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子夏的学说，其源头大概都本于孔子的七十位弟子；虽然难免没有流传过程中的错误，但大体上还是接近古义的。后来燕人韩婴也传授《诗经》，然而他的源流未必能赶上齐、鲁两家的纯正。最后《毛诗》才出现，卫宏为它作《序》，多牵强附会于《春秋左氏传》的文辞来欺骗当世之人，否则就是强行解释，却实际上用具体的人和事来附会。学者不加以仔细考证，认为确实有所传承，于是说这本书优于《三家诗》，从而为之作注、作笺。因此《毛诗》盛行，《三家诗》逐渐衰微。到了晋、魏时期，《齐诗》、《鲁诗》于是失传，《韩诗》也不再流行于世，学者所见的只有《毛诗》，从小学习它，不再知道有其他说法，即使是学识渊博、喜好古道的士人，也都认为《经》的本意本来就是这样，而《诗》的宗旨也就晦暗不明

译我曾经思考过，《易经》的道理高深，圣人尚且希望延长寿命来学习它，这本来就不是一般学者所能轻易窥探的。而《春秋》，子游、子夏这样的贤人也不能增添一个字，虽然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位贤者为之作传，但圣人的意图终究难以窥测。只有《诗经》、《尚书》和《礼记》是学者可以接近的，所以圣人把它们称为“雅言”。然而《礼记》大多涉及礼仪形式的末节，而且残缺太多，不足以完全体现先王的大经大法；所以只有《诗经》、《尚书》最为重要。但它们都被汉末、晋、隋诸儒所杂乱，实在令人叹惜！实在令人叹惜啊！幸好《论语》一书明白易懂，又有《孟子》一书来辅翼它，何晏的《集解》虽然没有大的发明，但未曾偏执一人的见解，赵岐的注解尤为纯正，等到宋代朱熹作了《集注》，圣人的旨意更加显明，学者依赖它，得以稍稍窥见圣贤的蕴藏。然而终究不能不为《诗经》、《尚书》感到惋惜啊！

△《朱传》与读者

朱熹虽然作了《诗传》，又命令他的门人蔡沈作《书传》，但都没有完全驳正《诗序》及《伪孔传》的错误。而世人仍然认为朱熹不对，不遵从《传》而遵从《序》的人不可胜数。从我所见的，只有乡野间孤陋寡闻、只知道做科举文章的士人，才不与《传》有异同；稍有学识的人，则依据《序》来议论《朱传》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我独自认为《朱传》确实有可议论的地方，但可议论的不在于驳斥《序》说的太多，而在于遵从《序》说的还不少。为什么呢？世人之所以相信《序》，是因为它接近古代。《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都出自汉代，而且《三家诗》都在前面，为什么唯独这个可信而其他的都可疑呢？《三家诗》的书虽然亡佚，但在汉人的引述中，还常常可以看到，它们的说法大多与现在的《诗序》互相不同。如果说接近古代的都可信，那么四家的说法不应该互相违背。互相违背，就一定有不可信的。难道不是后世学者只见到《毛诗》的序，就不知道它可疑吗？朱熹既然认为《序》是揣度附会，自然应当完全依据经文来纠正它的错误，为什么还多有依违于旧说呢？这是我替朱熹感到惋惜的原因。

△本书作意

我撰写《考信录》，凡是《诗经》、《尚书》中有关帝王事迹的文字，都已经逐时逐事地辨析了，只是《二南》不详细记载其时代，而《邶风》以下十二国风的事迹大多在东迁以后，所以很少涉及。但我也常常在闲暇时，就我所见的，笔录下来。《考信录》完成后，又再次辑录并增广，以拾遗补阙。我私下认为，经传年代久远，时事难以考证，宁可缺少所不知道的，也不损害义理。所以我在论述《诗经》时，只主张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然不完全符合朱熹的话，但确实本于朱熹的意思。朱熹如果再生，未必会认为我的话是妄言。

嘉庆乙丑年六月，崔述识。

△诗柄与经文

我看见世人读《诗经》，刚学习时，就取“诗柄”连同经文一起读（朱熹《集传》略说本篇大意的，俗称为“诗柄”），长大后，就不再玩味经文，而只是心中横着一个诗柄，以为足够了。聪明的人则大多厌旧喜新，偶尔见到卫宏的《诗序》，就据以为奇货秘笈，自认为曾见过汉人的说法，宋人的书不值得再看。于是《序》所说的必定认为是，而朱熹所说的必定认为非。大抵现在解说《诗经》的人，这两种情况就概括尽了。

我家旧藏有一册《读风臆评》，刻本非常工整精良，只有经文，不载传注，其中的圈点与批注则另有朱印套版。我八九岁时，见到它很喜欢，恰逢父亲有事，没空给我书（我年幼，不记得是什么事），于是取这册书带到空屋中读，虽然不太理解其义，但很喜欢它抑扬宛转，好像很有趣味。久了，就都背诵下来了。到十岁以后，才开始阅读朱熹的《诗传》，也不知道什么是诗柄。又过了几年，才开始见到《诗序》，也不知道它可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因此我在《国风》上，只知道体会经文，即从词句来探求其意，就像读唐、宋人的诗一样，心中完全没有新旧、汉、宋的成见，只符合诗意的就遵从，不符合的就违背，只是《朱传》符合的多，《卫序》符合的少罢了。唉，唉，哪里能得到世上笃信经文的人，与他畅论这个旨意呢！

嘉庆丙寅年十二月，述又识。

○通论《诗序》

△《序》为后汉卫宏作

一，《诗序》是后汉卫宏所作。唐人旧说认为是子夏、毛公所作。沈重说：“按《郑诗谱》的意思，《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陆氏说：‘旧说，从“关雎”到“用之邦国焉”名为《关雎序》；从“风风也”到末尾，名为《大序》’；卜商的意思有未尽之处，毛公更补充完成它。”此说不对。为什么呢？《

译《史记》成书之时，《毛诗》尚未问世。《汉书》开始提及《毛诗》，然而并没有记载作序的文字。只有《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说：“谢曼卿精通《毛诗》，于是为其作训诂。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因而作了《毛诗序》，很好地把握了《风》《雅》的宗旨；至今流传于世。”那么《诗序》是卫宏所作，显然毫无疑问。那些称《诗序》为子夏、毛公所作的说法，只是后人猜测推断而言，并非确实有所依据。《礼记》说：“没有证据就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使人信服，百姓就不会顺从。”如今卫宏作《诗序》一事，已有《后汉书》的明确文字可以作为依据。如果说《诗序》是子夏、毛公所作则《史记》、《汉书》等传记中从未有一句话提及此事。不知道持这种说法的人为什么不依据有证据的记载，却偏偏听从没有证据的说法呢？

译△《序》非子夏所作

一，孔子是鲁国人。孔子去世后，七十位弟子一起在齐、鲁之间讲学，所以汉初传授经学的大多是齐、鲁的儒生。子夏虽然曾在西河讲学，但终究在鲁国的时间较多。看《大戴礼记》所记载的多是鲁国的事，而《论语》中称子游讥讽子夏的门人，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那么子夏在鲁国的门人并不少。齐、鲁既然传授《诗经》，也必定同时传授《诗序》。为什么《齐诗》、《鲁诗》两家都不知道有《诗序》，唯独赵国人却得到了呢？大概是从毛公以后，传授其学说的人相继增益，相继附会，卫宏从老师那里听闻，就取来著成《诗序》。而后人却把《诗序》奉为不可更改的经典，这真是可叹啊！

