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附录】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
【附论】“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
△《礼经》作於春秋以降
《古礼经》十七篇（今谓之《仪礼》），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按：此书周详细密，读之犹足以见三代之遗，识其名物之制，以考经传之文，大有益於学者，不可废之书也。然遂以为周初之礼，周公所作之书，则非也。周公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然则圣人所贵在诚意，不在备物；周初之制犹存忠质之遗，不尚繁缛之节，明矣。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後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礼，牲牢笾豆之属多而无用，费而无当，度其礼每岁不下十馀举，竭一国之民力犹恐不胜。至於上士之禄仅倍中士，中士仅倍下士，下士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礼》，执事之人实繁有徒，陈设之物灿然毕具，又岂分卑禄薄者所能给乎！此必春秋以降，诸侯吞并之馀，地广国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禄亦厚，是以如此其备；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赐齐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侯曰：“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礼，臣拜君於堂下；虽君有命，仍俟拜毕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齐桓为诸侯盟主，权过於天子，然犹如是，则寻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是古礼；君自行君之谦，臣自循臣之节；辞者自辞，拜者自拜；不因其辞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晋文乃邻国之公子，旦夕为晋君，与秦穆同列，然犹如是，则本国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礼经》，臣初拜於堂下，君辞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谓“拜上”矣。齐桓、晋文所不敢出而此书乃如是，然则其为春秋以降沿袭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笃信《礼经》为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谓“礼，必待君辞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辞而拜於上，故谓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辞而拜於上，与辞而後成拜於上，均之为拜上也，岂得谓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礼也。”朱子则曰：“拜上，礼也。”吾宁从孔子而悖朱子，不敢从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圣人之所尤重者也。吴楚之僭王也，《春秋》书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国三公，吾谁▯从。”王之下不得复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复有公明矣。今《礼经》，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者，此何以称焉？说《经》者无可置词，乃以“大国之孤”当之。大国之孤仅见於《周官》，《经传》未尝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谁为之孤者？即使大国果有孤，既名为孤矣，亦不当复称为公；而孤止一人，亦不当称之为“诸公”也。或又以为“寄公”。然寄公偶有一人然耳，何缘得有诸公；而寄公於国君为宾，亦不应从臣礼也。盖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齐有棠公，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称公之始也。其後晋、韩、赵、魏氏灭知伯，亦僭称诸侯，而仍朝事晋君：《竹书纪年》所谓“桓公邑哀侯于郑”，“郑哀侯来朝”者是也。而鲁三桓亦僭称公：《孟子》所谓“费惠公”，《史记年表》所谓“三桓胜鲁如小侯”者是也。窃疑宋、卫诸邦亦当类是，但春秋、战国间百数十年载籍不存，无可考耳。然则此书乃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周公时固无此制也。觐礼，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礼也。聘礼，诸侯使大夫聘於诸
译【附录】先君周公制定周礼（出自《左传》文公十八年）
【附论】“孔子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制度，礼乐制度多么丰富美好啊！我遵从周礼。’”（出自《论语·八佾篇》）
△《礼经》成书于春秋以后
《古礼经》十七篇（现在称为《仪礼》），世人普遍认为这是周公所作。我考察认为：这本书周详细密，阅读它仍然足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遗风，了解名物制度的规范，用来考证经传的文字，对学者大有裨益，是不可废弃的书。然而，如果因此就认为这是周初的礼制，是周公所作的书，那就不对了。周公说：“祭祀享宴重在礼仪，如果礼仪超过了供品，就不叫享宴，这是因为心意没有专注于享宴。”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人，是出身平民的人；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人，是出身贵族的人。如果要用人的话，我遵从先学习礼乐的人。”那么，圣人看重的在于诚意，而不在于供品的完备；周初的制度还保留着忠诚质朴的风气，不崇尚繁复琐碎的礼节，这是很明显的。现在《礼经》所记载的，文辞繁琐，器物奢侈，与周公、孔子的意图截然相反，这大概就是所谓后来进化的礼乐，不是周公所制定的。况且古代公侯的封地仅方圆百里，伯爵七十里，子爵和男爵五十里；而现在聘问饮食的礼仪，牺牲、笾豆之类繁多而无用，耗费而不恰当，估计这样的礼仪每年不少于十多次，耗尽一国的民力恐怕还承担不起。至于上士的俸禄仅比中士多一倍，中士仅比下士多一倍，下士仅够代替自己耕种；而现在《士礼》中，办事的人实在众多，陈设的物品灿烂齐全，这难道是地位低下、俸禄微薄的人所能供给的吗！这必定是春秋以后，诸侯兼并之后，土地广阔、国家富足，而大夫、士的封邑也多，俸禄也厚，所以如此完备；这不是先王的制度。周襄王赐给齐侯祭肉说：“因为伯舅年老，加上辛劳，赐给一级爵位，不用下拜！”齐侯说：“小白，我怎敢贪恋天子的命令，不下拜呢！”于是下拜登堂接受。这是古礼，臣子在堂下拜见君主；即使君主有命令，仍然等待拜完才登堂，没有登堂后才完成拜礼的。齐桓公作为诸侯盟主，权势超过天子，尚且如此，那么寻常的卿大夫就可想而知了。秦穆公宴请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穆公赋《六月》。公子下拜稽首；穆公走下一级台阶来辞谢。这是古礼；君主自行君主的谦让，臣子自循臣子的节度；辞谢的人自行辞谢，拜礼的人自行拜礼；不会因为对方的辞谢而就在下面不完成拜礼。晋文公是邻国的公子，早晚将成为晋国国君，与秦穆公同列，尚且如此，那么本国的卿大夫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孔子说：“在堂下拜，是礼；现在在堂上拜，是傲慢。”现在《礼经》中，臣子起初在堂下拜，君主辞谢，于是登堂完成拜礼，这是孔子所说的“拜上”了。齐桓公、晋文公所不敢做的，这本书却这样记载，那么它是春秋以后沿袭的礼制而非周公的制度就明白了。朱熹笃信《礼经》是周公所作，于是曲解孔子的话，说“礼，一定要等君主辞谢后才登堂完成拜礼；现在不等辞谢就在堂上拜，所以称为‘傲慢’”。不知道登堂完成拜礼的人，究竟是在堂下拜呢？还是在堂上拜呢？不等辞谢就在堂上拜，与等辞谢后才在堂上完成拜礼，都是拜上，怎么能称为拜下！孔子说：“在堂下拜，是礼。”朱熹却说：“在堂上拜，是礼。”我宁愿遵从孔子而违背朱熹，不敢遵从朱熹而违背孔子。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又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借给别人。”名分，是圣人特别看重的。吴、楚僭越称王，《春秋》记载他们为“子”，是谨慎对待名分。所以说“王的臣子是公，公的臣子是大夫”；说“一国三公，我听从谁呢”。王的下面不能再有王，公的下面不能再有公，这是很明显的。现在《礼经》中，诸侯的臣子有所谓“诸公”的称呼，这该怎么称呼呢？解说经书的人无话可说，于是用“大国的孤”来对应。大国的孤仅见于《周官》，《经传》中未曾有过。宋国是公爵，春秋时代谁担任孤呢？即使大国真的有孤，既然名为孤，也不应当再称为公；而孤只有一人，也不应当称之为“诸公”。有人又认为是“寄公”。然而寄公偶尔有一人罢了，怎么会有诸公；而且寄公对于国君是宾客，也不应当遵循臣子的礼节。大概从春秋末年，大夫逐渐僭越：齐国有棠公，郑国伯有的臣子称伯有为“公在哪里”，这是卿大夫僭称公的开始。后来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灭掉智伯，也僭称诸侯，但仍然朝事晋君：《竹书纪年》所说的“桓公在郑国封哀侯为邑”，“郑哀侯来朝见”就是这种情况。而鲁国的三桓也僭称公：《孟子》所说的“费惠公”，《史记年表》所说的“三桓战胜鲁君如同小诸侯”就是这种情况。我怀疑宋、卫等邦也应当类似，只是春秋、战国间百十年的记载不存在，无法考证罢了。那么这本书乃是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载，所谓“诸公”就是晋国三家、鲁国三桓之类，周公时代本来没有这种制度。觐礼，诸侯朝见天子，是天下的重大礼仪。聘礼，诸侯派遣大夫聘问于诸
