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历书，然而我心里独自对此存疑。恰逢发生月食十四分有余，我整夜不睡觉来观察，整夜下来月亮起初并没有再次被食。只有在月食完全结束后，过了很久才重新出现光亮，计算其时刻大约相当于月食四分有余的数值，我怀疑就是指这个而言。然而同辈的人都认为不对。又过了几年，看见各家历书果然与我所说的相同。别人的话，怎么能轻易相信呢！郡城刘氏家里有两块星石，乡里巷间相传，都说以前曾经有流星落在他们家，化成了石头。我从小听到这件事就心存怀疑。稍大一些，跟刘氏兄弟交往，亲眼见到那石头，以及上面刻的篆书和楷书，仔细追问他们，他们说：“确实没有这样的事。祖先在南方做官，得到了这块石头，觉得它的形状奇特，不是人间所有的，姑且刻上这些话当作玩笑罢了。”这有现存的石头可以作为依据，有文字可以作为证明，然而尚且不是事实，别人的话，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呢！周朝王道衰微，异端邪说同时兴起，杨朱、墨翟、名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各家无不编造言语、虚构事迹来诬蔑圣贤。汉代儒生听惯了这些说法而不加考察，于是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而记载在传记中。像《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类的书，大都是旁采杂说，真假混杂。接着又有谶纬之术，其说法更加浅陋，而刘歆、郑康成都用来解释经书。流传既久，学者习以为常，不再考察其本源，而只是认为汉代儒生接近古代，他们的言论必定有所传承，不是凭空捏造的。即使是宋代儒者那样精纯，而沿袭其说法而不改变的也大概不少了。等到《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这六个字是一个书名，与温公的《通鉴》、朱子的《纲目》无关）等书出现，更加广泛搜集杂家小说的说法来显示自己的博学，而圣贤被诬蔑的事情就永远无法辩白了！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就不如没有《尚书》；我在《武成》篇中，只取两三简罢了。”圣人读经书，尚且谨慎到如此地步，何况是传注，又何况是诸子百家呢！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解说，是为了最终回归到简约的道理。”那么想要见闻广博的人，不是为了炫耀博学，而是想要互相参证考订而归于一个正确的结论罢了。如果只是炫耀博学而不知道选择，那么即使读尽五车书，阅遍四库典籍，反而不如那些孤陋寡闻的人尚且没有大的过失。

译少见者多误

大凡见识广博的人错误就少，见识狭隘的人错误就多。唐代韩愈（字退之）服用金石药而死，所以白居易诗中说：“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代人的杂说于是说韩愈写《李于墓志》告诫人们不要服用金石药，自己却服用硫黄。没有其他原因，他们只知道有韩昌黎字退之，却不知道唐代字退之的人还有很多！所以说，见识狭隘的人错误就多。我崔家在魏地，家族很繁盛，然而外县的人很少认识我们，大多知道有余兄弟。族人在考场生病，就相传是余兄弟生病。族人养有优伶，就相传是余兄弟养优伶。这近在眼前、亲身经历的事情，尚且如此，那么天下之大、千古以上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好德不如好色”是许允的事，而近代的类书认为是许浑。韩琦（韩魏公）在扬州与客人赏鉴金带围，王〇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代的类书认为是王曾。晋、宋的事情尚且不免传讹，何况三代以上，本来应当有十倍于此的错误。因此颜阖的事被记载为颜渊，阚我的事被移作宰我，这类事情大概不可胜数。只是幸好本书尚存，还可以考证而知；如果不幸《吕氏春秋》亡佚，人们一定会认为论东野毕的是颜渊，《左传》亡佚，人们一定会认为陈恒所杀的是宰予。即使大声喧哗与他争辩，终究不会被听信，必定说：“古人这样说，难道没有根据而胡乱记载吗！”那么唐、虞、三代之事，战国、秦、汉所述，那些移甲为乙、终古不白的，岂可胜道哉！所以尧的臣子很多，见到“重、黎”，就认为一定是羲、和；纣的臣子也很多，见到“父师少师”，就认为一定是箕子、比干；禹的辅佐岂止一人，见到“大费”，就认为一定是益；太甲的辅佐岂止一人，见到阿衡，就认为一定是伊尹：没有其他原因，他们心中只有这一二人，所以遇到仿佛近似的人就认为一定是此人。就像许允的事移作许浑，王〇的事移作王曾一样。甚至南宫载宝，公然移作南容，使三复白圭的贤德受到百世的诬蔑。就像卫退之服用金石药，而以服药而死作为昌黎的罪过一样。所以现在《录》中凡是经书中没有记载的事，推测其不类似此人的事，就删去并辨明。唉，唉，这难以对见识短浅、粗心浮气的人说！（孔毅夫《杂说》，昔人有辨其系伪撰者，故今但称“宋人杂说”，不欲古人之受诬也。）

以己度人（以下七章，皆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人的性情喜欢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也没有不互相揣度的。往往相差悬殊，而那人终究自己不知道。汉代疏广任太子太傅，因年老辞位而去，这是士君子的常事；而后世的论者说疏广见到赵、盖、韩、杨的死所以离去。无论盖、韩、杨的死在此之后，假使遇到宽大的君主，就终老不去吗！怎么看待古人太浅薄了！昭烈帝临终托孤于诸葛武侯，说：“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这是肺腑之言，有什么诈伪，而后世的论者说昭烈故意这样说以坚定武侯的心。那么是要昭烈成为袁本初、刘景升然后才可以吗！没有其他原因，他们的心本来如此，所以推测古人也一定如此。然而这还是谈论古人。邯郸到武安六十里，山道占其大半，向来不能行车。有肥乡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于是倾尽自己的钱财以完成之。议论者都说：“僧的心本来想多募以自肥；因为施者少，所以不得已而倾其囊。”僧的心我确实不知道如何，然而他的事则是损己以利人，损己利人而还说他想要损人以利己，这不是以己度人吗！然而这还是他人的事。我在闽地时，无名之征全部免除给百姓，有余之税全部上缴给上级；淡泊清贫的状况，不仅百姓知道，即使上官也深信不疑。然而故乡的人隔着数千余里终究不知道，回到故里之后，人们都认为我携带有重资。不久租住在狭窄的巷子里，搬家到山村，见他吃饭一盂，蔬菜一盘，还说：“这是深藏，不肯自我炫耀。”所以以己度人，即使在眼前也必定失误；何况想要揣度古人，更想要揣度古代的圣贤，哪有恰当的呢！所以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书的都纯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夹杂权术诈谋的习气，与圣人不相似，没有其他原因，他们本来以当日的风气揣度之！所以《考信录》只取信于《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揣度圣人的话就据为实。

