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於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己异矣。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里之诬馀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陈、蔡，《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皆与本传之说互异，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为一人也。故不采此文。
译互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左传》记事简洁，措辞也大多得体精要，而《国语》文辞枝蔓冗长，软弱无力，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况且《国语》中，周、鲁部分多平淡舒缓，晋、楚部分多尖锐精妙，吴、越部分多放纵不拘，可见《国语》也并非一人所作。大概《左传》一书是采录各国史书而成，《师春》一篇就是明显的证据。《国语》则是后人选取古人的事迹而模拟创作的，因此事件少而辞藻多，《左传》一句话就能说完的，《国语》写了好几章还觉得不够。所以命名为《国语》：“语”的意思是，区别于记事而侧重于言论。黑白截然不同，泥水相隔遥远，世人却认为出自同一人之手，这已经很奇怪了。又查考《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文王、孔子以下共七件事，文王百里之地的诬传我早已辩驳过了，孔子作《春秋》也不在陈、蔡之间，《离骚》、《兵法》、《吕览》、《说难》的创作都与本传的说法相互矛盾，那么这些话也就不能完全相信了。况且将左丘明列在屈原之后，只说失明而不说名明，还不知他的本意是否真的认为这就是作《左传》的左丘明，不能强行指认为同一人。所以不采纳这段文字。
△《左传》远胜《公》、《▯》二家
朱子以左氏为史学，公、谷为经学，“左氏纪事详赡而是非多谬，公、谷纪事虽疏而多得圣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尽合於《经》意，诚有然矣，谓公、谷之能得《经》意则未见也。公、谷之说，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凿附会，以为圣人书法所在。且事实者义理之根柢，苟事实多疏，安望义理之反当乎！《左传》虽多不合《於》经，然二百馀年之事备载简册，细心求之，圣人之意自可窥测；《左传》之远胜於二家者正不在义理而在事实也。夫经史者，自汉以後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独以左子继诸贤之後，诚见此一书有断不可废者耳。
○子思《史记》：“伯鱼生▯，字子思。”
“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去，君谁与守！’”（《孟子》）
【附论】“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同上）
△辨辞狐白裘之说
《说苑》云：“子思居於卫，▯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子思辞而不受。”余按：子思，鲁人，其居卫者，仕於卫也，不至如是之贫；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与曾子辞邑之事相属，皆杨氏之徒所伪▯，故不录。说并见前《曾子篇》中。
△辨荐苟变之说
《孔丛子》云：“子思居卫，言苟变於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帅得此人，则无敌於天下矣。’卫君曰：‘吾知其材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於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於邻国者也。’”余按：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孟子之於齐、梁亦劝以施仁政而以兴兵构怨为有灾；今於思用於卫，不闻进治国安民之臣，而惟劝卫君罗爪牙之士以期无敌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晋文公将救宋，谋元帅，赵衰曰：“▯▯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子思之此为毋乃为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远，何得即自名为“战国”邪？盖战国之时，▯斥弛之士多蒙物议而患无弃瑕录用之主，故假▯之子思以风世耳。魏无知之对汉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与此正相类。然则其为战国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书者误采之耳。《孔丛子》一书记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见子思之贤，而文词亦浅陋，盖皆後人之所附会，不能悉辨。此事颇熟於人口，姑取而辨之；举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参】“子思之母死於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记檀弓篇》）
△辨子思母嫁於卫之说
《戴记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卫，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庙。门人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於孔氏之庙乎？’”康成郑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谓“柳若见子思欲为嫁母服，恐其失礼，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节，中人之家少自爱者犹知勉焉？况圣人之妇，贤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则凡棺椁衣衾之备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谓“有其财”，“无其财”者欲何为乎？郑氏无以自解，乃以赠衤遂之属当之。赠衤遂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观礼哉？孟子葬母於鲁，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正与子思之言相类。然则子思所指亦谓棺椁衣衾之属明矣。若子思治其棺椁衣衾，则伯鱼之妻固未尝嫁也。子思尝仕於卫，或者其母从宦而遂卒
译《左传》远远胜过《公羊传》、《谷梁传》两家。
朱熹认为《左传》属于史学，《公羊传》、《谷梁传》属于经学，他说：“《左传》记载史事详尽丰富，但是非判断多有错误；《公羊传》、《谷梁传》记载史事虽然简略，却多能体现圣人的意旨。”我考察后认为：《左传》不完全符合《春秋》经文的意旨，确实如此；但说《公羊传》、《谷梁传》能够体现《春秋》经文的意旨，我却没看出来。《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大多取用月份、日期、人名进行穿凿附会，认为这是圣人笔法所在。况且事实是义理的根基，如果事实多有疏漏，怎么指望义理反而恰当呢！《左传》虽然有很多不符合《春秋》经文的地方，但二百多年的史事都详细记载在简册上，只要细心探求，圣人的意旨自然可以窥测；《左传》远远胜过这两家的地方，正不在义理而在事实。所谓经和史，是从汉代以后才分别称呼的，三代以上所谓的经，就是当时的史书。《尚书》是史书，《春秋》也是史书，经与史恐怕不能分开。所以现在唯独将《左传》列在诸位贤者之后，确实是看到这本书有断然不可废弃的价值。
子思《史记》记载：“伯鱼生了孔伋，字子思。”
“子思居住在卫国，有齐国军队入侵。有人问：‘敌军到了，为什么不离开呢？’子思说：‘如果我离开了，国君靠谁来守城呢！’”（《孟子》）
【附论】“孟子说：‘子思是臣子，地位卑微。’”（同上）
辨析关于辞谢狐白裘的说法
《说苑》说：“子思居住在卫国，穿着单衣没有衬里，二十天里吃了九顿饭。田子方听说后，派人送给他一件狐白裘；子思推辞不接受。”我考察后认为：子思是鲁国人，他居住在卫国，是因为在卫国做官，不至于贫穷到这种地步；而田子方是高士，也不是拥有狐白裘的人。这件事与曾子辞让封邑的事相关联，都是杨朱学派的人伪造的，所以不予收录。相关的辨析也见前文《曾子篇》中。
辨析关于推荐苟变的说法
《孔丛子》说：“子思居住在卫国，向卫君推荐苟变，说：‘他的才能可以统领五百辆战车，国君任用他作为军队统帅，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卫君说：‘我知道他有统领军队的才能；但苟变曾经做官吏，向百姓征税时吃了百姓两个鸡蛋，因此我不任用他。’子思说：‘圣人任用官员就像大工匠使用木材一样，选取其长处，舍弃其短处。现在国君处于战国时代，选拔勇猛之士，却因两个鸡蛋而抛弃捍卫国家的将领，这不能让邻国听到。’”我考察后认为：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之事，孔子回答说：“军旅之事，我没有学过。”孟子在齐国、梁国也劝谏施行仁政，认为兴兵结怨会招致灾祸；如今子思在卫国做官，没听说他推荐治国安民的臣子，却只劝卫君罗致勇猛之士以期无敌于天下，他的意图是什么呢？晋文公准备救援宋国，商议元帅人选，赵衰说：“郤縠可以，他喜爱礼乐而崇尚诗书。”子思这样做，恐怕要被称霸的人嘲笑吧？况且子思所处的时代距离春秋末期不远，怎么能就自称是“战国”呢？大概战国时期，放荡不羁的士人多受物议指责，而担忧没有不计较瑕疵而录用他们的主君，所以假托子思来讽喻世人。魏无知回答汉王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所问的是品行。楚汉相争，我推荐奇谋之士，只看他的计策确实足以利于国家罢了，盗窃嫂子、接受金钱又何必怀疑呢！”他的意图与此正相类似。那么这件事是战国以后的人所撰写的，并非子思的事迹，非常明显，撰写书籍的人误采了它罢了。《孔丛子》一书记载子思的言行很多，都不足以体现子思的贤德，而且文辞也浅陋，大概都是后人的附会，不能一一辨析。这件事人们很熟悉，姑且拿来辨析；举一反三，就可以了。
【存参】“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柳若对子思说：‘您是圣人的后代，四方的人都看着您如何行礼，您何不慎重一些呢！’子思说：‘我有什么可慎重的呢！我听说，有相应的礼仪，却没有相应的财力，君子不实行；有相应的礼仪，有相应的财力，却没有相应的时机，君子也不实行。我有什么可慎重的呢！’”（《礼记·檀弓篇》）
辨析关于子思母亲改嫁到卫国的说法