侯，礼之小焉者耳。觐礼之详，虽百聘礼不为过；而今《聘礼》之详反十倍於《觐礼》，此何故哉？此无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诸侯莫朝，觐礼久失其传矣，但学士大夫闻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记之；若聘礼乃当世所通行，是以极其详备。然则此书之作当在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为，岂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详，轻重之颠倒如是乎！盖凡传记所称“周公制礼”云者，亦止制其大纲而已。古者风尚简质，周初虽视夏、商为文，然较之春秋时已有“野人”之目；而圣人创制显庸以范围天下，欲其欣然乐就，亦必不过为繁赜难知之事。故《传》曰：“简则易从。”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况此十七篇中多系士礼，推而上之，为大夫，为诸侯，为天子，位益尊则其礼名益众而其礼文亦益繁，度不下数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为简策，重坠难举，数百篇者非十馀车不能胜，天下之人何由尽得之，尽知之，而尽遵守之乎！唐之《开元》，宋之《开宝》，非不详矣，然止存诸秘府以美观听耳；学士大夫犹多目不经见者，况於蚩蚩之民！周公之制必不如是，明矣！盖《春秋》之书法即周礼之大纲，正名定分，尊尊亲亲，其大较也。故晋韩起聘于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周公之礼固不在於繁文缛节而在於大纲大纪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略，至於润泽则亦各随其国之俗；而自东迁以後，世变风移，亦颇有所更改。故郑世子忽取於陈，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针子曰：“是谓不夫妇，诬其祖矣！”今《昏礼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则郑人昏礼，先配后祖；陈人昏礼，先祖后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礼颁行天下，不应陈人独不知；即不知，亦不当反以此为讥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丧服篇》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谁知之！盖古者父、母、妻、长子，其体略同，又皆主人自主丧：妻之子为母三年，长子之子为父三年，故主丧者亦三年、其後盖以妇人之故，不欲以大丧行之，故减而为期；其子亦降为期。故《丧服篇》“父在为母期”，为是故也。说者拘於此篇为周公所制，乃曲为之说，谓“天子绝期，故改而为三年”。夫位尊则服降，尊尊也，重正统也；今以绝期之故，反改期为三年，以尊故而加服，岂不倒行逆施矣乎！《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於孔子，《士丧礼》於是乎书。”是《士丧礼》之文▯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则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笔。盖自周衰，礼乐散佚，圣贤采列国之文献，参互考订。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既有之，礼亦宜然。故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然今《士丧礼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书。司马氏之《史记》，褚先生补之，後汉人续之矣。刘向之《列女传》，後汉人续之矣。许慎之《说文》，徐铉更定之矣。况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为当日之原本！犹不敢必为孔子之书，况欲笃信其为周公之书乎！惟是此书周密详备，学者藉是可以考经传之遗文，可以识三代之声名文物，而圣人之大经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执为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礼之断不可复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载於《周公》之篇，而附论之如此。
译诸侯朝见天子，只是礼仪中较为次要的部分罢了。觐见的礼仪应当极其详尽，即使比聘问的礼仪详细百倍也不为过；然而现在《聘礼》的详尽程度反而比《觐礼》高出十倍，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不再朝见天子，觐见的礼仪早已失传，读书人从前代贤哲那里听来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因而记录下来；至于聘问的礼仪，因为是当时通行的，所以极其详备。那么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应当在春秋以后，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真的是周公所作，怎么能够重大的礼仪反而简略，而次要的礼仪反而详尽，轻重颠倒到这种地步呢！大凡传记中所称“周公制礼”的说法，也只是制定了礼仪的大纲而已。古代的风尚简朴质实，周初虽然比夏、商两代显得文饰，但比起春秋时期，还被称为“野人”；而圣人创立制度以规范天下，希望人们欣然乐意地遵从，也一定不会做繁琐难懂的事情。所以《礼记》说：“简略就容易遵从。”仲弓说：“内心恭敬而行为简略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况且这十七篇中大多是士人的礼仪，由此向上推演，到大夫、诸侯、天子，地位越尊贵，礼仪的名称就越多，礼仪的条文也就越繁复，估计不下数百篇才能完备；而古代用竹简编连成册，沉重难以举持，数百篇的篇幅不是十几辆车装不下，天下的人怎么能全部得到、全部知晓，并且全部遵守呢！唐代的《开元礼》、宋代的《开宝礼》，难道不详尽吗，但只是保存在秘府中用来美观听览罢了；读书人尚且大多没有亲眼见过，何况是愚昧的百姓！周公制定的礼仪一定不是这样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凡《春秋》的书法就是周礼的大纲，正名定分，尊尊亲亲，是它的大致原则。所以晋国的韩起聘问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全都在鲁国了！”那么周公的礼仪本来就不在于繁文缛节，而在于大纲大纪。由此说来，周公所制定的只是礼仪的大略，至于润色细节，则各自随各国的习俗而定；而从周平王东迁以后，世道变迁风气转移，也有许多更改。所以郑国世子忽娶陈国女子，陈国针子送女，先成婚而后祭祖，针子说：“这叫不夫妇，欺骗了祖先！”现在《昏礼篇》正是先成婚而后祭祖。那么郑国的昏礼，是先成婚后祭祖；陈国的昏礼，是先祭祖后成婚。如果真的是周公制定的礼仪颁行天下，不应该只有陈国人不知道；即使不知道，也不应当反而以此为讥讽。王穆后去世，太子寿去世，晋国叔向说：“君王一年之内有了两次三年的丧事。”现在《丧服篇》规定为妻子服丧一年。叔向博通古今，楚国想用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来傲视他而不能做到；如果真的是周公制定的礼仪，叔向怎么能不知道！叔向不知道，天下的人又有谁知道呢！大凡古代父亲、母亲、妻子、长子，他们的地位大体相同，又都是由主人自主丧事：妻子的儿子为母亲服丧三年，长子的儿子为父亲服丧三年，所以主丧的人也是三年；后来大概因为妇人的缘故，不想用大丧的礼仪来办理，所以减为一年；他的儿子也降为一年。所以《丧服篇》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解说的人拘泥于这一篇是周公所制，于是曲意解说，说“天子断绝一年的丧期，所以改为三年”。地位尊贵则丧服降低，这是尊尊的原则，重视正统；现在因为断绝一年丧期的缘故，反而将一年改为三年，因为尊贵的缘故而加重丧服，岂不是倒行逆施了吗！《礼记》说：“恤由去世，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人的丧礼，《士丧礼》于是被记录。”这是《士丧礼》的文字出自孔子。以此类推其他篇章，也一定不是周公的手笔。大凡自从周朝衰微，礼乐散佚，圣贤采集各国的文献，互相考证。所以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整理音乐，雅颂各得其所。”音乐既然有这种情况，礼仪也应当如此。所以说：“多听，选择好的去遵从，多看并记住，这是次一等的智慧。”然而现在《士丧礼篇》也未必就是孔子所写。司马迁的《史记》，褚先生补写过，东汉人续写过；刘向的《列女传》，东汉人续写过；许慎的《说文解字》，徐铉修订过。何况在秦火以前，怎么能断定它就是当时的原本！尚且不敢断定是孔子的书，何况想要笃信它是周公的书呢！只是这本书周密详备，学者凭借它可以考证经传的遗文，可以认识夏商周三代的声名文物，而圣人的大经大法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如此而已。儒者一定要执着地认为这是周公的制度，于是使得世人怀疑古代的礼仪断然不可在后世施行，于是非今是古的人接踵而起；儒者也不得不分担这个罪责。所以现在这十七篇的作品不记载在《周公》的篇章中，而附论如下。
△《周官》作於战国之世
