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卷八
○太伯、虞仲
【补】“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祀。”（《左传》僖公五年）
“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
【附论】“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篇》）“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论语微子篇》）
△辨太伯豫让文王之说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示不可用，以避季历。”余按：太王，周之贤主也。废长立少，庸主犹或不为况太王乎！圣人之生固有异於常儿，然其德亦必待壮而後成；生而有圣德，特《国语》、《列女传》事後之推崇云尔，岂得以此为据也哉！且大王安知王季之必传之文王也哉？己既欲废长而立少矣，安知王季之不亦然？吴诸樊欲传季札矣，卒传之於州于。晋武帝欲传愍怀矣，卒为贾氏所杀。宋杜後欲传廷美、德昭矣，卒皆死於太宗之手。故凡人主之欲相传而至某人者，皆愚主之所为也。以太王之贤智，必不如此左计明矣。况太伯之德固自足以兴周，而何为舍之而待夫不可必立之文王乎？由是言之，太伯之让王季，乃太伯自欲让之耳，太王初无欲立季历之事也、曰：然则泰伯何以让国？曰：古人让国，常事耳，不足异也。宋襄公尝让子鱼矣，韩无忌尝让起矣，即吴诸樊亦尝让季札矣；春秋时犹有以兄弟为贤而让之者，况商、周之际淳朴之世哉！且古人非但让国也，即授官亦多有让者。禹、垂、益、伯夷之让，不待言矣；春秋之世，齐鲍叔让相於管仲，卫免余让卿於大叔仪，鲁匡句须让宰於鲍国，晋大夫之让军帅者尤不可一二数。是知让本古人常事，不必有所为不得已而後让也。但自战国以後，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争国者多，让国者少，遂以古人之让为异，往往揣度附会，曲为之说。故见益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禹传启也；不则以为启杀益也。见伊尹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大甲潜出自桐而杀之也。见泰伯之长而不为周君，则意度之以为太王欲传圣孙，泰伯知而逃也。後人之说古人，大抵皆如是矣。《韩诗外传》亦载此事而语尤详，且云：“太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立季，季遂立。”其语尤不近於情理。古者列国各有疆界，岐之去吴数千馀里，使命所不能通，王季安能捐社稷而远去！果群臣皆欲立王季，则是太伯不得已而让也，又岂足为贤哉！
△太伯与虞仲事不同
又按《诗》云：“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似太伯已尝君周而後让之王季也者。《论语》记逸民，有虞仲而无太伯，亦似独虞仲未尝为君也者。或者太伯既立之後让之虞仲，虞仲逃之而後让之王季乎？《春秋传》又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然则断发文身亦非太伯事矣。学者奈何不《诗》、《论语》、《春秋传》之信，而独《史记》、《外传》之信也哉！故今《世家》、《外传》之文皆不载，说并见前《大王篇》中。
△仲雍与虞仲
《世家》又云：“太伯自号勾吴。荆蛮归之千馀家。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仲雍子季简；季简子叔达；叔达子周章。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乃封周章弟於故夏墟，是为虞仲。”余按：《传》所称虞仲，乃太王之子，非周章之弟也。若至仲之曾孙始迁於虞，则《传》不得称为虞仲；太伯君吴而称吴太伯，仲君吴而称虞仲，有是理邪：且《论语》以虞仲为逸民；若嗣太伯而有国，岂容复谓之逸！然则哀七年《传》之仲雍，非太王之子；太王之子自号虞仲，非《传》之仲雍矣。疑《史记》因见哀七年《传》仲雍嗣太伯之文，遂误以仲雍为太伯之弟，
译●卷八
○太伯、虞仲
【补】“太伯、虞仲，是周太王的嫡子。太伯不肯接受君位，因此没有祭祀。”（《左传》僖公五年）
“太伯穿着礼服治理周朝的礼制。仲雍继承了他，剪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以裸露身体作为装饰。”（《左传》哀公七年）
【附论】“孔子说：‘太伯，可以说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了！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百姓找不到恰当的词来称赞他！’”（《论语·泰伯篇》）“说到虞仲、夷逸：‘他们隐居起来，放言高论；自身保持清高，废弃官职合乎权变。’”（《论语·微子篇》）
△辨析太伯预先让位给文王的说法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王季历的哥哥。季历贤能，而且有圣明的儿子昌，太王想立季历以便将来传位给昌，于是太伯、仲雍就逃奔到荆蛮之地，剪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表示不可任用，以此来避让季历。”我考察认为：太王是周朝的贤明君主。废长立幼，平庸的君主尚且不会这样做，何况太王呢！圣人的出生固然与常人不同，但他的德行也必须等到成年后才能成就；出生就具有圣德，只是《国语》、《列女传》事后推崇的说法罢了，怎么能以此作为依据呢！况且太王怎么知道王季一定会传位给文王呢？自己既然想废长立幼了，怎么知道王季不会也这样做呢？吴国的诸樊想传位给季札，最终却传给了州于。晋武帝想传位给愍怀太子，最终却被贾氏所杀。宋真宗想传位给廷美、德昭，最终都死在宋太宗手中。所以凡是君主想要传位给特定某人的，都是愚昧君主的做法。以太王的贤明智慧，一定不会如此错误地打算，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太伯的德行本来足以兴盛周朝，为什么要舍弃他而等待那个未必能立为君主的文王呢？由此说来，太伯让位给王季，是太伯自己愿意让位，太王起初并没有想要立季历的事情。有人说：那么太伯为什么要让国呢？回答说：古人让国，是常事，不值得奇怪。宋襄公曾经让位给子鱼，韩无忌曾经让位给韩起，就连吴国的诸樊也曾让位给季札；春秋时期还有因为兄弟贤能而让位的，何况商、周之际淳朴的时代呢！况且古人不仅让国，就连授予官职也有很多让位的。禹、垂、益、伯夷的让位，不必多说了；春秋时期，齐国的鲍叔牙把相国让给管仲，卫国的免余把卿位让给大叔仪，鲁国的匡句须把宰位让给鲍国，晋国大夫让出军队统帅的尤其不可一一列举。由此可知，让位本是古人的常事，不必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才让位。只是从战国以后，人们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道义，争夺国家的人多，让位的人少，于是把古人的让位视为怪异，往往揣测附会，曲意解说。所以看到益没有得到天下，就揣测认为是禹传位给启；不然就认为是启杀了益。看到伊尹没有得到天下，就揣测认为是太甲暗中从桐地出来杀了他。看到太伯是长子却没有成为周君，就揣测认为是太王想传位给圣明的孙子，太伯知道后逃走了。后人解说古人，大体都是这样。《韩诗外传》也记载此事而且话语更详细，并且说：“太王去世，季历到吴国告诉太伯、仲雍，太伯、仲雍跟随季历回去；群臣想立太伯，季历于是被立。”这话尤其不合情理。古代各国各有疆界，岐山距离吴国几千多里，使者无法通行，王季怎么能舍弃国家而远去！如果群臣都想立王季，那么就是太伯不得已才让位，又哪里算得上贤德呢！
△太伯与虞仲的事迹不同
又考察《诗经》说：“柞树有的砍伐，松柏有的砍削，天帝建立邦国作为对应，从太伯、王季开始。”似乎太伯曾经做过周君然后让位给王季。《论语》记载隐逸之士，有虞仲而没有太伯，也似乎只有虞仲未曾做过君主。或许太伯即位后让位给虞仲，虞仲逃走后才让位给王季呢？《春秋左传》又说：“太伯穿着礼服治理周礼；仲雍继承了他，剪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以裸露身体作为装饰。”那么剪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也不是太伯做的事了。学者为什么不相信《诗经》、《论语》、《春秋左传》，却只相信《史记》、《韩诗外传》呢！所以现在《世家》、《外传》的文字都不采纳，说法详见前文《大王篇》中。
△仲雍与虞仲
《世家》又说：“太伯自号勾吴。荆蛮归附他的有一千多家。太伯去世，没有儿子，弟弟仲雍即位。仲雍的儿子季简；季简的儿子叔达；叔达的儿子周章。周武王攻克殷商，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做了吴君，于是封周章的弟弟在原来的夏墟，这就是虞仲。”我考察认为：《传》中所称的虞仲，是太王的儿子，不是周章的弟弟。如果等到仲雍的曾孙才迁居到虞，那么《传》就不能称他为虞仲；太伯做吴君而称吴太伯，仲雍做吴君而称虞仲，有这样的道理吗？况且《论语》把虞仲列为隐逸之士；如果继承太伯而有国家，怎么还能称他为隐逸之士呢！那么哀公七年《传》中的仲雍，不是太王的儿子；太王的儿子自号虞仲，不是《传》中的仲雍了。怀疑《史记》因为看到哀公七年《传》中仲雍继承太伯的文字，于是错误地把仲雍当作太伯的弟弟，
因以《传》之虞仲别属之周章之弟也。大抵《史记》之言皆难取信。故今但取《经》、《传》之文次第列之，以俟学者熟玩而自得焉；而凡《世家》之言概不敢载。
译于是将《左传》中虞仲另属周章之弟的说法，归入此类。大体上，《史记》中的言论都难以采信。所以现在只选取《经》、《传》中的文字，按次序排列出来，以等待学者们仔细研读而自行领悟；至于《世家》中的言论，一概不敢收录。
○伯夷、叔齐
【补】“逸民：伯夷，叔齐。”（《论语微子篇》）
【备览】“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史记伯夷列传》）
【附论】“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补】“伯夷、叔齐饿於首阳之下。”（《论语季氏篇》）
【补】“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附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篇》）
△辨笑盟微、胶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胶鬲於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余按：《书微子篇》深切恳挚，无非爱君忧国之言，正与箕、比之心无丝毫异，但补救无方，不得已而去耳；是以孔子称仁，孟子称贤，乌有佐周以覆宗国者乎！胶鬲事虽不详，然孟子与传说、箕、比并称，则亦必无私与周盟以邀利之事矣。文王三分有二：武王、盂津之会，诸侯八百，是周之力本足以灭商，故孔子曰：“以服事殷，可谓至德。”谓其能代商而不代商也；何待於周、召私与微子、胶鬲盟而後能灭商哉！微子、胶鬲之与武王皆不应有此事，然则伯夷、叔齐亦必无此事也明矣。盖战国之世邪说并作，皆喜毁古圣人以便其私；但闻微子封於宋而不知其故，则以不肖之心揣之，而以为私与周盟也；闻伯夷尝饿於首阳而不知其故，则又以不肯之心附会之，而以为恶武王之伐商也。武王果许封微子於宋，何以克殷之後不封微子，乃封武庚？夷、齐果避周而饿於首阳，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见於战国诸子之书乎？此宜少读书者皆知其妄，而儒者往往信之，其亦异矣！故今首阳之饿载之让国之後，归周之前，以证其谬。《史记》扣马之谏，盖即本之於此等书。说详见後条下。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篇》）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
【附论】“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同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同上）
【附论】“孟子曰：‘伯夷隘。’”（同上）
△引王安石文辨扣马而谏之说
《史记伯夷列传》云：“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云云）。遂饿死於首阳山。”此说自汉以来皆信之不疑；独宋王安石尝辟之。今节录其文於左。
