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章》其词婉，此章之词夸。盖圣人言之，圣人原未尝自书之，弟子以口相传，其意不失而词气之间不能不小有增减移易以失其真者，学者不可以词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译《章》的言辞委婉，而这一章的言辞夸张。大概是因为圣人的话语，圣人原本并没有亲自书写下来，而是由弟子口耳相传，虽然大意没有丢失，但在措辞语气之间难免会有些许增减改动，从而失去了原本的真实面貌，所以求学的人不可以因为言辞而损害对圣人之意的理解。因此，将这一章列入存疑篇中。
△辨见宋君之说
《家语贤君篇》有孔子见宋君相问答之事，称宋公为“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说苑》，以为梁君；春秋时未有梁也，汝《家语》改之为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战国策士之馀，申、商名法之论，孔子固无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诬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语》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过宋。”则是孔子未尝立於宋之朝也，乌得与其君相问答也哉！“主君”之称，自韩、魏、赵分晋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时尚无是称，亦不得以之称宋公也。且其文本韵语，《家语》少窜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数语又独浅陋，与前後文不类。然则是《家语》录《说苑》，而非《说苑》之录《家语》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犹信《家语》，何耶？
【附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
“子畏於匡，颜渊後，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篇》）
△辨状类阳虎及弹琴解甲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孔子去卫，将▯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甯武子臣於卫，然後得去。遂过蒲，月馀而反乎卫。又月馀，然後去卫过宋而至於陈。”余按：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至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馀年，甯氏之亡亦数十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虽朱子亦采之，其亦异矣！《家语》云：“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余按：此言本之《庄子外篇》；《庄子》本不足信，而《家语》之采之也又并失《庄子》之意。《庄子》云：“孔子游於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是歌自歌，围自围也，歌不因於围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孔子欲以歌退敌矣。《庄子》云：“无几何，将甲者进词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匡人真以歌退师矣。而岂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临河读孝经以退敌者，未必非此言之误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过欲明安命无为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会之，以自伸其说耳。《家语》以为实然，误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矣，何以《论语》云“颜渊後”乎？此必孔子闻匡人之将杀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仓卒避难，故与颜渊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围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为所拘所围矣，生死系於其手，而犹曰“其如予何”，圣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则此事当与微服过宋之事相类，不得如《世家》、《家语》之说也。孔子既欲▯陈则▯陈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卫月馀而後始▯陈也。灵公既不召孔子，孔子无故去而复返，不但为其所轻，吾恐其疑将加甚焉。然则孔子果以▯陈之故过匡，当在後日去卫过宋之时，不得云自匡返卫而後去也。故附次於过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语》之文概不载焉。
【畏匡过宋似一事】
又按：定公六年《传》云：“侵郑取匡，往不假道於卫。”是匡在郑东也。“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是匡在卫南也。鲁虽取匡，势不能有，杜氏疑为归之於晋；《庄子》、《荀子
译辨析关于孔子会见宋国国君的说法
《孔子家语·贤君篇》记载了孔子会见宋国国君及宰相并相互问答的事情，称宋公为“主君”。我考察认为：这段文字原本出自《说苑》，说的是梁君；春秋时期并没有梁国，你《家语》将其改成了宋国。却不知其中所说的都是战国策士的残余言论，是申不害、商鞅等名法家的理论，孔子本来就没有这类言论。不能辨别其虚假反而修改文本来迷惑世人，撰写《家语》的人罪过太大了！孟子说：“孔子穿着平民的衣服经过宋国。”这说明孔子未曾站在宋国的朝廷上，怎么能与宋国的国君宰相问答呢！“主君”这个称呼，是从韩、魏、赵三家分晋之后才有的，因为他们是原来的大夫，所以称为主；孔子时代还没有这种称呼，也不能用来称呼宋公。况且这段文字原本是韵语，《家语》稍微篡改了一些，中间于是出现了不押韵的地方；所增加的几句话又特别浅陋，与前后文不协调。那么，《家语》是摘录《说苑》，而不是《说苑》摘录《家语》，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世俗的儒生仍然相信《家语》，为什么呢？
【附录】“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说：‘周文王死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论语·子罕篇》）
“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颜渊落在后面，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老师还在，我怎么敢死呢！’”（《论语·先进篇》）
辨析关于孔子相貌类似阳虎以及弹琴解甲的说法
《史记·孔子世家》说：“有人向卫灵公进谗言陷害孔子，孔子离开卫国，将要前往陈国，经过匡地，颜刻做车夫，用马鞭指着匡地说：‘以前我进入这里，是从那个缺口进去的。’匡人听到这话，以为他是阳虎。阳虎曾经残暴对待匡人，匡人于是扣留了孔子。孔子相貌类似阳虎，被拘禁了五天，派随从去卫国做甯武子的臣子，然后才得以离开。于是经过蒲地，一个多月后返回卫国。又过了一个多月，然后离开卫国经过宋国到达陈国。”我考察认为：孔子在鲁国担任司寇，在卫国受到国君的礼遇，他离开时路上的人应当都知道，不能因为颜刻一句话就误以为他是阳虎；况且拘禁了五天，也应当说一句话来质问，竟然不知道他不是阳虎，这符合人之常情吗！匡人如果想杀孔子，那就杀了；如果不想杀，那就放了；拘禁五天想干什么呢？而甯武子去世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甯氏灭亡也有几十年了，随从想要做谁的臣子呢？这种说法极其浅陋，都是必定不会发生的事情，而世人都相信它，即使是朱熹也采纳了它，这也太奇怪了！《家语》说：“孔子到宋国，匡人简子用甲士包围了他。子路举起戟将要迎战？孔子制止他说：‘唱歌！我为你和唱。’子路弹琴唱歌，孔子和唱。曲子唱完三遍，匡人解除武装而撤退。”我考察认为：这话本于《庄子·外篇》；《庄子》本来就不值得相信，而《家语》采纳它又完全失去了《庄子》的本意。《庄子》说：“孔子在匡地游玩，宋国人包围了好几圈，但弦歌不停。”这是歌自顾自地唱，围自顾自地围，唱歌不是因为被围。如果像《家语》所说，那就是孔子想用歌声退敌了。《庄子》说：“没过多久，带甲的士兵上前致辞说：‘以为你是阳虎，所以包围你；现在知道不是，请允许我们撤退。’”这是歌自顾自地唱，解围自顾自地解围，解围也不是因为唱歌。如果像《家语》所说，那就是匡人真的因为歌声而退兵了。哪有这种道理呢！后世臣子中有想要临河诵读《孝经》来退敌的，未必不是被这句话误导了。《外篇》不知是谁撰写的，总之其中都是寓言，不过是为了阐明安命无为的意思，姑且借用孔子在匡地受威胁这件事来附会，以伸张自己的学说罢了。《家语》认为这是事实，错了。况且匡人如果真的拘禁孔子五天然后释放他，那么颜渊应当同样被拘禁同样被释放；匡人如果真的包围孔子，曲子唱完三遍就解围离去，那么颜渊应当同样被包围同样解围，为什么《论语》说“颜渊落在后面”呢？这一定是孔子听说匡人要杀自己而有戒备之心，或者改道而行，或者换装离开，仓促避难，所以与颜渊失散，所以不说“拘禁于匡”、“包围于匡”，而说“畏惧于匡”。不然，已经被他们拘禁包围了，生死掌握在他们手中，还说“又能把我怎么样”，圣人的话不近乎迂腐吗！那么这件事应当与微服经过宋国的事类似，不能像《世家》、《家语》所说的那样。孔子既然想前往陈国就直接去陈国罢了，必定不会中途返回，又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后才开始去陈国。卫灵公既然不召见孔子，孔子没有缘故离开又返回，不但会被他轻视，我担心他的猜疑会加剧。那么孔子果然因为要去陈国而经过匡地，应当在后来离开卫国经过宋国的时候，不能说从匡地返回卫国然后再离开。所以附列在经过宋国之后，而凡是《世家》、《家语》的文字一概不记载。
【畏惧于匡和经过宋国似乎是一件事】
又考察：定公六年《左传》说：“侵犯郑国夺取匡地，去的时候不向卫国借道。”这说明匡地在郑国东面。“等到回来，阳虎让季孙、孟孙从南门进入”，这说明匡地在卫国南面。鲁国虽然夺取了匡地，势力不能占有，杜预怀疑是归还给了晋国；《庄子》、《荀子》
》皆以匡为宋邑。郑东卫南，则去宋为近，去晋为远。晋之灭Τ阳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时，宋方事晋，匡归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与过宋之事相类，又与其时相同，若匡又宋地，则似畏匡过宋实
译都以为匡是宋国的城邑。郑国在东，卫国在南，那么距离宋国较近，距离晋国较远。晋国灭掉Τ阳时，把它赐给了宋公。夺取匡的时候，宋国正侍奉晋国，匡归附于宋国，情理上或许是这样。这件事既然与经过宋国的事相似，又与当时的情势相同，如果匡又是宋国的土地，那么似乎畏惧匡而经过宋国
本一事者。吾恶知非▯闻孔子▯陈，将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误分之为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二章语意正同，亦似一时一事之言，而记者各记所闻，是以其词小异；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难即为是言也。然则畏匡之与过宋绝似一事，恐不得分以为二也。然於经传皆无明文，故今不敢遽合为一。姑两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说并见前《不悦条》下。
△《世家》记▯陈由郑之谬
《世家》於孔子过宋之後，云：“▯郑，与弟子相失，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云云）。”余按：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陈，必不由郑。且子产，郑相，其卒不久，郑人或犹有及见者；尧、禹、皋陶千七百馀年矣，郑人何由知其形体之详，而分寸乃历历不爽矣乎？至比圣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说者，皆圣门之罪人也！此乃齐东野人之语，故今皆削之，而并为之辨。
○厄於陈蔡之间
“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孟子》）
△陈侯之名
《世家》，孔子至陈之时，陈侯为▯公越；而《孟子》作“陈侯周”。《史记》多误，当从《孟子》名周为是。
△辨吴子问大骨之说