虚言衍成实事

战国之时，说客辩士尤其喜欢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

译这类情况，不胜枚举。即使在孟子的著作中也常常存在。这并不是说确实有这些事。而是汉、晋时期的著述者往往误把这些当作实事而采录入书，学者不再考证其来源，于是相信确实如此而不醒悟的人就很多了。其中也有原本有此事件而被夸大渲染的。公父文伯去世这件事，在《国语》中的记载，不过是他母亲厌恶他因喜好女色而闻名，告诫他的妾室不要消瘦面容，不要流鼻涕，不要捶胸顿足罢了。《礼记》叙述这件事，却说他母亲靠着床大哭，而内室的妇人们都边走边哭失声。楼缓又加以夸大，竟说在房中自杀的妇女有十六人之多！还有原本没有这件事，却有这种说法，而逐渐演变成实事的。《春秋左传》中，子太叔说：“寡妇不担忧织布的纬线，却担忧宗周王朝的覆灭，是因为灾祸将波及自身。”这不过是假设性的言论罢了。后来加以夸大，竟说漆室的女子不绩麻而担忧鲁国。后来又加以夸大，竟说鲁国守门人的女儿婴尤担忧卫国世子的不肖，并有“整年不吃葵菜，终身没有兄长”这样的话，好像真有其人其事一样！因此韩婴竟然采录它编入《韩诗外传》，刘向采录它编入《列女传》。流传的时间越长，相信的人越多，于是虚妄的言论竟然成了实事。由此说来，即使古代有这种说法，也未必有这种事；即使古代确实有这种事，也未必就像后人所描述的那样。何况战国时期游说之士，毫无根据，凭空捏造的呢！世间士人只看到汉代人的书中有记载，就相信而不怀疑，这也太过分了。所以如今在《考信录》中，凡是那些说法出自战国以后的，必定详细考证其来源，而不敢因为见于汉代人的书就真正认为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情。

译△古语失解后之妄说

战国、秦、汉时期的书籍，不仅言辞多有虚妄，也有古代本有此语，但后人沿袭却失去了其本义，于是胡乱加以解说的情形。古代掌管历法的官员称为“日御”，所以说“天子设有日官，诸侯设有日御”。羲仲、和仲是帝尧的臣子，主管日出的观测与历法的制定，因此被称为日御。后世失去了这种说法，于是误将“御”理解为驾驭车马的“御”，认为羲和是驾驭日车的人，所以《离骚》中说“我命令羲和放慢节度啊，望着崦嵫山不要迫近”；这已经显得支离破碎、可笑至极。又有人误将“御日”理解为“浴日”，所以《山海经》中说“有个女子名叫羲和，在甘渊沐浴太阳”，那么这种谬误就更严重了！古代羲、和负责观测太阳，常仪负责观测月亮。常仪是古代的贤臣，“占”是观测验证的意思；常仪观测月亮，就如同羲、和观测太阳一样。“仪”字的读音在古代都读如“娥”。所以《诗经》中说：“茂盛的莪蒿，生长在那山坳。既然见到君子，快乐又有仪态。”又说：“亲自结好佩巾，礼仪周全完备。新婚之时多么美好，旧日之情又如何呢？”都与“阿”“何”相押韵。后世传抄讹误，于是将“仪”误作“娥”，进而误认为是女性。又误将“占”理解为“占据”的意思，于是说后羿的妻子常娥偷取不死之药而奔逃到月中。从此辞赋家们沿袭使用这种说法；虽然并非都相信这是事实，但终究是诬蔑古人而迷惑后世了。像这类情况，大概数不胜数。然而这些古语偶尔还能在经传中看到，可以通过考证而知晓；至于那些古书已经亡佚，而流传的错误仅仅沿袭于诸子百家书中的，更不知有多少了。大体上战国、秦、汉时期的书籍都难以确证其可信度，而它们所记载的上古之事尤其多荒谬之处。然而世上的读书人因为它们的流传时间久远，往往相信它们是事实。其中难道没有一两点真实吗？但终究不可信的居多。于是竟然相信那千百条记载必定不是诬妄，这也太迷惑了！

△儒者采谶纬语

先儒相传的说法，往往出自纬书。大概汉代自成帝、哀帝以后，谶纬之学才兴盛起来，解说《经》的儒者多采用这些来注解《经》。后来沿袭成习，不再考证其本源，只是认为先儒的说法就是这样，于是盲目跟从。比如龙背负河图，龟呈现洛书，出自《春秋纬》。黄帝创作《咸池》，颛顼创作《五茎》，帝喾创作《六英》，帝尧创作《大章》，出自《乐纬》。像这类情况，大概无法一一列举。即使是〇祭其始祖所自出，也是因纬书的文字而逐渐改变说法的。因为纬书称三代的祖先出自天上的五帝，郑玄依据这个，于是将〇祭解释为祭天，并说《小记》中“〇其祖之所自出”是〇祭其始祖所自出。王肃虽然驳斥郑玄祭天的错误，但仍沿袭始祖所自出的文字。由此在始祖之前又另外有一个祖先存在，这难道不是因为纬书而导致的错误吗！我小时候曾见先儒叙述孔子的话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查考经传，并没有这句话。后来才在何休的《公羊传序》、唐明皇的《孝经序》中看到这句话；但不知道这两篇序言原本依据什么书。最后查阅《正义》，才知道它出自《孝经纬》的《钩命诀》。大体上汉代儒者的说法，基于《七纬》的不少于三分之一；宋代儒者多有核正，但沿袭其说法的仍不少于十分之三。于是世上的学者动不动就说汉儒是这样说的，宋儒是这样说的，后生小子知道什么而妄加非议！唉，汉儒的说法果真是汉儒自己创立的吗？宋儒的说法果真是宋儒自己创立的吗？大概也是未曾考证罢了！唉，谶纬之学，是学者所排斥而不屑于谈论的，但谶纬之书的话，学者们却都遵守而不敢有异议，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无法为之解释啊！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近代学识浅薄的读书人动不动就说秦、汉时期的书籍接近古代，其言论都有依据；见到有人驳斥其错误，必定捋起袖子争辩。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盲从名声而实际上未曾多读秦、汉时期的书籍，所以妄加这种言论罢了！刘知几《史通》说：“秦、汉时代，《左传》尚未流行，于是使得《五经》（此《五经》指《公羊》、《〇梁》、《礼记》的文字，并非古代经典）、杂史、百家诸子，其谈论河、汉之事，无所遵循凭据。所以他们记事时：当晋景公行霸业，公室正强盛时，却说韩氏攻打赵国（按《史记》攻打赵国的是屠岸贾，不是韩氏，此文大概有误）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自《史记赵世家》）；子罕担任相国，宋国与晋国和睦，却说晋国将要攻打宋国，窥探在阳门哭泣的介夫（原注：出自《礼记》）。他们记时方面：秦穆公处在春秋初期，却说他的女儿是楚昭王的夫人（原注：出自《列女传》）；韩、魏处在战国时期，却说他们的君主陪同楚庄王下葬（原注：出自《史记滑稽传》）；列子的书论述孔子，却说孔子生在郑穆公年间（原注：出自刘向《七录》）；扁鹊为虢公治病，却说当时正值赵简子时期（原注：出自《史记扁鹊传》）；乐书在周子那里做官，却说以晋文公打猎为由，犯颜直言（原注：出自刘向《新序》），荀息死在奚

