆域方圆百里，是中等国家的一倍。中等国家疆域方圆七十里，是小国的一倍。而小国的国君俸禄是卿的十倍，以田地计算，应当享有田一万六千亩（以下食田亩数都见于《集注》中所引徐氏的说法）。中等国家享有田二万四千亩，比小国多仅三分之一。大国享有田三万二千亩，比中等国家多仅四分之一。大国的公田将放在哪里呢？卿也是大夫，所以《春秋》对诸侯的卿都记载为大夫，就像士有上、中、下之分一样。大夫与士，名分截然隔绝。而卿的俸禄有相当于四个大夫、三个大夫的情况，大夫的俸禄却只比上士多一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私下认为，读这一章的人只应当探求它的大意，不必拘泥于细微的数字；孟子本来就说“其详细情况不可得而知了”。那么孟子所说的只是大概罢了。我曾经考察春秋以前诸侯的国家，大约分为九区：内一区为乡遂，作为国君的俸禄；外八区为都鄙，作为大夫和士的俸禄。就像海内的土地，方圆千里的有九块，而王畿方圆千里一样；就像井田制度，八家都私有一百亩，而中间为公田一样。那么大国国君的俸禄应当是中等国家的一倍，中等国家应当是小国的一倍；孟子只是大致说说罢了。大国小臣数量多，那么他们俸禄的递减也就多；小国小臣数量少，那么他们俸禄的递减也就少。那么大国、中等国家自大夫以下，他们的俸禄也必定不止于加倍；而卿的俸禄也不可能有相当于三个大夫、四个大夫那么多。只是籍册已经散失，所以详细情况不可考罢了。天子的卿受地仅仅比大夫多一倍，何况诸侯的卿哪里会达到三倍、四倍呢！大概春秋时期卿的权力更重，卿的俸禄更厚，所以有相当于三个大夫、四个大夫的说法。其实都应当逐渐递减，不只是卿与大夫如此。大致君臣之间的递减以十一为比率，大小臣之间的递减以加倍为比率；虽然有增减，但不会太多。由此可以看出先王不把天禄据为己有，也有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的作用。周朝衰微，典籍散失，后人虽然有编纂记述，但大多揣测附会。幸好《孟子》这一章还存在，尚可获得其大概。其余已在《经界考》中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附论】“忠诚守信且给予厚禄，是用来勉励士人的。”（《中庸》）
△厚禄的效果
俸禄为什么应当丰厚呢？这是为了体恤群臣，也就是为了要求群臣。为什么呢？士人既然在朝廷接受官职，必然要依靠它来供养父母妻子。地位越尊贵，花费就越广泛。俸禄不足以供养他们，只有贤良而有操守的人才能洁身自好而安于贫困。如果他们的操守不够坚定，那么必然会有向百姓聚敛以奉养自己，侵蚀国家财政以肥私囊的人；难怪百姓日益困苦而国家日益贫困了！所以善于治国的人一定给予士人厚禄，使他们没有内顾之忧，没有遭受指责的祸患，那么稍微知道自我珍惜的人都会以成为聚敛之臣为耻，以成为盗臣为耻了。而又选拔其中的贤者任用，难道会有百姓不富裕、妇孺不安宁的情况吗！难道会有粮仓不充实、府库不丰盈的情况吗！所以乍一看似乎耗费，但仔细考察实际上节省。怎么能不给予厚禄呢！
【附录】“管子于是把国家划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五家为轨，轨设长官。十轨为里，里设官吏。四里为连，连设长官。十连为乡，乡设良人。……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被举荐；平民有恶行，可以被惩处。”（《齐语》）
【附录】“管理鄙野：三十家为邑，邑设官吏。十邑为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乡，乡设乡帅。三乡为县，县设县帅。十县为属，属设大夫。……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被举荐；平民有恶行，可以被惩处。”（同上）
△《管子》中乡官的制度
这就是所说的乡官；与前文所载《
孟子》“六等”之文互相发明。何者？治民必藉於人。敷十家而即为之“长”，数百家而即为之“帅”，则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难治，吏胥无所投其隙，奸豪无所肆其暴，诚良法善政也。桓公去古未远，先王之制犹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洽齐国，所以能霸诸侯而匡天下也。後世惟务省费，省费则必省官；日减日少，遂至於数万户而止付之一人。即有贤令长，亦不能以遍理；况贤者不可多得，非假手於吏胥则置民事於不问耳。假手吏胥，故吏胥横行；赋敛狱讼何一非吏胥操其权，倡赌盗贼何一非吏胥为之主！吏胥富，而闾阎日以▯瘁矣！置民事於不问，则强陵弱，众暴寡，良民日困，非凶悍无以自全，於是里巷之间相率习为豪强，争斗以自保其身家。