《礼记·檀弓篇》又说：“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有人向子思报丧；子思在孔氏宗庙里哭。学生说：‘庶姓的母亲死了，为什么在孔氏的宗庙里哭呢？’”郑玄于是根据这段话来解释前章，认为“柳若见子思想为改嫁的母亲服丧，担心他失礼，所以告诫他。”我考察后认为：女子所看重的是节操，中等人家稍微自爱的人尚且知道勉励自己，何况是圣人的妻子、贤者的配偶呢。况且子思的母亲如果真的改嫁到别家，那么凡是棺椁衣衾的准备自有她的丈夫或儿子主持，子思所说的“有财力”、“没有财力”是想做什么呢？郑玄无法自圆其说，就拿赠送殓衣之类的事情来对应。赠送殓衣的事情很微小，四方的人怎么会因此来观察礼仪呢？孟子在鲁国安葬母亲，充虞说“木材好像太精美了”，孟子说“不得已而为之不能算是喜悦，没有财力不能算是喜悦”，正与子思的话相类似。那么子思所指的也是棺椁衣衾之类的事情，很明显。如果子思办理了棺椁衣衾，那么伯鱼的妻子本来就没有改嫁。子思曾经在卫国做官，或许他的母亲跟随他做官而最终死在那里。
焉，是未可知。恶知非後之人闻母之卒於卫，而遂误以为嫁於卫，因附会而为此说乎？大抵《檀弓》一书采摭颇杂，是以两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注之者不知而强为之说以合之，是以费辞伤理而卒於抵捂也。故今不载後章之文。说并见前《考终篇》中。
译这样，是难以预知的。怎么知道不是后世的人听说母亲死在卫国，就错误地认为她嫁到了卫国，因而牵强附会地编造出这种说法呢？大体上，《檀弓》一书采录的材料颇为驳杂，所以这两章内容自相矛盾到了如此地步，本来就不值得相信；而注释的人不了解实情，却强行解释以使其吻合，因此耗费辞藻、违背事理，最终导致前后抵触。所以现在不收录后一章的文字。相关的论述并见前文《考终篇》中。
“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
△子思老始归鲁
按《论语》，伯鱼卒於颜渊之前；《史记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二年，缪公始立；然则子思壮仕於卫，老始归於鲁也。故今载之於居卫之後。
【备览】“缪公之於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标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馈也。”（同上）
【备览】“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同上）
△孟子言未可尽信
按：缪公、子思上去春秋未远，而此二事颇类战国风气。其事固当有之，然不能保无传闻之过当，或门人记言者措词之少过其实。故列之备览。
△淳於髡子言不足信
《孟子书》中载淳於髡言云：“鲁缪公之时，子柳、子思为臣。”余按：子思老始归鲁，未尝仕鲁；髡，战国之辩士，不过借古人以自畅其说，不必皆实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华周生，而髡乃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类推矣，故今不载。
【附录】“费惠公曰：‘吾於子思则师之矣；吾於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没後，诸弟子之贤者多矣；诸弟子之後，邹、鲁、齐、魏之间群贤闻风辈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书不传，而世所传《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无由而征其造诣之浅深耳。然孟子屡称子思，荀卿虽毁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称，则其贤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录於诸贤之後。
△《中庸》非子思作
世传《戴记中庸篇》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於《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之於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其中名言伟论盖皆孔子、子思相传之言；其或过於高深及语有可议（若“追王大王、王季”之类）者，则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问政”以下，《家语》亦有之，至“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数语即有“公曰”云云以发之。朱子以“博学”以下为子思所补，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删。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数百言者，而继绝举废，朝聘以时，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盖孔子之答哀公本不过十馀言，其後则撰书者推衍其说，是以“好学”之句又以“子曰”发之。近世所传《家语》，本後人所伪撰，彼盖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逮於“择善固执”耳。其“公曰”云云者，词理浅陋？且增此数问，前後文义亦间隔不通，乃其所妄增无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义，显然而易见也，乃世之学者反以为《孟子》袭《中庸》，《中庸》袭《家语》，颠之倒之，岂不以其名哉！韩子云：“然後识古书之正伪。”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轻言也！
△《中庸》非一篇
世传《中庸》四十九篇，而今《戴记》止有《中庸》一篇；说者谓其四十八篇已亡。以余观之，今世所传《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天命之谓性”至“惟圣者能之”仅数百言，而“中庸”之文凡九见，“中”之文凡六见，其馀他文亦皆与中庸之义相关。自“君子之道”以後数千言皆与中庸之
译“鲁缪公如果没有人在子思身边侍奉，就无法让子思安心。”（《孟子》）
△子思年老才回到鲁国
查考《论语》，伯鱼死在颜渊之前；《史记年表》记载，孔子死后七十二年，鲁缪公才即位；那么子思壮年时在卫国做官，年老才回到鲁国。所以现在把它记载在子思居卫之后。
【备览】“鲁缪公对于子思，频繁地问候，频繁地赠送鼎中的肉。子思不高兴。等到最后，子思派使者把肉送出大门之外，面朝北叩头两次拜谢而不接受，说：‘现在才知道君主把我当作犬马一样畜养！’大概从此以后鲁国就不再赠送了。”（同上）
【备览】“鲁缪公频繁地会见子思说：‘古代千乘之国把士人当作朋友，怎么样？’子思不高兴地说：‘古人有话说，是侍奉他罢了，怎么能说是把他当作朋友呢！’”（同上）
△孟子的话不可完全相信
查考：鲁缪公、子思距离春秋时代不远，而这两件事颇像战国时期的风气。这些事固然应当存在，但不能保证没有传闻的夸大，或者是门人记录言语时措辞稍微有些过实。所以现在列为备览。
△淳于髡的话不足以相信
《孟子》中记载淳于髡的话说：“鲁缪公的时候，子柳、子思做臣子。”我查考：子思年老才回到鲁国，不曾做鲁国的官；淳于髡，是战国时期的辩士，不过是借古人的话来畅达自己的学说，不一定都是实事。莒国的战役中，杞梁死了而华周出生，而淳于髡却说“华周，是杞梁的妻子善于哭她的丈夫”，可以类推了，所以现在不记载。
【附录】“费惠公说：‘我对于子思就尊他为老师；我对于颜般就和他做朋友；王顺、长息就是侍奉我的人。’”（《孟子》）
查考：孔子死后，众弟子中贤能的人很多；众弟子的后代，在邹、鲁、齐、魏之间群贤闻风而起，然而世人多推崇子思，可惜他所著的书没有流传下来，而世人所传的《中庸》特别出于后人所撰写，无法考证他造诣的深浅。然而孟子屡次称赞子思，荀卿虽然诋毁他，但把子思、孟子同称，那么他的贤能固然不是其他人所能比及的。所以现在录在众贤之后。
△《中庸》不是子思所作
世人传说《礼记》中的《中庸篇》是子思所作。我查考：孔子、孟子的言论都平实切合日常应用，没有高深广远的言论。《中庸》独自探求幽深隐秘的道理，想要达到微妙的极致，与孔子、孟子的言论都不相似。这是可疑的第一点。《论语》的文字简明而清晰；《孟子》的文字曲折而详尽。《论语》是子有、曾子的门人所记录，正好与子思同时；为什么《中庸》的文字独自繁杂而晦涩，上距离《论语》很远，下还不及《孟子》？这是可疑的第二点。“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文字稍有不同，解说的人说是子思传给孟子的。然而孔子、子思的名言很多，孟子为什么唯独叙述这句话？孟子叙述孔子的话都称“孔子说”，又不应当掠为己有。这是可疑的第三点。由此说来，《中庸》一定不是子思所作。大概是子思以后，宗奉子思的人所写的书，所以把它归于子思，或者流传久了误以为是子思所作。其中的名言伟论大概都是孔子、子思相传的言论；其中过于高深以及言语有可议论（如“追封大王、王季为王”之类）的，则是他们旁采而私自添加的。又“哀公问政”以下，《家语》也有，到“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为止，其中每隔几句就有“公说”云云来引发。朱子认为“博学”以下是子思所补，而“公说”云云是子思所删。我查考：《论语》所记载孔子的话没有繁杂到数百字的，而继绝世举废族，朝聘按时，都是天子的事，孔子告诉哀公取什么用呢？大概孔子回答哀公本来不过十余字，其后则是撰写书的人推衍其说法，所以“好学”的句子又以“子说”来引发。近世所传的《家语》，本是后人所伪撰，他们大概不知道孔子的话在何处停止，所以采其文直到“择善固执”为止。其“公说”云云者，词理浅陋？而且增加这几问，前后文义也间隔不通，乃是他们妄增无疑。唉，《中庸》的文采取自《孟子》，《家语》的文采取自《中庸》，稍微用心于文义，显然而易见，然而世间的学者反而认为《孟子》抄袭《中庸》，《中庸》抄袭《家语》，颠之倒之，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名称吗！韩愈说：“然后识别古书的真伪。”唉，唉，这本来不可以轻率地谈论啊！
△《中庸》不是一篇
世人传说《中庸》有四十九篇，而现在《礼记》只有《中庸》一篇；解说的人说那四十八篇已经亡失。以我看来，现在世间所传的《中庸》不是一篇。怎么证明呢？从“天命之谓性”到“惟圣者能之”仅数百字，而“中庸”的文字共九见，“中”的文字共六见，其余其他文字也都与中庸的意义相关。从“君子之道”以后数千字都与中庸之
义不相涉；“中庸”之文仅一见，而又与“广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所▯注。其可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之常，“鬼神之为德也”以下皆言礼乐祭祀之事，迥不相类；“哀公问政”以後词意更殊。朱子曲为牵合，以“道不远人”三章为“费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为“费之大者”，“哀公”以後为“兼小大”，其说固已矫强；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事，乃以鬼神为道为一气之屈伸，而以“齐明盛服”数语为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为两说，委曲宛转以蕲合於“费隐”之义。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类，“聪明睿知”二章其序不符，则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骄”分释之。《愚而好自用章》以为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为不骄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汉书艺文志》称《乐记》二十三篇，今《戴记》亦止一篇；然以《史记》及前人之说考之，则今《乐记》实十三篇，《戴氏》删其十篇而合此十三篇为一耳。然则《中庸》亦当类此：盖戴氏删其三十馀篇而取其未删者合为一篇也。以其首篇言“中庸”故通称为《中庸》，犹首章言“檀弓”遂通称为《檀弓》，首章言“文王世子”遂通称为《文王世子》也。古者以竹为简，其势不能多；後世易之以纸，故合而录之，因不复存其旧目耳。以今《中庸》通为一篇而谓四十八篇尽亡，误矣。