△《序》非孔子与国史所作

一，把《诗序》认为是子夏、毛公所作，本来就已经不可信了。更奇怪的是，宋代的程子认为《大序》是孔子所作，《小序》是当时的国史所作。《论语》中记载孔子论《诗》的话很多，像《关雎章》、《思无邪章》、《诵诗三百》，以及《兴观群怨》、《周南召南》等章，没有不是言简意赅、义理深刻而辞藻洁净的。而《诗序》却平淡冗长、浅薄软弱，即使有精粹的话，也多夹杂枝蔓的语句，与《论语》中的话截然不同，怎么能强行归之于孔子！至于各篇的序文违背诗意的非常多，其文风也完全不同三代的文章。况且变风多在春秋时期，当时王室微弱，太史何曾有过到列国去采集风谣的事，《春秋经传》中都可以看到。认为太史所题写，是诬蔑！唉，《本草》、《内经》，世人认为是神农、黄帝所作。《六韬》，世人认为是姜太公所作。《山海经》，明明记载了西汉的郡县，却公然认为出自禹、益。《月令》，明明记载了战国的星象度数，却公然认为出自周公。那些方术之士，浅薄的学者，如果想尊崇他们所传的学说以欺骗当世，也不足为怪；没想到儒者也陷入这种习气！

△《序》无大小之分

一，旧说认为《诗序》中“风，风也”以下到“《关雎》之义也”为止，多是通论全诗，因此称之为《大序》，认为是子夏所作。等到朱熹作《诗集传》，跟随程子，认为《大序》是孔子所作；而把“乐得淑女”以下几句话，把“哀乐淫伤”析为四件事，并且把“伤”解释为“伤善”，大大违背了《论语》的宗旨，于是割裂归入《小序》；而断定从“诗者志之所之”到“诗之至也”为《大序》。我考察：《诗序》从“《关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子相承，文字相接，怎么能从中割取几百字，而认为另出一手！大概《关雎》是风诗的首篇，所以论《关雎》因而涉及全诗，而章末又由全诗归于《二南》，而仍以《关雎》结尾，章法井然有序，首尾完整严密，这本来就不容许另外分为一篇。至于“《关雎》、《麟趾》之化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系之召公”，明明承接上文“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言，所以用“然则”二字作为转折语。如果在“诗之至也”处画断，那么此文上面没有承接，而“然则”等语在文义上就不通了。由此说来，《序》不但不是孔子、子夏所作，而且原本也没有大小之分，都是后人凭自己的意思推测罢了。

△《序》出於一人之手

一，旧说认为逐篇叙述其义理的是《小序》（郑樵认为首句为《大序》，下文所言为《小序》。程氏、范氏又认为首句为《小序》，下文所言为《大序》。说法都与旧说不同）。《隋书·经籍志》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益”。说者因此就认为《序》的首句是毛公所作，或者认为是太史所题，而其下则是卫宏所续。我考察：《序》的首句与下文所言首尾相连，断没有只作一句的道理。至于所说的“刺时”、“刺乱”，语意未尽，还不可没有下文，那么其出自一人之手无疑。况且卫宏如果真的续前人的《序》，范蔚宗怎么能把功劳归于卫宏，而说现在所传的是卫宏所作呢！然而持这种说法的人，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尊崇《序》说太过，只怕说是卫宏作则人们轻视它而不深信，而无如《后汉书》明明有卫宏作《序》的文字，所以不得已而分属之，把发端首句归为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归之于卫宏，以两全其美。唉，古人已逝，不能从九泉之下起来为自己辩白，任凭后人想归之于谁就归之于谁。这真是令人长叹啊！

△《毛诗》易创新说

一，《齐诗》、《鲁诗》都从汉初就著于世。鲁国本是孔子所居，齐国也是鲁国的近邻，大概都传自七十子。书出版既早，那么见到的人多，而附会较难。况且在汉初，朝廷

译如果还没有崇尚经学，那么他们的说法大多源于师承传授。后来经学日益受到重视，各家学派纷纷兴起，力求胜过对方，传授这些学问的人也不能没有附会迎合时势的情况；但大体上还是接近古义的。《韩诗》出现较晚，已经不是齐、鲁两家的面貌了。《毛诗》的显赫，又在这之后。书籍出现既晚，那么师徒之间私下传授，虽然增加了许多旧说，并用自己的意思去传述，世人也无法辨别真伪。况且婴是燕地人，苌是赵地人，也不能赶上齐、鲁之间所听闻见识的真实情况。

译△《毛诗》不及《三家》

一，《三家》的《诗》虽然失传，但在汉人所引用的文献中尚存很多。例如将《关雎》视为康王时期的诗，将《采薇》视为懿王时期的诗，将《驺虞》视为主管鸟兽的官职，班固以南仲为宣王时期的人，马融以《出车》为宣王时期的事，玩味其词句意蕴，考证其时代局势，都是正确的。由此可知齐、鲁两家的《诗》决有所传承，并非凭空妄造。即便像《宾之初筵》被解释为卫武公饮酒悔过的诗（《韩诗》说：“《宾之初筵》，是卫武公饮酒悔过之作”，这也未见得不如《毛诗序》中讽刺幽王的说法。《毛诗序》说：“《宾之初筵》，卫武公讽刺时政：幽王荒废政事”等等，“武公入朝后作了这首诗”。《毛诗》最初也必定有所传承，所以《柏舟》、《淇澳》都深得诗人的旨意。只是因为它成书较晚，其门徒附会的内容过多，即使没有传承的说法也必定揣测而为之说，或者强行选取传记来证实它，而有所传承的说法也必定增饰其说，别出新意，以求胜过《三家》，因此其说法乖谬特别严重。不知道汉、晋诸儒为何尽弃《三家》而独取《毛诗》？）

△强不知以为知

一，《诗序》喜欢强不知以为知。孔子修订《春秋》，不过是两百年前的事罢了，史册尚存，尚且不能全部知晓，往往对疑惑之处留白。《诗经》三百篇，经过秦火之后，怎能一一知晓其本末！所以《史记》称“申公教学不传疑，有疑问的就空缺不传”。这是在楚、汉之际，居于鲁地而得到孔子真传的人，尚且不能全部知晓。如今毛公是赵人，作《序》的人在东汉初年，却能每篇都详尽知道是某公之时、某人之事，这究竟欺骗谁呢！然而其违背经义之处在此，其能使诸儒深信不疑之处也在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教学不传疑的人必定有所不知，而此言说历历在目的人必定无所不知。我有个族人的儿子，聪颖但没有学术修养。一天，有乡下来人，用古事来质问，他不知道，于是胡乱说了一通。乡人走后，他对我说：“和乡里的愚人说话，不可说不知道。说不知道，他们就会轻视我。虽然胡乱说，他们哪里知道不对呢！他们见我言之凿凿，只会心悦诚服罢了。”唉，申公的诗不传疑而在西晋先亡，《毛诗》逐篇都序说其缘由，垂范两千年而无人敢议论其过失，由此可知族人儿子的见解确实正确，难怪元、明诸儒大多认为朱子的《诗序辨说》不对了！

