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在母亲那里没有忧虑，在傅母那里没有勤勉。”《列女传》说：“文王生下来就明智圣哲，太任教他一个数，他就能认识一百个。”后世的儒者于是认为文王生来就具有圣人的品德，大王知道他一定能振兴周朝，所以舍弃泰伯而把国家传给他。同样是圣人，文王生下来就是圣人，孟子小时候却和街市上的普通小孩没有什么不同，这怎么相差得如此悬殊呢？大概凡是称赞古人的人，想要极力形容那个人的美好，于是就不再顾及事情是否违背常理，这是他们共同的毛病。所以想要阐明太任胎教的功效，就说文王的圣德生来就是这样；想要阐明孟母教育的善于教导，就好像孟子起初完全和庸俗愚笨的人没有区别。其实圣人成为圣人也一定是逐渐形成的，圣人小时候虽然不能立刻成为圣人，但也一定不与世俗之人相同。善于读书的人应当考察作者的意思所在，不必全都当作事实来看待。所以现在不记载这件事。

译辨析孟母割断织布、购买猪肉的说法

《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小时候诵读，他的母亲正在织布。孟子忽然停止诵读，随后又继续。他的母亲拿起刀割断织布，以此告诫他。”孟子问他的母亲说：“东家杀猪是为了什么？”母亲说：“想给你吃。”他的母亲自己后悔说了这话，于是买了东家的猪肉给他吃。我按：割断织布来比喻学习不可中途停止，道理固然如此；然而一边诵读一边思考，难道没有暂时停顿的时候吗，竟然责备他的声音必须没有断续吗！至于“给你吃”这样的话，不过是一时的戏言罢了，过失很小，因为后悔这一句戏言就购买猪肉来弥补掩饰，这是教导他掩饰过错、坚持错误，孟母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这些都是讲述者想要极力形容孟母善于教育而附会出来的，反而失去了正道，都不能相信。所以现在都不予收录。

辨析孟母不允许休妻的说法

《韩诗外传》记载：“孟子的妻子独自在家时蹲坐着。孟子进屋看见她，告诉他的母亲说：‘妻子没有礼貌，请让我休了她。’母亲说：‘是你没有礼貌！’”礼制不是说过吗：“将要上堂，声音一定要响亮；将要进屋，视线一定要低下。”这是为了不趁人不备而窥视。“于是孟子自责，不敢休妻。”我按：独自在家而蹲坐，是偶然的事情，教导她就可以了，并非有大过错，怎么能立刻休妻！声音响亮，视线低下，也是针对朋友宾客而言的，卧室之内怎么能事事都苛责呢！这大概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必定不是孟子的事。所以也不予记载。

【备览】“在子思的门人那里受业。”（同上）

【附论】“孟子说：‘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有德行的人学习。’”（《孟子》）

孟子没有向子思受业的事

赵岐认为孟子亲自师从子思。王劭认为《史记》中的“人”字是衍文。我按：从孔子去世到孟子游历齐国、燕国人背叛的时候，已经一百六十六年了。伯鱼去世在颜渊之前，那么孔子去世时子思年龄不会低于十岁。而孟子离开齐国后，居住在邹国，又到宋国、薛国、滕国，为滕文公制定井田制，再次游历鲁国而后归老，那么孟子在齐国时也不过六十岁罢了，即使假设子思享年八十岁，距离孟子的出生，还有三十多年，孟子怎么能向子思受业呢！孟子说：“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有德行的人学习。”如果孟子亲自向子思受业，就应当明确说出那个人，以显示他的传承有所本，怎么能只说“人”呢！由此说来，孟子必定没有向子思受业的事，《史记》的话是对的。然而孟子的学问深远，恐怕不仅仅得自于一人，大概像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那样，所以只说“私下向有德行的人学习”罢了。

前往梁国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有使我国获利的主意吗？’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了！’”

宋人怀疑孟子拜见诸侯的说法有误

叶大庆《考古质疑》说：“墨客王圣美年轻时拜见一位达官，达官问王圣美说：‘曾经读过《孟子》吗？’回答说：‘完全不明白其中的含义。’问：‘不明白什么含义？’回答说：‘从头到尾都不明白。孟子不见诸侯，为什么拜见梁惠王？’那人惊愕无言以对。这虽然像是戏笑的谈话，匆忙中也自然难以回答。最近看到陈氏《新话》说：‘孟子的书中有一句话可以万世奉行，有话说今天可行而明天不可用。孟子不见诸侯却拜见梁惠王，学者至今怀疑这一点。’大庆曾经思考而得到了答案。孟子论述去留的道义，说：‘迎接他恭敬有礼，说话将实行他的主张，就前去拜见。’按：《史记·魏世家》记载：‘惠王降低礼节、丰厚礼物来招揽贤者，邹衍、淳于髡、孟某都到了。’那么孟子拜见惠王不就是因为惠王迎接他恭敬有礼吗？”（原文很繁杂，现在删减概括成这样）我按：孟子拜见梁王没有什么难以解释的，不知道王圣美为什么不明白，达官为什么无言以对？陈氏为什么产生怀疑，叶氏为什么经过思考才得到答案？孟子所说的不见诸侯，是指草野之士不降低身份先去求见诸侯罢了，并非说永远不可以与诸侯见一面。所以说：“庶民不递交礼物成为臣子，不敢拜见诸侯。”说：“如果不等待他的招唤就前往，怎么样？”说：“段干木翻墙躲避他，泄柳关门不让他进入，这都是太过分了；情况紧迫，就可以拜见了。”语意非常明白。哪里容得有不明白其含义的人！却纷纷怀疑、议论，真是我所不明白的！如果说永远不可以见诸侯一面，那么禹、皋陶为什么拜见尧、舜，伊尹为什么拜见汤，太公为什么拜见文王呢？孟子居住在邹国，季任担任任国的代理长官，用礼物交往，孟子接受了而不回报；后来从邹国到任国，拜见了季子；那么孟子拜见当时的君主都应当像这样，不仅仅在梁国是这样。即使没有《史记》的文字，孟子因为是应聘而前往也是无可怀疑的；只是记载的人只想阐明先义后利的宗旨，来不及在拜见之前一一铺叙，不像如今演义的文章写法罢了。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卫灵公向孔子问军事，在问之前也必定有他们相见的缘由，与义理无关，所以不必一一