译义理互不相干；“中庸”二字仅出现一次，且与“广大”、“精微”、“高明”等词并列，并非注释者所理解的意思。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君子之道”以下各章，都在讲述日常庸常行为的准则；“鬼神之为德也”以下各章，都在讲述礼乐祭祀的事宜，两者截然不同；“哀公问政”以后的文辞意旨更是大相径庭。朱熹强行牵强附会，将“道不远人”三章解释为“费（显）的小者”，将“舜其大孝”三章解释为“费（显）的大者”，将“哀公”以后的章节解释为“兼有小大”，这种说法本来就已经牵强；而《鬼神章》明明讲述的是祭祀之事，朱熹却将鬼神解释为道即一气之屈伸，并将“齐明盛服”等语解释为借祭祀中的鬼神来阐明道理，在同一章中，鬼神竟有两种说法，曲折委婉地以求符合“费隐”之义。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从“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以下各章，都在分别论述“天道”与“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两章的文辞不类，“聪明睿知”两章的顺序不符，于是又用“小德”、“大德”、“不倍”、“不骄”来分别解释。《愚而好自用章》被解释为“不倍”，固然可以；但《王天下有三重章》中哪里体现了“不骄”呢？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查考：《汉书·艺文志》记载《乐记》有二十三篇，如今《礼记》中也只有一篇；然而根据《史记》及前人的说法考证，现在的《乐记》实际上由十三篇组成，《礼记》的编纂者戴圣删去了其中的十篇，将剩下的十三篇合并为一篇。那么《中庸》也应当与此类似：大概是戴圣删去了三十多篇，选取未被删去的部分合并为一篇。因为首篇讲述“中庸”，所以通称为《中庸》，就像首章讲述“檀弓”就通称为《檀弓》，首章讲述“文王世子”就通称为《文王世子》一样。古人用竹简书写，篇幅不能太多；后世改用纸张，所以合并记录，因此不再保留原来的篇目。认为现在《中庸》通为一篇而说四十八篇全部亡佚，这是错误的。
△《中庸》非出一手
《中庸》不非一篇也，亦不似出於一手者：其义有极精粹者，有平平无奇者，间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子之言亦不伦。何以参差若是？其非一人所作明甚，细玩则知之矣。
【附录十有二人】
孔门诸贤，不甚著名而颇有依据，与私淑诸儒之有事实若传经者，并附载之於此。
○琴张牧皮
“万章问曰：‘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
△辨桑户死而琴张歌之说
《庄子书》称琴张与子桑户、孟子反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未葬，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余按：琴张、曾皙之狂，不过志期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礼伤教事也。如悖礼伤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荡之士撰此言以自恣，以琴张之有狂名也，故▯之。而後人或遂以为实然，误矣。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左传》昭公十二年）
按：《史记弟子传》及《文翁图》惟有曾皙，而琴张、牧皮皆无之，《家语》有琴牢字子张，亦无牧皮：今补而附於後。至以琴张为牢，本之《左传集解》，未知所采何书，当考。
○商瞿季次
【存参】“商瞿，字子木。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存参】“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尝仕。’”（同上）
按：二子皆不见於《论语》，独《史记》有之。然《弟子传》中凡不见於《论语》者皆无事迹可纪，独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亦间见於他篇当有所本，或非误载。今并附列於後。
○秦丕兹
“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生秦丕兹，事仲尼。”（《左传》襄公十年）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秦商，字子丕”，与此文小异，《史记》多误，不若《春秋传》之近古，今从《传》文。
○申枨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篇》）
按：《史记弟子列传》无申枨，而《文翁图》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无异於诸弟子，而前後章亦皆诸弟子事，则谓为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田子方
“段干木逾垣而避之。”（《孟子》）
【存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
△田、段等不皆子夏门人
按：此云“受业於子夏之伦”，则诸子非皆子夏之门人也。盖传记本无明文，司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参。
【存参】“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新序》）
△辨魏礼段干木而不受秦攻之说
《新序》载此事云：“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且谏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案兵而辍不攻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弃德之国，岂能知段干木之贤而当敬，而遂辍不攻。文侯之好贤，不过贵其行谊，资其启沃，可以风群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国，则有之矣，若藉此为名高，以震耀邻国，则无此事也。此特战国处士设为此论以见士之有益於人国耳。惟过闾而式则理之所有，故删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参。”
【备览】“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
△辨魏文侯倦不敢息之说
《说苑》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堂而与之言。翟璜不说，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为
译《中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中庸》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也不像是由一个人所作：其中的义理有极其精粹的，有平庸无奇的，偶尔也有令人怀疑的，就连所引用的孔子话语也杂乱不类。为何如此参差不齐？显然不是一个人所作，仔细玩味便可知晓。
【附录十有二人】
孔门各位贤人，名声不显但颇有依据，以及那些私淑孔子的儒者中有事迹可考或传承经学的，一并附载于此。
○琴张牧皮
“万章问道：‘请问怎样才可以称为狂士呢？’孟子说：‘像琴张、曾皙、牧皮这样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狂士。’‘为什么称他们为狂士呢？’孟子说：‘他们的志向超然不凡，口中常说“古人啊，古人”，但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与言论不符。’”（《孟子》）
△辨桑户死而琴张歌之说
《庄子》记载琴张与子桑户、孟子反三人结为好友，子桑户死后，尚未下葬，有人编曲，有人弹琴，相和而歌道：“唉，桑户啊，你已经回归本真，而我们却还身为凡人！”我按：琴张、曾皙的狂放，不过是志向期许古人而行为不能掩藏其言论，如孟子所说的那样罢了，并没有违背礼教、伤害教化之事。如果违背礼教、伤害教化，孔子怎么会推崇他们呢？这是放荡不羁之士编造此言以放纵自己，因为琴张有狂士的名声，所以附会在他身上。后来的人却认为确有其事，这就错了。
“琴张听说宗鲁死了，准备前去吊唁，仲尼说：‘齐豹是盗贼，孟絷是贼臣，你为何要去吊唁！’”（《左传》昭公十二年）
按：《史记·弟子传》及《文翁图》中只有曾皙，而没有琴张、牧皮，《孔子家语》中有琴牢字子张，也没有牧皮：现在补上并附在后面。至于将琴张等同于琴牢，依据的是《左传集解》，不知采自何书，应当考证。
○商瞿季次
【存参】“商瞿，字子木。孔子将《易》传给商瞿，商瞿传给楚人臂子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存参】“公皙哀，字季次。孔子说：‘天下无道，多在家臣中任职，在都城做官；只有季次未曾出仕。’”（同上）
按：这两个人都不见于《论语》，唯独《史记》中有记载。然而《弟子传》中凡是不见于《论语》的都没有事迹可记，唯独这两人还有记载，而且他们的名字也偶尔见于其他篇章，应当有所依据，或许并非误载。现在一并附列在后面。
○秦丕兹
“孟献子让秦堇父担任车右；生下秦丕兹，侍奉仲尼。”（《左传》襄公十年）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作“秦商，字子丕”，与此文略有不同，《史记》多有错误，不如《春秋传》接近古意，现在遵从《传》文。
○申枨
“孔子说：‘我没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孔子说：‘申枨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论语·公冶长篇》）
按：《史记·弟子列传》中没有申枨，而《文翁图》中有，不知是否确实如此。但玩味此文，孔子直呼其名，与对待其他弟子无异，而且前后章节也都是关于弟子的事情，那么认为他是弟子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所以现在附列在后面。
○段干木田子方
“段干木翻墙躲避他。”（《孟子》）
【存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类都受业于子夏等人，成为君王的老师。”（《史记·儒林列传》）
△田、段等不皆子夏门人
按：这里说“受业于子夏之伦”，那么这些人并不都是子夏的门徒。大概传记原本没有明确记载，司马迁只是凭推测罢了。所以列为存参。
【存参】“魏文侯经过段干木的里巷时伏轼致敬。”（《新序》）
△辨魏礼段干木而不受秦攻之说