《国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出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时方在陈，吴使安能发币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吴使於鲁廷哉！孔子不语神怪，《论语》言之矣，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况吴使原未明问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远征神怪以夸之，岂圣人之所为乎！《尧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窜三苗於三危，殛鲧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戮之，禹亦残忍矣哉！且防风氏人耶，神耶：人也，则与“致群神”之书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载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陈，又云“吴败越王勾践会稽。”夫会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则定五年又何得预载之？然此本无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说并见前《或谓条》下。
△辨陈侯问▯苦矢之说
《国语》又云：“仲尼在陈，有隼集於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云云）。’”余按：肃慎氏之去陈也远矣，隼为石▯所贯，安能飞数千里至於陈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语，而《国语》所载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语怪焉，一似孔子生平专以语怪为事而他特其馀者。则何以《论语》二十篇中从未载其一事；《左传》之艳而诬，亦从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盖称圣人者欲见其博，而不知其▯以诬圣人，小圣人也。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葬陈惠公”，孔子至陈之时，据《史记》当为陈▯公；而云惠公，亦谬。
△辨观凌阳台之说
《孔丛子》云：“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十人，又执三监吏。夫子见陈侯，与俱登台而观焉，曰：‘美哉斯台！自古圣王之为城台，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陈侯默而退，掳赦所执吏。”余按：谈言微中固足解纷，然特滑稽之雄阵於髡、东方朔辈之所为，不但孔子屑层为此，春秋时尚未有此等语也。盖滑稽者所▯。故不录。陈惠公之误，说已见前条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
译本是一件事。我怎么知道不是〇听孔子〇陈述，将要离开匡地，所以让匡地的人拦截他，而后后人误将其分为两件事呢？《子罕篇》说：“上天没有毁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述而篇》也说：“上天赋予我德行，桓〇能把我怎么样！”这两章语意完全相同，也像是同一时间同一事件所说的话，而记录者各自记录所听到的，所以措辞略有差异；未必是孔子生平每次遇到患难都这样说。那么，畏匡与过宋极似同一件事，恐怕不能分为两件事。然而经传中都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今天不敢贸然合并为一。暂且两者并存，以等待博古之士加以纠正。说法详见前《不悦条》下。
△《世家》记载〇陈由郑而谬
《世家》在孔子经过宋国之后，说：“〇郑，与弟子走散，独自站在郭东门。郑国人告诉子贡：‘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尧，他的颈项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疲惫不堪像丧家之狗’（等等）。”我考察：郑在宋西，陈在宋南，从宋〇陈，必定不经过郑。况且子产是郑国相，他去世不久，郑国人或许还有见过他的；尧、禹、皋陶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郑国人怎么知道他们形体的详细情况，而且分寸竟然丝毫不差呢？至于把圣人比作狗，编造这话的人，相信这话的人，都是圣门中的罪人！这是齐东野人的话，所以现在都删去，并为之辩驳。
○厄於陈蔡之间
“主司城贞子，是陈侯周的臣子。”（《孟子》）
△陈侯之名
《世家》，孔子到陈的时候，陈侯为〇公越；而《孟子》作“陈侯周”。《史记》多有错误，应当从《孟子》名周为是。
△辨吴子问大骨之说
《国语》说：“吴伐越，毁坏会稽，获得骨头，骨节装满一辆车。吴子派使者来友好聘问，并且问仲尼，说：‘不要以我的名义。’宾客在大夫那里发币，到仲尼那里，仲尼赐爵。撤去俎而宴饮，客人拿出骨头问说：‘敢问骨头为什么这么大？’仲尼说：‘我听说，从前禹召集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最后到，禹杀了他并陈尸示众，他的骨节装满一辆车，这就是大了’（等等）。”我考察：定公十二年，孔子已经离开鲁〇卫，而吴栖越於会稽是在哀公元年，孔子当时正在陈，吴使怎么能发币给孔子，孔子又怎么能赐爵给吴使在鲁廷呢！孔子不语神怪，《论语》说了，有人问〇之说，孔子说“不知道”；况且吴使原本没有明确问这件事，只是泛泛提及骨头，而孔子就远引神怪来夸耀，难道是圣人所做的吗！《尧典》说：“流放共工到幽州，放〇兜到崇山，放逐三苗到三危，殛鲧到羽山。”四凶的罪过很大，然而不过是流放；现在防风氏只是迟到罢了，就杀了他并陈尸示众，禹也太残忍了！况且防风氏是人呢，还是神呢：是人，那么与“召集群神”的书不相符合；是神，又怎么会有骨头呢！《世家》这件事记载在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陈，又说“吴败越王勾践会稽。”既然会稽之役在哀元年，那么定五年又怎么能预先记载呢？然而这本是无之事，其年月也不值得深辨。说法详见前《或谓条》下。
△辨陈侯问〇苦矢之说
《国语》又说：“仲尼在陈，有隼停在陈侯的庭院而死，〇苦矢贯穿它，石〇，长一尺八寸。陈惠公派人带着隼到仲尼的馆舍问，仲尼说：‘隼的到来很远了，这是肃慎氏的箭（等等）。’”我考察：肃慎氏离陈很远，隼被石〇贯穿，怎么能飞数千里到陈廷而后死呢！况且怪异是孔子不语的，而《国语》所载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语怪，好像孔子生平专以语怪为事而其他特别其余。那么为什么《论语》二十篇中从未记载其一事；《左传》的艳丽而诬，也从未有一事像这样？这大概是称颂圣人的人想显示他的博学，而不知道其〇以诬圣人，小圣人也。所以现在都不取。又考察：《春秋》定公四年“葬陈惠公”，孔子到陈的时候，据《史记》当为陈〇公；而说惠公，也是谬误。
△辨观凌阳台之说
《孔丛子》说：“陈惠公大城，因而起凌阳之台；未完工，而坐法死的人数十人，又拘捕三监吏。夫子见陈侯，与他一起登台观看，说：‘这台真美啊！自古圣王建造城台，没有不杀一个人而能成就如此功绩的！’陈侯沉默而退，掳赦所拘捕的吏。”我考察：谈言微中固然足以解纷，然而只是滑稽之雄阵於髡、东方朔辈之所为，不但孔子屑层为此，春秋时尚未有此等语也。盖滑稽者所〇。所以不录。陈惠公之误，说法已见前条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
△闻火亿中事可疑
按：《论语》孔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而无亿中之事。《左传》所载列国大夫多亿中，能预决人之成败生死，窃疑其皆出於事後附会之言而不足为据。夫圣人固有先见之明，然观入庙而每事问，谦慎小心，盖知而常自处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轻而易也。故余不敢尽信。姑存之於此。
△辨冉求自陈归鲁之说
《世家》云：“季桓子病，谓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将召之，公之鱼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云云）。’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此後乃有▯蔡之事。余按：《论语》《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词，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从孔子反卫，则必无自陈归鲁之事矣。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记者因记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与焉。《记》云：“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历观所云，皆似冉有始终相从於陈、蔡间者。然则冉有归鲁当在反卫之後，不当在桓子甫卒之时也；冉有为季氏臣，不可谓之“大用”。冉有、子贡，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请归孔子，不必待子贡之诫；子贡之颖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辞，不足信。而孔子思归之叹，亦当在将反卫之际，不当在未▯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归与条》下。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篇》）
“叶公问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篇》）
△孔子无至州来及叶之事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云云）。”余按：《左传》哀公二年，蔡迁於州来。四年，叶公诸梁致蔡於负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乱，叶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叶公兼摄令尹司马；国宁，乃老於叶。则是孔子在陈之时，叶公在蔡不在叶也。蔡既迂於州来，去陈益远，来往当由楚境，孔子未必远涉其地；而《论语》、《孟子》、《春秋传》中亦俱无孔子与蔡之君大夫相与周旋问答之事、则是孔子所谓“从我於陈、蔡”者，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镁也。叶公本楚卿贰，与闻国政，不当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镇之，而孔子▯在陈、蔡之间，因得相与周旋；及其请老，乃归於叶。《史记》但见《论语》、《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误以为州来之蔡；又因叶公有“问政”，“问孔子於子路”之事，欲别出“自蔡如叶”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误分一事为两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叶公之问於在蔡之时，而无孔子如州来及颡之事。
【存疑】“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篇》）
【存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从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筱。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
译△ 听说“亿中”之事值得怀疑
按：《论语》中孔子的言论都平实切近日常生活，没有凭空揣测而恰好应验的事情。《左传》所载各国大夫多有凭空揣测而恰好应验的情况，能预先决断人的成败生死，我私下怀疑这些都是事后附会之言，不足以作为依据。圣人固然有先见之明，然而看他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谦恭谨慎小心，大概是知道却常把自己置于不知的地位，未必像那样轻率容易。所以我不敢完全相信。暂且把它留在这里。
△ 辨析冉求自陈归鲁的说法