译记载在简策上的。如今议论的人却以此作为疑点，难道是宋人沿袭唐代的旧习，喜好奔走钻营，对孟子不见诸侯的说法感到奇怪，想要用孟子的矛去刺他的盾吗？如果不是这样，像这样读书，书中没有不可议论的地方，那就没有陶渊明“不求甚解”的性情了！

译△孟子救旧之旨

按：孟子先义后利的主旨，深切地切中了战国时人的弊病，这其实也是古今共同的通病。夏商周三代以前，人们都崇尚道义。到了春秋时期，人们逐渐看重利益；然而尚有好义之人，也有假借道义之名的人。到了战国时期，不仅人们不好义，连假借道义之名的人也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都只图利益，没有地方可以假借道义了。人心一旦专一于利益，就只知道有利而不知道有道义，而且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他人，甚至只知道有眼前的利益而不知道有日后的祸害。因此，各国的君主只致力于战争以开拓土地，聚敛财富以充实府库，他们的臣子也只致力于迎合君主以获取富贵，民间巷陌之间也只从事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以谋取私利。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好利之心驱使人们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战国时期百姓遭受涂炭，风俗颓败，死于战事的动不动就达到一二十万，那么孟子的这番话确实是救治时弊的上策，也是千古的明鉴。所以将这一章列在七篇之首，太史公读后也深深赞叹称美。

△“利”并非不可说

圣人何曾不谈论利益！《易经》说“乾卦，元亨利贞”，说“坤卦，元亨，利于雌马之贞”，说“利于建立诸侯”，说“利于见到大人”，说“利于渡过大河”等等，不胜枚举，圣人何曾不教导人们趋利避害呢！只是圣人所言，是道义之中的利益，而非道义之外的利益；是众人共有的利益，而非个人独占的利益；是长远的利益，而非一时的利益，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地方。所以说“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说“顺着百姓所利的地方去使他们得利”，说“小人乐于他们的安乐，利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死后也不被忘记。”无奈世俗之人只图利益而不顾道义的是非，不仅损害他人以利己，作为臣子的甚至损耗国家以肥私，甚至贪图一时之利而导致终身祸害的情况也常常有，这难道不说是大愚昧吗！孟子这番话可谓深切显明，可惜世人不能明察啊！

按：孟子与齐、梁、滕君问答的话语，文字繁多不能全部记载，而《孟子》是人人共读的，也没有必要全部记载，所以只选取其要旨及与当时时事有关的内容，按先后次序排列，不全部抄录。

“梁惠王说：‘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等到我即位，东面被齐国打败，长子战死；西面丧失土地给秦国七百里，南面受辱于楚国。我对此感到羞耻，希望能为这些死者报仇雪恨！怎么做才可以呢？’孟子回答说：‘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薄收赋税，深耕细作，除草及时，让壮年人在闲暇时修习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尊长，就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棒去对抗秦、楚的坚甲利兵了！’”（同上）

【备览】“惠王多次在军事上失败，降低礼节、厚备礼物来招揽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都到了梁国。”（《史记·魏世家》）

△孟子到梁国是在惠王后元末年

《史记》这篇文章记载在《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根据《年表》考证，那是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年。我查阅《史记》，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即位，在位十六年去世。襄王元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年，“与诸侯在徐州会盟，互相称王，追尊父亲惠王为王。”这说明丁亥年以前梁国还未称王。而孟子拜见梁王，却说“王何必说利”，“王好战，请让我用战争来比喻”，“王如果去征伐，谁能与王为敌”，惠王果然还未称王，孟子怎么预先称他为王呢？又查阅《史记》，梁国割让河西之地给秦国是在襄王五年，全部献出上郡给秦国是在襄王七年，楚国在襄陵打败魏国是在襄王十二年，这些都是惠王去世后的事。而惠王告诉孟子却说“西面丧失土地给秦国七百里，南面受辱于楚国”，未来的事，惠王怎么预先知道并预先说呢？查阅杜预《左传后序》说：“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开始，到十六年称‘惠成王卒。’就是惠王。怀疑《史记》错误地将惠成王的时代分为后王的年号。”那么《史记》所称“在徐州会盟称王”的就是惠王，不是襄王了；所称襄王的元年就是惠王的后元年，而割让河西、献出上郡、在襄陵战败都是惠王时事，不是襄王时事了。大概惠王原本称魏侯，既然僭越称王，那么这一年就是称王的开始之年，所以不称三十七年而称元年。《史记》不知道惠王改元的原因，只看到他在三十六年之后又写了元年，就误以为是襄王的元年。那么孟子到梁国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后元十二年襄陵战败之后，那么孟子与惠王所说的话就没有一句不符了。孟子与齐宣王问答很多，而与梁惠王却很少，在梁国也没有其他事情，那么孟子在梁国大概不久。然而还来得及见到襄王然后离开，那么孟子到梁国应当在惠王去世前一二年，辛丑、壬寅两年之中，在《年表》上，则是周慎靓王元年、二年。《史记》所说的，不对。说法并见后《襄王条》下。

“

译孟子拜见梁襄王，出来后对别人说：“远远望去，他不像个国君；接近他，也看不出有什么令人敬畏的地方。”他突然问道：“天下怎样才能平定？”我回答说：“统一于一个君主。”“谁能统一天下？”我回答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