《新序》记载此事说：“秦国兴兵想要攻打魏国，司马唐且劝谏说：‘段干木是贤人，而魏国礼遇他，天下没有不知道的，恐怕不能加兵吧？’秦君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按兵不动，停止攻打魏国，文侯可以说是善于用兵了！’我按：秦国是崇尚武力、抛弃德行的国家，难道能知道段干木的贤德而应当敬重，从而停止进攻吗？文侯喜好贤才，不过是看重他的品行道义，借助他的启发辅佐，可以教化群臣，可以使政事通达明晓，以此安抚百姓、治理国家，这是有的；但如果借此抬高名声，以震慑邻国，则没有这样的事。这不过是战国时期的隐士编造此论以显示士人对国家有益罢了。只有经过里巷时伏轼致敬是合乎情理的，所以删去繁琐的文字而列为存参。”
【备览】“魏成子用千钟的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面，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向东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王都尊奉为老师。”（《史记·魏世家》）
△辨魏文侯倦不敢息之说
《说苑》说：“魏文侯拜见段干木，站立疲倦了也不敢休息。等到接见翟璜，却坐在堂上与翟璜交谈。翟璜不高兴，文侯（说道）……”我按：这件事有人认为
《说苑》云：“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从。太子击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说，因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云云。余按：人无富贵贫贱皆不可以骄人；圣贤处世惟准乎礼而已，田子方既贤人，为魏文侯所敬，必无骄人之事。此盖战国之士设为此语▯之子方以自高者。故今不录。
○泄柳申详
“泄柳闭门而不内。”（《孟子》）
按：淖於髡称“鲁缪公之时，子柳为臣”，然以“闭门不内”推之，仕鲁与否未可县定。说已见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删，则不能安其身。”（同上）
按：七十子卒後，《诗》、《书》、《礼》、《乐》、《春秋》皆传於後，而《论语》一书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记，以是知邹、鲁、齐、魏之问贤者盖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无可考。姑就传记所载名著於当世者附录数人，以见其凡。
○公羊氏
【补】“《公羊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本注）
△辨公羊之学出於子夏之说
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汉景帝时四百有馀岁矣，安得五传而至胡母子都！此乃传《公羊》者自侈其说，以为其师亲受业於子夏，以炫耀当世而不足信，故但载《汉志》之注以存参，余不敢妄录也。
○▯梁氏
【补】“‘▯梁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本注）
△▯梁之学不详其初
晁氏云：“应劭《风俗通》称▯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皆未详也。”余按：说▯粱者名既不同，世亦互异，学者将何以为据乎？盖自战国以後简残文绝，传《▯梁》者莫详其初，各以意附会之为说，是以参差而不一耳。不但《风俗通》诸书不可信，即汉志之注亦未有以见其必然也。故本注但列之於存参，而馀一概不录。
△《三传》与《春秋》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是其意以为孔子之意皆在《左传》，而《公羊》、《▯梁》皆妄说也。余按：孔子意果在传，果宣《经》而隐传，倘《传》失其传，《经》不为无用之书乎？且孔子何不并《经》亦隐之也？盖孔子之《经》，其意本已分明，传之渐久而失其旨，传经者各自以其意训释之；惟《左传》去圣人之世近，记载最广，考核较详，为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谓《左传》远胜於二家则可，谓孔子之意尽在《左传》则不可。如据《公羊》、《▯梁》以为得圣人之意则大谬，若取此二书以与《左传》参互考订则亦有未可废者。且《左氏经》终於孔子之卒，若无二家，何由知其止於获麟。故今《公羊》、《▯梁》并附录於《馀录》之後。
○孔门弟子通考
【凡称圣门诸贤有不可分系者，通录於此。】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篇》）
“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孟子》）
“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同上）
“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孟子》）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同上）
△辨荀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说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问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
译《说苑》记载：“魏文侯从中山逃难到安邑，田子方跟随。太子击路过，下车快步走过；田子方坐着乘车像往常一样。”太子不高兴，于是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待人，还是富贵的人傲慢待人呢？”田子方说：“贫贱的人傲慢待人，富贵的人怎敢傲慢待人。”等等。我考察：人无论富贵贫贱都不可以傲慢待人；圣贤处世只以礼为标准罢了，田子方既然是贤人，被魏文侯敬重，必定没有傲慢待人的事。这大概是战国之士编造这种话来抬高田子方的。所以现在不收录。
○泄柳申详
“泄柳关门不让人进去。”（《孟子》）
考察：淖於髡说“鲁缪公的时候，子柳做臣子”，然而从“关门不让人进去”推断，他是否在鲁国做官还不能确定。说法已见前面《子思篇》中。
“泄柳、申详不进入鲁缪公的朝堂，就不能安身。”（同上）
考察：七十弟子去世后，《诗》、《书》、《礼》、《乐》、《春秋》都传于后世，而《论语》一书也是七十弟子以后的人所记录，由此可知邹、鲁、齐、魏之间的贤者大概不少。但他们的姓名都无从考证。暂且就传记所载当时著名的几个人附录在这里，以见其大概。
○公羊氏
【补】“《公羊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公羊子，齐国人。’颜师古说：‘名高。’”（本注）
△辨公羊之学出于子夏之说
戴宏《序》说：“子夏传给公羊高；高传给他的儿子平；平传给他的儿子地；地传给他的儿子敢；敢传给他的儿子寿。到汉景帝时，寿才和弟子胡母子都把它写在竹帛上。”我考察：子夏生于春秋末年，距离汉景帝时四百多年了，怎能经过五代传到胡母子都！这是传《公羊》的人自我夸大其说，认为他们的老师亲自受业于子夏，用来向当世炫耀而不足信，所以只记载《汉志》的注以存参考，我不敢妄加收录。
○〇梁氏
【补】“‘〇梁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〇梁子，鲁国人。’颜师古说：‘名喜。’”（本注）
△〇梁之学不详其初
晁氏说：“应劭《风俗通》称〇梁名赤，是子夏的弟子，糜信则认为他是秦孝公同时的人，阮孝绪则认为名ㄈ，字元始，都不详实。”我考察：说〇粱的人名字既不同，时代也各异，学者将凭什么作为依据呢？大概自战国以后简册残破文辞断绝，传《〇梁》的人没有详知它的起源，各自以意附会作为说法，所以参差不一。不但《风俗通》等书不可信，即使《汉志》的注也没有显示出必然性。所以本注只把它列在存参，其余一概不录。
△《三传》与《春秋》
《汉书艺文志》说：“《春秋》所贬损的大人，当世的君臣，有威权势力，他们的事实都显现在《传》中，因此隐藏《经》而不宣扬，用来避免当时的灾难。等到末世口说流行，所以有公羊、〇梁、邹、夹的《传》。”它的意思是认为孔子的意图都在《左传》，而《公羊》、《〇梁》都是妄说。我考察：孔子的意图果实在《传》中，果真宣扬《经》而隐藏《传》，倘若《传》失传了，《经》不就成为无用的书了吗？况且孔子为什么不把《经》也隐藏起来呢？大概孔子的《经》，其意图本来已经分明，传之久远而失去其主旨，传经的人各自以其意训释；只有《左传》距离圣人的时代近，记载最广，考核较详，对《春秋》大有功劳，不是其他家所能比及的。所以说《左传》远胜于二家是可以的，说孔子的意图尽在《左传》则不可以。如果依据《公羊》、《〇梁》认为得到了圣人的意图则大错特错，如果取这两本书与《左传》参互考订则也有不可废弃之处。况且《左氏经》终于孔子去世，如果没有二家，怎么知道它止于获麟。所以现在《公羊》、《〇梁》并附录在《馀录》之后。
○孔门弟子通考
【凡称圣门诸贤有不可分系者，通录于此。】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篇》）
“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谈论德行。”（《孟子》）
“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同上）
“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
“宰我、子贡善于说辞。”（《孟子》）
“宰我、子贡、有若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同上）
△辨荀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说
“荀子子道篇”说：“子路问：鲁国大夫练祭后睡在床上，合乎礼吗？孔子说：‘我不知道。’子路出去，子贡问：‘练祭后睡在床上，合乎礼吗？’孔子说：‘
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夫子无所不知，子问非也。礼，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论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後於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孙、臧孙之失皆直指之而无所讳，所谓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也，即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义焉；若不非其大夫则谄耳。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孙。”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广众以避祸则有之矣，非以是为礼也；况与门人私论於几席间，是是非非而遽为失礼乎！且练、祥、衤覃，丧之大节也，床不床，丧之常礼也，子路、子贡於此其讲之熟矣；是之未知而待临事之间，所谓“身通六艺”者安在乎？此必後人所妄▯，非孔子、子贡之事，故今不录。