△刺诗之锻链

一，《诗序》喜欢将诗解释为讽刺时政、讽刺其君主的，无论其词句如何，务必委曲求全而归结于所讽刺的对象。诗产生于情感，情感产生于境遇，境遇有安危亨困的不同，情感有喜怒哀乐的区别，难道除了讽刺时政、讽刺君主之外就没有可说的感情了吗！况且即使在衰世，又何尝没有贤君贤士大夫存在。尧、舜的时代，也有四凶；殷商的末年，尚有三仁。于是见到有称述颂美的语言，必定认为是“陈古刺今”。那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后更没有一人可免于被讽刺的了！何况《邶风》的《雄雉》，《王风》的《君子于役》，都是其丈夫在外行役而其妻子思念他的诗，起初并没有怨恨君主的意思，却认为是讽刺平王、宣公，这又是多么的牵强附会！尤其无理的是，郑昭公忽虽然不是英明君主，也没有失道，却连篇累牍都指为讽刺忽的诗，其所关乎名教的岂是浅薄！直到宋代朱子，才开始驳斥其过失。然而自朱子之后，解说者仍多曲解《序》来议论朱子的不对，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附会《左传》

一，《诗序》喜欢取《左传》之事来附会。大概《三家》的《诗》出现得早，《左传》尚未盛行，只是根据其师所传来说。《毛诗》出现得晚，《左传》已在世间流行，所以得以取来牵合。然而考证《传》所记及《诗》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的。伐郑的战役，五天就回来了，却强行归属于“居、处、丧马”的章节。宋襄公即位，卫国在楚邱，却还想用“刀苇杭河”来渡河。说到“仲”必定是“祭仲”；说到“叔”必定是“共叔”。也有采纳而失去其本意的。将“实周行”解释为“官人”，是断章取义，却误以为是“闵使臣之劳”。用《硕人篇》证明庄姜，证明其“美”，却误以为是“闵无子”的意思。大概因为汉代风气最喜欢附会，重黎也而认为是羲和，太〇也而认为是包羲，炎帝也而认为是神农，以彼为此，比比皆是，不觉得奇怪。《汉书艺文志》说：“汉朝兴起，鲁申公作《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都作《传》，有的取《春秋》，采杂说，都不是其本义。与不得已相比，鲁最为接近。”那么《齐》、《韩》诸家已采《左传》之事来附会。何况《毛诗》晚出，作《序》者在东汉之初，其

译选取《左传》中的事例来附会《诗经》，这更是不必多说了。汉末及魏、晋时期的儒者不加仔细考辨，就认为这种说法有依据，于是深信不疑。由此可见，《诗序》的弊病在于附会，而它之所以能让人相信，也恰恰在于这种附会。

译△毛公时代《左传》已经问世

一，郑樵说：“毛公的时代，《左氏传》尚未问世，《孟子》、《国语》、《仪礼》尚未广泛流行，而毛氏的解释却先与它们相合，不认为其源流出自子夏，可以吗？”我按：《左氏春秋》在西汉时只是没有设立学官罢了，张苍、贾谊都传授《左氏春秋》，不能说它没有问世。况且毛公的《诗传》传授给贯长卿，贯长卿又从父亲贯公那里学习《左氏春秋》，贯长卿父子既然可以学习《左氏春秋》，怎么见得毛公就没有见过《左氏春秋》呢？况且又怎么知道不是贯长卿选取《左传》中的事例来附会诗篇，而传授日久，就认为是出自毛公呢！至于《孟子》、《仪礼》，也不是隐僻之书，不是人们不能见到的，而《诗序》认为《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与《国语》的说法正好相反（《国语》说是称颂成王之德），郑氏反而认为毛公先与它们相合，这更是诬蔑了！又按：郑氏作《诗辨妄》，痛斥《诗序》的说法，是不相信《毛诗》的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难道所传的言辞不同吗？还是他的学说有早年晚年的区别吗？可惜我学问浅薄、居住偏僻，看到的书不多，没能一一仔细考证！

△以篇次论诗

一，《诗序》喜欢拘泥于篇章次序的先后：篇章在前的，不问其辞意如何，一定认为是盛世之音；篇章在后的，也不问其辞意如何，一定认为是衰世之音。不知道诗篇流传日久，怎么能一一都保持原来的次序。就像《国风》中《定之方中》在《载驰》之前，《我送舅氏》在《黄鸟》之后，这是显然可见的。怎么能认为篇章在前的都是美诗，在后的都是刺诗呢！这样解说《诗经》，古人被诬蔑的就多了。至于《周颂》、《二南》，尤其不是一代的诗，却定以《二南》为文王时代的诗，《周颂》为周公的诗，即使文中明确说是平王、成王的，也一定要委曲求全归之于文王、武王，这就是我想给的就给，想夺的就夺，全凭我意，古人能有什么作为呢！说白马不是马，难道只有战国纵横之士才能做到吗！

△势利之见

一，以篇次论诗而不看其辞意，这只是世俗势利的见解罢了。京城卖货的店铺都以字号高低来区分。那些改行或回乡的人，就把字号卖给他人，多的达到数百金，买货的人只因为字号不变就购买，并不问货物的优劣。磁州产烟草，杨氏的店铺最著名，我们魏地的人都去贩卖他们的货，偶尔货物不够，就取其他店铺的货印上杨氏的字号给他们，贩卖的人不惜高价，吃的人也没有异议。以篇次论诗，也是这样罢了！我生平没有其他长处，只以文论文，就事论事，从未存有私心，为什么解说《诗经》却只以篇次来定高低呢！我不知道世人为什么相信它！

○通论《二南》

△《二南》不是文王时代的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从郑玄、孔颖达以来解说《诗经》的人都认为是在文王时代，朱熹《诗集传》沿袭了这一说法。既然都认为是文王时代的诗，势必要认为有正而无邪。于是《汉广》中的游女，《行露》中的速讼，《摽有梅》中的迨吉，《野有死麕》中的怀春，都解释为文王德化所及，风俗之美。我反复仔细玩味，觉得并非如此。《关雎》、《鹊巢》等篇辞意既纯粹，音调又和平，说是文王时代的诗，可以。然而圣人德盛化深，死后百姓服从其教化甚至达到百年（依据《大戴礼记》称黄帝语），何况历经武王以及成王、康王，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怎么会在文王时代淳风美俗被弦歌者累累，到了武王、成王、康王时代就绝响了呢！至于《汉广》、《行露》以下，显然不像盛世之事的多得很。虽然解说者曲意称美，终究难免瑕瑜互见。说它们还有先王的遗泽，可以，就以此作为文王之德的教化，也太浅薄地评论文王了！况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与凡文王同时的人未曾一见；所见到的只有《甘棠》中的召伯，《何彼秾矣》中的平王，而这两人都在武王以后。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那么其余的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证罢了；它们一定都在成王、康王以后无疑。大抵开国之初，风俗多浑朴，人尚躬行，所以作者少，而历时浸久则散失的也多。太平既久，风会日开，文章渐盛，所以作者众，而为时尚近则湮没的也少。这是时势的常理，百代所同，固不独周朝如此。于是后来的解说者，对于这两篇诗一定要委曲迁就，矫揉经文以求合于传说：即使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认为这两篇是武王以后的诗，而其余仍认为是文王时代的诗。先入为主的言论深入人心，真是厉害啊！又按：“《齐》、《鲁》、《韩诗》说

