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前後文义相承也。乃画《尧典》至“钦哉”止，则《尧典》文散漫无尾，而“慎徽五典”等语无所因。文理不通，其谬三也。《孟子》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然则秦火以前原通为《尧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孔门所授果分《舜典》，传《经》者必不通以为《尧典》矣。故“尧”之称止於篇首一见，而舜於尧崩之後尚称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称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尧之殂落称为“帝”也。何者？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义例甚明，後之学者自不察耳。曰：然则二帝何以合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万古之所以开，由於禹、稷、契、皋陶诸圣人，而诸圣人之用由於舜，舜之举由於尧：故《虞书》记天下之治必归功於尧，而记尧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绩之後，然後尧得人之仁可见也。尧之逊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然则一篇之中所命皆尧之命，所为皆尧之事，舜特终尧之事云尔，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虽异，二帝之治则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统名曰《尧典》：称尧则足以兼舜，称舜则不足以兼尧也。《史记》於两人事相首尾者则为合传，夫《尧典》亦若足而已矣。曰：舜之事统於《尧典》，尧之典何以反属之《虞书》也？曰，《虞书》者，兼《九共》、《汨作》、《皋陶谟》等篇而统命之者也，诸篇皆纪虞事，无涉於唐，不可通名为《唐书》；而虞之成功实始於尧，《尧典》实兼虞事，故以《尧典》冠《虞书》也。余初为《考信录》，仿司马氏本纪，分唐、虞为二；既十余年，始自觉其谬，乃因《尚书》之旧合为一云。
译前后文义相承。于是将《尧典》画到“钦哉”为止，那么《尧典》的文辞散漫没有结尾，而“慎徽五典”等语句也就失去了依据。文理不通畅，这是它的第三个谬误。《孟子》说：“《尧典》说‘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既然如此，那么在秦朝焚书之前原本通篇就是《尧典》，并不分《舜典》。梁武帝说：“伏生错误地将五篇合并，因为文义相互承接；《舜典》开头有‘曰若稽古’，伏生虽然昏聩年老，怎么容得下他合并呢？”既然如此，那么孔子门人所传授的果然分出了《舜典》，传经的人必定不会通篇称为《尧典》。所以“尧”的称呼仅在篇首出现一次，而舜在尧去世之后还被称为舜：在文祖那里被称为“舜”，在咨询四岳时被称为“舜”；咨询禹以下承袭上文咨询四岳的文意才被称为“帝”；等到他登位仍然称“舜”，不像尧去世时被称为“帝”。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是《尧典》，所以对于舜必定明确区分而言；义例非常明白，后来的学者自己不加考察罢了。问：既然这样，那么两位帝王为什么合并为一篇《典》呢？答：天下之所以治理，万古之所以开辟，是由于禹、稷、契、皋陶等圣人，而各位圣人的任用是由于舜，舜的举荐是由于尧：所以《虞书》记载天下的治理必定归功于尧，而记载尧的功绩必定放在舜任命官员、振兴帝业之后，然后尧得人的仁德才可见。尧逊位时说：“你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位置吗？”舜任命官员时说：“有能奋发努力，振兴帝业的吗？”既然如此，那么一篇之中所任命的都是尧的任命，所做的事都是尧的事，舜只是终结尧的事罢了，舜本来不占有自己的功劳。两位帝王的身体虽然不同，两位帝王的治理则首尾相连，史官不能将它们分开。所以将舜的事合并起来统称为《尧典》：称尧则足以兼括舜，称舜则不足以兼括尧。《史记》对于两人事迹首尾相连的就写为合传，那么《尧典》也是如此而已。问：舜的事统属于《尧典》，尧的典章为什么反而归属于《虞书》呢？答：《虞书》是兼括《九共》、《汨作》、《皋陶谟》等篇而统称为名的，这些篇章都记载虞朝的事，不涉及唐尧，不能通称为《唐书》；而虞朝的功业实际上始于尧，《尧典》实际上兼括虞朝的事，所以用《尧典》作为《虞书》的开端。我起初撰写《考信录》，仿照司马迁的本纪，将唐尧、虞舜分为两篇；过了十多年，才自觉其错误，于是依照《尚书》的旧例合并为一篇。
△本录义例一──《尧典》为主而补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之体，与《书》他篇不同。他篇但纪一事之始终，《尧典》则统二帝之始终而纪之：其文简，其义宏，其首尾完密，其脉络条贯，杂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杂辑《诗》、《书》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独於唐、虞，但列《尧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见於他篇及《逸书》者则皆从《传》例，低一字书之，如纲挈目，如经持纬，不敢淆也。然《尧典》所记特其梗概；其经画之制，诰诫之言，则《皋陶谟》、《九共》等篇实备之。盖《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纲已具；其後皆诸臣所自为事，故各随其事之首尾载之，《典》不胜其载也。譬诸後世之史：《典》，本纪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贡》、《皋陶谟》，列传也。