译齐地，却说遇见晋灵公建造高台，用堆叠棋子来申述告诫（原注：出自刘向《说苑》）。有的把先前的事说成后来的，有的把后来的事说成先前的，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的君子对此本无所怀疑，等到《左传》流传开来，其中的错误自然显露出来。”由此推论，秦、汉时期的书籍中那些不能依据为事实的很多，只是没有像知几那样肯详细考证并精细辨析的人罢了。但我还有不同的看法，知几对于秦、汉书籍中记载春秋时期之事，考证得如此详细，辨析得如此精当，至于虞、夏、商、周时期的事，却又采集百家杂史的文字来怀疑经典，这是为什么呢？从春秋时代，距离西汉仅仅几百年，其中的错乱谬误已经如此众多，何况文王、武王时代距离西汉一千多年，唐尧、虞舜之际距离西汉两千多年，即使距离战国时期也有两千年，那么其中的错乱谬误必定比春秋时代更加严重数倍，这是可以知道的。只是古代史书不存于世，没有《左传》这一本书来证明它们的对错罢了，难道就能于是相信它们为事实吗！所以现在编写《考信录》，对于殷、周以前的事情只以《诗经》、《尚书》为依据，而不敢把秦、汉的书籍就当作实录，这也是推广《史通》的主旨。

译洪迈驳斥近代浅薄虚妄的书籍

不仅秦、汉时期的书籍在记述春秋时代的事情时错误很多，即使是近代书籍记述近代的事情，其中的错误也相当不少。洪景卢在《容斋随笔》中说：“世俗间流传的浅薄虚妄之书，所谓《〇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类，都极其可笑。其中一条说：‘姚崇在开元初年担任翰林学士，有步辇召见的荣耀。’查考史实，姚崇从武则天时期就已经担任宰相，等到开元初年，他已经三次入朝辅政了。第二条说：‘郭元振年轻时，风度姿容美好，宰相张嘉贞想招他为女婿，于是牵红丝线，选中了第三个女儿。’查考史实，郭元振在睿宗朝担任宰相，明皇初年就被贬谪而死；过了十年，张嘉贞才担任宰相。第三条说：‘杨国忠权势显赫时，朝廷的文武官员争相依附他，只有张九龄从未登门拜访。’查考史实，张九龄离开相位十年后，杨国忠才得到官职。第四条说：‘张九龄阅览苏〇的文章卷轴，称赞他是文坛的雄师。’查考史实，苏〇担任宰相时，张九龄尚未显达。这些都是明显可信的错误，固然鄙陋浅薄不值得专门驳斥，但却很容易迷惑误导后学之人。”至于《孔氏野史》、《后山丛谈》所记载的张、杜、范、赵、欧阳、司马等各位公卿的事迹，也都考察其出处、年月而加以纠驳。既然如此，那么即使是近代书籍记述前几十年的事情，也有不能完全相信的，何况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人记述唐、虞、商、周的事情，其错乱谬误本来应当比这多出百倍呢！可惜三代的编年史如今不存，无法一一考证其错谬罢了。然而还有千百中的一二，经传确有明文，显然可以征引的。比如后稷、契担任官职，都在帝喾去世之后一百多年，而世人却认为他们是帝喾的儿子、尧的兄弟。成王是武王元妃的长子，武王年老才去世，成王不可能还年幼，而世人却认为成王年仅十三岁，周公代他即位。公山弗扰叛乱时，孔子正担任司寇，听理国政；佛〇叛乱时，孔子去世已经好几年了，而世人却认为孔子前往响应这两人的召请。这种年世的不符，与《开元天宝遗事》所说的有什么不同！然而世人没有怀疑的，为什么呢？如果知道精微之理，洪景卢再生于今日，将他考辨春秋、唐、宋之事的心志，用来探究帝王和孔门的事迹，并与古今上下对照呢！

杂说流行的原因

宋代以前，读书的士人多，所以所看重的不在于广博而在于考辨的精审，不只是知几、景卢如此。到了明代，以三场考试选拔士人，久而久之，第二、第三场都成了形式，只重视《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大多束书不读，除了科举业外茫然无所知。于是有一两个才智之士致力于搜罗阅览新奇异说，无论是杂家小说，还是近世应制之书，凡是前人鄙夷而不屑提及的，都将其作为奇货，用来傲视当世不读书的人。说：“我诵读了《阴符经》、《山海经》！”说：“我诵读了《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我诵读了《六韬》、《三略》、《说苑》、《新序》！”说：“我诵读了《管子》、《晏子春秋》、《申子》、《韩非子》、《庄子》、《列子》、《淮南子》、《冠子》！”公然向人自夸，人们也公然惊讶于他们的渊博，好像《六经》是粗劣的藜藿，而这些书是珍贵的熊掌雉膏一样，实在令人感慨！

实事的传误（以下五章，论述汉人解释诂训的错误。）

战国时期，邪说并起，寓言很多，汉儒误信而误载，是理所当然的。也有前人所说的本是实事，而辗转传递日久以致出错的情况。这在三代以上固然很多，而近代也往往有之。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说武陵渔人进入深山，那里的居民自称祖先躲避秦时的战乱，带领妻子儿女和同乡人来到这里，于是与外界隔绝。这只是汉、晋以前，黔、楚交界之处，山僻人稀，因此未通人世；起初并没有神仙虚妄的说法。而唐代韩昌黎《桃源图诗》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又说：“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刘梦得《桃源行》也说：“俗人毛骨惊仙子”；又说：“仙家一出寻无踪。”都将陶渊明所说的当作神仙；虽然有相信与不相信的区别，但其错误则是一样的。直到宋代洪兴祖才依据陶渊明的原文来纠正韩、刘的错误，然后今人才都知道那不是神仙，陶渊明的冤屈才得以洗雪。假使陶渊明的记述不幸在唐末五代时亡佚，后来的人只读韩、刘的诗，必定认为桃源真是神仙所居；否则就认为是陶渊明的妄言；即使有一百个洪兴祖来说，也必定不相信了，——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晋代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晋讳，故作“明”）《辞序》说：“从前公主嫁往乌孙，令人在马上弹奏琵琶作乐，以慰藉其路途中的思念。这次送别明君，也一定是这样。”后来唐代杜子美咏昭君村，于是有了“千载琵琶，曲中怨恨”的诗句。由此词人相沿使用，世间的学者就都以为琵琶是昭君出嫁时所弹奏的。然而现在有石崇的词可以证明，稍微懂得读书的人尚能考证而知晓。如果

