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者。而秦本周之旧，先王遗泽犹存，固当有远虑之君子，或者诗人见微知著，故作此诗以风之，未可知也。纵作诗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读此诗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读《秦本纪》、《李斯列传》而後知其敝也。
译这样。而秦国本是周朝的故地，先王的恩泽尚存，按理应当有具备长远考虑的君子，或许诗人见微知著，所以创作这首诗来讽谏他们，也未可知。即使作诗的人不一定确实有这种意思，但读这首诗自然可以领悟这个道理，正不必等到读了《秦本纪》、《李斯列传》之后才知道它的弊端。
△嬖幸壅蔽之患
壅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但凡近习嬖幸，苟得将出纳之命，皆能变是非而快恩雠。唐长孙无忌以元舅秉政，受▯弧之任，而一日不得见高宗，则生死之命悬於许敬宗之手。五代欧阳彬求见楚王马殷，知客樊某索贿不遂，竟不得见殷，卒奔蜀为节度使。故彬诗云：“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即府县长吏苟使人将出纳之命，皆能隔聪明而作威福。昔者府县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胥环立案前以听命，讼者投文者咸执牌由门而进，面为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则取而印之，以故权不下移，含冤者少。寅宾馆在大堂之侧，士大夫来则见之，逾日则往答之，非徒示谦而已，亦欲谘诹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时改办事於宅门以内，文呈批稿悉由宅门出入，而为守令者又多耽於逸乐，妄自尊重，往往懒於升堂，讼者待至数月，或至经年，而不得见。至士大夫来者尤不乐与酬对，即其人爵位匹敌，可与并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艰於一见。由是权尽归於门丁吏胥，喜则幅之，怒则祸之，一县中莫敢谁何者。役之烦也，狱之冤也，百姓皆以咎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岂必寺人然後能为威福也哉！嗟夫，《十五国风》人读之皆诗也，余请之皆政也。虽然，此难为世之专事举业者言之也！
△《小戎》、《无衣》见风俗之悍
吾读《秦风》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吾读《秦风》而知秦并天下之後之必不复见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时皆以德服民，以礼治民。东周以後，王者不作，诸侯地丑德齐，莫能相胜，则惟以力争之；而兵凶战危，人情多惮而不肯前。独秦俗乐於战斗，视若日用寻常之事，《小戎》，妇人诗也，而矜言其兵甲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则男子可知矣。《无衣》，平日诗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阵也而衽席视之，锋镝也而寤寐依之，则临敌可知矣。其风俗之劲悍如是，天下谁复能当其锋者！汤武既不可作，而自田氏三家擅政以来，即桓文亦不能再观，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势也。虽然，既以力争之，则亦必以力守之，汉高帝所以威加海内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务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险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齐以礼者至此都无所用，虽欲复为三代，乌可得哉！无怪乎《蒹葭》之“伊人”之隐而不出也！《朱传》之论《无衣》，深得其旨。惟谓《小戎》为“以义兴师”，尚有未尽。篇中称车甲之盛，固未尝有一言之及於义也。至《序》反以《无衣》为刺用兵，失之远矣。又按《春秋传》，季札观周乐，以《齐》、《豳》、《秦》、《魏》、《唐》、《陈》为次；而今乃列於《唐风》後者，意编诗者之所更定。盖自周衰郑弱，齐、晋迭兴；晋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势。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编诗者预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
△《蒹葭》见不惜人才
《白驹》，好贤诗也，曰“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曰“所谓伊人，於焉逍遥”，曰“毋金玉尔昔而有遐心”。《蒹葭》，亦好贤诗也，然但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絷维也，不望其逍遥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驹》之时，周道既衰，周礼尚在，特其君不能用贤，其臣不能举贤，故诗人犹冀其人之出仕，其国之中兴焉。迨至平王东徙，地没於戎，秦虽得而有之，而所听信者寺人，所经营者甲兵征战，而不复以崇礼乐，敦教化为务，人材风俗於是大变。然以地为周之旧也，故犹有守道之君子，能服习先王之教者，见其政变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韬晦，入山惟恐不深。诗人虽知其贤而亦知其不▯於当世之用，是以反覆叹美而不胜其惋惜之情。吾故读《蒹葭》而知三代之将变为秦、汉也。《序》以此诗为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礼，说者因以“伊人”为喻周礼。朱子以其说为凿。夫强指伊人以为周礼，其说诚凿，然以伊人之不出为因周礼之不用，
译△宠幸近侍蒙蔽君王的祸患
蒙蔽君王的祸患不仅仅存在于宦官身上，凡是亲近宠幸之人，如果掌握了传达命令的权力，都能颠倒是非，满足私欲和报复仇敌。唐代长孙无忌凭借皇舅的身份执掌朝政，承受着辅佐幼主的重任，然而一旦有一天不能面见唐高宗，那么生杀大权就完全掌握在许敬宗手中。五代时期欧阳彬请求拜见楚王马殷，负责接待的樊某索要贿赂未遂，欧阳彬竟然始终没能见到马殷，最终逃往蜀地担任节度使。所以欧阳彬的诗中说：“没有钱去乞求樊知客，名片长出了毛也无法通传。”这不仅仅是君主如此，即使是府县的长官，如果让人掌握传达命令的权力，也都能隔绝视听，专断威福。从前府县官员都坐在堂上处理政务，吏胥环绕在案前听候命令，打官司的人和递交文书的人都拿着牌符从门进入，当面批答，印章放在架子上，有公文往来就取来盖章，因此权力不会下移，含冤的人很少。寅宾馆设在大堂旁边，士大夫来了就接见，过一天就回访，这不仅仅是表示谦逊，也是想要咨询百姓的疾苦。因此上下之情常常畅通。不知从何时开始，办公地点改到了宅门以内，公文呈报和批阅草稿都通过宅门进出，而担任太守县令的人又多沉溺于安逸享乐，妄自尊大，往往懒得升堂理事，打官司的人等待数月，甚至经年，都见不到面。至于来访的士大夫，尤其不喜欢与他们应酬应对，即使对方爵位相当，可以并肩而坐、一起弹琴吹笙的人，也很难见到一面。于是权力完全归于门丁和吏胥，他们高兴就施恩，发怒就降祸，全县没有人敢质问他们。徭役的烦扰，狱讼的冤屈，百姓都归咎于官员，却不知道幕后操纵者另有其人。难道一定要是宦官才能专断威福吗！唉，《十五国风》人们读来都是诗歌，我却认为都是政治。虽然如此，这很难对世上专门从事科举应试的人说！
△《小戎》、《无衣》显示出风俗的强悍
我读《秦风》就知道秦国必然兼并天下。我读《秦风》就知道秦国兼并天下之后，必然不会再出现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为什么呢？三代盛世时都用道德来使百姓信服，用礼制来治理百姓。东周以后，王道不行，诸侯土地相当、德行相等，谁也不能战胜谁，就只能靠武力争夺；而战争凶险危殆，人情大多畏惧而不肯向前。唯独秦地风俗乐于战斗，视战争为日常寻常之事，《小戎》是妇女的诗，却夸耀兵器铠甲的强盛，好像津津有味，那么男子就更不用说了。《无衣》是平时的诗，却志在戈矛，意在同仇敌忾，把行军打仗看作床席之事，把刀箭当作睡眠时的依靠，那么临敌作战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风俗强悍到这种地步，天下还有谁能抵挡它的锋芒！商汤周武已经不可能再出现，而从田氏三家专权以来，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也无法再现，天下必然屈服而归于秦国，这是形势使然。虽然如此，既然靠武力争夺，那么也必然靠武力守卫，汉高祖之所以威震海内，必定想着得到猛士来守卫四方。因此所致力于的只是整治甲兵，扼守险要，严酷法令，来削弱天下百姓，而先王用道德来治理、用礼制来整齐风俗的方法，到这里都毫无用处，即使想恢复三代盛世，怎么可能呢！难怪《蒹葭》中的“伊人”隐居不出来！朱熹对《无衣》的论述，深得其中旨意。只是说《小戎》是“以正义兴师”，还有未尽之处。篇中称颂车马铠甲的强盛，确实没有一句话提到正义。至于《毛诗序》反而把《无衣》解释为讽刺用兵，那就差得远了。又查《春秋左传》，季札观赏周乐，把《齐》、《豳》、《秦》、《魏》、《唐》、《陈》列为次序；而现在《秦风》却列在《唐风》之后，大概是编订诗经的人重新确定的。大概自周室衰微、郑国衰弱，齐、晋交替兴起；晋国霸业衰落后，秦国就有了雄霸天下的气势。这是古今兴衰更替的根源，也许是编诗的人预先知道而将其列在此处，不能确定。
△《蒹葭》显示出对人才的不珍惜
《白驹》是喜爱贤才的诗，说“拴住它，系住它，以永远留住今天”，说“所说的那个人，在哪里逍遥”，说“不要把你当作金玉而怀有远走高飞之心”。《蒹葭》也是喜爱贤才的诗，但只说“所说的那个人，在水的另一方”罢了，不指望拴住他，不指望他逍遥，也不顾惜他是否有远走高飞之心。为什么呢？《白驹》的时代，周道虽然衰微，周礼尚存，只是君主不能任用贤才，臣子不能举荐贤才，所以诗人还希望那个人出仕，希望国家中兴。等到周平王东迁，土地沦丧于戎狄，秦国虽然得到了它，但所听信的是宦官，所经营的是甲兵征战，而不再以崇尚礼乐、敦厚教化为务，人才风俗于是大变。但因为土地是周的旧地，所以还有坚守道义的君子，能够服习先王的教化，看到上面政治改变，下面风俗转移，因此深深隐藏自己，进入山林唯恐不够深。诗人虽然知道他的贤德，但也知道他不适合当世之用，所以反复赞叹赞美而不胜惋惜之情。所以我读《蒹葭》就知道三代将要变为秦汉。《毛诗序》把这首诗解释为讽刺秦襄公不能实行周礼，解说者因此把“伊人”比喻为周礼。朱熹认为这种说法穿凿附会。强行把伊人指认为周礼，这种说法确实穿凿，但认为伊人不出来是因为周礼不被采用，
则《朱传》与《序说》未尝不互相发明也；特说《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诗在《小戎》之後，《黄鸟》之前，知秦人惟务强兵而不复以爱惜人材为事，使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将有继子车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见几之哲，宜诗人之反覆而叹美之也！
译那么《朱传》与《序说》并非不曾互相阐发印证；只是解说《诗序》的人失去了它的旨意罢了。唉，这首诗排在《小戎》之后、《黄鸟》之前，可知秦人只致力于强化兵力，不再以爱惜人才为事。假使那人不在水的那一边，恐怕将有继承子车氏三位贤良而不得保全性命的人，确实可见他有洞察事理先机的智慧，难怪诗人要反复赞叹赞美他了！
○陈风
△《宛丘》、《东门之▯》见陈之不能久