无怪乎民日贫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轻视桓、文，羞言管仲；吾独以为不然。姑无论其他，唐、宋以来，名臣贤相史不绝书，有复古乡官之制者乎？有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则管仲未可轻也。惟汉诸葛武侯尝自比於管、乐，其後相业果为秦、汉以来第一人。亦何必为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异於王者，惟在假仁义以服人。其实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远，王政尚多存於世者；汉、唐以後，王政存者宁有几乎！若之何轻视桓、文也！《国语》之文虽难尽信，然此文於理与时势皆得之，必非妄者。观此，犹足见三代之遗制。故并录之。
译《孟子》中关于“六等”的论述，彼此相互阐发。为什么呢？治理百姓必须依靠人。每十家就设立一位“长”，每数百家就设立一位“帅”，这样在下位的人就不能欺瞒，在上位的人就不难治理，吏胥没有机会钻营空隙，奸恶豪强无法肆意施暴，这确实是良法善政。齐桓公距离上古时代不远，先王的制度还保留很多，因此管仲依据这些制度，立法来治理齐国，所以能够称霸诸侯并匡正天下。后世只致力于节省费用，节省费用就必然削减官员；官员一天天减少，最终到了数万户百姓只交给一个人管理的境地。即使有贤能的县令、县长，也不能普遍地处理所有事务；况且贤能的人不可多得，如果不借助吏胥之手，就会把百姓的事务置之不理。借助吏胥之手，所以吏胥横行霸道；赋税征收、诉讼案件，哪一件不是吏胥掌握权力？赌博、盗贼，哪一件不是吏胥作为主谋！吏胥富裕了，而民间百姓日益困顿憔悴！把百姓的事务置之不理，那么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力对待少数，善良百姓日益困苦，不凶狠强悍就无法保全自己，于是里巷之间人们相继习惯于成为豪强，通过争斗来保全自己的身家。难怪百姓日益贫困而风俗日益败坏！后世儒者往往轻视齐桓公、晋文公，以谈论管仲为羞耻；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暂且不说其他，唐、宋以来，名臣贤相史书上记载不断，有恢复古代乡官制度的人吗？有言论涉及这一点的人吗？那么管仲是不可以轻视的。只有汉朝的诸葛武侯曾经自比于管仲、乐毅，他后来的宰相业绩果然成为秦汉以来第一人。这也何必说是大话呢！大致上，霸业之所以不同于王业，只在假借仁义来使人服从。其实齐桓公、晋文公的时代距离周文王、周武王不远，王政还很多存在于世间；汉、唐以后，王政存在的难道还有几许吗！怎么能轻视齐桓公、晋文公呢！《国语》的文字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这篇文章在道理和时势上都符合实际，必定不是虚妄的。观察这些，还足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遗留制度。所以一并记录下来。
【存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篇》）
△千室为最大邑
“千室”，大邑也。“百乘”，大家也。晋文公在齐有马二十乘，齐陈文子有马十乘；则百乘，家之最大者矣。圣人以千室百乘相对为言，然则千室亦邑之最大者。寻常之邑不过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尚多能尽其职。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彦，圣人始以千室许之；非他人所及也。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数万户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乌可得乎！
【存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
△“百室之邑”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为小，则邑之大者当亦不多也。此虽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即有人治之，则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观此言，犹可想见当时之美政也。
△儒者罕言乡官
