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前往宗庙，并守护它而不曾有任何失误，这才足以报答那厚重的礼遇，所以关于祭祀的事情反复叮咛，其中用来警戒女子的用意真是深远啊！

译△《采蘩》应排在《草虫》之前

又按：《采蘩》这一篇，《齐诗》将其排在《草虫》之前，而今本《毛诗》则排在《草虫》之后。根据《礼记·燕射篇》的记载：“笙乐进入，乐工站在悬挂乐器的中间面向北，于是合奏乐曲：《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蘩》。”由此可知，《采蘩》应当与《鹊巢》、《采蘩》相连接，不应当反而排在《草虫》之后。《齐诗》的排序是正确的，《毛诗》弄错了。

△“蘩”与“蘩”的应用

祭祀的事情很多，“作为祭肉的俎很大”，“作为盛肉的豆很多”，为什么偏偏对蘩、蘩这些微小的植物斤斤计较呢？回答说：这是古人重视诚意的表现。《春秋传》说：“《国风》中有《采蘩》、《采蘩》，《大雅》中有《行苇》、《既醉》，都是为了彰显忠诚和信实。”大概只要有诚敬之心，凡事都做到精纯洁净，那么即使是沼泽溪涧中的蘩、蘩这类菜，也都可以供奉宗庙，并不在于器物是否齐备。况且《传》中又说，秦穆公任用孟明视并修治国政，从而称霸西戎，于是引用《采蘩》的首章来赞美他举荐人才的周全，以及任用人才的专一。这样看来，这个义理也可以通用于用人之道。为什么呢？沼泽和溪涧并不是难以到达的地方，蘩和蘩也不是难以得到的东西，采集并使用它们就可以供给公侯的祭祀之事。由此可知，天下从未缺乏人才，君主如果能够寻求他们，那么随地都可以得到人才，这就是所谓的“举荐人才的周全”。如果能够任用他们，那么随事都可以取得成效，这就是所谓的“任用人才的专一”。确实啊，古人善于解说《诗经》，触类旁通，而不是后世那些只做章句训诂的人所能企及的！

△《二南》首先谈论妇女的事情

《周南》、《召南》为什么都首先谈论妇女的事情呢？回答说：这是先王深谋远虑的表现。大概天下的太平必定源于国家的治理，国家的治理必定源于家庭的整齐。所以太任思念齐姜，太姒继承其音容，周朝因此兴盛；母鸡报晓，商朝因此灭亡；褒姒受宠、申后被废，周朝也因此东迁。不要轻视妇女，妇女关乎国家兴亡的作用正是不小啊！所以《二南》的开端就以此教导，用来端正根本并柔化她们的心，使她们不至于败坏国家、毁灭家庭。后世不明白这个道理，只致力于顺从妇女的情欲，而妇女也只想要顺从自己的意志。因此西汉有吕氏的祸乱、王氏的篡位，东汉尤其以母后专政为常态，她们亲近的就宠幸，不亲近的就疏远，好像天下是自己固有的东西，不再顾念宗庙的倾覆，难道不是因为这个义理没有阐明吗？逐渐发展到唐朝的武则天、韦后，祸乱更加猛烈，无以复加了。孔子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吗？”确实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啊！

○《草虫》

△本篇未必是夫妇之诗

《草虫序》说：“大夫妻能够以礼法自我防范。”《笺》说：“‘未见君子’，是指在路途中的时候。‘既见’，是指同牢而食的时候。”我按：女子是等待人然后行动的，女子出嫁也有不得已的情况，所以说：“女子心中悲伤，恐怕要跟随公子一起回去。”又说：“女子出嫁，远离父母兄弟。”现在把未能同牢而食当作忧虑，把已经同牢而食当作喜悦，无耻到了极点，哪里还能说是以礼法自我防范呢！况且既然已经问名纳采，聘娶为妻了，难道有不与同牢而食的道理，而让女子过分忧虑吗！《朱传》认为“大夫在外服役，他的妻子独自居住，感于时物的变化而思念她的丈夫”，这种说法比较接近正确。玩味其词意，看不出应当是大夫的妻子，也看不出一定是妻子感恩丈夫。《小雅》和各国的《风》诗中称“见君子”的很多，都不解释为思念丈夫（如《车邻》、《风雨》、《菁莪》、《隰桑》、《蓼萧》），为什么唯独《汝坟》、《草虫》在《二南》中就成了思夫诗呢！既然不知道其人是谁，宁可空缺；不必强行命名，以致失去诗人的本意。

○《甘棠》

△本篇作于召公去世之后

《甘棠》，《序》认为是赞美召伯，《朱传》认为是后人思念他的德行，爱惜他的树而不忍伤害。按《春秋传》说：“武子的德行在百姓心中，就像周人思念召公一样：爱惜他的甘棠树，何况是他的儿子呢！”那么这首诗是召公去世之后百姓思念仰慕而作的。《朱传》的说法是正确的。至于《笺》称“召伯审理男女的诉讼，不加重烦劳百姓，只在甘棠树下休息并审理断案”，也不是正确的。甘棠树的树荫能庇护几个人而在这里审理断案呢！《朱传》认为“或许在甘棠树下休息”，得到了要领。《笺》又说“召公是二伯，所以说伯”，也是错误的。宣王时，穆公也称召伯，《诗》中有家伯，《春秋》中有单伯，难道一定是二伯然后才称伯吗！又按召公死于康王之世，那么这首诗作于康王、昭王之际非常明显。从此以下八篇大概都是昭王以后的诗，所以其事瑕瑜互见，其词意也与前五篇不同。那么只有前四篇是康王以前的诗。

○《行露》、《羔羊》

△《行露》不

译这必定是女子所作的诗。

《行露》的序言说：“这是召伯审理诉讼：强暴的男子不能欺凌贞洁的女子。”刘向在《列女传》中说：“申国的女子许配给酆国男子，男方礼仪不周全却想迎娶她，女子不同意，男方于是提起诉讼，所以女子作了这首诗。”朱熹在《诗集传》中完全采用《序》的说法，而在解释“室家不足”这句时，又兼采了刘向的观点。我考察认为：召公跟随武王平定天下，辅佐成王、康王达到太平盛世，他精明果断，必定有远超常人的地方；强暴的男子恐怕连畏惧获罪都来不及，怎么敢反而去控告别人呢？即使真的告了，召公也必定会严厉惩罚他，而不会为他审理案件，怎么会有反而把贞洁女子关进监狱的道理呢！况且所谓“礼仪不周全”，是指仪式吗？还是指财物呢？如果是仪式，男子何必吝惜这点小小的辛劳而一定要兴讼？诉讼的辛劳不更甚于仪式吗？如果是财物，女子何必争这点小小的财物而甘愿入狱？婚娶如果计较财物，又有什么可取的呢？衡量情理，都不应该有这种情况。仔细推敲诗意，只是因为以权势逼迫她，她不顺从，因而招致诽谤和诉讼罢了；不必一定认定是女子所作的诗，像《序》和《传》所说的那样。而且这首诗在《甘棠》之后，召公已经去世，《甘棠》才作，那么这必定不是文王时期的诗，这是很明显的。