【王安石《伯夷论》】（节录）“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孔子曰：‘求仁而得仁’，‘饿於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
译○伯夷、叔齐
【补】“避世隐居的人：伯夷、叔齐。”（《论语·微子篇》）
【备览】“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继承人。等到父亲去世，叔齐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逃走离去。叔齐也不肯继位而逃走了。国人便立了他们的二儿子。”（《史记·伯夷列传》）
【附论】“冉有问：‘老师是支持卫君吗？’子贡说：‘是的，我将去问问他。’子贡进去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子贡出来告诉冉有说：‘老师不支持卫君。’”（《论语·述而篇》）
【补】“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论语·季氏篇》）
【补】“伯夷躲避商纣王，居住在北海边；听说周文王兴起，高兴地说：‘何不归附他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孟子》）
【附论】“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是伯夷、叔齐吧？’”（《论语·微子篇》）
△辨析关于微子、胶鬲的荒谬说法
《吕氏春秋》说：“周武王派叔旦（周公）到四内去会见胶鬲，与他盟誓说：‘增加三级财富，授予一列官职。’写了三份内容相同的盟书，用牲血涂抹，一份埋在四内，其余两份各自带回。又派保召公到共头山下会见微子开，与他盟誓说：‘世代做诸侯之长，守护殷商的常规祭祀，辅佐奉行《桑林》之乐，适宜拥有孟诸泽。’写了三份内容相同的盟书，用牲血涂抹，一份埋在共头山下，其余两份各自带回。伯夷、叔齐听到这件事，相视而笑，向北走到首阳山下，便饿死在那里。”我考察认为：《尚书·微子篇》深切恳切真挚，无非是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言论，正与箕子、比干的心意没有丝毫不同，只是补救无方，不得已才离开罢了；所以孔子称他们为仁，孟子称他们为贤，哪里会有辅佐周朝来颠覆自己宗国的人呢！胶鬲的事迹虽然不详，但孟子将他与传说、箕子、比干并提，那么他也一定没有私自与周朝盟誓以谋取私利的事情。文王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武王在孟津会师，八百诸侯响应，这说明周朝的力量本来足以灭商，所以孔子说：‘以臣子身份侍奉殷商，可以说是极致的德行。’意思是说他能取代商朝却没有取代；哪里需要等到周公、召公私自与微子、胶鬲盟誓之后才能灭商呢！微子、胶鬲与武王之间都不应该有这件事，那么伯夷、叔齐也一定没有这件事，这是显而易见的。大概是战国时期邪说盛行，都喜欢诋毁古代圣人以便谋取私利；只听说微子被封在宋国却不知道原因，就用卑劣的心思去揣测，认为他是私自与周朝盟誓；听说伯夷曾在首阳山饿死却不知道原因，又用不肯合作的心态去附会，认为他是厌恶武王讨伐商朝。武王如果真的许诺封微子在宋国，为什么攻克殷商之后不封微子，反而封了武庚？伯夷、叔齐如果真的躲避周朝而在首阳山饿死，为什么经传中都没有一句话提及，却只见于战国诸子的书中呢？这即使是读书少的人也都知道是荒谬的，而儒者往往相信它，这也太奇怪了！所以现在将首阳山饿死的事记载在让国之后、归附周朝之前，以证明这种说法的谬误。《史记》中扣马劝谏的说法，大概就是源自这类书籍。详细说法见后条。
“伯夷、叔齐不记念旧日的仇怨，因此怨恨很少。”（《论语·公冶长篇》）
“伯夷，眼睛不看丑恶的颜色，耳朵不听丑恶的声音；不是他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的百姓不役使；政治清明就进用，政治混乱就退隐。暴政所施行的地方，暴民所聚集的地方，他都不忍心居住。想和同乡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中一样。在商纣王的时候，居住在北海边，以等待天下的清明。所以听到伯夷风范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有了立志。”（《孟子》）
【附论】“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同上）
“伯夷，不是他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的朋友不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做官，不与恶人说话。在恶人的朝廷做官，与恶人说话，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中一样。推究他厌恶恶人的心意，想和同乡人站立，如果同乡人的帽子戴得不正，他就怅然离去，好像怕被玷污一样。因此，诸侯中虽然有称赞他言辞而来到的人，他也不接受。”（同上）
【附论】“孟子说：‘伯夷狭隘。’”（同上）
△引用王安石文章辨析扣马劝谏的说法
《史记·伯夷列传》说：“西伯（文王）去世，武王载着文王的木主，尊号为文王，向东讨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马缰绳劝谏说：‘父亲死了没有安葬，就动起干戈，这可以叫孝吗！以臣子身份弑杀君主，这可以叫仁吗！’左右的人想杀他们。太公说：‘这是义人。’扶他们离开了。武王平定殷商的动乱后，天下归顺周朝，而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坚持道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而食。等到快要饿死时，作歌（云云）。于是饿死在首阳山。”这种说法自从汉代以来都被深信不疑；只有宋代的王安石曾经驳斥它。现在摘录他的文章如下。
【王安石《伯夷论》】（节录）“伯夷，古代的论述有孔子和孟子。孔子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饿死在首阳山下’，是避世隐居的人。孟子说：
‘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百世之师也。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扣马而谏，义不食周粟，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耶！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译“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在恶人的朝廷里任职”，“躲避商纣王而居住在北海之滨”，这些都是百代师表的行为。孔子、孟子都认为伯夷遭遇商纣王的暴恶，不忍心侍奉他，为了追求仁德，宁可挨饿也要躲避，不让自己降低身份受辱，以等待天下清明，因此被尊称为圣人。然而司马迁认为武王讨伐商纣时，伯夷牵住马缰劝谏，坚持道义不吃周朝的粮食，这实在是不对的。商朝衰败，商纣王用不仁的手段残害天下，天下谁不厌恶商纣王，其中尤其以伯夷为甚。伯夷曾经和姜太公听说西伯侯善于奉养老人，就前去投奔他。在那时，想要推翻商纣王，这两人的心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等到武王一举行动，姜太公辅佐他，伯夷却不再参与，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这两位老人被称为“天下最年长的人”，年纪本来就已经很高了；从周文王兴起直到周武王在位，时间也不下十几年；像这样说来，伯夷大概也是合乎情理地不在人世了。
△辟纣与扣马理无两是
余按：天下之是非一而已矣，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无两是之理也。是故，启之继统为是，则有扈之阻兵为非；桀、纣之暴虐为非，则汤、武之吊伐为是；汤武是则佐汤、武以伐桀纣者皆是，桀、纣非则助桀、纣以抗汤、武者皆非。战国以降，地丑德齐，各以力争，为君者各树私恩以结其士，为士者各怀私恩以报其君，而不复顾天下之大义，於是各为其主之说始兴，而豫让以死报智伯矣，聂政以死报严仲矣。自世俗论之，则以为贤矣；而自圣贤观之，特徒死而已。故纣之臣未必无殉国者，而孔子概未之论；及其於殷臣而仁之者凡三，其一则去纣，其二则皆谏纣者也。何者？理固无两是也。齐桓能尊周室，存亡国，则以管仲之佐之为仁。楚僭王，灭诸姬，则其臣虽忠如子文而不得为仁，而子西且有“彼哉”之叹矣。宗鲁之殉公孟，子路之殉孔悝，未尝非忠臣之节，而孔子深罪宗鲁，亦不取於子路。然则圣人之心可以见矣。故伯夷之扣马果是，则殷、纣之虐民无讥；苟武王之救民不非，则以伯夷之圣，安得有扣马之事哉！且伯夷固尝辟纣而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者也，欲天下之清，必无纣而後可；欲无纣，必有人伐之而後可。纣死既不可待，纣让又必不能，不伐之，无策也。既不欲有纣，而又不欲人伐之，然则伯夷之心将令如何而後可也？纣之暴甚矣，民之困於纣极矣，“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徂厥亡，出执”，是人人皆欲辟纣而不能也。伯夷既自辟纣矣，则人之欲辟纣而不能者，必伯夷之所哀怜而欲救之者也。若但自免其身而已，人之不能免者己不能救而又禁人救之，是伯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也，恶足以为圣哉：然则叩马信则辟纣必诬，辟纣信则叩马必诬，《孟子》与《史记》亦无两皆是之理也。《史记》记东迁以後事，采之《春秋经》、《传》，犹多乖谬，况克商以前乎！《世家》之与《年表》，此传之与彼传，抵捂至不可数，自所作者自犹反之，况经传乎，伊尹之割烹，孟子辨之矣，然《史记》犹信而采之，乌在其可以诬伊尹而独不可以诬伯夷也！孟子之述伯夷，详矣，言之重焉，词之复焉，辟纣之文至於三见，而无一言及於叩马，则首阳之饿因辟纣，不因叩马，明矣。辟纣故饿，饿故思养而归於周，是以《论语》但云“饿於首阳”而不云“饿死於首阳”；不然，何为无故而思“善养老者”，间关数千里而归於周也哉！学者但屏《史记》而不读，则《论语》、《孟子》之文正相发明，经旨自了然而无疑矣。盖当战国之时，杨、墨并起，处士横识，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故或自为论以毁之，或▯诸人以毁之，是以毁尧则▯诸许由，毁禹则▯诸子高，毁孔子则▯诸老聃，其大较也。伯夷既素有清名，又▯有饿首阳一事，故附会为之说以毁武王；若《庄子》及《吕氏春秋》（说详前条）其明验也。太史公习闻其说，不察其妄而误采之耳。王氏之辨是也。然太史公尊黄、老而齐六术，其采之固无足怪；独怪唐之韩子，自命为抵排异端，宋之程朱，人以为接孟子之传，而亦信杨、墨之邪说；而辟其谬者，乃出於逢君之安石，是犹鲁之逆祀，更数贤大夫莫能正而正之於阳虎也，岂不惜哉：异端之害莫甚於杨、墨，杨、墨之罪莫大於非尧、舜薄汤、武；此之不辟而但摭拾其他，其毋乃豺狼当道而问狐狸乎！至於“父死不葬”之言，荒唐殊甚，“西山命衰”之歌，浅陋已极；而举世皆信之。吁，其真可怪也夫！
○齐太公
△太公名号
《史记》称太公曰“吕尚”，而云“文王遇於渭阳，与语大说，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其後谯周遂谓太公名牙；《索隐》又谓尚名，牙字，而官名为尚父。余按：《孟子》、《春秋传》皆称为“太公”，果如《史记》之说，则太公乃王季，岂可去“望”而以太公称之！盖望，其名也；尚父其字也；吕，其氏也；姜，其姓也；师，其
译△ 关于伯夷避纣与叩马谏伐，道理上不可能两者都对