乡官之制，乃三代圣人之大经大法，必不可废者。亦非但乡官也，百里之内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无废事。而後世皆举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井田封建虽属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若庶僚乡官，直举而措之耳？不知何以无人计及此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制而附及之。
○周遗迹补考
石鼓：
△引汪师韩文辨石鼓
岐阳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诗。唐韩退之以为周宣王时所作。宋欧阳永叔云：“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文》。遗近录远，不宜如此。况传记不载，不知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二君”谓韦与韩；韦诗详後汪上溯《石鼓说》中）其论当矣。而张氵昊《▯谷杂纪》则云：“石鼓经秦涉汉，其亦久矣。其间岂无好事者称道之；历时之久，书传不存，後人不知耳。苏勖《载记》云：‘石鼓，谓周宣王猎碣，共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唐章怀太子注《後汉书》云：‘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以二书言之，则安知秦、汉间无称道之者”。则又以韩公之说为是，欧公之疑为非。汪上湖先生《石鼓说》辨之颇详。今载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说》】“石鼓在陈仓野中，隋以前无所见闻。唐贞观中，苏勖始纪其事。郑馀庆徙置凤翔之夫子庙，而亡其一。宋仁宗皇佑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十数乃全。至徽宗大观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钦宗靖康末，金人辇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抚家。其家後改大兴府学。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庆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时宰，以大车十乘载於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各五鼓。按：韦苏州诗谓是文王时鼓（今本亦作宣王，无文王字），宣王时刻；韩文公直称宣王时作。逮宋程泰之，以《左传》昭公四年，椒举云‘成有岐阳之▯’，指是成王。欧阳公《集古录》乃有三疑。而郑夹氵祭以秦权秦斤证之，指为秦刻。沿及金源，元遗山《中州集》云：‘荏平马子卿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馀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金史》采其事入本传。郑、马二说，後人讥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窃叹马氏有卓识矣。所惜其文未见，曾不知其定为後周何时耳（此下节删一段）西魏之末，官法《周礼》，诰法《周书》，则诗袭《雅》、《颂》之文诚无足异。但史称‘周武帝崇尚俭朴，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猎岂肯夸耀其车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诏皇太子ど抚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获二白鹿以献；诏曰：‘在德不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无字），其称及鹿者有四，且有即一章而两言鹿者，合之则鹿字凡六见焉。有曰‘我鹿允异’，岂非瑞应意
译【存参】孔子说：“冉求啊，拥有千户人家的城邑，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家族，可以让他担任那里的总管。”（《论语·公冶长篇》）
△千室是最大的城邑