《世家》说：“季桓子生病，对康子说：‘一定要召仲尼！’康子即位，将要召他，公之鱼劝阻说（云云），说：‘一定要召冉求！’冉求将要出发，孔子说：‘鲁人召求，不是小用他，将要大用他。’这天，孔子说：‘回去吧（云云）。’子贡知道孔子想回去，送冉求，于是告诫说：‘如果任用，就以孔子为招揽对象’云云。”此后才有〇蔡之事。我按：《论语》《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词，都像是在卫国之时有所忌讳而不敢深言的样子。如果冉有果然跟随孔子返回卫国，那么必定没有自陈归鲁之事了。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的都不在门下。”记录者因此记下弟子姓名共十人，而冉有在其中。《记》说：“将要去荆，先用子夏，又用冉有重申。”纵观所说，都像是冉有始终跟随在陈、蔡之间。那么冉有归鲁应当在返回卫国之后，不应当在桓子刚死之时；冉有是季氏的家臣，不能称为“大用”。冉有、子贡，都是弟子。冉有果然被任用，必定请求召回孔子，不必等待子贡的告诫；子贡的聪颖，也不必等待孔子示意才知道。这些都是后人猜度的言辞，不足信。而孔子想回去的感叹，也应当在将要返回卫国之际，不应当在未〇蔡之前。所以现在都不采纳。说法并见后《归与条》下。
“叶公问政，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远处的人来归附。’”（《论语子路篇》）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回答说他的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呢！’”（《论语述而篇》）
△ 孔子没有到州来及叶的事
《世家》说：“冉求离开后，第二年，孔子从陈迁到蔡。第二年，孔子从蔡到叶，叶公问政（云云）。”我按：《左传》哀公二年，蔡迁到州来。四年，叶公诸梁把蔡安置在负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乱，叶公从蔡进入楚国，攻打白公；白公死，叶公兼摄令尹司马；国家安宁，于是老于叶。那么是孔子在陈之时，叶公在蔡不在叶。蔡既然迁到州来，离陈更远，来往应当经过楚国境内，孔子未必远涉其地；而《论语》、《孟子》、《春秋传》中也都没有孔子与蔡的君大夫相互周旋问答之事，那么是孔子所谓“跟随我在陈、蔡”的，乃是负函的蔡，不是州来的蔡。叶公本是楚国卿贰，参与国政，不应当居外；因为新得蔡地，所以派他镇守，而孔子〇在陈、蔡之间，因而得以相互周旋；等到他请求退休，才回到叶。《史记》只看到《论语》、《孟子》中有孔子在蔡的文字，就误以为是州来的蔡；又因为叶公有“问政”，“问孔子于子路”之事，想要另出“自蔡如叶”的文字以符合它，而不知道其误分一事为两事。所以现在考订而纠正它，列叶公之问于在蔡之时，而没有孔子到州来及叶的事。
【存疑】“楚狂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说：‘凤啊！凤啊！为什么德行衰微？过去的不可挽回；未来的还可追求。罢了罢了，现在从政的人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快步避开，不能和他说话。”（《论语微子篇》）
【存疑】“长沮、桀溺并肩耕作；孔子经过，派子路问渡口。长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说：‘是鲁国的孔丘吗？’说：‘是的。’说：‘那他知道渡口了！’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说：‘是仲由。’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回答说：‘是的。’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况且你与其跟随避人之士，哪里比得上跟随避世之士呢！’〇而不辍。子路走，告诉。夫子怅然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跟随在后，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竹器。子路问说：‘您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老师？’插下拐杖除草。子路拱手站立。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饭给他吃；让他的两个儿子相见。第二天，子路走，告诉。孔子说：‘隐者也！’派子路回去见他。到，就走了。子
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译子路说：“不出来做官，是不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尚且不可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怎么能废弃呢！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了人伦大义。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践行道义。王道不能施行，我们早就知道了！”
△《接舆》、《沮溺》、《荷筱》三章叮疑
《世家》载沮、溺丈人之事於自叶反蔡之时，而载接舆事於在楚。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庄子》，与《论语》他篇之首不伦，以《晨门》、《荷篑》两章较之可见；而此篇杂记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门人之手者。後两章末虽载孔子、子路之言，然於圣人忧世之深心无所发明；而分“行义”与“行道”为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阳岂得概谓之乱伦乎！恐系後人之所伪▯，姑存之，以俟有识者决之。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时代先後为序，则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论语》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无盖不可知，亦无庸深考也。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篇》）
△厄於陈、蔡非一日事
此事无年可考。《世家》置之迁蔡之言。朱子据《论语》文，以为当在去卫如陈之时。按：孔子言“从我於陈、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陈、蔡之间”，则是孔子往来於陈、蔡间原无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陈南，自蔡反卫亦必由陈始达，则是孔子至蔡之後盖尝复归於陈而後反卫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为“无上下之交”，而过宋之役主司城贞子，不得谓之无交。然则《论语》或统言之，未必其事陈在於问陈之後也。故次之於叶公问答之後。
△辨陈、蔡大夫围孔子之说
《世家》云：“孔子迁於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於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於野。不得行，绝粮。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说世多信之，余窃疑焉。《论语》曰：“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见礼以至於贫乏耳，初未尝云有兵以围之也。匡人之难两见於《论语》，宋桓司马之难一见於《论语》而详载於《孟子》，而皆不言陈、蔡之围。若如《世家》所记，两国合兵围之，其事大於恒▯、匡人之难多矣，而《论语》、《孟子》反皆不言，但谓之“绝粮”，谓之“无交”，岂理也哉！楚，大国也，陈、蔡之畏楚久矣。况是时吴师在陈城下，陈旦夕不自保，何暇出师以围布衣之士？陈方引领以待楚救，而乃围其所聘之人以撄楚怒，欲何为者？哀之元年，楚子围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请迁於吴；二年，迁於州来。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围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吴，陈方事楚，楚围蔡而陈从之，陈围蔡而吴伐之，陈之与蔡，仇仇也。且蔡迁於州来，去陈远矣；孔子时既在蔡，蔡人欲围孔子斯围之耳，不必远谋之陈；比陈知孔子之往，则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者，妄也。陈、蔡合兵而来，当不下万馀人，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围而杀之，如反掌耳。围之七日，至於绝粮而不肯杀，又不肯絷之以归国，老师费财，意欲何为？设使楚竟不救，将坐俟其饿死而後去乎？其为谋亦拙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使之绝粮，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时势之所必无，人情之所断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异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独其於陈、蔡也，则曰“无上下之交”。盖古之▯他国者，其君大夫必馈之饣气，而陈、蔡皆无之，以此致厄，如晋重耳之不礼於郑、卫，乞食於五鹿者然；乌有所谓“发徒役以围孔子於野”者哉！《春秋传》云：“陈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国语》亦言陈之道路不修，宾旅无所依，故单子知其必
译△《接舆》、《沮溺》、《荷筱》三章可疑
《史记·孔子世家》将沮、溺两位老人的事迹记载在孔子从叶地返回蔡地的时候，而将接舆的事迹记载在孔子在楚国的时候。我考察认为：这三章的文字风格都像《庄子》，与《论语》其他篇章的开头风格不协调，拿《晨门》、《荷篑》两章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而且这一篇杂记古人的言行，也不像是出自孔子门人之手。后两章末尾虽然记载了孔子和子路的话，但对于圣人忧念世道的深切用心并没有阐明；而且将“行义”与“行道”分为两件事，在道理上也似乎不妥。莘野、南阳难道可以一概称为乱伦吗！恐怕是后人伪造的，暂且保留，以等待有见识的人来决断。又考察：《微子》以下四章都是按照时代先后排序的，那么这三章的次序恐怕也不如《世家》所列那样。所以现在仍然按照《论语》的原文次序排列。然而这些事是否真实存在大概不可知，也没有必要深入考证。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篇》）
△困厄于陈、蔡并非一日之事
这件事没有年份可以考证。《世家》把它放在迁往蔡地的言论之后。朱熹根据《论语》的文字，认为应当在离开卫国前往陈地的时候。考察：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孟子也说“君子困厄于陈、蔡之间”，这说明孔子往来于陈、蔡之间原本没有固定的居所，而他的困厄也不是一天的事。蔡地在陈地南边，从蔡地返回卫国也必定要先经过陈地才能到达，那么孔子到了蔡地之后，大概曾经再次回到陈地然后才返回卫国。况且孟子认为孔子的困厄是“没有上下级的交往”，而在宋国时的灾祸是由司城贞子主持的，不能说是没有交往。那么《论语》或许是统而言之，未必陈地的事发生在问陈之后。所以把它排在叶公问答之后。
△辨析陈、蔡大夫围攻孔子的说法