译《关雎》这首诗，人们都说它作于周康王时期。《尚书》说：“三个人占卜，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何况鲁国是孔子居住的地方，它所传承的学说更为接近正道；而《史记》记载“申公教学没有传闻的疑惑，有疑问的地方就空缺不传”，这必定不是没有根据就那样说的。只是说它是“陈述古事以讽刺今人”，那么诗篇中起初并没有这个意思，应当是汉代那些门徒牵强附会编造出来的。朱熹对此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成王、康王时期正当周朝王道兴盛，必定是世世代代施行仁政，难道没有“君子”，难道没有“淑女”，而一定要认为只有周文王时期才有他们吗！如果《关雎》作于周康王时期，那么《葛覃》以下的诗篇也必定都作于康王之后了。其余各条都见各自的本篇中。

译《二南》不以内外区分

旧说认为：“周文王迁都至丰邑，将岐山故地分封给周公旦和召公作为采邑，让周公在国中执政，召公向诸侯宣示政令，于是德化在内部大成，而南方的国家，长江、沱水、汝水、汉水之间，没有不顺从教化的（《郑笺》、《孔疏》、《朱传》的说法大致相同）。到了周武王、周成王的时代，才采集这些诗歌，配上管弦乐器（《郑笺》认为是武王时代，《朱传》认为是成王时代），就是现在的《周南》《召南》。”我查考《诗经》、《尚书》的文字，周公、召公都是到了武王时代才开始显赫，到了成王时代才开始分陕而治，在文王时起初并没有任何表现。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召公的年龄应当比周公更小。在文王时，同姓亲族中有虢仲、虢叔，异姓大臣中有太颠、散宜生、闳夭、南宫括，即使是太公望这样德高望重的元勋，尚且不在这五人之列，必定没有单独任用周公、召公分治内外，反而不任用旧臣的道理。况且分封故国的土地，不赐给各位弟弟和各位大臣，却唯独赐给这两公吗！《诗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周公。《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召公。”现在查考：江汉、汝坟都不是周地的范围，为什么唯独称为王者的风范？《殷其雷》称“南山之下”，《何彼矣》咏“王姬之车”，明明是周人所作，不应该反而视为诸侯的风范。郑玄大概已经觉得这种说法不合情理，所以改口说：“得到圣人教化的称为《周南》；得到贤人教化的称为《召南》。”然而《汉广》、《汝坟》这些诗起初并不在《鹊巢》、《驺虞》之上，凭什么认为这是圣人的教化而那是贤人的教化呢？朱熹大概又觉得这种说法不合情理，所以又改口说：“在国中采集的，难以用南国之诗来称为《周南》；在南国采集的则直接称为《召南》。”然而都是南国之诗？凭什么认为《汉广》、《汝坟》这两篇应当混杂在国中；而《殷其雷》、《何彼矣》，明明是周人之诗，又凭什么反而在南国采集到呢？这没有别的，都是因为误以为《二南》是文王时代的诗，苦于这种说法难以讲通，所以不得不辗转曲折地加以辩解。不知道《周南》、《召南》原本就不以内外区分，而且也不在文王时代。大概是在成王时代，周公与召公分治，各自采集民谣纳入乐章，周公所采集的称为《周南》，召公所采集的称为《召南》。后来周公的儿子世代担任周公，召公的儿子世代担任召公，大概也是各自率领旧职而采集民谣，所以从昭王、穆王以后，下至东迁之初，诗中都有收录。由此说来，《二南》不但不是文王时代的诗，而且也不全属于成王、康王时代的诗。

《风》、《雅》不以王侯区分

向来各位儒生之所以务必将《二南》解释为文王时代的诗，都是因为不理解《风》《雅》的区别，只看到东迁以后雅音断绝，降格为《王风》，因而误以为《雅》是天子的诗，《风》是侯国的歌，于是说灭商以前的诗是《二南》，灭商以后的诗是《二雅》，东迁以后的诗是《王风》，所以认为《二南》必定在文王时代。不知道《风》《雅》的区别在于诗体，不在于天子与诸侯。天子的畿辅，未曾没有《风》；诸侯的国家，也间或有《雅》。所以《豳风》也是王国的诗，却不归入《雅》而归入《风》；《宾筵》、《抑戒》，是卫武公的诗，却列在《二雅》中。大概是因为西周盛世时崇尚大雅，所以《风》与《小雅》都不甚流传，只有《周南·关雎》之三，《召南》、《鹊巢》之三，以及《麟趾》、《驺虞》和《鹿鸣》、《鱼丽》等篇，是宴饮射箭时所唱的，所以人们都熟悉它们而流传于世。此外或许有一二篇流传，但也仅此而已。后来大雅逐渐衰落，小雅开始兴盛，小雅又衰落而《风》才开始显著，所以盛世的作品少，衰世的作品多，并非天子的畿辅其诗都应当为《雅》而不能为《风》与《南》。况且“南”乃是诗的一种体裁，《诗序》认为“教化自北而南”也是不对的。江沱、汝汉都在岐周之东，应当说是自西而东，怎么能说是自北而南呢！大概这种体裁本起源于南方，北方人效仿它，所以命名为“南”，就像汉人效仿《楚辞》的体裁也命名为《楚辞》一样；所以《小雅》说：“以雅以南。”从武王时代下至东周，其诗如果是《雅》就列在《雅》，如果是《风》就列在《风》，如果是《南》就列在《南》，如此而已，不以天子诸侯来区分。由此说来，《二南》固然不必在文王时代。

《二南》的时代不能用《仪礼》来证明

朱熹也将《二南》视为文王时代的诗，又有其原因。因为《仪礼·乡饮酒》、《燕射》等篇中有歌唱《关雎》、《葛覃》、《卷耳》以及《鹊巢》、《采蘩》、《采蘋》的文字，而世俗儒生相传《仪礼》是周公所作，朱熹深信不疑，所以认为这些诗应当在周公之前。