西汉末，《周官》一书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犹以为记，未以为经也。迄东汉末，郑康成注之，名曰《周礼》，与《礼经》、《戴记》并行，於是世之学者咸以《周官》为经，且以为周公所作；虽有宋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余按：此书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九州之内，约方三千余里；外尽四海，不过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书》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今《周官》封国之制，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计为方万里。四海之内，安所得如许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阳东际海，西逾积石而西，亦不过五千馀里，经传之文较然可征，《周官》之诬亦已明矣。国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别也。今《周官》天子之地仅四诸公，而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贾谊所谓“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岂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时列国吞并之馀，宋、鲁犹不过二三百里，郑、许犹不过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当封国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鲁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里，则曹、邾、滕、薛皆在境内，何容复有此四国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公羊传》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过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是三代正赋之外未有丝毫课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曲为之解，谓“战国时宅虽毛，亦有里布；民虽有职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谓‘无夫里之布’者，谓宅毛及民有职事者耳，非谓一概无之也。”夫不毛无职事而使出夫里之布，是有夫里之布乎？是无夫里之布乎？孟子谓“无夫里之布”而儒者谓“有夫里之布”，吾未见其可信也！盖此书撰於战国之时，彼固见当时有此法而遂以为其初固然耳，不必强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书》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记》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又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则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尔，则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当同日而郊。况如此巨典，记礼者尤不应竟无一人知之也。《春秋》中书“郊”者凡九，皆但书郊，未有书南北郊者。果有两郊，不应混而同之。则其说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统言之，则曰“朝”；切指之，则曰“觐”。故《书》曰“群后四朝”；诗曰“君子来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觐，犹“见”也。故书曰“乃日觐四岳群牧”；《诗》曰“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春秋传》曰“王觐为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朝之外别无所谓觐也。“遇”者，不期而值之谓，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诸侯修岁事於天子，不可谓之遇也。《书》曰“江汉朝宗于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记》所谓宗人莫之宗”、《史记》所谓“学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谓之“朝宗”；非诸侯于天子又有所
译《周官》成书于战国时代
西汉末年，《周官》一书问世，刘向、刘歆之流都推崇它；然而当时还只把它当作记载，并未把它视为经典。到了东汉末年，郑康成为它作注，改名为《周礼》，与《礼经》、《戴记》并行，于是世间的学者都把《周官》当作经典，并且认为它是周公所作；即使到了宋代的大儒们，也没有人不深信不疑。我考察后认为：这本书条理详尽完备，确实有可取之处，但如果说它是周公所作，是周朝一代的制度，那就不对了。九州之内，大约方圆三千多里；向外直到四海，也不过五千里。所以孟子说：“海内的土地，方圆千里的有九块。”《礼记》说：“四海之内，分为九州；每州方圆千里。”《尚书》说：“辅佐完成五服的制度，直到五千里；每州有十二个师；向外直到四海，都设立五长。”如今《周官》中封国的制度，公爵方圆五百里，侯爵方圆四百里，伯爵三百里，子爵二百里，男爵百里；天子王畿之外，又分为九畿，每畿每面五百里：总计方圆万里。四海之内，哪里能得到这么多土地来分封和设立王畿呢！如今从洛阳向东直到海边，向西越过积石山再向西，也不过五千多里，经典传文的记载明显可以验证，《周官》的虚妄也就很明白了。国家的建立，一定是根本大而末端小。天子对于诸侯，是君臣关系；公、侯、伯、子、男之间，是兄弟关系。所以天子的土地是诸侯的百倍，公侯的土地是伯爵的两倍，伯爵的土地是子男的两倍，这是根本与末端的区别。如今《周官》中天子的土地仅仅相当于四个公爵，而公爵的土地却是男爵的二十五倍，这正是贾谊所说的“小腿粗得像腰，手指粗得像大腿”，这难道是先王“辨别上下，安定民心”的大法吗！况且春秋时期各国兼并之后，宋、鲁也不过二三百里，郑、许也不过一二百里，它们的旧地都在且可以查考。所以孟子说：“现在的鲁国，方圆百里的有五块。”当初分封诸侯时，土地一定比这小，不会比这大，这是明显的。鲁国就是今天的曲阜，如果真是方圆四百里，那么曹、邾、滕、薛都在其境内，怎么还能容得下这四个国家呢！《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公羊传》说：“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借田制。”又说：“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多于十分之一，就是大桀小桀。”孟子说：“夏代五十亩而贡，殷代七十亩而助，周代百亩而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这说明三代征收民赋的制度没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如今《周官》却说“远郊二十取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取一”，这显然不是周公的法度。孟子说：“没有夫里之布，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并愿意成为那里的百姓。”这说明三代正赋之外没有向百姓征收丝毫的赋税。如今《周官》却说“住宅不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百姓没有职事的要缴纳夫家之征”，这显然也不是周公的法度。后来的儒者却曲解说：“战国时住宅虽然种了桑麻，也有里布；百姓虽然有职事，也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说的‘无夫里之布’，是指住宅种了桑麻以及百姓有职事的情况，并不是说一概没有。”如果住宅不种桑麻、没有职事却让他们缴纳夫里之布，这是有夫里之布呢？还是无夫里之布呢？孟子说“无夫里之布”而儒者说“有夫里之布”，我没看到这种说法可信！大概这本书撰于战国之时，作者既然看到当时有这种法度，就认为起初本来就是这样，不必强行引用孟子的话来勉强附会。《尚书》说：“过了三天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用牛二头；过了第二天戊午日，在新邑社坛祭祀，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礼记》说：“郊祭只用特牲，而社稷祭用太牢。”又说：“祭天的牛不吉利，就用来祭稷。”又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这说明古代只有一个郊祭，祭天在郊外，而祭地则在社坛。如今《周官》却说“冬至在南郊祭天，夏至在北郊祭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周公在洛邑为什么只有一个郊祭？即使兼祭天地，也不应当在同一天进行郊祭。况且如此重大的典礼，记载礼制的学者更不应该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春秋》中记载“郊”的共有九次，都只写郊，没有写南北郊的。如果确实有两个郊，不应该混淆等同。那么这种说法出于后人臆测就明显了。统而言之，称为“朝”；具体指称，称为“觐”。所以《尚书》说“群后四朝”；《诗经》说“君子来朝”；《春秋》说“公朝于王所”。觐，就是“见”的意思。所以《尚书》说“乃日觐四岳群牧”；《诗经》说“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春秋传》说“王觐为可”；又说“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朝之外另外没有所谓觐的。“遇”，是不期而遇的意思，所以《春秋》说“公及宋公遇于清”。诸侯向天子修习岁事，不能称为遇。《尚书》说“江汉朝宗于海”，朝就是朝廷的朝，宗就是宗子的宗；《礼记》所说的“宗人莫之宗”、《史记》所说的“学者宗之”就是这个意思。朝，是君臣之间的事；宗，是族姓之间的事。用人来比喻水，所以称为“朝宗”；并不是诸侯对于天子又有所