译“这是不合礼制的。”子贡出来后，对子路说：“老师无所不知，你问的问题不对。礼制规定，居住在这个国家，就不应非议它的大夫。”我按：《论语》中孔子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说“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呢！”三家大夫用《雍》诗撤去祭品，孔子说：“‘助祭的是诸侯，天子庄严肃穆，’这怎么能用在三家的厅堂上！”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据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任职！”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立后，虽然说不胁迫君主，我也不相信！”季氏在泰山祭祀，孔子说：“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礼吗！”孔子对于季孙、臧孙的过失都直接指出而毫不忌讳，所谓“不非议大夫”的道理在哪里呢？居住在这个国家，不非议国君，是可以的；即使是非议父母之邦，也有臣子的道义在；如果不非议大夫，那就是谄媚了。孔子说：“国家无道，行为要正直，言语要谦逊。”或许不在朝廷广众面前公开议论以避祸患是有的，但这并不是礼制；况且与门人在几席间私下讨论，明辨是非怎么就突然变成失礼了呢！而且练祭、祥祭、禫祭，是丧礼的大节；用不用床，是丧礼的常例，子路、子贡对此早已讲习熟练了；这些都不知道而要等到临事时才问，所谓“精通六艺”的人在哪里呢？这一定是后人妄加的，不是孔子、子贡的事，所以现在不收录。
“政事：冉有、季路。”（《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同上）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
△《檀弓》与《说苑》记除丧弹琴之异
《戴记檀弓篇》云：“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说苑》亦载此事，而以不敢过者为闵子骞，不敢不及者为子夏，与《檀弓》正相反。盖皆得之传闻，是以彼此异辞。似《檀弓》为近古；然《檀弓》之诬者亦多，皆难取信。故今缺之。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佾公冶长篇》）
“闵子侍侧，ウウ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篇》）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论语先进篇》）
△《柴也章》未可断为孔子之言
此章或以为孔子之言，盖以诸贤皆称名之故。然观《论语》中称弟子亦有以名者，年饥之称有若，昼寝之称宰予，问耻之称宪，聚敛之称求是也，末可据是遂断以为圣人之言。章首既无“子曰”字，姑从《陈蔡章》之例可也。
△《史记》著弟子名籍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凡七十有七人，据司马氏谓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迹或年岁者三十有五人，而见於《论语》者二十有七人，然确有明征，决知其非误者，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贡、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华、子游、子夏、子张、樊迟、子羔、漆雕开、司马牛，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颜路以请车一见，公冶长以孔子妻之一见，子贱、澹台灭明以孔子与子游称之而各一见，巫马期则以陈司败之故而附见，皆无他事，亦无问答之语；惟南容凡三见，然仅“羿、▯”一问，而亦非质疑问难之比。考之他传记，惟子贱多言为孔子弟子者，其馀皆无由而决知其为弟子与否。且巫马期在昭公世已与孔子同朝，司败揖之以讥孔子，颇不似尝受业也者。而子游为武城宰，孔子始知灭明，是时孔子年已老矣，灭明又将何时受业於孔子乎？《列传》乃称其既已受业，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径，非公事不见”之事，既与论语剌谬；又称其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曰：“
译“擅长政事的，是冉有和季路。”（《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做呢！’冉有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听到了就去做。’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做吗，您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了就去做吗，您说听到了就去做。赤感到困惑，冒昧地请问。’孔子说：‘冉求做事退缩，所以鼓励他；仲由胆量过人，所以抑制他。’”（同上）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为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是问别的人，原来是问仲由和冉求啊！所谓大臣，是用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现在仲由和冉求，只能称为备位充数的臣子罢了。’季子然说：‘那么他们是顺从君主的人吗？’孔子说：‘杀父亲和君主的事，他们也不会顺从！’”（同上）
“孟武伯问：‘子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又问，孔子说：‘仲由啊，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军赋，至于他是否仁，我不知道。’‘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啊，在千户人家的邑，或百辆兵车的卿大夫封地，可以让他做总管，至于他是否仁，我不知道。’‘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啊，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可以让他接待宾客，至于他是否仁，我不知道。’”（《论语·公冶长篇》）
“擅长文学的，是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子夏、子游、子张都具备圣人的一种特质。”（《孟子》）
“子贡问：‘颛孙师和卜商谁更贤能？’孔子说：‘颛孙师做事过分，卜商做事达不到标准。’子贡说：‘那么颛孙师更好吗？’孔子说：‘过分和达不到标准是一样的。’”（《论语·先进篇》）
△《檀弓》与《说苑》记载除丧后弹琴的不同
《礼记·檀弓篇》说：“子夏刚除去丧服来见孔子，孔子给他琴，他调音而不和谐，弹奏而不能成曲，起身说：‘哀伤还没有忘记！先王制定了礼仪，我不敢超过它！’子张刚除去丧服来见孔子，孔子给他琴，他调音而和谐，弹奏而成曲，起身说：‘先王制定了礼仪，我不敢不达到标准！’《说苑》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把不敢超过礼制的人说成是闵子骞，把不敢达不到标准的人说成是子夏，与《檀弓》正好相反。大概都是听来的传闻，所以彼此说法不同。似乎《檀弓》更接近古意；然而《檀弓》中的错误也很多，都难以采信。所以现在缺略不论。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谁更强？’子贡回答说：‘我怎敢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件事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孔子说：‘不如他啊，我赞同你，你确实不如他！’”（《论语·公冶长篇》）
“闵子侍立在旁边，恭敬温和的样子。子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高兴，说：‘像仲由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好死啊！’”（《论语·先进篇》）
“季康子问：‘仲由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仲由果断，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说：‘端木赐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说：‘冉求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冉求多才多艺，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论语·雍也篇》）
“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论语·先进篇》）
△《柴也章》不能断定是孔子的话
这一章有人认为孔子的话，大概是因为各位贤人都称名的缘故。然而看《论语》中称呼弟子也有称名的，年饥荒时称有若，白天睡觉时称宰予，问耻辱时称宪，聚敛财富时称求，不能据此就断定这是圣人的话。章首既然没有“子曰”二字，暂且按照《陈蔡章》的例子处理吧。
△《史记》记载弟子名册的错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共有七十七人，根据司马迁所说弟子名册出自孔氏古文，其中有事迹或年龄的有三十五人，而在《论语》中出现的有二十七人，然而确实有明确证据，断定其没有错误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贡、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华、子游、子夏、子张、樊迟、子羔、漆雕开、司马牛，仅仅二十人而已。那七个人，颜路因为请求车子出现一次，公冶长因为孔子把女儿嫁给他出现一次，宓子贱、澹台灭明因为孔子与子游称赞他们而各出现一次，巫马期则因为陈司败的缘故附带出现，都没有其他事迹，也没有问答的话；只有南容出现三次，然而仅有“羿、〇”一问，也不是质疑问难之比。考察其他传记，只有子贱多言为孔子弟子，其余都无法决断他们是否为弟子。况且巫马期在昭公时代已与孔子同朝，司败作揖以讥讽孔子，颇不像曾经受业的样子。而子游做武城宰，孔子才知道灭明，这时孔子年纪已经老了，灭明又将何时在孔子门下受业呢？《列传》却称他既已受业，退而修行，才有“不走小路，非公务不见”的事，既与《论语》相矛盾；又称他南游至江，跟随弟子三百人，孔子说：“
