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则不得有足迹；有迹，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为天地之气乎！凡物皆以同类相交为正，异类相交为妖；况不待交而但以卵与迹，是戾气之所锺耳。丹朱冯身，龙▯孕女，其说虽不经，然其意犹以为妖也。吞卵践迹，何以独得为瑞乎！至於汉高之生，母与龙交，亦出《史记》说耳，不得即以迁言证迁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则其母为不贞而太公不得为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诬圣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说荒诞难凭，故自诬其始为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当为是言也。况其所称者，女也，非妇也，则是犹以有夫者为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郑之说是非判然。朱子乃以《史记》之故，独非毛而从郑。迁与康成皆汉人也，出之郑氏为臆说，出之司马氏独非臆说耶！司马氏之诬多矣，其显与经传异及前後自相矛盾者无虑数百，奈何欲尽以为实乎！甚矣说之贵於怪也：怪则人信之，不怪则人不信之矣！嗟乎，苏明允之议论，纰缪者盖不乏矣，朱子之解经，最为纯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则苏之论反纯粹而朱子之说反荒唐，斯诚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载践迹之事。说并见前《商契篇》中。
译所谓巨人是什么？如果是鬼神，就不会有足迹；有足迹，就是有形体；有形体，那就只是一种普通事物罢了，怎么能说是天地之气呢！大凡事物都以同类相交为正常，异类相交为妖异；何况不需要相交，仅仅凭借卵和足迹，这不过是乖戾之气所聚集罢了。丹朱附身，龙使女子怀孕，这些说法虽然不合常理，但它们的本意还是认为这是妖异。吞卵和践迹，为什么唯独能被当作祥瑞呢！至于汉高祖出生时，母亲与龙相交，也只是出自《史记》的说法，不能就用司马迁的话来证明司马迁的话。假如真有此事，那么他的母亲就是不贞洁，太公也就不能算是高祖的父亲了。怎么能用这种话去诬蔑圣人呢！天主教的教义是邪说，其言论荒诞难以凭信，所以它自己诬蔑其创教之初的人，说是不靠父亲而怀孕。儒者不应当说这种话。况且它所推崇的，是处女，不是已婚妇女，这就像是认为有丈夫的人不可以怀孕一样。儒者怎么反而不如它呢！由此说来，毛亨、郑玄的说法是非分明。朱熹却因为《史记》的缘故，唯独否定毛亨而赞同郑玄。司马迁和郑玄都是汉代人，出自郑玄的是主观臆测，出自司马迁的就唯独不是主观臆测吗！司马迁的诬妄很多，那些明显与经传不同以及前后自相矛盾的，大概有几百处，怎么能全都当作事实呢！言论崇尚怪异真是到了极点：怪异人们就相信，不怪异人们就不相信了！唉，苏洵的议论，错误的大概不少，朱熹对经书的解释，最为纯正精粹，但到了后稷、契的事情上，苏洵的议论反而纯正精粹，朱熹的说法反而荒诞不经，这确实是道理上无法解释的！所以现在不记载践迹这件事。相关论述一并见于前文《商契篇》中。
【补】“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翟之间。”（《周语》）
【附录】“文、武不先万▯。”（《左传》文公三年）
【备览】“不▯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史记周本纪》）
△不▯非弃子
《史记周本纪》云：“後稷卒，子不▯立。”《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吉氏，生不▯。”後世说者遂以不▯失官为在太康之世。余按：《国语》云：“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谯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亲弃之子，至文王千馀岁，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记正义》又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以此二说观之，则不▯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後稷者，不▯非弃子也。《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後；谓在太康之时，误矣。故今不从《本纪》、《世纪》之说。
○公刘（高圉、亚圉附）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饣侯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な▯奉容刀。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诗大雅》）
△“匪居匪康”
按：此篇首章云：“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此三句义相生。盖惟其不自安逸，所以尽力於疆埸之间而农事无不治；惟其勤於农事，所以岁丰禾茂，积贮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来。陟冈觏京，度原彻田，以至涉渭取厉，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诗人诚善於立言哉！
△彻法之始
按此诗，则周之彻法始於公刘，不始於武王也。盖自不▯窜戎以後，地非安乐，事多草创；历三世至公刘，有令德，而生聚亦渐蕃，物力亦渐充，於是始择善地而迁，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纲鉴》乃於武王克商之初书“立彻法”，误矣！说并见《三代经制通考》中。
△《公刘篇》章义
首二章叙公刘经营迁国之事；次二章言迁居於京；末二章叙其疆宇之阔，生聚之繁，并记彻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国之地，豳则统一国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长”之後始言豳也。
【备览】“公刘卒，子庆节立。”（《史记周本纪》）
《本纪》称“庆节立，国於豳”，与《大雅》文不合，非是。
【备览】“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俞立。毁▯俞卒，子公非立。”（同上）
【备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亚圉，云都，太公，组绀，诸▯。”（《索隐》引《世本》文）
【存参】“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
【存参】“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鲁语》）
△《世本》世数较《史记》可信
按《索隐》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记周本纪》则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父立”，仅五世耳。《帝王
译【补】“从前我们的祖先后稷，以此职事侍奉虞、夏两朝。等到夏朝衰微时，弃的稷官不再被任用；我们的先王不窋因此失去了官职，自己逃窜到戎、狄之间。”（《周语》）
【附录】“文王、武王之前，并非只有万世。”（《左传》文公三年）
【备览】“不窋去世，儿子鞠继位。鞠去世，儿子公刘继位。”（《史记·周本纪》）
△不窋并非弃的儿子
《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去世，儿子不窋继位。”《帝王世纪》说：“后稷娶了姜氏，生了不窋。”后世的解说者于是认为不窋失去官职是在太康时期。我考察：《国语》说：“从前我们的祖先后稷，以此职事侍奉虞、夏。”谯周说：“说世代担任稷官，这是弄错了代数。如果不窋是弃的亲生子，到文王有一千多年，只有十四代，也不符合常理。”《史记正义》又引用《毛诗疏》说：“虞、夏、殷三代共有千二百年；每一代在位都要八十年，才能凑够这个数目。寿命的长短，古今是一样的。却让十五代君主在位都大约八十年，儿子必定要等到父亲年老才出生，这非常不合人情。以道理推究，实在难以据信。”根据这两种说法来看，那么不窋的父亲是继承后稷职位的弃的后代，不窋并不是弃的儿子。《国语》所说的“夏衰”，大概是指孔甲以后；说是在太康时期，是错误的。所以现在不采纳《本纪》、《世纪》的说法。
○公刘（附高圉、亚圉）
“笃厚啊公刘，不安居也不贪图安逸，于是划分田界，于是积聚粮食，于是充实仓廪。于是包裹干粮，装在橐和囊里，想着收敛兵戈以显扬德行。弓箭张开，盾牌、戈、斧、钺陈列，于是开始启程。笃厚啊公刘，巡视这片原野。人口已经众多且繁衍，政令顺从且宣达，没有长久的叹息。登上山冈，又降回原野。用什么来渡河？凭借玉和瑶，恭敬地捧着容刀。笃厚啊公刘，前往那百泉之地，眺望那广阔的原野；于是登上南冈，于是看见了京地。京地的郊野，当时定居下来，当时搭建庐舍，当时人们交谈，当时人们议论。笃厚啊公刘，在京地依靠。步履庄重，摆设席和几，登上席位依靠。于是召集众人，在牢圈中牵出猪，用葫芦瓢斟酒。让他们吃喝，尊奉他为君主和宗族之长。笃厚啊公刘，土地既广且长，测量山冈，观察阴阳两面，查看流动的泉水。军队分为三队。测量低湿的原野，实行彻法以征收粮食。测量夕阳下的土地，豳地居住确实荒远。笃厚啊公刘，在豳地建造馆舍。横渡渭水，获取磨石和锻铁。定居的基础于是治理，民众众多且富有，夹着皇涧，溯流过涧。定居的旅舍于是密集，靠近芮鞫之地。”（《诗·大雅》）
△“匪居匪康”
按：这首诗第一章说：“不安居也不贪图安逸，于是划分田界，于是积聚粮食，于是充实仓廪。”这三句意义相互关联。大概正因为不自我安逸，所以尽力于疆埸之间而农事无不治理；正因为勤于农事，所以年成丰收禾苗茂盛，积贮日益兴盛。然而也不仅仅是这样，全篇的文字都源自“匪居匪康”。登山冈看见京地，测量原野实行彻法，以至于渡渭水获取磨石，哪一件不是“匪居匪康”的事情呢！诗人确实善于立言啊！
△彻法的开始