谓“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经传有此事乎！有此文乎！盖撰此书者亦当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实而妄以意度之也。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为乖谬，盖景但有长短之殊，并无朝夕之异。今东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後一刻；无论何地，置表待昼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谓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历法，不游四方者之所为；宁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即不能欺，而沈酣经传之儒或反信之，其亦异矣！至於《史记》所称“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书》中《周官篇》而言，《书序》所谓“成王还归在丰，作《周官》”者，与此书无涉也。嗟夫，自《周官》一书出，汉人据之以释《经》，其有不合，则穿凿附会，以致离经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据“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复据“王及後世子不会”之文以启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虽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济其私，然不可谓非《周官》之有以启之也！可不为世之大监戒与！乃儒者犹奉此以为周公之书而反疑诸经《孟子》之误，亦可谓倒行而逆施矣！间有不信此书者，无识之徒必力排而痛诋之，以故视视而莫敢议，遂使三代之经制为歆人所杂乱，良可叹也！或以为刘歆所伪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书则明甚也。余故详为之辨，而《周公》之篇不载作《周官》之事。
译所谓“宗”的意思。如今《周官》的文本却将其解释为“春季朝见，夏季宗见，秋季觐见，冬季遇见”：经传中有这样的事吗？有这样的话吗？大概撰写这本书的人，正处在典籍散失之后，所以无法得知实情，就随意揣测罢了。至于土圭测影的方法，以及“景朝景夕”的说法，尤其荒谬，因为日影只有长短的区别，并没有早晚的差异。现在向东走数百里，太阳出入就早一刻；向西走数百里，太阳出入就晚一刻；无论在哪里，立表等待白天漏刻过半，太阳没有不在正南方的：怎么能有所谓的“景朝景夕”呢！这一定是那些不通历法、没有游历四方的人所写的；难道周公那样才德美好的人，会有这样的言论吗！这即使是稍微懂得人情事理的人也不能被欺骗，而沉迷于经传的儒生反而相信它，这也太奇怪了！至于《史记》中所说的“周公作《周官》，作《立政》”，是指《周书》中的《周官篇》而言，《书序》所说的“成王回到丰邑，作《周官》”，与这本书无关。唉，自从《周官》一书出现，汉人依据它来解释《经》，如果有不合之处，就穿凿附会，导致背离经典、违背正道的人不少了！到了宋代，王安石于是依据“泉府”的注释来推行青苗法，蔡京又依据“王及后世子不会”的文字来开启徽宗的奢侈，而宋朝最终因此灭亡。虽然这两人的意图只是假借此书来成全私欲，但也不能说不是《周官》有所启发的！这难道不是世间的重大鉴戒吗！然而儒生仍然奉此书为周公所作，反而怀疑其他经典和《孟子》的错误，也可以说是倒行逆施了！偶尔有不相信此书的人，无知之徒必定极力排斥并痛加诋毁，因此大家看着却不敢议论，于是使得三代的经制被刘歆所扰乱，实在令人叹息！有人认为这是刘歆伪作的，固然不完全是这样，但肯定不是周公的书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详细地加以辨明，而《周公》篇中不记载作《周官》的事情。
△《周颂》及《小雅》首数篇皆作於成王以後
《周颂》三十一篇，说《诗》者以为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鸣》以下诸篇，说者亦以为周公作。余按：《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又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诗中明举二王之谥，则非成王时诗明甚。由是言之，《周颂》或有周公所作，必不尽周公所作也。季札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当周公时，固不可谓之“衰”。说者曲为之解，训衰为小，谓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也，由盛而渐降焉之谓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未大盛，亦不得谓之衰；况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谓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据《左传》已为召穆公作；《出车》乃《小雅》第八篇，据《汉书》已为宣王时诗，然则《小雅》之为周衰时诗，显然无可疑者，不得以为周公之所作也。盖圣人所以为圣人者，非必事事皆躬为之，亦非必事事皆胜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为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颂》皆自己作而後足见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颂》，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恶则恶皆归之，有善则善亦皆归之。顾作诗之时世不符，读者必致失其本意，穿凿附会，而《诗》之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载作《雅颂》事。《周颂》不皆周公所作，说详见後《成康之际篇》中。《鹿鸣》以下诸篇非周公作说详见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
△《月令》作於战国之世
《月令》一篇，世多以为周公所作。郑康成云：“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是汉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语林》云：“《月令》出於《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吕纪》采於《周书》，非《戴记》取於《吕纪》明矣。”则又以康成为非是。余按：《逸周书》本後人所伪撰，所言武王之事皆与经传剌谬，其非周初史官所记显然。然则《周月》、《时训》两篇或即采之《吕氏春秋》或与《吕纪》同采之於一书，均未可知；与得以《逸周书》有之遂断以为周公之书也哉！况《月令》所言多阴阳家说，所载政事虽有一二可取，然所系之月亦未见有不可移易者；盖撰书者杂采传记所载政事而分属之於十二月，是以纯杂不均，邪正互见，岂惟非周公之书，亦断非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较著者。周公上距尧世止千二百馀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虚中”，上距《尧典》之“仲春星鸟”，“仲秋星虚”，己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汉之末千馀年，至刘宋又数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下至《三统历》，正月中日犹在室十四度，至《元嘉历》，正月中日犹在室一度，才差十馀度耳。虽测验或有疏密，然不至大相迳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远？下逮汉、宋之世何太近？其为战国时人所撰，毫无疑义。不知前人论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为周公之书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载作《月令》之事。
△《尔雅》作於秦、汉间
世或以《尔雅》为周公所作。或云：“周公止作《释诂》一篇，馀皆非也。”余按：《释诂》等篇乃解释《经》、《传》之文义，《经》、《传》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周公何由预知之而预释之乎！至於他篇所记制度名物之属，往往有与《经》、《传》异者，其非周公所作尤为明著。大抵秦、汉间书多好援古圣人以为重，或明假其名，若《素问》、《灵枢》之属，或传之者谬相推奉，若《本草周官》之类，皆不可信。故今不载。
【附录】“公薨，成王葬于毕。”（《书序》）
△辨葬周示臣之说
《书序》云：“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
译△《周颂》及《小雅》开头几篇都作于成王之后
《周颂》共三十一篇，解说《诗经》的人认为都是周公所作。《小雅·鹿鸣》以下的各篇，解说的人也认为是周公所作。我考察：《周颂》中说：“成王不敢安逸，早晚恪守天命，宽厚而慎密。”又说：“噫嘻成王，你已昭示并假借了天命。”又说：“自从成王、康王以来，完全拥有四方。”诗中明确举出两位王的谥号，那么显然不是成王时期的诗。由此说来，《周颂》或许有周公所作的，但必定不全是周公所作。季札在周地观乐，当乐工演奏《小雅》时，他说：“美好啊！思念而不二心，怨恨而不直言，这大概是周德衰微了吧？”在周公的时代，本来不能称为“衰微”。解说的人曲意辩解，将“衰”训释为“小”，说周德尚小。然而“衰”就是“衰”（音cuī），是由兴盛而逐渐下降的意思，所以说“从此以后就衰微了”。即使没有大大兴盛，也不能称为衰微；何况周公的时代，周德正兴盛，称之为衰微，可以吗！况且《常棣》是《小雅》第四篇，根据《左传》已是召穆公所作；《出车》是《小雅》第八篇，根据《汉书》已是宣王时的诗，那么《小雅》是周朝衰微时期的诗，显然无可怀疑，不能认为是周公所作。大概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非一定要事事都亲自去做，也并非一定要事事都胜过别人，正是因为他不自有其善而能拥有天下的善，这是别人所不及的。不必《雅》、《颂》都是自己作才能足以显现周公的才德之美，只要他能促成太平的盛世，使天下后世有这些《雅》、《颂》，这才是周公的大功。大体世俗的情态，有恶行则恶行都归咎于他，有善行则善行也都归功给他。但作诗的时代与事实不符，读者必然导致失去本意，穿凿附会，于是《诗》的教化就荒废了。所以现在予以纠正，而在《周公》篇中不记载他作《雅》《颂》的事。《周颂》不全是周公所作，详细说法见后文《成康之际篇》中。《鹿鸣》以下各篇非周公所作，详细说法见后文《宣王》及《召穆公》篇中。
△《月令》作于战国时代