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则其说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谓子贱为弟子，近是；谓颜路等三人为弟子，或然；谓期与灭明为弟子，则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无馀事，但以▯子路见？是时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子路即所以撼孔子，乌有七十子而肯为是者哉！其无事迹年岁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见於《论语》，而有见於《左传》者二人；然确有明征者，秦丕兹一人而已（《史记》作“秦商字子丕”）；颜高虽见於《左传》，然观其事殊不类孔子之弟子也。其馀共四十有八人，皆不见於经传；然南瞿、季次其事迹犹粗具於本传，其名字复间见於他篇，或当不误；而自梁▯以下六人（有年岁者），自冉季以下，秦商、颜高以外四十人（无年岁者），并无事迹可考，则固无从而知其诚然与否也。由是观之，孔氏古文或非当时之书；不则孔氏古文不误而司马氏误焉，亦未可知。观於《史记》所引《尚书》、《左传》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则是篇岂可以尽信乎哉！《家语弟子解篇》其数与《史记》同，而名字或与《史记》异，且删《史记》三人，别有琴张、陈亢、县▯以合其数。余按：琴张见於《孟子左传》，补之良是；但谓琴张即牢，未知所本。县▯亦无所考。若陈亢，乃尊子贡而轻视孔子者，孟子所谓“中心悦而诚服”者必不如是。且《论语》中，亢凡两问子贡：一问伯鱼，而绝未曾一问孔子；《论语》中，门人未有相称以子者，而亢称伯鱼、子贡皆以子，则亢乃子贡、伯鱼之後辈，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图》者，所载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枨、林放、申堂、遽伯玉，则又《史记》、《家语》之所无者。按：申枨见於《论语》，其前後章皆论弟子为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诸弟子，补之近是。申堂不见於经传，林放虽见於《论语》而无明文，皆难悬定。至蘧伯玉，其出近关在鲁襄公之十四年，是时已为大夫，齿长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则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内乎！又有见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载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诸家皆各据其所传，而《史记》为近古；《家语》、《文翁图》又似参以己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为据。概删之则不可，尽信之亦未安。故今据《史记》文，定其所可知者颜渊至司马牛及子贱、秦丕兹二十有二人，而参以《孟子》、《家语》、《文翁图》增牧皮、琴张、申枨三人，并颜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馀甚可疑者删之，无可考者存而不论可也。
译我凭外貌来评判人，因此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那么这种说法就愈发错误，而且他们的年龄也愈发不符了。所以说子贱是弟子，比较接近事实；说颜路等三人是弟子，或许有可能；说期与灭明是弟子，恐怕就不对了。至于公伯寮，更没有别的事迹，只是以“子路见”来动摇孔子？当时孔子担任鲁国司寇，子路担任季氏的家宰，正相互倚仗来推行道义，动摇子路也就是动摇孔子，难道会有七十位弟子肯做这种事吗！那四十位没有事迹和年龄记载的人，都不见于《论语》，而在《左传》中有记载的有两人；然而确实有明确证据的，只有秦丕兹一人（《史记》写作“秦商字子丕”）；颜高虽然见于《左传》，但看他的事迹，很不像孔子的弟子。其余共四十八人，都不见于经传；然而南瞿、季次的事迹在本传中还大致具备，他们的名字又偶尔见于其他篇章，或许应当没有错误；而从梁〇以下六人（有年龄记载的），从冉季以下，除秦商、颜高以外的四十人（无年龄记载的），并没有事迹可考，那么本来就无法知道他们是否确实如此。由此看来，孔氏古文或许不是当时的书；不然就是孔氏古文没有错误而司马氏错了，也未可知。看《史记》所引用的《尚书》、《左传》中的事情也往往有错误，那么这一篇难道可以完全相信吗！《家语弟子解篇》的人数与《史记》相同，而名字有时与《史记》不同，并且删去了《史记》中的三人，另外增加了琴张、陈亢、县〇以凑足人数。我按：琴张见于《孟子》《左传》，补充他是很对的；但说琴张就是牢，不知道依据什么。县〇也没有可考证的。至于陈亢，是尊奉子贡而轻视孔子的人，孟子所说的“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的人必定不是这样。而且在《论语》中，亢两次问子贡：一次问伯鱼，却从未问过孔子；《论语》中，门人没有互相称“子”的，而亢称伯鱼、子贡都称“子”，那么亢是子贡、伯鱼的后辈，不是孔子的弟子是很明显的。又有《文翁图》，所载弟子只有七十二人，其中有申枨、林放、申堂、遽伯玉，这又是《史记》、《家语》所没有的。按：申枨见于《论语》，其前后章节都在论述弟子的为人，而孔子称呼他也像称呼其他弟子一样，补充他比较接近事实。申堂不见于经传，林放虽然见于《论语》但没有明确记载，都难以凭空断定。至于蘧伯玉，他出仕接近关境在鲁襄公十四年，那时已经是大夫，年纪大了，八年后孔子才出生，等到孔子行冠礼时伯玉已经老了，怎么能把他列在弟子之中呢！又有见于《孟子》而三家都不记载的一人，叫牧皮。大概各家都各自依据他们所传承的资料，而《史记》较为接近古本；《家语》、《文翁图》又似乎掺杂了个人意见而取舍，更不足以作为依据。一概删去则不可以，完全相信也不妥当。所以现在依据《史记》的文字，确定可以知道的从颜渊到司马牛以及子贱、秦丕兹共二十二人，并参考《孟子》、《家语》、《文翁图》增加牧皮、琴张、申枨三人，连同颜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余非常可疑的删去，无法考证的保留而不加评论就可以了。
△《史记》著弟子国邑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著其国邑者凡七人：颜子，鲁人；子贡，卫人；子游，吴人；子张，陈人；公冶长，齐人，皆以国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颜子、子贡为不误耳。何者？颜氏之著名於鲁者多矣，《春秋传》有颜高、颜羽、颜息，《吕览》亦有颜阖，则颜子为鲁人可信也。《春秋传》，艾陵之役，吴子赐叔孙甲，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则子贡为卫人亦无疑也。若子张，乃颛孙之後也，颛孙於庄二十二年自齐奔鲁，历闵、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张之非陈人明矣。盖因其先世出自陈，而传之者遂误以为陈人耳。若子张为陈人，则孔子亦将为宋人乎？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其次则卫、齐、宋，皆邻国也；吴之去鲁远矣，若涉数千里而北学於中国，此不可多得之事。传记所记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无一言及之？且孔子没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张与子游相问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吊有若也子游摈，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鲁，而鲁之县子、公叔戌亦皆与子游游，子游之非吴人明矣。而子张之子申详，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鲁，是二子固世为鲁人矣，安得以为陈人吴人也哉！公父蜀▯，公父之後也，则公冶长亦当为公冶之後。襄公之自楚归也，季孙使公冶问，则公冶，鲁大夫也，然则长亦非齐人矣。南武城者，鲁南境之邑，吴越至鲁之冲，即子游为宰之地也。《孟子》书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则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马氏盖见《孟子》书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误以为武城人耳。惟子路之为卞人未有以见其不然；然六人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则亦未有以见其必然。故今惟於颜子、子贡采《史记》文注之，馀皆缺焉。
△《史记》著弟子年岁之误
《弟子列传》有年岁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盖有所本，然亦不能无误。何者？孔子称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则是子贱已成德矣，其亲师取友已历有年矣；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四十九岁，则当孔子卒时年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吴之伐鲁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当是少壮时事；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十三岁，则当伐鲁之时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应孔子存时无所表见，至孔子没後而与诸弟子问答甚多也。《论语》多以子路、冉有并称；季康子之问从政也以由、赐、求，孟武伯之问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远者，而列传谓子路少孔子九岁，冉有少孔子二十九岁，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公西华少孔子四十二岁，年之相隔太远，恐未必尽然也。由是言之，《史记》弟子之年不过得其彷佛而已，不可尽指为实。故今悉不录。
○《论语》源流附考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後‘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并《汉书艺文志》）
“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
译△《史记》记载弟子国籍的谬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了弟子国籍的共有七人：颜回，是鲁国人；子贡，是卫国人；子游，是吴国人；子张，是陈国人；公冶长，是齐国人，这些都是以国家来记载的；曾子，是南武城人；子路，是卞邑人，这些都是以邑名来记载的。根据我的考证，只有颜回、子贡的记载没有错误。为什么呢？颜氏在鲁国出名的人很多，《春秋传》中有颜高、颜羽、颜息，《吕览》中也有颜阖，那么颜回是鲁国人是可以相信的。《春秋传》记载，在艾陵之战中，吴王赐给叔孙甲铠甲，卫赐进言说：“州仇捧着铠甲跟随国君拜谢。”那么子贡是卫国人也没有疑问了。至于子张，他是颛孙的后代，颛孙在鲁庄公二十二年从齐国逃到鲁国，历经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到哀公共十代，子张不是陈国人是很明显的。大概因为他的祖先出自陈国，所以传述的人就误以为他是陈国人。如果子张是陈国人，那么孔子难道也是宋国人吗？孔子的弟子中，鲁国人最多；其次则是卫、齐、宋，这些都是邻国；吴国距离鲁国很远了，如果跋涉数千里向北到中国求学，这是很难得的事情。传记中记载子游的言行很多，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一点？况且孔子去世后，有若、曾子、子夏、子张与子游互相问答的话很多，悼公吊唁有若时子游担任傧相，武叔母亲去世时子游在鲁国，而鲁国的县子、公叔戌也都与子游交往，子游不是吴国人是很明显的。而子张的儿子申详，子游的儿子言思也仍然居住在鲁国，这两个人本来就是世世代代的鲁国人，怎么能认为他们是陈国人、吴国人呢！公父蜀，是公父的后代，那么公冶长也应当是公冶的后代。襄公从楚国回来时，季孙派公冶去问候，那么公冶是鲁国的大夫，这样看来公冶长也不是齐国人。南武城，是鲁国南部的邑，是吴越通往鲁国的要冲，也就是子游担任邑宰的地方。《孟子》一书记载曾子居住在武城，有越国入侵而曾子离开，孟子说：“曾子，是老师，是父兄。”那么曾子不是武城人是很明显的；司马迁大概是看到《孟子》一书中有居住在武城的文字，于是误以为他是武城人。只有子路是卞邑人，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不对的；然而在六个人中，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的有四个，那么也不能证明这一定是正确的。所以现在只在颜回、子贡的条目下采用《史记》的文字加以注释，其余的都空缺不录。