“千室”，指大城邑。“百乘”，指大家族。晋文公在齐国有马二十乘，齐国的陈文子有马十乘；那么百乘，就是大家族中最大的了。圣人将千室与百乘相对举来说，那么千室也就是城邑中最大的了。平常的城邑不过三百室、二百室，一百室罢了，因此那里的总管大多能胜任其职。只有冉求具备使百姓富足的人才，是政事方面的杰出人物，圣人才将千室之邑托付给他；这不是其他人所能比及的。后世却把平庸无能的人任命去治理数万户人家；想要让百姓不困苦，风俗不浇薄，怎么可能做到呢！
【存参】“施氏的总管拥有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
△“百室之邑”
按：这篇文章不把“百室之邑”看作小邑，那么大的城邑应当也不多了。这虽然是卿大夫的家宰兼管的城邑，然而百室之邑就有人治理，那么下情不能上达的情况也就少了。看这段话，还可以想象当时美好的政治。
△儒者很少谈论乡官
乡官的制度，是夏商周三代圣人的根本大法，绝对不能废除的。也不仅仅是乡官，百里之内也必须有分治的众多属官，才可以不荒废政事。而后世都把这些事务交给一两个人，百姓怎么能得到治理呢！然而著名的儒者和文士都很少谈到这一点，只有谈到井田制和分封制的。井田制和分封制虽然属于王政，但后世实行起来非常不容易。至于众多属官和乡官，直接推行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治乱兴亡的关键，所以借论述周代分封制度而附带提及。
○周代遗迹补考
石鼓：
△引用汪师韩的文章辨析石鼓
岐阳石鼓十枚，上面都刻有四言诗。唐代韩愈认为这是周宣王时所作。宋代欧阳修说：“自从汉代以来，博古好奇的人士都略而不提。隋代藏书最多，其目录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都有，唯独没有《石鼓文》。舍弃近代的而记录远代的，不应该这样。况且传记中没有记载，不知道韦应物和韩愈凭什么知道这是文王、宣王的石鼓呢？”（“二君”指韦应物和韩愈；韦应物的诗详见后文汪中《石鼓说》中）他的论断是正确的。而张淏《癸辛杂识》却说：“石鼓经历秦代跨越汉代，时间已经很久了。其间难道没有好事的人称道它吗？历时久远，书籍传记没有保存下来，后人不知道罢了。苏勖《载记》说：‘石鼓，说是周宣王的猎碣，共有十个鼓；上面的文字是史籀大篆。’唐代章怀太子注《后汉书》说：‘现在岐州的石鼓铭文，凡是重复的字都刻成两个字。’根据这两本书来看，那么怎么知道秦、汉之间没有称道它的人呢”。于是又认为韩愈的说法是对的，欧阳修的怀疑是错的。汪中先生《石鼓说》辨析得很详细。现在把他的文章载在下面。
【汪中先生《石鼓说》】“石鼓在陈仓野外，隋朝以前没有见闻。唐代贞观年间，苏勖才开始记载这件事。郑馀庆把它迁移到凤翔的夫子庙，丢失了一个。宋仁宗皇佑四年，向传师在民间找到它，十个才齐全。到宋徽宗大观二年，迁移到汴京的辟雍。宣和元年，又移到保和新殿，用金填字。宋钦宗靖康末年，金人用车运到燕京，剔去金而把石头留在王宣抚家里。他家后来改为大兴府学。到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集担任大都教授，在草土中求得，清洗扶持它们。元仁宗皇庆二年，虞集任国子助教，对当时的宰相说，用十辆大车运到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各放五个鼓。按：韦应物的诗说是文王时的石鼓（现在版本也作宣王，没有文王字样），宣王时刻；韩愈直接说是宣王时所作。等到宋代程泰之，根据《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说‘成王有岐阳之蒐’，指这是成王。欧阳修《集古录》有三处怀疑。而郑樵用秦权秦斤来证明，指为秦代刻石。沿袭到金代，元好问《中州集》说：‘荏平人马子卿根据字画考证，说是宇文周时所造；写了辨论万余言，出入于传记，引据非常明白。’《金史》采纳他的事迹写入本传。郑樵、马子卿两种说法，后人讥讽的多，相信的少。根据我的考证，私下感叹马氏有卓越的见识。可惜他的文章没有见到，曾不知道他定为后周何时（此下节删去一段）西魏末年，官制效法《周礼》，诰令效法《周书》，那么诗歌袭用《雅》、《颂》的文风确实不足为奇。只是史书记载‘周武帝崇尚俭朴，校阅军队，步行山谷，经历勤苦，别人不能忍受’，他对于田猎怎么会夸耀他的车马和随从呢。只有武帝建德二年二月，下诏皇太子巡视西土，皇太子在岐州捕获两只白鹿进献；下诏说：‘在于德行不在于祥瑞。’现在考证九个石鼓中（其中一个没有字），提到鹿的有四个，而且有在一章中两次提到鹿的，合计鹿字共出现六次。有说‘我鹿允异’，难道不是祥瑞应验的意思