译羔羊并非赞美节俭正直

《羔羊序》说：“召南这个国家受文王政教的感化，在位的官员都节俭正直，德行像羔羊一样。”我考察认为：“羔裘”是大夫的日常服饰，“退食”是大夫的日常事务，起初并没有看到所谓节俭正直的地方。《郑笺》将“退食”解释为“减膳”，将“自公”解释为“从公”，以此作为节俭正直的证据。然而，进献可行的意见、废除不可行的意见才叫正直，顺从君主怎么能称为正直呢！“退公”之后接着说“自公”，用“委蛇”来形容，明显是说退朝离开公门，怎么能把“退”理解为“减”呢！《朱传》认为“退朝后回家吃饭，从公门出来”，它的解释是正确的。然而既然不采用郑氏的解释，为什么仍然沿袭节俭正直的说法呢？节俭正直究竟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只有《朱传》所说的“从容自得”在道理上比较接近。那么这首诗只是说国家没有战事，大臣得以悠闲自在，没有王事劳碌，政事没有给我带来忧虑罢了，起初并没有赞美他们节俭正直的意思，不能因此就认为是文王教化的结果。

这两篇诗属于政事废弛的征兆

大概这两篇诗都是周道逐渐衰微、穆王以后所作，所以都排在《甘棠》之后。没有缘故就催促诉讼，百姓本来就得不到公正了。身为大夫的人早起晚睡，扶弱抑强，还担心有蒙冤未昭雪的情况，现在却都退朝回家从容自得，悠闲自适，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呢。文王治下的百姓可以说是安定了，然而文王还“对待百姓像对待受伤的人一样小心”，“从早朝直到太阳偏西都顾不上吃饭”，大夫怎么能自己悠闲安逸呢！合看这两首诗，明显是太平日子久了，各种政事废弛的景象，正如《金史》所说“宰相都说话缓慢声音低微，以此作为保养宰相风度，导致万事不理”那样，怎么能说是文王至治之时的诗呢？况且我曾见过现在的州县官员，有的早起晚睡，勤于职守，百姓都能安心在田间耕作；如果从容悠闲而不做事，那么吏胥就会作奸犯科，强者欺凌弱者，多数人暴虐少数人，境内没有不叹息怨恨的。所以孔子说：“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通，派他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背得多又有什么用呢！”正是说的这个意思。自己认为这是文王的教化，于是百姓的诉讼日益繁多，大臣的悠闲养望都被视为理所当然，政事与诗意截然分开而不能相融了。

○《殷其雷》

本篇没有用大义劝勉的意思

这首诗，《序》认为是大夫远行，他的妻子用大义劝勉他。现在玩味它的词句意思，只有思念丈夫的情感，完全看不出所谓用大义劝勉的地方在哪里。《笺》说：“‘归哉，归哉’，是劝勉他作为臣子的大义尚未完成，不能回家。”诗中明明盼望他回来，而《笺》反而说是劝勉他不回家，与经义正好相违背。朱子只说是思念她的丈夫，没有用大义劝勉的意思，这是对的。然而虽然思念却没有感伤的情绪、怨恨的话语，这说明妇人还懂得大义，不至于因私情而损害公义。由此可以看出先王的恩泽尚未久远，正与《周南·桃夭》的诗类似，虽然平淡无奇却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那么作诗的时候距离成王、康王的时代还不算太远。

○《摽有梅》、《野有死麕》

这两篇诗都不是文王教化的结果

《摽有梅》，《序》认为是“受文王教化的感化，男女得以及时婚配”，《朱传》跟随这个说法，说“女子贞洁守信自我坚守，害怕嫁不出去而遭受强暴的侮辱”。《野有死麕》，《序》认为是“天下大乱，强暴欺凌，受文王教化的感化，虽然处于乱世，仍然厌恶无礼。”《朱传》跟随这个说法，说“女子贞洁自我坚守，诗人因为所见而赞美她”。我考察认为：男子先于女子求婚，是正道；女子主动求男子，无耻到了极点。何况不等待完备礼仪而想凭一句话就定下婚约，贞洁的人本来是这样吗！女子的职责，只是女红罢了，“怀春”则心已经荡漾了。用男子引诱女子，没有比这更不好的了，为什么还称他为“吉士”呢？文王的治理教化广泛传播，计算起来必定先感化男子然后才感化女子，现在像《序》、《传》所说，《行露》、《摽有梅》、《野有死麕》三首诗，男子没有不强暴的，女子没有不贞洁的；为什么圣人的教化感化女子容易而感化男子难呢？大概这两首诗原本不是作于文王之世，它们的诗意也一定不像《序》、《传》所说的那样。

借物言情

大体上古人触目而会心，借事物来表达情感，所说的话是这个，但其意思不一定果然就在这里，关键在于读者善于领会罢了。孔子说：“譬如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停止，是我自己停止的。”“譬如填平洼地，虽然倒下一筐土，前进，是我自己前进的。”这难道是专门为堆山的人说的吗！然而还说这是比喻。孔子说：“天气寒冷然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那就只说松柏了，圣人难道真的是为松柏赋诗吗！况且诗这种体裁，尤其多用假借事物来比喻其意，只要取它的道理足以互相阐明，情感足以互相感动，就不能完全拘泥于所说的话当作实指。所以《春秋传》中晋国拘禁卫国国君，郑伯为了卫国国君的缘故前往晋国，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才答应放回卫国国君。晋国韩起出使郑国，郑国六卿在郊外为他饯行，子大叔赋《褰裳》，韩起说：“我韩起在这里，怎敢

译难道勤勉只限于对待他人吗！”郑伯设宴招待晋国的赵孟，子皮吟诵《野有死麕》的末章，赵孟吟诵《常棣》，并且说：“我们兄弟和睦相处以保平安，（这样）就可以让狗不再乱叫。”如果按照《序》和《传》所解释的那样，那么这三位君子所选取的寓意就显得不合情理了。既然如此，那么这两首诗在当时必定有所特指，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散佚，无法考证具体是指什么事罢了。读者不妨从容地反复吟咏，以玩味其文理意趣，不必一定将其理解为文王教化下的强暴公行。

译○《小星》、《江有汜》

△这两篇都是讲上位者的恩惠未能遍及下位者

《小星》的序言说：“这是赞美恩惠能遍及下位者。夫人没有嫉妒的行为，恩惠能施及地位低贱的妾室，让她们进见侍奉君主，妾室知道命运有贵贱之分，能够尽心竭力。”《江有汜》的序言说：“这是赞美陪嫁妾室，勤劳而没有怨言，正妻能够悔过。周文王时期，长江、沱水之间，有正妻不把陪嫁妾室算在妻妾数目中，陪嫁妾室遭遇劳苦却没有怨言，正妻也自己悔过。”朱熹的《诗集传》也采用这种说法。我考察认为：世道兴盛时，上位者恩惠体恤下位者，下位者恭敬侍奉上位者，以德行相让而遵循礼制，服从善道而感念恩德，怎么会归咎于命运的不同呢！至于用命运来自我开脱，那么在上位者恩惠本来就不能遍及下位者，而在下位者也未曾心悦诚服。即使《江有汜》中的“后来也后悔”，也似乎是希望他后悔，未必他真的后悔了。仔细玩味这两首诗的辞意，都是讲上位者不能恩惠体恤下位者，而在下位者能以道义和命运来自我安守的诗。或许是陪嫁妾室自己所作，或许是士人怀才不遇借陪嫁妾室来比喻自己的心意，都不可知。总之都足以看出先王教化深入人心，上位者虽然不能厚待下位者，而下位者仍不敢对上位者产生怨恨，安于命运而希望上位者改正，依然是忠厚之风的遗存。所以这两篇应当与《周南》中的《樛木》、《螽斯》对照阅读。读《樛木》、《螽斯》的人，应当知道作为上位者无论男女都应当恩惠爱护下位者，然后才能得到下位者的爱戴欢悦。读《小星》、《江有汜》的人，应当知道作为下位者也无论男女，即使上位者的恩惠不能遍及下位者，也都应当恭敬谨慎地做好自己的事，不可有怨恨责怪上位者的心思。这样大概才不配得上读《诗经》了！那么这两首诗确实是优点缺点互相掩盖的，如果说它们是文王教化的体现、盛世之音，就失掉了它们的旨意。

