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三代经界通考
世，去古益远、益不悉其时势之详；或以近代郡县之规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既变之法为先王初立之章。至於先儒之说与经传相龃龉者，咸莫敢议其失；往往反取经传之文曲为之解，以斡旋而两全之。是以其说愈巧，其真愈失，遂致三王体国经野之政淆而不明，学者疑焉而莫能通也。余幼读《孟子》时，即好其说，数十年来，积渐究考，参之经传所称，乃觉稍稍得其梗概。不敢匿其鄙陋，妄为附和，因条其说如左，以待好学深思者正之。
译时代距离古代越来越远，人们就越不清楚当时形势的详细情况；有人用近代的郡县制度去裁剪中古的封建时代，或者把春秋时期已经变化的法度当作先王最初确立的章程。至于先儒的学说与经传相抵触的地方，大家都敢不敢议论其中的错误；往往反而引用经传的文字来曲折地为之辩解，以调和矛盾、两全其美。因此他们的学说越是巧妙，真理就越是丧失，以至于三王治理国家、规划疆域的政令混乱而不明晰，学者对此感到疑惑而无法通达理解。我小时候读《孟子》时，就喜好其中的学说，几十年来，逐渐积累研究考证，参照经传中所称引的内容，才觉得稍微掌握了它的梗概。不敢隐藏自己浅陋的观点，妄加附和，于是将我的学说分条列在下面，以等待好学深思的人加以纠正。
△辨商、周变易井疆之说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说者云：“汤有天下，改夏之贡为助，增五十亩为七十亩。武王有天下，改商之助为彻，增七十亩为百亩。”夫取十夫有沟，百夫有洫之地而画之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沟，百夫之洫，势必尽坏以前之封疆涂畛而别造之，民之扰不可胜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复别取他夫之邻田以益他夫，递移递益，举天下之众皆嚣然而不得宁，尚得为王政乎！则又为之解曰：“先王将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王者兴利除弊，制礼作乐，进贤而退不肖，继绝世，举废国，谨权量，审法度，岂尚不足新天下之耳目，而必取民之井疆变易之，使之不安其居，乃可谓之新乎！且圣人之治天下，以安民也。不恤民之安与否而姑欲新天下之耳目，中主犹不肯为，况圣人邪！或又为之解曰：“三代之亩，大小不同。夏之一亩，当周之二亩；二亩，当商之三亩强。商之七十亩，实即夏之五十亩。周之百亩，实即商之七十亩。其名虽改，其实则同。”若然，则商、周之授田与夏无异，仍其名焉，可矣；何必改之使若多者？是欺天下之人而教之以伪也。圣人创一代之法？因革损益，仅如是之儿戏乎！
△彻与助不能相兼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又云：“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按：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无公田，无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别为上耕其田以代税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彻自彻，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则不能为彻，彻亦不能复为助也。果用彻而通力作之、计亩分之与？则八家共耕此九百亩之田而君与民共分其粟；十外一也，安能指某田为公而某田为私？果用助而中为公田，外为私田与？则八家各自耕其百亩而代耕上之十亩，十亩之粟以奉上，百亩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谓之通力而作，计亩而分乎？税其田之谓贡；不税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谓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此贡助彻之法也。十夫有沟，八家同井，其经画之形势然耳。使沟间之田不税而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贡。使井中之田有税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助。贡助彻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势。既谓之彻矣，安得复有所谓行贡法，行助法者哉！近世讲章又云：“虽周亦助”，犹言“虽彻亦助”。周之彻法即是殷之助法，但改名为彻耳。按孟子云：“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则是助彻之法迥然不同。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彻，犹助也”，不当分而异其说也。孟子云：“惟助为有公田”，则是彻无公田甚明。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虽彻亦有公田”，不当以公田专属之助也。此说最为无理，而世亦多信之。甚矣，讲章之为《六经》之蠹也！
△宜公税亩与有若“盍彻”之对。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馀亩，复十收其一。”《论语》，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注云：“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十取其一，则为十而取二矣。故有若但请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也。”按：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彻未尝有也。如以为本助而今税亩，则有若不当对以“盍彻”，孟子不当云“周人百亩而彻”也。如以为本彻而今税亩，安得复有所谓“公田”，所谓“馀亩”者乎？朱子以为鲁
译辨析关于商朝、周朝变更井田疆界的说法
孟子说：“夏朝实行五十亩的贡法，殷朝实行七十亩的助法，周朝实行百亩的彻法。其实税率都是十分之一。”解释的人说：“商汤拥有天下，把夏朝的贡法改为助法，把五十亩增加到七十亩。周武王拥有天下，把商朝的助法改为彻法，把七十亩增加到百亩。”如果从有十夫之地设沟、百夫之地设洫的土地中，划出九夫之地作为井田；从方里设井的土地中，改变为十夫设沟、百夫设洫，势必完全破坏以前的封疆界限而重新建造，百姓受到的骚扰不可胜数。又从其他农夫的田地中取地来增加给这个农夫，再另外从其他农夫的邻田中取地来增加给另一个农夫，依次迁移、依次增加，导致天下百姓都喧哗不安，还能算是王者的政治吗！于是又有人解释说：“先王是为了刷新天下人的耳目。”王者兴利除弊，制礼作乐，进用贤人而斥退不肖之人，延续断绝的世系，举荐废弃的国家，谨慎权衡度量，审慎法度，这难道还不足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一定要改变百姓的井田疆界，使他们不能安居，这才叫刷新吗！况且圣人治理天下，是为了安定百姓。不体恤百姓是否安定，只是想要刷新天下人的耳目，中等资质的君主尚且不肯这样做，何况圣人呢！又有人解释说：“三个朝代的亩，大小不同。夏朝的一亩，相当于周朝的两亩；两亩，相当于商朝的三亩多。商朝的七十亩，实际上就是夏朝的五十亩。周朝的百亩，实际上就是商朝的七十亩。名称虽然改变，实际内容相同。”如果这样，那么商朝、周朝授予的田地与夏朝没有区别，仍然沿用旧名就可以了；何必改变名称让它看起来像增加了呢？这是欺骗天下人并教导他们虚伪。圣人创立一代之法，因袭变革、增减损益，竟然像这样的儿戏吗！
彻法与助法不能相互兼用