我按：天下的是非标准只有一个，这边是对的，那边就是错的；这边是错的，那边就是对的，不存在两边都对的情况。因此，启继承君位是对的，那么有扈氏抗拒武力就是错的；桀、纣暴虐是错的，那么商汤、周武王吊民伐罪就是对的；商汤、周武王是对的，那么辅佐商汤、周武王讨伐桀、纣的人就都是对的；桀、纣是错的，那么帮助桀、纣抵抗商汤、周武王的人就都是错的。战国以来，各国土地相当、德行相近，各自凭借力量争夺，做君主的各自树立私恩来笼络士人，做士人的各自怀着私恩来报答君主，不再顾念天下的大义，于是各为其主的说法开始兴起，豫让为智伯而死，聂政为严仲子而死。从世俗的观点来看，认为他们是贤人；但从圣贤的角度来看，不过是白白送死罢了。所以纣王的臣子未必没有为国殉难的人，但孔子一概不予评论；至于他称赞为仁德的殷朝臣子共有三位，一位是离开纣王的，另外两位都是劝谏纣王的。为什么呢？因为道理本来就不可能两边都对。齐桓公能够尊崇周王室，保存灭亡的国家，那么管仲辅佐他就被称为仁。楚国僭越称王，灭掉姬姓诸侯，那么他的臣子即使像子文那样忠诚，也不能称为仁，而子西甚至发出了“那个人啊”的叹息。宗鲁为公孟殉死，子路为孔悝殉死，未尝不是忠臣的气节，但孔子深深责备宗鲁，也不赞许子路。这样看来，圣人的心意就可以明白了。所以，如果伯夷叩马谏伐是对的，那么殷纣王虐待百姓就不应受到指责；如果周武王拯救百姓没有错，那么以伯夷的圣德，怎么会有叩马谏伐的事情呢！况且伯夷本来曾经避开纣王，居住在北海等待天下清明。想要天下清明，必定没有纣王之后才可以；想要没有纣王，必定有人讨伐他之后才可以。纣王死既不可等待，纣王禅让又必定不可能，不讨伐他，就没有办法。既不想有纣王，又不想让人讨伐他，那么伯夷的心意将怎样才可以呢？纣王的暴虐太严重了，百姓受纣王的困苦到了极点，“那些知道抱着孩子、牵着妻子，逃亡出走的人”，这是人人都想避开纣王而不能做到的。伯夷既然自己避开了纣王，那么那些想避开纣王而不能做到的人，一定是伯夷所哀怜并想要拯救的。如果只是保全自己罢了，别人不能保全自己，自己不能拯救他们，反而禁止别人去拯救他们，这是伯夷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哪里配称为圣人呢！那么，叩马谏伐如果是真的，避开纣王就一定是假的；避开纣王如果是真的，叩马谏伐就一定是假的，《孟子》和《史记》也没有两者都对的道理。《史记》记载东迁以后的事情，采录《春秋经》和《春秋传》，尚且多有错误，何况克商以前的事呢！《世家》与《年表》，这一传记与那一传记，矛盾之处多到数不清，作者自己尚且自相矛盾，何况经典和传注呢？伊尹割烹的故事，孟子已经辨明了，但《史记》仍然相信并采录，怎么能诬陷伊尹，却唯独不能诬陷伯夷呢！孟子叙述伯夷，很详细，言语郑重，词句重复，避开纣王的文字出现了三次，却没有一个字提到叩马谏伐，那么首阳山饿死是因为避开纣王，不是因为叩马谏伐，是很明显的。因为避开纣王所以饿死，因为饿死所以思念供养而回归周朝，所以《论语》只说“饿死在首阳山”而不说“饿死在首阳山”；不然，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思念“善于养老的人”，辗转数千里回归周朝呢！学者只要摒弃《史记》不读，那么《论语》、《孟子》的文字正好相互阐发，经书的旨意自然明白而没有疑问了。大概在战国时期，杨朱、墨翟同时兴起，隐士横生议论，常常非议尧、舜，轻视商汤、周武王以快其私心，所以有的自己编造言论来诋毁他们，有的借他人之口来诋毁他们，所以诋毁尧就借许由之口，诋毁禹就借子高之口，诋毁孔子就借老聃之口，这是大致的情况。伯夷既然一向有清高的名声，又有饿死首阳山一事，所以附会编造说法来诋毁周武王；像《庄子》和《吕氏春秋》（说法详见前条）就是明显的证据。太史公习惯听到这种说法，不考察其虚妄而错误地采录罢了。王夫之的辨析是对的。然而太史公尊崇黄帝、老子而齐同六家之术，他采录这些本来不足为怪；奇怪的是唐代的韩愈，自命为排斥异端，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人们认为他们承接孟子的道统，却也相信杨朱、墨翟的邪说；而驳斥其谬误的，竟然出自迎合君主的王安石，这就像鲁国祭祀祖先顺序颠倒，经过几位贤大夫都不能纠正，反而由阳虎来纠正一样，岂不可惜！异端的危害没有比杨朱、墨翟更严重的，杨朱、墨翟的罪过没有比非议尧、舜、轻视商汤、周武王更大的；这种不驳斥，却只捡拾其他枝节，岂不是豺狼当道却去问狐狸吗！至于“父亲死了不埋葬”的话，荒唐极了，“西山命衰”的歌谣，浅陋极了；而世人都相信它。唉，这真是奇怪啊！
○ 齐太公
△ 太公的名号
《史记》称太公为“吕尚”，又说“周文王在渭水北岸遇见他，与他谈话非常高兴，说：‘我先君太公盼望您很久了！’所以称他为‘太公望’。”后来谯周于是说太公名叫牙；《索隐》又说尚是名，牙是字，而官名叫尚父。我按：《孟子》、《春秋传》都称为“太公”，如果真像《史记》所说，那么太公就是王季，怎么能去掉“望”而用太公来称呼他呢！大概望，是他的名；尚父是他的字；吕，是他的氏；姜，是他的姓；师，是他的
官也；公，其爵也；太公，齐人之追号之也。是时诸侯尚未有谥（周之大臣有谥自周公始），而太公为齐始封君，故号之曰“太公”，犹▯父之号为太王也。“师尚父”者，连官与字而称之者也，犹所谓保佚、史佚也。“太公望”者，连号与名而称之者也，犹所谓周公旦、召公▯也。“吕尚”者，连氏与字称之而省文者也，犹子游之称为言游，子华之称为公西华也。“牙”之名，“尚父”之官，皆不见於经传，盖由不知望之即名，尚父之即尚，而妄为之说者也。余性素狭，每见古人世系名姓为世所淆乱，常不平焉。故正之。
译官，是他的官职；公，是他的爵位；太公，是齐国人追尊给他的称号。那时诸侯还没有谥号（周朝大臣有谥号是从周公开始的），而太公是齐国的始封君主，所以称他为“太公”，就像古公亶父被尊称为太王一样。“师尚父”，是将官职和字连在一起称呼，就像所说的保佚、史佚一样。“太公望”，是将尊号和名连在一起称呼，就像所说的周公旦、召公奭一样。“吕尚”，是将氏和字连在一起称呼并省略了文字，就像子游被称为言游，子华被称为公西华一样。“牙”这个名，“尚父”这个官，在经传中都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不知道“望”就是他的名，“尚父”就是“尚”字，而胡乱编造的说法。我性情向来狭隘，每当看到古人的世系名姓被世人混淆，常常感到不平。所以加以纠正。
【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辨渔钓屠牛之说
《史记齐世家》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丽彡，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果遇太公於渭之阳。与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余按：战国时人以割烹要汤诬伊尹，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孟子皆尝辨之。太公，伊尹俦也，其不以渔钓干文王也明甚。然即所谓“文王田渭滨与语而载与俱归”者，亦恐未必然也。《书》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传》曰：“文王之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太公既归於周，见太公者必争荐之，文王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猎而後遇之也。後世大臣多固宠而不肯下贤，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好事者遂以之度太公而以为亦然耳。《世家》又云，“或曰：‘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或曰：‘西伯拘▯里，散宜生、闳夭招吕尚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纣，以赎西伯。’”而《索隐》引谯周言亦谓太公屠牛於朝歌，卖饭於孟津。余按：《孟子》云：“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则是太公不仕纣也。太公方辟纣之不暇，而宁肯自投于朝歌、孟津，纣之国中哉！观孟子之言，太公之事盖与伊尹相类，躬耕自给，安贫乐道，而无求於外者；必无游说诸侯屠牛卖饭，求美女奇物以自污辱之事也。故今但载《孟子》之语，而《史记》及诸家之言皆不录焉。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大雅》）
△《六韬》非太公作
世传《六韬》为太公所作。《战国策》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亦云：“西伯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唐以後因尊太公为武成王，专司武事，如孔子之为文宣王者然。余按：孟子云：“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则太公者乃述、舜、禹、汤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见长也。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无事则用之治国，有事则用之行师。故《诗》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要不过以仁义之道教民於平时，儆民於临事，率有勇知方之众，为伐暴救民之举耳。後世儒者泥於章句之俗学，沉於性命之陈言，不通达於世务故不知兵者多，而所谓知兵者咸属之於权谋术数之流，由是文武遂分，岂知三代以上不如是乎！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却谷可，说礼乐而敦《诗》、《书》。”霸者之佐犹能以《诗》。《书》礼乐行兵，况太公王者之佐，而反为此权谋术数之言乎：且《六韬》所言，术浅而文陋，较之孙武、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盖以太公曾相武王伐商，故▯之耳。後人信之为实过矣！故今不载。
△《丹书》之箴未可信
《大戴记》云：“武王践阼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王齐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散者万世。’”此事或以为在武王即位之初，或以为在武王克商之後。余按：“敬胜”数言，文简而意周，事约而功广，诚为圣贤儆戒之言，帝王修持之要术也。然武王有文王之圣父太姒之圣母，其庭帏之教训岂不以“小心翼翼”、“缉熙敬止”之义朝夕而提撕之而必待为君之日，致齐三日，而後得闻此创论乎！且以此为在即位之初，则与後文“所监不远，视尔所代”，及“予一人”之语不合；若以此为在克商之後，则
译【补】“姜太公躲避商纣王，居住在东海之滨；听说周文王兴起，高兴地说：‘何不归附他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孟子》）
△辨析关于渔钓、屠牛的传说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吕尚穷困且年老，靠渔钓来求见西伯。西伯将要外出打猎，占卜后说：‘所得到的不是龙，不是熊，不是虎，不是罴；所得到的将是霸王的辅佐之臣。’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了太公。与他交谈，非常高兴；用车载着他一起回去，立他为师。”我按：战国时期的人用伊尹以割烹求见商汤来诬蔑伊尹，用百里奚以食牛求见秦穆公来诬蔑百里奚；孟子都曾加以辩驳。太公与伊尹是同辈人，他不可能以渔钓来求见文王，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所谓“文王在渭水边打猎，与他交谈后车载而归”的说法，恐怕也未必真实。《尚书》说：“文王、武王能够深知三种居心，明察三种俊才之心。”《传》说：“文王时代的士人谦让担任大夫，大夫谦让担任卿。”太公既然归附了周，见到太公的人必定争相推荐他，文王必定早就知道他，不必等到打猎时才相遇。后世的大臣多固守宠位而不肯举荐贤才，因此英明的君主往往在偶然相遇中寻求士人，好事者便以此推测太公，认为也是如此。《世家》又说：“有人说：‘太公曾经侍奉纣王，纣王无道，他离开了；游说诸侯，没有遇到赏识的人，最终归附了周。’有人说：‘西伯被囚禁在羑里，散宜生、闳夭招揽吕尚，为西伯寻求美女奇物献给纣王，以赎回西伯。’”而《索隐》引用谯周的话也说太公在朝歌屠牛，在孟津卖饭。我按：《孟子》说：“太公躲避纣王，居住在东海之滨。”这说明太公没有为纣王做官。太公正忙着躲避纣王，难道肯自己投身到朝歌、孟津这些纣王的国都之中吗！看孟子的话，太公的事迹大概与伊尹类似，亲自耕种自给自足，安贫乐道，不向外求取；必定没有游说诸侯、屠牛卖饭，或求美女奇物来自取其辱的事情。所以现在只记载《孟子》的话，而《史记》及诸家的说法都不收录。
“牧野广阔无边，檀木战车辉煌，四匹黄马雄壮。维师尚父，此时如鹰飞扬，辅佐那武王，大肆征伐大商，会师于清明之朝。”（《诗经·大雅》）
△《六韬》不是太公所作