△《史记》记载弟子年龄的谬误
《弟子列传》中记载了年龄的共有二十三人，这些文字大概有所依据，然而也不能没有错误。为什么呢？孔子称赞子贱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如果鲁国没有君子，他从哪里学到这些呢！”这说明子贱已经成就了德行，他亲近老师、结交朋友已经有很多年了；而《列传》说子贱比孔子小四十九岁，那么当孔子去世时他只有二十五岁，成就德行怎么能这么快呢？吴国攻打鲁国时，微虎想要夜间攻打王舍，有若在幕庭上跳跃，这应当是年轻力壮时的事；而《列传》说有若比孔子小十三岁，那么当吴国攻打鲁国时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体力已经衰退了；又不应该孔子在世时没有表现，等到孔子去世后反而与各位弟子有很多问答。《论语》中常常把子路、冉有并列称呼；季康子问如何治理政事时提到由、赐、求，孟武伯问什么是仁时提到由、求、赤；他们的年龄似乎相差不远，而《列传》说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冉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公西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年龄相差太远，恐怕未必完全如此。由此说来，《史记》中弟子的年龄不过是大概而已，不能完全当作事实。所以现在全部不收录。
○《论语》源流附考
《论语》，古文本有二十一篇。〔出自孔子旧宅壁中，包含两篇《子张》。（如淳说：“将《尧曰篇》后面‘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分为一篇，名叫《从政》。”）〕齐文本有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如淳说：“《问王》、《知道》，都是篇名。”）〕鲁文本有二十篇，传本有十九篇。（师古说：“解释《论语》意旨的。”）《孔子家语》有二十七卷。（师古说：“不是现在所有的《家语》。”）
“传授《齐论语》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只有王阳成为名家。”（师古说：王吉，字子阳，所以称为王阳。）传授《鲁论语》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都成为名家，张氏最后成书并在世间流行。（以上都出自《汉书·艺文志》）
“汉中垒校尉刘向说：《鲁论语》二十篇都是孔子弟子记录的各种善言；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以及他的儿子韦玄成等人传授它。《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比《鲁论》多；琅邪王卿以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都以此教授。所以有《鲁论》
，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於《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馀字。”）《论语集解序》〕
译有《齐论》。鲁共王时，曾想把孔子的住宅改建为宫殿，拆毁房屋时，得到了《古文论语》。《齐论》中有《问王》、《知道》两篇，比《鲁论》多出这两篇；《古论》也没有这两篇，而是把《尧曰》篇下章“子张问”的部分单独分为一篇，因此有两篇《子张》，总共二十一篇，篇章次序与《齐论》、《鲁论》不同。”〔（《新论》说：“文字不同的有四百多字。”）《论语集解序》〕
△《齐论》多後人附会
按：同一《论语》也而有《齐》、《鲁》之异，有多寡之殊，则《论语》一书固有後人之所续入，非尽圣门之原本也。《齐论》既多《问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复多於《鲁论》，则《齐论》之中後人所附会者尤多，又非《鲁论》之可此矣。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後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汉书张禹传》）
“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序》）
“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隋书经籍志》）
△东汉所行为张禹更定之《论语》
按：《汉书》称“篇第或异”、又称张禹“采获所安”，则禹固尝更定《论语》篇章：其篇目虽定从《鲁论》，其文实兼采於《齐论》，非汉初龚奋所传《鲁论》之旧本也。言“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集解》、《隋书》亦谓“《张侯论》，包、周为之章句”，则是东汉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论语》，非古之《论语》矣。
△张禹更定《论语》之谬
按：禹学识浅陋，岂足以知圣人，但当谨守师传，不敢增减，或不至大谬耳。乃擅更定《论语》，必有不当存而存，不当采而采者。况禹附会王氏以保富贵，卒成王莽篡弑之祸，《公山》、《佛▯》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乎？
“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於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後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於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於人间。”（《隋书经籍志》）
△郑玄所注《论语》即张禹更定本
按此文，则康成所注之《鲁论》即张禹所定之《鲁论》，其中固杂有《齐论》，非汉初之《鲁论》矣。故今《论语》称为《鲁论》，而或以《季氏》一篇为《齐论》。然则《论语》一书中未必无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无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学者当统全书而熟玩之，以求圣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类者，不得以此疑圣人，或曲为圣人解也。
△王充、郑玄之谬
按：当东汉之世，去古未远，《齐》、《古》尚存，犹可考证。王充既知公山、佛▯之往之为非义，即当别其同异，考其年世，辨其真伪而去取之，若赵岐之删《孟子外篇》者然，岂非圣门功臣；乃反据此以让圣人之失，何其谬也！至於康成，负一代之重望，乃於《论语》参考《齐》、《古》为之注，而於篇章无所区别，致使後人无可考证，亦何其疏阔也！
△圣言不可谬遵
按：圣人之言，天下後世所当共遵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则可，非▯为圣人之言而亦当遵也。述少年时，尝在府应岁试，忽有人持先君书至，寄物二事，且命述与其人换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动无不合乎义者，不应忽有此举，意甚疑之，遂不从命。试毕，归而请之，果他人所伪为也。故能言於平日，则不至
译△《齐论》多有后人附会的内容
按：同一部《论语》却有《齐论》、《鲁论》的差异，篇章数量有多有少，那么《论语》这本书本来就有后人续入的内容，并非全是孔子门徒原本的记录。《齐论》既然多了《问王》、《知道》两篇，而且二十篇中的章句又比《鲁论》多，那么《齐论》中后人附会的内容就更多了，这又不同于《鲁论》可以这样看待了。
“起初，张禹担任老师，因为皇上难以多次亲自询问经义，于是编写了《论语章句》献给皇上。起初，鲁扶卿以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都讲解《论语》，篇章次序有的不同。张禹先师从王阳，后来跟随庸生，采纳自己认为妥当的说法，最后出仕而地位尊贵。各位儒生为此说：‘想要研究《论语》，就要念张文的说法。’因此学者多跟随张氏，其他各家逐渐衰微。”（《汉书·张禹传》）
“安昌侯张禹原本学习《鲁论》，兼讲《齐论》的说法，好的就采纳，号称《张侯论》，被世人珍视；包氏、周氏的《章句》由此产生。《古论》，只有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在世间没有流传。”（《论语集解序》）
“张禹原本传授《鲁论》，晚年讲解《齐论》；后来便将二者合并考证，删去烦琐迷惑的内容，除去《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依照《鲁论》二十篇作为定本，号称《张侯论》。当时世人重视它，周氏、包氏为之作章句。”（《隋书·经籍志》）
△东汉所通行的是张禹更定后的《论语》
按：《汉书》称“篇章次序有的不同”，又称张禹“采纳自己认为妥当的说法”，那么张禹确实曾经更定《论语》的篇章：其篇目虽然确定依照《鲁论》，但其文字实际上兼采了《齐论》，并非汉初龚奋所传的《鲁论》旧本。说“学者多跟随张氏，其他各家逐渐衰微”，《集解》、《隋书》也说“《张侯论》，包氏、周氏为之作章句”，那么东汉所通行的乃是张禹更定后的《论语》，并非古时的《论语》了。
△张禹更定《论语》的错误
按：张禹学识浅陋，哪里足以理解圣人，但他如果谨慎遵守师传，不敢增减，或许不至于大错特错。他却擅自更定《论语》，必定有不该保留而保留、不该采纳而采纳的地方。况且张禹依附王氏以保全富贵，最终酿成王莽篡位弑君的祸患，《公山》、《佛肸》两章怎知不是他有意采入《鲁论》为自己解嘲的呢？
“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的篇章考证《齐论》、《古论》，为之作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都为之作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作训解；中间为之训解，直到今天很多了，所见不同，互有得失。现在汇集诸家的优点，记下他们的姓名，有不妥当的地方颇为改易，名叫《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为之作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都为之作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作《集解》。此后诸儒多为之作注，《齐论》于是亡佚，《古论》原本就没有师说。梁、陈之时，只有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学说很微弱。周、齐时期，郑学独立。到了隋朝，何、郑并行，郑氏学说在民间兴盛。”（《隋书·经籍志》）