译于是这个词就失传了，后世的人只看到前代的诗人们都这样称颂它，即使是好学的士人也必定都认为是事实，谁还会知道这是关于乌孙公主的事情呢！唉，韩愈是大儒，自汉代以来学问没有超过韩愈的，而杜甫号称“诗史”，评论的人说他的诗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然而他的话却像这样无法确指其实，那么汉、晋各位儒者所传述的内容难道就可以完全相信吗！于是世间的学者大多把它作为定论，只有宋代的朱熹偶尔纠驳其中的一两点，而人们却说：“汉代离古代近，汉代儒者的言论必定不是没有根据而这样说的”。那么韩愈、杜甫的诗难道都是没有根据而这样说的吗！唉，古代的国史既然已经不存在于世间，只根据传记的文字就认为理所当然，古人遭受诬陷的情况还说得尽吗！所以我编写《考信录》，对于汉、晋各位儒者的说法，一定要考察其原始依据，辨别其是非；并非敢于诋毁先儒，正是想要平心静气地探求一个正确的结论。

译△记忆失真之弥缝

传记一类的文章，有因传闻说法不同而导致错误的，有因记忆失真而导致错误的。同一件事，由两个人分别叙述，往往不能完全相符；同一句话，经过多人辗转传述，往往会失去原本的意思。因此，《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传述《春秋》，但它们记载的史实有时互相矛盾。这是传闻说法不同的缘故。古代书籍都写在竹简上，人们不可能全部拥有，而且难以携带，在编纂书籍时无法寻找翻阅。因此，《史记》引用《左传》的文字，往往与原文不同。这是记忆失真的缘故。这种错误是事理常情，不值得奇怪，也不足以成为这些书的累赘。然而后来的人迎合自己的喜好，不肯承认这是错误，一定要曲折地加以掩饰，使两方面都能说得通，结果导致巨大的错误而无法挽回。比如九州的名字，《禹贡》已经详细记载了，但《周礼》中有幽州、并州而没有徐州、梁州，这是错误的；却一定要曲折地解释说：“周人改变了夏代的九州，所以名称互相不同。”《尔雅》中有幽州、营州而没有青州、梁州，这也是错误的；却一定要曲折地解释说：“这是记载商代的制度”（说法详见《唐虞考信录》），这难道不是巨大的错误吗！《春秋左传》中，成公的母亲称呼伯母为“姒”，伯华的妻子称呼叔向的妻子为“姒”，这是年长的媳妇和年幼的媳妇都互相称呼为“姒”。卫庄公从陈国娶妻叫厉妫，她的妹妹叫戴妫；孟穆伯从莒国娶妻叫戴己，她的妹妹叫声己，这是妹妹跟随姐姐出嫁的称为“娣”。而《尔雅》说：“年长的媳妇称年幼的媳妇为‘娣’，年幼的媳妇称年长的媳妇为‘姒’。”这是错误的。却一定要曲折地解释说：“年长媳妇和年幼媳妇是根据妻子本人的年龄来论定的，不是根据丈夫的长幼来区分的。”这难道不是巨大的错误吗！郑玄注解《礼记》时，凡是《记》与《经》不同，以及两篇《记》互相不同的地方，一定认为一个是周礼，一个是殷礼；不然就认为一个是士礼，一个是大夫礼。这都是不知道其中本来有一个是错误的，想要使两方面都合理，反而导致自己陷入巨大的错误之中！夏太康时期，有穷国的君主叫羿，而《淮南子》中有尧时羿射日的故事，解说的人于是认为羿本来是尧的臣子，有穷国的羿是袭用了他的名字。晋文公的舅舅子犯，《礼记·檀弓》称为舅犯，有的写成咎犯，而《说苑》错误地认为他是晋平公时的人，解说的人于是认为晋国有两个咎犯，一个在晋文公时，一个在晋平公时。所有这些错误，都是明显容易看出的。推而广之，大概不能全部列举。而在东周以前，年代久远，文献残缺，其中的错误尤其多。所以现在撰写《考信录》，不敢把记载在战国、秦、汉书籍中的内容全部相信为实事，不敢把东汉、魏、晋诸儒的注释全部相信为确凿之言，务必都探究其始末，辨别其同异，分别事情的虚实而加以取舍。虽然不为古人的书隐瞒其错误，也不会为古人的书增加其错误。

△传闻异词之重出

传记一类的文章，往往因为传闻说法不同，于是错误地将两件事都记载下来。《春秋左传》记载鄢陵之战，“韩厥跟随郑伯，说：‘不可以再次侮辱国君’，于是停止。〇至跟随郑伯，说：‘伤害国君有刑罚’，也停止。”按照当时情况，晋国有四军，楚国有三军，晋国如果不使用三军不足以抵挡楚国；如果郑国则是国小民少，用一军抵挡就足够了；一定没有停止一军来抵挡楚国，又用两军抵挡郑国的道理。这两件事必定有一件是错误的，这是明显容易看出的。按照后文说，“〇至三次遭遇楚王的士兵”，《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中行、二〇必克二穆”，那么〇至是用新军抵挡楚国右军，然后聚集在王卒那里，没有理由跟随郑伯；跟随郑伯的，只有韩厥这一军罢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齐国庆封出使鲁国，他的车子很华美，叔孙讥讽他；叔孙与庆封一起吃饭，庆封不恭敬，叔孙为他赋《相鼠》。二十八年记载，庆封逃奔到鲁国，把车子献给季武子，车子光泽华美可以照见人影，展庄叔讥讽他；叔孙请庆封吃饭，庆封遍祭，叔孙让乐工为他赋《茅鸱》。这两件事极其相似，也必定有一件是错误的。况且叔孙已经因为庆封不恭敬而讥讽他了，过了一年又请他吃饭，又讥讽他，这是为什么呢！郑国安葬简公时，将要毁坏游氏的宗庙，而子产中途制止。郑国为〇除服丧时，又要毁坏游氏的宗庙，而子产又中途制止。这两件事也必定有一件是错误的。不然，先前既然不肯毁坏别人的宗庙，后来为什么又要毁坏它呢！《春秋左传》在各种传记中是最古老的，然而它的失误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书籍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史记》记载周公请求代替武王死，又记载周公请求代替成王死，一个是依据《金〇》，一个是依据《战国策》，而不知道其实是一件事。《列子》称孔子在吕梁观看而遇到一个男子在急流中行走，又称孔子在河梁上停车休息而遇到一个男子在急流中行走，这本来是庄周的寓言，大概有人采录其事而稍微改动文字，伪撰《列子》的人错误地认为是两件事于是都记载下来了。《战国策》中像这样的例子不可枚举，而《孔子家语》尤其严重，也不值得一一辨析了。由此看来，一件事被记载两次是传记中的常事，有的因为传述者说法不同，也有两件事都不是事实的情况。正如同唐代小说，用饼擦手的事，有的认为是肃宗，有的认为是宇文士及；错误称呼侄子的事，有的认为是赵需，有的认为是何儒亮罢了。