世人传说《六韬》是太公所作。《战国策》称苏秦得到了太公的阴符之谋。《史记》也说：“西伯从羑里脱身回来，与吕尚暗中谋划修德以颠覆商朝政治，其中多涉及兵权与奇计，所以后世谈论兵法以及周朝的阴权谋略都推崇太公。”唐代以后尊崇太公为武成王，专门主管军事，就像孔子作为文宣王一样。我按：孟子说：“从文王到孔子，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像孔子是听闻而知道的。”那么太公是阐述尧、舜、禹、汤之道来辅佐文王、武王并开启孔子的人，并非仅仅以军事见长。古代有文事必定有武备，所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道不分，无事时用来治国，有事时用来行军。所以《诗经》说：“维师尚父，此时如鹰飞扬，辅佐那武王，大肆征伐大商。”这不过是在平时用仁义之道教化百姓，在临事时警戒百姓，率领有勇知方的民众，进行伐暴救民的举动罢了。后世的儒者拘泥于章句的俗学，沉溺于性命的陈言，不通达世务，所以不懂军事的人多，而所谓懂军事的人都被归入权谋术数一类，从此文武遂分，哪里知道三代以上不是这样的呢！晋文公组建三军，谋划元帅人选，赵衰说：“却谷可以，他崇尚礼乐并敦厚《诗》、《书》。”霸主的辅佐尚且能用《诗》、《书》礼乐来行军，何况太公是王者的辅佐，反而会说这些权谋术数的话吗？况且《六韬》所说的，术浅而文陋，与孙武、吴起的书相比还远远不如，必定是秦汉之间的人伪撰的，大概因为太公曾辅佐武王伐商，所以附会在他身上罢了。后人相信它是真实的，太过分了！所以现在不收录。
△《丹书》的箴言未必可信
《大戴礼记》说：“武王即位三天，召见师尚父并问他，说：‘黄帝、颛顼的道还存在吗？’师尚父说：‘在《丹书》中，大王想听就斋戒。’武王斋戒三天，穿戴端正，师尚父也穿戴端正捧着书进来，说道书中的话：‘恭敬胜过懈怠则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则灭亡。义理胜过欲望则顺从；欲望胜过义理则凶险。凡事，不努力就会歪曲；不恭敬就不端正。歪曲的会灭亡废弃；散漫的会万世流传。’”这件事有人认为是在武王即位之初，有人认为是在武王灭商之后。我按：“敬胜”等几句话，文字简练而意思周全，事情简约而功效广大，确实是圣贤警戒的话语，帝王修持的要术。然而武王有文王这样的圣父、太姒这样的圣母，他们在家中的教诲难道不是以“小心翼翼”、“缉熙敬止”的意义朝夕提撕提醒他，而一定要等到做君主的时候，斋戒三天，然后才能听到这些创论吗！况且如果认为这是在即位之初，那么与后文“所监不远，视尔所代”，以及“予一人”的话不合；如果认为这是在灭商之后，那么
尚父乃武王之师，十馀年中所启沃者何事，而此语乃秘之而不以告乎！要其先後实为矛盾。或太公尝以敬义之旨告武王，而後人遂附会之而为此说与？故今不录。
译姜太公是周武王的老师，在十多年间所启发开导的究竟是什么事情，而这句话却秘而不宣、不告诉武王呢！究其先后，实际上存在矛盾。或许太公曾经以恭敬道义的宗旨告诫武王，而后人便据此附会出这种说法吧？所以现在不予收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辨伯禽、太公报政迟速之说
《史记鲁世家》云：“伯禽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说苑》云：“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者先疏後亲，先义後仁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曰：‘何治之难也？’对曰：‘亲亲者先内後外，先仁後义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余按：太公、伯禽皆圣贤也，其为治不必尽同，然大要不甚相远；至其久近强弱之异？则其後世子孙之故；乌有立法之初而即相背而驰者哉！齐封於武王世，鲁封於成王世，其相隔远矣，安得同时而报政！且报政之日，《史记》以齐为五月，《说苑》以为三年，《史记》以鲁为三年，《说苑》以为五年，传闻之异显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冉有之言志也，皆云“三年可使有勇，足民”。子产之治郑，亦三年而後舆人诵之。三年政成，常也；伯禽之三年何得为迟，太公之三年亦何得为疾，而周公乃异之乎！此乃後人据其後日国势而撰为此说者，不足据。《吕氏春秋》亦载此事，而其文尤支离。故今皆不录。
【备考】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
△辨杀狂▯、华士之说
《韩非》云：“齐有居士曰狂▯，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於人也。’太公使吏杀之。周公发急传而问之。太公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掘井而饮，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是以诛之。’”余按：太公佐文、武以开周，孟子列太公於“见知”之敷，则太公必以仁义治国者也，乌有怒人之不仕而杀之者哉！齐国之民众矣，耕田掘井而不仕者不可胜数也，太公又安能尽杀之！曰：为其贤而不仕也。然则是以其贤而後杀之，齐国岂复敢有为贤者哉：人臣之患患在於贪爵禄，贪爵禄则必不能直道而行，故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以其不贪爵禄而杀之，是驱一国而使之皆惟利是图也。尧、舜在上，不废巢由；箕子不臣於周，则封之於朝鲜，圣贤之心亦可见矣。汉光武欲仕严子陵，子陵曰：“士各有志，岂相强哉！”光武犹能容子陵，太公之贤乃反不能容二子之不仕乎！此乃法家之徒疾士之高尚，欲强天下贤人使入己彀，而伪▯之於太公者。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杀营荡之说
《春秋繁露》称：“营荡为齐司寇，太公问以治国之要，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立而诛之，以定齐国。’余按：此说至为无理。三代以上从无此等语言；藉令果有此人，太公必不仕之以官而访之以政也。此乃名、法之徒毁仁义者之所为说，《繁露》误采之耳。今不录。
○召康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诗大雅》）
“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同上）
【备览】“召
译【附论】“吴国公子季札前来聘问，请求观赏周朝的乐舞。乐工为他演奏《齐》乐，他赞叹道：‘美好啊，气势浩大，真是大国风范！作为东海地区的表率，大概是太公吧！这个国家的未来不可限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周公、太公是周王室的重要辅臣，共同辅佐成王。成王慰劳他们并赐下盟约，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不得互相侵害！’”（《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辨析伯禽、太公治理政事迟速的说法
《史记·鲁世家》记载：“伯禽受封于鲁国，过了三年才汇报政绩。周公说：‘为什么这么迟缓？’伯禽说：‘我改变了那里的风俗，改革了那里的礼制，守丧三年后才废除旧俗，所以迟缓。’太公也受封于齐国，五个月就汇报了政绩。周公说：‘为什么这么快？’太公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仪，顺从那里的风俗。’等到后来听说伯禽汇报政绩迟缓，周公感叹道：‘唉，鲁国后代大概要面向北方侍奉齐国了！’”《说苑》记载：“伯禽与太公都受封而各自前往封国；三年后，太公前来朝见。周公说：‘为什么治理得这么快？’太公回答说：‘尊重贤能的人，先疏远后亲近，先重义后重仁。’周公说：‘太公的恩泽能延续五代。’五年后，伯禽前来朝见。周公说：‘为什么治理得这么艰难？’伯禽回答说：‘亲近亲人，先内部后外部，先重仁后重义。’周公说：‘鲁国的恩泽能延续十代。’”我按：太公、伯禽都是圣贤，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必完全相同，但大体上不会相差太远；至于后来国家长久或短暂、强大或弱小的差异，那是后世子孙造成的；哪有在制定法度之初就背道而驰的道理呢！齐国在武王时代受封，鲁国在成王时代受封，两者相隔时间很远，怎么能同时汇报政绩呢！况且汇报政绩的时间，《史记》说齐国是五个月，《说苑》说是三年；《史记》说鲁国是三年，《说苑》说是五年，传闻的差异显而易见。孔子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成功。”子路、冉有谈论志向时，都说“三年可以使百姓勇敢，使百姓富足”。子产治理郑国，也是三年后百姓才歌颂他。三年政事成功，是常理；伯禽的三年怎么能说是迟缓，太公的三年又怎么能说是快速，周公怎么会对此感到诧异呢！这是后人根据后来两国的国势而编造的说法，不足为据。《吕氏春秋》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文字更加支离破碎。所以现在都不予收录。
【备考】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楚成王派人对军队说：‘您住在北海，我住在南海，只是风马牛都不相及。没想到您会涉足我的土地，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的先君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长官，你都可以征伐，以辅佐周王室。赐给我的先君征伐的范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左传》僖公四年）
△辨析杀狂矞、华士的说法
《韩非子》记载：“齐国有位隐士叫狂矞、华士，兄弟二人，发表议论说：‘我们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耕种田地来吃饭，挖掘水井来喝水，我们不向任何人有所求。’太公派官吏杀了他们。周公发出紧急传令询问原因。太公说：‘不臣服天子，是希望无法让他臣服。不结交诸侯，是希望无法让他听命。耕种田地吃饭，挖掘水井喝水，是希望无法用赏罚来劝勉或禁止他。因此杀了他们。’”我按：太公辅佐文王、武王开创周朝，孟子将太公列入“见知”一类，那么太公一定是以仁义治理国家的人，怎么会有因为别人不做官就杀他的事呢！齐国人口众多，耕田掘井而不做官的人数不胜数，太公又怎么能把他们全部杀光呢！有人说：是因为他们贤能而不做官。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贤能而后杀他们，齐国难道还敢有贤能的人吗：臣子的祸患在于贪图爵位俸禄，贪图爵位俸禄就必然不能坚持正道而行，所以孔子说：“如果担心失去它，就会无所不为。”现在因为别人不贪图爵位俸禄就杀他，这是驱使全国人都只图利益。尧、舜在上位，不废弃巢父、许由；箕子不臣服于周，就封他在朝鲜，圣贤的心意也可以看到了。汉光武帝想任用严子陵，严子陵说：“士人各有志向，怎么能强迫呢！”光武帝尚且能容忍严子陵，太公的贤能反而不能容忍这两个人不做官吗！这是法家之徒痛恨士人的高尚，想强迫天下的贤人进入自己的圈套，而假托太公之名的说法。所以现在不予收录并加以辨析。
△辨析杀营荡的说法
《春秋繁露》记载：“营荡担任齐国司寇，太公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要领，他回答说：‘仁爱的人爱护别人，义气的人尊敬老人；爱护别人的人有儿子却不依靠儿子的劳力，尊敬老人的人妻子年长而丈夫向她行礼。’太公站起来杀了他，以此安定齐国。”我按：这种说法极其无理。夏商周三代以前从来没有这种言论；假使真有这个人，太公一定不会任用他做官并向他咨询政事。这是名家、法家之徒诋毁仁义的说法，《春秋繁露》错误地采纳了它。现在不予收录。
○召康公
“从前先王接受天命，有如召公，每天开拓国土百里。”（《诗经·大雅》）
“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召公是栋梁。”（同上）
【备览】“召