乎！文内‘▯与鲤’、‘杨柳’、‘灵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称‘天子’又称‘嗣王’者，宣帝穷奢极丽，车旗章服俱倍数前王，此词当是大象元二年间，天台侍从之臣追纪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称武帝，以‘嗣王’称宣帝──而宣帝每自称为‘天’，则当时又未必称以‘嗣王’也。文盖以‘天子’称宣帝，以‘嗣王’称静帝。虽宣帝於即位之始即传位皇太子衍，顾不称太上皇而自称天元皇帝，是以文内‘天子’‘嗣王’连言之，犹之《周书宣帝纪》内‘帝’与‘皇帝’连及也。静帝即位仅七岁，其三年为周大定元年，二月即禅位於隋。其时石鼓甫成，应即委弃。而篆文人识者少。唐贤徒见‘车攻’‘马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润色文章耳。其词其文，後人自有明於鉴察者；正不必依傍韩、苏，笃侩而不敢议也。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传，与余言一证其同异哉！”
译唉！文中“〇与鲤”、“杨柳”、“灵雨”、“舫舟”，都是春巡时的景象，并非冬狩。至于文中既称“天子”又称“嗣王”，这是因为宣帝穷奢极欲，车驾旗帜、章服仪制都超过前代帝王数倍，这篇文字应当是大象元二年间，天台侍从之臣追记祥瑞而刻写的，似乎是用“天子”称呼武帝，用“嗣王”称呼宣帝——而宣帝每自称为“天”，那么当时未必会称他为“嗣王”。文章大概是用“天子”称呼宣帝，用“嗣王”称呼静帝。虽然宣帝在刚即位时就传位给皇太子杨衍，但他不称太上皇而自称天元皇帝，所以文中“天子”与“嗣王”连称，就像《周书·宣帝纪》中“帝”与“皇帝”连用一样。静帝即位时年仅七岁，其三年即周大定元年，二月便禅位给隋朝。那时石鼓刚刚制成，随即就被废弃。而认识篆书的人很少。唐代贤者只看到“车攻”、“马同”的文字与《诗经·小雅》相同，借此来润色文章罢了。其中的词句，后人自有明察秋毫的人；正不必依附韩愈、苏轼，像庸俗的商人那样固执而不敢议论。马氏的辨析，怎能流传于世，与我的说法印证其同异呢！
余按：石鼓所刻诗词不载宣王一事，亦无宣王时一人名，不知唐人何由决知其为宣王？自东周以後，下迄於隋，书之存於世者多矣；石鼓果周宣王时物，必为世所宝贵，称道者当不知几许，何以称者皆不存，存者皆不称乎？汉都长安，距岐为近。班固，扶风人，郡中有此古物，尤不应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且苏勖与章怀太子皆唐人耳；以唐证唐，何足为据！自苏勖至韩退之，相距不二百年，而书传所载，称之者凡四人。自周宣王逮隋千有馀年，而反无一言之见於书传。然则此鼓之在汉、魏以後而不在周、秦以前明甚；欧阳子之疑是而氵昊之言非矣。是故韩、韦谓为宣王，苏子瞻“想当然”之说也；张氵昊言安知秦、汉无称道之者，秦桧“莫须有”之狱也。以“想当然”、“莫须有”折天下之狱，则狱靡不冤。以“想当然”“莫须有”断古书古物之真伪，则书与物靡不失实。然则即谓此鼓为尧、舜时所作，谓夏、商之时书传不存，安知无称道者，亦谁能穷其诬哉！汪公之辨详矣。此鼓果为宇文氏之物，余虽未尝详考，然断非周物则较然也。
又按：《▯谷杂纪》以为成王时物者乃韩元吉，而上湖以为程泰之；以为秦时刻者乃任汝弼，而上湖以为郑夹氵祭；所引互异。盖韩、程皆尝谓为成王，任、郑皆尝指为秦刻，论者各据所见之书言之，是以不符；不足以为异也。
▯里城：
△引《封演记》辨▯里城
汤阴城北有文王演易台，其地高於旁者丈馀，即唐人所称▯里城也。城中地故高，日久城颓，惟高原存焉，故人以台呼之。唐《封氏闻见记》尝辨其妄。今录於左。
【《封氏闻见记》一则】“相州汤阴县北有▯里城，周回可三百馀步；其中平实，高於城外丈馀。相传文王演《易》之所。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实。然则小城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家，以为保固耳。”
余按：汤阴之西为林县，其北为安阳，又北为磁州。距馀乡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馀里。其在山中者，山上多垒石为城寨。在平地者，其村外往往有高广如封氏所言者。其城或尚存，或已颓，或半颓。余数往来於诸县间，问之土人，皆云前代避乱之所。然则汤阴此台亦如是而已矣。封氏之言是也。盖筑城自保，势须据险，以高临下，有山则据山，无山则筑平地使高，筑城其上，方足以制仰攻，本理之常，无足异者。但临大道者少，人或不之见，见亦不为意。而汤阴之台东逼驿道，人皆知之。既莫考其所始，而其地近殷墟，故好事者遂以▯里之事附会之耳。余又尝居开州，即唐顿邱之南境也。城以南如汤阴此台者不下数十，盖即封氏所谓“古小城”者。其城率已颓，土人呼为“骨堆”。最大者，有霸王骨堆（盖以大得此名），韩信骨堆（盖“韩姓”之讹。）其村农相传云：“项羽与韩信相拒於此地，以筑骨堆大者为胜。”夫羽与信固未尝战於此，即至此亦岂有馀暇，筑台较其胜负乎！▯里之城，当亦类是。里巷流传之语固不可据以为实也。呜呼，汤阴有演《易》之台，则陈州亦当有修《春秋》之阁矣；涿州有张飞井，赵州有鲁班桥；甚矣邪说之入人深而不学无术者多喜事也！