按此诗，那么周的彻法始于公刘，不始于武王。大概自从不窋逃窜到戎狄之后，土地不是安乐之地，事务多属草创；历经三世到公刘，有美好的德行，而人口繁衍也逐渐增多，物力也逐渐充足，于是开始选择好的地方迁徙，建立法度定制以垂范永久；其后便遵守它而不改变。《纲鉴》却在武王攻克商朝之初记载“立彻法”，这是错误的！说法详见《三代经制通考》中。
△《公刘篇》章义
前两章叙述公刘经营迁国的事情；中间两章说迁居到京地；最后两章叙述其疆域之广阔，人口之繁盛，并记载彻法由何开始。前两章说京，后两章说豳，京是建国的地方，豳则是统括全国而言，所以到“既溥既长”之后才说豳。
【备览】“公刘去世，儿子庆节继位。”（《史记·周本纪》）
《本纪》称“庆节继位，在豳建国”，与《大雅》的文字不合，是不对的。
【备览】“庆节去世，儿子皇仆继位。皇仆去世，儿子差弗继位。差弗去世，儿子毁隃继位。毁隃去世，儿子公非继位。”（同上）
【备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亚圉，云都，太公，组绀，诸盩。”（《索隐》引用《世本》文字）
【存参】“卫齐恶向周朝报告丧事，并且请求册命。周王派遣成简公到卫国吊唁，并且追命襄公说：‘叔父升天恪守职责，在我们先王的左右，辅佐侍奉上帝；我怎敢忘记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
【存参】“高圉、大王，是能遵循稷官之道的人。”（《鲁语》）
△《世本》的世数比《史记》可信
按《索隐》所引用的《世本》文字，从公非到大王共九世。《史记·周本纪》却说“公非去世，儿子高圉继位；高圉去世，儿子亚圉继位；亚圉去世，儿子公叔祖类继位；公叔祖类去世，儿子古公亶父继位”，仅仅五世罢了。《帝王
世纪》以“辟方”为公非字，“云都”为亚圉字，“组绀诸▯”为一人名，即公叔祖类也。余按：不▯下至文王，据《本纪》仅十有四世；其数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当夏末造，其世数亦仍不止於是也。不▯之窜在夏桀前，至文王时不下六七百岁，安得每君皆享国至五十年之久乎！《汉书古今人表》以云都为亚圉弟，然则辟方、侯牟、诸▯皆当别为一人，非其字矣。况毁▯俞以前皆但举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举其字？盖《史记》因《国语》之文而遗此四世，《世纪》又因《史记》之文而强为说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虽亦不能保无漏误，然多此四世则较之《史记》於事理为近。故今列之备考。
译《世纪》将“辟方”当作公非的字，“云都”当作亚圉的字，“组绀诸〇”当作一个人名，也就是公叔祖类。我按：从〇不往下到文王，根据《本纪》只有十四代；其世数不符，前面已经辨析过了。然而即使〇不处于夏朝末年，其世数也仍然不止于此。〇不被流放是在夏桀之前，到文王时不少于六七百年，怎么能让每位君主都享国长达五十年之久呢！《汉书·古今人表》将云都当作亚圉的弟弟，那么辟方、侯牟、诸〇都应当各自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他们的字了。况且毁〇俞以前都只列举其名，为什么公非以后四代都兼举其字呢？大概是《史记》沿用了《国语》的文字而遗漏了这四代，《世纪》又沿用了《史记》的文字而强行解释以勉强保全它。《世本》的文字虽然也不能保证没有遗漏错误，但多出这四代则比起《史记》更符合事理。所以现在列出它们以备考查。
○大王（即公▯父）王季（即季历）
△“古公”非号
《史记周本纪》称大王曰“古公”；朱子《诗传》因之，曰：“古公，号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故《商颂》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犹言“昔我先王”也。“古公▯父”者，犹言“昔公▯父”也。“公▯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称为公▯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书无逸》）
“古公▯父复修後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史记周本纪》）
【补】“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大雅》）
△沮漆之穴居
按：自公刘居▯，至大王已十馀世矣，必无未有家室而尚穴居之理。况《公刘》一诗所称“几筵，な▯奉，厉锻”之属，服用咸备，亦绝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诗乃云尔者，疑大王去▯之後，先暂居於沮、漆之上，陶复穴以栖身，迨定居岐山，始筑宫室耳。《公刘篇》中亦无一言及沮漆者，则似沮、漆非▯地也。故今录此章於去▯之後。
“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无▯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於兹。”（同上）
“去▯，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扌求之▯Й▯Й，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诗大雅》）
△辨太伯不从翦商之说
朱子《论语注》云：“大王之时，商道浸衰而周日强大；季历又生子昌，有圣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大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夫以大伯之德，当商、周之际，固足以朝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则其德之至极，为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驳之，以为非是。而近世稼书陆先生复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说为谬。余按：大王欲传季历以及昌，其说本之《史记》；《史记》但载大王言云：“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初未尝有大王欲翦商之说也。朱子从而增之，以为大王当己之身即欲夺商天下，误矣！仁山驳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犹云云者，无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称，以为避弟之节小，存商之义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论古之道当先平其心而後论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执先入之见，不复问其时势而但揣度之，以为必当然，是“莫须有”之狱也，乌足为定论乎！大王之事，《诗》、《孟子》言之详矣。《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孟子》曰：“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离播迁之不暇，而暇谋商乎！《诗》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大王虽迁岐而生聚犹未众，田野犹未辟；至於王季，始启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犹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强大哉！且使大王如果强大，则何不恢复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
译○大王（即公亶父）王季（即季历）
△“古公”并非称号
《史记·周本纪》称大王为“古公”；朱熹《诗经集传》沿袭此说，说：“古公，是称号。”我考察：周朝自公季以前，没有称为某公的；不仅仅是周朝，即使是夏、商的其他诸侯也没有这样称呼的，为什么唯独大王有称号？《尚书》说：“古我先王。”古，就是往昔的意思；所以《商颂》说：“自古在昔。”“古我先王”，就是说“往昔我先王”。“古公亶父”，就是说“往昔公亶父”。“公亶父”连成文，而在前面冠以“古”，就像所谓的公刘、公非、公叔之类。所以现在用公季的体例，称为公亶父。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尚书·无逸》）
“古公亶父恢复后稷、公刘的基业，积累德行，施行仁义；国人都拥戴他。”（《史记·周本纪》）
【补】“大王侍奉獯鬻。”（《孟子》）
“大王居住在豳地，狄人侵犯他。用皮币侍奉他们，不能免除祸患。用犬马侍奉他们，不能免除祸患。用珠玉侍奉他们，不能免除祸患。于是召集他的长老而告诉他们说：‘狄人所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我听说，君子不拿用来养育人的东西去害人。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君主！我将离开这里。’”（同上）
“民众初生，从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经·大雅》）
△沮漆的穴居
按：自从公刘居住在豳地，到大王已经十代多了，必定没有未有家室而还穴居的道理。况且《公刘》一诗中所称的“几筵，俎豆，厉锻”之类，服用都完备，也绝不像穴居的样子。然而这首诗却说这样的话，我怀疑大王离开豳地之后，先暂时居住在沮、漆之上，用陶土加固洞穴来栖身，等到定居岐山，才开始建造宫室罢了。《公刘篇》中也没有一句提到沮漆，那么似乎沮、漆不是豳地。所以现在将此章记录在离开豳地之后。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於兹。”（同上）
“离开豳地，越过梁山，在岐山之下建邑居住。豳人说，‘这是仁人，不可失去他！’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孟子》）
“于是安慰于是止息，于是左于是右，于是划定疆界于是治理，于是宣示于是分田；自西向东，周遍执掌事务。于是召见司空，于是召见司徒，让他们建立家室。那墨线则直，缩紧版木以载土，建造庙宇庄严。夯土的声音咚咚，测量的声音薨薨，筑墙的声音登登，削平的声音冯冯，百堵墙都兴起，鼓声弗胜。于是建立皋门，皋门高大。于是建立应门，应门威严。于是建立社坛，军队由此出行。”（《诗经·大雅》）