译全都把它们看作两件事，错误太严重了！拿这个例子来类推，汉代以来的书籍中因错误而互相传讹的情况非常多，不能全都指认为事实。

译△曲解以成全与附会

后人所写的书，往往因为前人有一点小失误，就曲意成全它，或者加以附会，于是导致在事理上出现大谬误。《大戴礼记》说：“周文王十二岁生下伯邑考，十五岁生下周武王。”《小戴礼记》说：“周文王九十七岁去世，周武王九十三岁去世。”如果相信这些说法，那么周武王即位元年时，年龄已有八十四岁，在位仅仅十年罢了。然而《尚书序》称十一年讨伐殷商，《尚书》称十三年访问范氏，年份对不上。解说的人不得已，于是编造说法来曲意成全，说：周文王受命九年去世，周武王沿用周文王的年号，所以称元年为十年。（说法详见《丰镐考信录》）《春秋》记载齐桓公去世在十二月乙亥日，这是周历。在十二月辛巳日殡殓，距离去世仅仅七天罢了。然而《左传》采用夏历的文字，认为去世在十月乙亥日；那么去世与殡殓就相隔六十七天了。解说的人因为日子太久，于是附会说是尸体中的虫子从门里爬出来。这难道符合情理吗！前人这样说，不过是一时考察失误罢了，起初没想到后人引申发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这些还是前人的错误有所启发导致的，至于经传本来没有疑问，而注家误解了它的意思，以及与其他文献不合，不肯自我反省，反而曲意穿凿以求自己的说法通顺的，也不少。比如《尧典》中的“四岳”，注家误以为是四个人，因为与二十二人的记载不合，于是把稷、契、皋陶当作是重新任命，把治水、明农当作是在尧的时代了。《尚书序》中的“以箕子归”，解说的人误以为是当年的事，因为与讨伐殷商的年份不合，于是把讨伐殷商当作是阅兵，把《尚书序》中的渡孟津当作是有月日而没有年份了（说法详见《唐虞丰镐》两篇《考信录》）。这类错误，种类很多。辗转相因，错误何时能穷尽。姑且列举几项，以见其大概。于是学者只看到说法是这样，不知道它为何错误，于是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敢稍有异议，实在可叹！所以现在编写《考信录》，完全依据经文来证明它的失误，并剖析它错误的原因，希望学者可以考察而知晓，经传的文字不至于最终晦暗不明。

△强不知以为知

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又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史官保留缺文的情况。”圣人难道不喜欢人们全都知晓，然而形势必然不能做到。强不知以为知，那么必然连同他所知道的也混淆了。因此无所不知的人，连真正的知识也没有；有所不知的人，才是大智慧。现在距离二帝、三王已经很久了，言语不同，名物各异，而且从竹简改为纸张，从篆书改为隶书，代代相传抄写，怎么能一一不失去真相！《韩文考异》，阁本、杭本、蜀本互相有异同，石本也有错误。宋祁所藏的《杜诗》，与流传的版本迥然不同。近代的尚且如此，远代的可想而知。认为不知道，又有什么毛病。而学者一定要为之解说以求通顺，这就是古书之所以晦暗不明的原因！偶然翻阅《〇谷杂记》，记载苏东坡集两件事，事情虽小，但可以比喻大事。其一，苏东坡经过虔州，有“行看凤尾诏，〇下虎头州”的诗句，虎头大概指虔州；虔与虎都从虍，董德元说“虔州俗称为虎头城”是对的。注家却说“虎头，是顾恺之；顾恺之是常州人，大概这时先生请求居住在常州。”不知道虎头是虔州，固然学识不广，然而天下的书岂能全都见过，缺漏不算大失误。强以意度，而归属于顾恺之，那么他的失误何止千里！那些汉人解说经典，有确切依据的有多少，也不过自以意度罢了，那么这类情况大概也不少，只是古书散失，无法证明它的错误罢了，哪里可以全都相信呢！其二，苏东坡所记韩定辞的事，见于《北梦琐言》。用《琐言》校对《苏集》，那么《苏集》误把“幕客”作“慕容”，“银笔之僻”作“银笔之譬”，“从容”作“从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各本都是这样，于是到了不可读的地步。宋代人读宋代人的书，时代很近，应该没有错误，然而错误尚且如此，何况两千年以前的书，又没有其他书可以校对的呢！所以现在编写《考信录》，凡是无法考证的，就当作不知道搁置，宁可缺漏所怀疑的，不敢妄言以迷惑世人。

△取名拾实（以下三章，论述东晋以后的伪书。）

磁州原本出产磁器。有个孙某，仿照古哥窑、定窑、汝窑等窑的样式制造。制成后，挑选其中好的埋入地下。过了两年，取出，在京城、保定等地的贵族人家售卖，见到的人没有不认为是真品的。由此获利十倍。州中卖烟草的，杨氏最著名，价格比其他店铺高很多，做买卖的人常常挤满店铺外。店铺里的货物不够供应，就取其他店铺的货物，印上杨氏的标记而给予。人们都认为好；即使出高价，也不吝惜。由此说来，人们所珍贵的是名声罢了，不是有能知道其实质的人。郑康成，是东汉著名的儒者，他所注的虽然不尽正确，然而也未尝全