△古迹相因而生
按：▯里之事本战国人所述。既相传为有此事矣，秦、汉以後因以演《易》附会之。既复相传有演《易》之事矣，魏、晋以後因又以古小城附会之。证据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说。市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说皆相因而生者乎！▯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世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并附辨之。
文、武、周公陵墓：
【备考】“毕在镐东南杜中。”（《史记周本纪》）
【备考】“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皇览》）
【备考】“文王、武王
译我按：石鼓上刻写的诗词不记载宣王的事迹，也没有宣王时代任何人的名字，不知唐人凭什么断定它是宣王时的东西？自东周以后，下至隋朝，流传于世的书籍很多；石鼓果真是周宣王时的器物，必定被世人所珍视，称道它的人应当不知有多少，为什么称道它的人都不存在，存在的人都不称道它呢？汉朝都城在长安，距离岐山很近。班固是扶风人，郡中有这样的古物，尤其不应该不知道，或者知道了却不说。况且苏勖和章怀太子都是唐人；用唐人的话证明唐人的话，哪里足以作为依据！从苏勖到韩愈，相距不到二百年，而史传中记载称道石鼓的只有四个人。从周宣王到隋朝一千多年，反而没有一句话见于史传。那么，这些石鼓存在于汉、魏以后而不存在于周、秦以前，是很明显的；欧阳修的怀疑是对的，而张氵昊的说法是错的。所以韩愈、韦应物说它是宣王时的东西，是苏轼“想当然”的说法；张氵昊说怎么知道秦、汉没有称道它的人，是秦桧“莫须有”的冤狱。用“想当然”、“莫须有”来断天下的案件，那么案件没有不冤的。用“想当然”、“莫须有”来判断古书古物的真伪，那么书和物没有不失真的。那么，即使说这些石鼓是尧、舜时制作的，说夏、商时的史传不存在，怎么知道没有称道它的人，又有谁能穷尽这种诬妄呢！汪公的辨析很详细了。这些石鼓果真是宇文氏的东西，我虽然没有详细考证，但断定它不是周代的器物是很清楚的。
又按：《〇谷杂纪》认为它是成王时的东西的是韩元吉，而上湖认为是程泰之；认为它是秦代刻的是任汝弼，而上湖认为是郑夹氵祭；所引用的互相不同。大概韩、程都曾说是成王时的，任、郑都曾指为秦代刻的，议论的人各自根据所见的书来说，所以不符；不足以作为奇怪。
〇里城：
△引《封演记》辨〇里城
汤阴城北有文王演易台，那地方比旁边高出一丈多，就是唐人所称的〇里城。城中地本来就高，时间久了城墙倒塌，只有高原还在，所以人们叫它台。唐《封氏闻见记》曾经辨明它的荒谬。现在抄录在下面。
【《封氏闻见记》一则】“相州汤阴县北有〇里城，周围大约三百多步；其中平坦坚实，比城外高出一丈多。相传是文王演《易》的地方。按：这东顿邱、临黄各县多有古小城，有的周围一里，有的三百步；其中都坚实。那么小城而坚实，都是古人依靠它建立家业，作为保卫坚固的地方罢了。”
我按：汤阴的西边是林县，北边是安阳，再北边是磁州。距离我家乡近的百里，远的二百多里。在山中的，山上多用石头垒成城寨。在平地的，村外往往有高广如封氏所说的那样。那城墙有的还存在，有的已倒塌，有的半倒塌。我多次往来于各县之间，问当地人，都说前代避乱的地方。那么汤阴这个台也是这样罢了。封氏的话是对的。大概筑城自保，势必占据险要，以高临下，有山就占据山，无山就筑平地使它高，在上面筑城，才足以控制仰攻，这是常理，没什么奇怪的。只是临近大道的少，人们或许看不见，看见了也不在意。而汤阴的台东边紧逼驿道，人们都知道它。既然没人考证它的起源，而那地方靠近殷墟，所以好事的人就用〇里的事附会它罢了。我又曾在开州居住，就是唐顿邱的南境。城南像汤阴这个台的不下几十座，大概就是封氏所说的“古小城”。那城墙大多已倒塌，当地人叫作“骨堆”。最大的，有霸王骨堆（大概因为大而得名），韩信骨堆（大概“韩姓”的讹误。）村里农民相传说：“项羽与韩信在此地相持，以筑骨堆大的为胜。”项羽与韩信固然没在此地交战，即使到了此地，难道还有空闲，筑台比较胜负吗！〇里的城，大概也类似这样。里巷流传的话本来不可据为真实。唉，汤阴有演《易》的台，那么陈州也应当有修《春秋》的阁了；涿州有张飞井，赵州有鲁班桥；邪说深入人心太厉害了，而不学无术的人喜欢多事啊！