△辨太伯不从翦商之说
朱熹《论语注》说：“大王之时，商朝道义逐渐衰败而周朝日益强大；季历又生了儿子昌，有圣德：大王因此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从；大王于是想传位给季历以及昌。太伯知道后，就与仲雍逃到荆蛮。以太伯的德行，当商、周之际，固然足以朝会诸侯，拥有天下；却放弃不取而又泯灭其踪迹，那么他的德行达到极致，是怎样的呢！”后来元朝金仁山驳斥他，认为不对。而近世陆稼书先生又申述朱熹的意思，认为金仁山的说法是谬误的。我考察：大王想传位给季历以及昌，这种说法本于《史记》；《史记》只记载大王说：“我世代应当有兴起的人，大概在于昌吧！”起初并没有大王想翦商的说法。朱熹从而增加它，认为大王在自己身上就想夺取商朝天下，错了！金仁山驳斥他，是对的，而且他的辨析也很明白；而后来儒者还议论纷纷，没有其他原因，是被孔子“至德”的称赞所震慑，认为避让弟弟的节操小，保存商朝的道义大，所以不肯舍弃那个而接受这个。论古之道应当先平心而后论其世，然后古人的情状可得；如果执着先入之见，不再询问时势而只是揣度，认为必定如此，这是“莫须有”的狱案，哪里足以作为定论呢！大王之事，《诗》、《孟子》说得详细了。《诗》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孟子》说：“大王居豳，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离播迁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谋商呢！《诗》说：“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说：“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孟子》说：“文王以百里。”是大王虽然迁岐而生聚还不多，田野还未开辟；到了王季，才开始开垦山林，文王然后蕃盛，而疆域还仅仅百里。大王之世，周怎么能日益强大呢！况且假使大王如果真的强大，那么为什么不恢复故土，驱逐獯鬻到塞外，以雪社
稷之耻，乃反晏然不以为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马错之所不为也，大王岂为之乎！《记》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与之，人归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阳城之避，不待言矣；即鸣条、牧野，亦如是而己。“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馀，但使桀、纣之恶未甚，犹不肯伐之也；况大王新造之邦，蕞尔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当其在▯也，獯鬻无故侵之而犹不与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见矣，乌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论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贞，遂不惜诬大王以ダ觎，但取其论之正大，遂不复顾其事之渺茫，过矣！凡己所有而以与人曰让；人以所有与己而己不受则不曰让，而犹或谓之让；未有以不肯无故夺人所有而亦谓之让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与焉，而大伯得以让之！若大伯可谓之让商，则伊尹亦可谓之让大甲，周公亦可谓之让成王，诸葛武侯、郭汾阳亦可谓之让汉、唐乎！然则非但时势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难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让王季耳，与商初无涉也。曰：然则《诗》何以称“大王翦商”，《传》何以言“大伯不从”，《论语》何以与文王皆谓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况《▯宫》一诗，语尤夸诞：僖公乞师於楚以伐齐，为楚戍卫，又会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谓之“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其叙现在之事犹诬如此，况追叙数百年以前之事，乌在可信以为实邪！《左传》之文，《史记》尝采之矣：《晋世家》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从为亡去，是所谓不从者谓不从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从父命”之言；然云“不从父命，俱让▯吴”，则似亦谓立己之命耳，未见其为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伯之与文王，何必同为一事，然後可以同谓之“至德”乎！然《史记》大王欲立季历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纷纷之说，实皆此言有以启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说见後《大伯虞仲篇》中。
译太伯的耻辱，竟然反而安然无事，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却想要讨伐天下的共主，这是司马错所不会做的，大王难道会做吗！《礼记》说：“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动，不羡慕地位以外的事物。”古代的帝王都不是有心想要得到天下的，上天给予，百姓归附，不得已才接受罢了。南河、阳城的避位，不必多说了；即使是鸣条、牧野之战，也是如此而已。“受球受共”之后，“三分天下有其二”之余，只要桀、纣的恶行还不算太严重，他们还是不肯讨伐的；何况大王是新建立的邦国，只有极小的土地呢！况且大王是天下仁爱的君主。当他在〇地时，獯鬻无故侵犯他，他还不与对方争斗，事情无法避免就离开了，大王的心意也可以看出来了，哪有刚喘息安定下来就想翦灭商朝的呢！现在议论的人只想表彰太伯的忠贞，于是就不惜诬陷大王有觊觎之心，只取他们论调的正大，就不再顾及其事理的渺茫，这是错误的！凡是自己所有而给予别人的叫作“让”；别人给予自己所有而自己不接受，那不叫作“让”，但有时也称之为“让”；没有因为不肯无故夺取别人所有而也称之为“让”的。天下，是商朝向来所有的天下，与周朝有什么关系呢，太伯凭什么能让出它！如果太伯可以称为让出商朝，那么伊尹也可以称为让出太甲，周公也可以称为让出成王，诸葛武侯、郭汾阳也可以称为让出汉、唐吗！那么这不仅是不符合时势，即使从文理上也难以通顺。由此说来，太伯只是让位给王季罢了，与商朝完全没有关系。说：那么《诗经》为什么称“大王翦商”，《传》为什么言“太伯不从”，《论语》为什么与文王都称之为“至德”呢？说：孟子说：“解说《诗经》的人不因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词句而损害本意。”何况《〇宫》这一首诗，言语尤其夸张荒诞：僖公向楚国乞求军队以讨伐齐国，为楚国戍卫，又在薄地、宋地会合楚国，而这篇反而说“惩戒荆舒，就没有谁敢抵挡我”；它叙述现在的事情尚且如此诬妄，何况追述数百年以前的事，怎么可以相信它是真实的呢！《左传》的文字，《史记》曾经采纳了：《晋世家》说：“太伯逃亡离去，因此没有继承。”把“不从”当作“逃亡离去”，这所谓的“不从”是指不跟随大王在岐地罢了，没有其他意思。杜预才开始有“不听从父亲命令”的说法；然而说“不听从父亲命令，一起让出〇吴”，那么似乎也是指确立自己的命令罢了，没有看到它是翦灭商朝的命令。微子离开，箕子做奴仆，比干劝谏而死，三人的行为不同，而孔子说：“殷朝有三个仁人。”太伯与文王，何必做同一件事，然后才可以都称之为“至德”呢！然而《史记》中大王想要立季历的话，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后世儒者纷纷的说法，实际上都是这句话启发的。可惜仁山辨析得还不够深入！说法见后文《太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长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大任，皆贤妇人。”（《史记周本纪》）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於行义。”（同上）
△迁岐不在小乙世
《纲目前编》，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迁岐。又四十四年，当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历生。又五十四年，当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迁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历卒。说者遂据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说，谓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大王有翦商之志；赖大伯不从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兴。余按：《尚书无逸》一篇历纪古贤君享国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则是享国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国百馀年，寿百有数十岁，季历亦年百岁，何得周公皆略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纣凡十世，去兄终弟及者二君，实凡八世。文王与纣同时，而大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当八世，此必无之事也！况迁岐之日，姜女同来，则季历之生，大姜当不下六七十岁、舛误如此，其可据之以定经义之是非乎！且姑无论其年之不足信也，纵使果然，而迁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柽椐犹未及攘，柞▯或犹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历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伯又将让之於谁乎！盖大王原无翦商之志，而迁岐亦断不在小乙之时，当在祖甲既没，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凭陵而无复有问之者耳。自庚丁至纣凡五世，则与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远，而於理为可信矣。学者知大王立国之时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复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论。