△辨《伪书旅獒》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有《旅獒篇》，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余按：此篇之文浅弱细碎，乃杂缀传记之嘉言以成篇者。“狎侮君子”数言，与篇意全不类；“为山九仞”二语，则隐括《论语》之文为之者，其伪固不待言。而於召公称为“太保”，亦与事理不合。何者？古之师保皆所以辅导人主，体隆礼重，故常以耆宿大臣为之，非若後世止为官阶以宠贵臣，虽子弟武夫皆可循次而迁转也。故《传》云：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又云：“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召公在文王时无所知名，而至康王时犹存，则其年当与周公相若。少於武王者，不得为武王之太保也。是以《史记周本纪》於文王时无一言及於召公者；武王即位，乃云“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其後召公凡屡见，皆称为“召公”，不称为太保；至成王世，迁殷遗民之後，乃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而《书君▯篇序》亦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处王为左右”。然则是召公於成王时始为太保，不得於武王时豫书为太保也，周公不得为武王师，召公安得遂为武王保也！作《伪书》者盖见《召诰》、《顾命》之於召公皆称之为“太保”，不求其故，而遂於武王之世亦以是称之；正如《吕觉》之称“武王使保召公与微子盟”者然，皆由於臆度而伪撰，是以考其时势而不符耳。且《史记》多采《书序》之文，而此篇之《序》独不见於《本纪》，疑《书》与《序》出於一人之手。故今并不录。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书召诰》）
“周公若曰：‘君▯，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後人于丕时。呜呼，笃▯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书君▯》）
△辨召公不说周公摄政之说
《书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作《君▯》。”《史记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马氏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摄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复列在臣位，故不说。”孔氏颖达云：“成王即政之初，召公以周公尝摄王之政，今复在臣位，其意不说。”《蔡传》以为“诸家之说皆为《序》文所误，乃召公自以盛满难层，欲避权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谕以留之尔。”余按：《史记》之意以为此篇作於周公践阼之初，马、孔之说则在周公还政之後，然《书序》皆不见此意，但云“召公不说”，未言不说者何事；云“相成王为左右”则亦与周公践阼无涉也。盖诸家皆因《戴记》中有周公践阼之说先入而为之主，故司马氏亿料之而为是言，马氏、孔氏又以《史记》之说与《序》“相成王”之文不合，故曲为之解，以为周公还政之後而召公不说，其实皆非《书序》意也。惟《蔡传》谓“召公欲避权位，周公留之”，於义为近。然细玩篇中之语，无非勉厉
译△辨《伪书旅獒》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中有《旅獒》篇，说：“只有攻克商朝之后，才打通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西旅进献了他们的猛犬，太保于是作了《旅獒》，用来训诫成王。”我考察：这篇文章文辞浅薄柔弱、琐碎细碎，是杂凑传记中的嘉言善语拼凑而成的。“狎侮君子”这几句话，与全篇主旨完全不相类；“为山九仞”这两句话，则是隐括《论语》的文句而作的，它的伪作性质本来就不待言说。而且文中称召公为“太保”，也与事理不合。为什么呢？古代的师保都是用来辅导君主的，地位尊崇、礼遇厚重，所以常由德高望重的老臣担任，不像后世仅仅作为官阶来宠幸贵臣，即使是子弟武夫都可以按次序迁转升任。所以《传》说：“没有师保，就像面对父母一样。”又说：“太子在位时，师保侍奉着他，早晨在婴齐宫朝见，晚上在侧宫侍奉。”召公在文王时没有知名，到了康王时还健在，那么他的年龄应当与周公相仿。比武王年轻的人，不能担任武王的太保。因此《史记·周本纪》在文王时没有一句话提到召公；武王即位，才说“召公、毕公等人辅佐在王左右”；此后召公屡次出现，都称为“召公”，不称为太保；到了成王时期，迁移殷商遗民之后，才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而《尚书·君奭》篇序也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共同辅佐成王作为左右”。既然这样，那么是召公在成王时才担任太保，不能在武王时就预先书写为太保，周公不能担任武王的师，召公怎么能就担任武王的保呢！作《伪书》的人大概看到《召诰》、《顾命》中对召公都称之为“太保”，不探究其中的缘故，于是就在武王时也这样称呼他；正如《吕刑》中称“武王派遣保召公与微子结盟”那样，都是由于主观臆测而伪撰，所以考察时势就不相符了。况且《史记》多采录《书序》的文句，而这篇的《序》唯独不见于《本纪》，怀疑《书》与《序》出自一人之手。所以现在一并不予收录。
“太保于是率领各国诸侯出去取来币帛，又回来赏赐给周公说：‘拜手稽首，旅王和周公，告诫殷商众人，以及你们的办事官员。唉，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这大国殷商的命运；只有王承受天命，没有穷尽的只有美善，也没有穷尽的只有忧虑！唉，怎么能不恭敬呢：……唉，如同生子，没有不在他刚出生时，自己给予明智的命运！现在上天赋予明智，赋予吉凶，赋予国运年数；知道我现在初登王位。居住在新邑，所以希望王赶快敬重德行；王运用德行，祈求上天永久的命运。希望王不要因小民而放纵使用非正常的刑罚，也不敢灭绝杀戮使用常刑，小民如果有功劳。希望王地位以德行为根本，小民才以刑罚用于天下，从而彰显王的显赫。上下勤勉忧虑，可以说我承受天命，非常像夏朝的国运年数，不要废弃殷朝的国运年数。希望王以小民承受上天永久的命运。’”（《尚书·召诰》）
“周公说：‘君奭，不吉祥，上天降下丧乱于殷商。殷商已经坠落了它的命运，我们周朝已经承受，我不敢知道说它的基础永远信服于美善，如果上天真诚，我也不敢知道说它的最终出于不祥！’……周公说：‘君奭，告诉你我的诚信。保奭，如果你能敬重我，鉴戒于殷商的大丧乱，于是思念我的天威。我不允许像这样告诫，我只说襄助我们两人。你有契合吗，言语说在于你们两人。天福更加到来，只有你们两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敬重德行，显明我的俊才民众，在于让后人处于伟大的时代。唉，笃实你们两人，我才能到达今天的美善！我们都完成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大大覆盖，海边日出之处，没有不率领顺从的！’”（《尚书·君奭》）
△辨召公不说周公摄政之说
《书序》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共同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召公不悦，作了《君奭》。”《史记·燕世家》说：“成王已经年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怀疑他，作了《君奭》。”马融说：“召公因为周公已经摄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应该再列在臣位，所以不悦。”孔颖达说：“成王即政之初，召公因为周公曾经摄行王的政事，现在又在臣位，他的心意不悦。”《蔡传》认为“诸家的说法都被《序》文所误导，乃是召公自己认为盛满难久，想要避权位，退老于他的封邑，周公反复告谕以挽留他罢了。”我考察：《史记》的意思认为这篇文章作于周公践阼之初，马、孔的说法则在周公还政之后，然而《书序》都不见这些意思，只说“召公不悦”，没有说不悦的是什么事情；说“相成王为左右”也与周公践阼无关。大概诸家都因为《戴记》中有周公践阼的说法先入为主，所以司马氏推测而这样说，马氏、孔氏又以《史记》的说法与《序》“相成王”的文句不合，所以曲解，认为周公还政之后而召公不悦，其实都不是《书序》的意思。只有《蔡传》说“召公想要避权位，周公挽留他”，在义理上较为接近。然而仔细玩味篇中的言语，无非是勉励
召公同心协力，共辅大业，不但不见召公有不说周公之意，亦殊不见召公有盛满难居之心。然则此篇乃周公自与召公相劝勉之言，初无别故如後人所云云也。禹、皋陶之相舜也，既各以谠言告舜矣，而二人者亦互相劝勉；不必相疑而後然也。今周公既作《立政》、《无逸》以勉成王，召公亦作《召诰》以勉成王矣，则二公之相处亦必有互相勉厉之语，乃人情之常，大臣忧国之心之所必至；初不必於《经》文之外别寻事端而曲为之说也。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故今於《书序》、《史记》诸家之言概不载。周公无践阼之事说已详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译召公与周公同心协力，共同辅佐大业，不仅没有见到召公对周公有不满之意，也完全没有见到召公有因功高而难以自处之心。既然如此，那么这篇文章乃是周公与召公互相劝勉的话语，起初并没有后人所说的那些其他缘故。禹和皋陶辅佐舜的时候，既然各自用正直的言论告知了舜，这两人之间也互相劝勉；并非一定要互相猜疑才会如此。如今周公已经作《立政》、《无逸》来勉励成王，召公也作《召诰》来勉励成王，那么两位公爵相处之间，必然也有互相勉励激励的话语，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大臣忧国之心所必然达到的境界；起初不必在经文之外另寻事端而强行曲解。召公当时应当也有告知周公的文章，只是史书遗失罢了。所以现在对于《书序》、《史记》等各家所说的话一概不予记载。周公没有践阼之事，在前面《周公相成王篇》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诗召南》）
【附录】“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以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左传》襄公十四年）
○召穆公
宣王之中兴，召穆公之功为大，故特录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周语》以《常棣篇》为周文公作之非
《周语》云：“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卫宏《毛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说皆与《春秋传》异。韦氏昭孔氏颖达咸谓“召穆公重述此诗而歌之”。杜氏、林氏注《左传》，遂亦沿其说云：“周公作诗，召公歌之；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盖乐章久废，召穆公始作周公乐歌也。”余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创之之谓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诗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则文当云“纠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当云“作诗”也。周公之事，此传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若此诗果周公所作，则文当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作《常棣》焉，其词云云。”不当於周公绝口不言，而於召公反历历述之也。且其诗云：“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又云：“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皆似中衰之後，不类初定鼎时语。况作乱者，管、蔡兄弟也，以殷畔者，管、蔡兄弟之亲其所疏而疏其所亲也，而此诗反云“兄弟急难，良朋永叹”，“兄弟外御其侮，良朋▯也无戎”，语语与其事相反，何邪？若周公果因闵管、蔡而作此诗，则当自愧无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则述管、蔡之▯间王室以为兄弟戒，不当反护兄弟之罪而斥异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贤侯，从征之义士，闻之而投戈太息也。