译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出身鄙野的人；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是世卿贵族。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又说：“行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如今《仪礼》中的文辞极为繁复，而聘问、宴饮之礼中，笾豆牲牢米数的规定又极其奢侈，那么它属于后世进化的礼制而非周公制定的制度，这就很明显了。周襄王赐给齐侯祭肉，命令他不必下堂跪拜，齐侯却下堂跪拜接受，这说明在春秋以前，即使君主推辞，臣子也没有升堂完成跪拜的。直到孔子时代，才开始有升堂完成跪拜的情况，所以孔子说：“在堂下跪拜，是合乎礼的；如今在堂上跪拜，是骄纵的表现。”如今《仪礼》中，君主推辞之后，臣子就升堂完成跪拜，那么这部书必定成书于春秋之后。春秋末期，家臣才开始称大夫为“公”。到了战国初期，晋、韩、赵、魏四家竟然僭越自称诸侯，却仍然朝见晋君；鲁国的三桓也都称“公”。如今《燕射》之礼中，诸侯的臣子有称为“诸公”的。如果不是作于战国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称呼！由此说来，《仪礼》必定不是周公所作，这是非常明显的。况且《邶风》、《鄘风》等十二国的诗歌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二南》难道就一定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吗！《仪礼》中所歌唱的，只有《关雎》、《鹊巢》等几篇罢了。说这几篇是文王时期的诗，还没有大的错误。因为这几篇的牵连，竟然把《汉广》、《行露》、《摽有梅》、《野有死麇》等篇也都解释为文王教化的结果，对于说不通的地方就勉强曲折地加以解释，从而完全丧失了诗人的本意。

译△ 追求名声而下定论的错误

具有独特见识的人真是太难得了！世上的评论家只看重名声罢了。如今，《风雨》中的“云胡不喜”与《菁莪》、《隰桑》的文辞有什么差别呢？即便《木瓜》中的“永以为好”，未必不是“溯游”、“絷维”的意思，但《毛传》认为这是淫奔之作，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它们在郑、卫之地。《摽有梅》感叹时运，《野有死麇》怀念春情，明明不是端正之人、贞洁女子所为，但从毛亨、郑玄以来都解释为文王的教化、风俗的美好，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它们在《二南》之中。《四牡》描写行役，《出车》、《采薇》描写征伐戎狄，与《六月》、《采芑》的诗篇有什么差别？然而，处于《菁莪》之后的诗篇，就认为是作者自己所作；处于《鱼丽》之前的诗篇，就认为是君主代叙其劳苦忧伤之情以慰劳他们。词句相同而解释不同，这怎么能说得通呢？现在试着拿《六月》、《采芑》用慰劳诗来解释，哪里看出不可行呢？那么，评论《诗经》的人不看重诗本身，只看重它是正风还是变风。唉，天下那些不探求实际而只顺从名声来下定论的事情，难道能说得完吗？有个生员因考试五等降为青衣，每年考试，提学官因为他青衣的身份，就总是把他放在四等。一天参加考试，他自己在试卷上将“青”改为“增”，于是得了二等。那么，考试的优劣在于“增”与“青”，而不在于文章。然而这还只是在科举考场中。茅坤以精通文章闻名，对科举应试文章最推崇唐荆川唐顺之，有人取徐渭的作品伪称是唐顺之做的给茅坤看，茅坤就在后面写道：“不是唐荆川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后来知道是徐渭的作品，于是拿过来反复观看，又写道：“确实是豪杰，可惜后半部分稍弱罢了。”那么，根据人来评价文章，即使是名士也这样做。然而这还只是评论科举文章。汉代董仲舒上疏议论灾异，汉武帝让群臣议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那是他老师的书，认为非常愚蠢，因此董仲舒被交给官吏治罪。那么，汉代儒生所尊崇信任和所诋毁的，只看是不是老师写的，起初并没有真正的对与错。然而这还只是评论当时的书籍。没想到大儒解释《六经》也是这样。这才知道顺从名声来下定论是世间的通病，不分古今，不分智愚贤不肖，都是这样罢了！士人处于贫贱而文章不被世人看重，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现在的士人常称那些谄媚富贵而诋毁贫贱的人是势利。然而势利的情感难道只在富贵贫贱之间吗？如果不考察实际而只根据名声来衡量轻重，与世俗虽然有清浊之分，但其势利的本质是一样的！我曾与各位同学议论科举考场，都认为考场没有凭据。广平栗太初栗元说：“考场虽然没有凭据，但还稍微有点凭据：像我和你的文章尚且有望万一。如果平时拿出来给人看，谁会称赞呢？”那么，糊名易书（密封姓名、誊写试卷）也有不可废除的地方了。现在想要读《诗经》，必须把三百篇的顺序打乱，毫无成见，然后才能领会诗人的旨意。所以我评论《诗经》，只看重诗本身，不看重它是正风还是变风。唉，唉，这本来就不容易对人说啊！

○ 《周南》十一篇

△ 《周南》的时代与地域

《周南》有十一篇，《关雎》三篇确立夫妇的标准，《樛木》两篇顺应上下之情，这就是所谓的“家齐而后国治”，“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果不是盛世，怎么能这样！所以选取它们来冠于全诗之首。旧说认为这五篇都是歌颂太姒的德行。然而玩味其词意，未见其必定是太姒。《毛传》、《郑笺》也只说是后妃，并未指出是哪位王的后妃。在文王、太姒的德行固然应该如此，即便文王、太姒的教化也应当如此，正不必一定归属于太姒。所谓“君子”，是诸侯大夫的通称；而《葛覃》中的刈草，《卷耳》中的采摘，都不像是诸侯夫人事。况且《关雎》取兴于河洲，荇菜也像是临河近水的国家，岐阳少水多山，距离黄河极远，风土完全不同，恐怕不能直接认为是太姒。朱熹大概也感觉到不合，所以解释“河”说：“北方流水的通名”。然而这是近时的俚俗如此，三代以上不是这样。所以现在人称河必加“黄”以区别，经传中的文字则只称河，对于其他水也都称为某水，恐怕不能借此作为解释《诗经》的借口。《桃夭》以下五篇，旧说也认为是文王、太姒的教化。然而玩味其词意，《桃夭》祝福妇人宜家，淳朴的风气未改，无疑是盛世之诗。《兔罝》，贤才在野，已由盛转衰了。至于“南有乔木”见到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坟”担忧王室如毁，显然是衰世之音。然而发乎情而能止乎义，感叹其劳苦而又庆幸其近在咫尺，先王的遗泽尚存，所以圣人仍然有所取。由此说来，《周南》本来不是一世的诗，一概解释为《文王》的教化，相差太远了。只有《麟之趾》篇咏叹公族的美好，与《关雎》诸篇都应当是盛世之诗，反而列在《汝坟》之后，大概因为其诗别为一体，且取其与《关雎》相为首尾之意，说法并见于各篇中。

○ 《关雎》

△ 本

译这篇诗是君子为自己寻求美好的配偶。

译这一篇，毛亨、郑玄认为是在歌颂后妃的德行，想要寻求“淑女”来共同处理职事。然而首章明确说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如果把这理解为妾室，那么称呼就不正当，不能作为典范。朱熹认为这是想要寻求淑女来匹配君子，从而成就内政，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把“寤寐求之”、“琴瑟友之”的人理解为宫人，语意尚且不合。仔细玩味这一篇，乃是君子自己寻求良配，而由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罢了。大概以前的儒者误以为夫妇之情是私情，所以曲解它。不知道情感所发出的地方，五伦中最为重要，五伦始于夫妇，所以《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的话特别多：那些喜好德行的就成为贞洁，喜好美色的就成为淫邪，并不是夫妇之情就是淫邪。魏文侯说：“家贫就想望好妻子，国乱就想望好宰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怎么能苟且，怎么能不慎重地寻求呢？知道好色是不义的，于是把夫妇之情作为忌讳，连德行也不敢喜好，这就太过分了。《关雎》是三百篇的首篇，所以先选取一个喜好德行、思念贤才、对伉俪情深的人放在篇首，作为天下后世夫妇用情的准则，不能说丈夫对妻子不应当为她忧虑、为她快乐，如果夫妇不应当为对方忧虑快乐，那么五伦中也不应当有夫妇了。