《齐风》首以《鸡呜》，《唐风》首以《蟋蟀》，《陈风》何为首以《宛丘》、《东门之▯》也？君子是以知陈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劳而不宜逸，宜检而不宜纵。奢荡之心胜则本务必荒，於是乎孝弟勤俭之风微。奢荡之俗成则财用必匮，於是乎争夺欺诈之事众。故敬姜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是以贤，君大夫修其政事，务防闲其民使不得纵态。今《陈风》首二篇即以奢荡为事，则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乐者矣──《还》之言夸矣，然不过好田猎耳；《山有枢》言及时行乐矣，然不过酒食衣服以自▯耳──未有若陈俗之专以游荡为事者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陈最不振。幸而齐桓一霸，得以少安。齐桓既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未久？遂为楚庄所灭。幸而复封，而楚灵复灭之。又幸而再封，而楚惠卒灭之。岂非风俗之敝故哉！诗人盖预知其如是，故赋其事而深讥之；而衡门之高士亦遂乐饥而不出也。
△《衡门》非无心仕进
《衡门序》以为“诱僖公”，朱子以为“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今按：“衡门”，贫士之居，“乐饥”，贫士之事，“食鱼”，“取妻”亦与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说是也。细玩其词，似此人亦非无心仕进者，但陈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国事民艰为意，自度不能随时俯仰，以故幡然改图，甘於岑寂。谓廊庙可居，固也，即衡门亦未尝不可居。鲂鲤可食，固也，即蔬菜亦未尝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即荆布亦未尝不可取。语虽浅近，味实深长，意在言表，最耐人思。盖贤人之仕原欲报国安民，有所建白，若但碌碌素餐，己无乐於富贵，况使之媚权要以干进，彼贤人者肯为宫室饮食妻妾之奉而为之乎！恬吟密咏，可以息躁宁神。《朱传》得其旨矣。
△《东门之池》非刺诗或淫诗
《东门之池序》以为“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贤女配之”。今按“沤麻”、“沤苎”，绝不见有淫昏之意。即使君果淫昏，亦当思得贤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君礼不再娶，恐亦不容别求良配也。朱子以为男女会遇之词，较为近理；然亦无由见其必然。细玩此诗，绝无狎亵之语而有随遇而安之意，恐亦贤人安贫自得者所作。既息交而绝游，则惟有悦亲戚（亲戚犹言骨肉至亲）之情话耳。老莱子携妻负薪，梁伯鸾夫妇偕隐，何尝非贤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语遂定以为淫诗也。
△《墓门》非刺陈佗
《东门之杨》以下六篇，《序》以为刺诗者五篇。今玩其词，惟《墓门》、《株林》为刺诗耳。《株林》一篇，绝无一语直斥之者，但云：“‘胡为乎至株林？’‘以从夏南故也。’‘然则非▯株林也，特从夏南耳。’”一问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说於株野，朝食於株”，则其惟务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显然可见。其言语之妙，与《▯风墙茨篇》略同，但用笔各异耳。至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陈佗不闻他恶，但争国耳。而篇中绝无一语针对陈佗者。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若此果为刺佗，则语皆索然无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读《株林》而知《墓门》之必非刺佗也。盖陈灵之事见於《春秋传》，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墓门》所刺之人不见於《传》，故无从知其妙。然则《三百篇》中言语之妙者不知凡几，特其事不见於《传》，无可考耳。吾愿说《诗》者皆缺其所疑，勿强不知以为知也。
△《栋林》见陈未遽亡
《陈风》凡十篇，首二篇即言歌舞。其馀八篇，言男女约会思慕者四篇，刺淫乱及无良者二篇，独《衡门》、《东门》二篇为佳诗耳，然皆贤者高蹈不仕之作，则其风俗政事从可知矣。吴季札曰：“国无主，其能久乎！”可谓
译○陈风
△《宛丘》、《东门之池》表明陈国不能长久
《齐风》以《鸡鸣》为首篇，《唐风》以《蟋蟀》为首篇，《陈风》为何以《宛丘》、《东门之池》为首篇呢？君子由此知道陈国不能长久。大凡人的性情，适宜勤劳而不适宜安逸，适宜检点而不适宜放纵。奢侈放荡的心气占上风，那么根本的事务必定荒废，于是孝悌勤俭的风气就衰微了。奢侈放荡的习俗形成，那么财物用度必定匮乏，于是争夺欺诈的事情就多了。所以敬姜说：“百姓勤劳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安逸就会淫乱；淫乱就会忘记善行；忘记善行就会产生恶心。”因此贤明的君主和大夫修明政事，务必防范约束百姓，使他们不能放纵情态。如今《陈风》前两篇就以奢侈放荡为内容，那么他们的政事就可以知道了。况且《诗经三百篇》中也有谈论逸乐的诗篇——《还》诗言辞夸张，不过喜好田猎罢了；《山有枢》诗说及时行乐，不过用酒食衣服来自我满足罢了——没有像陈国风俗那样专门以游荡为事的。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眼前的忧患，国家凭借什么能够长久呢！所以在春秋时代，陈国最为不振。幸好齐桓公称霸，得以稍微安定。齐桓公死后，陈国就转而臣服于楚国。没过多久，就被楚庄王所灭。幸好又复国，而楚灵王又灭了它。又幸好再次复国，而楚惠王最终灭了它。这难道不是风俗败坏的原因吗！诗人大概预先知道会这样，所以吟咏其事而深深讥讽；而住在衡门的高士也就乐于忍饥而不出来做官了。
△《衡门》并非无心出仕
《衡门》的序言认为是“诱导陈僖公”，朱熹认为是“隐居自乐而无求者的言辞”。现在考察：“衡门”，是贫士的居所，“乐饥”，是贫士的事，“食鱼”、“娶妻”也与君主毫不相干，朱熹的说法是对的。仔细玩味其言辞，似乎此人也不是无心出仕的人，只是陈国的士大夫正以逢迎奢侈相尚，不把国家大事和百姓疾苦放在心上，自己估量不能随时迎合，所以幡然改变主意，甘于寂寞。说朝廷可以居住，固然没错，即使衡门也未尝不可居住。鲂鱼鲤鱼可以吃，固然没错，即使蔬菜也未尝不可吃。姜氏之女可以娶，固然没错，即使荆布之妻也未尝不可娶。话语虽然浅近，意味却深远，意在言外，最耐人寻味。大概贤人出仕原本想要报国安民，有所建树，如果只是平庸地白吃饭，自己对富贵没有乐趣，何况让他谄媚权贵以求进身，那贤人肯为了宫室、饮食、妻妾的奉养而这样做吗！恬静地吟咏，可以平息躁动、安宁心神。《朱传》得其旨意了。
△《东门之池》不是讽刺诗或淫诗
《东门之池》的序言认为是“痛恨其君主的淫乱昏庸，希望得到贤女配给他”。现在考察“沤麻”、“沤苎”，完全不见有淫乱昏庸的意思。即使君主果真淫乱昏庸，也应当希望得到贤臣来匡正他，怎么会寄望于女子呢？而且君主礼制不再娶，恐怕也不容许另外寻求良配。朱熹认为是男女会遇的言辞，较为合乎情理；但也无法看出必然如此。仔细玩味此诗，绝无狎昵亵渎之语而有随遇而安之意，恐怕也是贤人安贫自得者所作。既然断绝交往而停止出游，那么只有愉悦亲戚（亲戚犹言骨肉至亲）的情话罢了。老莱子携妻背柴，梁伯鸾夫妇一同隐居，何尝不是贤人的事。正不必因为“彼美淑姬”一语就断定它是淫诗。
△《墓门》不是讽刺陈佗
《东门之杨》以下六篇，《序》认为是讽刺诗的有五篇。现在玩味其言辞，只有《墓门》、《株林》是讽刺诗罢了。《株林》一篇，完全没有一句直接斥责的话，只是说：“‘为什么来到株林？’‘因为跟随夏南的缘故。’‘那么不是去株林，只是跟随夏南罢了。’”一问一答，痛恨疾恶之意溢于言表。第二章又说“在株野欢悦，在株邑吃早饭”，那么他专门追求荒淫，不顾百姓，不治理政事，显然可见。其言语之妙，与《邶风·墙茨篇》大致相同，只是用笔各异罢了。至于把《墓门》当作“讽刺陈佗”，则完全不类。陈佗没听说有其他恶行，只是争夺国家罢了。而篇中完全没有一句针对陈佗的话。这必定是另有讽刺的人；既然失传，而《序》就勉强用陈佗来对应罢了。如果这果真是讽刺陈佗，那么语言都索然无味，普通人也能做到了。所以我读《株林》就知道《墓门》必定不是讽刺陈佗。大概陈灵公的事见于《春秋传》，所以能知道事情的始末，因而也知道立言的妙处；《墓门》所讽刺的人不见于《传》，所以无从知道其妙处。那么《诗经三百篇》中言语精妙的不知有多少，只是其事不见于《传》，无可考证罢了。我希望解说《诗经》的人都对疑惑之处存疑，不要强不知以为知。
△《株林》表明陈国没有立即灭亡
《陈风》共十篇，前两篇就谈论歌舞。其余八篇，谈论男女约会思慕的有四篇，讽刺淫乱及无良的有两篇，只有《衡门》、《东门》两篇是好诗，然而都是贤者高蹈不仕的作品，那么其风俗政事就可以知道了。吴季札说：“国家没有君主，难道能长久吗！”可谓
知乐也已。吾故读《陈风》而知陈之必亡也。然吾读《株林》而又知陈之未遽亡也。何者？灵公虽无人理，然大夫谏之，诗人刺之，是其直道犹存，公论未泯，知其民心尚有一线之未尽。不然，荒淫者听之而已，人亦不复▯鬼之；即▯鬼之，亦不为诗以刺之；即刺之，亦无人为传之矣。是以楚庄灭陈而复封之；楚灵灭陈而楚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信乎诗之可以观也！近世说者动谓诗不当存淫诗，不知政事得失，风俗盛衰，皆於诗中验之，岂容删而不存。若如所言，诗何由得通於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国祚之短长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译懂得音乐的人啊。我因此阅读《陈风》就知道陈国必定灭亡。然而我阅读《株林》却又知道陈国不会立刻灭亡。为什么呢？灵公虽然没有人伦道理，但是大夫劝谏他，诗人讽刺他，这说明正直的道义尚且存在，公众的舆论没有泯灭，知道他的民心还有一丝未尽的善念。如果不是这样，荒淫的人听任罢了，人们也不会再像对待鬼魅一样厌恶他；即使像对待鬼魅一样厌恶他，也不会作诗来讽刺他；即使作诗讽刺他，也没有人传诵它了。因此楚庄王灭掉陈国后又恢复封立它；楚灵王灭掉陈国后楚平王又恢复封立它；直到春秋末期陈国才最终灭亡。确实啊，诗歌是可以用来观察政教得失的！近世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诗歌不应当保留淫诗，不知道政事的得失，风俗的盛衰，都在诗歌中得到验证，哪里能容许删去而不保存呢。如果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诗歌怎么能通达政事，季札又怎么能辨别政事的得失以及国家寿命的长短呢？这也迂腐到极点了！
○《豳风》补说
《七月》非周公作，《鸱▯》非东征时作，《东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劳归士而归士答劳之诗，皆已详於《丰镐考信录》中矣。然《七月》一诗义蕴精深，尚未及详申其说，故复补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时最爱《七月》一诗。近因眼疾，艰於翻阅，往往背诵风诗以自遣。吟讽既久，始觉少年所得尚浅，即先儒之说亦尚有未备未安者。暇日乃为之解，於所未备者补之，所未安者易之，两说互异者折衷之，疑则缺之，已详者则不复赘。时嘉庆庚午夏六月也。
△本篇前後章法