“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诗大雅》）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同上）
△辨王季为殷牧师之说
《竹书纪年》有文丁（《史记》作太丁）杀季历事。《後汉书注》引《纪年》文，称“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又“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殷牧师”；其後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而《孔丛子》亦言“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伯，受圭瓒▯鬯之锡”。由是《皇王大纪》及《纲目前编》皆采其文，而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称周先世功德详矣，而於王季独略；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称之，然亦不过曰“柞▯或斯拔，松柏斯兑”而已，曰“因心则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而已；然则王季乃谨慎爱民之主，能修先业者，原无多事功可纪也。藉令果有为牧之事，克戎之功，锡圭瓒▯鬯之典，诗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称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垦辟乎！王季之事虽不可详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无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无商也者，则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关以西，而是时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为侯伯，而见杀於商也哉！且《纪年》以杀季历者为文丁，《孔丛子》以命季历者为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历既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盖自《诗》、《书》以外，凡战国、秦、汉之间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犹欲据以为实，复为说以曲全之，疏矣！嗟夫，世之论周者，於大王则以为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则以为为商牧师侯伯而见杀於商，於文王则以为为商三公而囚於▯里，於武王则以为父死不葬而伐商，为伯夷、叔齐所斥绝；似後世羁縻之属国，桀骜之君长，若晋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贡而明日扰边，弱则受封而强为寇者。呜乎，曾谓圣人而有是哉！盖其所以如是说者有二：一则误以汉、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时势，一则惑
译“古公有一个长子叫大伯，次子叫虞仲。大姜生了小儿子季历，季历娶了大任，她们都是贤德的妇人。”（《史记·周本纪》）
“古公去世后，季历继位，这就是公季。公季修习古公留下的治国之道，笃行仁义。”（同上）
△迁岐不在小乙世
《纲目前编》记载，殷王小乙在位第二十六年，古公迁居岐山。又过了四十四年，正值武丁在位第四十一年，季历出生。又过了五十四年，正值祖甲在位第二十八年，文王出生；这一年古公去世。从迁居岐山到这一年，总共九十七年。又过了四十七年，季历才去世。持这种说法的人便依据这些年份来勉强成全朱熹关于周人剪灭商朝的说法，认为小乙在位时，殷商的国运已经衰败，所以大王（古公）有剪灭商朝的志向；幸亏大伯不听从而逃走了，因此武丁才得以中兴。我考察：《尚书·无逸》一篇详细记载了古代贤明君主在位时间的长短，从中宗、高宗、祖甲一直到文王；而对于大王、王季只说他们“能够自我抑制敬畏”，没有提及他们在位年数，这说明他们在位时间并不长。如果大王在位一百多年，活了一百多岁，季历也活到一百岁，为什么周公全都略去不提呢！殷商从小乙到纣王共十代，除去两位兄终弟及的君主，实际只有八代。文王与纣王同时代，而大王却在小乙时代，用周朝的三代对应殷商的八代，这绝对是不会有之事！况且迁居岐山时，大姜一同前来，那么季历出生时，大姜的年龄不会低于六七十岁，错误如此明显，怎么能依据它来判定经义的是非呢！且暂且不说其年数不可信，即使真的如此，而在迁居岐山后三年，武丁已经即位，柞木和楛木还没有来得及砍伐，柞树或许还没有来得及拔除，剪灭商朝怎么能如此容易！季历在四十四年后才出生，文王在九十七年后才出生，大王怎么预先知道会有圣明的孙子，而大伯又将王位让给谁呢！大概大王原本就没有剪灭商朝的志向，而迁居岐山也绝对不在小乙之时，应当在祖甲去世后，商朝政治逐渐衰败之后，所以獯鬻（匈奴）侵凌而不再有人过问罢了。从庚丁到纣王共五代，那么与周朝的三代前后相距还不算太远，在情理上是可信的。学者知道大王建国时商朝政治已经衰败，从此便不再振兴，然后商、周之间的事才能得以论述。
“天帝巡视那山，柞木和楛木被拔除，松柏被砍伐。天帝建立邦国并设立辅佐，从大伯、王季开始。只有这王季，顺应心意而友爱，友爱他的兄长，因而厚待他的福庆。”（《诗经·大雅》）
“只有这王季，天帝揣度他的心意，使他的美德传播，他的品德能够明察，能够明辨是非，能够统领众人，能够君临天下；统治这大邦，能够顺从民意，能够亲近百姓。”（同上）
△辨王季为殷牧师之说
《竹书纪年》记载有文丁（《史记》作太丁）杀害季历的事。《后汉书注》引用《纪年》的文字，称“王季讨伐西落鬼戎，俘虏了二十个翟王”；又“讨伐燕京之戎，周军大败”；又“讨伐余无之戎，战胜了他们，被任命为殷商的牧师”；其后又“讨伐始呼之戎，战胜了他们”，又“讨伐翳徒之戎，抓获了他们的三位大夫。”而《孔丛子》也说“帝乙之时，王季因功劳被赐予九命伯的爵位，接受了圭瓒和鬯酒的赏赐”。由此《皇王大纪》及《纲目前编》都采纳了这些文字，世人往往也相信它们。我考察：《大雅》对周朝先世的功德记载得很详细，而对于王季却特别简略；只有《皇矣》的第三章、第四章提到他，但也只不过说“柞木和楛木被拔除，松柏被砍伐”罢了，说“顺应心意而友爱，能够明辨是非，能够统领众人，能够君临天下”罢了；那么王季乃是谨慎爱护百姓的君主，能够修习先人基业的人，原本没有多少事功值得记载。假使真的有担任牧师之事，战胜戎狄之功，接受圭瓒和鬯酒之典，诗人怎么能不一一叙述，而只称赞他家庭的和睦，田野的开垦呢！王季的事迹虽然不能详细考证，但由大王、文王来推断，大王被獯鬻侵凌而侍奉他们，然后离开他们，就像没有商朝一样；文王讨伐密国、崇国而夺取它们，然后居住在那里，也像没有商朝一样；那么王季时代，商朝的政治本来就不能施行于河关以西，而这时周朝也还微弱，不能自己与商朝沟通；怎么能接受商朝的任命而成为侯伯，而被商朝杀害呢！况且《纪年》把杀害季历的人说成是文丁，《孔丛子》把任命季历的人说成是帝乙，帝乙是文丁的儿子；季历既然死在文丁时代，帝乙怎么能任命他！大概除了《诗》、《书》以外，凡是战国、秦、汉之间谈论商、周之事的话都出于推测，所以互相矛盾；而后世的儒生还想要依据它们作为事实，再编造说法来勉强成全，太疏漏了！唉，世上谈论周朝的人，对于大王认为他有剪灭商朝的志向，对于王季认为他担任商朝的牧师侯伯而被商朝杀害，对于文王认为他担任商朝的三公而被囚禁于羑里，对于武王认为他父亲去世未葬就讨伐商朝，被伯夷、叔齐所斥责断绝；好像后世羁縻的属国，桀骜不驯的君长，像晋朝的慕容、苻坚、姚苌，宋朝的西夏，今天进贡明天扰边，弱小时接受封爵而强大时成为寇贼。呜呼，难道圣人会有这样的事吗！大概他们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有二：一是错误地用汉、唐的情形来类比商、周时的局势，二是惑
於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经传；故致彼此抵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诗》、《书》、《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读而细玩之，则其事了然可见：周固未尝叛商，亦未尝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总因商道已衰，政令不行於远，故周弱则为獯鬻所迫而去之，周强则伐崇、密之地而有之；圣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轻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载。说并见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译对于诸子百家的言论，如果不依据经传去考证；因此导致彼此矛盾，前后不符。现在只选取《诗经》、《尚书》、《孟子》中讲述商、周事迹的部分，熟读并仔细玩味，那么那些事情就清晰可见了：周朝本来就没有背叛商朝，也没有在商朝做官；商就是商，周就是周；全都因为商朝的国运已经衰败，政令无法推行到远方，所以周朝势弱时就被獯鬻逼迫而离开，周朝势强时就讨伐崇、密之地并占有它；圣人的事迹本来光明磊落，只是后世的儒者轻信传闻而失去了真相罢了。所以现在对于各家所说的王季的事迹一概不记载。这些说法并见前文《大王》以及后文《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史记周本纪》）