△贵德求贤

“窈窕淑女”，淑，是贤良，是善良。窈窕，是洞穴的深曲之处，所以字形从穴（后世误以为是美丽的称呼），比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轻易被看见。不喜好美色而喜好德行，所以没有一句话涉及容貌装饰之美。妇人应当顺从他人，女子贵在自重，所以以深居幽邃、贞静自守为贤良，夫妇之道不可苟且罢了，所以说“寤寐求之”。平常的女子容易得到，贤良的女子难以求得，深居幽邃的女子尤其不容易了解，所以有“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思念。正因为求得也难，那么得到也喜悦，所以有“琴瑟”的友爱，“钟鼓”的快乐，所谓“阴阳和谐则万物生长，夫妇和谐则家道成就”就是这样。它取兴于“雎鸠”的，《传》说是“挚而有别”就是这样。它取兴于“荇菜”的，菜在水中，洁净而难以采摘，洁净用来比喻女子的贞洁，难以采摘用来比喻女子难以求得。大概夫妇之道，男子先于女子，下面两篇都讲妇德，所以用这一篇冠首，说明女子之所以能尽到妇职，是由于她的丈夫贵德求贤的缘故。毛亨、郑玄认为是后妃的德行，失掉了它的旨意。

△移之用人

《关雎》一篇，讲的是夫妇。即使把它移用到用人上，也没有不可以的。为什么呢？丈夫想要得到贤良的女子做妻子，君主想要得到贤良的士人做臣子，是一样的。果真是贤良的女子，一定深居简出而不自炫耀。果真是贤良的士人，一定安贫守分而不从事干谒。不“寤寐求之”就不能得到。所以古代的圣帝明王咨询于四岳，考察于众人，或者三次聘请于莘野，或者三次拜访于草庐？与《关雎》的“辗转反侧”有什么不同呢？然而等到得到了，就志同道合，恭己无为，而各种功业都兴盛，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就是这样。所以说“在求贤上劳苦，在得人后安逸”，难道不确实吗！三百篇都可以这样看待，所以《采蘩》一诗讲的是祭祀，而《传》引用它来赞美秦穆公举人的周全。可惜后世的人大多被《序》说所拘束！

○《葛覃》

△本篇不是讲后妃在父母家的家事

这一篇根据毛亨、郑玄的说法，认为是后妃在父母家做女工之事；“言告言归”是说将要出嫁；“污私”、“浣衣”是说女师告诉她们妇人的道理。既在文义上牵强，而与下面“归宁父母”的文意也相违背。而且说“葛施”比喻形体之长大，“叶萋”比喻容色之美盛，其意义尤其不伦不类。《朱传》认为嫁妆已经办成，告诉女师，让女师告诉丈夫将要归宁的意思，唯独这深得诗人的旨意。至于所说的“尊贵而能勤劳，富有而能节俭，已经长大而对师傅的恭敬不松懈，已经出嫁而对父母的孝心不衰退”，话语尤其精切，可以说是善于解说《诗经》的人了。然而似乎还有未尽之处。为什么呢？诗作为体裁多重视末章，而前面特别作为原起。这一篇本来是归宁而作，然而不直接说归宁，先说葛叶的生长，时鸟的变化，感物思亲，这是时候了。然而嫁妆未完成，妇功未成，不敢回去。等到葛草茂盛，制成衣服，妇功成了，夫家的事完了，可以回去了，然而仍然不直接回去。于是借助女师向丈夫请示，说“哪些该洗哪些不该洗”，还是不敢肯定的语气。她敬事而不敢顾及私情，尊重丈夫而不敢擅自做主，是怎样的呢！归宁父母，是孝道，是人子的至情，尚且不敢专断如此，何况其他呢！至于朱子所说的，固然是美德，然而富贵而勤俭还不足以称为大节，而归宁父母也是女子的常事。唯独女子以丈夫为天，道义上不应当顾及私情，而后世妇人以恩情胜过道义的很多，以道义裁断恩情的很少。至于把丈夫看得与自己平等，更是近时的坏风俗。所以《关雎》得到淑女后，就接着用这一篇，这是妇德的第一义。

译夏、商、周三代，妇女很少能够独自专断。

译夏、商、周三代以前，妇女很少有独断专行的，也很少有敢于只顾自己私利的；即使到了她们儿子执政的时代，情况依然如此。文嬴是国君的母亲，她请求释放三位将领时言辞非常委婉，先轸斥责她，她也不发怒。成风是僖公的生母，她请求体恤须句国时言辞非常正当，不敢因为自己的私亲而烦扰国人。不这样做的，只有晋悼夫人一人罢了。然而司马侯归还田地的事没有办完，她也无可奈何。在杞国筑城这件事上，诸侯讥讽她，并不认为平公善于顺承母亲的意愿。大概是因为先王用这类诗歌来教化，人们耳濡目染，所以那时的妇女习以为常；即使有一两个人想改变这种风气，而男子也共同认为不对，形势上无法实行。教化深入人心啊！后世的妇女喜爱娘家往往超过夫家，在丈夫在世时且多独断专行而不顾大体，何况到了儿子执政的时代呢！这难道不是教化在上层废弛，那么风俗在下层就改变了吗！这就是《周南》《召南》之所以成为王道教化基础的原因，可惜先前儒者的论述都没有涉及到这一点！所以我略去那些小的方面不予讨论，而选取那些对名教关系重大的方面来论述。

○《卷耳》

△本篇并非求贤审官

这篇诗根据毛亨、郑玄的说法，认为是求贤审官：“周行”指贤人在列位；“马虺隤”指哀怜使臣的勤劳。然而以夫人的身份称臣为“我”，言语太过亲昵狎昵，不符合区别男女、远离嫌疑的道理。况且“牝鸡司晨，唯家之索”，国君的职事被夫人如此侵夺，怎么能作为典范呢！任用官员的说法虽然本于《春秋左传》，但古人引用诗歌大多断章取义，不可拘泥。《左传》赞美秦穆公任用孟明，说“于以采蘩，于沼于沚”，难道《采蘩》这一首诗就是为举荐周遍的人说的吗！朱熹认为是妇人思念她的君子，这是正确的。但把“我”理解为自我其身，那么登高饮酒，实在不符合妇德幽静贞洁的道理。即使认为是代言，言语也不雅观。我私下认为这六个“我”字仍然应当指行人而言，但不是称臣为“我”，而是称丈夫为“我”。称臣为“我”则不可以，称丈夫为“我”则可以，这是尊敬他，亲近他。《春秋经传》对于本国都称“我”，“齐师伐我”，“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就是如此。“陟彼周行”即指所怀念的人，如同《大东》所说的“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一样。“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是思念道路险阻，行役艰难。“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怀”，爱他到了极点，所以希望他自我宽慰，不忍心因为男女欢爱的感情而损害他的身体。像这样，那么文辞顺畅，而义理也更为深远。没有锦衾角枕的相思，而只有早晚风霜的忧虑，这是情感发自正道而不流于狎昵，可以作为后世的典范了。因此，《二南》之首以《关雎》开始，是男子先于女子的意义；其次以《葛覃》，是妇人敬重丈夫；再次以《卷耳》，是妇人爱慕丈夫。爱容易而敬难，所以先敬后爱。能像这样敬爱她的丈夫，丈夫之所以寤寐求之而琴瑟友之，就是这个原因。《易传》所说的“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人把这作为燕射房中的音乐，而不把《二南》当作正墙面一样严肃对待。然而总之都不像是后妃的事迹。