△古迹相因而生
按：〇里的事本来是战国人所说的。既然相传有这事了，秦、汉以后就用演《易》附会它。既然又相传有演《易》的事了，魏、晋以后又用古小城附会它。证据既多，就成牢不可破的说法。市上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个人说，没有不信的了；而谁知道那些说法都是相因而生的呢！〇州山上，有水从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很多。好事的人就认为是《西游记》孙悟空发祥的地方，而建猴王庙。唉，世人所说的古迹：大率都这样啊！所以现在一并附辨。
文、武、周公陵墓：
【备考】“毕在镐东南杜中。”（《史记周本纪》）
【备考】“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皇览》）
【备考】“文王、武王
△周陵之误指
按此诸说，则周文、武王陵在渭水南，长安之西南也。自唐以前，无异说者。至宋乾德四年，诏给守陵五户，春秋奉祀，始以咸阳县之西北秦惠文、悼武二王冢为周文、武王陵而祭之；沿误八百馀年。前人辨之详矣。今不复赘；但取《史记》诸家之言载之，以备後人考证云尔。
古物，古迹，其於事理，末矣。然或以伪乱真，或附会舛误，而人遂信以为实，其所关亦不细。故亦补而辨之。
●卷三
○周制度杂考
△“子”为未成诸侯之称
《春秋》所书列国之君，多有称某子者。滕侯杞伯，亦多称为“滕子”“杞子”（《春秋中，无“侯”“伯”兼称者；惟杞、薛尝一称为“侯”。然桓三年“公会杞侯於成阝”，据《公羊》乃“会纪侯”，二家文误。则隐十一年“薛侯来朝”，恐亦是文误耳）。说者谓周之列爵凡五，子爵在伯之下，男之上；其本侯伯而称子者，或以为时王所黜，或以为圣人所贬也。余按：列国之爵受之先王，传之先君；周道既衰，而孔子乃布衣之士，安能黜之贬之！若可以贬其爵，则亦可以进其爵；何以不闻有子而进称为公，进称为侯伯者？侯伯可贬，公亦可贬；既可贬为子，亦可贬为男；又何以不闻有公而贬为侯伯，侯伯而贬为男者乎？由是言之，谓为时王所黜，圣人所贬，恐皆未必然也。余尝细考《经》、《传》之文，“子”之为称乃未成乎诸侯之名，与伯及男不同义也。故有天子之卿而称子者，《尚书》之微子、箕子，《春秋》之单子、刘子，是也。有诸侯在丧，未即位而称子者，葵丘之称宋子，温之称陈子，是也。有抚有一国，未成为君而称子者，叔武之称卫子，子仪之称郑子，是也。皆不成之为诸侯也。若其国而夷也，则亦称之为子，吴、楚、邾、莒、徐、沈、郯、潞之属是也。此盖古制如此。即本侯伯之爵而既杂於夷，则亦概以子称之。故《国语》云：“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然则吴本伯爵也。滕、杞之称为子，当亦如是。故《传》曰：“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又曰：“杞，夏馀也，而即东夷。”非贬之黜之，盖略之而等之诸夷也。犹後世之於僭国，皆称之为“魏主”“吴主”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夫爵既有五矣，何以其等止分为四？公侯伯既各为一等矣，何以子男独同为一等乎？盖子也者，未成乎诸侯之称也；既未成为诸侯，则其班当随乎其最卑者，是以与男同一位也。说者不加细考，误以子与公侯伯为一例，遂谓贬黜其爵为子，则宋、卫、陈、郑之称子又何说焉？且非但国君有子之称也，其後大夫士亦称之。盖春秋之初，卿尚罕有称子者。间一有之（如卫石子、齐高子之类），亦但以为称，不以为谥也（若鲁共仲、成季、齐管敬仲、卫石骀仲之属，谥皆称以字；惟晋栾共叔，《国语》作栾共子，盖後人所追称）。卫自甯庄子、石祁子，始连谥称为子；晋自赵成子、栾贞子以後，鲁自季文子、孟献子以後，而卿莫不以子系於谥矣。大夫虽尚未谥以子（如子服景伯、子家懿伯之类），然相称亦以子，若叔仲子、子服子、子家子之类是也。至春秋、战国间而子遂为通称。凡有名於时者，虽布衣之士率称为子，若庄子、惠子、鬼谷子之类是也。故《论语》颜渊之贤，子路之长，皆不称子（至孟子时，颜渊始称为子）；闵子骞、冉有间一称子；而曾子、有子则皆称以子。虽其门人所记，亦其时之先後然也。至孟子时，则高、夷、徐、陈、公都之属莫不称子矣。然则子也者，本未成乎诸侯者之称，渐而卿称之，渐而大夫称之，又渐而布衣之士亦称之者也。犹之乎“君”本国君之称，渐而卿大夫亦称君（《仪礼》，公士大夫皆称为君），至後世而朋友亦相称为君也。说者不考称子之由，故其释“君子”也，以为有位者谓之君，有德者谓之子。岂知君子云者，本皆有位者之称（《诗》之“君子
译△周陵的错误指向