译△《纪年》中的“今王”就是襄王

《史记》记载，梁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继位；襄王在位十六年去世，儿子哀王继位。《竹书纪年》记载，梁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时改元，又过了十六年去世；此后被称为“今王”，到二十年时该书记载截止。杜预在《左传后序》中说：“《史记》错误地将惠成（即惠王）的在位年代分为后王之年。哀王在位二十三年才去世，所以特别不称谥号，称为‘今王’。”我认为：杜预将《史记》中襄王的在位年代视为惠王后元的年代，这是对的；至于说《竹书》中的“今王”是哀王而没有襄王，则是不对的。《孟子》书中提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录此书的人都是当时亲眼目睹的人，不可能把哀王误作襄王，那么梁国本来就有襄王。《世本》记载“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那么梁国有襄王，没有哀王。襄、哀二字字形相似，大概有将襄王误写为哀王的情况，《史记》因此怀疑梁国有襄、哀两位君王；又不知道惠王改元的事，所以错误地将惠王后元的十六年当作襄王的在位年代，将襄王的二十三年当作哀王的在位年代。那么《纪年》所说的今王就是《孟子》所记载的襄王，不能认为是哀王。此说并见前《惠王条》下。

【附录】“周霄问曰：‘古之君子出仕吗？’孟子说：出仕。传曰：‘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惶惶不安。出国境必定携带见面礼。’公明仪说：‘古人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慰问他’……‘晋国，也是出仕的国家，未曾听说出仕像这样急迫。出仕像这样急迫，君子难以出仕，为什么呢？’孟子说：‘男子生下来就希望为他娶妻；女子生下来就希望为她嫁人。父母的心，人人都有。不等待父母的命令和媒人的介绍，钻墙洞互相窥视，翻墙墙互相追随，那么父母和国人都轻视他。古人未曾不想出仕，又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不通过正当途径而前往的，与钻墙洞之类的人相同。’”

△孟子在梁未出仕

按：孟子曾拜见梁惠王，惠王自称“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那么战国之初都还以韩、赵、魏为晋国。孟子未曾到韩与赵，那么周霄这话在孟子居梁之时无疑；所谓“晋国”，即指梁而言。看周霄以“难仕”质疑孟子，那么孟子在梁只是像宾客一样，未曾接受他的爵禄，看孟子“钻穴，逾墙”的比喻，那么当时求仕的人大多有所凭借而得到职位，孟子则必定等待君主自己了解他而自行任用他，不肯效仿当时游士的做法。所以《史记》在齐国称“游事齐宣王”，而在梁国则只称“〇梁”，大概连客卿也未曾接受。学者不可不分别看待。

○游齐上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以听到吗？’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文之事的，所以后世没有流传；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不谈这些，那么谈谈王道吗？’宣王说：‘德行怎样才可以称王呢？’孟子说：‘保护百姓而称王，没有人能阻挡。……没有固定产业而有固定志向的，只有士人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产业，因而没有固定志向。如果没有固定志向，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等到陷入犯罪，然后跟着惩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人在位，陷害百姓而可以做的！……五亩的宅院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可以穿丝绸了。鸡猪狗等家畜不失时饲养，七十岁的人可以吃肉了。百亩的田地不耽误农时，八口之家可以不挨饿了。认真进行学校教育，反复强调孝悌的道理，头发花白的人不在道路上背负头顶重物了。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百姓不挨饿受冻，这样还不能称王的，从来没有过！’”

△孟子至齐在至梁之后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〇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这是说至齐在至梁之前。我认为：《孟子梁惠王篇》都以时间的先后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后接着是齐宣，那么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后。即使以《史记》的文字论之，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后二十三年齐才开始取燕，当时梁惠王去世已久，那么孟子去齐以后必定没有再〇梁的事。所以这次将至齐排在至梁之后。

△孟子不拿周室之故

有人说孔子修《春秋》，尊崇周室，而孟子劝齐、梁行王政，违背了孔子的宗旨。以我考证，不是这样。《史记赵世家》：“成侯七年，与韩攻周；八年，分周以为两。”以《周本纪》计算，则是显王二年。大概周之东迁，依靠晋、郑，所以令虽不行于天下而犹足以立国。烈王元年，韩灭郑，六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晋桓公于屯留，（语本《竹书纪年》，与《史记》文小异）晋、郑既亡，周孤立无所依，故韩、赵

译（周王室）得到了应有的结果。（从晋国灭亡到现在，总共四年）那么，显王在位时就已经失去了国家，没有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属于自己了。因此，《战国策》中记载的周朝事情只有西周君、东周君，而没有一句话提到周王；并且说“东周与西周争夺”，“东周与西周交战”，那么东、西两个周也明显是两个国家，而周王只是寄居在它们中间，却想在这个时候要求天下人尊崇周室，也是极其不合情理的了！《史记·周本纪》记载：“显王五年，祝贺秦献公；二十六年，向秦孝公致送伯侯之礼；三十三年，祝贺秦惠王。”就像小国侍奉大国那样。大概是因为诸侯中只有秦国的史书还保存着，所以司马迁能够依据它来记载。对于三晋、齐、楚，应当也是这样。那么周朝在这个时候本来就已经降同于诸侯，只是名称有所不同罢了。到了三十五年，诸侯在徐州聚会互相称王，那么连名称也和列国没有区别了。所以《左传》说：“成王在郏鄏定鼎，占卜世数三十，占卜年数七百。”孟子说：“从周朝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那么从此以后，已经不在占卜年数的范围内，周礼也没有再存在的了，所以孟子想要得到王者来安定天下，不能用孔子的做法来责备孟子。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一方比这一方好一些罢了。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不互相征伐。”又说：“天子讨伐而不征伐；诸侯征伐而不讨伐。五霸，是挟持诸侯去征伐诸侯的人。”由此看来，假使孟子出生在春秋时代，也一定会尊崇周室，这是毫无疑问的。孟子说：“禹、稷、颜回同道。”又说：“禹、稷、颜回交换位置也会一样。”他对曾子、子思的去留也是这样说的。因此，孔子的德行不是孟子所能达到的，至于尊崇周室还是不尊崇周室，则是圣人所处的时势不同，不是他们的道义不同。学者考据古代历史不详细而妄议圣人，我非常不敢苟同。所以现在考察其前后情况而详细论述它。