《月令》一篇，世人多认为是周公所作。郑康成说：“这原本是《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开头部分，喜好礼学的学者抄录合并而成；其中的官名和时事大多不符合周朝的法制。”汉代儒生本来就已经否定这种说法了。而唐代《语林》说：“《月令》出自《周书》第七卷的《周月》、《时训》两篇，蔡邕说‘周公所作’，这是《吕纪》采自《周书》，并非《戴记》取自《吕纪》，这是明确的。”于是又认为郑康成不对。我考察：《逸周书》本来是后人所伪撰，其中所说的武王之事都与经传相违背，显然不是周初史官所记录。那么《周月》、《时训》两篇或许是采自《吕氏春秋》，或许与《吕纪》同采自一本书，都不可知；怎么能因为《逸周书》中有就断定是周公的书呢！况且《月令》中所说的多是阴阳家的学说，所记载的政事虽然有一二可取之处，但所归属的月份也未见有不可移易的；大概是撰书者杂采传记所载的政事而分属到十二个月，所以纯粹与杂乱不均，邪说与正道互见，岂止不是周公的书，也断然不是周人的制度。郑康成的话是对的。至于所推算的中星和日躔，更是明显显著的。周公上距尧的时代只有一千二百多年，而《月令》说“季春黄昏七星居中”，“季秋黄昏虚星居中”，上距《尧典》的“仲春星鸟”，“仲秋星虚”，已经相差一个月。周公下至西汉末有一千多年，到刘宋又有几百年，而《月令》说“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下至《三统历》，正月中日还在室宿十四度，到《元嘉历》，正月中日还在室宿一度，才相差十几度而已。虽然测验或许有疏密，但不至于大相径庭。上溯唐、虞时代为何太远？下逮汉、宋时代为何太近？其为战国时人所撰，毫无疑义。不知前人论述者为何不考察这一点就遽然相信是周公的书！所以现在在《周公》篇中不记载他作《月令》的事。
△《尔雅》作于秦、汉之间
世人有的认为《尔雅》是周公所作。有的说：“周公只作了《释诂》一篇，其余都不是。”我考察：《释诂》等篇是解释《经》、《传》的文义，《经》、《传》的创作大半在周公之后，周公怎么能够预先知道而预先解释呢！至于其他篇所记载的制度名物之类，往往有与《经》、《传》不同的，其非周公所作尤为明显。大体秦、汉之间的书都喜好援引古代圣人以自重，有的明显假托其名，如《素问》、《灵枢》之类，有的传述者错误地推崇，如《本草周官》之类，都不可信。所以现在不记载。
【附录】“周公去世，成王将他葬在毕。”（《书序》）
△辨明葬周示臣的说法
《书序》说：“周公在丰邑，将要去世，想葬在成周。周公去世，成
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尚书大传》云：“周公老于丰。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余按：《大传》之说盖即本之《书序》，而语殊浅陋无伦理。周公为成王臣，天下谁不知者，何待葬以示之；而成王尚存，亦不得称其谥也。《史记鲁世家》与《大传》略同，盖即采《大传》之文而少更定之。惟《书序》之言较无大谬，然《序》之失《经》意者亦多，而《毫姑》之篇已亡，无由决其是非。故今删而存之；而《大传》、《世家》之文概不录。
译周武王葬于毕地；告知周公，作《亳姑》。”《尚书大传》说：“周公在丰邑衰老。周公病重时说：‘我死后，一定要葬在成周，向天下显示我是成王的臣子。’周公死后，成王没有把他葬在成周，而是葬在毕地，向天下显示不敢把他当作臣子。”我考察认为：《大传》的说法大概就源自《书序》，但言辞特别浅陋，不合伦理。周公是成王的臣子，天下谁不知道呢，何须通过安葬来显示；而且成王当时还活着，也不能称他的谥号。《史记·鲁世家》与《大传》大致相同，大概是采用了《大传》的文字并稍作修改。只有《书序》的话没有大的错误，然而《书序》违背经文原意的地方也很多，而《亳姑》这一篇已经失传，无法判断其是非。所以现在删去而保留原文；至于《大传》和《世家》的文字，一概不收录。
△《史记》载成王亲迎於周公卒後之非
成王威风雷之变而亲迎周公一事，《史记》载於周公卒後。今按《尚书金▯篇》，在作《鸱▯》後，伐武庚前。惟颜师古引《尚书大传》文，以此为成王将葬周公於成周时事。然则《史记》盖因《传》而误也。夫以为在周公卒後，则所谓亲迎者迎何人乎？所谓出郊者欲何为乎？《史记》不能解说，遂以郊为郊祀之郊，而谓鲁之得郊因此，是因一误而再误矣！此事幸《金▯》之篇犹存，故人不之信；不幸而此篇或逸，人未有不以为实然者。然则《史记》中因所采之书已亡，无所考证，而人莫由知其误者，可胜道哉！吾愿世之读《史记》者闻一知二，举一反三，勿执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实也！
○文武周公通考
经传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为文王事武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与周公相属者。不可强断而分系之。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开厥後。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诗周颂》）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书西伯戗黎）
△戡黎之西伯未可指定
《尚书大传》言“西伯<今戈>（戡同）耆，纣囚之牖里。”《史记周本纪》称“文王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惧，以告纣。”则是所谓耆者即《商书》之黎，前以戡黎为文王事也。蔡氏《书传》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记》尝载纣使胶鬲观兵，胶鬲问之曰：‘西伯何为而来？’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金氏《通监前编》云：“观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则是时殷已阽危，亡无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纲目前编》因之，遂系之於武王观兵之日。余按：黎近殷土，则以为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称王，则武王自当仍称西伯。但传记皆无明文，亦未敢决为武王之事。至《纲目前编》以此事为即《史记》之观兵於孟津，则亦未合。何者？黎在东山，孟津在南河，戡黎不必由盂津渡河也。黎近朝歌，在孟津之东北数百余里，亦不得谓至孟津而还师也。戡黎观兵，当是两事恐不容合以为一也。故今统载之於《文武篇》中，宁阙其所不知，不敢误也。
【附录】“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论语微子篇》）
△八士氏族未详
或以八士为南宫氏，伯适为南宫括，其说近是。然经传未有明文。故附录於此。
【附论】“于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论语子张篇》）
△文、武不可歧视
自汉以来，学者多称文王而毁武王，其意以为文与武若黑白之判然也。余观圣门论列，则多以文、武并称，未有歧而视之者，然则是文、武无二道也。惟《孟子》书多称文王，盖武王之道即文王之道，言文则足以兼武，犹言伯夷而不及叔齐也。故文王之与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无异同。故今於《通考》录此章，以见学者於古圣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孟子》）
“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
△灭国五十非一时事
按：伐纣为武王时事，伐奄为成王时事，经传皆有明文；而此数语未有确据，无由决其时世。窃意灭国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时之事；疑此数语皆兼武、成两世言之。故并录於此。
【附录】“《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易系辞下传》）
【附论】“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
△《易彖》、《爻》词不可定为文王、周公作
近世说《周易》者皆以《彖词》为文王作，《爻词》
译△《史记》记载成王在周公死后亲自迎接周公一事是错误的
成王因雷风之变而亲自迎接周公这件事，《史记》记载在周公去世之后。现在查考《尚书·金縢篇》，此事发生在作《鸱鸮》之后，讨伐武庚之前。只有颜师古引用《尚书大传》的文字，认为这是成王将要安葬周公于成周时的事。那么《史记》大概是依据《传》而产生了错误。如果认为是在周公去世之后，那么所谓“亲自迎接”是迎接谁呢？所谓“出郊”又是想做什么呢？《史记》无法解释，于是把“郊”解释为郊祀的“郊”，并说鲁国得以举行郊祀因此而来，这是由一个错误导致另一个错误！这件事幸好《金縢》篇尚存，所以人们不相信；如果不幸这篇文献散佚，人们没有不认为确实如此的。那么《史记》中因为所采信的书籍已经亡佚，没有依据考证，而人们无法知道其错误的情况，哪里能说得完呢！我希望世上阅读《史记》的人能闻一知二，举一反三，不要固执于先入为主的言论，以致失去古人的真实情况！
○文武周公通考
经传的文字中，有同时提及文王、武王的，有不知道是文王之事还是武王之事的，也有文王、武王之事与周公之事相关联的。不可强行断定并分别归类。现在将它们通列于此。
“允文文王，能够开创他的后代。嗣武承受了它，战胜殷商，制止杀戮，最终确定了你的功业。”（《诗经·周颂》）
“西伯已经攻克黎国，祖伊恐惧，跑去向纣王报告。”（《尚书·西伯戡黎》）
△攻克黎国的西伯不可指定
《尚书大传》说“西伯攻克耆国，纣王将他囚禁在牖里。”《史记·周本纪》称“文王讨伐密须，第二年打败耆国；殷朝的祖伊恐惧，以此报告纣王。”那么所谓的耆国就是《商书》中的黎国，以前将攻克黎国作为文王的事。蔡氏《书传》说：“有人说：‘西伯，是武王。’《史记》曾经记载纣王派胶鬲观察军队，胶鬲问他：‘西伯为什么而来？’那么武王也继任文王成为西伯了。”金氏《通鉴前编》说：“看祖伊的话说，‘上天已经终结了我殷朝的命数’，‘殷朝即将灭亡’，那么当时殷朝已经危在旦夕，灭亡没有几天了，那显然不是文王。”《纲目前编》沿袭此说，于是将此事系于武王观兵之日。我按：黎国靠近殷朝国土，那么认为是武王的事较为接近；而文王既然没有称王，那么武王自然应当仍称西伯。但传记都没有明文，也不敢决断为武王的事。至于《纲目前编》将此事作为即《史记》中在孟津观兵的事，那么也不符合。为什么呢？黎国在东山，孟津在南河，攻克黎国不一定经由孟津渡河。黎国靠近朝歌，在孟津东北几百多里，也不能说到了孟津就撤军。攻克黎国和观兵，应当是两件事，恐怕不容合并为一。所以现在统一记载在《文武篇》中，宁可空缺所不知道的，不敢弄错。
【附录】“周朝有八位贤士：伯达、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随。”
（《论语·微子篇》）
△八士的氏族不详
有人认为八士是南宫氏，伯适是南宫括，这种说法较为接近。然而经传没有明文。所以附录于此。
【附论】“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于地，在人身上：贤者识得其大的方面，不贤者识得其小的方面，没有不含有文王、武王之道的。夫子哪里不学习呢！’”（《论语·子张篇》）