○《何彼秾矣》

△本篇决断为东迁之后的诗

《何彼秾矣》一篇，明确说“平王的孙女”，它是东迁之后的诗无疑。郑樵本来就已经说过了。大概这首诗虽然作得晚，但因为王姬下嫁而不夸耀她的尊贵宠幸，盛赞她的车马服饰，用“肃肃”来赞美她，这还保有先代淳朴的遗风，所以圣人仍然采纳它。然而《毛传》说：“平，正也。武王的女儿，文王的孙女，嫁给齐侯的儿子。”经文明明说是平王而《传》却认为是文王，那么经文未曾说是某王而《传》强行归属于文王的，难道能数得完吗！况且称为“平王”的如果不是平王宜臼，那么称为庄公、穆公的也可以说不是鲁侯同、秦伯任好吗？王安石竟然用《尚书》中的“宁王”来类比，刘瑾又用《大雅》中称“辟王”、《商颂》中称“玄王”、“武王”来曲意解释，强词夺理，更加严重。为什么呢？所谓“宁王”就像称哲王一样，所谓“辟王”就像称君王一样，可以称这个王，也可以称那个王。所以宁王有的认为是文王，有的认为是武王，泛称是可以的。如果说“宁王的孙子”、“辟王的孙子”，那就不知道他们究竟出自哪个王了。古人难道有如此不通的文理吗！至于商朝用玄王称契，没听说相土、上甲微也被称为玄王，用武王称汤，没听说太甲、武丁也被称为武王，怎么能援引这些作为依据呢！唉，后来的人宁愿背叛圣人的经文也不肯稍微不同于汉儒的传注，宁愿让文理不通也一定要曲意保全沿袭的说法，真让人长叹不已！况且《大雅》《尚书》称文王的不下百余处，为什么没有一个称为“平王”？由此说来，“平王”绝对不是文王，这是很明显的。

△“齐侯之子”不是齐襄公

然而把“齐侯之子”当作齐襄公，恐怕也不对。齐襄公即位，才开始娶王姬，不能称为齐侯的儿子。《春秋》记载这件事，不过是因为鲁国做了主婚人罢了，那些王姬不见于《春秋》的本来不知道有多少。解说《诗经》的人不歪曲经文来顺从传注，不强行把不知道的说成知道，大概就可以和他谈论《诗经》了！

○《驺虞》

△《驺虞》应当采纳鲁诗、韩诗的说法

“驺虞”，《毛诗》认为是仁兽的名字，《鲁诗》、《韩诗》则认为它是掌管鸟兽的官职。欧阳修认为《鲁诗》、《韩诗》是对的而朱熹的《诗集传》却采用毛诗的说法。我考察认为：驺虞作为野兽，查考经传都没有记载；而传注中有“驺人”、“虞人”的官职，《鲁诗》、《韩诗》的说法是有证据的。况且《麟之趾》首句说麟，所以下面说“吁嗟麟兮。”这篇前两句只说草木禽兽的繁盛，而末尾忽然赞叹仁兽，在文义上毫不相干。自然应当以《鲁诗》、《韩诗》、欧阳修的说法为正确。至于诗意，《序》和《朱传》都把握住了，但未必是在文王时期。至于《传》因为这首诗在《召南》中，就认为是南国的诗，恐怕也不对。《殷其雷》、《何彼秾矣》都是周人的诗，何必这首诗一定属于南国呢！这和《麟之趾》都是盛世之音，然而排在《二南》之后，大概是编诗的人以《关雎》、《鹊巢》

译以下六篇都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因此被置于《二南》的篇首；这两篇则都是咏叹成周王朝的兴盛，因此选取它们来作为《二南》的结尾，以显示王化的影响遍及子孙后代，甚至极至于昆虫草木。这就像十五国风以《二南》开始，以《豳风》结束一样，不能说邶等十二国的诗篇在前，而《豳风》在后。

译○通论十三国风

△风无正变

解说《毛诗》的人把《二南》当作《正风》，把《十三国》当作《变风》。我考察：《七月》一篇是周王基业所赖以奠基的作品，《东山》、《破斧》表达了敌忾王师、劳苦而不怨恨的情感，如果不是太平盛世，哪里能有这样的作品，这本来就不能称之为变风。《淇澳》因睿圣而得民心，《缁衣》因喜好贤才而开创国家，《鸡鸣》表现勤勉于黎明时分，《蟋蟀》警戒逸乐游荡，这些都足以体现君主德行和民风的美好，哪里看出它们应当是变风呢？大概春秋时代距离成王、康王的盛世逐渐遥远，所以散失的诗篇较多，况且周朝初期崇尚大雅，所以国风和小雅都不怎么流传，雅乐逐渐衰微而国风才开始显著，因此衰世诗篇多，盛世诗篇少，起初并没有用正变来区分。只有《二南》中的《关雎》、《鹊巢》之三以及《麟趾》、《驺虞》因为在宴饮射礼时所歌唱，所以不至于散失罢了。怎么能因为这几篇，就断定《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呢！况且即使是衰世，也未曾没有颂美的诗篇。像《定之方中》记载卫文公的新政，《鸤鸠》赞美淑人治理国家，以及《干旄》招揽贤才，《羔裘》坚守直节，《无衣》勤王救难，与《行露》、《死绥》之类的诗篇相比，究竟哪个优哪个劣？即使《君子于役》中的“苟无饥渴”，又与《卷耳》中的“嗟彼周行”有什么不同？《出其东门》中的“匪我思存”，难道不胜过《汉广》中的“言秣其马”吗？凭什么认为那些应当是正风，这些应当是变风呢？郑渔仲说：“《风》有正变，孔子未曾说过，其他经典也没有记载；唯独出自《诗序》。《缁衣》赞美武公，《驷驖》、《小戎》赞美襄公，也可以称之为变风吗？”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他又提出“变之正”的说法来调和，这就还是未免在两可之间犹豫不决。朱子也说“正变之说《经》中没有明文可考”，然而他也暂且遵从《诗序》的说法，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缘故。