译孟子关于王道的政治主张

孟子为什么用“王道”来劝说齐宣王呢？古代的圣王都不是有意要去统治天下，而是因为他们德行深厚、教化流行，人们自然归附他们；这不是齐宣王所能企及的。然而战国时期，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孟子急切想要拯救他们，所以用王道来吸引齐宣王的心，使他努力去做保护百姓的事情罢了。为什么会有“恒产、恒心”的论述呢？圣人治理天下，不只是养育百姓，也要教化他们。所以舜命令后稷播种百谷，同时也命令契推行五种教化，因此在“没有饥饿”之后，必然接着进行“学校”的教育。申明孝悌的道义，为什么说要让头发花白的人不背负重物呢？古代所说的“悌”，不只是侍奉兄长，也要侍奉老人。所以契用五种人伦关系来教导百姓，说：“长幼有序。”孔子说：“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如果只是侍奉兄长，应当说在家尊敬兄长，不应当说出门尊敬长辈了。

孟子救世的苦衷

按：君主统治一个国家，应当先端正自己的身心，不沉溺于私欲；至于淫靡的音乐，动摇人的心志，尤其应当痛加杜绝。然而齐宣王喜欢财物，喜欢美色，孟子不纠正他的过失，却只认为“与百姓共同享有”就可以成就王道；齐宣王喜欢世俗的音乐，孟子却认为“现在的音乐如同古代的音乐”，这是什么说法呢？没有别的，战国时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孟子亲眼看到他们的艰难，急切想要把他们从水火中拯救出来，而当时大国君主中只有齐宣王还有行善的可能，齐宣王的喜好又不是朝夕之间能改变的，所以不得已才这样说，希望他或许能施行仁政罢了。这是孟子救世的苦衷，并非正统的理论。阅读《孟子》的人应当用心意去推测作者的志向，不可拘泥于字句而损害其本意，也不因此就轻易非议孟子。所以现在都不收录这些内容，并将这种说法记录在这里。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所谓有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有世代任职的大臣。大王没有亲近的大臣了！过去所提拔的人，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齐宣王说：‘我凭什么识别他们没有才能而舍弃他们呢？’孟子说：‘国君提拔贤人，好像迫不得已一样，将使地位低下的超越尊贵的，关系疏远的超越亲近的，能不慎重吗！左右近臣都说贤能，不可以；各位大夫都说贤能，也不可以；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去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左右近臣都说不可，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不可，也不要听信；全国人都说不可，然后去考察他；发现他确实不可，然后罢免他。’”

孟子用人学说与齐国大夫

按：治理国家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有好的政令也不能施行，所以周公有《立政》篇，孔子有“人在政举”的回答。《孟子》这一章实在是治国的关键方法，所以现在把它记载在《保民章》之后；到这里王道就完备了。虽然如此，孟子的这些话只是对齐宣王说的罢了。左右近臣的话不可信，固然如此；各位大夫很多，为什么他们的话还是不可信，一定要询问全国人，而且还要亲自考察呢？君主的辛劳，何至于此？尧、舜是大圣人，然而他们任命官员，不过咨询四岳，询问朝廷大臣罢了，都找到了合适的人，在天下建立了大功。也不只是圣明的帝王如此，齐桓公听从鲍叔的推荐而任用管仲为相，晋文公听从赵衰的推荐而任用却谷、栾枝、先轸，都能治理好国家并称霸诸侯。而孟子却这样说，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齐国的朝廷大臣不肖的多而贤能的少，只听信各位大夫的话，就一定会有攀附权贵以求晋升的人。从王〇、陈贾可以看出齐国大夫的情况了。从《牵牛章》中可以看出，肥美的食物、轻暖的衣服、美丽的色彩、动听的声音、宠爱的侍从，大王的各位臣子都足以提供，大夫中逢迎君主的人不少。从王〇到公行氏，有上前与君主说话的，有走到君主座位前与君主说话的，庶僚中在大夫面前奔走的人也不少。像这样而想依靠大夫的推荐引荐，怎么能得到贤士而任用他们呢！那必然会导致危害国家、损害百姓，这是势所必然的。虽然有即墨大夫，却抵不过诋毁他的人多；虽然有阿大夫，却抵不过赞誉他的人众，齐国过去的往事大概都可以看到了！所以凡是君主处在清明盛世，杰出人才充满朝廷，政事修明，就不必过于烦琐；如果不幸遭遇废弛之后，朝廷多侥幸得位的人，阿谀奉承成为风气，不大力整顿纲纪，广泛听取意见，不足以振兴衰败而革除弊端。孟子的这些话确实是拨乱反正的良策啊！

用邲之战证明孟子用人学说

我读《春秋传》读到晋、楚邲之战，就知道晋国政治衰败了。邲之战晋军为什么失败呢？回答说：晋国的军队统帅不和，既不自量力就渡过黄河，又不设防备，所以失败。回答说：固然如此，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传》说：“晋国魏〇请求担任公族大夫，没有得到。”又说：“赵旃请求担任卿，没有得到。”卿大夫难道是可以通过请求得到的吗！大概是有请求而得到的，以及不请求就不能得到的，因此人们竞相请求；如果得到职位的人都不依靠请求，那么就不再有人请求了。文公时代，赵衰推荐〇〇为元帅，〇难道曾经请求过吗！胥臣推荐〇缺的贤能，文公任命他为下军大夫，缺也没有曾经请求过。也不只是不请求，文公任命赵衰为卿，赵衰让给栾枝、先轸，而且把自己得到的职位让给别人了。无怪乎所用的人都是

译贤能之人，只需一战就能成就霸业。况且凡是谋求晋升任用的人，不是阿谀奉承就是行贿送礼。靠阿谀奉承、行贿送礼而得以成为卿大夫的人，必定不会把报效国家、安定百姓作为自己的职责；如果必须通过阿谀奉承、行贿送礼之后才能成为卿大夫，那么贤才就一定没有途径得以进用。即使文公、襄公的恩泽尚未衰微，晋国的卿大夫中并非没有贤能之人，只是贤能的人少而不贤的人多，那么贤能之人也就无法施展他们的才能，因此政令不统一，在国内就无法安抚百姓，在军队中就无法战胜敌人。如果真能像孟子所说的那样，见到贤能之人然后加以任用，哪里还会有人主动去谋求官职呢！所以我通过观察城濮之战和邲之战的事情，更加确信孟子的话可以作为世人的借鉴。