《七月》一诗，旧说谓“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终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终贪之意”。余按：“采繁”、“<豕开>”，与衣无涉也；“于茅”、“凿冰”，与贪无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藉於麻，何为前四章反无一言称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细玩此篇文义，首章与第七章相为首尾：首章言农事之始，七章著农事之终。而资生之计以衣食居三者为要，无以“卒岁”岂复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误“播谷”之事；是以首章农事未举先言“授衣”，七章农功甫毕即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则皆叙田家杂事。先之以蚕桑者，豳地多塞，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养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堇户”次之。而第六章则又杂事中之尤琐细者。初未尝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为农夫所艺则次之於黍稷之後，蚕为女工所成则列之於杂事之中。至第八章，则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补其未备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属之衣食也。说并详各章中。
△一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饣盍彼南亩；田▯至喜。
此章述稼穑之始。“于耜”、“举趾”，稼穑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者，关中南北皆山，豳在北山之北，地最苦塞；无以卒岁，来年谁为之于耜、举趾者。杨忠愍公继盛之诗所谓“严底饿夫寒欲死，来年纵稔济谁饥”者也。故以“授衣”先之。冠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两月前预图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为後虑：丰则不为荒备，健则不为疾备，热则不为寒备。七月火虽西流，残暑犹存，距寒尚远，乃见星流即知寒之将至，先事而筹，则无仓卒之患。谚所谓“天河掉角（方音读平声），防备盖窝”者也。故以“流火”冠之。
七月、九月，夏正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传》云：“‘▯发’，风寒也。‘栗烈’，气寒也。”余幼读此诗，亦寻常视之。其後身至幽土（即今陕西▯州，唐时改豳为▯），仲冬之月，朔风劲甚；逮季冬时，小立庭中，微风不起而肌肤若裂，其塞真有如▯之发，栗之烈（裂同）者，然後知诗人体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豳所产也。
“耜”，耕器，即今之锄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妇子”者，帛肉专以奉老，劳苦则卑幼皆当任之也。“田▯至喜”者，上下一体，爱民深，故课耕勤也。
△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此下五章，皆叙田家杂事。复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蚕桑之事故也。杂事首以蚕桑者，一则王政以养老为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墙下树桑，五十衣帛为始；一则承上章“四之日举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阳”，晴暖也。“有鸣仓庚”，《月令》所谓“仲春之月仓庚呜”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径也。孟子所谓“树墙下以桑”者，非环墙皆桑也；民居必相栉比，左右皆邻也，盖於墙外田内树之，是
译○《豳风》补说
《七月》并非周公所作，《鸱鸮》并非东征时所作，《东山》、《破斧》并非大夫赞美周公，也不是周公慰劳归来的士兵而士兵答谢慰劳的诗，这些在《丰镐考信录》中都已经详细论述过了。然而《七月》这一首诗义理蕴藏精深，还没有来得及详细阐述其说法，所以再次补充并解释如下。
○《七月篇》解
我年轻时最喜欢《七月》这一首诗。近来因为眼疾，翻阅书籍困难，常常背诵《国风》中的诗篇来排遣寂寞。吟咏讽诵久了，才觉得年轻时所得的理解还很浅薄，即使先前儒者的说法也有不完善、不妥当的地方。闲暇时日于是为它作解，对于不完善的地方加以补充，对于不妥当的地方加以更改，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的加以折中调和，有疑问的就空缺不论，已经详细论述过的就不再赘述。当时是嘉庆庚午年夏季六月。
△本篇前后章法
《七月》这一首诗，旧说认为“首章前六句说衣服，后五句说食物；第二章到第五章终结衣服的意思；第六章到第八章终结食物的意思”。我按：“采繁”、“<豕开>”，与衣服无关；“于茅”、“凿冰”，与食物无关。而且衣服没有比布更多的，而布必须依靠麻，为什么前四章反而没有一句话提到麻，而后三章却屡见不鲜呢？仔细玩味这篇诗文义理，首章与第七章互为开头和结尾：首章说农事的开始，第七章显示农事的终结。而维持生计的计划以衣、食、住三者为重要，没有用来度过一年的物资，哪里还会有“于耜”耕作的人，不先“乘屋”修缮房屋，必定会导致耽误“播谷”播种的事；所以首章农事尚未开始就先说“授衣”，第七章农事刚刚完成就说“乘屋”。这是全篇前后的章法。其中五章，都是叙述农家杂事。先说蚕桑，是因为豳地多塞外苦寒，承接上一章“授衣”的文意而先说养老的事。因为丝帛而进而说到皮裘，所以“于貉”、“取狸”排在后面。因为衣服而进而说到居住，所以“塞向〇堇户”排在后面。而第六章则是杂事中尤其琐碎的。起初并没有用衣食来划分。所以同样是衣服，麻是农夫种植的，就排在黍稷之后；蚕是女工制成的，就列在杂事之中。到了第八章，则又在衣、食、住三者之外补充其未完备的地方。以此推求，章法次序井然有序可以分辨；正不必取这七章而分别归属于衣食。说法并详细在各章中。
△一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〇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饣盍彼南亩；田〇至喜。
这一章叙述稼穑的开始。“于耜”、“举趾”，是稼穑的开始事务。先说“授衣”的原因是，关中南北都是山，豳在北山之北，地方最苦寒；没有用来度过一年的物资，来年谁来做于耜、举趾的事。杨忠愍公杨继盛的诗所谓“严底饿夫寒欲死，来年纵稔济谁饥”就是这样。所以把“授衣”放在前面。冠以“流火”的原因是，衣服不是朝夕可以制成的，所以在两个月前预先谋划。大凡人情习惯于眼前，很少为以后考虑：丰收时不为荒年准备，健康时不为疾病准备，炎热时不为寒冷准备。七月火星虽然西流，残暑尚存，距离寒冷还远，却见星流就知道寒冷将要到来，事先筹划，就没有仓促的祸患。谚语所谓“天河掉角（方音读平声），防备盖窝”就是这样。所以用“流火”冠之。
七月、九月，是夏历。一之日到四之日，是周历。《传》说：“‘〇发’，是风寒。‘栗烈’，是气寒。”我小时候读这首诗，也平常看待它。后来亲身到了幽土（即今陕西〇州，唐时改豳为〇），仲冬之月，北风非常强劲；等到季冬时，稍微站在庭院中，微风不起而肌肤像要裂开，其苦寒真有如〇之发，栗之烈（裂同）那样，然后知道诗人观察事物的精微，立言的巧妙。前面只说衣，后面兼说褐，是因为褐也是豳地所产的。
“耜”，是耕器，就是现在的锄头。古代没有犁，所以用耜来耕作。说“同我妇子”，是因为丝帛肉专门用来奉养老人，劳苦的事卑幼都应当承担。“田〇至喜”，是因为上下一体，爱民很深，所以督促耕作勤勉。
△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这以下五章，都叙述农家杂事。再次用“流火”、“授衣”冠之，是因为下文说蚕桑的事。杂事首先说蚕桑，一则王政以养老为重要，所以孟子叙述王政，也以墙下种桑，五十岁穿丝帛为开始；一则承接上一章“四之日举趾”的文意，于是说夏历二月的事。
“阳”，是晴暖。“有鸣仓庚”，是《月令》所谓“仲春之月仓庚鸣”那样。“微行”，是从住宅到桑田的小路。孟子所谓“树墙下以桑”，不是环绕墙都是桑；民居必定相毗邻，左右都是邻居，大概是在墙外田内种植，是
以必遵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间蚕尚稚，《郑笺》所谓“蚕始生，宜稚桑”是也。
译这是因为一定要遵循细微的规律去寻求它。“求柔桑”的意思是，二月间蚕还幼小，正如《郑笺》所说的“蚕刚出生，适宜吃幼嫩的桑叶”那样。
“蘩”，《毛传》以为“白蒿，所以生蚕”。按《召南》诗以采蘩为“公侯之事”，《春秋传》称“▯蘩蕴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则蘩乃蔬属可为馔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蚕者。古今名物不同，缺之可也。《朱传》以为“蚕生未齐，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则诗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蘩”，於文为倒置。况用蘩为时不久，为数无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蘩言“祁祁”乎？然则诗特因言二月间事，故连类而及之，不必果以饲蚕故也。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毛传》以为与豳公子同出同归。女遵微行，何由得与公子同归？郑氏不从是也。然谓“感阳气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传》以为“许嫁之女以将远其父母为悲”者得之。盖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然男多乐婚，而女多不乐嫁。何者？男之娶妻，与之共事父母；女子适人，则不得事己之父母，小有人心者自应尔尔。故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伤悲”固人情也。如郑氏之言，伤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为，宁先周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则为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贵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为风俗之美也！
△三章
七月流火；八月住苇。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贝▯，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予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蚕桑之事，遂言季春蚕桑之事，因终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蚕月”，即夏正之三月。不称三月者，豳俗重蚕，故呼此月为蚕月，犹今人之呼十二月为腊月也。
“条桑”，芟桑条也。凡树，至春则芟其条，使续生者得遂其长，故择其桑条之远扬者芟而落之，以取其叶，而枝小附干者则但采其叶。盖蚕至三月壮而食多，是以广取桑叶以饲之也。
“载续”，绩丝以为帛也。旧说以为绩麻。按：上方言治丝之事，何得不言绩丝而言绩麻，使丝事有首而无尾乎？盖承上文言绩丝，而麻之绩亦包括其中耳。观下文言“为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则此绩之为绩丝明甚。
周人尚赤，故曰“我朱孔阳”。迁岐以前，周已尚赤，然则驺衍称周以火德王，刘歆称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尚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犹衣也，变文以协韵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为公子裳”，尊君亲上之义，举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章