《世家》说：“孔子迁往蔡地三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救援陈国，军队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派人聘请孔子。孔子将要前往拜见行礼，陈、蔡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贤人，他所讽刺讥评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孔子如果被楚国任用，那么陈、蔡当权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共同发动徒役，在野外围攻孔子。孔子不能前行，断绝了粮食。孔子讲诵弦歌不停。于是派子贡到楚国。楚昭王发兵迎接孔子，然后才得以脱险。”这种说法世人多相信，我私下怀疑它。《论语》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孟子》说：“君子困厄于陈、蔡之间，没有上下级的交往。”只是说他们的君主和大夫不以礼相待以至于贫困罢了，起初并没有说有军队围攻他们。匡人的灾祸在《论语》中两次出现，宋桓司马的灾祸在《论语》中出现一次而在《孟子》中详细记载，但都不提及陈、蔡的围攻。如果像《世家》所记载的那样，两国联合出兵围攻他，这件事比恒、匡人的灾祸大多了，而《论语》、《孟子》反而都不提，只称为“绝粮”，称为“无交”，这合乎情理吗！楚国是大国，陈、蔡畏惧楚国很久了。况且这时吴国军队在陈城之下，陈国早晚都难以自保，哪有空闲出兵去围攻一个平民之士？陈方正伸长脖子等待楚国的救援，却围攻楚国聘请的人来招惹楚国的怒气，想要做什么呢？哀公元年，楚子围攻蔡国，蔡人男女区分开来，蔡国于是请求迁往吴国；二年，迁往州来。他们畏惧楚国到了这种地步，庆幸不被攻打就足够了，怎敢自己挑起兵端？由此说来，说陈、蔡的大夫围攻孔子，是荒谬的。蔡方正事奉吴国，陈方正事奉楚国，楚国围攻蔡国而陈国跟随，陈国围攻蔡国而吴国攻打它，陈国与蔡国，是仇敌啊。况且蔡国迁往州来，距离陈国很远了；孔子当时既在蔡地，蔡人想围攻孔子就直接围攻他罢了，不必远谋到陈国；等到陈国知道孔子前往，那么孔子已经到楚国了。由此说来，说陈、蔡的大夫共同谋划围攻孔子，是荒谬的。陈、蔡联合出兵而来，应当不下万余人，孔子的随从不过几十人，围攻并杀死他们，易如反掌。围攻了七天，以至于断绝粮食却不肯杀死，又不肯捆绑他们带回本国，耗费军资财力，意图是什么？假使楚国终究不救援，难道要坐等他们饿死然后才离开吗？他们的谋划也太笨拙了！由此说来，说陈、蔡的大夫共同谋划围攻孔子，使他断绝粮食，等待楚国救援到来然后脱险，是荒谬的。这些都是时势所必然没有的，人情所断然不会如此的，而世俗儒者多相信它，这也奇怪了！孟子说：“孔子对于季桓子，是看到行为可行而出仕；对于卫灵公，是际遇可乘而出仕；对于卫孝公，是公家供养而出仕。”唯独对于陈、蔡，则说“没有上下级的交往”。大概古代他国的人，他们的君主和大夫必定馈赠食物，而陈、蔡都没有，因此导致困厄，就像晋国重耳在郑、卫不受礼遇，在五鹿乞食那样；哪里有所谓“发动徒役在野外围攻孔子”的事呢！《春秋传》说：“陈国不救火，君子因此知道它先灭亡。”《国语》也说陈国的道路不修，宾客旅人无所依靠，所以单子知道它必
亡。盖陈之国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宾旅，孔子亦不乐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务富国强兵，非能尊贤养士之国，虽有贞子、叶公之辈，度亦暂与相依而未必遂久与相处，是以往来两地未有定居，其窘饿穷乏盖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陈、蔡之间”，言其非一时，非一地也。其反卫也，曰“公养之仕”，言其仅能免於昔日之绝粮也。後之人但闻有绝粮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国大夫之相厄者，因附会而为之说，而不知其舛也。故今昔不载。蔡乃楚境之说，详见前《叶公条》下。
译逃走了。大概是因为陈国的国事日益败坏，其国君和大夫都不体恤宾客旅人，孔子也不乐意在陈国的朝廷任职，而蔡国属于楚国的疆域，楚国人致力于富国强兵，并非能够尊重贤才、供养士人的国家，虽然也有贞子、叶公这样的人，估计孔子也只是暂时与他们相依，未必能长久相处，因此往来两地没有定居，其困窘饥饿、穷乏潦倒大概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所以说“在陈、蔡之间遭遇困厄”，是说这并非一时一事，也非一地之故。他返回卫国时，说是“受公家供养的仕宦”，是说仅仅能够免于昔日断粮的困境罢了。后来的人只听说有断粮的事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于是怀疑是两国大夫互相迫害，便牵强附会地编造说法，却不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所以今昔都不记载。蔡国属于楚国疆域的说法，详见前文《叶公条》之下。
△陈、蔡之围为庄子寓言
又按：陈、蔡之围，经传未有言者，独《庄子》书数数言之。後人相传之言盖本於此。不知庄子特讥孔子之好言礼义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陈、蔡一事，遂附会之以自畅其毁礼灭义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则其事亦安得遂以为实事也！《世家》、《家谱》之文采之《庄》、《列》者半，当其在《庄》、《列》也，犹见有一二人以为异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谱》也，则虽名儒亦信之矣。呜乎，阳辟其名而阴袭其说而不之觉者盖不乏人矣，岂独姚江之徒乃为阳儒而阴释哉！故凡不见於经传者，余概不敢妄录。
△《史记》绝粮说不信者多
又按：孔氏注《论语绝粮章》云：“吴伐陈，陈乱，故乏食。”说与《世家》不同。赵氏注《孟子厄於陈蔡章》亦不用《世家》说。是司马迁虽载之《史记》，而汉人固不以为然也。朱子《论语序说》云：“是时陈、蔡臣服於楚，若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安敢围之！”是朱子固亦尝辟之矣。自明季讲家矜言博览，且为科场逢世之计，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为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见其非先儒之说。
△《论语》“愠见”一事之敷衍失真
《世家》：“孔子以固穷告子路，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贡，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贬焉？’告颜回，颜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余按：子路愠见而曰“君子亦有穷乎。”虽不能无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尝有信道不笃之心。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其自信果决如是，乌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贡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又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孟子曰：“子贡智足以知圣人。”若欲孔子自贬其道，识趣之卑陋甚矣，何以为子贡！南宫▯问於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颜渊之言固当，然遽欣然而笑，欲为之宰，毋乃近於好谀矣乎！余观《论语》所载诸弟子未有不尊信圣人者，而孔子常有谦逊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则是诸弟子自颜渊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琐琐然自明其过之不在己也，何其与《论语》相反乃尔耶？此必无之事，不待详辨者。至於《论语》“多识”、“一贯”之文，与“绝粮”、“固穷”之义毫不相蒙，自当别为一章。今朱子《集注》分之，是也；《世家》连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见於《韩诗外传》及《说苑》，而文复与《世家》互异；但有与子路问答语，而不及於颜渊、子贡。然其文尤繁碎，决系秦、汉文字，不足缕辨。其谬最显而易见者，孔子以鲁哀公六年自陈反卫，至十三年，吴夫差始赐伍员属镂以死，而《外传说苑》述孔子之言并有“子胥抉目於吴东门”之语；孔子以鲁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灭吴，已後越始通於诸夏，而《说苑》述孔子之言复有“句践霸心生於会稽”之语。未来之事，孔子何由预知之而预告之乎？盖此三书之文皆本《论语》“愠见”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词，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闾巷所传之《三国》、《残唐》、《东西汉晋》演义，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语，加之以枝叶，以悦世人之耳目，彼固不问其义理时势之合与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误采之耳。至《家语在厄篇》则又兼采三书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乱杂无章；且於“勾践”、“子胥”二语亦存之而不删，正与阮逸所作《伪文中子元经》以隋人而避
译△陈、蔡之围是庄子的寓言
又按：陈、蔡之围，经传中没有提及，只有《庄子》一书中多次提到。后人相传的说法大概源自于此。殊不知庄子特意讥讽孔子喜好谈论礼义以致束缚自身，因为孔子曾在陈、蔡遭遇困厄一事，便附会此事来畅达他毁弃礼义的宗旨罢了。既然他的话都是寓言，那么这件事又怎么能当作实事呢！《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谱》中采录《庄子》、《列子》内容的占了一半，当这些内容还在《庄子》、《列子》中时，尚有一二人视其为异端而不相信；等到它们出现在《世家》、《家谱》中，即使是名儒也相信了。唉，表面上驳斥其名称而暗中袭用其学说却不自知的人大概不少，难道只有姚江学派（王阳明学派）的人是表面儒家而内心佛家吗！所以凡是经传中没有记载的，我都不敢随意收录。
△《史记》中绝粮的说法多不被相信
又按：孔安国注释《论语·绝粮章》说：“吴国攻打陈国，陈国混乱，所以缺乏粮食。”这种说法与《世家》不同。赵岐注释《孟子·厄於陈蔡章》也没有采用《世家》的说法。这说明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记载了此事，但汉代人本来就不以为然。朱熹在《论语序说》中说：“当时陈、蔡臣服于楚国，如果楚昭王来聘请孔子，陈、蔡的大夫怎敢围困他！”这说明朱熹本来也曾驳斥过这种说法。自从明末讲学家以博学自夸，且为了科举应试迎合时俗，便不加辨别地采录，于是沿袭至今，以为理所当然。所以我特意指出这一点，以表明这并非先儒的说法。
△《论语》中“愠见”一事的敷衍失真
《世家》记载：“孔子告诉子路安守贫困的道理，子贡脸色变了。孔子说：‘赐，你以为我是博学强记的人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用一个根本的道理贯穿它。’孔子知道弟子有怨怒之心，于是召来子路问道：‘《诗经》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走在旷野上。我的道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这般境地？’子路说：‘大概是我们不够仁德，不够智慧吧？’孔子又问子贡，子贡说：‘夫子的道至高至大，所以天下不能容纳；何不稍微降低一点呢？’孔子又问颜回，颜回说：‘不被容纳，有什么害处！不被容纳，然后才显出君子本色！’孔子欣然笑着说：‘如果你有很多财富，我就做你的家臣！’”我按：子路因困厄而发怒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虽然难免有怨天尤人的意思，但从未有过对道信念不坚定的心。孔子说：“穿着破旧棉袍与穿着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耻的，大概是仲由吧？”又说：“道不能实行，就乘木筏浮海，跟随我的大概是仲由吧？”子路听后很高兴；他自信果决到了这种地步，怎么会有以未仁未知来怀疑孔子的情况呢！子贡说：“夫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封地，所谓‘让他站立他就站立，引导他他就前行，安抚他他就来归，动员他他就和谐’。”又说：“夫子凭借温良恭俭让而得到民心。”孟子说：“子贡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如果让孔子自我贬低其道，见识趣味就太卑陋了，怎么配得上是子贡呢！南宫适问孔子说：“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都不得好死；禹、稷亲自耕种，却拥有了天下。”孔子不回答。颜回的话固然恰当，但孔子随即欣然一笑，想为他做家臣，岂不是近乎喜欢阿谀奉承吗！我看《论语》所载诸弟子没有不尊信圣人的，而孔子常有谦逊不敢自以为是之心。如果像《世家》所说，那么诸弟子除了颜回外都不足以了解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琐碎地自我辩白过错不在自己，这与《论语》相反到了极点！这必定是无中生有的事，不必详细辩驳。至于《论语》中“多识”、“一贯”的文字，与“绝粮”、“固穷”的意义毫不相干，自当另为一章。现在朱熹《集注》将其分开，是对的；《世家》将其连在一起，也是不对的。此事又见于《韩诗外传》及《说苑》，而文字又与《世家》互相不同；只有与子路的问答语，而没有提到颜回、子贡。但其文字尤其繁碎，决然是秦、汉时期的文字，不值得逐一辩驳。其谬误最显而易见的是，孔子在鲁哀公六年从陈返回卫国，到十三年，吴王夫差才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而死，而《外传》《说苑》叙述孔子的话中却有“伍子胥在吴国东门抉目”的话；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去世，到二十二年越国才灭吴，之后越国才与中原各国交往，而《说苑》叙述孔子的话中又有“勾践称霸之心产生于会稽”的话。未来的事，孔子怎么预先知道并预告呢？大概这三本书的文字都本于《论语》“愠见”一事，好事者敷衍其词，遂致失真，正如今世街巷所传的《三国》、《残唐》、《东西汉晋》演义，取史事而改用俗语，加上枝叶，以取悦世人的耳目，他们本来就不问其义理时势是否相合；那三位作者不察而误采罢了。至于《家语·在厄篇》则又兼采三书而合并，所以其文字杂乱无章；且对于“勾践”、“子胥”二语也保留而不删，正与阮逸所作的《伪文中子元经》以隋人而避