其文本互相发明，而自秦、汉以来缺亡者多，存於今者仅二三篇，说《经》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载，取《禹贡》、《皋陶谟》之文补之；而分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尧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尧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终。第二篇，尧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两篇则尧、舜之为天下得人，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者也。惟第四篇当唐、虞之交会，乃政事之纪纲，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备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诸器然：尧之事犹盖也，舜之事犹底也，盖与底相覆而相承。则信乎尧、舜之事不可分，而尧、舜之治法为千古之祖也！
△本录义例二──传记之文之著录部次
唐、虞之事，较诸三代尤多难考。战国处士横议之言，《伪书》、《伪传》揣度附会之说（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之失实固不待言矣，即传记之文亦有未可概论者。孔子作《春秋》也，隐、桓、庄、闵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备载：无他，远近之势然也。况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数百年，传闻异词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谈唐、虞，犹以两汉之世而说丰、镐也，苟非圣人，安能保无一二言之误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雅》、《颂》所述次之，至《春秋传》则得失参半矣；岂非以远故哉！虽以《论语》、《孟子》之纯粹，而其称唐、虞事亦间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为後人所追记（如“尧命舜”之类），或门弟子所言（如“尧完廪”之类），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书之者也（虽孟子所自言，亦有记者之误，观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见）。故今於《唐》、《虞》之录尤致慎焉；必其详审无疑，乃敢次《经》一等书之；否则宁列之“备览”，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时无的据，文非纪载而义足发明，则列之於“附录”、“附论”。唯“备考”、“存参”，事或春秋，言或秦、汉，但取其可参伍相证，虽有不醇，不区别矣。其馀揣度附会之言，杂家小说之语，则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驳者采之；所未驳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为世所信者，时亦往往从简。非敢过为吹求，妄行去取；诚欲▯异说之纷纭，还本来之面目，使二帝经营之次第，设施之先後，▯然如指诸掌。盖凡二十馀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学深思之士当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尧建极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尧典》）
△《大戴记》称尧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尧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富而不骄，贵而不豫（《史记》作“舒”）；黄黼黻衣（《史记》作“黄收纯衣”），丹（《史记》作“彤”）车白马。”余按：《经》云“钦明文思安安；“钦”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条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从容，仅六言而
译本录义例一——以《尧典》为主，辅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的体例，与《尚书》其他篇章不同。其他篇章只记载一件事的始末，《尧典》则统摄两位帝王的始末来记载：其文字简练，其义理宏大，其首尾完整严密，其脉络条理贯通，杂糅其他文字于其中是不可以的。所以如今对于夏、商、周三代的事情，都杂取《诗经》、《尚书》的文字，辨别其先后顺序而排列；唯独对于唐尧、虞舜，只列出《尧典》的原文，而那些散见于其他篇章及《逸书》中的事迹，都依照《传》的体例，低一格书写，如同提纲挈领，如同经线纬线相互支撑，不敢混淆。然而《尧典》所记载的只是大概；其规划制度的措施，告诫训诫的言语，则在《皋陶谟》、《九共》等篇中完备地记载着。大概《典》文到任命官员、分封诸侯时，舜治理天下的大纲已经具备；之后的事情都是各位大臣各自所为，所以各自随其事情的始末记载，《典》无法全部承载。譬如后世的史书：《典》是本纪；《汨作》、《九共》是志；《禹贡》、《皋陶谟》是列传。这些文本原本互相阐发，但从秦、汉以来缺失亡佚的很多，留存至今的只有两三篇，解说经书的人又不肯平心静气地考察其先后次序，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使两位帝王的治理方法不能彰显。所以如今在《分苗》之后，《典》所没有记载的，选取《禹贡》、《皋陶谟》的文字来补充；并分为七篇。前三篇都是尧的事迹；后三篇都是舜的事迹。第一篇，是尧建立基业的原因；第七篇，是舜完成大业的原因。第二篇，是尧成就天道的做法；第六篇，是舜平治大地的做法。而第三、第五两篇则是尧、舜为天下选拔人才，所谓“尧以得不到舜为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忧虑”的。只有第四篇处于唐、虞交接之时，是政事的纲纪，而天地人三者都兼有。三才的道理完备了，两位帝王的治理也就周全了！譬如器物一样：尧的事迹如同盖子，舜的事迹如同底部，盖子与底部相覆盖而相承接。那么确实可以相信，尧、舜的事迹不可分割，而尧、舜的治理方法是千古的始祖！