四月秀▯；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豕从>，献<豕开>於公。
此因上两章言蚕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猎也。
“秀▯”，草蕃也。“鸣蜩”，虫壮也。草蕃虫壮皆非田猎之时。至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叶脱，然後田猎。取物之中亦有爱物之仁存焉。
上言“于貉”，下言“取狐狸”，互文以见意也。“为公子裘”，犹言“为公子裳”；举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
“于貉”，私猎也。“其同”，大猎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备。然兵凶战危，非可尝试者，故借田猎以习之。“私<豕从>”、“献<豕开>”，亦尊君亲上之义也。
△五章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堇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此因上章言制裘以御寒，遂言入室以御寒之事也。
“斯螽”、“莎鸡”、“蟋蟀”，《朱传》以为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是也（旧说以为三物）。後世谓之促织，或谓之络纬，亦谓之蛩，皆是物也。
启“向”本以清暑，故塞则“塞”之。“户”，历三时，不无剥落，故“▯堇”之。云“嗟我妇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则卑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
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章
六月食郁及奠；七月
译“蘩”，《毛传》认为是“白蒿，用来养蚕的”。查《召南》诗把采蘩当作“公侯的事务”，《春秋传》说“蘩和蕴藻这类菜可以进献给王公”，那么蘩就是蔬菜类可以做菜肴的，不是白蒿，也不是用来养蚕的。古今名物不同，缺漏它也可以。《朱传》认为“蚕刚生出来还没长齐，还不能吃桑叶，所以用这个喂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诗先说“求柔桑”而后说“采蘩”，在文法上就是倒置了。况且用蘩的时候不久，数量不多，为什么在采桑时不说“祁祁”（人多），反而在采蘩时说“祁祁”呢？那么诗只是因说二月间的事，所以连带提及同类事物，不一定真是为了喂蚕的缘故。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毛传》认为是和豳地的公子一同出外一同归来。女子遵循微贱的身份出行，怎么能够和公子一同归来？郑氏不赞同这个说法。然而说“感阳气而思念男子，想嫁给公子”，这个错误更严重。只有《朱传》认为“已许嫁的女子因为将要远离父母而悲伤”的说法是正确的。大概男女婚配，是人伦大事，然而男子大多喜欢结婚，女子大多不喜欢出嫁。为什么呢？男子娶妻，是和她一起侍奉父母；女子出嫁，就不能侍奉自己的父母，稍有良心的人自然应该这样。所以说“女子出嫁，远离父母兄弟”。“伤悲”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像郑氏所说的，伤春思嫁是后世不肖女子的行为，难道先周美好的风俗会有这样的事吗！女子嫁给公子，就可以知道是卿大夫的女儿，然而地位尊贵却能勤劳到如此地步，难怪朱子认为这是风俗的美好！
△三章
七月火星西行；八月收割芦苇。蚕月修剪桑枝，拿起斧头和锜，去砍伐高扬的枝条，攀折柔嫩的桑枝。七月天热蝉鸣，八月开始绩丝。染黑染黄，我的红色非常鲜明，为公子做衣裳。
这是承接上一章说仲春蚕桑的事，于是说季春蚕桑的事，最后说到做成衣服。“蚕月”，就是夏历的三月。不称三月的原因，是豳地风俗重视养蚕，所以称这个月为蚕月，就像现在人称十二月为腊月一样。
“条桑”，是修剪桑枝。凡是树木，到了春天就修剪它的枝条，让新长出来的得以顺利生长，所以选择桑枝中高扬的修剪下来，以获取叶子，而枝条小且靠近树干的就只采它的叶子。大概蚕到了三月长得壮实吃得多，所以广泛采集桑叶来喂它。
“载绩”，是绩丝做成帛。旧说认为是绩麻。查：上面刚说完治丝的事，怎么能不说绩丝而说绩麻，使得丝的事有头无尾呢？大概承接上文说绩丝，而绩麻也包括在其中了。看下文说“为公子裳”也是指帛而言，那么这里的绩是绩丝就很明白了。
周人崇尚红色，所以说“我朱孔阳”。迁岐以前，周已经崇尚红色，那么邹衍说周以火德称王，刘歆说周以木德称王，灭商之后才崇尚红色，他们的荒谬不用多说。“裳”，就是衣，变换文字以协韵罢了。庶民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穿帛，而说“为公子裳”，是尊君亲上的意思，举出最重要的来说罢了。
△四章
四月草茂盛；五月蝉鸣叫。八月收割庄稼；十月树叶凋落。十一月打貉，取那狐狸，为公子做皮袍。十二月大家一同行动，继续武事；私藏小猪，献大猪给公。
这是因上一章说蚕桑的事，由帛推及到皮袍，于是推论到大型田猎。
“秀苇”，草茂盛。“鸣蜩”，虫强壮。草茂盛虫强壮都不是田猎的时候。到了八月庄稼成熟，十月树叶脱落，然后才田猎。获取物品之中也有爱惜物品的仁爱存在。
上面说“于貉”，下面说“取狐狸”，互文见意。“为公子裘”，就像说“为公子裳”；举出最重要的来说，卿大夫士庶民中的老人都包括在其中了。
“于貉”，是私猎。“其同”，是大猎。安居不能忘记危险，所以有文事必有武备。然而战争凶险，不是可以轻易尝试的，所以借田猎来练习。“私豕”、“献豕”，也是尊君亲上的意思。
△五章
五月斯螽振动大腿；六月莎鸡振动翅膀；七月在野外；八月在屋檐下；九月在门口；十月蟋蟀进入我的床下。堵塞洞穴熏老鼠，塞住朝北的窗，用泥涂抹门户。感叹我的妻子儿女，说将要过年，进入这房间居住！
这是因上一章说制皮袍以御寒，于是说入室以御寒的事。
“斯螽”、“莎鸡”、“蟋蟀”，《朱传》认为是一种东西随季节变化而名称不同，是对的（旧说认为是三种东西）。后世称为促织，或称为络纬，也称为蛩，都是这种东西。
开启“向”本来是为了清暑，所以堵塞就“塞”它。“户”，经历三个季节，难免剥落，所以“涂”它。说“嗟我妇子”的原因，前三章说皮袍和帛，都是奉养老人，这入室则卑幼都一同居住，所以特别写下这句话。
上一章开头用“四月”，这一章开头用“五月”，也是章法。
△六章
六月吃郁和奠；七月
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译烹煮冬葵和豆类。八月敲打枣子，十月收割稻谷，酿造春酒，用来祈求长寿。七月吃瓜；八月割下葫芦；九月收集麻子。采摘苦菜，砍伐臭椿当柴，供养我们的农夫。
此章鸡叙农桑馀事，蔬酒器物之属，皆田家琐细之务也。
“郁”、“▯”，未详何物。“菽”，今谓之豆。後文十月纳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菽”者，盖豆种类最多，豇豆有入饭入蔬二种，扁豆亦以入蔬，皆陆续摘食之，白豆将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即亨菽也。
▯土宜“枣”，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种之，今▯州惟一川产稻。窃意古者亦当如是。盖缘所产无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酿酒。是以後文“纳禾稼”不言稻，而此文“为春酒”独言稻也。
稻有粘不粘二种：不粘者可食；粘者可为酒，所谓糯米者也。故《笺传》皆谓稻以酿酒。窃疑枣亦用以酿酒者。今山东有枣酒；关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枣入稻而酿之，“春酒”二句双承上两句，未可知也。
“壶”，瓠也。“苴”，麻属。“叔”义未详，盖治麻也。《传》谓苴为麻子，与壶皆以充食。按：昔人称“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又称“魏王贻我五石之瓠”，《论语》亦称“匏瓜系而不食”，则似古人於壶但以备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盖亦治麻以为布耳。所以“瓜”独言“食”而“壶”但言“断”，“苴”但言“叔”也。
“荼”，未详何物，或云即今茶也。按，荼茶文相似，古读茶音与荼正同，说为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樗”，今俗谓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为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既泄地气，亦劳人力；平地多薪秸藁，爨则烟浓，遇岁歉则不给於用。古人岂无秸趸，且▯山亦产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预树樗於数年前也！云“食我农夫”者，别於上文“春酒介寿”之养老者而为言也。
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与上章意同。
△七章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於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此终首章稼穑之事也。首章“于耜”、“举趾”开农事之始，此章“筑场”、“纳稼”表农事之成，首尾呼应，诗人之章法也。前言“八月其获”，此何以言“十月纳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齐，此举其终而统言之故也。何以继之以“乘屋”也？犹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
“黍”，类稷而穗散，有二种：粘者可为酒，《诗》所谓“丰年多黍多▯余，为酒为醴”者也；不粘者可为饭，河以北呼为▯祭，今▯人谓之糜，《诗》所谓“其饷伊黍”，《论语》所谓“杀鸡，为黍”者也。朱子《黍离传》云：“黍，苗似芦，高丈馀，穗黑色，实圆重。”按：此乃今蜀黍，种自蜀来而粘者可为酒，故名蜀黍，俗呼为高粮，非黍也。黍，中原遍地有之。朱子生长闽中，闽、浙多稻麦，无黍，仅有蜀黍，故误以为黍耳。
“稷”，汉以後谓之粟，今北方农夫皆呼为▯。粟，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称，对米而言，则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蕃，故概呼之为粟，而黍则必称黍以别之，久之而稷之名遂掩。朱子《黍雏传》云：“稷，一名▯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说文》云：“▯祭，糜也。”又云：“糜，▯祭也。”▯祭乃黍之别种，故糜从黍，今▯人亦呼黍为粘糜。何者？其类同也。《说文》云：“莠草似稷而无实。”今俗所谓▯正与莠相似，非农夫往往不能辨，而梁与莠毫不相类，则▯祭之非稷明矣。但山东、河南之人多读入为去，因有误以稷为▯祭者。闽、浙旧无此种，故无从辨其是非耳。云▯祭非也，云粟是也（详见陆稼书先生《黍稷辨》及余《稷▯祭辨》中）。
“重”与“▯▯”，黍稷皆有之。言“黍稷”复言“重▯▯”者，雨▯无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预卜，故多其种，以冀其有一当也。“禾”，黍稷之通称，凡▯之穗侧垂者皆为禾，故禾从木而侧其首（篆文作米）。“麻”所以绩为布而成衣也。详於桑而略
译本章记述农桑之外的杂事，蔬菜、酒类和器物之类，都是农家琐碎的事务。