△郑玄所注《论语》即是张禹更定本
按此文章，那么康成（郑玄）所注的《鲁论》即是张禹所定的《鲁论》，其中固然杂有《齐论》，并非汉初的《鲁论》了。所以现在的《论语》称为《鲁论》，而有人把《季氏》一篇当作《齐论》。那么《论语》一书中未必没有一两篇可疑的，一篇中未必没有一两章可疑的。学者应当通观全书而仔细玩味，以求圣人的意旨，其中有一两章不类的，不能因此怀疑圣人，或者曲意为圣人辩解。
△王充、郑玄的错误
按：在东汉时期，距离古代不远，《齐论》、《古论》尚存，还可以考证。王充既然知道公山、佛肸以往的行为不合道义，就应当辨别它们的同异，考证它们的年代，辨明真伪而取舍，像赵岐删去《孟子外篇》那样，岂不是圣门的功臣；反而据此指责圣人的过失，多么荒谬啊！至于康成（郑玄），负有一代的重望，却在《论语》中参考《齐论》、《古论》为之作注，而对篇章不加区别，致使后人无可考证，也是多么疏阔啊！
△圣人的言论不可错误地遵从
按：圣人的言论，是天下后世所应当共同遵从的。然而必须是真正的圣人言论才可以，不是真正的圣人言论也应当遵从吗？述（作者自称）少年时，曾在府中参加岁试，忽然有人拿着先父的书来，寄了两件物品，并且命令述与那人交换试卷。述想先父平日一言一行无不合乎道义，不应忽然有此举，心里非常怀疑，于是没有听从命令。考试结束后，回家请问先父，果然是他人伪装的。所以能在平日明辨，就不至于
见欺於一时。窃谓学者之於圣人亦当如是。故今备考《论语》源流载之，使人知世所传之《鲁论》在汉时不无异同更改，是以圣谟洋洋之中间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学者不可不别而观之也。
译被当时的人所欺骗。我私下认为，学者对待圣人，也应当像这样。所以现在考证《论语》的源流并记载下来，让世人知道当时流传的《鲁论》在汉代并非没有差异和改动，因此在那浩瀚广博的圣人言论中，有一两章值得怀疑的地方，学者不能不加以辨别并仔细审视。
△自述研究《论语》经历
余五六岁时，始授《论语》，知诵之耳，不求其义也。近二十，始究心书理，於《公山》、《佛▯》两章颇疑其事不经，然未敢自信也。逾四十後，考孔子事迹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伪撰，然犹未识其所以入《论语》之由也。六十馀岁，因酌定《洙泗馀录》，始取《论语》源流而细考之，乃知在秦、汉时传《齐》、《鲁》论者不无有所增入，而为张禹采而合之，始决然有以自信而无疑。故录其详，附载於此。然世之学者惟知玩讲章，作举业，未尝有人究其义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无怪乎其见而大骇，终不以余言为然也！
○附孔检讨《大戴记补注序录》
《家语》者，先儒马昭之徒以为王肃增加。肃横诋郑君，自为《圣证论》，其说不见经据，皆借证於《家语》。大抵抄撮《二记》，采集诸子，而古文奥解悉润色之，使易通俗读；唯《问郊》、《五帝》之等传记所无者，斯与肃说若合符券。其为依▯，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辞，云“陛下”者，谓昭帝也；“文、武”者，谓汉文帝、武帝也。而肃窃其文，遂并列为成王冠颂。是尚不能寻章摘句。举此一隅，谬陋弥显。况以礼是郑学，无取妄滋异端，故於《家语》殊文别读独置而弗论也。
余昔会试时，曾与检讨相识，年甚少也。数十年不相见，不意其学刻苦如是。《考信录》既成後，始见此书，因其论《家语》与余所见同，附录其文於此。
（颉刚案：此篇原载书首，今为改置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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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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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颉刚按：原木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卷下录出置此。）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
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
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适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卷上
○在邹
【补】“孟轲，驺人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辨孟母三迁之说
《列女传》云：“孟轲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戏为贾▯。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徒舍学宫之旁。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当非无故而云然者，即三迁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谓孟子云云者则必无之事也。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人之相远固由於习，然大圣贤之生必与众异：必不尽随流俗为转移。孟子虽幼，安得遂与市井墟墓之群儿无以异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然则孟子亦当如是。使孟子幼时绝不知自异於群儿，则孟子壮时亦安能自异於战国纵横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侧之不可居，则何不即择学宫之旁而迁之，乃又卜居於市侧乎？《国语》称文王曰：“
译△自述研究《论语》经历
我五六岁时，开始学习《论语》，只知道诵读罢了，并不探求其中的义理。将近二十岁时，才开始用心钻研书中的道理，对《公山》、《佛肸》这两章所记载的事情颇为怀疑，认为不合常理，然而不敢自信。过了四十岁以后，考证孔子事迹的先后顺序，才知道其年代不符，必定是后人伪托撰写的，然而仍然不知道它们为何会进入《论语》的原因。六十多岁时，因为斟酌确定《洙泗馀录》，才开始选取《论语》的源流进行详细考证，才知道在秦、汉时期传授《齐论》、《鲁论》的人无不有所增入，而由张禹采集合并，这才决然有了自信而不再怀疑。所以记录其详情，附载在这里。然而世间的学者只知道玩味讲解章句，做科举文章，不曾有人探究其义理，考证其首尾，辨别其源流，难怪他们看到后大为惊骇，最终不认为我的话是对的！
○附孔检讨《大戴记补注序录》
《孔子家语》一书，前代儒者马昭等人认为是王肃增补的。王肃肆意诋毁郑玄，自己撰写《圣证论》，他的说法没有经典依据，都借《家语》来证明。大体上是抄撮《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采集诸子百家，而将古文中深奥的解释全部润色，使之易于通俗阅读；只有《问郊》、《五帝》等传记所没有的内容，这与王肃的说法完全吻合。它是依附伪造的，不言而喻。《公冠篇》叙述汉昭帝冠礼的辞令，说“陛下”，是指汉昭帝；“文、武”，是指汉文帝、汉武帝。而王肃窃取其文，于是并列作为周成王冠礼的颂辞。这尚且不能寻章摘句。举出这一隅，谬误浅陋更加明显。况且礼学是郑玄的学问，没有理由妄自滋生异端，所以对于《家语》中不同的文字和解读，独自放置而不加评论。
我过去参加会试时，曾与孔检讨相识，那时他还很年轻。几十年没有见面，没想到他的学问刻苦到如此程度。《考信录》写成后，才看到这本书，因为他的《家语》论断与我的看法相同，所以附录他的文章在这里。
（颉刚案：此篇原载书首，现在改为放置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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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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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颉刚按：原书没有此序，现在依照《三代考信录》的体例，从《提要》卷下摘录出来放置于此。）
孟子为什么单独编录呢？因为他传道的功劳很大。
孔子时代，王道还存在，异端学说尚未兴起，所以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在地上，而在人身上，贤者识其大体，不贤者识其小体，没有不含有文王、武王之道的。”战国时期则不然，处士纵横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即使儒者所著的书籍也多流传而失真。依靠孟子详细陈述并详尽辨析，井田封建的制度，仁义性善的宗旨，帝王圣贤的事迹，然后才大明而得以传于后世。假如没有孟子，不但异端学说迷惑世人，即使《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也无法辨别其是非真伪而认识圣道的真相。所以唐代韩愈称：“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某。”又说：“学习圣人应当从孟子开始。”那么孟子对于孔子，就像周公对于文王、武王；文王、武王没有周公则制度不详细，孔子没有孟子则流传多有缺失；孟子对于道的功劳真是很大啊！
孔子门人的事迹虽然在其他书中旁见，但首尾大多难以考证；只有《孟子》七篇中，适梁、游齐，居滕，至鲁，都详细记载，不难考证其先后，所以单独编录以阐明它。又这七篇都是弟子编纂叙述以传于后世的，他们的功劳也不可埋没，所以一并附在孟子之后。
●卷上
○在邹
【补】“孟轲，邹国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辨孟母三迁之说
《列女传》说：“孟轲的母亲，她的家靠近墓地。孟子小时候，嬉戏做墓间的事情，跳跃着筑坟埋葬。孟母说：‘这不是用来安置孩子的地方！’于是离开家搬到市场。他嬉戏做买卖的事。孟母说：‘这不是用来安置孩子的地方！’于是搬家到学宫旁边。他嬉戏就摆设俎豆，作揖让进退。孟母说：‘这真正可以用来安置孩子了！’于是住在那里。”我按：孟母教子之善当然不是无故而说的，即使三迁之事也容或有之，然而说孟子云云则必定是没有的事。孔子说：“只有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说：“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人的相差固然由于习染，然而大圣贤的生来必定与众人不同：必定不会完全随流俗而转移。孟子虽然年幼，怎么就能与市井墟墓的群儿没有区别呢！孟子说：“舜住在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等到他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像决开江河，沛然莫之能御。”那么孟子也应当如此。假如孟子幼时完全不知道自异于群儿，那么孟子壮时又怎么能自异于战国纵横之徒呢！况且孟母既然知道墓侧不可居，那么为什么不立即选择学宫旁边而迁居，却又卜居於市侧呢？《国语》称文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