译【附录】“储子说：‘齐王派人暗中观察先生，先生果然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吗？’孟子说：‘有什么不同于常人呢！尧、舜也和普通人一样罢了。’”

△齐王心悦诚服于孟子

看这段文字，齐王对于孟子可以说是心悦诚服了。《梁惠王》、《公孙丑》两篇叙述孟子的事迹，都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那些出现在其他篇章中的事迹，无法考证其先后顺序，所以都根据事件本身附录在后面。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我本打算去见先生；但患有寒疾，不能吹风。早晨我将上朝，不知道能不能让寡人见到先生呢？’孟子回答说：‘不幸得了病，不能去朝见。’第二天，孟子出门到东郭氏家吊丧。公孙丑说：‘昨天用生病为借口推辞，今天却去吊丧，或许不合适吧？’孟子说：‘昨天确实病了，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呢！’齐王派人来问候病情，医生也来了，孟仲子回答说：‘昨天有齐王的命令，先生有采薪的小病，不能去朝见。现在病稍好一些，正赶着去朝见。我不知道他能否到达呢？’于是派几个人在路上拦截孟子，说：‘请千万不要回家，直接去朝见！’孟子不得已只好到景丑家住宿。景子说：‘在家里有父子关系，在外面有君臣关系，这是人伦中最重要的。父子之间以恩爱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看到齐王对先生的恭敬，却没看到先生对齐王的恭敬。’孟子说：‘唉，这是什么话！齐国人没有用仁义来和齐王说话的，难道是因为仁义不好吗？他们心里想的是‘齐王哪里值得和他谈论仁义呢’罢了；那么，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我如果不是尧、舜的道理，就不敢在齐王面前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恭敬齐王了。’景子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礼制说：‘父亲召唤，不要应答；君主命令召唤，不等车马备好就出发。’先生本来就要去朝见，听到齐王的命令却最终没去，这似乎和礼制不太相符。难道是这样吗？曾子说：‘晋国、楚国的富有，是赶不上的。他们凭借他们的富有，我凭借我的仁德；他们凭借他们的爵位，我凭借我的道义；我有什么不足的呢！’如果大不义，曾子怎么会这样说呢？这或许是一条道理。天下有普遍尊重的三种东西：爵位是一种，年龄是一种，德行是一种。在朝廷上，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里，没有比年龄更尊贵的；在辅佐君主、治理百姓方面，没有比德行更尊贵的。怎么能拥有其中一种就轻慢另外两种呢！所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不能随意召唤的大臣；想要谋事，就亲自去拜访；如果不像这样尊重德行、喜爱道义，就不值得和他一起有所作为。

△客卿与居官（一）

天子、诸侯上朝都有固定的日期，这里为什么说孟子准备去朝见，又为什么齐王不知道孟子准备去朝见而派人召唤他呢？大概孟子在齐国是客卿，和担任官职任职的人不同。战国时期，凡是客游于诸侯国家的人，上朝都没有固定的日子，想上朝就去朝见罢了。所以《史记》说“游事齐宣王”，说游事，是为了区别于担任官职任职的人。因此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还不知道而派人召唤他，这大概是当时的风气如此，不只是孟子这样。但是在别人听到齐王的召唤就急忙前往，只有孟子不想因为被召唤而前往。如果真的担任官职任职，哪里能这样呢！看这一章的文字，以及后面《〇氐{圭黾}》、《不受禄》两章，孟子在齐国所处的时势就可以知道了。

“孟子到了平陆，对那里的长官说：‘你的持戟士兵如果一天三次脱离队伍，你会罢免他们吗？’长官说：‘不用等到三次。’孟子说：‘那么你的脱离队伍也很多了！荒年饥岁，你的百姓老弱转死在沟壑中，壮年人离散逃往四方，几乎有几千人了。’长官说：‘这不是孔距心所能决定的。’孟子说：‘现在有人接受别人的牛羊而替他们放牧，那么一定要替他们寻找牧场和草料。寻找牧场和草料而找不到，是退还给别人呢？还是站着看它们死去呢？’长官说：‘这就是孔距心的罪过！’后来孟子在齐王面前说：‘齐王治理的都邑，我知道有五个长官，知道其中罪过的只有孔距心。’孟子为齐王复述了这番话。齐王说：‘这就是寡人的罪过！’”

△《平陆章》显现齐国君臣的美德

这一章，孟子指责孔距心的罪过，宣王也自己承担过错，人们无不认为齐国大夫失职而齐王宽宏大量；但我读起来却觉得齐国君臣非常难得。孔距心确实是失职，但他心里还知道体恤百姓，言语中还知道承担过错，起初并没有剥削百姓的膏脂来供养自己，盗取君主的仓库来使自己富庶，也没有自夸其能而把过错归咎于年成。齐王确实是施政失误，但还知道反省自己的过错，没有坚持到底而违背劝谏。因此国家大事还没有严重败坏。所以宣王虽然不能开拓疆土，使秦、楚来朝拜，但还能保全国家；到了闵王时，被燕国所灭，只守住莒、即墨两座城邑，而他的臣民还知道发愤抵抗敌人，最终完全恢复了旧有的土地；直到王建的时代，秦国灭掉三晋、燕、楚之后，力量不能抵挡而后国家灭亡。孔子说“观察过错就知道仁德”，所以我读《平陆》一章就知道齐国还能自我巩固。唐、宋末年，年代久远书籍残缺，我不知道详细情况；如果是明朝末年的事情，那么我们家乡前辈的记载还可以考证得知。崇祯十二三年，大名地区大饥荒，百姓不仅转死沟壑而且离散，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然而上面免除的赋税，道、府官员都隐瞒不向下传达，仍然让州县催征并和他们平分，百姓因饥寒交迫、鞭打责罚而死的接连不断