《诗经》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随后也滋润我的私田。”孟子说：“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即使是周朝也是实行助法。”《集注》说：“周朝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地区使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地区使用助法，八家同井，耕种时通力合作，收获时按亩分配，所以称为彻。”又说：“公田百亩中，用二十亩作为庐舍；一夫所耕种的公田实际计算为十亩，连同私田百亩，作为十一分而取其一。”按：所谓彻，是百姓共同耕种这沟渠之间的田地，等到谷物成熟后，拿出一份供奉君主而分配其余九份。因此，没有公田，也没有私田。所谓助，是百姓各自耕种所受领的田地并食用其中的谷物，而另外为上级耕种田地以代替赋税。因此，有公田，有私田。彻就是彻，助就是助，分明不能相互兼用；助就不能成为彻，彻也不能再成为助。如果真的使用彻法而通力合作、按亩分配吗？那么八家共同耕种这九百亩田地而君主与百姓共同分配谷物；是十份中取一份，怎么能指出某块田是公田而某块田是私田呢？如果真的使用助法而中间是公田，外面是私田吗？那么八家各自耕种自己的百亩田地并代耕上级的十亩，十亩的谷物用来供奉上级，百亩的谷物用来自己食用，分明不相通，又怎么能说是通力合作、按亩分配呢？对田地征税叫做贡；不对田地征税而借用力气来耕种叫做助；贯通田地来耕种，贯通谷物来分配叫做彻；这就是贡、助、彻的方法。十夫有沟，八家同井，这是规划形势如此罢了。如果沟渠之间的田地不征税而借用来耕种，也不能称为贡。如果井田中的田地有税而不借用来耕种，也不能称为助。贡、助、彻的名称区别在于法度，而不在于形势。既然称为彻了，怎么还能有所谓实行贡法、实行助法呢！近世的讲章又说：“即使是周朝也是助法”，意思是说“即使是彻法也是助法”。周朝的彻法就是殷朝的助法，只是改名为彻罢了。按：孟子说：“彻，就是贯通；助，就是借。”那么助法和彻法截然不同。如果彻果然就是助，那么孟子应当说“彻，就是助”，不应当分开而区别其说法。孟子说：“只有助法才有公田”，那么彻法没有公田非常明白。如果彻果然就是助，那么孟子应当说“即使是彻法也有公田”，不应当把公田专属给助法。这种说法最为无理，而世上却多有人相信。讲章对于《六经》的危害真是严重啊！
适宜公税亩与有若“盍彻”的回答
《春秋》宣公十五年：“开始按亩征税。”注说：“公田的制度，十分中取其一。现在又丈量其余的亩，再次十分中取其一。”《论语》中，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注说：“周朝制度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的人通力合作，按亩均分，大致百姓得到九份，公家取一份，所以称为彻。鲁国自从宣公按亩征税，又逐亩十分中取其一，那就是十份中取两份了。所以有若只请求专门实行彻法，想要公家节约用度以厚待百姓。”按：公田私田的名称只有助法才有，彻法从未有过。如果认为本来实行助法而现在按亩征税，那么有若不应当回答“盍彻”，孟子不应当说“周人百亩而彻”。如果认为本来实行彻法而现在按亩征税，怎么还能有所谓“公田”，所谓“其余的亩”呢？朱子认为鲁
本用彻，是矣。然同沟之田，十夫共耕之，民固未尝自私其百亩也。所谓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於民者，粟之数耳，非亩也。若於九中复取其一，乃倍赋其粟耳，非税亩也。犹是粟也，犹是君民共有之田之粟也，此一斛粟谓之彻法所取，彼一斛粟谓之逐亩而取，粟何别焉？名何异焉？至於“共井”云者，亦沿“杜注”之误。此自助法，非彻法也。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各耕其田，各取其粟，不得亦谓之通力合作，计亩均分也、且玩有若之对，似彻法已废而欲复之者。若鲁但於助彻之外多取其一，则是助彻未当废也；请罢税亩可矣，何以云“盍彻”乎？增一以为二，君之所取诚倍矣；益八以为九，民之所加无几也。丰歉之殊有相倍蓰相什佰者，勤惰之异有自九人至五人者；八分益一，渺乎小矣。遂谓之“百姓足”，恐足民不若是之易也。哀公之问，患用不足也。为不足计者，当损乎？当益乎？有若果欲哀公节用，何不竟以“盍节用”对而但以“盍彻”对？不劝其俭於出，惟劝以俭於入，一何问答之相悖邪！晋士鞅之来聘也，公臣之能射者不备三耦，取於家臣以足之，公室不可谓不贫矣；犹以为奢而欲节之，然则必使一耦不备乃可以为国乎！
译原本认为“彻”法是正确的，这没错。然而，同一条沟渠旁的田地，由十户人家共同耕种，百姓本来就没有把百亩田地当作私产。所谓用十分之一供奉君主，而将十分之九分给百姓，指的是粟米的数量，而不是指田亩。如果在十分之九中再取十分之一，那就是加倍征收粟米罢了，并不是按亩征税。同样是这些粟米，同样是君民共同拥有的田地所产的粟米，这一斛粟米说是按彻法征收，那一斛粟米说是按亩征收，粟米有什么差别呢？名称又有什么不同呢？至于“共井”的说法，也是沿袭了杜预注释的错误。这是助法，不是彻法。井田制度下，八户人家各自拥有百亩私田，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各自收取自己的粟米，不能也称之为通力合作、按亩均分。而且，玩味有若的回答，似乎彻法已经废除而想要恢复它。如果鲁国只是在助法或彻法之外多取了一份，那么助法或彻法就不应当废除；请求废除按亩征税就可以了，为什么说“何不实行彻法”呢？增加一份变成两份，君主所取得的确实加倍了；增加八份变成九份，百姓所增加的却很少。年成丰歉的差异有相差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勤劳懒惰的差异有从九个人减少到五个人的；在八份的基础上增加一份，微不足道。于是就说“百姓富足”，恐怕让百姓富足不会这么容易吧。鲁哀公的提问，是担忧用度不足。为不足做打算，应当削减呢？还是应当增加呢？有如果真的想让哀公节约用度，为什么不直接回答“何不节约用度”，而只回答“何不实行彻法”？不劝谏他在支出上节俭，只劝谏他在收入上节俭，为什么问答如此相悖呢！晋国士鞅来聘问时，公室中能射箭的臣子凑不够三对，从家臣中选取人来补足，公室不能说不贫困了；还认为奢侈而想要节制，那么难道一定要让一对人都凑不齐才能治理国家吗！
△一井、一国之助与天下之助
曰：“然则三代何以异制？周何以亦助？鲁之税亩果何如法也？”曰：此不难知，顾人下细考耳。古者非分田有助法也，即制禄亦莫不以九一为程：一以奉上，所以训恭俭；八以逮下，所以示慈惠。是故有一井之助，有一国之助，有天下之助。中之一为公田，外之八为私田；公田以养君子，私田以食野人，──此助之行于井者也。中之一为乡遂，外之八为都鄙；乡遂以奉君（《齐语》所谓“参其国”，《孟子》所谓“君十卿禄”者是也），都鄙以为卿大夫之采邑（《齐语》所谓“伍其鄙”，《孟子》所谓“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是也。其在天手之畿，则《书》所谓“大都小伯”，《传》所谓“王官之邑”，《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视伯”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国者也。九州之地约方三千馀里，为方千里者九，而要荒之服不与焉，中之一为王几，外之八为侯国。土畿以奉天子（《书》所谓“五百里甸服”，《孟子》所谓“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者是也），侯国以封亲贤神明之裔（《书》所谓“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孟子》所谓“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天下者也。是故齐、晋、宋、鲁，外诸侯也；秦、温、郑、虢，内诸侯也。自平王东迁郏、辱阝而秦、郑乃渐列於会盟，其初实畿内也。鲁公室之卑以乡遂分於三桓，而都鄙如故也。晋公室之弱以都鄙并於四卿，而乡遂如故也。自桓公东迁屯留而韩赵乃尽分其乡遂，其初实公邑也。邦畿之外亦有王田：《书》之“三亳阪尹”是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鲁季孙之取下，取公邑为私邑者也；楚子重之请申、吕，请公邑为私邑者也。此其分田之制，由王畿而侯国，而采邑，自先王之世已不必悉同，而逮春秋以降，天下务於富强，变法改制者所在有之，尤不得执一格以相绳也。
△贡、助、彻法为三代圻内之制