“郁”、“〇”，不知是什么东西。“菽”，现在叫作豆。后文十月收获庄稼时有菽，而这里七月就提到“菽”，大概是因为豆类品种最多，豇豆有入饭和入蔬两种，扁豆也用于做菜，都是陆续采摘食用的，白豆将熟的也可以吃，所以七月就煮豆了。
〇地适宜种“枣”，肥大甘美，其他地方不能相比。“稻”，北方很少种植，现在〇州只有一条河产稻。我猜想古代也应当是这样。大概因为产量不多，所以不拿来充饥，只用来酿酒。因此后文“纳禾稼”不提稻，而这里“为春酒”却独独提到稻。
稻有粘和不粘两种：不粘的可以食用；粘的可以酿酒，就是所谓的糯米。所以《笺》和《传》都说稻是用来酿酒的。我怀疑枣也用来酿酒。现在山东有枣酒；关中多用柿醋。或许是用枣和稻一起酿造，“春酒”两句是双重承接上面的两句，也未可知。
“壶”，就是葫芦。“苴”，是麻类。“叔”的意思不详，大概是处理麻的意思。《传》说苴是麻子，和壶都用来充饥。按：从前人说“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又说“魏王送给我五石的大葫芦”，《论语》也说“匏瓜挂着不吃”，那么似乎古人对壶只是作为器具使用，不拿来充饥。而麻子也不是可以吃的东西。大概也是处理麻来织布罢了。所以“瓜”单独说“吃”，而“壶”只说“断”，“苴”只说“叔”。
“荼”，不知是什么东西，有人说就是现在的茶。按，荼和茶字形相似，古读茶的音与荼完全相同，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但是茶不是可以常吃的东西。古今不同，缺少它也可以。“樗”，现在俗称为臭椿，容易生长但不是好木材，所以用来当柴火。后世靠近山的地方多柴火和煤，既泄露地气，又耗费人力；平原地带多柴火和秸秆，烧火时烟浓，遇到歉收年份就不够用。古人难道没有秸秆吗？而且〇山也产煤，但都不使用而只用樗。可惜后来人只求眼前的安逸，不肯在几年前预先种樗树啊！说“食我农夫”，是为了区别于上文“春酒介寿”中养老的人而言。
上一章开头是“五月”，这一章开头是“六月”，正好与上一章意思相同。
△第七章
九月修筑打谷场和菜园，十月收纳庄稼：黍、稷、重、〇〇、禾、麻、菽、麦。唉，我们农夫，庄稼已经归仓，还要进宫服役。白天去割茅草；晚上搓绳子。赶快登上屋顶，因为开始播种百谷了。
这是总结首章关于耕种的事情。首章“于耜”、“举趾”开启农事的开始，这一章“筑场”、“纳稼”表示农事的完成，首尾呼应，这是诗人的章法。前面说“八月收割”，这里为什么说“十月收纳庄稼”呢？庄稼成熟先后不齐，这是举其最终情况统而言之。为什么接着说“乘屋”呢？就像首章先说“授衣”一样。
“黍”，类似稷但穗子散开，有两种：粘的可以酿酒，《诗》所说的“丰年多黍多〇余，为酒为醴”就是这种；不粘的可以做饭，黄河以北称为〇祭，现在〇人叫作糜，《诗》所说的“其饷伊黍”，《论语》所说的“杀鸡，为黍”就是这种。朱子《黍离传》说：“黍，苗像芦苇，高一丈多，穗黑色，果实圆而重。”按：这是现在的蜀黍，种子从蜀地传来，粘的可以酿酒，所以叫蜀黍，俗称为高粱，不是黍。黍，中原遍地都有。朱子生长在福建，福建、浙江多稻麦，没有黍，只有蜀黍，所以误以为是黍。
“稷”，汉朝以后称为粟，现在北方农夫都叫作〇。粟，本来是黍稷未去皮的通称，相对于米来说，都叫粟。所以说“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繁盛，所以统称它为粟，而黍则必须称黍来区别，久而久之稷的名字就被掩盖了。朱子《黍雏传》说：“稷，一名〇祭，像黍但小，有人说就是粟。”按《说文》说：“〇祭，就是糜。”又说：“糜，就是〇祭。”〇祭是黍的别种，所以糜从黍，现在〇人也叫黍为粘糜。为什么呢？因为同类。《说文》说：“莠草像稷但没有果实。”现在俗称为〇的正好与莠相似，不是农夫往往不能分辨，而梁与莠毫不相像，那么〇祭不是稷就明白了。但是山东、河南的人多读入声为去声，因此有误把稷当作〇祭的。福建、浙江旧时没有这种作物，所以无从辨别是非。说〇祭是不对的，说粟是对的（详见陆稼书先生《黍稷辨》及余《稷〇祭辨》中）。
“重”与“〇〇”，黍稷都有。说了“黍稷”又说“重〇〇”，是因为雨水多少没有定数。宜早宜晚不可预先占卜，所以多种植，希望有一种合适。“禾”，是黍稷的通称，凡是〇的穗子侧垂的都叫禾，所以禾从木而侧其首（篆文作米）。“麻”是用来绩麻织布做成衣服的。详于桑而略
於麻者，帛，贵者老者之衣；布，卑幼之衣也。前已言“亨菽”，此复言“菽”者，前举其一二种，此则兼诸种而统言之也。“麦”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农事既毕，通计一年之所入也。
译在麻类作物中，帛是尊贵者和年长者的衣物；布则是地位低下者和年幼者的衣物。前面已经说过“煮豆”，这里再次提到“豆”，是因为前面只列举了一两种，这里则是将各种豆类统括而言。“麦”在五月成熟，却在这里提及，是因为农事已经结束，这是在总计一年的收入。
“宫功”，《朱传》云：“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余按：二义皆富有之。观於“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则上下一体，义固无所别也。日入而息，乃“宵而索▯”者，冬昼短而夜长，故以夜补昼也。“其始播百▯”，《朱传》得之。《郑笺》以为祈▯，非也。盖谓明春又将“于耜”、“举趾”，其文正与首章相呼应也。
首章农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农功甫毕，即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叙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复遥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八章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於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农桑事毕之後何以复终之以此章也？此古圣人所以燮理阴阳而使无水旱之灾者也。何者？务农养蚕，人力尽矣，田畴可辟，百谷可成矣。然使雨▯不时，五谷不登，农夫将奈之何？故复继之以此章也。盖雨▯之不时有二，一由於天地之气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达。“凿冰”四语，所以通天地之气也。“肃霜”七语，所以达上下之情也。
雨也者，▯所化也。▯也者，地气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凿之所不及，此▯所由升也。隆冬冰坚，寒气凝结，则春分以後地气不得上升而为▯。▯，山多而地寒，层峦叠嶂之中必有积冰之处，故必“凿冰”以疏其气也。
“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坚之候也，“纳凌阴”於“三之日”者何？恐过此而冰泮也。“献羔祭韭”以启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阳气日盛，恐阳气之烁阴，故渐启其冰以宣阴气。此所以阴不伏，阳不愆，而地气常升也。
然亦有密▯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又气之烁之也。▯又气何以烁也？里巷之间，强陵弱，众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则怨且愤。怨愤之气盛，则▯虽升而不能成雨。是以东海孝冤妇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郑侠言罢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阴阳之气者，必务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页“跻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曰：雨▯不时由於讼狱不平，以平讼狱可矣，羊酒而跻堂何取焉？曰：讼狱之平，既事之後则然耳，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讼狱也。古者诸侯之国，大者不过百里，如今一县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县令长，高自位置，不屑轻与士民相见，民谁敢以朋酒羔羊跻其堂者！羊酒之济公堂，民之亲其君也，实由君之亲其民也。此其上下之间无异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与聚之；民有所恶，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陵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众自不敢暴寡，强自不敢陵弱，无他，知其耳目周而<疒同>▯切也。兵法所谓上兵伐谋者，此也。
上下交而阴阳和，雨▯时而禾麦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诗所以必终之以此章也！
△未然之虑
《七月》一诗，凡事智为末然之虑，不侍於临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见火已流，知衣之将授也。“四之日举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计田将耕，知耜之当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见“其获”、“陨▯”而已预戒之。“塞向▯堇户”为改岁计也，当“动股”、“振羽”而已递数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语皆非泛言，诚为先事之虑故也。盖天下之事，未事而图之则有功，临时而计之则无及。计然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者也。是以乐则虑忧，常则虑变，丰则虑荒，故有终岁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情则不然：田谷丰登则亻失快乐顿起，衣食态为好美，风俗务尚繁华，若丰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离於道路，即劫掠於闾阎，亦复何济於事！甚矣古人风俗之美也！
△资用不待外求
译“宫功”一词，《朱传》解释说：“是城邑住宅；也有人说，是公室官府的劳役。”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很有道理。从“为公子裳”、“为公子裘”来看，上下是一体的，意义本来没有区别。太阳落山就休息，于是“在夜里寻找〇”，因为冬天白昼短而夜晚长，所以用夜晚来弥补白天。“其始播百〇”，《朱传》理解对了。《郑笺》认为是祈求〇，这是不对的。大概是指明年春天又将“修理耜具”、“举足下地”，其文正与首章相呼应。
首章农事尚未开始，先说“授衣”；这一章农事刚刚结束，就说“修屋”。首章从子丑月说到寅卯月，这一章叙述戌亥月而又涉及子丑月，再遥指寅卯月，这也是章法。
△八章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於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农桑之事结束后，为什么又用这一章来作结呢？这是古代圣人用来调和阴阳、使没有水旱灾害的原因。为什么呢？务农养蚕，人力已经用尽了，田地可以开垦，百谷可以成熟了。但是如果雨〇不及时，五谷不丰收，农夫能怎么办呢？所以又接着用这一章。大概雨〇不及时有两种原因，一是由于天地之气不通，一是由于上下之情不达。“凿冰”四句，是用来疏通天地之气的。“肃霜”七句，是用来通达上下之情的。
雨，是〇所化成的。〇，是地气上升而成的。深山幽谷，人不住的地方，耕作开凿所达不到的地方，这是〇上升的地方。隆冬冰坚，寒气凝结，那么春分以后地气就不能上升成为〇。〇，山多而地寒，层峦叠嶂之中一定有积冰的地方，所以必须“凿冰”来疏通其气。