○文王上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诗大雅》）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备览】“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晋语》）
【备览】“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後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後退。（《礼记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
△文王之形不可知
《帝王世纪》称文王龙颜虎眉，身长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圣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详，皆後人之所附会耳。惟“文王十尺”见於《孟子》；然特曹交传闻之语，不足据，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矣。故今不录。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诗大雅》）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
△文王之德不胜举
按《诗》、《书》中称文王之德者不可枚举，且亦人所共知，无庸悉载。载此二章之文以见大凡。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亲迎于渭，造舟为粱。”（同上）
“刑子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子家邦。”（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
△《周南》前五篇非咏太姒
《诗周南》自《关雎》以下五篇，《序》皆属之後妃。朱子本之作《传》，遂以文王、太姒当之。余按：齐、鲁、韩三家皆以《关雎》为康王时作，而《鲁诗》出於申公，《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当非无据而云然者。惟所云“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疑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而岐阳距河绝远，少水多山，风土殊不相类；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况《序》但言后妃，原未指为何王之後，安得据此一言黜三家之说乎！朱子辩《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於读《诗》者矣！独於此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不敢尽从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采《大雅》明白可据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录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矣岐，有夷之行。”（《诗周颂》）
“文王以百里。”（《孟子》）
此文王立国事。
△《绵》、《皇矣》、《天作》之文互相首尾
按《绵》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盖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或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绵》之八章，即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兑”之文，遂叙文王之事。然则谓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强大者，其诬明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书君▯》）
△用贤不及太公之故
按此文，则文王所以泽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贤臣之故。不及太公者，盖太公老始归周，其後又相武王、成王，则在文王之朝当不甚久，故不列也。
△文王时无周、召分岐事
先儒说《二南》者，皆谓文王徙都于丰，分歧故地为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余按
译“公季去世，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西伯。”（《史记·周本纪》）
○ 文王上
“挚国仲氏的任氏，从殷商之地，嫁到周国，在京师成为妃嫔。她辅佐王季，践行德行。大任怀孕，生下了这位文王。”（《诗经·大雅》）
“端庄的大任，是文王的母亲。”（同上）
【备览】“文王在母亲身边时不忧虑，在师傅教导下不怠惰，在师长指导下不烦乱。”（《国语·晋语》）
【备览】“文王做世子时，每天朝见王季三次。鸡刚叫就穿戴整齐，来到寝门外，问服侍王季的宦官说：‘今天身体安好与否，情况如何？’宦官回答‘安好’，文王才高兴。到了中午又去，也像这样。到了傍晚又去，也像这样。如果有身体不适的情况，宦官就告诉文王；文王脸色忧愁，走路不能端正脚步。王季恢复进食后，文王才恢复如初。饭菜端上来，一定在旁边观察冷热是否适宜；饭菜撤下后，询问吃了什么。命令膳宰说‘不要剩菜’；膳宰回答‘是’，然后文王才退下。”（《礼记·文王世子》）
这是文王早期的事迹。
△ 文王的形貌不可知
《帝王世纪》称文王龙颜虎眉，身高十尺，有四个乳头。我考察：文王的圣明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形貌；况且古代没有影堂（画像），怎么能够知道其详细情况，这都是后人的附会罢了。只有“文王身高十尺”见于《孟子》；然而这只是曹交传闻的话，不足为据，孟子本来就说“哪里会有这种事”了。所以现在不收录。
“端庄的文王，在光明中正中恭敬地止息。”（《诗经·大雅》）
“在宫中和谐融洽；在宗庙严肃恭敬。不显赫也亲临；不厌倦也保持。”（同上）
这是文王修身的事迹。
△ 文王的德行不胜枚举
考察《诗经》、《尚书》中称颂文王德行的地方不可枚举，而且也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全部记载。记载这两章的文字以见大概。
“文王初即位，上天促成他的婚姻。在洽水的北岸，在渭水的西岸。……亲自到渭水迎接，造舟为桥。”（同上）
“端正妻子，直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邦国。”（同上）
这是文王处理家事的事迹。
△ 《周南》前五篇不是咏太姒
《诗经·周南》自《关雎》以下五篇，《毛诗序》都归属于后妃。朱熹依据此作《诗集传》，于是以文王、太姒当之。我考察：齐、鲁、韩三家都将《关雎》认为是康王时所作，而《鲁诗》出自申公，《史记》称“申公教学没有传疑，有疑问的就空缺不传”，应当不是没有根据而这样说。只是所说的“陈古刺今”，篇中初无此意，怀疑是汉代其门徒附会而成。成王、康王正当周道兴盛之时，必定世世代代仁爱，难道没有“君子”，难道没有“淑女”，而一定要认为是文王之世才有吗！况且《关雎》取兴于“河洲荇菜”，而岐阳距离黄河极远，少水多山，风土完全不相类；《葛覃》的割葛，《卷耳》的采耳，也不像诸侯夫人事，恐怕不能直接认为是太姒。何况《毛诗序》只说后妃，原本没有指明是哪位王的后妃，怎么能据此一句话就废黜三家之说呢！朱熹辨析《柏舟》篇序说：“文意事类，可以思考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行推测。”这话太对了，可以说是善于读《诗经》的人了！唯独在这五篇上一定要归属于文王、太姒，为什么呢？我遵从朱熹的意思，不敢完全遵从朱熹的话，所以对于文王、太姒的事迹只采用《大雅》中明白可据的文字，而《周南》前五篇不收录。
“上天造就高山，太王开拓它。他开拓了，文王安定它。那岐山平坦，有平坦的道路。”（《诗经·周颂》）
“文王以百里之地。”（《孟子》）
这是文王建立国家的事迹。
△ 《绵》、《皇矣》、《天作》的文字互相首尾
考察《绵》叙述太王，《皇矣》叙述王季，以及此《天作》叙述文王，其文字互相首尾。大概岐山自太王疆理之后，到王季之世柞棫或许才开始拔除，到文王之世道路才开始平坦。《绵》的第八章，即兼述王季、文王，所以承接“拔兑”的文字，就叙述文王的事迹。那么说太王、王季之世周已经强大，其诬妄明显了。
“‘只有文王能够修和我夏朝，也只有像虢叔，像闳天，像散宜生，像泰颠，像南宫括。’又说，‘不能往来于此遵循常教，文王德行下降于国人。’”（《尚书·君奭》）
△ 用贤不及太公的缘故
考察此文，那么文王所以恩泽被于生民，都是由能用贤臣的缘故。不及太公的，大概太公年老才归周，其后又辅佐武王、成王，那么在文王之朝应当不久，所以不列入。
△ 文王时无周、召分岐事
先儒解说《二南》的，都说文王迁都于丰，分开岐地故地为周公、召公的采邑，让周公在国中执政而召公在诸侯间宣布教化；于是德化在内部大成，而江、沱、汝、汉之间没有不听从教化的。我考察
经传，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显；迨成王朝，始分陕而治。当文王时，二公年皆尚少，况有虢叔、闳夭之属亲旧大臣在朝，必无独任二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盖由说者误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故曲为之解耳。今不采。