译累积。这比起孔距心来怎么样呢？百姓的困苦到了这种极点，然而庄烈帝却全然不知，只知道任用奸邪之人，让他们互相蒙蔽，有直言时政的人必定被治罪，直到京城被攻破时还自认为不是亡国之君。这比起齐宣王来又怎么样呢？所以李自成、张献忠那些乌合之众本来不难剿灭，却出现一个府就有一个府归附他们，一个县就有一个县归附他们，想要达到像齐国那样的局面却不可得。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心风俗已经败坏。由此说来，齐国的君臣还有可取之处，所以孟子说齐王“还足以行善”，因而不忍心离开齐国。

译孟子对平陆说：“你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担任士师，似乎是合理的，因为那个职位可以进言。现在几个月过去了，难道还不能进言吗？”平陆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辞去官职离去。齐国人说：“他替平陆考虑得很好，至于替自己考虑，我们就不清楚了。”公都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我听说，有官职责任的人，如果无法履行其职责就应离职；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意见不被采纳就应离职。我没有固定的官职责任，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我的进退难道不是从容宽裕、绰绰有余吗！”

△客卿与居官（二）

看这一章，孟子自称没有官职责任，没有进言责任，那么孟子在齐国是客卿，而不是担任具体职务的官员，这是很明显的。大概战国时期游历于邻国的士人很多，虽然不担任具体职务，只要受到当时君主的礼遇，也会授予爵位，《战国策》中所说的“魏王派客将军辛垣衍强行进入邯郸”就是这种情况。详细说法见前文《将朝王章》及后文《不受禄》章。

【附录】“孟子在齐国担任卿，出国到滕国吊丧。齐王派盖地的长官王驩作为副使随行。王驩早晚都来拜见，但在往返齐、滕的路上，孟子从未和他谈论过政事。”

【附录】“公行子有儿子去世的丧事，右师去吊唁。进门时，有人上前和有师说话，有人靠近右师的座位和右师说话。孟子没有和右师说话。”

△王驩敬重孟子

按：王驩，是齐王的宠臣，依仗宠幸而骄横，这是常情；然而他却早晚都来拜见，虽然孟子不和他谈论政事也不改变态度，这是多么敬重孟子啊！这是因为宣王敬重孟子的缘故。那么宣王也是战国时期的英明君主，并非不知道孟子的贤能，只是不能采纳孟子的言论罢了。所以孟子说“大王还足以行善”。公行氏的事不知发生在何时；因为与吊唁滕国的事大致相同，所以按类别排列在此。

“孟子从齐国回到鲁国安葬母亲。返回齐国时，停在嬴地，充虞请求说：‘前几天不知道我不才，让我负责工匠的事务；事情紧急，我不敢请示。现在想私下请教，木材似乎太华美了。’孟子说：‘古代棺椁没有固定的规格。中古时期棺厚七寸，椁与之相称，从天子到平民都这样。这不仅是为了外观美观，这样才能尽到人心。不得不这样做不能让人喜悦，没有钱财不能让人喜悦；得到它是因为有财力，古人都这样做，我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况且对于死去的人，不要让泥土直接接触皮肤，这难道对人心没有触动吗！我听说，君子不会因为天下人的缘故而在父母身上节俭。’”（以上均出自《孟子》）

【存参】“有人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系的后代，所以孟子在齐国做官，母亲去世而回鲁国安葬。”（赵岐《孟子题词》）

○游齐下

“齐国人攻打燕国。有人问：‘您鼓励齐国攻打燕国，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问燕国可以攻打吗，我回答说可以，他就这样去攻打了。他如果问谁可以攻打燕国，我就会回答说作为天吏的人可以攻打燕国。现在有个杀人的人，有人问这人可以杀吗，我就会回答说可以。他如果问谁可以杀他，我就会回答说作为士师的人可以杀他。现在用燕国去攻打燕国，我为什么要鼓励呢！”

“齐国人攻打燕国，战胜了。宣王问：‘有人说不要占领燕国，有人说要占领燕国。用万乘之国攻打万乘之国，五十天就攻下了，人力达不到这个程度。不占领，必定会有天灾。占领它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占领它而燕国百姓喜悦，就占领它——古代有人这样做，武王就是这样。占领它而燕国百姓不喜悦，就不要占领——古代有人这样做，文王就是这样。用万乘之国攻打万乘之国，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王师，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逃避水深火热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那也就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国策》记载齐伐燕事违背孟子本意

《战国策》说：“燕国人恐惧怨恨，百姓离心，孟某对齐宣王说：‘现在攻打燕国，这是文王、武王那样的时机，不可错过！’宣王于是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凭借北地的民众去攻打燕国。《史记·燕世家》采纳了这种说法。我按：这就是《孟子》书中记载的沈同之问，而有人认为是鼓励齐国攻打燕国的事，孟子本来已经辩明这不是他的意思了。至于所称的‘文、武’之类的话，就是《胜燕章》中孟子引用文王、武王告诉宣王的话而失去了本意。孟子正以燕国百姓的喜悦或不喜悦来决定，何曾认为时机不可错过呢！唉，《孟子》一书幸好还保存下来，所以今天得以知晓真相，除此之外，像信陵君、平原君、廉颇、乐毅、虞卿、鲁仲连这些人，他们难道没有著书？或者他们的书已经失传，没有依据来证明《史记》的对错，学者必定认为《史记》记载的是事实，那么古人被后世诬陷的情况岂止是说得完的！我希望世间的文人学士不要根据断简残篇和传闻之辞而轻易责备古人。”

“齐国人攻打燕国，占领了它。诸侯将谋划救援燕国。宣王说：‘诸侯大多谋划攻打我，怎么对待他们？’孟子回答说：‘我听说以七十里土地统治天下的人，汤就是这样；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土地却畏惧别人的！……现在燕国虐待它的百姓，大王去征讨它，百姓认为将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