盖此传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语》者误会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御其侮”之句为周公之所作；撰《诗序》者又为《国语》所误，因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事当之耳。不知所谓曰“莫如兄弟”者，但谓其意如此，其言如此，非谓其诗如此也；所谓“惧有外侮”者，但言其心惧有外侮，非必作诗言“外御其侮”然後得为惧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诗，如合符节，故云“召穆公亦云”，非以歌周公之诗为“亦云”也。所以郑、唐旧说皆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白韦氏、杜氏曲护《周语》、《诗序》之失，於是《传》之明明称为召公所作者，巧辞强说，百计以属之周公；虽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从而附和之，遂致诗人之意大半晦於说《诗》之人，亦可为之长太息矣，且夫说经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周语》、《诗序》既与《左传》不同，《左传》果是则《周语》、《诗序》必非，《周语》、《诗序》果是则《左传》必非。周则周，召则召，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两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无非，委曲展转以求两全，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故今从《左传》载之。此说并见《正录》中《六月》、《出车》条下。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诗小雅》）
△《黍苗篇》之称美
宣王封申之功，具在《崧高》一诗，已摘录之於《宣王篇》中矣。此篇专美召公，故录於此。
“‘▯尔圭瓒，▯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诗大雅》）
△《江汉篇》之受赐
此诗前三章叙召公经略江、汉之事，乃国家大政，故摘录之於《宣王篇》中。後三章▯言召公受赐事故摘录
译“枝叶蔽芾的甘棠树，不要剪伐它！那是召伯曾经住过的地方。枝叶蔽芾的甘棠树，不要剪坏它！那是召伯曾经休息的地方。枝叶蔽芾的甘棠树，不要剪拜它！那是召伯曾经停驻的地方。”（《诗经·召南》）
【附录】“武子的德行在百姓心中，就像周人思念召伯那样；他们爱惜那甘棠树，何况是他的子孙呢！”（《左传》襄公十四年）
○召穆公
周宣王的中兴，召穆公的功劳最大，所以特别记录他。
“召穆公担忧周朝的德行不再像从前那样，所以在成周召集宗族，并创作诗歌说：‘常棣树的花，花萼紧连；当今的人，没有比得上兄弟的。’其中第四章说：‘兄弟在家里争吵，对外则共同抵御欺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国语·周语》认为《常棣》篇是周文公所作，这是错误的
《国语·周语》说：“周文公的诗说：‘兄弟在家里争吵，对外则共同抵御欺侮。’”卫宏的《毛诗序》说：“《常棣》是用来宴饮兄弟的。哀悯管叔、蔡叔失去正道，所以创作了《常棣》。”他们的说法都与《春秋左氏传》不同。韦昭、孔颖达都认为是“召穆公重新叙述这首诗并歌唱它”。杜预、林孝存注解《左传》，于是也沿袭他们的说法说：“周公创作诗歌，召公歌唱它；富辰认为是召穆公所创作的，大概是乐章长久废弃，召穆公才开始创作周公的乐歌。”我考察：“作”的意思，是以前没有而首创的意思，所以说“述而不作”。如果这首诗果然是周公所作而召公只是歌唱它，那么文字应当说“在成周召集宗族并歌唱《常棣》”，不应当说“创作诗歌”。周公的事迹，这篇传记的前文已经说过了，说：“周公哀悯管叔、蔡叔不和，所以分封亲戚来作为周的屏障。”如果这首诗果然是周公所作，那么文字应当说“分封亲戚来作为周的屏障，并创作《常棣》，其中的词句是……”，不应当对周公只字不提，反而对召公详细叙述。况且那首诗说：“死亡丧事的威严，兄弟非常关怀。”又说：“丧乱已经平定，既安定又宁静。”都像是王朝中衰之后的话，不像刚定鼎时的话语。何况作乱的是管叔、蔡叔兄弟，以殷商叛乱的是管叔、蔡叔兄弟，他们亲近所疏远的人而疏远所亲近的人，而这首诗反而说“兄弟遭遇急难，好友长久叹息”，“兄弟对外抵御欺侮，好友〇也无用”，句句与他们的事相反，为什么呢？如果周公果然因为哀悯管叔、蔡叔而创作这首诗，那么应当自愧没有德行来教化兄弟，使他们陷入大罪；不然，就应当叙述管叔、蔡叔〇间王室来作为兄弟的警戒，不应当反而庇护兄弟的罪过而排斥异姓的疏远，让天下勤王的贤侯，从征的义士，听到后扔下武器叹息。大概这篇传记的后文说：“周朝有美德，还说‘没有比得上兄弟的’，所以分封他们；他们安抚天下，还担心有外侮，〇抵御外侮的没有比得上亲近亲属的，所以用亲属作为周的屏障。召穆公也说。”撰写《国语·周语》的人误解了它的意思，于是怀疑“没有比得上兄弟”“对外抵御欺侮”的句子是周公所作的；撰写《诗序》的人又被《国语》所误导，于是臆测而把管叔、蔡叔的事对应上去。不知道所谓“没有比得上兄弟”的，只是说它的意思如此，它的话语如此，不是说它的诗歌如此；所谓“担心有外侮”的，只是说它的心担心有外侮，不一定创作诗歌说“对外抵御欺侮”然后才能算是担心；周公的意思，召公的诗歌，如同符合符节，所以说“召穆公也说”，不是以歌唱周公的诗歌为“也说”。所以郑玄、唐代的旧说都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白韦昭、杜预曲意庇护《国语》、《诗序》的错误，于是《左传》明明称为召公所作的，巧言强辩，千方百计地归之于周公；即使是朱熹这样最不信《诗序》的人，也附和它，于是导致诗人的意思大半被说诗的人遮蔽，真可以为之长叹啊。况且解说经书的人只求确定一个正确的说法：《国语》、《诗序》既然与《左传》不同，《左传》如果是对的，那么《国语》、《诗序》必定是错的，《国语》、《诗序》如果是对的，那么《左传》必定是错的。周就是周，召就是召，即使是三尺孩童都知道它们不能同时正确。却一定要使它们都正确而没有错误，委曲辗转以求两全，最终却行不通，这也太笨拙了！所以现在遵从《左传》的记载。这个说法也见于《正录》中《六月》、《出车》条下。
“肃肃谢地的功业，召伯经营它。烈烈征战的军队，召伯成就它。原野洼地已经平整，泉水溪流已经清澈，召伯有成就，君王的心就安宁了！”（《诗经·小雅》）
△《黍苗》篇的称颂
宣王封申伯的功绩，全在《崧高》一诗中，已经摘录在《宣王篇》中了。这篇专门赞美召公，所以记录在这里。
“‘〇你的圭瓒，〇香酒一卣。向文王祷告？赐予山土田地。在周接受天命，自召祖接受命令。’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诗经·大雅》）
△《江汉》篇的受赐
这首诗前三章叙述召公经略江、汉的事，是国家大政，所以摘录在《宣王篇》中。后三章〇叙述召公受赐的事，所以摘录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警於国曰：‘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土，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原注，“懿”读曰“抑”。）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楚语》）
【存参】“《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诗序》）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邶》、《▯》、《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史记》载袭杀共伯事之非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侯卒，太子共伯馀立。共伯弟和袭共伯於墓上；共伯入▯侯羡自杀。卫人立和为侯，是为武公。”司马贞《索隐》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国语》称武公年九十五，犹箴诫於国，恭恪於朝，作《抑》自警，至於没身，谓之睿圣。《诗》著卫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杀。若武公杀兄而代立，岂可为训，而形之於国史乎！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此记耳。”其论当矣。近世说者乃谓武公前後善恶自不相掩，不必以其弑君为讳，反若真有其事，《索隐》之言为非是者。余按：乐以象德，故曰“见其乐而知其德”；若武公弑兄自立，大本失矣，其乐复何足观，而季札让国之贤，亦必不服膺於弑兄之贼也。逆取顺守，以结民心，世有之矣，然必无称以“睿圣”者；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加此不情之名！倚相引此以讥史老，史老其无词乎！武公之未尝弑兄亦明矣。《毛诗》诸序固不能无附会，然以其说与《史记》互较之，《柏舟》在《▯风》之首，《墙茨》之前，其世近是也；“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事亦近是也。回环讽诵，但有以死自守之心，而绝无伤其夫死於非命之意；以为早卒而非被弑，此固无从见其为误者也。《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武王诰康叔而封为卫侯也；而《卫世家》乃采世俗之说，谓周公以《康诰》命康叔，谓顷侯赂周夷王，命为卫侯；其前文既与《经》剌谬如是，此又不可据以为实者也。由是言之，共伯之死当从《诗序》，不当从《史记》，断断然矣。《索隐》之说是也。又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饰，父亡则脱左髦，母亡则脱右髦；今云“{髟▯}彼两髦”，则是共伯死时父母固犹存也。父母犹存，则非立后为弟所弑明矣。乃孔氏《诗正义》谓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时之饰，呜乎，但欲曲全前人之说，遂不难於委曲宛转以诬圣贤而入其罪，吾诚不知其何心也！故今复申《索隐》之意而详辫之。
【存参】“《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诗序》）
△入相事或可信
按：卫之贤君无如武公者，《序》说近是。至称“入相于周”，虽无左证，然《宾筵》与《抑》二诗皆列于《雅》，则理亦或有之。故列之于存参。
【存参】“《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後汉书注》）
△《宾筵》非刺王
按《宾筵》诗意、与《抑》略相类，重在饮酒耳。此说近是。至《诗序》以为“刺王”，则篇中未见此意。故舍彼而采此。
△平戎事来可信
《史记》，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佐周，平戎有功。余按：《大雅》篇次无颠倒者；而《抑》在《桑柔▯汉》之前，故《序》以为厉王时诗。若武公於厉王时已为诸侯，则非立於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恐《史记》有误也。观《史记》於齐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说见《孟子事实录》中），则此年世宁可深信。故今不敢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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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从前卫武公年纪九十五岁了，仍然在国中告诫说：‘从卿大夫以下直到师长、司徒，凡是朝中任职的人，不要认为我年老昏聩就舍弃我；一定要在朝堂上恭敬谨慎，早晚互相告诫我！’……在车上有旅贲的规劝，在位宁有官师的典训，倚靠几案时有诵训的进谏，居住寝宫时有近侍的箴言，处理政事时有瞽史的指导，宴饮闲居时有师工的吟诵。……于是作《懿戒》（即《抑》）来警戒自己。等到他去世时，人们称他为睿圣武公。”（《国语·楚语》）