译《诗经》和传注中，召公和周公都是在周武王时期才开始显达；等到周成王即位，才开始以陕地分界治理。在周文王时期，两位公年纪都还轻，况且有虢叔、闳夭等亲近旧臣在朝中，必然没有独任两位公分治内外而反而不任用旧臣的道理；况且分割故国的土地，不赐给各位弟弟和各位大臣，却唯独赐给两位公吗！这大概是因为解说的人错误地认为《二南》是周文王时期的诗歌，所以勉强为之解释罢了。现在不予采纳。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左传》僖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
△辨鬻子为文、武师之说
《史记》记文王臣有鬻子。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谊《新书》颇述之，由是世称鬻熊为文、武师云。”余按：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多近黄、老、明系後人之所伪▯。且熊绎之事康王，楚灵王尝述之矣；灵王好为夸张大言者，若其祖果为文、武师，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载。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书无逸》）
△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之说
《孟子》书中载有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以“於传有之”。余按：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不遑暇食，其必无七十里之囿明矣，盖春秋、战国间好事者有为此说而笔之书者；孟子以为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且果刍荛雉兔者皆得往，则是即传记所云“山泽林麓，与民共之”者，岂得概谓之囿乎哉！故今不录。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
△辨遇疾改行之说
《韩诗外传》云：“文王莅国八年，寝疾五日而地动。有司请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文王不可。请改行重善，遂谨其礼节皮革，以交诸侯（云云）。无几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圣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曰：“丘之祷久矣！”文王岂待遇疾遇灾而後能改行为善乎！且其所称“谨其礼节”云云者，皆寻常之事，後世贤君之所优为，不足为文王贵，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灾而自勉乎！《国语》、《列女传》皆谓文王生而即有圣德，其言虽过，要必不至遇灾变而始能为善也。又其词意浅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录。
“混夷▯兑矣，维其喙矣。”（《诗大雅》）
【附录】“文王事昆夷。”（《孟子》）
△伐大戎与虞、芮成之先後
《尚书大传》，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咸後之四年。《史记周本纪》，文王伐犬戎（《正义》，“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余按：《绵》之诗八章称“昆夷▯兑矣”，九章称“虞、芮质厥成”，则其先後恐不当如《大传》、《史记》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国，後人误合之邪？故今依《经》次之。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诗大雅》）
△虞、芮成与伐崇，密之先後
此与崇、密之伐未知孰为先後；而《尚书大传》及《史记》皆以为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间，去周不甚远，於理尚可通。今姑从之。
【备览】“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毛诗传》）
△《史记》记质成不及《毛传》
《史记》载此事与此传小异。《史记》云：“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见西伯，皆惭，遂还。”余按：国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质於文王；入界而还，亦不得遂谓之“质厥成”也。似以《传》说为长。故弃彼而录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
译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子孙，担任文王的卿士；他们的功勋在王室中，记录在盟府里。
这是文王任用贤人的事迹。
△辨正鬻子为文王、武王老师的说法
《史记》记载文王的臣子中有鬻子。刘向《别录》说：“鬻子名熊，被封在楚国；现在流传的《鬻子》一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的话语，《列子》和贾谊的《新书》也多有叙述，因此世人称鬻熊为文王、武王的老师。”我考察：书中记载的问答之言，都浅陋没有深意，也大多接近黄老之学，显然是后人伪作。况且熊绎侍奉康王的事，楚灵王曾经叙述过；楚灵王喜欢说夸张的大话，如果他的祖先果真是文王、武王的老师，怎么能够沉默不叙述呢！所以现在不记载。
“文王穿着朴素的衣服，从事宫室和田野的工程，温和恭敬，安抚保护小民，恩惠救济鳏夫寡妇，从早朝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用来使万民和谐。”（《尚书·无逸》）
△辨正文王园林方圆七十里的说法
《孟子》书中记载有齐宣王问：“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在传记中有记载。”我考察：文王安抚保护小民，恩惠救济鳏夫寡妇，来不及吃饭，他必定没有方圆七十里的园林，这大概是春秋、战国时期好事的人编造这种说法并写进书里；孟子认为园林的大小不值得深究，而仁政与暴政的区别在于是否与民同乐，所以这样说。况且如果砍柴打猎的人都能前往，那就是传记中所说的“山泽林麓，与百姓共享”，怎么能一概称之为园林呢！所以现在不收录。
“文王治理岐地时：耕种的人实行九分抽一的税率，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湖泊和桥梁没有禁令，罪犯不株连妻儿。年老没有妻子叫鳏，年老没有丈夫叫寡，年老没有儿子叫独，年幼没有父亲叫孤，这四类人是天下穷苦而无依无靠的人。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照顾这四类人。”（《孟子》）
这是文王勤于民事的事迹。
△辨正遇到疾病就改变行为的说法
《韩诗外传》说：“文王治理国家八年，卧床生病五天而地震。官员请求大兴土木增加国都城墙，文王不同意。请求改变行为加重善行，于是谨慎礼节和皮革，用来与诸侯交往（等等）。没过多久疾病就好了。”我考察：文王、孔子都是圣人，孔子生病，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文王难道要等到遇到疾病和灾难之后才能改变行为行善吗！况且他所称的“谨慎礼节”等，都是平常的事，后世贤明的君主都能轻易做到，不足以作为文王的可贵之处，何必等到八年之后遇到灾难才开始自我勉励呢！《国语》、《列女传》都说文王生下来就有圣德，他们的言论虽然过分，但必定不至于遇到灾变才开始行善。又且那些言辞意思浅薄软弱，是后人妄自编造的。所以不收录。
“混夷退却了，他们疲惫不堪。”（《诗经·大雅》）
【附录】“文王侍奉昆夷。”（《孟子》）
△讨伐大戎与虞、芮和解的先后顺序
《尚书大传》说，文王讨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和解之后的四年。《史记·周本纪》说，文王讨伐犬戎（《正义》说，“犬戎就是昆夷”）在虞、芮和解的次年。我考察：《绵》这首诗第八章说“昆夷退却了”，第九章说“虞、芮和解成功”，那么它们的先后顺序恐怕不应该像《大传》、《史记》所列的那样。或者昆夷、犬戎各自是一个国家，后人错误地合并了它们？所以现在依据《诗经》的顺序排列。
“虞、芮和解成功，文王振兴他们的生机。”（《诗经·大雅》）
△虞、芮和解与讨伐崇、密国的先后顺序
这与讨伐崇、密国不知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而《尚书大传》和《史记》都认为在讨伐崇、密国之前。考察，虞、芮在雍州、冀州之间，距离周地不太远，在情理上还可以讲通。现在暂且遵从这种说法。
【备览】“虞、芮的国君互相争夺田地，很久不能平息，于是互相前往周地朝见。进入周地境内，就看见耕种的人互相让出田界，走路的人互相让路。进入周地城邑，男女分道而行，头发花白的人不背负重物。进入周地朝廷，士人让位给大夫，大夫让位给卿。两国的国君感动而互相说：‘我们这些小人物，不可以踏入君子的庭院！’于是互相谦让，把所争夺的田地作为闲田而退兵。天下听说后归附的有四十多个国家。”（《毛诗传》）
△《史记》记载和解不如《毛传》详细
《史记》记载这件事与《毛传》稍有不同。《史记》说：“虞、芮的人有诉讼不能决断，于是前往周地进入边界”等等。又说：“还没见到西伯，都感到惭愧，于是返回。”我考察：各国都有国君，虞、芮的百姓不能越过他们的国君而向文王申诉；进入边界就返回，也不能就此称为“和解成功”。似乎以《毛传》的说法为长。所以舍弃《史记》而收录《毛传》。
“密国人不恭敬，敢于抗拒大国，侵犯阮国前往共国。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军队，用来镇压前往的军队，用来巩固周的福佑，用来回应天下。依靠他们在京地，侵犯从阮国的边境，登上我的高冈。不要射我的山陵，我的山陵我的山丘。不要饮我的泉水，我的泉水我的池塘。渡过那平坦的原野，居住在岐山”
△迁程之说可疑
《伪周书》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纪》亦称“伐密须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见於《诗》、《书》；史记詹桓伯之辞晋也，但称“魏、骀、芮、岐、毕”，亦无有所谓程者。或谓程即《孟子》所称“毕、郢”之郢；然既由郢迁丰，何得复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为迁程之证；然云“岐阳”，则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别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难考，或传闻异词，或传写异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为善。故不录。