○《樛木》《螽斯》

△两篇均不必归属于太姒

《诗序》及《朱传》都认为《樛木》是后妃能恩逮下位而没有嫉妒之心，《螽斯》是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我考察：《螽斯》的主旨应当如《序传》所说；至于《樛木》则没有理由证明它一定是女子而非男子所作。玩味它的词意，颇与《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类的诗相似；或者是群臣颂祷他们的君主，也未可知。总之，这两首诗，都是上级恩惠体恤下级而下级爱敬上级的诗。文王、太姒的德行固然应当如此，即使是受到文王、太姒教化以及沐浴其遗泽的人，也应当有这样的人。听到伯夷之风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有了立志；听到柳下惠之风的人，鄙陋的人变得宽厚，刻薄的人变得敦厚，何况周朝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文王、太姒的教化如风行草偃呢！所以读这些诗的人，观察他们上下一体，诚意相孚，恍然仿佛见到盛世的风气，和乐的景象，由此知道文王、太姒教化的神奇且深远，正不必一定归属于文王、太姒而后才见其美。朱熹辨析《柏舟篇序》说：“文意事类可以思考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推”，这话太对了，可以说是善于读诗的人了！唯独对于《关雎》以下五篇一定要归属于文王、太姒，为什么呢？我遵从朱熹的意思，所以不敢完全遵从朱熹的话。说法并见前篇首《周南条》下。

○《桃夭》

△风俗之美

这篇诗语意平平无奇；然而仔细思考，特别觉得古代风俗的美好，为什么呢？婚娶之事，是流俗所艳羡称道的。为男方家族的人多以妇女的族姓容貌为贵而夸示于人，《硕人》的诗就是如此。为女方家族的人多以男方家族的富盛安乐为美丽而矜夸而言，《韩奕》的诗就是如此。世俗之情大抵如此，大概即使是贤者也有不免于此的。现在这首诗什么都不说，只希望她“宜其室家”，“宜其家人”，其

译我认为妻子若能顺从丈夫，孝敬公婆，与妯娌和睦相处，就是最尊贵、最美好的，除此之外都不必再提，因此文中没有一句话涉及奢华艳丽的事物。如果不是风俗淳美，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只是说他们的婚嫁合乎时节，恐怕还没有完全阐明这首诗的主旨。

译○《兔罝》

△《序》和《传》的说法都不对

这篇诗根据《春秋传》中“却至”的话，把“公侯的盾牌和城墙”当作盛世的事，“公侯的心腹”当作衰世的事。《毛诗序》和《朱熹传》都认为这是因为教化施行、风俗美好，贤才众多，所以诗人赞美它。我玩味它的词句，似乎含有惋惜之意，完全不像盛世的声音。为什么呢？世道兴盛时，公侯都急切地寻求贤才，卿大夫都严格搜罗人才以充实各种官职，朝廷既没有侥幸占据职位的人，民间哪里会有被遗漏的人才！太平日子久了，上下安逸，才开始不再把举荐贤才当作要务，因此世家子弟常常占据高位，而贫寒之士苦于没有进身的途径，文士偶尔能遇上时机，武夫尤其难以逢时。所以诗人惋惜地说：“这些林中的持盾武士，他们的才能都是公侯的盾牌城墙，公侯的心腹。”惋惜之情，显然在言外。不然，既然足以做盾牌城墙，做心腹了，为什么做公侯的还听任他们隐迹于“中林”，寄情于“兔罝”呢？认为一篇诗两属的说法固然不对，即使认为风俗美好、贤才众多，恐怕也不符合诗人的语气。

△由盛转衰

《兔罝》一篇是由盛转衰的诗。大概盛世时贤才聚集在朝廷，盾牌城墙和心腹的人才不被弃置在“中逵”“中林”之地。衰世时风气败坏、日子苟且，人才渐渐稀少，中逵中林之地也很少有盾牌城墙和心腹的人才。只有在盛世之后、衰世之初，卿大夫中世袭俸禄的多不一定都有才能，而在下的美好风俗淳厚风气尚未大变，所以田间往往有奇才可以寄托爪牙之任。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振作，久而久之风俗就日益败坏，《关雎》《桃夭》的教化就变为了《乔木》《游女》的风气。君子在这里可以观察世道的变迁，所以孔子说：“《诗》可以观察社会。”又说：“熟读《诗》三百篇，让他处理政事却不通达，那读《诗》有什么用呢。”难道不确实吗，难道不确实吗！

○《芣苢》

△本篇词意不可知

这篇诗《序》说：“赞美后妃。和平，则妇人乐于有子。”《传》说：“芣苢，马舄；马舄，车前草：适宜怀孕。”我按：治疗难产的药很多，不一定是车前草；自汉代以来，妇人没有不乐于有子的，也不一定是文王时代。朱熹认为“教化施行风俗美好，家室和平，妇人无事，一起采摘这芣苢”，在情理上较近。然而妇人采菜是田间常事，难道一定要教化施行风俗美好之后才这样吗！我认为此诗词意必定有所指，后世失去了它的旨意罢了。从前唐武氏生了四个儿子，已经杀了长子李宏，又想杀次子李贤。李贤作《黄台瓜词》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后来肃宗听信谗言杀了他的儿子李琩，代宗当时是太子，忧虑危险得很，李泌就为皇帝诵读此词，因此代宗得以不被废黜。难道不是这诗足以感人吗！然而如果不知道它的旨意，也就平淡无味；瓜好瓜稀与里巷的俗谈有什么不同呢！《芣苢》的诗与此正同，既然不知道它的事迹，所以得不到解释罢了。然而反复诵读，触及时势也有足以引发感慨的，断章取义也足以资于语言，正不必拘泥于曲折牵强的说法。

○《汉广》

△游女并非美俗

这篇诗《序》说：“文王的道义施及南国，美好的教化施行于江、汉之地，没有想违背礼制的，追求却不可得。”《朱传》也说：“文王的教化由近及远，先到达江、汉之间，从而改变了淫乱的风俗。所以那些出游的女子，人们望见她们，就知道她们端庄静一，不再是以前可以追求的了。”我按：女子处在闺中，是正当的。不得已而出，“在那南亩吃饭”可以，“沿着小路，去采柔桑”可以。女子出游，风俗本来就已经败坏了。男子见到她们，轻视她们可以，置之不理可以。从而爱慕她们，则风俗的败坏更为严重。把这当作“端庄静一”，那不出游的又怎么称呼呢？把这当作圣人的教化，难道圣人的教化只能使她们不可追求，而不能使她们不出游，不能使她们不被爱慕吗？大概此诗是周朝衰微时所作，虽然不能严守礼制，但尚未敢大大溃决堤防，还有先王的遗泽。认为这是文王时代，相差太远了。江距离周都干数百里，汉也将近千里，说“由近及远，先到达江、汉之间”，也是错误的。