唐庙讳者同。其为伪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觉而信为实也？故今一概不载。
译唐代庙讳相同。其书为伪作，无需辩驳便显而易见。不知后来的儒者为何没有察觉却相信它是真实的？所以现在一概不予收录。
△辨子西沮封之说
《世家》云：“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卫。”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季康子问“由、求、赐可使从政也与”，当是时，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犹不敢信如此；况於陈、蔡之时，予贡尚未出使於诸侯，颜渊、宰予皆无所表见，子路亦未尝为将帅，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称，然未尝有嫉贤妒能之事，白公之复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虽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肖也。而是时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吴师，竟卒於军，亦非议封孔子时也。且书传皆无见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无之，则此必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至所称“书社地七百里”者，语亦误。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盖古之禄邑多以社计，故《春秋传》云：“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荀子》云：“与之书社三百。”旧说盖言楚欲以书社七百为孔子禄邑，《史记》误以书社为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则《戴记》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即之楚也。吾恶知其谓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传有至楚之事，故疑以为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为子西之沮之也。吾恶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会而为之说乎？故今皆不载。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篇》）
△思归之年
《世家》载此语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叶，反乎蔡；居蔡三岁，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卫。夫孔子既思归矣，乃反南辕而▯蔡▯楚，又四五年而始反卫，何为耶？然则此叹当在反卫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绝粮之後。
【附论】“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附论】“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孟子》）
△【反卫之年】
《史记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过宋至陈，哀四年迁於蔡，六年反卫，而迁蔡之前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年表》则以定十四年至陈，哀三年过宋，十年自陈反卫，其年皆与《孔子世家》不合，而亦无再往来之文。《陈》、《卫》、《宋》世家略与《年表》同，而多阙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当鲁哀之二年，则《年表》所无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鲁，卫灵公以哀二年卒，则以为定十五年去卫至陈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陈，则不应复於哀之三年过宋。《论语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是二手皆尝从孔子反卫也。哀七年《传》云：“吴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是子贡於反卫後先归鲁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卫，则子贡不得於七年已在鲁，故以为哀六年反卫者近是。此皆当从《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据也。孔子曰“从我於陈、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皆连举之而无所分。孟子谓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亦不言陈、蔡。大抵陈、蔡不能尊贤礼士，不可依以久处，是以孔子往来其间，初无定居，其年月
译辨析子西劝阻封地的说法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昭王发兵迎接孔子，打算用拥有户籍的七百里土地封给孔子。楚国令尹子西说：‘大王出使诸侯，有像子贡那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大王的辅佐大臣有像颜回那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大王的将领有像子路那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大王的官吏有像宰予那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况且楚国的祖先受周朝分封，爵位是子男，封地仅五十里；如今孔丘阐述夏、商、周三代的法度，阐明周公、召公的功业，大王如果任用他，那么楚国怎能世代拥有方圆数千里的广阔土地呢！当年周文王在丰邑，周武王在镐京，不过是百里之地的君主，最终却称王天下；如今孔丘若占据土地，又有贤能的弟子作为辅佐，这不是楚国的福气啊！’昭王于是作罢。那年秋天，昭王死在城父。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我考察认为：孔子若获得百里之地并作为君主，便有可能统治天下，孟子推论如此，他的门人或许知道这一点，但外人无法知晓，那个子西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季康子问“由、求、赐可以让他们从政吗”，当时这三个人已经有所建树，季康子尚且不敢如此信任；何况在陈、蔡被困之时，子贡尚未出使诸侯，颜渊、宰予都还没有显露才能，子路也未曾担任将领，那个子西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子西这个人本来不值得称赞，但他从未有过嫉妒贤能之事，白公申的复国言论，子西也曾采纳；如果他是明知而忌惮，即使子西也不至于如此不成器。而且当时昭王正在城父，抵御吴军，最终死在军中，并非议论封赏孔子的时候。况且史书中都没有见到楚昭王此事，《楚世家》及《年表》也都未记载，这必定是后人附会无疑。至于所称的“书社地七百里”，说法也有误。楚国即使想封赏孔子，怎能如此之大！大概古代的禄邑多以社来计算，所以《春秋左传》说：“从莒国边界以西，请求给予一千社。”《荀子》说：“给予他三百书社。”旧说认为楚国打算以七百书社作为孔子的禄邑，《史记》误将书社当作地名，因而加在七百的文字之下罢了。问：那么《礼记》中有“之荆”的文字，怎么解释？答：蔡、楚是相邻的；去蔡，也就是去楚。我怎么知道所谓“之荆”的不是去蔡呢？既然相传有到楚国的事，所以怀疑是昭王聘请他；既然聘请了却最终没有任用，所以又怀疑是子西劝阻了他。我怎么知道这不是因为主观臆测，于是附会而成的说法呢？所以现在都不予记载。
“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家乡的学生们志向远大而行为粗疏，文采斐然，却不知道如何裁度修饰。’”（《论语·公冶长篇》）
辨析思归的年份
《世家》将这句话记载在哀公三年；第二年孔子前往蔡国；又第二年前往叶地，返回蔡国；在蔡国住了三年，前往楚国；楚昭王死后，然后孔子返回卫国。既然孔子已经想回去了，却反而向南前往蔡国、楚国，又过了四五年才返回卫国，这是为什么呢？那么这句感叹应当是在返回卫国之前的一两年中。所以将其排在绝粮之后。
【附论】“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受困的人，如今都不在我门下。’德行科：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宰我、子贡。政事科：冉有、季路。文学科：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附论】“孟子说：‘君子在陈、蔡之间遭遇困境，是因为没有上下层的交往。’”（《孟子》）
辨析返回卫国的年份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五年经过宋国到达陈国，哀公四年迁居蔡国，六年返回卫国，而在迁居蔡国之前又有返回卫国再次前往陈国的事。《年表》则记载定公十四年到达陈国，哀公三年经过宋国，十年从陈国返回卫国，其年份都与《孔子世家》不合，而且也没有再次往来的记载。《陈世家》、《卫世家》、《宋世家》大致与《年表》相同，但多有缺漏。只有《蔡世家》记载昭公二十六年到达蔡国，相当于鲁哀公二年，这是《年表》所没有的。我考察认为：孔子在定公十二年离开鲁国，卫灵公在哀公二年去世，那么认为定公十五年离开卫国到达陈国较为接近事实。既然在这一年或十四年到达陈国，就不应在哀公三年经过宋国。《论语·述而篇》说：“冉有说：‘夫子是为卫君谋划吗？’子贡说：‘好，我去问问。’”这说明冉有、子贡都曾跟随孔子返回卫国。哀公七年《左传》说：“吴国人召见季康子，康子派子贡推辞。”这说明子贡在返回卫国后先回到了鲁国。如果孔子在十年才返回卫国，那么子贡不可能在七年已在鲁国，所以认为哀公六年返回卫国较为接近事实。这些都应当遵从《孔子世家》，《年表》不足为据。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的人”，孟子说“君子在陈、蔡之间遭遇困境”，都是连举而无所区分。孟子说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也不特别提及陈、蔡。大抵陈、蔡不能尊崇贤才礼遇士人，不可依靠而长久居住，所以孔子往来其间，起初并无定居，其年月
固有不能缕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谓反卫而再至陈者似无其事，当从《年表》。说已见前《▯卫篇》中。
译本来就有无法逐一分辨清楚的地方。只有《孔子世家》中所说的孔子返回卫国后又再次到达陈国这件事，似乎并不属实，应当采信《年表》的说法。这一观点已在前文《〇卫篇》中阐述过。
△《年谱》置《世家》五年事於一年中之谬
《年谱》误以孔子自陈反卫之後复有如陈而再反卫之事，与《世家》同。其至陈去陈之年，亦与《世家》颇异。最可异者，六十三岁“自卫如陈，自陈如蔡，自蔡如叶，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来聘，陈、蔡围之；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卫”，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国？行万有馀里，往来如传舍然。较之《世家》，尤为疏脱。
○反卫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人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卫君为出公辄