△文王、武王不可歧视
自汉代以来，学者多称颂文王而诋毁武王，他们的意思以为文与武如同黑白一样判然分明。我观察圣门弟子的论列，则多以文王、武王并称，没有歧视看待的，那么文王、武王没有两种不同的道。只有《孟子》书中多称文王，大概武王的道就是文王的道，说文王就足以兼括武王，犹如说伯夷而不及叔齐。所以文王与武王，其德行有高下，其道没有异同。所以现在在《通考》中录下这一章，以显示学者对于古圣人不可妄自有所高低褒贬。
“文王的德行经过百年之后才去世，尚且未能普及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然后大行其道。”（《孟子》）
“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驱赶虎豹犀象而远离它们，天下大为喜悦。”（《孟子》）
△灭国五十不是一时之事
按：讨伐纣王是武王时的事，讨伐奄国是成王时的事，经传都有明文；而这几句话没有确凿依据，无法决断其时代。我私下认为灭国多达五十个，必定不是一时之事；怀疑这几句话都是兼指武王、成王两代而言。所以一并录于此。
【附录】“《易》的兴起，大概是在殷朝的末世，周朝的盛德之时吧？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上吧？”（《易·系辞下传》）
【附论】“晋侯派韩宣子来聘问，在太史氏那里观书，见到《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与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左传》昭公二年）
△《易》的《彖》、《爻》辞不可定为文王、周公所作
近世解说《周易》的人都将《彖辞》定为文王所作，《爻辞》
为周公作。朱子《本义》亦然。余按：《传》前章云：“《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初未言“中古”为何时而“忧患”为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时，然未尝言为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乎”，皆为疑词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决言其时世，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至司马氏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之，以为文王▯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西伯之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里，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纪》所云“益八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及斑氏作《汉书》，复因《史记》之言，遂断以词为文王之所系。是以《艺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谓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词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称“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称“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应预知而预言之。《史》、《汉》之说不复可通，於是马融、陆绩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词》谓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郑康成、王弼复以卦为包羲、神农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後後儒始独以《彖词》属之文王，而分《爻词》属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谓文王作《彖词》，周公作《爻词》者，乃汉以後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而展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夫以卦为羲、农所重，虽无确据，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系《易》，则传记从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有见《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语，然此自谓《易象》，非谓《易词》也。晋文公之谋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则是《易词》晋固有之，不待至鲁而後见。且即使起所见者果《易》之词，而《卦爻》之词果文王与周公所分系，则於文当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汉以後，司马、班氏最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称周公。乃至《易纬乾凿度》、《通卦验》等书最善附会者，亦但称羲、文、孔三圣人而无一言及於周公。乌得分《卦爻》之词而属之两人也！且《系词传》文云：“其初难知；其上易知。”又云：“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然後承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此文朱子分为两章，古本合为一章）前呼後应，词意甚明。所谓“其辞危”者，正指诸爻之词而言；若果词内有文王以後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汉》误称之，不得独摘《彖词》属之文王，而别以《爻词》属之周公也。乃朱子《本义》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详其展转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系，此周公所系，若传记确有明文可据，传经以来即如是说者。无乃非阙疑之义，而使後之学者靡所考证乎！故今但录《易》、《春秋》传原文以存疑义；而不敢据汉儒展转猜度之说，遂直断何者为何人所作。仍略记其为说之因，庶使学者有所考焉。
译这是为周公所作的。朱熹的《本义》也是这样的看法。我考察：《易传》前一章说：“《周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周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的吧？”起初并没有说明“中古”是什么时代，“忧患”又是什么事情。到了这一章才开始说它创作于文王时期，然而从未说过是文王亲自创作的。况且文中说“大概是在”，说“大概有”，说“邪”，说“乎”，都是表示怀疑的词语，不敢做出决断。那么创作《易传》的人根据文辞推度，尚且不敢决断地说出它的时代，何况能决断地知道它是谁写的书呢！等到司马迁作《史记》，因为《易传》的这段文字，于是加以附会，认为是文王在羑里推演而成的；因此《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禁在羑里，大概是将《周易》的八卦增加为六十四卦。”《自序》也说：“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周易》。”（“演”的意思是增加，也就是《本纪》所说的“将八卦增加为六十四卦”）从此就认为《周易》的卦是由文王重卦而成的。等到班固作《汉书》，又依据《史记》的话，于是断定卦辞和爻辞是文王所系联的。因此《艺文志》说：“文王重演《周易》六爻，创作了《上经》和《下经》。”又说：“人经历了三位圣人，时代经历了三个古代。”（指的是伏羲、文王、孔子）从此就认为《周易》的卦辞和爻辞是文王所作的了。然而其中有很可疑的地方。《明夷》卦第五爻称“箕子之明夷”，《升》卦第四爻称“王用亨于岐山”，都是文王之后的事情，文王不应该预先知道并预先说出。《史记》、《汉书》的说法就不再通顺了，于是马融、陆绩等人不得已，便割裂《爻辞》说是周公所作，以勉强保全这种说法。而郑玄、王弼又认为卦是由伏羲、神农重卦而成的，不是文王所推演的。然后后来的儒者才单独将《卦辞》归属于文王，而将《爻辞》归属于周公。由此说来，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说法，乃是汉代以后的儒者依据《史记》、《汉书》的文字辗转猜度而来的，并不是有确凿证据可以考证的。认为卦是由伏羲、神农重卦而成的，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道理上或许存在；至于周公系联《周易》，则传记中从未提及，只有《春秋左传》中有见到《易象》而知周公之德的言语，然而这自是指《易象》，并非指《易辞》。晋文公谋划迎接周襄王时，占卜，遇到《大有》卦变为《暌》卦，说：“吉利，遇到了‘公用亨于天子’的卦。”那么《易辞》在晋国本来就有，不等到鲁国才见到。况且即使卜筮所见到的果真是《易》的辞，而《卦爻》的辞果真是文王与周公分别系联的，那么在文辞上应当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也不能只赞美周公而不提及文王。秦、汉以后，司马迁、班固最为接近古代，然而都只说文王，不称周公。乃至《易纬乾凿度》、《通卦验》等最善于附会的书，也只称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没有一句话提及周公。怎么能将《卦爻》的辞分割开来归属于两个人呢！况且《系辞传》的文字说：“它的初爻难以知晓；它的上爻容易知晓。”又说：“二爻与四爻功能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与五爻功能相同而位置不同。”又说：“爻有等级，所以说万物；万物相互交错，所以说文辞；文辞不当，所以吉凶产生。”然后接着说：“《周易》的兴起，大概是在殷朝的末世，周朝的盛德之时吧？大概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之时吧？因此它的文辞危惧，危惧的使人平安，安逸的使人倾覆。”（这段文字朱熹分为两章，古本合为一章）前后呼应，词意非常明白。所谓“它的文辞危惧”，正是指各爻的文辞而言；如果文辞内确实有文王之后的事情，或者《周易》并非文王所作而《史记》、《汉书》误称，就不能单独摘取《卦辞》归属于文王，而另将《爻辞》归属于周公。然而朱熹的《本义》既不纠正这种猜度的失误，又不详细考察其辗转附会的原因，却直接说这是文王所系联，这是周公所系联，好像传记中有确切的明文可以依据，传授经学以来就是这样说的。这恐怕不符合存疑阙疑的原则，而使得后来的学者无所考证吧！所以现在只记录《周易》、《春秋左传》的原文以保留疑问；而不敢依据汉儒辗转猜度的说法，就径直断定何者为何人所作。仍然简要记下这种说法产生的原因，希望使学者有所考证。