译不对，而王肃却用尽各种计谋攻击郑玄以求取胜。然而公道难以被夺取，最终未能战胜郑玄。于是他的门徒杂取传记和诸子百家的文字，伪造了《古文尚书》和《孔子家语》（《家语》虽然有序言说是王肃所作，但研读其文辞，也系其门徒伪造，并非王肃亲自撰写），以此来欺骗世人并伸张王肃的学说。到了隋、唐之际，又遇到刘焯、孔颖达等人，他们不学无术，胡乱加以表彰推崇，因此郑玄的学问于是衰微，郑玄的著作于是散佚，后来的学者于是相信这些伪书而不加怀疑。唉，圣人的经典犹如日月，其珍贵犹如金玉，伪造者岂能窃取其万一；然而世间的学者一听到是“经”，就不敢再加以评议，称之为“圣人之言”就不敢有所肯定或否定，即使有一两个人对此产生怀疑，也不过是曲意解说罢了，这就像是贵族购买瓷器而商人贩卖烟草一样（轻重倒置、贵贱不分）！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而现在的《史记》中却常常叙述汉元帝、汉成帝时事。刘向是西汉人，而现在的《列女传》中却有东汉人在其中。说这两个人有预知未来的法术吗？还是他们的书中混入了后人伪造并妄加插入的内容呢！《周秦行纪》是李德裕门客所写，却嫁祸名声给牛僧孺。《碧〇〇〇》是小人诋毁君子者所写，却嫁祸名声给梅尧臣。既然这样，那么天下以假乱真的情况，到处都是，怎么能因为它的名字就相信它呢！汉代董仲舒上疏议论灾异，汉武帝让群臣商议，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那是他老师的文章，认为那是极大的愚蠢，因此将董仲舒交给官吏治罪。既然这样，那么如果是他老师的文章就尊崇相信，如果不是他老师的文章就诋毁它，而不再追问它的是与非了！所以，在战国时期辨别异端最容易，因为它们的别名是杨朱、墨翟；在两汉时期辨别异端较难，而人们有时也不相信，因为它们混杂在传记之中；在唐、宋以后辨别异端最难，而人们坚决不相信，因为它们伪造成了圣人的言论。所以我认为读经不必因为它是经就盲目尊崇，而应当探求圣人的本意；如果确实知道圣人的文章高深且美好，那么伪作自然不能混淆真假。唉，唉，这本来就不容易向人们说清楚啊。

译△伪书诬陷古人

自明朝以来，儒者多贬低陆象山、王阳明，认为他们表面是儒家，内里是佛家，却很少有人辨明《尚书》、《孔子家语》是伪书。然而我认为，陆象山、王阳明不过是他们自己学说有偏颇，而圣人的经典原本就在那里，好比地方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而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处理事务，但这对朝廷并没有增加或减损。如果伪造经传，那么圣人的言行全被他们诬陷而无法辩白，好比权臣专权，假借天子的命令来号令四方，天下的人被他们潜移默化地改变而不觉察，这关系到国家社稷安危的事，可不是小事。从前隋朝牛弘奏请搜求天下散失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呈送官府；后来有人控告他，才得知是伪书。陈师道说王通的《元经》，关子明的《易传》，以及李靖的《问对》，都是阮逸伪造的，因为阮逸曾经把草稿给苏洵看过。那么伪造古书是古人的常事，所依赖的是通达事理的君子平心静气地考核，辨明真伪，然后圣人的真意才能得以显现，怎么能够全都相信以为是真的呢！然而也不只是有心伪造的人能迷惑世人，大概还有不知是谁写的书，却胡乱推崇信奉，认为是古代圣贤所作；也有从其他文章旁采内容，掺入古人书中的。庄子是战国初年的人，而他的书中称陈成子拥有齐国十二代；《孔丛子》，世人认为是孔鲋所作，而其中记载了孔臧以后几代的事：那么这些话不是出自庄子、孔鲋之手就很明显了。古书中像这样的难道能说得完吗，只是世人轻信而不加考察罢了。所以我曾说，自汉朝以后的儒者，功劳大的，除了朱熹之外，没有超过赵岐的；过错大的，没有超过汉朝张禹、隋朝刘焯和刘炫、唐朝孔颖达、宋朝王安石等人的。为什么呢？赵岐删去《孟子》之外的四篇，使《孟子》一书精纯专一，不被邪说扰乱，实在对圣人的经典有大功劳。张禹采录《齐论》的章句杂糅进《鲁论》中，学者争相传诵张文，于是抛弃了汉初所传的旧本。刘焯、刘炫等人得到江左的《伪尚书》，喜欢它的新奇，骤然推崇信奉。孔颖达又从而表彰它，著入法令，用来选拔士人。于是导致帝王圣贤的行事被异说混淆诬陷而无法辩白长达千百年，虽然有聪明杰出的人士，也都俯首帖耳不敢有不同意见，都是这几个人迷惑他们的结果。至于王安石揣摩宋神宗的心意，来推行聚敛财富的法令，恐怕别人议论自己，于是尊崇《周官》为周公所作来附会，最终导致蔡京绍述（蔡京也用《周官》来附会宋徽宗的无道），靖康年间国家灭亡的祸患，而周公也遭受百世的诬陷。陆象山、王阳明的危害还没有达到这么严重。孰轻孰重，一定有能辨明的人。

△买菜求多

从前有人说：“是买菜吗？是求多吗？”意思是本来贵在精不在多。《韩昌黎文集》，是李汉编订的。他的序言自称“收拾遗文，没有遗失遗漏”，此外更没有其他文章，这很明显。而好事的人又另外编订了《外集》，这是做什么的呢！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朱侍讲校定异同，统一归一，多有发明，对后学有益。《外集》单独使用方本，更加大错特错，只想说明世间问答的伪作，却没意识到这本书是更伪的。方氏不足以责备，朱熹见识高出世人，而他所确定的却这样，几乎不可理解。查《外钞》说，‘潮州灵山寺所刻’；没说，‘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韩愈从刑部侍郎贬到潮州，晚年才由兵部转为吏部，俗人只称‘韩吏部’罢了，错误像这样。又潮州本《韩集》不见有这本书，如果灵山寺旧有此书，刻集时为什么不编入？可见这本书是妄作的。”（原文太繁杂，现在节录成这样。）由此说来，我们生在古人之后，只遵循古人的旧本，不亏负古人就可以了，不必追求胜过古人。《论语》所记载的孔子言行不算少了，从前有人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何况全书！学者如果真的想要亲身实践以期达到圣人的境界，诵读这些也足够了。然而学者还认为不够，又参杂晋人伪造的《家语》。还嫌《家语》所采录的不广泛，又另外采录异端小说的话作为《孔子集语》及《论语外篇》来增加，不问真假，只以多为贵。唉，这难道不是买菜求多的人吗！我在福建时，曾看过一个人的文集（忘了他的姓名），都是他自己编订的，他的序言中有说，“将来有人增加一二篇，以及称我的《外集》的，我死后如果有知，一定变成厉鬼来击打他！”唉，为人编订《外集》，而让天下有文采的人痛心切齿而说这样的话，也就可以灰心返回了！所以现在编写《考信录》，宁可缺漏也不滥收；即使没有害处，也只列在“备览”中：宁可让古人有遗漏的美好，也不肯让古人遭受后世的诬陷。这大概不至于被厉鬼击打吧。