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词意，良然。按《春秋传》哀公七年，公会吴於曾阝，太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十一年，冉求为季氏宰，及齐师战於郊，则是孔子至卫之後，二子自卫先归鲁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为而遂去耶？然则此章问答，当在孔子反卫之初，哀公六七年间。故次之於此。
【附录】“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
△正名之论似为辄发
《世家》以此章及《鲁卫之政章》皆为卫君辄之时。余按：卫自灵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叹不可必其为辄；而鲁、卫连及，又似初从鲁来焉者，其说未可据。唯此章正名之论似为辄发，《世家》之说近是，先儒亦多从之。然无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辨脱骖赙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习！’”余按：孔子之用财，如子华之使齐，原思之为宰，颜路之请车，或与或不与，皆因乎人与己之本量所当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犭旬一时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应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恶涕之无从”之故而脱骖赙之，则是可以偶然与之，亦可以偶然不与，圣人之用财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记》之文本多附会；此或别有其故而传者失其真，或本无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录。
“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左传》哀公十一年）
△拒孔文子问较答卫灵为得实
按此文“胡簋”四句与《论语问陈章》“俎豆”数语相类，其事亦相类，未必两事▯相符如此而又皆▯在卫，盖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问陈之失小，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如以“临事，好谋”戒子路者然，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此文为得其实。故两存之，以俟夫有识者删其一焉。说并见《前卫灵公》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孟子》）
△卫孝公即出公
《史记》卫无荐公，而孔子反卫在出公辄之时，故朱予以孝公为辄。余按《春秋经传》，哀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十六年正月，卫侯辄来奔（《传》在十九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养之为辄无可疑者。辄亡在外，故称出公。出，非谥也，辄之谥盖史逸之矣。卫人既以蒯聩得罪於灵公而辄之拒之为是，则谥之为孝亦无足怪者。故从朱子之说。
△在卫为孔文
译△《年谱》将《世家》中五年的事压缩在一年之中的错误
《年谱》错误地认为孔子从陈国返回卫国之后，又有再次前往陈国而后再度返回卫国的事，这与《世家》相同。至于他到达陈国和离开陈国的年份，也与《世家》颇有差异。最奇怪的是，六十三岁这一年，“从卫国到陈国，从陈国到蔡国，从蔡国到叶地，不久又返回蔡国；楚昭王派人来聘请，陈、蔡两国军队围困他；昭王发兵迎接孔子，这才得以脱险；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把《世家》中五年的事全部塞进一年之中；这一年竟然七次进入他国？行程一万多里，往来如同寄宿旅店一样频繁。比起《世家》，更是疏漏脱节。
○返回卫国
“冉有说：‘夫子是支持卫君吗？’子贡说：‘是的，我将去问问他。’子贡进去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问：‘他们怨恨吗？’孔子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子贡出来后说：‘夫子不支持卫君！’”（《论语·述而篇》）
△卫君是出公辄
这一章所说的“卫君”，以前的儒者都认为是指出公辄。玩味其词句意思，确实如此。查考《春秋传》哀公七年，鲁哀公在曾阝与吴国会盟，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推辞；十一年，冉求担任季氏的家臣，在郊外与齐军作战，这说明孔子到达卫国之后，这两人从卫国先回到了鲁国。或许这两人知道夫子不支持卫君就离开了呢？那么这一章的问答，应当在孔子返回卫国的初期，即哀公六七年间。所以把它排列在这里。
【附录】“子路说：‘卫君等待您来执政，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端正名分！’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大概采取保留的态度。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如何安顿手脚。所以君子命名一定要能够说得通；说得通一定要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不过是无所苟且罢了。’”（《论语·子路篇》）
△正名的议论似乎是为辄而发
《世家》认为这一章以及《鲁卫之政章》都是在卫君辄的时候。我查考：卫国自从灵公失道，政治衰败已久，“兄弟”的叹息不一定是指辄；而鲁、卫连及，又像是刚从鲁国来的样子，这种说法不可依据。只有这一章关于正名的议论似乎是为辄而发，《世家》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以前的儒者也多跟随这种说法。然而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考证。所以附列在这里。
△辨明脱骖赙丧的说法
《戴记·檀弓篇》说：“孔子到卫国，遇到旧日馆人的丧事，进去哭得很哀伤。出来，让子贡解下车马的一匹来资助丧事，说：‘我刚才进去哭他，遇到一种悲哀而流下眼泪；我讨厌那眼泪没有东西跟随！’”我查考：孔子使用财物，比如子华出使齐国，原思做家臣，颜路请求车子，给或不给，都根据人和自己的本分所应当的，是天理人情不可改变的，没有只是顺着一时的意思偶然行事的。如果本来不应该这样，只因为“遇到一种悲哀，讨厌眼泪没有东西跟随”的缘故就解下车马资助，那就是可以偶然给，也可以偶然不给，圣人使用财物恐怕不像这样苟且。《戴记》的文字本来多附会；这或许另有缘故而传述者失去了真相，或者本来没有这事，都不可知。所以现在不收录。
“孔文子将要攻打太叔，向仲尼咨询。仲尼说：‘礼器之事我曾经学过；甲兵之事没有听说过。’退下，命令驾车离开，说：‘鸟还选择树木，树木难道能选择鸟吗！’孔文子急忙阻止他，说：‘我岂敢揣度私心，是咨询卫国的危难啊！’将要留下；鲁国人用币帛召他，于是回去。”（《左传》哀公十一年）
△拒绝孔文子的问话比回答卫灵公更符合实情
查考此文“胡簋”四句与《论语·问陈章》“俎豆”几句话相似，事情也相似，未必两件事如此相符而又都在卫国，大概是一件事而传闻不同。以道理推测，问陈的过失小，问攻打太叔的过失大；前者可以不离开，而后者应当离开；前者可以因所问而引导他以礼，像用“临事，好谋”告诫子路那样，后者只应当以不回答来拒绝。我怀疑此文更符合实情。所以两者都保留，以等待有见识的人删去其中一个。说法并见《前卫灵公》条下。
【附论】“孟子说：‘在卫国孝公时，是公养之仕。’”（《孟子》）
△卫孝公就是出公
《史记》中卫国没有荐公，而孔子返回卫国是在出公辄的时候，所以朱熹认为孝公就是辄。我查考《春秋经传》，哀公二年卫灵公去世，卫国人立辄；十六年正月，卫侯辄来奔（《传》在十九年冬）；到四月，孔子去世。公养之是辄无可怀疑。辄流亡在外，所以称出公。出，不是谥号，辄的谥号大概史书遗失了。卫国人既然认为蒯聩得罪了灵公而辄拒绝他是正确的，那么谥他为孝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跟随朱熹的说法。
△在卫国为孔文
子所留
孔子之於卫孝公，其详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传：“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哀十五年《传》：“大子与五人介，迫孔悝於厕，强盟之，孔悝立庄公。”则是灵、孝之世孔氏实执国政。孔子之在卫，文子实留之，故有“择木”之喻；若文子非执卫柄，不过卫诸大夫，孔子不答所问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其为人必好贤礼士者，是以孔子为之留连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传记所载从无孔子与卫孝公问答之语，则是孝公年少，尚未知与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饔饣气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谓之“公养之仕”，明非立其朝而贪其禄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辅孝公以行道，不然则疑孔子之苟利其养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为之解。
译孔子在卫国侍奉卫孝公的详情，已不可考证。我查阅：《春秋》昭公七年的传文记载：“孔成子梦见康叔对他说：‘立元为继承人，我让羁的孙子圉和史苟辅佐他。’”哀公十五年的传文记载：“太子与五个人作为陪从，将孔悝逼到厕所，强迫他盟誓，孔悝拥立了庄公。”由此可知，在卫灵公、卫孝公时期，孔氏实际上掌握着卫国政权。孔子在卫国时，是卫文子挽留了他，所以有“良禽择木而栖”的比喻；如果文子不掌握卫国大权，只是卫国的一般大夫，孔子回答他的问题也就足够了，不必因此就离开卫国。文子聪敏且爱好学习，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那么他为人必定是喜爱贤才、礼遇士人的，因此孔子为他留恋而不急于离开，并非随意而为。又查阅：传记中从未记载孔子与卫孝公问答的话语，这说明孝公年幼，还不懂得如何与孔子交往应酬，只是文子向国君进言，让孔子得到公家供给的饮食罢了；所以孟子称孔子为“公养之仕”，明确表明孔子并非在朝廷任职而贪图俸禄。我担心世间的儒者怀疑孔子想要辅佐孝公以推行道义，否则就怀疑孔子贪图公家的供养而不肯离开，因此推究前后的情况来为他辩解。
○归鲁上
△辨冉有荐孔子之说
《世家》云：“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余按：所载冉有之言浅陋不足以称圣人，必後人所伪▯无疑，故今不取。而《春秋传》言“师及齐师战於郊”，《世家》云“郎”，亦误。
△辨息驾河粱之说
《家语》云：“孔子自卫反鲁，息驾於河粱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圆流九十里，鱼鳖不能道，鼋鼍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问焉（云云）。”余按：此书本之《庄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观於吕粱，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数百步而出，被▯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则《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无为之旨，故设为丈夫孔子问答之言以畅其说耳，非实事也。《家语》以为实然，愚矣。庄周书中，▯玄蛇、河海、光景、无有，皆有问答之语，亦将谓光景、无有皆能为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无伦理。吕梁之水，县三十仞，可也；自卫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县之！孔子观於吕梁，可也；自卫反鲁，去河绝远？安得河梁而息驾焉！丈夫游之而复出，孔子问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则与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与之语乎！呜乎，《庄子》之言之必无者，《家语》皆以为诚有也；《庄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语》则又改之使之必无；此何为耶？又按，《列子黄帝》、《说符》两篇亦载此事，一与《庄子》文同，一与《家语》文同。盖《列子》亦後人之所伪撰，──故柳子厚谓其书多增窜，高氏亦谓後人会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两采之；较之《家语》尤不可信。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