根据上述各种说法，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位于渭水之南，长安的西南方。自唐代以前，没有其他不同的说法。到了宋乾德四年，朝廷下诏拨给五户人家看守陵墓，春秋两季进行祭祀，才开始把咸阳县西北方的秦惠文王、悼武王两座坟冢当作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来祭祀；这种沿袭的错误持续了八百多年。前人对这个问题辨析得很详细了，现在不再赘述；只是选取《史记》等诸家的言论记载下来，以备后人考证罢了。
古物、古迹，对于事理来说，是末节小事。然而有时以假乱真，或者附会错谬，人们却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所关系到的问题也不小。所以也补充并辨析一下。
●卷三
○周制度杂考
△“子”是未成为诸侯的称呼
《春秋》所记载的列国国君，有很多称某子的。滕侯、杞伯，也大多称为“滕子”“杞子”（《春秋》中，没有“侯”“伯”兼称的情况；只有杞、薛曾经一度称为“侯”。然而桓公三年“公会杞侯於成阝”，根据《公羊传》乃是“会纪侯”，这两家文献有误。那么隐公十一年“薛侯来朝”，恐怕也是文献有误）。解说的人说，周朝的五等爵位，子爵在伯爵之下，男爵之上；那些本来是侯爵、伯爵却被称为“子”的，有人认为这是被当时的周王废黜，有人认为这是被圣人贬低。我按：列国的爵位是受之于先王，传之于先君；周朝王道既已衰微，而孔子不过是布衣之士，怎么能废黜或贬低他们呢！如果可以贬低他们的爵位，那么也可以提升他们的爵位；为什么没听说过有从子爵提升称为公、提升称为侯伯的呢？侯伯可以贬低，公也可以贬低；既然可以贬为子，也可以贬为男；又为什么没听说过有从公贬为侯伯，从侯伯贬为男的呢？由此说来，说是被当时的周王废黜，被圣人贬低，恐怕都不一定正确。我曾经仔细考察《经》、《传》的文字，“子”这个称呼乃是未成为诸侯的名称，与伯及男意义不同。所以有天子之卿而称子的，《尚书》中的微子、箕子，《春秋》中的单子、刘子，就是如此。有诸侯在丧期，未即位而称子的，葵丘之会称宋子，温地之会称陈子，就是如此。有抚有一国，未成为国君而称子的，叔武称卫子，子仪称郑子，就是如此。都是未成为诸侯的缘故。如果那个国家是夷狄，也就称之为子，吴、楚、邾、莒、徐、沈、郯、潞之类就是如此。这大概是古制如此。即使是原本侯伯之爵，既然混杂于夷狄，也就一概以子称之。所以《国语》说：“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那么吴原本就是伯爵。滕、杞被称为子，应当也是如此。所以《传》说：“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又说：“杞，是夏朝的遗民，而靠近东夷。”这不是贬低或废黜，而是略去其爵位而将其等同于夷狄。就像后世对于僭越称王的国家，都称之为“魏主”“吴主”一样。孟子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共五等。”既然爵位有五种，为什么等级只分为四种？公侯伯既然各为一等，为什么子男独独同为一等呢？因为“子”是未成为诸侯的称呼；既然未成为诸侯，那么其班次应当随同最卑下的，所以与男同一位。解说的人不仔细考察，错误地把子与公侯伯看作一类，于是说贬黜其爵位为子，那么宋、卫、陈、郑被称为子又怎么解释呢？而且不只是国君有子的称呼，后来大夫士也称子。大概春秋之初，卿还很少有称子的。偶尔有（如卫石子、齐高子之类），也只是作为称呼，不作为谥号（像鲁共仲、成季、齐管敬仲、卫石骀仲之类，谥号都用字；只有晋栾共叔，《国语》作栾共子，大概是后人追称）。卫国自甯庄子、石祁子开始，连谥号称为子；晋国自赵成子、栾贞子以后，鲁国自季文子、孟献子以后，卿就没有不以子系于谥号的。大夫虽然尚未以子为谥号（如子服景伯、子家懿伯之类），然而相互称呼也以子，像叔仲子、子服子、子家子之类就是如此。到了春秋、战国之间，子就成为了通称。凡是在当时有名的人，即使是布衣之士也大都称为子，像庄子、惠子、鬼谷子之类就是如此。所以《论语》中颜渊的贤德，子路的长处，都不称子（到了孟子时，颜渊才开始称为子）；闵子骞、冉有偶尔称子；而曾子、有子则都称以子。即使是其门人所记录，也是时代先后不同的缘故。到了孟子时，那么高子、夷子、徐子、陈子、公都子之类没有不称子的。那么“子”这个称呼，本来是未成为诸侯者的称呼，逐渐而卿称之，逐渐而大夫称之，又逐渐而布衣之士也称之。就像“君”本来是国君的称呼，逐渐而卿大夫也称君（《仪礼》中，公士大夫都称为君），到了后世朋友也相互称为君。解说的人不考察称子的缘由，所以解释“君子”时，认为有位者称为君，有德者称为子。哪里知道“君子”这个词，本来就是有位者的称呼（《诗经》中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