译用来迎接大王的军队。如果杀害燕国的父兄，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移他们的宝器，这样做怎么可以呢！天下本来就已经畏惧齐国的强大了；如果又使土地扩大一倍而不施行仁政，这就等于激起天下各国的军队来攻打齐国。大王赶快发布命令，送回燕国的老人和儿童，停止搬运燕国的宝器，与燕国众人商议，拥立一位新君然后才离开，这样还来得及阻止各国的进攻。

译燕国人背叛了齐国。齐王说：“我对孟子感到非常惭愧！”（以上引文均出自《孟子》）

△ 讨伐燕国是齐宣王时期的事

齐国夺取燕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在周赧王元年，对应齐国是湣王十年。《燕世家》也认为是湣王，但《齐世家》中没有记载。苏辙的《古史》依据《史记·年表》的文字，断定这是齐湣王的事。陈氏的《新话》跟随这一说法，并认为《孟子》一书是孟子的门徒所记录，因此导致了错误。只有叶大庆的《考古质疑》依据《战国策》的文字，指出齐宣王任用苏代出使燕国，苏代激怒燕王重用子之，导致燕国大乱；储子对齐宣王说“趁机进攻，一定能攻破燕国。”这两处都称宣王，与《孟子》相符，这是正确的。然而我仍遗憾他的论述未尽善尽美，而且怀疑《史记》不应有误的观点未免过于拘泥。查考：《孟子》书中与宣王问答有明确记载的共十四章，而完全没有与湣王问答的事。记录这本书的人不过是万章、公孙丑等人，都是曾在齐国跟随孟子并亲眼目睹此事的人，必然没有无故将湣王的事移给宣王的道理。由此说来，《孟子》没有错误是无可怀疑的。《史记·魏世家》称惠王三十五年孟子来到梁国，《孟子列传》又说孟子先到齐国而后才到梁国。从梁惠王三十五年往下推算到齐国夺取燕国的年份，共有二十三年。如果是这样，那么孟子离开齐国已经很久了，怎么能看见夺取燕国的事呢！由此说来，《史记》有错误也是无可怀疑的。大概自从陈恒掌握政权以来，经过十二代才灭亡，所以《庄子》说：“田成子杀了齐君，十二代后拥有齐国。”《鬼谷子》也这么说。而《史记》只记载了成子恒、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婴齐、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以及王建这十代；遗漏了悼子、田侯剡这两代；又错误地认为桓公在位六年，因此将威王、宣王两代提前了二十二年，于是夺取燕国的事就正好落在湣王时期了。《索隐》说：“《竹书纪年》记载，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即位，”又说：“《竹书纪年》记载，梁惠王十三年，相当于齐桓公十八年，之后威王才出现，那么桓公十九年去世。”根据这些，那么齐威王即位是在周显王十二三年。按照《史记》的年号依次推算下去，夺取燕国正好在齐宣王六七年，并非湣王时期的事。所以以《竹书纪年》为依据，那么《孟子》、《庄子》、《战国策》、《鬼谷子》的说法都相符；如果以《史记》为依据，那么这四本书没有一本相符的。而宋人竟然想依据《史记》来驳斥《孟子》，这也太奇怪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跟随《孟子》，认为讨伐燕国是宣王时期的事，这是对的；然而将“夺取燕国”、“燕人背叛”视为同一年的事，定在宣王十九年，几个月后湣王即位，这在事理上也不相符。讲解《孟子》的学者又认为夺取燕国是宣王的事，燕人背叛是湣王的事，并说“《燕人畔章》只称‘王曰’，是因为湣王刚即位还没有谥号”，这种说法尤其荒谬。不听孟子劝告而夺取燕国的既然是宣王，燕人背叛，湣王有什么可惭愧于孟子的呢？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深入考察战国时期的时事，不知道《史记》将威王、宣王两代提前了二十多年，所以勉强圆说最终却无法自洽。所以现在《取燕》、《燕畔》这几章，都依据《孟子》、《战国策》、《竹书纪年》的文字，记载在宣王时期。

【附录】“齐国发生饥荒。陈臻说：‘国人都认为老师您将再次像发棠那样发放粮食，恐怕不能再次发放了。’孟子说：‘这是做冯妇啊！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擅长搏杀老虎；后来成了善士。他到野外，有一群人追赶老虎，老虎背靠山隅，没有人敢接近，大家看见冯妇，快步上前迎接他。冯妇卷起袖子下车。众人都很高兴，但读书人都嘲笑他。’”

这件事不知道具体发生在何时，但推究其情理势态，应当在即将离开齐国之前，所以附录在这里。

“孟子辞去官职回国。齐王去见孟子，说：‘前几天希望见面却见不到，得以同在朝廷任职非常高兴；现在您又抛弃我回国，不知道以后还能再见到您吗？’孟子回答说：‘我不敢请求，但原本就是我所希望的！’过了几天，齐王对时子说：‘我想在国都中间给孟子安排住所，用万钟的俸禄供养他的弟子，让各位大夫和国人都能有所效法，你何不替我告诉他？’时子通过陈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陈子把时子的话转告孟子。孟子说：‘是啊，时子怎么知道这不可行呢！如果我想富有，辞去十万钟的俸禄而接受万钟的俸禄，这算是想富有吗！’”

“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住宿。有想替齐王挽留他的人，坐着和他交谈；孟子不回应，靠着几案躺下睡觉。”

“孟子离开齐国。尹士对人说：‘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这是不明智。知道他不行的，却仍然去见他，这是为了求取恩泽。千里迢迢去见齐王，没有遇到赏识就离开，住了三晚才离开昼地，这是什么犹豫不决呢？士人对此很不高兴。’高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尹士怎么了解我呢！千里迢迢去见齐王，这是我所希望的。没有遇到赏识所以离开，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我是不得已啊！我住了三晚才离开昼地