△太史采风之说不可信

旧说认为“周太史掌管采集列国的风谣，现在从邶、鄘以下十二国风都是周太史巡视各地所采集的。”我考察：从克商以后下及陈灵公近五百年，为什么前三百年所采集的特别少，后二百年所采集的特别多？周朝的诸侯有一千八百国，为什么唯独这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都没有呢？回答说：这是孔子删减的结果。回答说：成王、康王时代教化大行，刑罚搁置不用，贤能的诸侯一定很多，他们的百姓难道没有称功颂德的言辞，为什么全部删去盛世的诗篇而只保留衰世的诗篇？伯禽的治理，郇伯的功绩也很卓越，难道还不如郑、卫，反而删去这些保留那些，这是什么用意呢？况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的诗篇占其大半，而《春秋》的史策，王人来到鲁国即使微贱也没有不记载的，为什么完全不见有采风的使者？乃至《左传》广搜博采也没有记载，那么这种说法出于后人臆测无疑了。大概凡是文章一道，美好就喜爱，喜爱就流传，这是天下的常理，所以有作者就有传者。只是时代近则人多诵习；时代远则逐渐湮没。那个国家崇尚文学而少忌讳则流传的多；反之则流传的少。小邦弱国，偶尔遇到文学之士记录并流传，也有行于世间的；否则就失传了。不然，两汉、六朝、唐、宋以来并没有采风的太史，为什么他们的诗也流传于后世呢？大致汉代以来谈论《诗》的人多是揣测而为之说，起初本来没有确切的依据，而互相沿袭，互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的解释，再没有人肯考察其首尾而纠正其失误了。等到宋代诸儒，甚至把后汉人所作的《序》命名为周太史所题。古人已逝，任凭后人加诸于他们谁身上，实在令人感慨！

△《诗序》所举人名不可信

世间的儒者都说“《诗序》接近古代，其说法一定有所传承。十二国风之中，称为赞美某公，讽刺某公的，一定是某公之事无疑。”虽然如此，我曾经仔细核查过了。《邶》、《鄘》、《卫风》三十九篇，直接指为某君的有十七篇。《王风》十篇，直接指为某王的有五篇。《郑》则二十一篇而直接指的有十一篇。《齐》则十一篇而直接指的有六篇。《唐》则十二篇而直接指的有九篇。《陈》则十篇而直接指的有七篇。乃至《秦》只有十篇而得到九篇，《曹》只有四篇而得到三篇。只要其事与君主无关就算了，如果事涉其君，不举其谥号就称其名与字（如秦仲、卫州吁之类），只称君主的百篇中不得有三四篇。可以说言之凿凿了！而唯独《魏风》七篇，《桧风》四篇则无一篇直接指为某君的。言及其君，只说“其君俭啬褊急”，“其君俭以能勤”，“君不用道”，“忧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曾一举其谥号或字。这怎么说呢？既然果真有所传承，为什么唯独这两个国家不知道是某公？况且桧亡

译在鲁惠公的时代，魏国灭亡于鲁闵公的时代，而且又在齐哀公、陈幽公之后二百多年，为什么遥远的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而近前的事反而都不知道呢？大概是因为周、齐、秦、晋、郑、卫、陈、曹这些国家的君主的谥号，都记载在《春秋传》以及《史记》的《世家》和《年表》中，所以能够采集并附会；而这两个国家，《春秋》和《史记》都没有记载，所以无法凭空编造出某位君主。那么，那八个国家也并非确实有所传承，只是根据诗词揣测而言，因为取用《春秋传》中的事迹来附会，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谚语说：“宁愿在人前完全不会（俗语称‘能’为‘会’），不要在人前会得不全面。”大概是因为会得不全面，智慧就会局限于所知的领域，其是否为抄袭，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无法欺骗。然而自从有了《序》以来，指责它荒谬的人，除了朱熹以及郑渔仲、王伯厚之外很少见到，这也很奇怪啊！

译○《邶风》、《鄘风》、《卫风》

△《绿衣》、《日月》并非庄姜哀伤自己失位且不被丈夫理睬的诗篇

《绿衣》以下四篇，《毛诗序》都认为是庄姜所作。《绿衣序》说：“卫庄姜哀伤自己。妾室僭越上位，夫人失位，因而作了这首诗。”《日月序》说：“庄姜遭遇州吁的祸难，哀伤自己不被先君理睬，以至于陷入困穷。”我考察《春秋左传》的记载，完全没有庄姜失位且不被理睬的事情。桓公是戴妫的儿子，而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如果不是夫妇同心一体，怎么能从庄公那里得到这样的结果呢！况且如果庄公崇尚德行，必定不会纵容妾室僭越上位；如果庄公喜好美色，庄姜的美貌谁能超过她，反而让她失位呢！至于宠爱嬖幸之人并生下儿子，也是君主的常事，《春秋左传》中记载很多，不能以此作为庄公不理睬庄姜的证据。推究《毛诗序》之所以这样说，没有别的原因，都是由于误解了《春秋左传》的文意，认为庄姜没有儿子是由于庄公不理睬她。所以《硕人序》说：“庄姜贤德而不被理睬，最终因此没有儿子。”然而有儿子还是没有儿子，难道完全取决于理睬与否吗！汉朝薄氏、宋朝李妃都因为一夜之幸而有儿子；赵飞燕、赵合德专宠嫉妒却最终没有儿子；当今世上夫妇相爱，不忍心蓄养妾室而没有儿子的情况不胜枚举。竟然因为庄姜没有儿子，就凭空定罪说庄公不理睬她，这可以说是汉代司法中那种罗织罪名的冤狱了。庄公的过失只有宠爱州吁这一件事罢了，但这只是由于溺爱而没有长远考虑，与齐僖公宠爱无知完全相同，起初并没有料到日后会有弑君夺位的祸患。如果真的纵容妾室僭越上位，真的不理睬庄姜而让她失位，那么废黜桓公而立州吁又有什么难的呢。由此可见，庄公起初并没有犯下大的昏乱糊涂之事，不过是解说《诗经》的人强行加在他身上，以期望自己的解说能够符合罢了。况且如果庄姜果真贤德，庄公即使不理睬她，她也应当措辞委婉，哀怨而不愤怒，大概不至于违背诗人忠厚含蓄的宗旨。然而《日月》这首诗却说：“像这样的人啊，德音不善。”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那些被丈夫抛弃的妇女（如《谷风》中的弃妇）又该说些什么话呢？如果庄姜果真如此，那么也不奇怪庄公不理睬她了！持这种说法的人，不仅诬陷庄公，而且诬陷庄姜，并且教导天下的妇女怨恨她们的丈夫，这关系到名教风化的问题，绝非小事。由此说来，这两首诗或许是妇女在丈夫那里不得志的人所作，她们所处的境地必定非常难堪；绝对不是庄姜的诗。大概汉代选拔人才多凭借经术，而每部经典都有好几家的传注，所以老师弟子传授学业，务必在解说经义上取巧，以期胜过别人，而不肯承认自己有所不知，就像今人致力于讲解章句，在科举业上求精工以期望考中一样。解说经义的人如果能牵强附会地引用其他经传，人们就会惊讶于他的渊博，信服他的议论，认为他的说法有根据，就像今人在考场中能抄袭《左传》，涂抹《三礼》，考官都以为他博学而提拔他，不再追问其经义是否契合一样。所以他们的说法如此，本来不足为怪。而后来的人竟然奉此为不可更改的定论，致使古人遭受诬陷将近两千年而不能辩白，这就是大错了。至于朱熹在这几篇诗上都遵从《毛诗序》的说法，并且连《柏舟》一篇也怀疑是庄姜的诗，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解说详见后文《燕燕》、《终风》、《硕人》各条下。