○《汝坟》

△本篇并非妇人勉励丈夫

这篇诗《序》说：“文王的教化施行于汝坟之国，妇人能怜悯她的丈夫，还勉励他以正道。”《朱传》说：“汝坟的人以文王的命令供给纣王的役使，他们的家人见他勤苦而慰劳他。‘王室’，指纣王所都。‘父母’，指文王。”我按：“伐枚”、“伐肄”都不是妇人的事，而“〇如调饥”、“不我遐弃”的话也不像妻子对丈夫说的，《车邻》的“见君子”《传》认为是君了，《菁莪》的见“君

译子”《传》将“君子”视为宾客，凭什么认为《见君子》中的“君子”一定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别人呢？况且久别重逢，正深感欣喜宽慰，轻易休妻的浅薄习俗，难道值得她挂怀吗？也不应该以丈夫没有抛弃自己为庆幸吧。《汤誓》说：“夏朝的罪过究竟如何，夏王竭尽民力，残害夏邑百姓。”《牧誓》说：“使百姓遭受暴虐，在商邑制造奸邪犯罪。”由此可见，桀、纣的暴行原本并不施行于边境之外，诗人何必替他们担忧？而你距离丰京有一千多里，也没有理由说它“非常近”。况且前两章才说到她的丈夫，最后一章却突然不提丈夫而谈起文王与纣王，前后语意毫不连贯，古人哪有这种写法呢！

译△这是东迁之后的诗

仔细玩味这首诗的词意，与《序》、《传》所说的完全不相符。我私下认为这是东迁之后的诗，“王室如毁”就是指骊山战乱灭亡之事，“父母孔迩”就是承接上一章的“君子”而言。汝水的源头在周朝东都的京畿之内，大概是京畿内的大夫有恩惠于百姓，百姓爱戴并思慕他，因为他任职于王朝，所以没能见到；周王室东迁后，大夫避乱回到自己的封邑，之后百姓才得以见到他，所以感伤王室如同毁灭，转而庆幸父母般的君主近在咫尺。这样看来，似乎文义较为通顺，章法也相互连贯。暂且将这种说法记录在右边。

○《麟趾》

△本篇不是衰世的诗

《麟趾》这一篇，《序》的说法大致得到了大意，但把“公子”归属于衰世则是不对的。这篇极力称颂仁厚的德行浸透于子孙后代，如果不是极盛的时代是不能做到的，怎么能反而说它是衰世呢！其中所说的“无犯非礼”，话语也特别浅显。只有《朱传》称“麒麟性情仁厚，所以它的脚趾也仁厚”，这话深得诗人的旨意；但未必是在文王时期罢了。

△《麟趾》、《驺虞》附在《二南》之后的原因

这首诗措辞不多，而赞美之意溢于言表，大致与《召南》、《驺虞》相类似；而章节末尾都以“于嗟”结尾，有一唱三叹的韵味，在诗中别为一体，所以都附在《二南》之后，也是取它与《关雎》、《鹊巢》相为首尾的意思。那是王化的基础，这是王道的完成，所谓“金声而玉振之”啊。

●卷二

○《召南》十四篇

△《召南》的时代与地域

《召南》十四篇，旧说都认为这是文王时代南国的诗。现在根据经传考证，《鹊巢》三篇都是燕射时所唱的歌，应当是成周盛世所作。《甘棠》是周人思念召公的诗，召公死于康王时期，那么这首诗作于康王、昭王之际就很明显了。《何彼秾矣》篇中称“平王之孙”，那么无疑是东迁之后的诗。从词意来看，“鹊巢”三篇是治理内政、齐整家事的事，颇像《周南·关雎》的三篇。《行露》狱讼失当，朝政初衰，也似乎在《周南·兔罝》的时候。《摽有梅》的“迨吉”，《野有死麕》的“怀春”，与《汉广》的“游女”事相类似。《何彼秾矣》称“平王”，与《汝坟》担忧“如毁”的时候相近。那么这些诗先后本来不是一时所作，不能都认为是文王时代的。至于说它们是南国的诗，只有《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记载。至于《殷其雷》、《何彼秾矣》，是王畿之人所作。其余各篇都没有明文，也难以凭空断定。那么不仅不都在文王时代，而且也不全是南国的诗了。只有《驺虞》是射礼时所唱，与《鹊巢》等篇相同，反而列在后面的，就像《周南》之后以《麟趾》殿后一样。说法并见各篇中。

○《鹊巢》《采蘩》《采蘋》

△《鹊巢》教导女子不自私

《鹊巢》为什么位居《召南》之首呢？是为了教导女子不要自私。巢，是鹊的巢，而鸠居住其中，说这个国家、这个家庭都是丈夫所有的，不是自己所能私有的。大凡女子的情性多将丈夫所有的视为自己的物品，不体谅丈夫的心意而只顺从自己的私情，所以有看待丈夫的前妻之子、庶子远不如自己儿子的，有疏远丈夫的兄弟而亲近自己的兄弟的。不知道这个家庭是丈夫的家庭，这个国家是丈夫的国家，应当视丈夫的亲疏来决定厚薄，鸠只是居住在鹊的巢里罢了，不能就此认为是鸠的巢。必须像这样，然后才可以匹配她的丈夫。所以在出嫁之日，百辆马车迎接她，待遇隆重，是因为责任重大。“方”是什么意思？是量度的意思。“盈”是什么意思？是生聚的意思。鹊有巢而鸠居住其中，不仅是享受其成业而已，也必将有内助之功，然后才可以无愧于妇职。大致《召南》前三篇与《周南》前三篇略相类似：其前两篇都说初婚，次四篇都说女子之事。只是所居的是鹊的巢，所以采蘋采蘩奉祀宗庙而不敢稍有懈怠。所以把这六篇冠于《二南》之首，以表明国家应当以家庭为本；而以《关雎》、《鹊巢》两篇冠于《葛覃》、《采蘩》诸篇之首，以表明妇人应当统属于丈夫。古人于此大概有深意存在。《序》仅仅认为是后妃、夫人的德行，相差太远了。

△《采蘩》、《采蘋》教导女子重视宗庙

《采蘩》、《采蘋》为什么次在《鹊巢》之后呢？是为了教导女子重视宗庙。人之所以娶妻，不只是共同享受安乐，必将有重大的责任赋予她。妇人之所以侍奉丈夫，不只是修饰仪容，必将有重大的报答。重大没有比宗庙更重大的了，所以举祭祀来说明。况且君王媵妾很多，即使士大夫也不缺乏人，为什么唯独对妻子特殊对待而与她地位平等？实在是因为共同奉祀宗庙的缘故，所以重视她。那么作为女子必须与丈夫为一体，体察丈夫的心意来侍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