“凿冰”在“二之日”为什么呢？这是冰坚的时候。“纳凌阴”在“三之日”为什么呢？恐怕过了这个时间冰就化了。“献羔祭韭”以开启冰室在“四之日”为什么呢？春分以后阳气日益旺盛，恐怕阳气灼伤阴气，所以逐渐开启冰室以宣发阴气。这就是阴气不潜伏，阳气不偏差，而地气常上升的原因。
然而也有密〇布满天空而雨不降的情况，为什么呢？〇又被气所灼伤。〇又被气所灼伤为什么呢？里巷之间，强者欺凌弱者，众者暴虐寡者，而上面不知道，知道了而不禁止，那么怨恨且愤慨。怨愤之气旺盛，那么〇虽然上升而不能成雨。因此东海孝妇冤死，三年不雨；神宗采纳郑侠的建议罢免新法而天立即下雨。所以想要调和阴阳之气的人，一定要致力于通达上下之情。“朋酒”“羔羊”又“跻公堂”，是用来通达上下之情的。
有人说：雨〇不及时是由于诉讼不平，用平反诉讼就可以了，羊酒而登堂有什么可取的呢？回答说：诉讼的平反，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这样的，治理百姓的方法本来有建立在事情发生之前的，不等待诉讼。古代诸侯的国家，大的不过百里，就像现在的一个县一样，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的人很多，如果他们的君主像现在的县令长，自高自大，不屑于轻易与士民相见，百姓谁敢带着朋酒羔羊登他们的堂呢！羊酒登上公堂，百姓亲近他们的君主，实际上是由于君主亲近百姓。这上下之间没有异于家人父子：百姓有所想要，都可以自己告诉上面而与之聚集；百姓有所厌恶，都可以自己告诉上面而不施行。不但暴虐寡者欺凌弱者上面一定知道而禁止他们吗？而众人自然不敢暴虐寡者，强者自然不敢欺凌弱者，没有别的，知道他们的耳目周全而<疒同>〇迫切。兵法所说的上兵伐谋，就是这个意思。
上下相交而阴阳调和，雨〇按时而禾麦丰收，多么美好盛大啊！这就是《七月》一诗一定要用这一章来作结的原因！
△未然之虑
《七月》一诗，凡事都是智虑在事情未发生之前，不依赖于临事。“九月授衣”而先说“七月流火”的，看见火星已经西流，知道衣服将要授予。“四之日举趾”、而先说“三之日于耜”的，计算田地将要耕种，知道耜应当修理。“于貉”、“其同”在子月之后，看见“其获”、“陨〇”就已经预先告诫了。“塞向〇堇户”是为改岁打算的，当“动股”、“振羽”的时候就已经依次数说了。直到第七章末才明确指出其缘故说：“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然后才知道前文的“流火”、“于耜”等语都不是泛泛而言，确实是事先的考虑。大概天下的事情，在事情未发生时谋划它就有功效，临时才计算它就来不及了。计然所说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快乐时考虑忧虑，平常时考虑变故，丰年时考虑荒年，所以有终年的忧虑而没有一朝的祸患。后世的民情却不是这样：田谷丰收就快乐顿起，衣食追求好美，风俗崇尚繁华，好像丰收可以常恃的。一旦遇到凶荒，不是在道路上流离失所，就是在街巷中劫掠，又能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古人风俗的美好真是厉害啊！
△资用不待外求
《七月》一诗，资用尽取之於国中，不待於外求也。五谷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猎。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过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无非国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历锻之属须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凿之天，无求於人，无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无所用於金也，不待沈珠於渊而固无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贪，是以无争。夫惟无争，是以宗族和谐，乡里姻睦。美哉俗乎！余幼时至乡中，见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则市绵而纺绩以为布，罕有靡丽之饰，鱼肉之奉，而应酬亦殊少，即有之，亦多以饼饵为馈遗，以故人不蓄钱，亦不贪钱。壮年以後，乡民渐尚纷奢，需用日增，非钱莫能买也，由是人多贪钱，智者欺愚，强者陵弱，而风俗遂日敝。吾故读《豳风》而不能无今昔之感也。
译《七月》这首诗，生活所需的物资全都取自国内，不需要向外寻求。五谷从田地里获取，这不必多说了。其次没有比衣服更重要的了，而丝织品取自桑树，麻布取自麻类，皮衣取自狩猎。再其次没有比房屋更重要的了，也不过是用茅草和绳索来满足居住的需要。甚至酒取自稻米，柴火取自樗树，没有一样不是国内本身就有的。除此之外，只有冶炼金属之类的事情需要渡过渭河去获取罢了。因此那里的百姓各自安于耕种凿井的自然生活，不向别人索取，不羡慕外物；不需要把金子捐献给山神，因为本来就没有地方使用金子；不需要把珍珠沉入深渊，因为本来就没有地方使用珍珠。正因为不贪婪，所以没有争夺。正因为没有争夺，所以宗族内部和谐，乡里之间和睦。风俗多么美好啊！我小时候到乡间，看到那里的风俗还有一两条接近古风的：柴火和米粮取自田地，衣服则是买棉花来纺纱织布，很少有奢华的装饰和鱼肉的供养，而且应酬也特别少，即使有，也多是用饼饵作为馈赠，所以人们不积蓄钱财，也不贪恋钱财。壮年以后，乡民逐渐崇尚纷杂奢侈，日常需要日益增多，没有钱就不能买到，因此人们大多贪恋钱财，聪明人欺骗愚笨人，强者欺凌弱者，风俗于是日渐败坏。所以我读《豳风》而不能没有今昔对比的感慨。
△趋事之勤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趋事赴功，初无安逸暇豫之一时。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蚕绩於内，未“举趾”而已先“于耜”，甫“纳稼”而即“执宫功”，虽农隙之时而亦有“剥枣”、“断壶”、“采荼”、“薪樗”、“取狐狸”、“缵武功之事，乃至冰坚水涸，一切之事皆毕，而犹使之冒寒“凿冰”，毋乃过於劳乎？”曰：此先王之所以为忧深而虑远也。大凡人心不能无所用，不用於此则用於彼，不用於正则用於邪。日有所用而无休息，则心专於所营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无分外之思。一日无所事事，则其心遂放，而忄舀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是乎博奕、樗蒲、燕歌、楚舞、烟火、灯船、杂戏之属盛行於时，而民之心遂荡；荡则不复思义。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邻里亦不思任恤。且其用财既奢则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则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强陵弱，相争夺而不止，讼狱自是繁而风俗自是坏矣。是以楚庄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鲁敬姜曰：“民劳则鬼，思则善心生。”吾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读《蟋蟀》而知晋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学优而仕者之罕知此义也！
○《东山》诗解
《东山》一诗叙室家离合之情沈挚真切，最足感人；而绝无怨尤之意，尤足以见盛世风俗之美。余曩在京师时，滇南陈履和以其所作《东山诗解》贻余，余曾书其文後数十馀言，载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讽此诗，犹觉所论未尽。不能自己，复著此解，附载之於《七月》诸章之後。
△《卫序》之误
卫宏《毛诗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余按：首章自叙途中情形，次章代写家中景象，皆未归时事，谓之为“完”与“思”，尚属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别乍逢之喜，故曰“妇叹於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为误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妇聚首之乐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两句醒出主意，词意甚明；今乃以为“乐男女之及时”，是反以衬笔为正笔，失诗人之指矣。
△一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二句无韵）。我来自东，（韵）零雨其▯（叶东）。我东曰归，（韵）我心西悲（叶归）。制彼裳衣（叶归），勿士行枚（叶归）。▯▯▯▯者烛。（韵）▯在桑野（韵）敦彼独宿。（叶烛）亦在车下（叶野）。
首章先写未归之时途中情形，以为下文作势。“西”字直照下“妇叹於室”句。“独宿”、“车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旧如之何”句。不写未归时之苦，不见既归後之乐也。
△二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果▯之实。（韵）亦施於宇（韵）。伊威在室，（叶实）▯蛸在户（叶宇）。町▯重鹿场，（韵）熠▯宵行（叶场）。不可畏（韵，读平声）也，伊可怀（叶畏）也。
次章极写家中萧条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内，首章所谓“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萧条如此，何以为情？不如是，不见归後之乐也。前两章纯用反跌，文势极佳。以“伊可怀”结之，神气直注末章“其旧如之何”句。
△三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鹳鸣於垤，（韵）妇叹於室（叶垤）。洒扫穹窒，（韵）我征聿至（叶窒）。有敦瓜苦，（不入韵）▯在栗薪（韵）。自我不见。（不入韵；除首二句外，篇中单句惟此二字不入韵）於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写夫妇相逢之乐。“妇叹於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然使乍别即归，亦属常事，无足异者，故复借“瓜”点出“三年”二字，以见久别重逢之乐也。
△四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仓庚于飞，（韵）▯▯▯其羽（韵）。之子於归。（叶飞）皇驳其马。（叶羽）亲结其缡（韵；读若罗），九十其仪（
译△勤勉从事
《七月》这一篇，从正月写到十二月。人们忙于事务、赶工劳作，起初就没有安逸闲暇的时候。男子在外面耕耘，女子在室内养蚕纺织，脚还未抬起就已经准备好农具，刚把庄稼收进仓里就接着从事宫室修缮的工作。即使在农闲时节，也有“打枣”、“砍葫芦”、“采苦菜”、“砍臭椿当柴”、“捕狐狸”、“继承武事”等事情，甚至到了冰层坚固、河水干涸，所有事情都已完成的时候，还让他们冒着严寒去“凿冰”，这难道不是过于劳苦了吗？回答说：这正是先王忧虑深远的原因。大凡人的心思不能没有寄托，不寄托在这里就寄托在那里，不寄托在正道上就寄托在邪路上。每天有事可做而没有休息，心思就专注于所经营的事情，无暇顾及别的事情，因此没有额外的杂念。如果一天无所事事，心思就会放纵，淫邪的念头就会趁机而入。于是赌博、樗蒲、燕歌、楚舞、烟火、灯船、杂戏之类盛行于当时，百姓的心思就会动荡；动荡就不再思考道义。于是儿子不想到孝顺，弟弟不想到友爱，邻里也不想到互相救济。况且他们花钱奢侈就必然入不敷出，入不敷出就必然向别人索取，于是聪明的欺骗愚蠢的，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互相争夺不停止，诉讼案件从此繁多，风俗从此败坏了。所以楚庄王说：“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鲁国的敬姜说：“百姓勤劳就会敬畏鬼神，思考就会产生善心。”所以我读《七月》就知道周朝之所以称王天下，读《蟋蟀》就知道晋国之所以称霸诸侯。可惜后世那些学问优长而做官的人很少懂得这个道理啊！