是故，夏之“五十而贡”，夏之圻内，夫授田五十亩，而行贡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五十而贡也。殷之“七十而助”，殷之圻内，夫授田七十亩，而行助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七十而助也。周之“百亩而彻”，周之圻内，夫授田百亩，而行彻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百亩而彻也。故《诗》云：“彻田为粮，豳居允荒。”公刘当夏、商之际，乃不行贡助而行彻，是夏、殷之贡助不必尽行於天下之明验也。周之先世既用彻法，是以大王迁岐，文王居丰，武王居镐，皆因之而不改；非殷时天下诺侯皆用助，至武王而尽变易天下之井疆以为彻也。然则殷之先世亦必本行助法，故汤因之；非夏时天下诸侯皆用贡，至汤而尽变易天下之沟涂以为助也。故《诗》云，“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然则申伯未封以前，谢固未尝用彻，封申以後乃行彻耳。故《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然则江、汉之间，诸侯固多不用彻也。盖彻之行於诸侯者，皆已灭之国，新造之邦，乃以彻整齐之；至於慕义来归之国，则悉仍其故制，不拘拘也。然亦必所灭之国法度废弛，疆界紊乱，势不可不更定，然後以彻行之；若法度未尽废，疆界未尽紊，亦必不夷其故址而更造之。故《春秋传》称“鲁、卫疆以周索，晋疆以戎索。”然则初封之国亦有行彻不行彻者，非概天下而必束之以一涂也。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盖夏居安邑，地陋人众；设在大河南北，稍平广；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旷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风气初开，制作未备，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渐多；此因乎时者也。然则圣人於此皆因势以制宜，期於便民革弊，非苟然徒以新天下之耳目已也。
△周之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周人百亩而彻”，周之乡遂用彻也。“虽周亦助”，周之都鄙用助也。何以言之？“雨我公田”，《大田》诗也，自《楚茨篇》至此，皆公卿有采邑世禄者祭祀稼
译一井之助、一国之助与天下之助
问：“既然如此，那么夏、商、周三代为何制度不同？周代为何也实行助法？鲁国实行税亩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答：这并不难知晓，只需人们向下仔细考证罢了。古代并非只有分田制才有助法，即使是制定俸禄，也没有不以九分取一的作为标准的：其中一分用来奉养上级，是为了训导恭敬节俭；八分用来惠及下级，是为了显示慈爱恩惠。因此，有一井之助，有一国之助，有天下之助。中间的一分为公田，外面的八分为私田；公田用来供养君子，私田用来养活平民，——这是助法在井田中的施行。中间的一分为乡遂，外面的八分为都鄙；乡遂用来奉养国君（《齐语》所说的“参其国”，《孟子》所说的“君十卿禄”就是这种情况），都鄙用来作为卿大夫的采邑（《齐语》所说的“伍其鄙”，《孟子》所说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天子直辖的王畿之内，则是《尚书》所说的“大都小伯”，《左传》所说的“王官之邑”，《孟子》所说的“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视伯”就是这种情况）——这是助法在一国之中的施行。九州之地大约方圆三千多里，划分为九个方圆千里的区域，而边远荒服之地不包括在内，中间的一分为王畿，外面的八分为诸侯国。王畿用来奉养天子（《尚书》所说的“五百里甸服”，《孟子》所说的“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就是这种情况），诸侯国用来分封亲族、贤能以及神明后裔（《尚书》所说的“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孟子》所说的“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就是这种情况）——这是助法在天下范围内的施行。因此，齐、晋、宋、鲁是外诸侯；秦、温、郑、虢是内诸侯。自从周平王东迁到郏鄏之后，秦、郑才逐渐列入会盟，它们起初实际上是王畿内的诸侯。鲁国公室的衰微是因为将乡遂分给了三桓，而都鄙依然如故。晋国公室的衰弱是因为将都鄙并入了四卿，而乡遂依然如故。自从晋桓公东迁到屯留之后，韩、赵才完全瓜分了乡遂，它们起初实际上是公邑。王畿之外也有王田：《尚书》中的“三亳阪尹”就是例子。都鄙之中也有公邑：鲁国季孙氏夺取下邑，是将公邑变为私邑；楚国子重请求申、吕，也是将公邑变为私邑。这种分田的制度，从王畿到诸侯国，再到采邑，在先王时代就已经不必完全相同，而到了春秋以后，天下致力于富强，变法改制者随处可见，尤其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衡量。
贡、助、彻法为三代王畿内的制度
因此，夏代的“五十而贡”，是指在夏代的王畿内，每户授田五十亩，并实行贡法；诸侯国不一定都实行五十亩而贡。殷代的“七十而助”，是指在殷代的王畿内，每户授田七十亩，并实行助法；诸侯国不一定都实行七十亩而助。周代的“百亩而彻”，是指在周代的王畿内，每户授田百亩，并实行彻法；诸侯国不一定都实行百亩而彻。所以《诗经》说：“彻田为粮，豳居允荒。”公刘处在夏、商之际，不实行贡法和助法而实行彻法，这是夏、殷的贡法和助法不一定在天下全面推行的明显证据。周代的祖先既然已经使用彻法，所以大王迁居岐山，文王居住在丰邑，武王居住在镐京，都沿袭而不改变；并不是殷代时天下的诸侯都使用助法，到了武王时才将天下的井田疆界全部改为彻法。那么殷代的祖先也一定原本就实行助法，所以商汤沿袭了它；并不是夏代时天下的诸侯都使用贡法，到了商汤时才将天下的沟渠全部改为助法。所以《诗经》说：“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那么申伯受封以前，谢地本来未曾实行彻法，受封申伯之后才实行彻法。所以《诗经》说：“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那么江、汉之间，诸侯大多不实行彻法。大概彻法在诸侯国中施行的，都是已被灭亡的国家、新建立的邦国，才用彻法来整顿；至于仰慕道义前来归附的国家，则完全沿袭其旧制，不拘泥不变。但也一定是那些被灭亡的国家法度废弛，疆界紊乱，势不可不重新划定，然后才用彻法施行；如果法度没有完全废弛，疆界没有完全紊乱，也一定不会铲平其旧址而重新建造。所以《春秋左传》称“鲁、卫疆以周索，晋疆以戎索。”那么初封的国家也有实行彻法和不实行彻法的，并非一概天下而必须用一种途径来约束。授田有多有少的原因，大概是夏代居住在安邑，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殷代设在大河南北，稍微平坦广阔；周代兴起于西陲，靠近戎狄，多旷土；这是因地而异的。古代风气初开，制度未备，力量不能涉及太多，所以授田少；后世器具日益便利，人日益灵巧，所以授田也逐渐增多；这是因时而异的。那么圣人在这些方面都是根据形势来制定适宜的措施，旨在方便百姓、革除弊端，并非随意而为，只是为了新奇以取悦天下人的耳目而已。
周之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周人百亩而彻”，是指周代的乡遂实行彻法。“虽周亦助”，是指周代的都鄙实行助法。为什么这样说呢？“雨我公田”，是《大田》这首诗中的句子，从《楚茨篇》到这里，都是公卿拥有采邑世禄者祭祀稼
穑之诗，──故曰：“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侯国大夫之妻称“主妇”，故天子大夫之妻称“君妇”也。曰：“诸宰君妇，废彻不迟。”大夫之臣，故称“宰”也，──此以知用助者之为都鄙也。至於《周颂》之文，则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非通力合作者不能，此以知乡遂之用彻也。然则周人彻自彻，助自助，助彻兼行，非彻而亦用助法矣。故曰“惟助为有公田”，明贡彻之皆无公田也。故曰“虽周亦助”，言虽周亦兼用助，非谓虽周之彻亦即是助也。盖此章以“取民有制”句为纲领，而其下分释之。“夏后”以下六句，言乡遂之制，君所自取於民者也；引阳虎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什一为准也。“世禄”以下六句，言都鄙之制，世禄之家所取於民者也；引龙子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用助为善也。故曰“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言世禄当用助法，世禄既行则助法断不可不行也。周虽用彻，而其於世禄未尝不兼用助，然则龙子之言或即为世禄而发，未可知也。若以世禄与助为二事，谓二者均王政之要，不可偏废，则“世禄”一语上与龙子之言不相承，下与《大田》之诗不相贯，横插此句於中，安得有是文理乎！其後答毕战之问，亦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九一而助”，即“世禄”六句都鄙之说也。“什一自赋”；即“夏后”六句乡遂之说也。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云云者，申言乡遂之政也。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云云者，申言都鄙之制也。“乡”即乡遂之乡。“徙”者，乡之属有州有党，由此州而徙彼州，由此党而徙彼党，皆不得出其乡。“乡田同井”者，井之授田，每夫百亩，乡之授田亦每夫百亩，与井同也。“八家皆私百亩”文在下，而於此先言“同井”者，犹《班爵禄章》“禄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文在下，而先言“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也。自《集注》以“同井”为“八家”，近世说者遂以此为治野之政，则井中安得有乡；由此井而徙彼井又何以谓之不出其乡乎！由是言之，《孟子》此章始终皆分乡遂都鄙言之，两两相承，其文最为明显。後人不加熟读，概以为一事，故於“虽周亦助”之文困而不能解，乃云：“周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夫既为贡为助矣，又何得复为彻！不但先王之制淆乱不明，即孟子之言亦▯格而不通矣。