本录义例二——传记文字的著录部次
唐尧、虞舜的事迹，比起夏、商、周三代更加难以考证。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伪书》、《伪传》揣测附会的说法（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迹失实本来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传记的文字也有不可一概而论的。孔子作《春秋》，隐公、桓公、庄公、闵公的时代多有缺漏，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的时代多有完备记载：没有别的原因，是远近形势使然。何况从唐尧、虞舜下至春秋一千多年，传闻异辞乃是常事。用春秋时代的人来谈论唐尧、虞舜，犹如用两汉时代的人来说丰、镐，如果不是圣人，怎么能保证没有一两句误采的话呢。因此，唐尧、虞舜的事迹只有《尧典》等篇才得到其实情，《雅》、《颂》所叙述的次之，至于《春秋传》则是得失参半了；难道不是因为遥远的原因吗！即使以《论语》、《孟子》的纯粹，而其称述唐尧、虞舜的事迹也偶尔有一两处不妥当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后人所追记（如“尧命令舜”之类），或是门弟子所言（如“尧完廪”之类），而不都是孔、孟自己所说且自己写下的（虽然孟子自己所言，也有记录者的错误，从“禹注淮、泗入江”可以看出）。所以如今对于《唐》、《虞》的记录尤其谨慎；必须详审无疑，才敢排在《经》之下一级书写；否则宁愿列入“备览”，甚至干脆置于“存疑”。至于事情没有疑问而时间没有确切依据，文字不是记载而义理足以阐发的，则列入“附录”、“附论”。只有“备考”、“存参”，事情或许在春秋，言语或许在秦、汉，只取其可以参伍相证，即使有不纯，也不加区别了。其余揣测附会的言论，杂家小说的话语，则一概不敢列入；而对于前人所已驳斥的采纳之；所未驳斥的辨明之。或者其失误尚小，及其言语不甚为世人所信的，有时也往往从简。不敢过于吹毛求疵，妄行取舍；确实想要消除异说的纷纭，还原本来的面目，使两位帝王经营的次第，设施的前后，清晰地如同指掌。大概二十多年稿件才完成，而还不知道是否有合乎正确的地方。好学深思的人士一定会有纠正我不足之处的方法。
尧建极
“考察古代帝尧，名叫放勋，恭敬、明察、有文采、有思虑、温和安详，诚信恭敬能够谦让；光辉照耀四方，感通上下。”（《尚书·尧典》）
《大戴记》称颂尧德之广博
《大戴记》称颂尧说：“他的仁爱像天，他的智慧像神；接近他像太阳，远望他像星辰；富有而不骄傲，尊贵而不安逸（《史记》作“舒”）；穿着黄底黑边的礼服（《史记》作“黄收纯衣”），红色的车驾白马。”我按：《经》说“恭敬、明察、有文采、有思虑、温和安详”；“恭敬”用来效法天，“明察”用来治理百姓，“文采思虑”是其条理之精密，“温和安详”是其持守中道之从容，仅六个字而
圣人之德备矣。至“戴记”则肤阔语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则形容之词，非德之实也。“不骄”、“不舒”，以言圣人，浅矣。车服之色，尤无当焉。学者试取《经》文熟读而对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载。
译圣人的德行是完备的。至于《戴记》中的说法，不过是空泛宽泛的言辞罢了！说圣人“像天”、“像神”，是可以的，而且有其根本依据。但说“像太阳”、“像月亮”，只是形容之词，并非德行的实质。“不骄”、“不舒”用来形容圣人，显得浅薄了。车马服饰的颜色，更是毫无恰当之处。学者不妨试着取《经》文熟读并对照勘验，就会发现两者如同黑白、冰炭般截然不同。所以现在不收录这些内容。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同上）
△辨尧与稷、契为喾子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帝喾上妃姜▯原氏产後稷；次妃简狄氏产契；次妃陈隆（《史记》作“锋”；《世纪》作丰）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史记》云：“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王世纪》云：“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乃受帝禅，封挚於高辛”。後之学者皆信之不疑；余独以为不然。《书》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艰食也。若稷果喾元妃之子，则喾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岁，又历挚之九年，尧之百载，百有六十岁矣；契於此时亦当不下百数十岁；有是理乎！尧之兄弟有如此两圣人而终尧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荐，迨舜然後举之，可谓不自见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侧陋”之“扬”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是高辛氏之子孙当尧之时已传数世而分数族矣，尧安得为高辛之子哉！《传》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迁实沈於大夏。”若尧亲高辛之子，则阏伯、实沈当为尧之兄弟，《传》文何得乃云尔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继为天子者。黄帝之子不继，颛顼之子不继；挚非圣贤也，何以独继喾而帝？《传》云：“少▯挚之立也，凤鸟▯至。”则是挚本少▯氏之名；或者後世传讹而误以为在喾之後因疑为喾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尧与稷、契非喾之子，即挚之继喾亦未必然也。且即以《大戴记》之文论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执中而获天下。”然则高辛亦贤圣之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尧之圣，独取一庶而不善之挚立之，以致为诸侯所废，尚得为“聪明执中”乎！