【附录】“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伐于阝之事未必实
《尚书大传》及《史记》复有文王伐于阝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见於经传，而于阝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实。且《大传》在伐密前一年，《史记》在伐密後二年，其时亦不同。故今宁缺之。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诗大雅》）
△辨伐崇报仇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马，他奇怪物，献之纣。纣乃赦西伯，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余按：圣人以救天下为心，是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兴师劳民，绝人之宗祀，若齐之於谭，晋之於曹、卫者然。况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纣，其事则恶，而其心不可谓非忠於纣也，岂容遽以为罪而灭之乎！《史记》此说盖因《皇矣》诗有“询尔仇方”之语，故附会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国之仇，非身之仇也。《传》云：“令尹不尊诸仇雠。”又云：“以鲁国之密迩仇雠。”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国，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谮文王而後可谓之仇哉！《传》云：“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是伐崇明以无道故，非以谮己故也。果因谮文王而伐之，《传》岂得但谓之“德乱”乎！且《周本纪》谓崇侯以积善累德谮之纣，《殷本纪》又谓崇侯以窃叹九侯告之纣，司马氏已自无定说矣。乌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载。说并见後《帅殷叛国条》下。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诗大雅》）
△伐密、崇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史记周本纪》以虞、芮质成为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书戡黎》）。祖伊惧，以告纣。明年伐于阝。明年，伐崇；自岐下徒都丰。明年，西伯崩。”《通监纲目前编》悉用其年以纪周事，遂以伐密伐崇为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国多矣，而《皇矣》诗独称崇、密，则是崇、密为大国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则记其战胜攻取之略，而云“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则是崇尤强也。丰者，崇之境也，故《诗》云：“既伐於崇，作邑於丰。”《传》云：“崇在▯县；丰在▯县、杜陵西南。”则是汉、唐建都之地，崇实据之。当文王在岐时，地偏国狭，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国塞其冲，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东南之诸侯乎！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击而远从於周乎！且崇去周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悬师二千里外以伐密迩王室之黎，致商人忧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当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时不过西方诸侯归之而已；自灭崇後，周始盛强，通於河、洛、淮、汉之间，然後关东诸侯得被其化而归之耳。故《诗》於灭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也。《史记》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观魏惠王之後元而以为襄元年，则固不能无误。惟《易纬》以伐崇为文王二十九年事，其书虽不经，
译关于迁居程地的说法值得怀疑。
《伪周书》说：“周王居住在程地三年，遭遇上天的大灾荒。”《外纪》也称“讨伐密须之后，定都于程”。我考察：文王居住在程地的事，在《诗经》、《尚书》中都没有记载；《史记》中詹桓伯对晋国说的话，只提到“魏、骀、芮、岐、毕”，也没有所谓程地的说法。有人说程就是《孟子》中所说的“毕、郢”中的郢；然而既然已经从郢迁到丰，怎么又会死在郢呢。又有人把《皇矣》中的“度量那平坦的原野，居住在岐山的南面”作为迁居程地的证据；然而说“岐山南面”，那就是仍然在岐山脚下，未必是另一个地方。大体上春秋以前的事大多难以考证，或者传闻说法不同，或者传抄文字有异，都不可知，不如空缺下来为好。所以不收录。
【附录】“密须的鼓和它的大车，是文王用来壮大自己的。”（《左传》昭公十五年）
关于讨伐于阝的事未必属实。
《尚书大传》和《史记》又有文王讨伐于阝的事。考察：讨伐崇、密、昆夷的事都见于经传，而于阝却没有提及，不敢相信它一定属实。况且《大传》说在讨伐密须前一年，《史记》说在讨伐密须后二年，时间也不同。所以现在宁愿空缺下来。
“上帝告诉文王：询问你的仇敌各方，联合你的兄弟，用你的钩援，和你的临车冲车，去讨伐崇国的城墙。”（《诗经·大雅》）
辨析讨伐崇国是为了报仇的说法。
《史记·周本纪》说：“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诬陷西伯，说：‘西伯积累善行德行，诸侯都归向他，这将对天子不利！’纣王于是把西伯囚禁在羑里。闳夭等人于是寻求美女、文马和其他奇珍异宝，献给纣王。纣王于是赦免了西伯，说：‘进谗言诬陷西伯的，是崇侯虎。’后来西伯于是讨伐崇侯虎并建立了丰邑。”我考察：圣人以拯救天下为心，所以东征时西方怨恨，南征时北方怨恨；必定不会因为一人的私恨而兴师动众、劳苦百姓，断绝别人的宗庙祭祀，就像齐国对待谭国、晋国对待曹国和卫国那样。况且崇侯如果真的担心文王对商朝不利而向纣王告发，他的行为虽然恶劣，但他的用心不能说不是忠于纣王，怎么能够立刻以此定罪而灭掉他呢！《史记》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皇矣》诗中有“询问你的仇敌各方”的话，所以牵强附会。不知道“仇敌各方”所说的，是国家的仇敌，不是个人的仇敌。《传》说：“令尹不尊重那些仇敌。”又说：“因为鲁国靠近仇敌。”这一定是崇侯暴虐，侵吞小国，而周国也遭受其害，所以称为“仇敌各方”，何必一定要诬陷文王之后才能称为仇敌呢！《传》说：“文王听说崇国德行败坏而讨伐它。”这是讨伐崇国因为崇国无道的缘故，不是因为诬陷自己的缘故。如果是因为诬陷文王而讨伐它，《传》怎么能够只说它是“德行败坏”呢！况且《周本纪》说崇侯因为文王积累善行德行而向纣王进谗言，《殷本纪》又说崇侯因为偷听九侯叹息而向纣王告发，司马氏自己就没有确定的说法了。哪里值得相信呢！所以现在不记载。说法并见后文《率领殷国叛国条》下。
“临车冲车缓缓行进，崇国的城墙高大耸立，俘虏接连不断，割下的左耳安放整齐，祭祀祖先，安抚附庸，四方因此没有侵犯。临车冲车轰鸣，崇国的城墙高耸，讨伐并扩张，断绝并忽视，四方因此没有违抗。”（《诗经·大雅》）
讨伐密须、崇国应当在拥有天下三分之二之前。
《史记·周本纪》把虞、芮两国请文王裁决作为文王受命的年份，而说“第二年，讨伐犬戎。第二年，讨伐密须。第二年，击败耆国（即《尚书·戡黎》）。祖伊恐惧，向纣王报告。第二年讨伐于阝。第二年，讨伐崇国；从岐山下迁都到丰。第二年，西伯去世。”《通监纲目前编》全部采用它的年份来记载周朝的事，于是把讨伐密须、崇国定在拥有天下三分之二之后。我考察：文王讨伐的国家很多，而《皇矣》诗唯独提到崇、密，那么崇、密就是大国了。然而对于密须只说“侵入阮国的疆界”而已，对于崇国则记载其战胜攻取的大略，而说“崇国的城墙高耸”，“崇国的城墙高大”，那么崇国尤其强大。丰地，是崇国的境地，所以《诗》说：“已经讨伐了崇国，在丰地建立城邑。”《传》说：“崇国在漆县；丰地在漆县、杜陵西南。”那么就是汉、唐建都的地方，崇国实际占据着它。当文王在岐山时，地处偏僻国家狭小，夹在戎、狄之间，而崇国作为大国阻塞其要冲，文王怎么能越过崇国而教化施行于东南的诸侯呢！诸侯即使仰慕文王的德行，怎么能不害怕崇国的侵凌拦截而远道归附周国呢！况且崇国距离周国只有三百里，文王尚且不能攻克它、降服它，又怎么能远征二千里之外去讨伐靠近王室的黎国，致使商人担忧早晚不能保全呢！由此说来，讨伐密须、崇国应当在文王中年拥有天下三分之二之前，那时不过是西方诸侯归附他而已；自从灭掉崇国后，周国才开始强盛，通达于河、洛、淮、汉之间，然后关东诸侯得以受到他的教化而归附他。所以《诗》在灭掉崇国之后说“四方没有违抗”，在建立丰邑之后说“四方共同归附”。《史记》的话，怀疑也有依据；然而看魏惠王的后元而认为是襄元年，那么本来就不能没有错误。只有《易纬》把讨伐崇国定为文王二十九年之事，那本书虽然不经，
而此事於理为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虽仍《史记》次之，而皆载之文王受方国造区夏之前。
译而这件事在情理上较为接近事实。所以现在关于虞、芮、密、崇的记载，虽然仍然依照《史记》的次序排列，但都记载在文王接受方国归附、奠定华夏疆域之前。
【存参】“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左传》僖公十九年）