译《豳风·七月》这首诗，所以说：“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侯国大夫的妻子称为“主妇”，所以天子大夫的妻子称为“君妇”。又说：“诸宰君妇，废彻不迟。”大夫的家臣，所以称为“宰”，——由此可知使用助法的是都鄙。至于《周颂》的文字，则说“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如果不是通力合作就不能做到，由此可知乡遂使用彻法。那么周人彻就是彻，助就是助，助和彻兼行，并不是彻法也使用助法。所以说“惟助为有公田”，明确说明贡法和彻法都没有公田。所以说“虽周亦助”，是说即使周朝也兼用助法，并不是说周朝的彻法也就是助法。大概这一章以“取民有制”这一句为纲领，而在下面分别解释它。“夏后”以下六句，说的是乡遂的制度，是君主从百姓那里直接收取的；引用阳虎的话来阐发它，是表明应当以十分之一为标准。“世禄”以下六句，说的是都鄙的制度，是世禄之家从百姓那里收取的；引用龙子的话来阐发它，是表明应当以使用助法为好。所以说“夫世禄，滕固行之矣”，是说世禄应当使用助法，世禄既然实行，那么助法就绝对不能不实行。周朝虽然使用彻法，但对于世禄之家未曾不兼用助法，那么龙子的话或许就是针对世禄而发的，也未可知。如果把世禄和助法当作两件事，认为二者都是王政的要务，不可偏废，那么“世禄”这一语上面与龙子的话不相承接，下面与《大田》这首诗不相贯通，横插这一句在中间，怎么能有这样的文理呢！后来回答毕战的问题，也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九一而助”，就是“世禄”六句关于都鄙的说法。“什一自赋”，就是“夏后”六句关于乡遂的说法。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等等，是申述乡遂的政治。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等等，是申述都鄙的制度。“乡”就是乡遂的乡。“徙”的意思是，乡的下属有州有党，从这个州迁徙到那个州，从这个党迁徙到那个党，都不能超出这个乡。“乡田同井”的意思是，井田制授予田地，每个成年男子一百亩，乡遂制授予田地也是每个成年男子一百亩，与井田相同。“八家皆私百亩”的文字在下面，而在这里先说“同井”，就像《班爵禄章》中“禄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的文字在下面，而先说“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一样。自从《集注》把“同井”解释为“八家”，近世解说的人就把它当作治理都鄙的政治，那么井田中怎么会有乡；从这个井田迁徙到那个井田又怎么叫不出乡呢！由此说来，《孟子》这一章始终都是分别乡遂和都鄙来说的，两两相承，它的文理最为明显。后人没有仔细研读，一概当作一件事，所以在“虽周亦助”这句话上困惑而不能理解，于是说：“周朝乡遂使用贡法，都鄙使用助法。”既然已经是贡法和助法了，又怎么能再说是彻法呢！不仅先王的制度混乱不明，即使孟子的话也扞格而不通了。
△鲁之税亩与彻法之不同
鲁之税亩，变彻法而别为一法也，诺侯所自食者乡遂；三桓所共分者乡遂，所谓“公室”者也。周人乡遂用彻；鲁秉周礼，故其乡遂亦彻。都鄙者，卿大夫之禄邑耳，无关於哀公之足与不足也。由是言之，鲁由彻而变税亩，故有若请仍用彻，非由助之同养公田而加之税亩也。税亩之法虽不可考，然吾尝以其名思之，彻者，通也，通众夫共耕之，不以亩别而但计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日“税亩”，则是不复以粟多寡为程，而但计亩之多寡为粟之程也。既各计其亩之多寡为程，则是亦无待於通众夫而共耕之也。然则非但加一为二与彻之数不符，而履亩定税亦必与彻之制不同矣。吾又尝以鲁事考之，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宋乐祁犁曰：“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皆以宣公为失民之始。考三军之作在襄公世，中军之舍在昭公世，曷为皆自宣公数之？然则失民之故当与税亩相表里。盖助彻之法，民隶於君，而计民以授田；税亩，则田隶於君，而计田以征赋是以三桓得乘其隙而私其民为己有，但计应纳之赋以贡於公，而公遂不之问也。吾又尝以他国之事推之，《齐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子产之治郑也，使田有封洫。夫先王之制，计夫授田，不得自为多寡，为之封洫，以防水旱而制兼并，安得有所谓“田甫田”者，而亦何待於子产之使？是知春秋之时，王制已废，井疆已紊，但计田以取粟而不复计夫以授田矣。今论者皆以阡陌之开咎商鞅；然鞅所开者秦之阡陌耳，关东诸侯何以亦无复有存焉者也？然则自周东迁以来，固已陆续废坏，豪强兼并，多寡不均。税亩之法，恐亦类是。尚未必计夫以授田，何况通力合作，计亩均分，而能悉仍彻之故制也哉！由是言之，税亩自别一法，故有若欲革今法以复古制；非助彻如故而但於助彻之外别税其亩为十而取二也。盖无故而加赋，其名不顺而其势亦难行，故必变其旧制，别设新法以巧取之。是以《三传》皆以加赋为讥。因加赋而变法，故所讥在加赋，非法不变而但加其赋也。大抵彻之取民，名为少，而君与民一体，贫富同之，是以人咸尽力，田畴辟，家室盈，而财亦无中饱旁漏，故国用常宽然有馀；税亩之取民，名为多，而君与民不一体，始则取必於田而不问民，继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问田，久之而君与民遂不相知，是以君民交困，利归私室，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贾皆得藉以自润，而公室常苦贫，无以待凶荒也。正如明代中盐之法，其初纳粟甚少而边实饷赢；其後改为折色，利加五倍，未数十年而田畴荒芜，粟价涌贵，竭天下之力以给边而国用遂大绌。事固有见为少而反足，见为多而反致不足者。故汉宣帝云：“良吏之治，日计不足，月计有馀；月计不足，岁计有馀。”有若之请用彻，意盖如是，因哀公专为己虑其不足，故复言君民一体以悟之。其实，彻乃兼足君民之术，非专欲损君以益民也。
△区画之各异
盖先王之整齐天下也，自王畿而侯国，而邑，而田，莫不以九一之法区画之。当其盛也，地各异宜，本不能以一致；及其衰也，国各异政，尤不可以强同。以此区别而推求之，则不但授田之制可知，而凡治赋居民之政之见於经传者皆可以徐核其实矣。
△兵车不尽计民以赋
经传多称“千乘之国”。或云：“八十家出车一乘。大国地方百里，为成者百，为井者万，故云千乘。”或云：“成方十里，凡八百家而出车一乘；千乘之地则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余按：古者行军皆征发於乡遂。故《费誓》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周官》，天子六乡，乡为一军；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万二千五百人为军。《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士乡十五乡二千家，而为万人之军者三。是所谓“三军”者，皆乡遂也。则所称“千乘”者，亦乡遂也。《鲁颂》云：“公车千乘，朱英绿▯，二矛重弓？公徒三万
译△鲁国的税亩法与彻法的不同