△《燕燕》并非庄姜送戴妫的诗

《燕燕序》说：“卫庄姜送被休弃的妾室回去。”《郑笺》说：“完公被立为太子而州吁杀了他，戴妫因此被休弃回娘家，庄姜在野外远送她，作诗以表明心志。”我考察：这首诗的文意只有惜别之情，完全没有感伤时运、悲叹遭遇的情感。而《诗经》中称“之子于归”的，都是指女子出嫁，从未听说有称被休弃回娘家为“于归”的。恐怕这是卫国女子嫁到南国，她的兄长送她的诗，绝对不像庄姜、戴妫的事情。从庄公立国到此时已经三十九年，庄姜、戴妫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史记》认为戴妫先死，然后庄姜才把桓公当作自己的儿子，虽然不敢断定确实如此，然而献公出奔时定姜见于《左传》，他回国时敬姒见于《左传》，而记载桓公被杀、州吁被杀时，完全没有一句话提及庄姜、戴妫，好像没有这两个人一样，那么这两个人固然未必还在世。况且庄姜既然把桓公当作自己的儿子了，庄姜应当被休弃回娘家，为什么被休弃回娘家的反而是戴妫呢？而且古代妇人送迎不出家门，庄姜也不应该在野外远送。又考察：《鲁诗》、《韩诗》以及《列女传》都认为这是定姜所作：有的认为献公对定姜无礼，所以定姜作此诗；有的认为定姜送她的妹妹回去而作；有的认为定姜送媳妇而作。然而从词意来看，从时势考证，都没有理由证明其必然性。大概都是各自以己意揣度而言，所以参差不一，都不能执此为实。解说详见前条下。

△《终风》并非庄姜哀伤自己遭受州吁侮慢的诗

《终风序》说：“庄姜遭受州吁的暴虐，被侮慢而不能匡正他。”我考察：州吁是弑君的贼人；庄姜是妇人，不能讨伐他也就罢了，难道应当爱他而又希望他爱自己。却说：“看着我则笑，戏谑放浪笑傲。”这是什么话，怎么能出口

译说：“寤言不寐，愿言则怀。”这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存有这种心思！如果庄姜真的作了这首诗，那她是何等无耻啊！朱熹在《诗集传》中本来已经察觉到这不合情理，于是将“终风”解释为指代庄公。然而，用“终风且暴”来比喻他，用“谑浪笑傲”来斥责他，都不是庄姜应当对庄公说的话。况且既然说庄姜没有得到庄公的回应，又怎么会有“顾我则笑”这样的话呢？仔细推敲这首诗的词意，完全与庄姜的事迹不符，因此把它套用在州吁身上不合适，套用在庄公身上也不合适。我私下认为，年代久远，事迹湮没，《诗经》的解说失传的情况很多，宁可承认自己不知道，也不能让古人在千载之上蒙受诬蔑。相关的解说详细列在前面两条之下。

译△击鼓非州吁伐郑事

天下的事情，有我所知道的，也有我所不知道的。不能说我所知道的已经穷尽了天下的事情，而天下的言论断没有不在我所知道范围之外的。《击鼓》这首诗，《毛诗序》认为它是“卫国的州吁用兵暴乱，派遣公孙文仲率领军队去平定陈国和宋国”，那么这就是《春秋》鲁隐公四年四国攻打郑国的那件事了。然而现在考察《春秋》经文，却大大不然。凡是两国不和而去调和它们，称为“平”，《春秋》中记载的“平莒及郯”、“卒平郑、卫”就是例子。现在卫国只是自己攻打郑国来讨好宋国罢了，而诗中却说“平陈与宋”，宋国和陈国起初并没有嫌隙，有什么可平定的呢？东门之战，五天就回来了，不算长久；秋天再次攻打，州吁随即死去，那么也是十几天就撤军了。而诗中却说“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停留，在哪里丢失了马匹”，如果不是军队久战疲敝、岁月拖延，在野外暴露已久，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仔细玩味这首诗，它不是州吁攻打郑国的事，非常明显。大概《春秋》开始的时候，距离周平王东迁已经四十九年了，这期间诸侯交战的事情大概很多，只是没有记载在经传中，无法考证罢了。我所未知的，就断定一定没有这件事，凡是所说的都是我所知道的，如果选取相近的事情来附会，唉，多么荒谬啊！况且卫国有孙氏，是卫国的世袭卿大夫，所以说“跟随孙子仲”。《毛诗序》却认为是公孙文仲，也是错误的。朱熹的《诗集传》不驳斥它的错误，认为或许是那样，本来就已经奇怪了。而后人又进一步委曲求全地弥补这种说法，那就更加荒谬了。有人说“先调和陈、宋而后出兵”，那么为什么不说后面的事而只说前面的事呢？有人说“从夏天到秋天仅仅隔了一个季节，一定是率领军队在途中，又听到后面的命令，没能撤军所以这样”，那么《春秋》为什么两次记载攻打郑国呢？况且卫国和郑国相距几百里罢了，五天就回来了，不到十天就到达国内了，怎么会经过三个月还没有回来呢？唉，只是想要曲意维护前人的错误，就不顾其说法不通，古人的诗被后人解说诗的人弄得晦涩不明，难道能说得完吗！

△《式微》、《旄丘》非黎侯寓卫事

《式微》的《序》说：“黎侯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劝他回去。”《旄丘》的《序》说：“责备卫伯：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卫国不能履行方伯连帅的职责，黎国的臣子因此责备卫国。”我查考：《春秋》宣公十五年的《左传》记载，酆舒杀了晋国的伯姬，晋侯将要讨伐他，伯宗列举酆舒有五条罪状，其中夺取黎氏土地居住是其中之一。这一年，晋侯灭掉了赤狄潞氏，立了黎侯然后回国。那么黎国失去国家是在鲁文公、宣公的时代，酆舒执政的时候，距离卫国渡河已经几十年了，黎侯怎么能寄居在卫国，卫国又怎么能恢复黎国的国家呢？时间不符，这是第一点。黎国在山西；卫国在山东。而诗中却说：“狐皮袍子毛茸茸，不是车子不向东。”正想要向西回去，反而用“不向东”来解释，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北辕将适楚”吗！地点不合，这是第二点。况且黎国既然失去了国家，那么它的故土被狄人占据，黎侯怎么能回国，而他的臣子却劝他回去呢？卫国自从宣公以后日益微弱，而狄人日益强大，晋文公、晋襄公的强盛尚且来不及制服狄人，怎么能以此来责备卫国呢？仔细玩味诗词，或许确实有邻国的君主寄居在卫国，或许另有指代而传述者弄错了，都还不可知。解说《毛诗》的人只看到《春秋传》中有夺取黎氏土地以及立黎侯的事情，来不及仔细考证，就附会而为之解说罢了。后人却强行为之解释，说黎侯两次失去国家，黎侯寄居在卫国的东边，所以说“不是车子不向东”，想要以此来曲意保全《序》的说法，荒谬啊！