【存参】“《柏舟》，是共姜自誓的诗。卫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坚守节义；父母想强行改嫁她，她发誓不允许，所以作这首诗来断绝这种念头。”（《毛诗序》）
【附论】“吴国公子札来聘问，请求观赏周乐。为他演唱《邶》、《鄘》、《卫》时，他说：‘美好啊！深沉啊！忧愁而不困顿的样子。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大概是《卫风》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史记》记载袭杀共伯一事是错误的
《史记·卫康叔世家》说：“鄘侯去世，太子共伯馀即位。共伯的弟弟和趁共伯在墓上时袭击他；共伯进入鄘侯的墓穴自杀。卫国人拥立和为国君，这就是武公。”司马贞《索隐》说：“季札赞美康叔、武公的德行；《国语》称武公九十五岁，仍然在国中告诫，在朝堂上恭敬谨慎，作《抑》来自我警戒，直到去世，被称为睿圣。《诗经》记载卫世子共伯早死，没有说他是被杀的。如果武公杀兄夺位，怎么能作为典范，而载入国史呢！大概是太史公采纳了杂说才这样记载的。”他的论断是正确的。近代有人却说武公前后的善恶行为各自不相掩盖，不必因为弑君而隐瞒，反而好像真有此事，《索隐》的话是错误的。我考察：音乐用来象征德行，所以说“看到音乐就知道德行”；如果武公杀兄自立，根本的大义就丧失了，他的音乐还有什么值得观赏的，而季札让国的贤德，也一定不会信服弑兄的贼人。逆取顺守，来收揽民心，世间也有这种情况，但一定不会有被称为“睿圣”的；如果不是丧心病狂，怎么会加上这样不合情理的名号！倚相引用这个来讥讽史官，史官恐怕无言以对吧！武公没有杀兄也是明显的了。《毛诗》各序固然不能没有附会之处，但用它的说法与《史记》互相比较，《柏舟》在《鄘风》之首，《墙茨》之前，其时代相近是可信的；“我仪我特”的称呼，“之死靡他”的话语，其事也相近是可信的。反复讽诵，只有以死自守的心意，而绝无伤害其夫死于非命的意味；认为早卒而非被弑，这本来就无法看出它是错误的。《康诰》说：“王说：‘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这是武王诰命康叔而封他为卫侯；而《卫世家》却采纳世俗的说法，说周公用《康诰》任命康叔，说顷侯贿赂周夷王，被任命为卫侯；前面的文字既然与《经》如此违背，这又不可据为事实。由此说来，共伯的死应当遵从《诗序》，不应当遵从《史记》，这是确定的。《索隐》的说法是对的。又考察“髦”是儿子侍奉父母的装饰，父亲去世就脱去左边的髦，母亲去世就脱去右边的髦；现在说“{髟〇}彼两髦”，那么共伯死时父母还健在。父母还健在，就不是立后而被弟弟所弑，这是明显的。于是孔氏《诗正义》说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时的装饰，唉，只想曲意保全前人的说法，就不难委曲宛转地诬蔑圣贤而使其获罪，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用心！所以现在重申《索隐》的意思而详细辩驳。
【存参】“《淇奥》，赞美武公的德行。有文采，又能听取规劝，以礼自我防范，所以能入朝做周朝的宰相，赞美他而作这首诗。”（《毛诗序》）
△入相一事或许可信
考察：卫国的贤君没有比得上武公的，《序》的说法接近事实。至于称“入相于周”，虽然没有旁证，但《宾筵》与《抑》两首诗都列在《雅》中，那么道理上或许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列在存参中。
【存参】“《宾之初筵》，是卫武公饮酒悔过的诗。”（《后汉书注》）
△《宾筵》不是讽刺周王
考察《宾筵》诗意，与《抑》大致相似，重点在饮酒上。这种说法接近事实。至于《诗序》认为是“讽刺周王”，则篇中未见此意。所以舍弃那种说法而采纳这种说法。
△平戎一事不可信
《史记》记载，武公在周宣王十五年即位；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率兵辅佐周朝，平定戎人有功。我考察：《大雅》篇次没有颠倒的；而《抑》在《桑柔》《江汉》之前，所以《序》认为是厉王时的诗。如果武公在厉王时已经是诸侯，那么就不是在宣王时即位，而犬戎之乱就不应当在武公时代了。恐怕《史记》有误。看《史记》对齐威、宣二王都提前了几十年（说法见《孟子事实录》中），那么这些年世怎么能深信。所以现在不敢轻易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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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孔子为万世师；其道载於《六经》，而其行事则《史记世家》外，《家语》、《孔丛》诸书皆有所记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无谬妄，何有於馀子！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当如是，而况乎万世之师！当孔子时，列国之君虽不能显其身，而贤人君子莫不知其为圣。及乎战国，异端竞起，阳尊之而阴诋之，依▯附会，思欲凌驾其上以自伸己说。二千年来，展转相传，真伪杂出，有识之士虽或随事纠正，而沿袭既久，未能粲然旷然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备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动莫非道之见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
大名崔东壁熟读三代圣贤之书，尽祛後世纰谬之说因疑而征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录而辨之，题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别为《洙泗考信录》四卷，正讹辟妄之功与诸录等。其门人陈介存刻於南昌。越十馀年，东壁覆加审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东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录，而以忧去官，《洙泗》一录未及付梓。孔生广沅，介存之门人也，行谊最笃，受书於介存而出资刻之；请序於予，为予尝序其《三代考信录》也。
自孔子设教洙、泗之间，七十子之徒传其所学，遭秦历汉，师承不绝。晋氏永嘉丧乱，古学遂湮。唐、宋以来，词章义理帖括之学此盛则彼衰，其弊也记诵繁芜而寡要，议论驰骋而无根，洙、泗一源不啻流为潢污行潦矣。崔东壁曰：“学者日读孔子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一憾也。”此其著录之大指也。
孔生师介存，介存师东壁，皆能不负所传，庶几古人师承不绝之义乎？介存归里，孔生复从予游，为予与介存少同学，长同游也。然则是书之传，岂不由於师友之相得哉！
嘉庆戊寅岁，九月，望日，浪穹王崧（旧名藩）乐山撰。
●自序
（刚案：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洽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
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续，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
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
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
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
译●序
孔子是万世的老师；他的道记载在《六经》中，而他的行事除了《史记·孔子世家》外，《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也都有记述。然而《世家》中的言论已经不能没有错误和虚妄，何况其他书籍呢！孟子说：“吟诵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因此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与古人交朋友’。”与古人交朋友尚且应当如此，何况是万世的老师呢！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各国的君主虽然不能显扬他的身份，但贤人君子没有不知道他是圣人的。到了战国时期，异端学说竞相兴起，表面上尊崇他而暗中诋毁他，牵强附会，想要凌驾于他之上以伸张自己的学说。两千年来，辗转相传，真伪混杂出现，有见识的人士虽然有时随事纠正，但沿袭已久，未能清晰明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完备于孔子一身，他的一言一动无不是道的体现，事情如果滋生怀疑，道就会因此晦暗，考证信实的功夫怎么可以缺少呢！
大名崔东壁熟读夏、商、周三代圣贤的书，尽数祛除后世的错误言论，因怀疑而考证信实，对于上古、唐、虞、夏、商、周的事都记录并辨析，题为“考信”。而孔子的事另外编为《洙泗考信录》四卷，纠正错误、驳斥虚妄的功劳与诸录相等。他的门人陈介存在南昌刻印。过了十多年，东壁再次审定，想要重新刻印，未完成就去世了。介存任职太谷，从东壁家中求得此书；刚刻印他的《三代考信录》，却因忧惧离职，《洙泗》这一录未能付梓。孔生广沅，是介存的门人，品行道义最笃实，从介存那里接受此书并出资刻印；请我为之作序，因为我曾经为他的《三代考信录》作过序。
自从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设教，七十位弟子传承他的学问，经历秦朝到汉朝，师承没有断绝。晋朝永嘉之乱，古学于是湮没。唐、宋以来，词章义理和科举之学此盛彼衰，其弊端是记诵繁杂而缺乏要领，议论驰骋而没有根据，洙、泗这一源头几乎流成了污水和路上的积水。崔东壁说：“学者每天读孔子的书却不知道他的为人，不能考证他的先后，辨别他的真伪，伪学扰乱经典而不知道，邪说诬蔑圣人而不察觉，这也是圣道的一个遗憾。”这是他著录的大旨。
孔生师从介存，介存师从东壁，都能不辜负所传承的学问，大概符合古人师承不绝的意义吧？介存回乡，孔生又跟随我游学，因为我和介存年少时同窗，长大后同游。那么这本书的流传，难道不是由于师友相得吗！
嘉庆戊寅年，九月，十五日，浪穹王崧（旧名藩）乐山撰。
●自序
（刚案：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唐虞三代》诸录之后，为什么接着写《洙泗》呢？回答说：二帝、三王、孔子的事，是一样的；只是圣人所处的时势不同，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同。因此，二帝以德感化天下，三王以礼治理天下，孔子以学治理天下。
尧、舜以圣人身份居于帝位，所以能在当世布施他们的德政，任命官员治理政务，使百姓安定，奠定万邦基业，天下没有不顺应其生存而端正其命运的。所以说二帝以德治理天下。
禹、汤、文、武虽然也都有圣德，但拥有天下长达数百年，后来的君王不一定都有德，他们所依赖来维持天下的是三王制定的礼制。所以启贤能，能继承禹的道，那么天下朝觐诉讼的人都归向他；太甲颠覆汤的典刑，那么伊尹就把他放逐到桐宫。《传》说：“周礼未改，现在的君王，就是古代的帝王。”所以三王将天下作为家业，并不是把天下私归于子孙；他们的子孙能遵守先王的礼制，那么即使德行衰微，天下也有所依赖而不混乱。所以说三王以礼治理天下。
夏朝的礼制将要败坏时，汤起来维护它。商朝的礼制将要败坏时，文王起来维护它。到了周朝衰微，礼制也败坏了，不是圣人做天子就不能维护。而孔子以布衣身份处于这个际会，以德则无处施展，以礼则无处依托，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弟子以传给后世。因此孔子去世后，杨朱、墨翟并起，非议尧、舜，轻视汤、武，天下都迷失于邪说，等到秦朝，焚烧《诗》、《书》，坑杀儒士，尽灭先王的法度，然而齐、鲁之间唯独重视学问，还能述说二帝、三王的事。汉朝兴起，访求遗存的经典，表彰圣人的学问，天下都知道诵读效法孔子，因此帝王的道得以不坠，直到今天两千多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于世，人心风俗尚不至于大坏。假使没有孔子继承帝王之后，那么在杨、墨肆行之后，秦火之余，帝王的道还能有复存的吗！所以说孔子以学治理天下。