△《国语》记田赋
《国语》亦载此事，而文颇与此异：盖《国语》皆後人所推衍，非当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内传》而多与诸经不合，不如《内传》为近其实。故弃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於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聚敛即用田赋
按《论语》、《孟子》所称乃一事而其文小异者。既云“赋粟倍他日”，则所谓“聚敛”者即《左传》“用田赋”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详略，故并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
△归鲁之年
正乐与用田斌未知孰为先後。然孔子之归在孔文子访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葬滕隐公之後，则是孔子岁暮始归鲁也。田赋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间当无几时。故次此文於用田赋之後。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
△正乐
按：“语乐”即“正乐”之事，“盈耳”即“得所”之
译○归鲁上
△辨析冉有推荐孔子的说法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冉有担任季氏的军队统帅，在郎地与齐国交战，取得了胜利。季康子说：‘你关于军事的知识，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就有的呢？’冉有回答说：‘是跟孔子学的。’季康子说：‘孔子是怎样的人呢？’冉有回答说（等等）。于是季康子驱逐了公华、公宾、公林，用礼物迎接孔子。孔子回到鲁国。”我考察认为：这里记载的冉有的话浅陋，不足以用来称颂圣人，必定是后人伪造的，毫无疑问，所以现在不予采纳。而且《春秋左传》记载“军队与齐军在郊外交战”，《世家》却说是“郎地”，这也是错误的。
△辨析在河边桥梁上停车休息的说法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河边的桥梁上停车休息并观看。那里有三十仞深的悬水，回旋的水流长达九十里，鱼鳖无法通过，鼋鼍无法居住，有一个男子正要涉水过河。孔子派人沿着河岸去阻止他；那男子不在意，于是渡河而出。孔子问他（等等）。”我考察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本于《庄子·外篇》，其原文说：“孔子在吕梁观看，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是鼋鼍鱼鳖都不能游过的地方，看见一个男子在游泳，游了数百步出来，披着衣服边走边唱歌，在塘下漫步。孔子跟着问他；那人说：‘我始于旧习，长于本性，成于天命，顺从水的规律而不私心自用，这就是我能够涉水的原因。’”那么，《外篇》的意思只是想阐明自然的道理、无为的宗旨，所以虚构了男子与孔子的问答来畅达其说罢了，并非实事。《家语》却认为是真实发生的，真是愚蠢。庄周的书中，玄蛇、河海、光景、无有，都有问答的话语，难道也会认为光景、无有都能像人一样说话吗！况且它所改动的《外篇》文字尤其不合情理。吕梁的水，深达三十仞，是可以的；但从卫国下来，河流在平地上，怎么会有三十仞深的悬水呢！孔子在吕梁观看，是可以的；但从卫国返回鲁国，离黄河极远，怎么会有河桥而停车休息呢！男子游泳出来，孔子问他，是可以的；但如果男子已经渡过河，那么他与孔子各在河的一岸，又怎么能隔着大河与他说话呢！唉，《庄子》中那些必定没有的话，《家语》都认为是确实有的；《庄子》中那些或许有的话，《家语》却又改动它使之必定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又考察，《列子·黄帝》、《说符》两篇也记载这件事，一篇与《庄子》文字相同，一篇与《家语》文字相同。大概《列子》也是后人伪撰的——所以柳宗元说它的书多有增删窜改，高氏也说它是后人荟萃而成的——因此对同一件事采取了两种说法；与《家语》相比更不可信。
“季孙想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向仲尼咨询。仲尼说：‘我不知道。’问了三次，最后说：‘您是国家的老臣，等待您的意见才行动，为什么您不说话呢？’仲尼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要合乎礼制：施予要丰厚，做事要适中，征收要微薄。像这样，那么我也就满足了。如果不合乎礼制而贪婪无厌，那么即使实行田赋，也将还不够。况且您季孙如果想依法行事，那么周公的典章制度还在；如果想苟且行事，又何必来咨询呢！’季孙不听。鲁哀公十二年春正月，实行了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
△《国语》记载田赋
《国语》也记载这件事，但文字与此颇有不同：大概《国语》都是后人推演衍生的，不是当时的言语，所以它的文字常常比《左传》繁复，且多与诸经不合，不如《左传》接近事实。所以舍弃《国语》而保留《左传》。
“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却为他聚敛财富并加以增益。孔子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是可以的！’”（《论语·先进篇》）
“冉求担任季氏的家宰，不能改变他的德行，而且征收的粟米比往日加倍。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是可以的！’”（《孟子》）
△聚敛就是实行田赋
考察《论语》、《孟子》所提到的乃是同一件事，只是文字略有不同。既然说“征收的粟米比往日加倍”，那么所谓的“聚敛”就是《左传》中“实行田赋”的事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彼此有详略不同，所以一并排列在这里。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各归其位。’”（《论语·子罕篇》）
△归鲁的年份
校正音乐与实行田赋不知道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然而孔子归鲁在孔文子咨询攻打太叔之后，太叔出奔在十一月安葬滕隐公之后，那么孔子是在岁末才回到鲁国的。田赋的实行在第二年正月，其间应当没有多少时间。所以把这段文字排列在实行田赋之后。
“孔子告诉鲁国太师关于音乐的道理，说：‘音乐是可以知道的：刚开始演奏，声音聚合；接着，声音纯正，和谐；最后，声音连绵不断，以此完成。’”（《论语·八佾篇》）
“孔子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结束时的合奏，洋洋乎充满耳朵啊！’”（《论语·泰伯篇》）
△校正音乐
考察：“谈论音乐”就是“校正音乐”的事，“充满耳朵”就是“各归其位”的
验，故并次之於此。
【附录】“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篇》）
译验证，所以一并排列在此。
【附录】“孔子平时说话使用雅言：诵读《诗经》、《尚书》，以及主持礼仪时，都使用雅言。”（《论语·述而篇》）
△雅言
此孔子平日事，不仅归鲁以後为然。以其与正乐之事同类，故附次於此。
△辨删《诗》之说
《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说。孔氏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也。”而宋欧阳氏修云：“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馀君而取一篇着。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诸侯千有馀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则又皆以迁言为然。余按：《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诃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後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是十五国之外本无风可采；不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常删也。“丝麻菅蒯”之句不逊於“缟衣茹芦”之章，即华室远”之言亦何异於“东门不即”之意；此何为而存之，彼何为而删之哉？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颂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馀年而又逸其七。古义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尚书》百篇，伏生仅传二十八篇，逸者七十余篇；孔安国得多十馀篇，逸者尚数十篇。礼之逸者尤多。自汉以来易竹以纸，传布最易，其势可以不逸，然其所为书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势之常，不必孔子删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删《诗》之说悉不敢载。
△辨删《书》之说
《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常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而下。”《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为《简书》。”後世多以其说为然。余按：《传》云：“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圣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农、黄帝之书传於後世，孔子得之当如何而爱护之，当如何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详，而皆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则高辛氏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唯《春秋传》颇言上古时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诡，与《尧典》、《禹贡》大不类，盖皆出於传闻，必非当时之书之所载也。《三坟》、《五典》之名虽见於《传》，然不言为何人所作，故杜氏《注》但云“皆古书名。”若《书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不注耶！《虞书》曰：“慎徽五典。”又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者。安知《传》之所云非此五典欤？古
译△雅言
这是孔子平日的事情，不仅仅是在他回到鲁国之后才如此。因为这与校正音乐的事情同类，所以附列在此。
△辨删《诗》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诗歌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时，去除了重复的，选取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上自契、后稷，中述殷、周的兴盛，下至周幽王、周厉王的衰败，共三百零五篇。”郑玄的弟子们大多不认同这种说法。孔颖达说：“《书传》所引用的诗，现存的很多，散失的很少，那么孔子所收录的不可能十分去其九，司马迁的话不可信。”而宋代的欧阳修说：“根据《诗谱》推断，有的历经十位君主才取一篇，有的历经二十多位君主才取一篇。由此说来，何止三千篇！”邵雍也说：“诸侯有一千多个国家，《国风》只取了十五国；西周有十二位王，《雅》只取了六篇。”于是他们都认为司马迁的话是对的。我按：《国风》除了《周南》、《召南》和《豳风》以外，大多是衰败时代的歌谣，《小雅》大半作于周宣王、周幽王时期，周夷王以前的寥寥无几，如果每位君主都有诗，孔子不应该尽删其兴盛时期的而独存其衰败时期的。况且武丁以前的颂诗难道就比不上周朝吗？六百年的风雅难道没有一两句可取的吗？孔子为什么要尽删它们呢？孔子说：“诵读《诗》三百篇，授给他政事，他不能通达吗？派他出使四方，他不能独立应对吗？即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玩味他的语意，在孔子之时已经只有这个数目，并非从孔子删减之后才成为三百篇的。《春秋左传》说：“吴公子札来聘问，请求观赏周乐。”所歌咏的风诗没有在今日十五国之外的。这说明十五国之外本来没有风诗可采；不然就是有的而鲁国散失了，并非孔子删减的。况且孔子所删减的是什么诗呢？郑、卫的风诗，淫靡的作品，孔子未曾删减。“丝麻菅蒯”的句子不比“缟衣茹芦”的篇章逊色，即使“华室远”的话也与“东门不即”的意思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为什么保留，那些为什么删减呢？何况根据《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书考证，所引用的诗散失的不到十分之一，那么孔颖达的话很有道理；而宋儒反而不认同，很可怪。由此论之，孔子原本没有删《诗》的事情。古代风尚简朴，作者本来不多，又用竹简书写，流传不广，所以存世的少而散失的多。《国语》说：“正考父在周朝太师那里校正商朝的颂诗十二篇，以《那》为首。”郑司农说：“从正考父到孔子又散失了七篇。”这说明正考父以前颂诗散失的已经很多，到孔子又过了二百多年又散失了七篇。古义时代越近则诗越多；时代越远则诗越少。孔子所得到的只有这个数目，或许此外虽然有但残缺不全，于是选取这些来校正次序以教导门人，并非删减它们。《尚书》百篇，伏生仅传二十八篇，散失的七十多篇；孔安国多得到十几篇，散失的还有几十篇。礼书散失的尤其多。自从汉代以来，易竹简为纸张，传播最容易，其势可以不散失，然而其所写的书也有代有散失的。散失是事势的常态，不必孔子删减之后才散失。所以现在对于删《诗》的说法一概不敢记载。