△《新台》、《二子乘舟》非卫宣公及〇、寿事

《新台》的《序》说：“讽刺卫宣公：纳〇的妻子，在河上建造新台去拦截她，国人厌恶他而作了这首诗。”《二子乘舟》的《序》说：“思念〇、寿：卫宣公的两个儿子争相为对方而死，国人悲伤而思念他们，作了这首诗。”这件事大概是本于《春秋传》。然而诗中所说的与《传》中所记载的完全不同。为什么呢？〇，是宣公的儿子。作为父亲却夺取儿子的妻子？这是禽兽的行为，这真是所谓的“言语丑恶”。却只是嘲笑他“驼背”、“弯腰”，好像憎恶宣公年老且丑陋，稍微懂得道义的人肯说这样的话吗！到了才知道她美，所以夺取她。没到就先筑台，又不国内而在河上，想要做什么呢？寿死在盗匪手中，〇刚到莘，诗为什么称“二子乘舟”？从卫国到齐国都是走陆路，只有在渡水时偶尔乘船罢了。既然不是在河上遇到盗匪，为什么不提他们乘车，却唯独在他们乘船时咏叹思念呢？仔细玩味这两首诗的词句，与《传》中所记载的〇、寿的事情完全不相干，这不是那件事，很明显了。

△《左传》记宣公〇夷姜生急子事不可信

然而即使《传》文也有不能完全相信的地方。宣公即位是在鲁隐公四年，石碏杀了州吁，从邢国迎接他而立他为君。而《传》称宣公〇夷姜，生了急子（就是《序》中的〇）。说〇夷姜是在做公子的时候吗，那么在庄公、桓公的时代一定不敢，而在邢国又不能。况且石碏讨

译叛贼拥立国君，也必定会选择贤能的人。左公子夷、右公子职，哪个人不可以拥立，却一定要拥立这个淫乱的人呢？如果说因为夷姜在宣公那里是夫人，那么宣公在位仅仅十九年，急子娶妻时年纪小也应当是十四五岁，早也应当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时，那么宣公去世时寿、朔都还在襁褓之中，寿怎么能盗取旗帜而抢先即位？即使朔也不能陷害急子。这必定是不会发生的事，古人本来就有辨析过这一点的（我偶然忘了是哪本书、哪个人的说法。〔通世按：此说见于明代沈起元的《左灯》，而《左传孔疏》也已经对此表示怀疑了〕）。大概是因为《左传》一书采录太广博，只要有所得，就附缀在篇中，而不暇辨析其是非虚实。况且这件事是日后追述的，不像朝聘、侵伐那样，史官按月记录，所以固然不能完全执定为事实。唉，《左传》尚且不能没有错误，何况《诗序》，哪里可以完全相信呢！

译△《诗序》只有《〇风》大多符合事实

《诗序》只有《〇风》大多符合事实。《定之方中》，《诗经》原文有明确记载；《载驰》，《毛传》有明确记载，不必多说了。《柏舟》被认为是共姜自誓守节的诗。如今玩味其词句，“我仪”、“我特”的称呼，“之死靡他”的话语，这显然是妇人守贞不二之作无疑；而“{髟〇}彼两髦”归于世子，话语也相符合。这必定有所传承才这样说，不是凭空揣测而做出的解说。《墙茨》、《偕老》、《鹑奔》三篇，用宣姜、昭伯的事情来对应，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是玩味其词意与那件事正相符合，序说的说法接近正确。只有《毛传》认为《鹑奔》是假借惠公的话来讽刺他，恐怕还不一定对。看诗中称“君”而不称母，或许是卫国群公子所作，也未可知。《〇〇ぐ》以下三篇也符合诗意，只是时代背景则无法知晓罢了。只是采纳《唐风》说法的人大多对此存疑；说法见后条。

△卫国风俗不如郑国那样恶劣

《郑风》二十一篇，男女互相爱悦的不少于十篇，其中守正不淫的只有一篇而已。《〇风》总共十篇，守贞的有一篇，淫乱的有一篇，而讽刺淫乱的竟多达四篇。卫国风俗的恶劣程度远不及郑国啊！况且《东门》不过是表明自己的志向罢了，未曾敢指责淫乱者的过失。而《〇》却说“不可道”，“言之丑”，“子之不淑”，“人之无良”，“大无信，不知命”，深深指责、痛加绝弃，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风俗所在，即使是贤人也没有办法。他们既然习惯于淫乱了，而有一个守正的人出现，反而嫉妒他、嘲笑他，只求能免于祸患就满足了，怎敢反过来责备别人。如果公然深深指责、痛加绝弃，而且不止一次，这说明先王的礼教尚存，民间的风俗尚未败坏，贤者多而不肖者少，看到无礼的人大家共同感到奇怪，因此绝弃他、指责他而不加忌讳，人们也认为这是对的而传诵它。吴季札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难道不令人信服吗！所以我读《墙茨》、《君子偕老》、《鹑奔》三篇，知道卫国必定灭亡，又知道卫国必将复兴。至于立言的精妙，则以《墙茨》、《君子偕老》两篇为最。《墙茨》一篇起初不明确指责其恶，而只说“不可道”，“言之丑”，不说的讽刺比说的更深刻了。《君子偕老》先从反面着笔，用“象服是宜”一句转折醒悟，然后用两句话点出主旨，笔法之巧妙，最耐人咀嚼玩味。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确实没有欺骗我们。《相鼠》讽刺没有礼仪，也足以看出风俗的美好。

△《桑中》等篇作诗者没有讽刺之意

《诗序》说：“《桑中》，讽刺私奔。卫国公室淫乱，男女互相私奔，以至于世族在位，互相偷窃妻妾，约定在幽深僻远的地方，政令散乱，民心流失而不可制止。”吕氏祖谦说：“诗的体裁不同，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思自然显现的，这类就是。”严氏粲说：“有人认为《桑中》是淫奔者自己所作，那就不是所谓止于礼义了。应当遵从国史所题写的作为讽刺。”朱子《诗序辨说》说：“这首诗是淫奔者自己所作。《序》的首句认为是讽刺私奔，错了。”又说：“诗作为讽刺，固然有不加一词而意思自然显现的，《清人》、《猗嗟》之类就是。但是试着玩味它，那么赋诗的人还在所赋之事之外。哪有将要讽刺别人的恶行，反而自己充当那人的口吻，从而陷入所讽刺的境地而不自知的呢！”又说：“把这当作讽刺，不仅无益，恐怕不免于鼓舞煽动而反而助长其恶行。”我按：《桑中》一篇只有叹美之意，绝无规劝警戒之言。如果这样也可以作为讽刺，那么曹植的《洛神赋》，李商隐的《无题诗》，韩〇的《香奁集》，莫非都是讽刺淫乱者了。那《子虚》、《上林》，劝诱百而讽喻一，古人尚且加以讥讽，何况只有劝诱而没有讽喻，反而可以称为刺诗吗！我曾经仔细核对《序》文，比较其前后而参看，同一题为讽刺而其文辞却互相不同。《新台》认为是讽刺宣公，那么其文辞说“国人厌恶他而作这首诗”。《南山》认为是讽刺宣公，那么其文辞说“大夫遭遇这种恶行，作诗而离开他”。诸如此类，《序》认为是作诗者讽刺其君主，文辞很明白。如果《桑中序》首言“讽刺私奔”而下只说“卫国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远序》首言“讽刺荒淫”而下只说“哀公喜好田猎，国人效仿他，习惯于田猎称之为贤，善于驰逐称之为好”，《丰序》首言“讽刺混乱”而下只说“婚姻道缺”，《著序》首言“讽刺时弊”而下只说“时不亲迎”，都没有一句话提到诗人讽刺他们，与《新台》、《南山》诸篇的文辞绝不类似。怀疑作《序》的人因为将此诗录于《国风》中以垂戒于后世，所以称之为刺，未必确实认为作此诗者是在讽刺他们。《凯风序》说：“赞美孝子