△尧有天下之故
曰：然则尧何以有天下？曰：经固尝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经》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言尧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归之，而尧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别之。柳子所谓“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故近者聚而为群”是也。《经》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尧能推其德以渐於异姓，而异姓之长亦各率其九族归之，而尧始建国也。邦同，故以姓别之。柳子所谓“德又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於是有诸侯之列”是也。《经》曰：“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言尧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无不各率其百姓归之，而尧始为海内生民主也。柳子所谓“德又大者，诸侯之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然後天下会於一”是也。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虽有一二败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藉於先业也。若尧不藉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羲、农、黄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於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舜虽大圣，相尧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尧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尧哉！孟子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非独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即令其贤而能治燕，而世传之业亦非子哙之所得专；父兄之天下，尧安得而专之哉！汉儒考古不详，误信战国无稽之说而列之於《记》，载之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婴，曹操假之以篡献。不独婴与献之实未尝禅也，即令果禅，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汉之天下非婴、献之所得专也。使莽
译“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用来亲近同宗族的人，同宗族的人已经和睦；辨明治理众百姓，众百姓都明白晓畅；协调和合各诸侯国，百姓因此改变风俗，此时天下和乐。”（同上）
△辨析尧与稷、契是喾儿子的说法
《大戴礼记·帝系篇》说：“帝喾的上妃姜原氏生了后稷；次妃简狄氏生了契；次妃陈隆氏（《史记》作‘锋’；《世纪》作‘丰’）生了帝尧；次妃陬訾氏生了帝挚。”《史记》说：“帝喾去世，挚继位；帝挚在位不善，去世，弟弟放勋继位，这就是帝尧。”《帝王世纪》说：“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挚在位九年，政令微弱，而唐侯德行兴盛，诸侯都归附他，于是接受帝挚的禅让，封挚于高辛。”后来的学者都对此深信不疑；我唯独认为不是这样。《尚书》说：“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种这些百谷。’”“帝说：‘契：百姓不亲爱，五伦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推广五种教化，在于宽厚。’”这说明稷、契都是到了舜的时代才被授予官职，等到禹时又奏报治理艰难的食物问题。如果稷果然是喾元妃的儿子，那么喾去世时，稷至少也有五十岁了，又经历了挚的九年、尧的一百年，那就有一百六十岁了；契在这个时候也应当不止一百多岁；有这样的道理吗！尧的兄弟中有这样两位圣人，而直到尧去世都不知道任用，四岳也不推荐他们，等到舜才举用他们，可以说是连自己眉毛睫毛都看不见的人了，还谈什么“明”的“明”和“侧陋”的“扬”呢！《左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才子，高阳氏有八个才子；这十六个家族，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不丧失他们的名声直到尧的时候。”这说明高辛氏的子孙在尧的时候已经传了几代而分为多个家族了，尧怎么能是高辛的儿子呢！《左传》说：“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哥哥叫阏伯，弟弟叫实沈，经常寻找兵器，互相征讨；后来的帝认为不好，把阏伯迁到商丘，把实沈迁到大夏。”如果尧确实是高辛的儿子，那么阏伯、实沈应当是尧的兄弟，《左传》的文字怎么会这样说呢！唐、虞以前，没有父子相继做天子的情况。黄帝的儿子没有继位，颛顼的儿子没有继位；挚不是圣贤，为什么唯独继承喾而称帝？《左传》说：“少挚即位时，凤鸟到来。”这说明挚本来就是少挚的名字；或许是后世传讹而误以为在喾之后，因而怀疑他是喾的儿子，也未可知。由此说来，不但尧与稷、契不是喾的儿子，就连挚继承喾也未必一定如此。况且即使按照《大戴礼记》的文字来看，其《五帝德篇》说：“高辛聪明而能洞察远方，明察而能看清细微，执守中道而获得天下。”那么高辛也是贤圣的君主；然而他确立继承人既不立稷的嫡子，又不立尧这样的圣人，唯独选取一个庶出而不善的挚来立，以致被诸侯所废黜，还能算是“聪明执中”吗！