△《孟子》不可信之处（以下三章，论经传记注也有不可完全相信的话。）

经传的文字也往往有超过事实的。《武成》

译所谓“血流漂杵”，《汉书》中所谓“周朝遗存的百姓，没有剩下的”，孟子本来曾经谈论过。至于《尚书·周官》中“惩罚荆舒，没有人敢承受”，这种不合情理的赞誉，更不必说了。战国时期，这种风气尤其盛行，像淳于髡、庄周、张仪、苏秦这些人，用虚妄的言辞修饰说辞，把尺水说成丈波，大概多得说不完。即使在孟子的书中也常常有这种情况。比如舜“修补粮仓、疏通水井”、“不告父母而娶妻”，伊尹“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这些话未必没有根据，但起初的事情断不会这样，只是传述的人层层叠加称颂，想要极力形容，于是不知不觉就过分夸张了。又如文王忙得没空吃饭，不敢沉溺于游乐打猎，却认为他的园林方圆七十里；管叔监视殷商，是武王派他去，却托付给周公，这或许是孟子来不及仔细辨析，或是记录的人弄错了言辞，都无法确知，不能全都当作实事。大概《孟子》七篇，都是门人所记录，只是追述孟子的意思，而不一定都是孟子当时的原话；既然世俗流传是这样，于是便照本记录成这样。正如蔡氏《书传》说《史记》称朱虎、熊、罴为伯益的助手，其实《史记》只称他们为益，从未称为伯益，蔡氏习惯于世俗的称呼，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于是误将伯益写入《史记》文中。那么学者对于古人的书籍，即使是经典的经文，贤哲的话语，还应当平心静气地探求其意旨所在，不能拘泥于言辞而损害了本意，何况是杂家小说的话，怎么能轻易相信为真实呢！

译△传记不可合于经

传虽然美好，也不能与经相合；记虽然美好，也不能与经齐平，这是纯粹与驳杂的区别所在。《曲台杂记》，是战国、秦、汉时期各位儒者所著述的，其中确实有符合圣人旨意的内容，但附会事实、失之真实的情况也实在不少。大小戴（戴德、戴圣）相继加以删削，然而仍然有很多未尽之处。像《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章，错误谬误层出不穷，本来就不能作为准则。至于《月令》是阴阳家的学说，《明堂位》是诬蔑圣人的言论，而后人却把它们取来放在其中，称之为《礼记》，这该怎么解释呢！《周官》一书，尤其驳杂不纯，大概是在战国时期，周代礼制典籍散失之后，记录所传闻并附以自己的意见而成的。于是郑康成也相信并为之作注，因而学者们纷纷奉行它，与《古礼经》并称为《三礼》。魏晋以后，于是并列于学官。到了唐代，又用它来分科选拔士人，而后儒的浅薄解说于是与《诗经》、《尚书》并重。尤其奇怪的是，孔颖达作《正义》，竟然把《戴记》算作五经之一，而先儒所传授的《礼经》反而不能列入其中。由此，学者于是废弃《经》而崇尚《记》；以至于周公的制度，孔子的行事，都杂乱无章不可考据。本末颠倒，在这里达到了极点！朱子的学问最为精纯，却也把《大学》、《中庸》提升到与《论语》、《孟子》同等地位，号称《四书》。后来的学者于是也把这两篇加在《诗经》、《尚书》、《春秋》等经之上。那么君子对于著述，也是不可不谨慎啊！

△朱子之误

朱子的《易本义》、《诗集传》，以及《论语》、《孟子集注》，大体上多沿袭前人的旧说。他偶尔有独特见解时，才改用己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孟子》中“古公亶父”一句，《赵注》认为亶父是太王的名；《朱注》也说：“亶父，是太王的名。”《大雅》中“古公亶父”一句，《毛传》以字和名两种解释；《朱传》也说：“亶父，是太王的名；或者说是字。”这是他沿用旧说，显然可见。《豳风·鸱鸮篇》，《传》采纳《伪孔传》的说法，把“居东”解释为“东征”，于是认为这首诗作于东征之后。等到后来与蔡九峰通信，则又说那不是对的；因此蔡氏《书传》改用了新说。那么朱子虽然采纳旧说，起初并没有固执一成不变的见解。当今世上，崇尚新奇的人多尊崇汉儒而攻击朱子，却不知道朱子沿袭汉人错误的地方正不少。拘谨的人则又过分尊崇朱子，动不动就说“朱子怎么会有错误！”却不知道朱子从未自以为一定没有错误。即使是朱子自己提出的说法，也间或有一两处错误。卫文公在鲁僖公二十五年去世，到二十六年甯庄子还见于经书，那么武子本来未曾赶上侍奉文公。而《论语·宁武子章》注中说，“武子在位，正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这是错误的。大概人的精神心思只有这么多，朱子仕途做朝官，又教授许多弟子，本来就已很少有闲暇时间，而所著书又不下数百卷，那么他沿袭前人的错误而来不及纠正的，是势所必然；一时偶然没有详细考据而导致错误的，也是势所必然。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因为他不固执一成不变的见解，才是朱子超过别人的地方。学者不能因为一两个说法的不当而轻易议论朱子，也不必为朱子隐瞒他的错误。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以下二章，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大体上古人多崇尚精专，后人多崇尚广博；时代越古，其取舍越谨慎；时代越晚，其采择越驳杂。所以孔子编订《尚书》，断自唐尧、虞舜，而司马迁作《史记》则始于黄帝。然而仍然删去了那些不雅驯的内容。近世以来，所写的《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则始于庖羲氏，或者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天辟地之初的盘古氏的，并且连那些不雅驯的内容也一并记载。所以说，时代越晚，其采择越驳杂。管仲子去世时，预知竖刁、易牙会扰乱政事，而历数诋毁鲍叔牙、宾须无的为人，孔子不知道，而宋代的苏洵知道，所以孔子称赞管仲说“他的仁德，百姓到现在还受他的恩赐”，而苏氏责备管仲不能推荐贤人。禘礼，是祭祀始祖所由出的帝，而以始祖配享，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的作者不知道，而唐代的赵匡知道，所以《三传》都讥讽未过三年就举行吉祭，而赵氏唯独认为禘礼应当用于文王，不应当用于庄公。汉代李陵有《重答苏武书》，李陵与苏武有互相赠答的诗，班婕妤有《团扇诗》，扬雄有《剧秦美新》之作，司马迁、班固不知道，而梁代的萧统知道，所以《史记》、《汉书》不记载他们一个字，而他们的诗文都见于《昭明文选》中。由此说来，后人的学问远非古人所能比：古人所见到的只有经书而已，其次才有传记，而且尚且不敢深信，后人则