译罢了。”而《诗经》中说“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这是赞美他们呢？还是责备他们呢？我怀疑《毛诗序》也是认为收录这首诗是赞美，并非认为创作这首诗是赞美。《静女》、《有狐》中的“讽刺时政”，《溱洧》、《绸缪》中的“讽刺乱世”，恐怕也都应当这样理解，正不必刻意曲解来附会那些说法。

译△《干旄》访求贤才

卫国之所以拥有厚重的封地，是由于齐桓公的缘故。齐桓公所封立的，是邢国和卫国。然而邢国仅仅二十多年就灭亡了，而卫国历经春秋及战国、秦朝又数百年才灭亡，这是为什么呢？我读了《干旄》这一篇，就知道卫国之所以长久存在，确实是有原因的。大概国家的治理只依赖贤才，而贤才不容易得到，所以君主对于贤才，不仅应当举荐任用，而且应当鼓舞激励。旌旗在浚邑招展，是用来礼贤下士的，也就是用来劝勉贤才的。礼贤下士，就有办法咨询询问治国之道。劝勉贤才，那么人们都会争相自我砥砺，贤才将多得用不完。所以季札到了卫国，说：“卫国君子很多，没有忧患。”君子之所以多，正是由于他们的君主喜好贤才，因而他们的卿大夫都知道礼遇士人，亲自到田野间访求贤才，所以人们都竞相追求贤德。由此可知，立国的规模没有不在喜好贤才上的。读《诗经》的人如果能用这篇来类推，那么把政事交给他就没有不通达的了。

△《硕人》不是哀悯庄姜的诗

《硕人》，《诗序》认为是哀悯庄姜的诗，说“庄公被宠妾迷惑，使她们骄横僭越，庄姜贤德却不被答理，最终没有儿子；国人哀悯并担忧她。”朱熹《诗集传》沿袭此说，没有不同的说法。我考察：这首诗共四章，首章说她的尊贵，次章说她的美貌，第三章说婚礼完成，第四章说陪嫁的人多，完全看不出讽刺庄公的意思，不知道《诗序》和《集传》是从哪里得知的？而且玩味诗词，乃是庄姜初到卫国时所作。当她初到之时，怎么预先知道日后庄公不答理她以至于没有儿子而哀悯她呢？第三章说：“大夫们早早退朝，不要让君主劳累。”尚且体谅庄公“新婚燕尔”的心情而惟恐他过于劳累，哪里有所谓担忧他不答理的意思呢！揣度《诗序》和《集传》的意思，都是由误解《春秋传》的文字，于是连带误解了《诗经》。《春秋传》说：“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叫庄姜，美貌但没有儿子，卫国人为她作了《硕人》这首诗。”这首诗次章正说庄姜的美貌，这是用这首诗证明她的美貌，不是用这首诗证明她没有儿子。如果说“美貌，卫国人为她作了《硕人》，而没有儿子”，那么语句就不通顺了。所以等到文字说完，然后加以证明，不是说因为她没有儿子然后才作这首诗。况且《春秋传》所记载并没有庄公不答理她的事；有儿子没儿子也不在于答理不答理。即使宠妾生了儿子，也应当在晚年，不是在庄姜刚嫁过来时就已经这样，为什么刚嫁过来就不答理她以致没有儿子呢？两个妫氏的娶入是在这之后，然而厉妫生了儿子孝伯，戴妫生了儿子桓公；庄姜娶在两个妫氏之前，为什么唯独不被答理而没有儿子呢？详细看《诗序》所说的，与《春秋传》完全不相符合。然而朱熹说：“这个《诗序》依据《春秋传》，是可信的。”严粲说：“题目以‘哀悯’庄姜，有《左传》可以证明。如果不采用《诗序》，认为这是‘赞美’庄姜，可以吗？”这实在难以理解。况且诗果真是因为庄姜贤德而不被答理而哀悯她，那么就应当极力书写她的贤德，委婉讽刺她的不被答理。却只是夸耀她家族的尊贵，容貌的美貌，车马服饰的丰盛，陪嫁妾室的众多，贤德在哪里呢？称赞人的贤德本来是这样的吗？至于不被答理，则完全没有一字略微透露。朱熹只想勉强成全《诗序》的说法，于是说：“称颂她族类的尊贵，表明她是正嫡小君，所应当亲近厚待，而深深感叹庄公的昏庸迷惑。”在第三章则说：“感叹现在不是这样。”《诗经》说的是那层意思，《集传》说的是这层意思，冤枉啊！诗的体裁虽然委婉，但一定要它的言语略微透露这个意思，才可以顺着它阐发。如果诗完全不说，而我一定要说它有这个意思，天下还有不能牵强附会的吗！近世有不喜好李白诗的人，拿杜甫《春日怀李白》诗来解释，说杜甫向来轻视李白，说：“李白的诗号称无敌，然而不过是飘然思绪与众不同而已。他的清新不过像庚开府，他的俊逸不过像鲍参军，何尝真的无敌呢！什么时候再与李白聚会，详细讨论诗律以启发他的蒙昧呢？”《集传》解释这首诗，大概类似这种情况吧？唉，不想改变先儒的说法，宁愿听信古人的诬妄，孰轻孰重，一定有人能分辨清楚。说法并见前面《绿衣》等诗下。

△《河广》不是宋襄公母亲归卫的诗

《河广序》说：“宋襄公的母亲归卫，思念而不止息，所以作了这首诗。”朱熹《集传》沿袭此说，说：“卫国在黄河以北；宋国在黄河以南。宋桓公的夫人（襄公之母）生了襄公后被休弃归卫。襄公即位，夫人思念他而道义上不可以前往，所以作了这首诗。”我考察《春秋》闵公二年，狄人灭卫，卫人渡河在曹国建庐居住。僖公九年，宋桓公才去世。那么襄公时代卫国已经在黄河以南，不需要渡河才能过去，诗怎么能这样说呢！孔颖达，严粲固然已经觉得不合，但不肯改变旧说，于是又曲折地为它辩解。孔颖达认为是假设渡河者的言辞，不是比喻夫人向宋国渡河。然而那么三百篇中哪句话不可以称为假设，又哪里取义于河而假设它呢？严粲认为作于卫国未迁徙之前，桓公还在。然而那么夫人不是道义上不可以前往，而是形势上不能前往，她作这首诗，多么没有