○周公事迹附考
经传所记周公之事，不当入於《成王篇》中及无从辨其先後者，统载於此。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书洛诰》）
△“保命七年”事未可确知
按：《明堂位》、《韩诗外传》皆以七年为周公践阼之年；《伪传》从之，前篇已辨之矣。《蔡传》以为周公在洛之年，其说较正。然窃疑此文似当自成王亲迎周公之日数之，乃於事理为近；特不当有摄政践阼之事耳。但经传皆无明文，未敢臆断。今统载於篇後，以存缺疑之义。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公羊传》隐公五年）
△周、召分陕不在武王时
《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按：《书康王之诰》：“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春秋传》：“却▯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则是所主者朝觐会同事耳。至於政令之布，仍当二相共理之。若取天下而平分之二人，亦非体制也。《乐记》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世儒缘此，遂有谓二公分陕在武王世者。按《史记燕世家》，此文载於成王之世。盖武王时太公为师，位在召公之右，似不应以周、召分陕；而《武》乐亦成王时所作，则分陕固不必定指武王时也。《书君▯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观此文，似《史记》为得之。今从之。
△“陕”或郏字之误
《说文》“陕”字注云：“宏农，陕也。”以故说者皆以此陕为今陕州。按陕州之名陕，古无所考；既非都会之地，又无长山大川直亘南北，若大行、鸿沟可辨疆域者，於此分界，将何取焉？且自陕州以东，青、兖、徐、扬四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八九；陕州以西，雍、梁二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一二：广狭亦大不偷。《传》云：“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周语》云：“晋文公既定襄王於郏。”是洛亦称郏也。洛邑，天下之中，当於此分东西为均。“陕”“郏”字形相似，或传写者之误。而古今地名同者亦多，或别有地名陕，非宏农之陕，亦未可知也。
【附录】“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论语微子篇》）
△辨握▯吐哺之说
《韩诗外传》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贽而师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百人，教士千人，宫朝者万人。成王封伯禽於鲁，周公戒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余按：周公无践天子位之事，前固已辨之矣；即所称师事，友见，握▯，吐哺，亦无此事也。古者天下有道，进贤使能，乡有举，里有选，有一贤人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用也；凡卿大夫士皆贤才也，凡贤才皆卿大夫士也，周公安所得布衣之士而见之而礼之乎！古者士敦节义，咸自重而轻功名，不为臣则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春秋以後犹然，况成周之世乎！天下之贤士谁肯自枉以见周公者，而烦周公之吐哺握▯乎！战国之世，卿大夫多世禄，不则其姻族嬖幸之人，贤才伏处而无由进，由是为士者不耻干谒以求荣显；是以有孟尝、信陵之属以好士闻。彼盖见当时之风气如是，而因亿料周公大圣之必有更甚於是者，遂撰为是说耳；而岂知其不然也哉！此说本之《荀子》，其词与此少异；而《尚书大传》、《史记》、《说苑》皆有之，殊失圣人之真。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观桥观梓之说
《尚书大传》云：“伯禽与康叔见周公，三见而三笞；乃见商子而问焉。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曰桥。’二三子往观之，高高然而上。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南山之阴，有木曰梓
译○周公事迹附考
经传所记载的周公事迹，那些不应归入《成王篇》以及无法辨别其先后顺序的，都统一记载在这里。
“只有周公大力辅佐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共历七年。”（《尚书·洛诰》）
△“保命七年”之事尚不能确知
按：《明堂位》、《韩诗外传》都将七年视为周公践阼（即位）的年份；《伪传》沿袭此说，前篇已经辨析过了。《蔡传》认为这是周公在洛邑的年份，这种说法较为正确。但我私下怀疑，这段文字似乎应当从成王亲自迎接周公的那一天开始计算，这样才更符合事理；只是不应有摄政践阼的事情罢了。但经传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不敢妄加臆断。现在统一记载在篇末，以保留存疑待考的意义。
“从陕地以东的，由周公主持；从陕地以西的，由召公主持。”（《公羊传》隐公五年）
△周、召分陕不在武王时期
《王制》说：“八伯各自率领其属国隶属于天子的两位老臣，将天下分为左右两部分，称为二伯。”按：《尚书·康王之诰》说：“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春秋传》说：“却缺率领新军，并且担任公族大夫，以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那么他们所主持的只是朝觐会盟之类的事务罢了。至于政令的颁布，仍应由两位宰相共同治理。如果把天下平分给两个人，也不符合体制。《乐记》说：“乐曲奏到第五遍时分开，周公在左，召公在右。”世俗儒者据此，于是有人说是二公分陕在武王时代。按《史记·燕世家》，这段文字记载于成王时代。大概武王时太公担任太师，位次在召公之右，似乎不应由周、召二公分陕；而且《武》乐也是成王时期创作的，那么分陕本来就不一定特指武王时代。《尚书·君奭篇序》说：“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作为左右手。看这段文字，似乎《史记》的说法更为得当。现在遵从《史记》的说法。
△“陕”或许是“郏”字的误写
《说文解字》对“陕”字的注释说：“弘农郡，陕县。”因此解说者都把这个陕地当作今天的陕州。按：陕州被称为陕，古来没有考证；它既不是都会之地，又没有长山大川直接横亘南北，像太行山、鸿沟那样可以辨别疆域的，在这里划分边界，将依据什么呢？况且从陕州以东，青州、兖州、徐州、扬州四州，以及冀州、豫州、荆州三州的地域占了十分之八九；陕州以西，雍州、梁州二州，以及冀州、豫州、荆州三州的地域只占了十分之一二：面积大小也相差悬殊。《左传》说：“成王在郏鄏定鼎。”《国语·周语》说：“晋文公在郏地安定襄王。”可见洛邑也称郏。洛邑，是天下的中心，应当在这里划分东西才均衡。“陕”“郏”字形相似，或许是传抄者的错误。而古今地名相同的也很多，或许另有地名叫做陕，不是弘农的陕，也未可知。
【附录】“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怠慢他的亲人；不使大臣怨恨不被任用；故旧之人没有重大过错就不抛弃；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论语·微子篇》）
△辨析“握发吐哺”之说
《韩诗外传》说：“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拿着礼物来拜师的有十人，以朋友礼节来见的有十二人，住在穷巷白屋先被接见的有四十九人，当时进献善言的有百人，教导士人的有千人，在宫廷朝见的有万人。成王封伯禽于鲁国，周公告诫他说：‘去吧！你不要因为鲁国而傲慢对待士人！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又辅佐天下，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算轻了；然而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要多次吐出食物，还担心失去天下的贤士。’”我按：周公没有践天子位之事，前面已经辨析过了；即使所说的师事、友见、握发、吐哺，也没有这些事。古时天下有道，进用贤人使能者，乡里有举荐选拔，有一个贤人未曾不知，知道了未曾不用；凡是卿大夫士都是贤才，凡是贤才都是卿大夫士，周公从哪里得到布衣之士而接见他们、礼遇他们呢！古时士人敦厚节义，都自重而轻视功名，不做臣子就不相见：段干木翻墙躲避魏文侯，泄柳闭门不纳魏文侯，春秋以后尚且如此，何况成周时代呢！天下的贤士谁肯委屈自己来见周公，而让周公烦劳吐哺握发呢！战国时代，卿大夫多世代享有俸禄，否则就是姻亲宠幸之人，贤才隐居而无从进用，因此做士人的不耻于干谒以求荣显；所以有孟尝君、信陵君之类以好士闻名。他们大概是看到当时的风气如此，因而推测周公大圣必定比这更甚，于是编造了这种说法；哪里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呢！这种说法本于《荀子》，其言辞与此稍有不同；而《尚书大传》、《史记》、《说苑》都有记载，实在失去了圣人的真相。所以现在不收录而为之辨析。
△辨析“观桥观梓”之说
《尚书大传》说：“伯禽与康叔去见周公，三次见面都被鞭打；于是去见商子并询问。商子说：‘南山之阳，有一种树叫桥。’你们二人去观看它，高高地向上生长。商子说：‘桥，是父道。南山之阴，有一种树叫梓