译从诸子百家，到汉唐的小说、演义、传奇，没有不阅读的。自从《庄子》、《列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等书出现，经书中遗漏的内容就多了。自从《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晋书演义》，以及传奇、小说出现，史书中遗漏的内容也多了。难怪后人的著述一定要追求胜过古人！近代小说中有记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的故事，说：“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认为七言诗始于此时，而非《柏梁台诗》。那《柏梁台诗》，有见识的人已经驳斥其为伪作，而现在竟然又比《柏梁台诗》早几百年，而说七言诗始于春秋时期，唉，唉，那些古人实在没想到后人的学识渊博竟到了如此地步！

译不考察事实的真伪而空谈得失

有两个人都患有近视，却各自夸耀自己的眼力，互不相让。村里有个富人打算第二天在门上悬挂匾额，于是约定第二天一同到那家门口，通过阅读匾额上的字来检验眼力。然而两人都担心自己看不见，甲先在夜晚派人刺探得知了匾上的大字，乙甚至刺探得知了旁边的小字。等到来到门口，甲先指着门说：“大字是某某。”乙也指着门说：“小字是某某。”甲不相信乙能看见小字，便请主人出来，指着匾额问道：“所说的字错了吗？”主人说：“字没错，只是匾额还没有悬挂，门上什么也没有，不知道两位所指的是什么？”唉，几尺大的匾额，有无都不能知道，何况几分大的字，怎么能知道呢！听别人说是怎样就说是怎样，这正是造成大错误的原因。《史记·乐毅传》说：“乐毅留在齐国十年，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只有莒、即墨没有降服。”这是乐毅从燕王那里回国以后，每天攻打齐国的城池，逐渐攻克，五年之中总共攻下七十多座城池，只有这两座城池还没有攻下。这本是平常的事，没有什么奇怪的。而夏侯玄却认为乐毅攻下七十多座城池之后，停止进攻五年，想用仁义使齐国归服：以此认为乐毅贤德。苏轼则认为乐毅不应当用仁义使齐国归服，停止进攻五年，导致前功尽弃：以此认为乐毅有罪。至于方孝孺又认为这两人的议论都不对，乐毅起初并没有想用仁义使齐国归服，而是在攻下七十多座城池之后，依仗胜利而骄傲，因此在两座城池下停滞军队，五年而没有攻克。凡是他们的议论，似乎都有道理，然而乐毅起初并没有这件事！这跟门上并没有东西，却指着说“大字某某，小字某某”有什么不同呢！大抵文人学士大多喜欢议论古人的得失，而不考察事情的虚实。我唯独认为虚实明了之后，得失或许就不会有差错。所以现在编写《考信录》，专门以辨别虚实为第一要务，而议论得失则放在其次，这也是正本清源的意思。

读书人与考古界（本章自述作《考信录》的缘故。）

唉！古今读书的人不少。那些写八股文以求富贵的人且不论。聪明之士，意气高昂，但也往往随世俗而改变：重视词赋，就写五言诗，愁得几根胡须都断了；崇尚宏博，就拿着银笔，使人心悦诚服地结交。大抵时代所崇尚的，能做到的就可以被人看重，因此耗尽精力不辞辛劳。重视实学的只有宋代的儒者，然而大多研究性理作为道学，寻求考核古今的人不到十分之二三。到了明代，学问更加杂乱，甚至立言一定要出入于禅宗，书架上一定要混杂放置佛书，才算是高雅脱俗；至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孔门的事，虽然沿袭错误，也没有人嘲笑他们孤陋寡闻。人们读书，只是为了做人罢了，又有谁肯耗尽精力，穷尽一生，去做无用的学问呢！况且言论高深令人惊骇，话语奇特世所罕见，反而因此招致嘲笑诽谤的情况是有的，如果不是天下最愚蠢的人，谁肯这样做呢！虽然如此，近世以来也并非没有潜心研究古代学问的人。我曾经观看洪迈为赵明诚《金石录》以及黄伯思《东观馀论》所作的跋文，没有不感叹古人的学问之渊博和用力之勤奋百倍于我。一个盘盂的微小，一杯勺的细微，说，这是周朝的，这是秦朝的，这是汉朝的。兰亭序的次序，王羲之的书法，又与人事的得失有什么关系，却要说哪个是真本，哪个是赝本。如此精察而明辨！唯独对于古代帝王圣贤的行事关乎世道人心的，反而互相听任而不辨别真假，这是什么缘故呢？拾取前人的遗珠，弥补前人的缺漏，那么《考信录》这本书大概也有不能完全废弃的地方吧！

卷下

总目

考辨古书的方法

唐尧、虞舜有唐尧、虞舜的文章，夏商周三代有三代的文字，春秋有春秋的文章，战国、秦、汉直到魏、晋也各有其文章。不仅是文章如此，他们的行事也有很多不相类似的。因此，战国的人称述三代的事，是战国时期的风气；秦、汉的人称述春秋的事，是秦、汉时期的语言。《史记》直接记录《尚书》、《春秋传》的文字，却难免夹杂秦、汉时期的语言；《伪尚书》极力模仿唐尧、虞舜、三代的文字，却终究不能摆脱晋代的气息：没有别的，他们平时所听所见都是这样，习以为常而不自觉，那么一定会有在不经意之间显露出来的地方。稍微留心观察，很容易知道。宋代，有与堂兄之子诉讼分家产的，将近二十年没有决断。赵善坚把案件交给张九成。诉讼的人说：“绍兴十三年，堂兄曾经卖掉祖产，得到银两、绢帛、纸券若干，全部运去经商；并且书写契约，约定日后恢复如初。”张九成说：“绍兴三十年之后才使用纸券，不应该十三年你家就已经预先有若干纸券；你的契约是伪造的！”因此诉讼于是决断。这难道不是在不经意之间显露出来的吗！张九成以考古闻名于当时，按理说不擅长处理政务了，然而却如此精通听讼，为什么呢？考古与听讼，本来就是一个道理。因此《易传》叙述伏羲，称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