鲁国的税亩法，是改变了彻法而另外设立的一种制度。那些诸侯自己食用的，来自乡遂；三桓共同瓜分的，也来自乡遂，这就是所谓的“公室”。周人在乡遂实行彻法；鲁国奉行周礼，所以它的乡遂也实行彻法。都鄙，不过是卿大夫的采邑罢了，与哀公财政的充足与否没有关系。由此说来，鲁国是由彻法变为税亩法，所以有若请求仍然使用彻法，而不是在助法共耕公田的基础上再增加税亩。税亩法的具体内容虽然无法考证，但我曾经根据它的名称来思考：彻，就是通的意思，即让众多农夫共同耕作，不区分亩数，只计算粟米的多少来征收。如今称为“税亩”，那就是不再以粟米的多少为标准，而是只计算亩数的多少作为粟米征收的标准。既然各自计算亩数的多少作为标准，那么也就无需让众多农夫共同耕作了。既然如此，那么不仅“加一为二”与彻法的数额不符，而且按亩定税也必然与彻法的制度不同。我又曾经通过鲁国的事例来考证，孔子说：“禄位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宋国的乐祁犁说：“鲁君丧失政权已经四代了，没有百姓而能实现自己志向的，从来没有过。”他们都认为宣公是失去民心的开始。考证三军的设立在襄公时期，中军的舍弃在昭公时期，为什么都从宣公开始计算呢？那么失去民心的原因应当与税亩法互为表里。大概助法和彻法，百姓隶属于君主，根据人口来授予田地；税亩法，则是田地隶属于君主，根据田地来征收赋税。因此三桓得以乘此空隙将百姓据为己有，只计算应缴纳的赋税进贡给公室，而公室就不再过问了。我又曾经通过其他诸侯国的事例来推论，《齐诗》说：“不要耕种大田，杂草长得高高。”子产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疆界和沟渠。先王的制度，根据人口授予田地，不能自行决定多少，设立疆界和沟渠，用来防水旱灾害并遏制兼并，怎么会有所谓“大田”的说法，又何必等待子产去命令呢？由此可知，春秋时期，王制已经废弃，井田的疆界已经混乱，只计算田地来征收粟米，而不再根据人口来授予田地。现在议论的人都将开辟阡陌的罪责归咎于商鞅；然而商鞅开辟的只是秦国的阡陌，关东的诸侯为什么也没有再保存下来的呢？那么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本来就陆续废坏，豪强兼并，多寡不均。税亩法，恐怕也类似这样。尚且未必还能根据人口授予田地，何况通力合作、按亩均分，能够完全保留彻法的旧制呢！由此说来，税亩法自是一种不同的制度，所以有若想改革现行制度以恢复古制；并不是助法和彻法依旧，只是在助法和彻法之外另外对亩地征收十分取二的税。大概无缘无故增加赋税，名义上不顺理，形势上也难以推行，所以必须改变旧制，另设新法来巧取豪夺。因此《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以增加赋税为讥讽。因为增加赋税而改变制度，所以讥讽的重点在于增加赋税，而不是制度不变却只增加赋税。大抵彻法取之于民，名义上较少，而君主与百姓为一体，贫富相同，所以人们都尽力耕作，田地开辟，家庭富裕，而财物也没有中饱私囊或旁漏，所以国家用度常常宽裕有余；税亩法取之于民，名义上较多，而君主与百姓不为一体，起初只向田地索取而不问百姓，接着只向粟米索取而也不过问田地，久而久之君主与百姓就互不相知，所以君主和百姓都陷入困境，利益归于私室，甚至兼并的豪强、囤积居奇的商人都能借此自肥，而公室常常苦于贫困，无法应对凶年荒岁。正如明代中盐法，起初缴纳粟米很少而边防充实、军饷有余；后来改为折色，利益增加五倍，不到几十年田地荒芜，粟米价格暴涨，竭尽天下之力供给边防而国家用度却大大不足。事情确实有看似少反而充足，看似多反而导致不足的。所以汉宣帝说：“好官吏的治理，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有若请求使用彻法，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哀公只为自己考虑不足，所以又说君主与百姓为一体来启发他。其实，彻法是同时使君主和百姓都富足的方法，并不是专门想要损害君主来使百姓受益。
△区划各不相同
大概先王整治天下，从王畿到诸侯国，再到城邑，再到田地，没有不用九分取一的方法进行区划的。当它兴盛时，各地适宜不同，本来就不能统一；等到它衰败时，各国政令不同，尤其不能强行相同。通过这种区别来推求，那么不仅授田的制度可以知晓，而且凡是见于经传中关于治理赋税、安置百姓的政策，都可以慢慢核实其真实情况了。
△兵车并非完全根据人口来征赋
经传中多处提到“千乘之国”。有人说：“八十户人家出一辆兵车。大国方圆百里，有一百个‘成’，有一万个‘井’，所以说千乘。”又有人说：“‘成’方圆十里，总共八百户人家出一辆兵车；千乘的土地则是三百十六里多一点。”我按：古代行军都是从乡遂征发。所以《费誓》说：“鲁国的三郊三遂，准备好草料，不敢不充足。”《周官》记载，天子有六乡，一乡为一军；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齐语》记载，将国都分为三部分，将鄙野分为五部分，士乡十五乡两千家，组成万人军队三支。这就是所谓的“三军”，都是乡遂。那么所称的“千乘”，也是乡遂。《鲁颂》说：“公室的兵车千乘，红缨绿盖，两矛重弓？公室的徒兵三万
，贝胄朱纟┪，▯徒增增。”然则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数，──正如《周官》，胥一人则其徒十人，──是以车称千乘，徒号三万。成八百户，户出一卒，则三万之卒不过四十成之地。而自东迁以来，诸侯亻并吞，其国渐大，故其乡遂之地自足以赋千乘之车徒，原不必通国而计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则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仓卒之调发。故《论语》云：“陈文子有马十乘。”《孟子》云：“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此隶於卿大夫者也。《春秋传》，齐侯伐晋，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晋栾书伐楚，败申、息之师於桑隧：此守境以待仓卒之调发者也。盖古者以民为兵兴师动众非旦夕可具，──故齐邴意兹曰：“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後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是以常藉边鄙之邑▯仓卒之患，而不以参於国之正赋，不容通一国而统计之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後自相抵捂；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山军之数”以曲解之。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为依据，而《鲁颂》此章叙伐楚一事，其文连属而下，安得於徒则但言行者，於车则兼言居者，为此一口两舌之言乎！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卫之地与民非能十倍其初，车何以遂十倍？又不称其开疆拓土之勋，而悉以为“布衣、帛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之效。然则是贫故车少，富故车多，而亦不尽称徒以造车也。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鞍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丘之会，有甲车四千乘，晋地虽辟於前，然岂能数倍於文公之世！然则是晋、楚争霸以来，诸侯兢以兵力相胜，是以其车益增，而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盖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晋之伐郑也，败其徒兵於洧上。车与徒分道以御敌而初不必相参，则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矣。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