○《东山》诗解
《东山》这一首诗叙述家庭离合的情感深沉真挚真切，最足以感人；而且完全没有怨恨之意，尤其足以看出盛世风俗的美好。我过去在京城时，滇南的陈履和把他所作的《东山诗解》送给我，我曾在他的文章后面写了数十句话，收录在我的文集中。闲暇时吟诵这首诗，还觉得他的论述未尽善。不能自已，又写了这篇解说，附在《七月》各章之后。
△《卫序》的错误
卫宏的《毛诗序》说：“第一章说他们完好。第二章说他们思念。第三章说家中盼望女子。第四章说男女得以及时行乐。”我考察：首章自述途中情形，次章代写家中景象，都是未归时的事，称之为“完”与“思”，还算接近。至于第三章明确说久别乍逢的喜悦，所以说“妻子在室内叹息，我出征归来”，而说“家中盼望女子”，已经是误解。如果第四章，是说夫妇团聚的快乐而借新婚来形容，然后用“那新婚多么美好，那旧情又怎样呢”两句点明主旨，词意很明白；现在却认为“乐男女之及时”，这是反而把衬托之笔当作主要之笔，失去了诗人的旨意。
△一章
我往东山去，迟迟不归（这两句无韵）。我从东方回来，（韵）细雨蒙蒙（叶东）。我说往东去，（韵）我心向西悲（叶归）。缝制那衣裳（叶归），不再佩戴行枚（叶归）。闪闪发光的蜡烛。（韵）在桑野中（韵）谁独自宿。（叶烛）也在车下（叶野）。
首章先写未归时途中的情形，为下文蓄势。“西”字直接照应下文的“妇叹於室”句。“独宿”、“车下”用来反跌第三章的“我征聿至”，第四章的“其旧如之何”句。不写未归时的苦，就看不出既归后的乐。
△二章
我往东山去，迟迟不归。我从东方回来，细雨蒙蒙。瓜果的果实。（韵）也蔓延到屋檐下（韵）。伊威在室内，（叶实）蜘蛛在门户（叶宇）。田地成了鹿场，（韵）萤火虫夜间行走（叶场）。不可怕（韵，读平声）啊，却可怀念（叶畏）。
次章极力描写家中萧条的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内，是首章所谓“我心西悲”者。家中如此萧条，怎么会有情味？不这样，就看不出归后的乐。前两章纯用反跌，文势极佳。以“伊可怀”结尾，神气直注末章“其旧如之何”句。
△三章
我往东山去，迟迟不归。我从东方回来，细雨蒙蒙。鹳鸟在土堆上鸣叫，（韵）妻子在室内叹息（叶垤）。打扫房屋堵塞缝隙，（韵）我出征归来（叶窒）。有圆形的瓜瓠，（不入韵）挂在栗薪上（韵）。自从我不见。（不入韵；除首二句外，篇中单句只有这二字不入韵）到现在三年！（叶薪。）
三章写夫妇相逢之乐。“妇叹於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然而如果刚别就归，也是常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又借“瓜”点出“三年”二字，以见久别重逢之乐。
△四章
我往东山去，迟迟不归。我从东方回来，细雨蒙蒙。黄莺飞翔，（韵）翩翩其羽（韵）。这位女子出嫁。（叶飞）马匹黄白相间。（叶羽）亲自结好佩巾（韵；读若罗），礼仪有九十种（
此当写夫妇重逢之乐矣，然此乐最难写，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缡”，也而“亲结”之，“仪”也而“九十”之，凡其极力写新婚之美者，皆非为新婚言之也，正以极力形容旧人重逢之可乐耳。新者犹且如此，况於其旧者乎！一句点破，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真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侧击之词，最耐学者思索玩味，工於为文者也。孔子谓“不学诗，无以言”，读此篇，益信《诗》之有资於言者大也。
△言语之妙
“我征聿至”，“於今三年”两句，乃一篇之关目。篇首“忄舀々不归”一语，次章“果▯”“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内。“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撇笔，即补笔也。至第三章，始借见瓜点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语之妙可想。
按；此诗词意明甚，不知向来何以解为大夫美周公，与周公劳归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诗》者决之。
○通论读《诗》
《诗》之旨趣，前卷之言详矣。近觉其义有未尽者，复附论之於此。
△诗与政
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夫《诗》以写性情，《书》以道政事，《诗》之有资於言，可以专对，固也，若政事则莫如《书》，而圣人反责之诵《诗》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盖其故有三焉。一则春秋之世卿大夫诵诗者多，观《传》所记赋诗引诗之事不可枚举，故圣人就所素习者言之。二则《尚书》所载皆帝王经世之大法，非寻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贤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圣人亦不以过望於当时也。三则政以治民正俗为要，《尚书》所言乃朝廷兴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忧喜，风俗之美恶，则《诗》实备之。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兴；读《大东》而知周之所以衰；读齐、唐之风而知其立国之强；读陈、郑之风而知其享国之促。《车攻》、《夜如何其》，非不朝会仍其旧也，然诵《白驹》、《黄鸟》而知周之必微。《载驰》、《定之方中》，非不国家失其故也，然诵《淇澳》、《干旄》而知卫之必久。《诗》之有益於政大矣，无怪乎季札观於周乐而兴亡得失遂如指诸掌也。余尝观前代诸史书，亦自以为识其治乱之由；其後泛观前人诗集文集与野史之所载，士大夫之风气，民间之好尚，官府闾阎之利弊，所以兴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见，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浅，而史之未足以尽政也。圣人於诵《诗》者而望其达於政，其亦犹此意乎？惜乎世之诵《诗》者皆为《诗序》所误，强以事附会之，失诗人之本意，遂至与政不相涉也！
△人心风俗之固
大抵国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风俗之固；而人心风俗之固，惟赖都邑大夫之贤。观《大田》之诗，“遗秉”、“滞穗”以济人，诵《无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结友，不惟无争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难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无他，大夫廉勤自励，修明政事，扶弱抑强，奸豪有所畏惮，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则不争，不争则相恤，是以如此。若贪惰自恣，则政皆失宜，徇私而鬻狱者有之，告於上而不为理者有之，豪强由是肆行，而平民皆无以自保，非附会同党以求其庇，则别倚豪强而与相抗，风俗安得而不坏乎！吾故读《黄鸟》而知周道之衰，读《硕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笃实守分之人决不肯为济恶之事，他乡寄居之客断不能敌土著之民，势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为而无如何。“莫我肯顾”，“不可与明”，言人皆视为当然，不以为异也。非▯乐土而复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归，则所存者皆败俗之人耳，岂复能有固志！一旦疆场频惊，势必土崩瓦解；无怪乎其避而迁於洛，折而入於晋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学者熟此二篇，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硕鼠》，《诗序》以为刺君，《朱传》以为刺有司。今以《黄鸟》观之，“贪黍”、“食麦”何异“啄粟”、“啄粱”之喻？盖亦
译这应当是描写夫妇重逢的喜悦，然而这种喜悦最难描写，所以借用新婚来加以形容。“缡”是佩巾，却说是“亲自结上”；“仪”是礼仪，却说是“九十之仪”，凡是极力描写新婚美好的地方，都不是为了新婚而说的，正是为了极力形容旧人重逢的快乐罢了。新婚尚且如此，何况是旧人呢！一句话点破，使得前三章的意思在此刻显现出来，真是善于行文的人。大体上这篇多用旁敲侧击的词句，最耐人思索玩味，是善于写文章的人。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读了这篇，更加相信《诗经》对于言辞的帮助很大。
言语的妙处
“我征聿至”，“於今三年”这两句，是全篇的关键。篇首“忄舀々不归”一语，次章“果〇”“伊威”六句，都暗含着“三年”的意思。“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撇笔，也就是补笔。到了第三章，才借看见瓜点出“三年”二字，不是瓜，而是人。言语的妙处可以想见。
按：这首诗词意非常明显，不知道向来为什么解释为大夫赞美周公，以及周公慰劳归来的士兵？暂且保留这个注释，等待对《诗经》有深入研究的人来决断。
通论读《诗经》
《诗经》的宗旨趣味，前卷的话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近来觉得其中的意义还有未尽之处，又在此附加论述。
诗与政
孔子说：“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不能通达，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背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诗经》用来抒发情感，《尚书》用来阐述政事，《诗经》对于言辞有帮助，可以独立应对，固然如此，至于政事则没有比《尚书》更好的，而圣人反而责备背诵《诗经》的人，为什么呢？我从近年才开始领悟其中的道理，大概原因有三。一是春秋时期卿大夫背诵《诗经》的人很多，看《左传》所记载的赋诗引诗的事情不可胜数，所以圣人就他们所熟悉的来说。二是《尚书》所载的都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春秋时期的贤士大夫还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圣人也不对当时的人有过高的期望。三是政事以治理百姓、端正风俗为关键，《尚书》所说的是朝廷兴革的大端，至于百姓的忧喜，风俗的好坏，则《诗经》确实具备。所以读《七月》就知道周朝兴盛的原因；读《大东》就知道周朝衰败的原因；读齐、唐的风诗就知道它们立国的强盛；读陈、郑的风诗就知道它们享国的短暂。《车攻》、《夜如何其》，并非不朝会仍沿旧制，然而诵读《白驹》、《黄鸟》就知道周朝必然衰微。《载驰》、《定之方中》，并非国家不失去故土，然而诵读《淇澳》、《干旄》就知道卫国必然长久。《诗经》对于政事的益处太大了，难怪季札在周观看乐舞，兴亡得失就像指掌一样清楚。我曾经观看前代的各类史书，也自以为知道治乱的原因；后来泛观前人的诗集文集与野史所载，士大夫的风气，民间的好尚，官府与民间的利弊，所以兴亡盛衰的原因都了然如见，然后才知道起初所得尚浅，而史书不足以尽述政事。圣人在背诵《诗经》的人身上期望他们通达政事，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可惜世上背诵《诗经》的人都被《诗序》所误导，强行以事情附会，失去了诗人的本意，以至于与政事不相涉！