译在我心里，还觉得（离开齐国）太快了，希望大王能够改变主意。如果大王真的改变了主意，就一定会派人把我追回来。我走出昼邑，大王却不派人来追我，我这才毅然决然地有了归隐的念头。我虽然如此，难道会舍弃大王吗！大王完全有能力施行善政。如果大王任用我，那么岂止是齐国的百姓能安居乐业，天下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希望大王能够改变主意，我每天都在期盼着！”

译△孟子离开齐国的原因

按：孟子离开齐国的原因，《致为臣章》没有说明原因；《宿昼章》虽然有“不及子思”这一句话，但也未能明确其所以然；直到这一章才详细说明了原因。大概孟子来到齐国，没有别的，不过是想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罢了。而战国时期的君主大多不足以有所作为，幸好齐宣王还足以用来行善，所以孟子留恋不舍，不忍心立刻离开。“庶几改之”，必定有一件事孟子说了而宣王没有听从。不听从，就不能施行仁政。不施行仁政，就不能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孟子虽然在齐国，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孟子离开齐国，齐王何尝没有挽留孟子。在齐国给他安家，用万钟的俸禄供养他，齐王的情意很深厚了；但这并不是孟子对王者的期望。王者不能改正，即使有万钟的俸禄又有什么用呢！王者自己挽留他，不行；代替王者挽留他，难道有益处吗！想要赶上子思，只有劝王者改过罢了。看了这一章，然后才知道孟子之所以离开齐国和他之所以不立刻离开齐国都不是随便的，求学的人不可以不仔细考察。然而尹士也是当时的贤人，他的讥讽都接近情理，不像淳于髡等人那样漫不经心地妄加议论，只是不了解孟子救世的苦心罢了。看他听了孟子的话就自称为“小人”，那么这个人也不是容易企及的。

【附论】“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说：‘先生好像有不高兴的神色。前几天我听说先生说过：‘君子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先生说：‘那是那时，这是现在。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这期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从周朝到现在七百多年了，按年数说已经超过了，按时势考察是可以了。上天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平治天下，当今世上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孟子的心事

这一章是孟子自己阐明心事。前一章虽然说了离开齐国的原因，但只是对齐王说的；这是圣贤平治天下的素志。大概圣贤生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修养自身罢了，必定要使天下人都登上安适的境地。自从周朝衰微，王者不再出现，百姓遭受涂炭到了极点，必定要使唐、虞、三代在今天重现然后才能满足圣贤的心。然而秦、楚、韩、赵的君主没有可以施行王政的，只有齐宣王还足以用来行善而且国势也足以有所作为，然而终究不能有所遇合而最终离开了他，这就是孟子不快乐的原因。然而后世议论的人还以孟子劝齐、梁施行王政为讥讽。唉，如果孟子不劝齐、梁施行王政；终老在邹国就可以了，为什么每天出入在风尘马足之间而不怕麻烦呢！

【附论】“孟子离开齐国。住在休地，公孙丑问说：‘做官而不接受俸禄，是古道的做法吗？’孟子说：‘不是。我在崇地见到齐王，退下来就有离开的想法，不想改变，所以不接受俸禄。接着有老师的命令，不可以请求。长久留在齐国，不是我的志向。’”

△孟子不接受齐国的采邑

按：前一章说“孟子在齐国做卿”，而公孙丑说“做官而不接受俸禄”。孟子既然做了卿，为什么不接受俸禄？既然不接受俸禄，又靠什么养活自己呢？大概古代卿大夫的俸禄都用采邑，如果是别国的大夫在这个国家，就赠送馈赠和牲畜，《春秋传》所说的“秦咸与楚比齿”就是这种情况；士人游历在这个国家，就赠送粟米和布帛，《孟子》所说的“君主馈赠就接受”就是这种情况。孟子既然见到齐王，知道不能实行道义，所以不接受他的采邑作为长久居住的计划；齐王虽然授予他卿的职位但起初没有卿的职责，所以朝见齐王没有定期，而孟子也自认为“没有官职的约束，没有言论的责任”。合着这三章来看，那么孟子所处的时势就清晰可见了。那么孟子在齐国正与孔子“际可之仕”相类似，所以说“所就三，所去三”。

【附论】“孟子说：‘不要奇怪齐王的不明智！虽然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东西，晒它一天，冻它十天，没有能生长的。我见齐王也很少，我退下来后冻它的人就来了，我即使有萌芽又怎么办呢！’”

△齐宣王胜过他人的三件事

按：孟子称齐王还足以用来行善，宣王胜过他人的地方在哪里呢？大概有三点。孟子说“不得已就称王”。宣王就问“德行怎么样就可以称王”。孟子说“保护百姓而称王”，宣王就问“我可以保护百姓吗”。这是他有志向向善，不被世俗的说法所局限，胜过他人的第一点。孟子论述结交邻国，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论述施行王政，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财物，我喜欢美色”。燕国人反叛，王就在孟子面前感到惭愧。告诉他孔距心的事，王就认为是自己的罪过。这是他有错误而能自己知道，又不自我隐瞒，胜过他人的第二点。储子说“王派人窥探先生，果然有不同于常人之处吗”，这是他在心中深深佩服孟子的贤能，认为他是伊尹、吕尚一类的人。王〇，是王的宠臣，在吊唁滕国的战役中，早晚都见到他，不仅不敢依仗宠幸而骄慢孟子，而且想要承奉孟子以希望得到他的欢心，没有别的，知道王敬重孟子的缘故。如果宣王像鲁平公那样，〇哪里难被臧仓所左右

译胜过别人的有三点。战国时期的君主，像齐宣王那样的人大概很难得，因此孟子认为他足以行善，即使已经住在昼地，仍然不忍心离开。然而最终没有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朝廷中的大臣很少有贤能之人，所以听到孟子的言论就喜欢，但和别人闲居时不见到孟子，就忘记了而不再有远大的志向，只是顺从自己的嗜好欲望罢了。所以孟子说：“我见到贤君的机会也太少了，我退隐后，那些冷遇我的人就来了。”孟子大概是深深惋惜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