△辨删《书》之说
《伪孔传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述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讲述常道。孔子看到史籍的烦琐文字，担心阅览者不统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书纬》说：“孔子得到黄帝玄孙帝魁的书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确定可以作为世法的百二十篇，为《简书》。”后世多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我按：《左传》说：“郯子来朝见，昭子问他，说：‘少昊氏以鸟名官，什么原因？’郯子说，‘是我的祖先，我知道。’仲尼听说后，去见郯子而向他学习。”圣人喜好古代如此，果真有羲、农、黄帝的书流传于后世，孔子得到它应当如何爱护它，应当如何表彰它，他肯无故而删减它吗！《论语》屡次称颂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其讲述唐、虞的事情尤其详细，而都没有一言提及黄、炎的，那么高辛氏以前没有书是明显的。只有《春秋左传》颇言上古时事，然而其文多平淡而柔弱，其事多奇异而诡谲，与《尧典》、《禹贡》大不相同，大概都出于传闻，必定不是当时书中所记载的。《三坟》、《五典》的名称虽然见于《左传》，然而不说为何人所作，所以杜预的《注》只说“都是古书名”。如果《书序》果真是孔安国所作，杜预岂能不见而不注呢！《虞书》说：“慎徽五典。”又说：“天叙有典。”“自我五典。”由此知道尧、舜之世已有五典，大概就是将五伦之义书写在简策上以教化百姓的。怎么知道《左传》所说的不是这五典呢？古代
者以竹木为书，其作之也难，其传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则遂取是而考订整齐之以传於门人耳，非删之也。《世家》但云“序《书》”，亦无删《书》之文。《汉志》虽有《周书》七十馀篇；然皆後人之所伪撰。刘向但云“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亦未尝言孔子之所删也。故今於删《书》之说悉不敢载。
译古人用竹木制作书籍，制作起来很困难，流传下来也不容易；孔子所获得的《尚书》仅此而已，于是他就选取这些篇章进行考订整理，以便传授给门人，并非删减了它们。《史记·孔子世家》只说“为《尚书》作序”，也没有删减《尚书》的文字。《汉书·艺文志》虽然记载有《周书》七十多篇；但这些都是后人伪托撰写的。刘向只说“孔子所论述的一百多篇之外”，也未曾说过孔子删减了《尚书》。所以现在对于删减《尚书》的说法，我全都不敢记载。
【附录】“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数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
△学《易》之年
此语无年可考。观其词意，盖在归鲁以後。故附次於“正乐”之後。
△辨作易《传》之说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说。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後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系词》、《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於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遗馀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後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於时仲尼造之於鲁尚未播之於远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无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於彼处为宜。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得遂以为“善之长”“会”者“合”也，故前云“嘉之会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礼”；若云“嘉会足以合礼”，则於文为复，而“嘉会”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干事，是以虽随无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语之上，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然则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非孔子所为也。《论语》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所自言；而《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为，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为《序卦》，而以前“序《书》传”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义，初无孔子作《传》之文。盖其说之晦有以启後人之误。故今皆不载。
【附录】“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与吊。”（《左传》哀公十二年）
【附录】“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後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同上）
●卷四
○归鲁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孙氏之车子Θ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传》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の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
△作《春秋》与获麟之先後不可知
按：《春秋》终於获麟，则成於获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先儒或谓文成致麟；然麟至见获，非瑞乃灾，其说非是。杜氏以
译【附录】“孔子说：‘多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来学习《周易》，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论语·述而篇》）
△学习《周易》的年份
这句话没有年份可考。看它的词意，大概是在孔子回到鲁国之后。所以附列在“正乐”之后。
△辨析关于孔子作《易传》的说法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爱《周易》，编撰了《彖》、《系》、《象》、《说卦》、《文言》。”从此班固以来，诸儒解说《周易》的都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到了唐、宋，都承袭这种说法。我考察：《春秋》是孔子自己写的，其文辞严谨简朴，与《尧典》、《禹贡》不相上下；《论语》是后人记录的，那么其文辞稍逊一筹；如果《易传》果然是孔子所作，那么应当介于《春秋》、《论语》之间，而现在反而繁复华丽，很像《左传》、《礼记》，远远低于《论语》，为什么呢？《系辞》、《文言》的文辞，有的冠以“子曰”，有的不冠以“子曰”；如果《易传》都是孔子所作，不应该自己冠以“子曰”字样；即使说是后人添加的，也不应该有的添加有的不添加。孟子对于《春秋》，曾经多次谈论，却没有一句话提到孔子传《易》的事；孔子、孟子相距很近，孟子表彰孔子不遗余力，不应该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了而不说。由此看来，《易传》一定不是孔子所作，而且未必是一个人写的；大概是孔子之后通晓《周易》的人写的，所以其言论繁复华丽；那些冠以“子曰”字样的，大概是相传认为是孔子的说法，但不一定都是当时的言语；那些不冠以“子曰”字样的，则是他们自己的解说。杜预《春秋左氏传后序》说：“汲县坟墓中，《周易》上下篇与现在完全相同；另有《阴阳说》，而没有《彖》、《象》、《文言》、《系辞》。怀疑当时仲尼在鲁国创作它，尚未传播到远方国家。”我考察：汲冢《纪年篇》是魏国的史书；坟墓中的书，是魏人收藏的。魏文侯的老师是子夏，子夏在魏国教授很久，孔子弟子中能传授其书的没有谁比得上子夏；子夏不传授，魏人不知道，那么《易传》不出自孔子而出自七十子之后的儒者无疑了。又考察《春秋》襄公九年《左传》，穆姜回答史官的话与现在《文言》篇首大致相同而词句略有差异。从文势论，在那里为宜。从文义论，“元”就是“首”，所以称为“体之长”；不能就认为是“善之长”。“会”是“合”，所以前文说“嘉之会也”，后文说“嘉德足以合礼”；如果说“嘉会足以合礼”，那么在文辞上重复，而“嘉会”二字也无法解释。“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干事，是以虽随无咎”；现在删去下面两句而在四句话之上冠以“君子”字，那么与上下文义完全不相衔接。那么这是作《传》的人采自鲁国史书而失其义，不是孔子所作的。《论语》说：“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现在《象传》也记载此文。如果《传》文在前，记录的人固然应当见到，曾子虽然曾经述说，不能就认为是曾子自己说的；而《传》中的名言很多，曾子也未必独自摘录这句话而述说。那么这是作《传》的人往往旁采古人的话来补足，只取符合卦义的，不一定都是自己出的。既然采用了曾子的话，一定是曾子之后的人所作，不是孔子所作的。而且《世家》的文本本来不明确，有人把“序”当作《序卦》，而以前“序《书》传”的文例来类比，又像是序述的意思，起初没有孔子作《传》的文字。大概这种说法的晦涩有引发后人错误的原因。所以现在都不记载。
【附录】“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去世。孔子去吊唁。”（《左传》哀公十二年）
【附录】“冬十二月，出现蝗虫。季孙问仲尼，仲尼说：‘我听说，火伏之后蛰伏的生物才结束。现在火还在西流，是掌管历法的人的过错。’”（同上）
●卷四
○归鲁下
“春天，在西郊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商捕获了麒麟；认为不吉祥，把它赐给虞人。仲尼看了说：‘是麒麟！’然后取回它。”（《左传》哀公十四年）
“有人报告说：‘有像麋鹿但有角的动物。’孔子说：‘谁来的呢！谁来的呢！’反袖擦脸，泪水沾湿了衣袍，说：‘我的道穷尽了！’”（《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兴起：臣子弑杀君主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有。孔子恐惧，作《春秋》。”（《孟子》）
△作《春秋》与获麟的先后不可知
按：《春秋》终于获麟，那么成书在获麟之后可知，所以列在此处。先儒有人说文章完成招致麒麟；然而麒麟到来被捕获，不是祥瑞而是灾祸，这种说法不对。杜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