译贝胄朱纟┪，〇徒增增。”然而古代的步兵数量通常是甲士的十倍，——正如《周官》所载，一名胥对应十名徒，——因此战车号称千乘，步兵号称三万。一成之地有八百户，每户出一卒，那么三万步兵不过相当于四十成之地。而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诸侯兼并吞并，国家逐渐变大，所以其乡遂之地本身就足以征发千乘的战车和步兵，原本不必通盘计算全国来统计。至于都鄙之地，私邑用来供给卿大夫役使，公邑用来守卫边境，兼以应对突发情况的调发。所以《论语》说：“陈文子有马十乘。”《孟子》说：“孟献子，是拥有百乘战车的家族。”这些是隶属于卿大夫的。《春秋传》记载，齐侯攻打晋国，赵胜率领东阳的军队去追击；晋国栾书攻打楚国，在桑隧打败了申、息的军队：这些是守卫边境以应对突发调发的。大概古代以百姓为兵，兴师动众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准备好的，——所以齐国邴意兹说：“精锐部队攻打河内，传令必须几天后才能到达绛；绛如果不经过三个月不能出兵河内，那么我们已经渡过黄河了。”——因此常常依靠边鄙的城邑来应对突发祸患，而不将其计入国家的正式赋税，不允许通盘统计全国来定为千乘。先儒被《司马法》的文字所迷惑，认为“一乘战车的士卒有七十二人”，于是导致《鲁颂》中的言论前后自相矛盾；便说“战车是计算全国的赋税，步兵是指行军时的数量”来曲解。不知道《司马法》是战国时期的人所撰写，原本不足以作为依据，而《鲁颂》这一章叙述伐楚一事，文意连贯而下，怎么能在说步兵时只说行军的人，在说战车时兼说留守的人，说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呢！况且《传》中又有记载，“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晚年，达到三百乘。”卫国的土地和人口不可能比初年增加十倍，战车为什么就增加了十倍？又不称颂他开疆拓土的功勋，而全部归结为“布衣、帛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的效果。那么就是贫穷所以战车少，富裕所以战车多，而且也不是完全按照步兵数量来制造战车。晋国城濮之战，全军出动，仅有七百乘。鞍之战，军帅只有一半随行，却有八百乘。平丘之会，有甲车四千乘，晋国土地虽然比以前广阔，但怎么能比文公时代增加数倍呢！那么自从晋、楚争霸以来，诸侯竞相以兵力相胜，所以战车日益增加，而且也不是完全按照人口来赋税战车。大概土地广阔则国家富裕，国家富裕则战车多，所以大国称为“千乘”，只是大略而言罢了。晋国攻打郑国，在洧水之上打败了郑国的步兵。战车与步兵分道抵御敌人，起初就不必互相参照，那么战车的多少固然不必完全符合步兵的数量；不必完全符合步兵的数量，也不必完全符合人口的数量了。怎么能拘泥于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一乘战车为一成的定例呢！
△大邑与小邑
经传或称“百室之邑”，或称“千室，十室之邑”。《周官小司徒》云：“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杜氏《春秋传》“郑赐予展八邑”《注》云：“八邑，三十二井。”至“卫与免馀邑六十”，则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余按：均是邑也，既以四井为一邑矣，有时而又以一乘为一邑，名实瞀乱，闻者何所▯从，徒以供桀黠者之上下其手耳；先王讵宜如是！且积四邑为丘，积数丘而又名之曰邑，从来宁有如是之制度乎！盖邑之始，本以号夫建国之地。故《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书》云：“天其永我命於兹新邑。”皆以称天子之所居。其後相沿，而诸侯之国，卿大夫之采，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谓之邑。邑既为通称矣，於是天子称“京师”，诸侯称“国中”以别之，而其馀则但谓之“邑”。然则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数多寡定之为经制也。故《传》云：“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对野而言则皆谓之邑也。故《易》云：“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言三百户，有不三百户者也。故聚人多则为大邑，聚人少则为小邑；“千室”、“百室”“十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卫免馀所称“唯卿备百邑”者，则通大小，截长补短而计之者也。然小邑又统属於大邑，故大邑亦谓之“都”，小邑或谓之“鄙”。故《传》云：“齐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其大邑而六十其所属之小邑也。故楚▯启疆曰：“韩氏七邑，皆成县也。”卿大夫七人而皆各一邑，则是但举大邑言之，小邑固不计其数也。盖自周室东迁以来，诸侯之国渐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复别有属邑。故晋▯至与周争侯阝田，而曰：“温，吾故也。”士モ、赵武、韩起欲得州田，而赵武曰：“温，吾县也。”二子曰：“自▯称以别三传矣。”然则温其大邑而侯阝与州其属邑也。先儒未尝详考古制，乃以意揣度之而云“四井为邑”，又因其大小不合，从而为之说，谓“有四井之邑，有一乘之邑”以曲全之，误矣！
△私田与公田
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注云：“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经界章注》又云：“周制，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余按：孟子称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於滕“请野九一而助”？若私田各百亩而公田仅十亩，是十一而取一，统谓之什一亦足矣，不得反减其数，别之为九一也。邑之大者千室，小者仅十室，举其中而计之，则田之远者去邑尚不及二里，其於耕获近矣，无须别授一宅。即欲为多桑计而树之两地，何如授五亩於邑而树之一地之为便乎！《诗》云：“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盖耕耘之日恐风雨之不时，颖栗之秋虑寇盗之不禁，故於田中庐焉，为憩息守望计耳。故不称室而称“庐”，明不成乎室也。为时不久，需地无多，不必分邑宅之半也。由是言之，中田之庐不必减公田百亩之数，犹之种瓜之疆埸亦初不以减私田百亩之数也。大抵古人之制皆期於大体之不失，原未尝琐琐焉尺寸而计之也。
△班禄之制
若夫班禄之制，亦与分田相为表里。分田之法，合其下而计之也：合则数多，故田上少而下多。班禄之法，析其下而别之也：析则分殊，故禄上多而下少。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之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递损其半为率。三等之国皆君十卿禄，固也。天子地方千里，取九一为乡遂，则为十同若十一同，而卿受地视侯，为地一同，亦君十卿禄也。天子乡遂十同，公侯封国一同，亦君十卿禄之意也。然则大国之卿当受一成，而君之乡遂当为十成，明矣。故鲁为“千乘之国”而孟献子称为“百乘之家”。故曰“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也。伯七十里，是伯当公侯之半也。子男五十里，是子男当伯之半也。大夫受地视伯，大夫亦当卿之半矣、元士受地视子男，元士又当大夫之半矣。惟大国之卿四大夫，次国
译大邑与小邑
经传中有时称“百室之邑”，有时称“千室之邑”或“十室之邑”。《周官·小司徒》说：“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中解释“郑国赐予展氏八邑”时说：“八邑，即三十二井。”到了“卫国赐予免馀六十邑”时，杜预却注解说：“这是一乘之邑，不是四井之邑。”我认为：既然都称为邑，既然已经规定四井为一邑，有时却又以一乘为一邑，名实混乱，听闻的人不知从何遵从，这不过是供狡诈之人上下其手罢了；先王难道应该这样吗！况且积累四邑为一丘，积累数个丘却又命名为邑，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制度呢！大概“邑”的起源，本来是用来称呼建国之地的。所以《诗经》说：“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之准则。”《尚书》说：“上天将在此新邑长久地延续我的天命。”这些都是用来称呼天子所居住的地方。后来沿袭下来，诸侯的国家，卿大夫的采邑，凡是百姓聚居的地方都通称为邑。既然邑是通称，于是天子称“京师”，诸侯称“国中”以作区别，其余的都只称为“邑”。那么邑这个名称只是根据百姓聚居而得名，并不是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定为经制的。所以《左传》说：“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在邑中谋划就不行。”相对于野外而言，都称为邑。所以《易经》说：“不能胜讼：回去逃亡，他的邑人三百户。”说三百户，意味着有不三百户的情况。所以聚居的人多就是大邑，聚居的人少就是小邑；“千室”、“百室”、“十室”，都是从邑的大小来说的。至于卫国免馀所说的“只有卿才具备百邑”，那是通计大小，截长补短来计算的。然而小邑又统属于大邑，所以大邑也称为“都”，小邑有时称为“鄙”。所以《左传》说：“齐国赐给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是大邑，而六十是其所属的小邑。所以楚国的启疆说：“韩氏的七邑，都已成为县。”卿大夫七人而各自有一邑，这只是举大邑而言，小邑本来不计其数。大概自从周室东迁以来，诸侯的国家逐渐变大，所以他们的卿的采邑也另外有属邑。所以晋国至与周争侯阝田，却说：“温，是我的旧地。”士匄、赵武、韩起想得到州田，而赵武说：“温，是我的县。”二人说：“自称以区别三传。”那么温是大邑，而侯阝与州是其属邑。先儒未曾详细考证古制，却凭主观推测说“四井为邑”，又因为大小不合，从而为之解说，说“有四井之邑，有一乘之邑”以勉强周全，这是错误的！