译这真是可耻啊！大概《毛序》和《郑笺》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当时一时疏忽，忘记了宋襄公是在卫国渡河之后才即位的。学者不肯直接指出前代儒者的错误，已经不是秉持正直之道行事的正派做法了，何况还要委曲求全地包庇，以此诬蔑古人、迷惑后世呢！这就是所谓的“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啊。况且宋桓公是贤明的君主，他的夫人思念儿子却能以礼制止，那也是一位贤德的夫人。以贤德的夫人遇到贤明的君主，怎么会发生被休弃的事呢？夫妇之间的道义是很重大的，如果不是得罪了宗庙，是不会被休弃的。夫人既然贤德，必定没有可被休弃的罪过；没有罪过而被休弃，又怎么可能是贤明君主所为呢！我玩味这篇诗的辞意，似乎是宋女嫁到卫国，思念回归母国，却以道义自我约束的诗篇。学者以此作为解说也是可以的，何必诬蔑古人才能足以流传后世、确立教化呢！朱熹最不采纳《毛序》，然而他依据《毛序》的意思来解说《诗经》的地方为什么那么多呢？

译△《伯兮》并非卫国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之事

《伯兮》这一篇，郑玄认为就是《春秋》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那件事。朱熹说：“诗中说道‘自伯之东’，郑国在卫国的西边，不能说是这次出征。”（卫国未渡黄河以前，郑国在卫国的南边，“西”字恐怕有误。）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孔颖达的《正义》又曲意为之辩解，说“军队到达京师后才向东行进讨伐郑国”。京师在卫国西边几百多里，怎么能不提西边反而说向东，天下哪有这样不通顺的文理呢！况且诸侯的军队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必定有约定的会合地点，断没有到了周王室之后才向东行进的道理。看《春秋左传》，诸侯会合晋国讨伐郑国，从未有到了晋国之后才向南行进的情况。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已经很明显了。大概从周平王东迁四十九年后才进入《春秋》记载的时期，那时王室尚未非常衰微，怎么知道没有征伐的事情呢。而外部征伐没有记载在鲁国史册中的也很多，怎么能因为见到有桓王讨伐郑国这一件事，就迂回曲折地牵强附会呢！

△用油脂香粉为丈夫打扮

况且我对这首诗有所感慨。古代的妇女，只用“膏沐”罢了。膏沐，只是为了给丈夫打扮罢了。秦、汉以来，才开始有脂粉；唐人尤其重视。宋、元之际，又加上缠足，而天真自然几乎不复存在了。我小时候见到妇女的妆束还接近质朴；近来则只追求时髦，妖艳淫荡怪异荒诞，层出不穷，见到令人作呕，而那些人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迎合时俗，甚至有丈夫禁止也不听从的，我不知道她们是“为谁打扮”啊。所以诵读这首诗有三点益处：一是让在上位的人知道夫妇离别的痛苦，从而明白战争不是不得已不使用；二是让丈夫想到闺中有甘愿忍受头痛的人，从而不把路边的柳絮墙头的花（指外遇）放在心上；三是让妇女知道膏沐本来是为了丈夫打扮，而不可学习时世的梳妆来取悦旁观者的眼睛。那么大概就不只是诵读这首诗而已了。正不必拿《春秋》中的事情来附会它。

△解说《有狐》、《木瓜》者的罗织罪名

天下有词句明白意思显露，不需要解释，而解说者担心它太容易知道，一定要迂回曲折地牵强附会，以为别有深意。这是解释经典者的通病，而在解说《诗经》时尤其严重。《有狐》、《木瓜》这两首诗难道不是显明容易理解的吗！狐狸在淇水的桥上，寒冷就要到了；衣裳没有准备好，拿什么抵御冬天？这是丈夫外出服役，妇人担忧挂念的诗，显然如此。而《毛诗笺》说：“妇人失去了配偶，想和别人成家。”别人没有衣裳，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妇人如此无耻吗？况且凭什么看出“这个人”一定是别人而不是她的丈夫呢？木瓜的赠送轻微？琼琚的回报厚重，还认为不足以报答而只认为是永远友好，这是寻常的赠答之诗无疑。而《毛诗序》说：“赞美齐桓公。卫国处在漕地，齐桓公救援并封立它，赠送车马器物服饰。卫国人想要厚报他而作了这首诗。”齐桓公保全卫国，他的恩德深厚了，为什么全篇没有一句话提到他而只说木瓜的投赠？感激别人的恩德的人本来是这样吗？况且卫国对齐国有什么报答而竟自以为是用琼琚呢？汉代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办理丧葬器具，买了五百套铠甲。廷尉责问说：“你想造反吗？”亚夫说：“我买的器具，是丧葬用的，怎么说造反！”官吏说：“您即使不在地上造反，就是想在地底下造反了。”世上的解说《诗经》的人与这有什么不同！大概汉代风气最崇尚罗织罪名，无论治经治狱都是这样，所以说“汉廷罗织罪名的案件”。案件的罗织，在当时含冤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了，经典的罗织，后人为什么都相信呢？朱熹最不相信《毛诗序》，然而对于《有狐》也说“寡妇见到鳏夫而想嫁给他”，这是朱熹也不认为罗织罪名是错的啊。古人的冤屈难道将永远不能昭雪吗？只有对于《木瓜》不采用《毛诗序》的说法，只怀疑它是男女赠答的词，还不敢断定就是这样。“投桃”、“报李”，《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木瓜”、“琼琚”用于朋友馈赠的事情也未尝不可，不像“子嗟”、“子国”、“狡童”、“狂且”之类，一定是荡子和游女才有这样的话。就把它看作寻常的赠答也可以。

△《邶》、《卫》二风没有渡河以后的诗

《邶》、《鄘》、《卫风》三十九篇，玩味它的词句意思，考察它的时势，只有《鄘风》除了《柏舟》外都是春秋时期的事，而《邶》、《卫》二国风大多像是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硕人》不必说了，其余各篇，都与《春秋经传》所载卫国之事没有关联。况且《邶风》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在第十四篇中，《卫风》仅十篇而提到淇水的有四篇，到第九篇还说“在彼淇梁”，这是渡河以前的诗非常明显。考察卫国渡黄河的日子在鲁闵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仅六十年，那么它的诗在春秋以前的就多了。所以《毛诗序》虽然用《春秋》中的事来附会它，但委曲牵强终究不能吻合。只有《鄘风》春秋时的诗多，所以《毛诗序》的说法多能符合。它的国风之所以分开

译分为这三部分，大概必定有理由，只是年代久远、文献散佚，无法考证罢了。《春秋左传》中，季札请求观赏周代的音乐，当演奏《邶》、《鄘》、《卫》时，他说：“我听说卫康叔和武公的德行是这样的，这大概就是《卫风》吧？”那么当时本来就已经将它们合并在一起了。然而因为各自有固定的次序，所以不能并为一篇。读者只需根据文辞来探求其意旨，这并非关乎大义，正不必强行解释以曲解原意。又查考：旧说认为《邶》、《鄘》、《卫》都是殷商京畿内的地名：北方叫邶，南方叫鄘，东方叫卫。如今看《邶风》、《卫风》两篇都没有渡过黄河以后的诗篇，唯独《鄘风》有，似乎鄘在东方，怀疑旧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