△崇之再伐始克之故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绝是忽”，则是文王於崇固尝再伐而後克之，《传》言不无据也。但子鱼之意欲襄公之自修无阙而後动，措词不审，遂若文王之轻举於初者，非也。《经》曰“临冲闲闲”，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无意於灭崇也。《经》曰“临冲▯▯”，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诗传》曰：“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谓得当日之情矣。盖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临时，而亦无灭国以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则圣人亦乐与之更始；必其怙恶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灭之耳。细玩《经》文，事理自明。然所云“闻崇德乱而伐之”者，则得圣人之实，足证《史记》崇侯虎谮文王之诬。故存之。读者不以词害意可也。说并见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条》下。
●卷二
○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祟，作邑于丰。”（《诗大雅》）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同上）
△作丰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按虞、芮质成，诸侯固有归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尔兄弟”。然崇以大国当周东出之冲，其势固不能多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无拂”，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则化之所被者广矣。三分有二，固当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书无逸》）
【备览】“西伯行於野，见枯骨，命吏瘗之。吏曰：‘此无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枯骨，况於人乎！’”（《吕氏春秋》）
△《二南》非文王时诗
自毛、郑以来，说诗者皆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於是《汉广》、《汝坟》、《В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诸篇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贞无慝；“女”而“游”，“士”而“诱”，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为训明甚。即“宵征”之叹“命”，“不与”之知“悔”，与至治之时让德施惠，敬事怀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里之隔！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风，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至於《汝坟》一篇，明明东迁时诗：“王室如毁”即指宗周之陨，“父母孔迩”即谓其邑大夫之来，词意显然。若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则纣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而诗人亦不必代为之忧；汝之距丰千数百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与凡商、周间人未尝一见；所见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乃後之说者於《甘棠》、《何彼▯矣》二篇必委曲迁就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说并见上篇《宜家条》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孟子》）
△灵台非文王所立
《诗郑笺》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余按：《灵台》一诗前咏“灵台”，後咏“辟雍”，首尾相联，似咏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称“镐京辟雍”：武王始迁於镐，故先儒皆以辟雍为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则灵台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声》二篇兼咏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别之，此乃文体应尔；必无咏武
译【存参】“周文王听说崇国政教混乱便去征讨，军队驻扎三十天崇国却不投降。文王退兵修养教化后再次征讨，崇国于是凭借营垒投降。”（《左传》僖公十九年）
△ 再次征讨崇国才攻克的原因
查《诗经·大雅·皇矣》篇前面说“招致他们，归附他们”，后面说“断绝他们，忽视他们”，这说明文王对崇国确实是两次征讨后才攻克，《左传》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但子鱼的用意是想让襄公先自我修养做到没有过失然后再行动，措辞不够严谨，于是好像文王起初轻率出兵，这是不对的。《诗经》说“临车冲车缓缓行”，说“招致他们，归附他们”，这说明文王初次征伐原本没有灭掉崇国的意图。《诗经》说“临车冲车疾驰”，说“征伐他们，肆行惩罚”，这说明文王再次征伐原本志在必得。所以朱熹《诗集传》说：“起初进攻迟缓，作战从容，不是力量不足，也不是显示软弱，而是为了招致归附从而保全他们；等到最终他们不投降而肆行惩罚时，是因为天帝的惩罚不能拖延，罪人不能不抓获的缘故。”可以说深得当时的情理。大概文王的自我修养，原本不等到临时才做，也没有灭掉别国来扩张领土的心思；如果对方畏惧威严而修养德行，圣人也很乐意与他们重新开始；一定是对方依仗罪恶而抗拒兵威，然后才不得已灭掉他们。仔细玩味《诗经》的文字，事理自然明白。然而所说的“听说崇国政教混乱而征讨”，则符合圣人的实情，足以证明《史记》中崇侯虎诬陷文王的说法是虚假的。所以保留此说。读者不要因言辞而损害对真意的理解就可以了。此说也见前文《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条》下。
● 卷二
○ 文王下
“文王承受天命，拥有这些武功。已经征伐了崇国，在丰地建立城邑。”（《诗经·大雅》）
“王公显赫，丰邑的城墙。四方归同，君王是栋梁。”（同上）
△ 建立丰邑应当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前
查虞国、芮国和解，诸侯本来就有归附周朝的，所以《伐崇》章说“同你兄弟”。然而崇国作为大国处在周朝向东进出的要冲，其势力本来就不能过多。征伐崇国之后说“四方没有违背”，建立丰邑之后说“四方归同”，那么教化所覆盖的地方就广了。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应当在此之后。
“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田猎，以便众邦国只供给正当的赋税。”（《尚书·无逸》）
【备览】“西伯在野外行走，看见枯骨，命令官吏埋葬它。官吏说：‘这没有主人了。’西伯说：‘拥有天下的人，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国的人，是一国的主人。我就是它的主人！’用棺木和衣衾埋葬了它。天下人听说后，说：‘西伯的恩泽能惠及枯骨，何况对人呢！’”（《吕氏春秋》）
△ 《二南》不是文王时的诗
自从毛亨、郑玄以来，解说《诗经》的人都把《二南》当作文王时的诗；于是《汉广》、《汝坟》、《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等篇都解释为文王德化所覆盖，风俗的美好。我反复玩味，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呢？盛世之音纯正没有邪恶；“女子”而“游荡”，“男子”而“引诱”，追求配偶而不能稍等片刻，其不可以作为典范非常明显。即使是“夜间远行”感叹“命运”，“不被允许”知道“后悔”，与至治之时谦让德行施予恩惠，恭敬做事怀感恩，上下交相信任的景象，何止千里之隔！虽然解说者勉强称美，终究不免瑕瑜互见。说它们还有先王的遗风，可以；就以此作为文王的教化，也太浅薄地评论文王了！至于《汝坟》一篇，明明是东迁时的诗：“王室如毁”即指宗周的灭亡，“父母孔迩”即谓其邑大夫的到来，词意显然。如果以文王与纣王的事来对应，那么纣王的暴政原本不在京畿之外施行，诗人也不必代为担忧；汝地距离丰邑上千几百里，也没有理由说“很近”。况且二十五篇中，文王与一般商、周间的人未曾出现；出现的两个人，“召伯”“平王”，都在武王之后。孔子说：“举出一个角不能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了。”那么其余的只是没有看到名字，无法考证罢了；它们一定都在成王、康王之后无疑。然而后来的解说者在《甘棠》、《何彼秾矣》两篇上必定委曲迁就以求符合《传》说；即使有一两位有识之士果断认为这两篇是武王之后的诗，而其余仍认为是文王时的诗。先入为主的言论深入人心啊！现在一概不敢采纳。此说也见上篇《宜家条》下。
【存疑】“文王用民力建造台沼，而百姓欢乐，称他的台为灵台，称他的沼为灵沼。”（《孟子》）
△ 灵台不是文王所建
《诗经郑笺》说：“文王受命而在丰地建立城邑，建立灵台。”我查：《灵台》一诗前面咏“灵台”，后面咏“辟雍”，首尾相连，似乎咏叹一位君王的事。然而后篇称“镐京辟雍”：武王开始迁都镐京，所以先儒都认为辟雍始于武王。如果辟雍始于武王，那么灵台也不是文王的事了。《大明》、《有声》两篇兼咏文王、武王的功绩，都有明文分别，这是文体应当如此；绝没有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