私田与公田
孟子说：“五亩的宅地：种上桑树。”注解说：“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经界章注》又说：“周制，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际计算为十亩。”我认为：孟子称文王治理岐地“耕者九一”，在滕国“请野九一而助”？如果私田各百亩而公田仅十亩，这是十一而取一，统称为什一也就足够了，不必反而减少其数，另分为九一。邑大的有千室，小的仅有十室，取其中间值来计算，那么田地远的距离邑尚不及二里，对于耕种收获来说已经近了，无须另外授予一宅。即使想要为多种桑树而种在两地，哪里比得上授予五亩在邑中而种在一处更方便呢！《诗经》说：“田中有庐，田界有瓜。”大概是因为耕耘之日担心风雨不时，颖栗成熟的秋天顾虑寇盗不禁，所以在田中建庐，是为了休息守望。所以不称室而称“庐”，明确说明不成其为室。使用时间不久，所需土地不多，不必分邑宅的一半。由此说来，田中的庐不必减少公田百亩的数额，就像种瓜的田界起初也不以减少私田百亩的数额。大体上古人的制度都期望大体不失，原本未曾琐碎地按尺寸计算。
班禄之制
至于班禄的制度，也与分田互为表里。分田的方法，是合并下级来计算的：合并则数量多，所以田地上级少而下级多。班禄的方法，是分析下级来区别的：分析则分别不同，所以俸禄上级多而下级少。大体上君臣的等级递减以十分之一为比率；大小臣的等级递减以依次减半为比率。三等之国都是君十倍于卿的俸禄，这是肯定的。天子地方千里，取九一为乡遂，则为十同或十一同，而卿受地视同侯，为地一同，也是君十倍于卿的俸禄。天子乡遂十同，公侯封国一同，也是君十倍于卿的俸禄的意思。那么大国的卿应当受一成，而君的乡遂应当为十成，这是明显的。所以鲁国为“千乘之国”而孟献子称为“百乘之家”。所以说“君臣的等级递减以十分之一为比率”。伯七十里，是伯相当于公侯的一半。子男五十里，是子男相当于伯的一半。大夫受地视同伯，大夫也相当于卿的一半。元士受地视同子男，元士又相当于大夫的一半。只有大国的卿四大夫，次国
三大夫，其降杀独多。然窃尝思之，大国之大於次国，次国之大於小国者仅倍耳，天子之畿且百大国，不应天子之卿仅二大夫而大国反四大夫。《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是卿亦大夫也，大夫与士则名分礼秩迥然相悬，又不应大夫士之降杀反少而卿与大夫反多。盖孟子所言特王制之略：大国地广政繁，小臣数多；故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地狭政简，小臣数少，故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三等之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之降杀均当有异。以卿与大夫为降杀之始，故於此言之，以见位递尊则禄递异，位递卑则禄递同耳。不然，大国之地四小国，何以君禄仅倍之？次国倍小国，何以君禄仅▯俞其半？此可知大夫以下，其禄亦必少浮於倍。以此推之，天子之卿大夫士，其降杀亦必更甚於大国；但大略皆以倍为率，故孟子亦多以倍言之。故曰：“尝闻其略，其详不可得闻也。”其在正禄之外者，则诸侯有“汤沐之邑”而卿大夫士有“圭田”。鲁之许田，卫之有阎之士，此朝觐时汤沐之邑也。郑之礻方，卫之相土之东都，此天子巡狩时诸侯汤沐之邑也。此又孟子之所未及者也。若夫卿大夫家臣之禄，则孟子亦末尝及之；然举一反三，其降杀差等皆当与公臣略同。但有禄以邑者《春秋传》“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是也；有禄以栗者，《论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是也。窃疑其初本皆受粟，其後诸侯之国渐大，卿大夫之禄亦渐厚，其居位久而受邑多者然後往往分邑以禄其贵臣；未必先王之制即然也。
译三位大夫，其俸禄的递减幅度唯独较多。然而我私下曾思考过，大国比次国大，次国比小国大，仅仅一倍而已，天子的王畿之地将近有一百个大国，不应天子的卿只有两位大夫，而大国反而有四位大夫。《春秋》对于诸侯的卿都记载为“大夫”，这说明卿也是大夫，大夫与士在名分礼秩上截然不同，又不应当大夫与士的递减幅度反而较少，而卿与大夫的递减幅度反而较多。大概孟子所说的只是王制的概要：大国土地广阔、政务繁杂，低级官员数量多；所以其俸禄的递减幅度也大；小国土地狭小、政务简单，低级官员数量少，所以其俸禄的递减幅度也小；那么三等国家，从大夫以下，其俸禄的递减幅度都应当有所不同。以卿与大夫作为递减的起点，所以在此提及，以显示地位依次尊贵则俸禄依次不同，地位依次卑微则俸禄依次相同罢了。不然的话，大国之地是小国的四倍，为何君主的俸禄仅仅加倍？次国是小国的一倍，为何君主的俸禄仅仅多出其一半？由此可知，大夫以下，其俸禄也必定略微超过一倍。以此类推，天子的卿、大夫、士，其递减幅度也必定比大国更甚；但大致都以一倍为比率，所以孟子也多以一倍来说明。所以说：“只听说其概要，其详细情况无法得知。”在正式俸禄之外的，诸侯有“汤沐邑”，而卿、大夫、士有“圭田”。鲁国的许田，卫国的有阎之士，这是朝觐时的汤沐邑。郑国的禚，卫国的相土之东都，这是天子巡狩时诸侯的汤沐邑。这又是孟子所未曾提及的。至于卿大夫家臣的俸禄，孟子也未曾提及；然而举一反三，其递减的等级都应当与公臣大致相同。但有以封邑作为俸禄的，《春秋传》中“施氏的宰有百室之邑”就是如此；有以粟米作为俸禄的，《论语》中“原思做宰，给他粟九百”就是如此。我私下怀疑起初都接受粟米，后来诸侯的国家逐渐扩大，卿大夫的俸禄也逐渐丰厚，那些任职时间久且受封邑多的人，然后往往分封邑来作为其尊贵家臣的俸禄；未必先王的制度就是这样。
△辨《周官》诸公方五百里之说
曰：“君取国之九一，臣分君之十一，以《孟子》与《王制》推之，诚然矣。《周官》九畿为方万里，天子之地仅居百一，而诸公方五百里；乃当天子四之一，故尤儒疑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而《王制》为汉儒所撰，不足征信，未可概谓以九一十一为率也。”曰：学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伪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仅六百馀岁，周公之书果存，孟子岂容不知；即不知度亦必不至安为之说。孟子於本朝之大经大法犹迳庭若是，况尧、舜、禹、汤之道，其何足以知之！《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论语》云：“可以▯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易》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传》云：“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则传记皆以百里为封国之制，孟子之言非臆说矣。且以今地里考之：鲁为今曲阜，若方四百里，则邾、滕在封内矣；宋在今归德界，若方五百里，则曹、杞在封内矣。宋、鲁当春秋时兼并之馀，犹仅二三百里，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方百里者五，为方二百二十里有奇）况当成王之世，安所得四百里五百里者而封之！而得洛以东至海仅二千里，以西至积石亦不逾三千里，又安所得万里者而区画为九畿乎！此宜少有目者皆不可欺，而儒者式反据之以疑孟子，其亦异矣！况天子并其都鄙计之仅四诸公之禄，而诸公乃二十五於诸男之禄，君臣之降杀何太近，同为诸侯者其降杀何反太远？其断非先王之制亦明矣。吾愿世之学者本孟子之言而参考之经传，以求先王分田制禄之大凡，而毋为注疏异说之所惑也。