因此《孟子》、《几希》等章述说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事而接着述说孔子，《好辩章》叙述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也接着叙述孔子。韩愈说：“尧把这个传给舜，舜把这个传给禹，禹把这个
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心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剌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
译尧将道传给商汤，商汤以此传给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又传给孔子。”二帝、三王与孔子，所遵循的道没有两样。因此夏、商、周三代以上经与史不分开，经就是当时的史，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经。后世学者不了解圣人之道，其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困顿与显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经与史才开始分开。那些记述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事迹的人，致力于广泛记载，博采旁搜，却不以圣人的经典作为评判标准。那些钻研经典的人，则把才华耗费在章句训诂的细枝末节上，把心思耗尽于心性之学的空谈中，而不再考证古代帝王的实际行事。尤其荒谬的是，叙述道统时以孔子为开端，好像孔子自创了一种道似的。哪里知道孔子本来并没有另外的道，孔子的道就是二帝、三王的道！所以说：“孔子追溯并阐述尧、舜的道，效法并尊崇文王、武王的法度”；又说：“文王、武王的道并未坠落于地，孔子哪里没有学习呢？”假如孔子另有其道，那他与杨朱、墨子、佛教有何区别，为何唯独应当被尊崇信奉呢！
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卷一
△定本自识
初，余为《洙泗考信录》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携至京师，遇石屏陈履和，见而钞之。既而履和随任江西，余亦选得闽之罗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罗源。然是时馀已多所增易，与初本不同。既归河北，山居无事，乃复益加删改，录为定本。以贫，未及梓也。恐阅者以两本互异致疑，故特志其首尾，弁於简端。庚午二月，述自识。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事在春秋前，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饣▯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同上）
【备览】“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鲁语》）
按：《国语》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实；此虽无害於理，然难竟信，故别之以备览。後凡称“备览”者并仿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左传》隐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於郑而立之。”（《左传》桓公二年）
【存疑】“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公羊传》桓公二年）
△孔父先死之臆度
按：孔父之死，《经》但书气“及”，与仇牧、荀息同，而《三传》皆以为在弑殇公之前。▯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称名者多矣，曰“华孙”，曰“司马”“司城”者比比也，仅一不称名遂足以信其为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为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论甚美；即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窃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为据也。故附次於《经》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说，荒谬已甚，故今不录，仍别为辨於左：
△辨目逆之说
《左氏》“目逆”之说，《二传》无之。余按：古者妇人车必有帷；士庶人之家出犹必拥蔽其面，况卿之内子乎！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齐庆克诈为妇人，蒙衣乘辇而入於闳，晋士モ、乐王鲋二妇人辇以如公，卫世子蒯▯与浑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称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见之也。是古者妇人之出，人不能见，明甚；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诬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备览】“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史记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於备览。
△《家语》世次不可信
《家语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夷；▯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余按：鄹叔以前，见於《春秋传》者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见於《史记世家》者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见於传记。《史记》之言余犹不敢尽信，况《史记》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为华督所杀，其子避祸奔鲁，可也；防叔，其曾孙也，其世当在宋襄、成间，於时华氏稍衰，初无构乱之事，防叔安得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乎！《家语》一书本後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於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如《相鲁篇》采之於《春秋传》、《史记》，《辨物篇》采之於《春秋传》、《国语》，《哀公问政》、《儒行》两篇采之於《戴记曲礼》，《子贡》、《子夏》、《公西赤问》等篇采之於《戴记》
译所以今天采集经传中关于孔子的事迹，加以考证和辨析，以继承二帝、三王的事业。
●卷一
△定本自序
起初，我撰写《洙泗考信录》完成后，还不敢完全自信。壬子年秋季，偶然携带此书到京师，遇到石屏陈履和，他看了之后抄录了一份。不久，履和随任前往江西，我也被选任到福建罗源，履和便在南昌刻版印刷，寄送到罗源。然而那时我已经对原稿作了多处增删修改，与初版不同。后来我回到河北，隐居山中无事可做，于是再次加以删改，录定为最终版本。因为贫困，来不及刻版印刷。担心读者因两个版本互有差异而产生疑惑，所以特意记下始末，置于卷首。庚午年二月，写此自序。
○原始
“弗父何拥有宋国却将君位传给厉公。”（此事发生在春秋之前，文字见于《左传》昭公七年）
“正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次受命更加恭敬，所以他的鼎上铭文说：‘第一次受命时弯腰；第二次受命时驼背；第三次受命时低头，沿着墙根快走。也没有人敢侮辱我。在这里煮饭，在这里卖饭，以此糊口。’”（同上）
【备览】“正考父在周朝太师那里校正商朝的十二篇名颂，以《那》为首篇。”（《鲁语》）
按：《国语》都是后人撰写的，往往失实；这条记载虽然不违背事理，但难以完全相信，所以单独列出作为备览。以后凡是称为“备览”的都仿照此例。
“宋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将殇公托付给他。”（《左传》隐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日，宋督弑杀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殇公即位，十年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大宰，所以趁着百姓不堪忍受，先宣称说：‘司马就是这样的。’随后杀了孔父并弑杀殇公，从郑国召来庄公并立他为君。”（《左传》桓公二年）
【存疑】“华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就会保护殇公，那么殇公就无法被弑杀，所以先攻打孔父的家。殇公知道孔父死后自己必死，急忙去救援；两人都死了。”（《公羊传》桓公二年）
△关于孔父先死的推测
按：孔父之死，《春秋》经文只记载了“及”字，与仇牧、荀息的情况相同，而《三传》都认为孔父是在弑杀殇公之前死的。〇梁氏说：“怎么知道先杀的是孔父呢？臣子已经死了，不忍心称他的名字。”然而《春秋》的记载中，宋国大夫不称名字的很多，称“华孙”、称“司马”“司城”的比比皆是，仅仅因为一个不称名字就足以相信他是先死的吗！而且《公羊传》、《左传》因此推究孔父先死的原因，说他正色立于朝廷，议论非常美好；即使华督的宣言，也接近人情。但我私下认为这些都属于主观推测，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所以附列在经文之后以等待考证。至于《左传》中“目逆”的说法，荒谬已极，所以现在不收录，仍然另外在下面进行辨析：
△辨析“目逆”之说
《左传》中“目逆”的说法，《二传》中没有。我按：古代妇女的车子一定有帷帐；士人和平民之家出门尚且必须遮蔽面容，何况卿大夫的妻子呢！华督怎么能看见她而目光迎上去呢！齐国的庆克假装成妇女，蒙着衣服乘坐小车进入宫门，晋国的士〇、乐王鲋两个妇人乘坐小车去见国君，卫世子蒯〇与浑良夫蒙着衣服乘坐小车去孔氏家，自称是姻亲家的妾来通报，都是怕被人看见。可见古代妇女出门，别人不能看见，非常明显；华督怎么能看见她而目光迎上去呢！这是诬蔑古人的最大者，也是最不合情理的，我不敢相信。
【备览】“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史记孔子世家》）
按：这篇文章或许有所依据，不敢断定它一定不对。然而《史记》中虚假的内容占十之七八，而这篇文章又没有在其他经传中出现，也不敢断定它一定对。所以附列在备览中。
△《家语》世系不可信
《家语·本姓解》说：“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〇夷；〇夷生防叔；为躲避华氏的祸患而逃奔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我按：鄹叔以前，见于《春秋传》的仅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见于《史记世家》的仅有防叔、伯夏二世；此外都不见于传记。《史记》的话我尚且不敢完全相信，何况《史记》中没有提到的呢！况且孔父被华督所杀，他的儿子躲避祸患逃奔鲁国，是可以的；防叔是他的曾孙，他的时代应当在宋襄公、宋成公之间，当时华氏势力稍衰，起初没有构乱的事情，防叔怎么能躲避华氏的祸患而逃奔鲁国呢！《家语》这本书本是后人伪撰，其文字都是从其他书籍中采撷而来，经过增删修改来修饰：如《相鲁篇》采自《春秋传》、《史记》，《辨物篇》采自《春秋传》、《国语》，《哀公问政》、《儒行》两篇采自《戴记·曲礼》，《子贡》、《子夏》、《公西赤问》等篇采自《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