。’二三子复往观焉，晋晋然而循。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尔安见君子乎！’”余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或椎野之人，颓敝之俗，容有不知敬其亲者；若文王、周公世济其圣，其家庭之间礼法之美，伯禽必有习而安焉者，何待见桥梓而後知哉！且圣人之於子，有不及，教之而已；不教而笞之，何取焉！使伯禽终不悟，不徒伤其恩乎！即使伯禽能悟，亦何如明告之之为省且易也！此说至为浅陋，而学者多贪用此典，遂致传布而信为真，故今辨之。
译“你们几个又去观看，只见他恭恭敬敬地沿着台阶走下。商子说：‘梓树，象征着做儿子的道理。’第二天（伯禽）去拜见周公，进门就快步走，登上厅堂就跪拜。周公抚摸他的头，慰劳他并给他饭吃，说：‘你哪里见过君子呢！’”我按：孟子说：“年幼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他的父母的；等到他们长大了，没有不知道尊敬他的兄长的。”父子之间的伦理，是人的天性。或许那些粗野的人、颓败的习俗中，可能有不知道尊敬父母的；但像文王、周公那样世代继承圣德，他们家庭之间礼法的美好，伯禽必定已经习惯并安于其中了，哪里需要等到看见桥梓之后才知道呢！况且圣人对于儿子，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教导他罢了；不教导就鞭打他，有什么可取的呢！如果伯禽始终不醒悟，不单单是伤害了父子恩情吗！即使伯禽能够醒悟，又哪里比得上明确告诉他那样省事且容易呢！这种说法极为浅陋，而学者大多喜欢引用这个典故，于是导致流传并被相信为真实，所以现在加以辨正。
△辨成、康赐鲁重祭之说
《戴记祭统篇》云：“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余按：天子诸侯名器之异，所以辨等威，别上下，定民志耳，非以得之则为优，不得则为绌也。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曰：“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孟懿子问孝，孔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故无识者以僭为荣，稍有识者方且以僭为耻。成、康皆周令主，其不肯以非礼尊周公也明矣。且春秋以降，僭礼者多矣，管仲之塞门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此又谁实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以曲护其失耳。楚公子围设服离卫，诸侯之大夫讥之，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其事与此正同。安得据《戴记》无稽之言，遂定为古人罪案也！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故今不录。
●卷六
○成、康之际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诗周颂》）
△《毛诗》释《执竞篇》“成康”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执竞》，祀武王也。”“不显成康”，《传》云：“不显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郑、孔以来皆以此“成康”为称武王语。余按：“自彼成、康”，犹所云“自彼氐、羌”也。惟氐、羌之为二国名也，故自氐、羌以东则云“自彼氐、羌”；惟成、康之为二王谥也，故自成、康以降则云“自彼成、康。”若训以为“成大功而安之”，岂得谓之“自彼”乎哉！宋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朱子《诗序辨说》，皆以此篇为昭王以後诗，以《昊天有成命篇》为康王以後诗，其说良是。今从之。说详见后条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诗周颂》）
“《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周语》）
△引欧阳修、朱熹语辨《毛诗》释《昊天有成命篇》“成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郑氏《诗笺》云：“文王、武王受其业，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韦氏《国语解》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谓周成王身也。”后之说《诗》者皆从之。至宋，欧阳永叔始驳其谬；朱子《诗序辩说》论之尤详。今载其说於左。
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当为康王以後之诗。而毛、郑以《颂》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执竞》曰：‘不显成康’，‘自彼成康。’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耳。然则《执竞》当是昭王以後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皆以为武王。由其以《颂》皆为成王时作耳。以为成王、康王，岂不简且直，而於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难通。学者何苦从其迂曲而难通者哉！”
【朱子《诗序辨说》一则】“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
译辨析成王、康王赐予鲁国隆重祭祀的说法
《礼记·祭统篇》说：“周公去世后，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所建立的功勋劳绩，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予鲁国隆重的祭祀：外祭就是郊祀天神、社祀地神，内祭就是大尝、大烝。在大尝、大烝时，升堂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乐，手持朱红色盾牌和玉饰大斧舞蹈《大武》，用八佾的行列舞蹈《大夏》，这些是天子的礼乐。”程颐说：“周公的功勋固然伟大，但都是臣子本分内应当做的事，鲁国怎么能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乐呢！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我考察：天子与诸侯在名位器物上的区别，是用来辨别等级威严、区分上下尊卑、安定民心志向的，并不是得到了就优越，没有得到就低劣。孔子病重时，子路让门人充当家臣，孔子说：“我与其死在家臣手里，不如死在你们这些学生手里！”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活着时，按照礼节侍奉他；死后，按照礼节安葬他，按照礼节祭祀他。”所以没有见识的人把僭越当作荣耀，稍有见识的人反而把僭越当作耻辱。成王、康王都是周朝的贤明君主，他们不肯用不合礼制的方式来尊崇周公，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春秋以后，僭越礼制的人很多，管仲筑门墙、设反坫，季氏用八佾舞蹈、用《雍》诗撤祭，这又是谁赏赐给他们的呢？大概是鲁国的国君自己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沿袭已久，不知道起始于何时，鲁国人于是编造这种想当然的说法来曲意掩饰他们的过失罢了。楚国的公子围穿着天子礼服离开卫国，诸侯的大夫讥讽他，伯州犁说：“这次出行，是向寡君借来的。”这件事与此正相同。怎么能依据《礼记》中无根据的话，就把它定为古人的罪案呢！不然的话，赏赐祭祀，只是一件事，如果是成王赏赐就是成王，是康王赏赐就是康王，为什么一概说是“成王、康王”呢！所以现在不收录此说。
卷六
成王、康王时期
“自从成王、康王以来，拥有天下四方，兢兢业业地保持明智。”（《诗经·周颂》）
辨析《毛诗》对《执竞篇》中“成康”的解释是错误的
卫宏《毛诗序》说：“《执竞》，是祭祀武王的诗。”“不显成康”，《毛传》说：“不显赫吗，成就了大功而安定它。”从此郑玄、孔颖达以来，都把这“成康”当作称颂武王的话。我考察：“自彼成、康”，就像所说的“自彼氐、羌”一样。因为氐、羌是两个国家的名字，所以从氐、羌以东就说“自彼氐、羌”；因为成、康是两个王的谥号，所以从成王、康王以后就说“自彼成、康”。如果解释为“成就了大功而安定它”，怎么能说是“自彼”呢！宋代欧阳修作《诗时世论》，朱熹《诗序辨说》，都认为这首诗是昭王以后的诗，认为《昊天有成命篇》是康王以后的诗，他们的说法很正确。现在采纳他们的说法。详细说法见后条。
“成王不敢安逸，早晚秉承天命，宽厚沉静，在光明中，专一他的心。于是安定天下。”（《诗经·周颂》）
“《昊天有成命》，是歌颂盛德的诗。它的诗句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这是称道成王的德行。成王，能够彰明文王的昭明，能够安定武王的功业。”（《国语·周语》）
引用欧阳修、朱熹的话辨析《毛诗》对《昊天有成命篇》中“成王”的解释是错误的
卫宏《毛诗序》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诗。”郑玄《诗笺》说：“文王、武王承受天命，成就王业，不敢自求安逸。”韦昭《国语解》说：“文王、武王修养自身，勤奋不懈以成就王业，不是说周成王这个人。”后来解说《诗经》的人都跟随这种说法。到了宋代，欧阳修开始驳斥其错误；朱熹《诗序辩说》论述得尤其详细。现在把他的说法记载在下面。
欧阳修作《诗时世论》：“《昊天有成命》说：‘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说的‘二后’，是文王、武王；那么‘成王’，就是成王。这应当是康王以后的诗。而毛亨、郑玄认为《颂》都是成王时所作，于是把‘成王’解释为成就王业，《执竞》说：‘不显成康’，‘自彼成康。’所说的‘成康’，是成王、康王，就像文王、武王称为‘文武’一样。那么《执竞》应当是昭王以后的诗。而毛亨认为‘成大功而安之’，郑玄认为‘成安祖考之道’，都认为是武王。《噫嘻》说‘噫嘻成王’，也是成王。而毛亨、郑玄都认为是武王。因为他们认为《颂》都是成王时所作。如果认为是成王、康王，难道不简明直接，而且诗文义理容易贯通吗。像毛亨、郑玄的说法，难道不迂腐曲折，诗文义理也不完整且难以贯通吗。学者何必苦于跟随那些迂腐曲折且难以贯通的说法呢！”
【朱熹《诗序辨说》一则】“这首诗详细考证经文，并用《国语》来验证，它是康王以后祭祀成王的诗无疑。而毛亨、郑玄旧说断定《颂》是成王时周公所作，所以凡是《颂》中有‘成王’及‘成康’字样的，都一律曲意解说以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