△画井不必尽方
然此九一之法非拘拘然必方必齐而不可变通也。尧都冀州，而甸侯绥三服每面皆谓之“五百里”。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其於天下於国如是则田邑可知矣。今说者每谓井田之制必平坦广大之地乃能区画，而山国泽国不可行。不知平坦广大之地始可行者，沟洫之法然耳。沟洫行於国中，建国之地平广者多，故为千夫万夫之制。若井田，乃治野之法，方三里即可为九井，二里即可为四井，一里即可为一井，不择於地之广狭也。至於山泽林麓，则古人但以蕃草木鸟兽，原不以赋於民。即负山临河之地，亦但置之以为闲田，或授之於馀夫，而不在画井之数。然此亦论其常耳；若果其国山溪深阻，地势逼隘，则广二百步者可修四百五十步，广百五十步者可修六百步，广百步者可修九百步，皆当方里之数，即皆井也。即沟洫之地亦不必其四面如一：缩於广则赢其修，啬於左则丰其右，期不失乎大体而已。譬如今世算田者，东长於西则损东以益西，南阔於北则减南以加北，皆并两长两阔而折半算之，田不尽方而算自方，是以谓之“方田”。夫井田沟洫之法亦若是而已矣！盖先王之制务正其大纲，而细目或有所不拘；後儒之论务详於细目，而大纲或反有所未明。均天下之田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经界则九一而区之、赋税则十一而征之，此王制之大纲也。其馀节目之详，自可以因时而制宜，非拘拘焉如世所云云也。嗟夫，自战国以来，既无复以经界为事者，任其赢缩兼并而以为固然，而称先则古者又或拘泥於注疏，不能详考先王之制，深求先王之意，无惑乎三代之经界之不再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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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风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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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诗》、《书》为诸儒听乱
《六经》自秦火後，汉初诸儒传而习之，遂大著於当世。然自後汉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经义之晦者亦复不少。何以言之？《尚书》，伏生传《今文》，欧阳、大小夏侯说之；孔安国传《古文》，马、郑注之。自永嘉之乱，今文亡而古文弧行，晋、宋之际逐有妄人伪作《古文尚书》及《孔氏传》。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郑之古木亡，《尚书》之旨遂晦。《诗》，在汉初有鲁申公、齐辕固生各以《诗》传其弟
译辨析《周官》中关于诸侯封地方圆五百里的说法
有人说：“君主征收全国九分之一的赋税，臣子分得君主的十一分之一，根据《孟子》和《王制》来推论，确实如此。《周官》记载的九畿方圆万里，天子的土地仅占百分之一，而诸侯的封地方圆五百里；这相当于天子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一些儒生怀疑《孟子》是在井田制废除之后写的，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王制》是汉代儒生编撰的，不足以采信，不能一概认为以九分之一和十一分之一为税率。”我说：学者担心不喜好古代，更担心不辨别真伪却喜好非议古代。孟子距离周公仅六百多年，周公的书如果还存在，孟子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即使不知道，也一定不会凭空捏造这种说法。孟子对于本朝的大经大法尚且如此不同，何况尧、舜、禹、汤的道，他怎么能够知道呢！《春秋传》说：“天子的土地方圆一圻，列国方圆一同，从此逐渐递减。”《论语》说：“可以托付六尺之童的孤儿，可以寄托百里之国的政命。”《易经》说：“震惊百里，不丧失祭祀用的匕和鬯酒。”《传》说：“可以守护宗庙社稷，作为祭祀的主持者。”这样看来，传记都以百里作为封国的制度，孟子的话不是凭空臆测。况且用现在的地理来考证：鲁国在今曲阜，如果方圆四百里，那么邾国、滕国就在封地内了；宋国在今归德地区，如果方圆五百里，那么曹国、杞国就在封地内了。宋、鲁在春秋时期兼并之后，还只有二三百里，所以孟子说：“现在鲁国方圆百里的地方有五个。”（方圆百里者五，即方圆二百二十里有余）何况在成王时代，哪里能得到方圆四百里、五百里的土地来分封呢！而且得到洛水以东到海边仅二千里，以西到积石山也不超过三千里，又哪里能得到万里的土地来划分为九畿呢！这应该是稍有眼力的人都不会被欺骗的，而儒生反而据此来怀疑孟子，这也太奇怪了！况且天子连同都城和边邑计算，仅相当于四个诸侯的俸禄，而诸侯却是男爵俸禄的二十五倍，君臣之间的等级差别怎么这么小，同为诸侯的等级差别怎么反而这么大？这显然不是先王的制度，也很明白了。我希望世间的学者以孟子的话为基础，参考经传，来探求先王分田制禄的大致情况，而不要被注疏中的异说所迷惑。
划分井田不必完全呈方形
然而这九分之一的制度并不是拘泥于必须方形、整齐而不能变通的。尧定都冀州，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每面都称为“五百里”。孟子说：“现在滕国截长补短，将方圆五十里。”对于天下和国家都是这样，那么田邑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现在解说的人常说井田制度必须在平坦广阔的土地上才能划分，而山国、泽国不能实行。不知道平坦广阔的土地才能实行的，是沟洫制度罢了。沟洫制度在国家中实行，建国的土地平坦广阔的多，所以实行千夫万夫的制度。如果是井田，那是治理郊野的方法，方圆三里就可以划分为九井，方圆二里就可以划分为四井，方圆一里就可以划分为一井，不选择土地的宽窄。至于山泽林麓，古人只是用来繁殖草木鸟兽，原本不向百姓征收赋税。即使是依山临河的土地，也只是放置作为闲田，或者授予余夫，而不计入划分井田的数量。然而这也是论其常规罢了；如果确实国家山溪深阻，地势逼隘，那么宽二百步的可以长四百五十步，宽一百五十步的可以长六百步，宽一百步的可以长九百步，都相当于方里的数量，也就是井田。即使是沟洫的土地也不必四面一样：宽度不足就增加长度，左边不足就增加右边，期望不失大体而已。譬如现在计算田地的人，东边长于西边就减少东边以增加西边，南边宽于北边就减少南边以增加北边，都是合并两长两宽而折半计算，田地不完全方形而计算自然方形，所以称为“方田”。井田沟洫的方法也是这样罢了！大概先王的制度务求端正其大纲，而细目或许有所不拘；后儒的论述务求详细于细目，而大纲或许反而有所不明。均分天下的田地而不使有多余或不足的弊端，经界则按九分之一划分、赋税则按十一分之一征收，这是王制的大纲。其余细节的详备，自然可以因时而制宜，不是拘泥于世人所说的那样。唉，自从战国以来，已经没有再以经界为事的人了，任由其增减兼并而认为理所当然，而称引古代的人又或许拘泥于注疏，不能详细考证先王的制度，深入探求先王的本意，无怪乎三代的经界不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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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风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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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诗》、《书》被诸儒听任扰乱
《六经》自秦朝焚书之后，汉初诸儒传承并研习，于是当世大为显赫。然而自从东汉末年到六朝、初唐，经义晦涩不明的也不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尚书》，伏生传授《今文》，欧阳、大小夏侯解说它；孔安国传授《古文》，马融、郑玄注解它。自从永嘉之乱，今文失传而古文单独流行，晋、宋之际就有妄人伪造《古文尚书》及《孔氏传》。到唐朝用来选拔士人，而孔、郑的古本失传，《尚书》的宗旨于是晦涩不明。《诗经》，在汉初有鲁申公、齐辕固生各自以《诗经》传授给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