人心风俗的稳固
大体上国家之所以长久，只在于人心风俗的稳固；而人心风俗的稳固，只依靠都邑大夫的贤能。看《大田》这首诗，“遗秉”、“滞穗”用来救济人，诵读《无衣》这篇，“同袍”、“同仇”用来结交朋友，不仅没有争斗而且互相体恤？不仅衣裘可以共用而且患难可以同当。风俗为什么如此美好呢？没有别的，大夫廉洁勤勉自我勉励，修明政事，扶弱抑强，奸豪有所畏惧，所以百姓得以相安。相安就不争斗，不争斗就互相体恤，因此如此。如果贪婪懒惰放纵自己，那么政事都不适宜，徇私枉法卖弄司法的有之，向上级告状而不被处理的有之，豪强因此肆意横行，而平民都无法自保，不是依附同党以求庇护，就是另倚豪强而与之对抗，风俗怎么能不坏呢！所以我读《黄鸟》就知道周道的衰败，读《硕鼠》就知道魏国风俗的败坏。为什么呢？笃实守分的人决不肯做助恶之事，他乡寄居的客人断不能敌过土著的百姓，势必达到“食黍”、“啄粟”，随心所欲而无法阻止。“莫我肯顾”，“不可与明”，说人们都视为当然，不以为异。如果不寻找乐土而回归邦族，还有什么策略？良民离去而旅人归来，那么所剩下的都是败坏风俗的人，哪里还能有稳固的志向！一旦边疆频繁惊扰，势必土崩瓦解；难怪他们逃避而迁往洛邑，折而入于晋国。这是治乱兴亡的大要。学者熟读这两篇，那么把政事交给他就没有不通达的了。《硕鼠》，《诗序》认为是讽刺君主，《朱传》认为是讽刺有司。现在以《黄鸟》来看，“贪黍”、“食麦”与“啄粟”、“啄粱”的比喻有什么不同？大概也
困於豪强之陵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硕鼠”属之有司也。说已见《魏风》中。
译被豪强欺凌践踏的人，只是因为官吏治理失当，才导致这种局面；不必一定将“硕鼠”指代为官吏。这一说法已在《魏风》中提及。
△说经之轻信人言
古之人主有轻信人言而误用奸人，误杀贤臣者。读史者辄讥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独人主然也。虽说《经》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杀”，亦然。必待国人之言佥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见其果然，然後去之杀之。若是乎其不肯轻於信人也！今说《经》者则不然。《卫序》、《郑笺》之说《诗》也，不过一家如是言耳，《齐诗》不如是也，《鲁诗》不如是也，即《韩诗》亦不如是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而诸大夫国人皆不以为贤，不以为不可，不以为可杀乎？且考之《史略》、《汉书》，不合也，考之《春秋经传》、《国语》，不合也，即细玩本诗之词意而亦不合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实未尝资，未尝不可，未尝可杀乎？然而说者皆不之问，有如不见不闻然者，此何故哉？夫诸大夫国人之言皆同，尚犹不敢尽信而必察之，况仅一家言之，而遂曰“《诗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则古人之受诬者可胜道哉！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
│古文尚书辨伪│
└──────┘
●卷一
○《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
△《伪古文尚书》之成立
唐、宋以来，世所传《尚书》凡五十八篇：其自《尧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世以为《今文尚书》；自《大禹谟》以下至於《ぁ命》二十五篇，世以为《古文尚书》。余年十三，初读《尚书》，亦但沿旧说，不觉其有异也，读之数年，始觉《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殊与三十三篇不类；然犹未敢遽疑之也。又数年，渐觉其义理亦多剌谬，又数年，复渐觉其事实亦多兴他经传不符，於是始大骇怪：均为帝王遗书，何独悬殊若此？乃取《史》、《汉》诸书覆考而细核之，然後恍然大悟，知旧说之非是。所谓《古文尚书》者，非孔壁之《古文尚书》，乃齐、梁以来江左之《伪尚书》；所谓《今文尚书者》？乃孔壁之《古文尚书》也。《今文尚书》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後或分为三十一篇），皆隶书，故谓之“今文”；与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虽同而字句多异。《古文尚书》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谓之“古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即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为三十一篇，马融、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其十六篇，残缺不全，绝无师说，谓之《古文尚书逸篇》。西汉之时，《今文》先立於学官。迨东汉时，《古文》乃立。自是学者皆诵《古文》，而《今文》渐微。永嘉之乱，《今文》遂亡，《古文》孤行於世，伪《尚书》者出於齐、梁之间而盛於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於三十一篇中别出《舜典》、《益稷》两篇；共五十八篇，有《传》及《序》，伪称汉孔安国所作。唐孔颖达作《正义》，遂黜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而用《伪书》、《伪传》取士。由是学者童而习之，不复考其源流首尾，遂忄吴以此为即《古文尚书》，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为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迹为邪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有馀年。余深悼之，故於《考信录》中逐事详为之辨，以期不没圣人之真。然恐学者狃於旧说，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真伪，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实也，故复溯流穷源，为“六证”、“六驳”，因究作伪之由，并述异真之故，历历列之如左，庶伪者无所匿其情云尔。
△六证之一──孔安国古文篇数
一，孔安国於壁中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之文甚明，但於二十九篇之外复得多十六篇；并无得此二十五篇之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文同，不复举）
译△ 解说经书时轻信人言
古代的君主有因为轻信别人的话而误用奸臣、误杀贤臣的。读史书的人总是讥讽他们不明智，这固然没错。然而这也是人的通病，并非只有君主如此。即使是解说经书的人也是这样罢了。孟子说：“身边的人都说他贤能，还不能相信。各位大夫都说他贤能，还不能相信。全国的人都说他贤能，然后去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至于说“不可”，说“可杀”，也是如此。一定要等到全国人的意见一致，然后去考察；一定要等到考察后发现确实如此，然后才罢免他或杀他。像这样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现在解说经书的人却不是这样。《卫序》、《郑笺》解说《诗经》，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齐诗》不这样说，《鲁诗》不这样说，即使《韩诗》也不这样说；这有什么不同于一两个人这样说，而各位大夫和全国的人都不认为他贤能，不认为他不可，不认为他可杀呢？况且考察《史略》、《汉书》，不符合；考察《春秋经传》、《国语》，不符合；即使仔细玩味本诗的词意也不符合；这有什么不同于一两个人这样说，等到考察后发现实际上并不贤能，并不不可，并不可杀呢？然而解说的人都不去追问，好像没看见没听见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各位大夫和全国人的意见都相同，尚且不敢完全相信而一定要考察，何况仅仅是一家之言，就说“《诗序》接近古代，必定不是妄言”，那么古代受诬陷的人岂止说得完呢！这真令人长叹啊！
┌──────┐
│古文尚书辨伪│
└──────┘
●卷一
○《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
△《伪古文尚书》的成立
唐、宋以来，世间所传的《尚书》共有五十八篇：其中从《尧典》以下到《秦誓》三十三篇，世人认为是《今文尚书》；从《大禹谟》以下到《康命》二十五篇，世人认为是《古文尚书》。我十三岁时，初次读《尚书》，也只是沿袭旧说，没觉得有什么异样；读了几年后，才开始觉得《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与那三十三篇大不相同；然而还不敢立刻怀疑。又过了几年，渐渐觉得其义理也多悖谬，又过了几年，又渐渐觉得其事实也多与其他经传不符，于是才大为惊怪：都是帝王留下的书，为什么偏偏相差如此悬殊？于是取《史记》、《汉书》等书反复考证并仔细核对，然后恍然大悟，知道旧说是不对的。所谓《古文尚书》，不是孔壁中的《古文尚书》，而是齐、梁以来江左地区的《伪尚书》；所谓《今文尚书》，才是孔壁中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是伏生藏在壁中的，共二十八篇（后来有的分为三十一篇），都是隶书，所以称为“今文”；与现在《尧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虽然相同但字句多有差异。《古文尚书》，是孔氏壁中藏的，都是科斗文字，所以称为“古文”。孔安国用今文诵读它，多出十六篇。那二十八篇，就是现在《尧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本只分为三十一篇，马融、郑康成所注的就是这个。那十六篇，残缺不全，绝无师说，称为《古文尚书逸篇》。西汉时，《今文》先立于学官。等到东汉时，《古文》才立于学官。从此学者都诵读《古文》，而《今文》逐渐衰微。永嘉之乱，《今文》于是灭亡，《古文》独自流行于世，伪《尚书》出现于齐、梁之间而在隋代盛行，共增加二十五篇；又在三十一篇中另外分出《舜典》、《益稷》两篇；共五十八篇，有《传》及《序》，伪称是汉孔安国所作。唐孔颖达作《正义》，于是废黜马、郑相传的《真古文尚书》，而用《伪书》、《伪传》来取士。从此学者从小学习它，不再考证其源流首尾，于是误以为这就是《古文尚书》，而孔壁《古文》的三十一篇反而被指为伏生的《今文》，导致帝王的事迹被邪说混淆诬陷而不能辩白长达一千多年。我深深哀悼这件事，所以在《考信录》中逐事详细辨析，以期不埋没圣人的真相。然而担心学者拘泥于旧说，不能考证其源流，察辨其真伪，循着名称而不知道核实其实质，所以又追溯流弊穷究本源，列出“六证”、“六驳”，因而探究作伪的原因，并陈述与真本不同的缘故，一一列举如下，希望伪者无处隐藏其真情罢了。
△六证之一──孔安国古文篇数
一，孔安国在壁中得到《古文尚书》，《史记》、《汉书》的文字很明白，只是在二十九篇之外又多出十六篇；并没有得到这二十五篇的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文字相同，不再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