△尧拥有天下的原因
问：那么尧为什么拥有天下？答：经典本来就说过，只是后人没有察觉罢了。《尚书》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用来亲近同宗族的人，同宗族的人已经和睦。”这是说尧能够彰明他的德行并施用于同姓，同姓的人都归附他，尧才开始建立家族。因为姓相同，所以用族来区别。柳宗元所说的“智慧而明达的人，所降服的一定众多，所以亲近的人聚集而成群”就是这个意思。《尚书》说：“辨明治理众百姓，众百姓都明白晓畅。”这是说尧能够推广他的德行逐渐影响到异姓，而异姓的首领也各自率领他们的九族归附他，尧才开始建立邦国。因为邦相同，所以用姓来区别。柳宗元所说的“德行更大的人，众多群体的首领又前来听从命令，于是有了诸侯的行列”就是这个意思。《尚书》说：“协调和合各诸侯国，百姓因此改变风俗，此时天下和乐。”这是说尧能够推广他的德行广泛布于天下，天下的君主也没有不各自率领他们的百姓归附他的，尧才开始成为海内的生民主宰。柳宗元所说的“德行更大的人，诸侯的行列，方伯连帅之类又前来听从命令，然后天下会聚于一”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古代的天下原本没有父子相传的事情，所以谁有德行人们就都归附他；虽然有一两个败坏风俗抗拒命令的人等待兵刑才服从，但大抵上古人情淳厚，仰慕道义向往教化的人多，所以他得天下的次序大概如此，不一定完全依靠先人的基业。如果尧不依靠父兄的基业就不能拥有天下，那么伏羲、神农、黄帝又依靠什么而能拥有天下呢！况且假如尧的天下确实是父兄传下来的，那么尧应当世代守成；丹朱虽然不贤，废黜他而立别人也可以，舜虽然大圣，辅佐尧的儿子治理天下，像伊尹对待太甲那样也可以：尧怎么能把它授予舜，舜怎么能从尧那里接受呢！孟子说：“子哙不能把燕国给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这不仅因为子之不是合适的人，即使他贤能而能治理燕国，世代相传的基业也不是子哙所能专断的；父兄的天下，尧怎么能专断呢！汉代儒者考证古事不详细，误信战国时期没有根据的说法而列入《礼记》，记载在《史记》中，于是导致王莽借以篡夺婴位，曹操借以篡夺献帝之位。不仅婴与献帝实际上未曾禅让，即使真的禅让，他们的臣子也不可以接受。为什么呢？汉代的天下不是婴、献帝所能专断的。假如莽
、操之得自▯於禅让者，乃汉儒考古不详之有以启之也。故今於《大戴》、《史记》之文并不载而为之辨。
译曹操得以从禅让中获取帝位，乃是汉代儒者考据古史不详尽从而开启的先例所致。因此现在对于《大戴礼记》和《史记》中并未记载的内容，也加以辨析。
○尧授时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书尧典》）
△羲、和非重、黎
《汉书律历志》云：“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後，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余按《经》文，四时之纪，闰之疏密，期之日数多寡，皆至尧而後定；非旧已有成法而中废，至尧又修复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语》。然《楚语》云“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赢缩也。故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皆谓宗祝祭祀事耳，与羲、和之司历法者无涉也。历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乱自在蛮夷，相距数千馀里，三苗安能废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闰馀乎！至《楚语》所称“尧复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吕刑》之文，非袭《尧典》之语。尧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为尧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则尧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刘歆、班固误合《楚语》於《尧典》，後学祖而述之，遂谓黄帝以来历数已有成法，然则《尧典》之累累而验之，谆谆而命之，与夫史臣之琐琐而记之者，不皆赘乎！韦昭《国语解》及《尚书伪孔传》、《蔡传》并以重、黎为羲、和，皆沿《汉志》而误。今正之。
“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同上）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毛先>。”（同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奥，鸟兽▯毛。”（同上）
△求岁率先定四时之中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盖历有三率：一昼夜为“日率”，一盈亏为“月率”，皆易知者；独一寒暑为“岁率”，其间赢缩奇零最为难齐，故历法以成岁为要。然岁之终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为四时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验之。时之终始尤无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时之中。中得，则前推之即为始，後推之即为终。此圣人建中之治，虽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鸟”、“星虚”者，考之以躔度；犹惧其未也，复验之於人物出入变化之节，而後四时可定。四时定则日数可得，月闰不差而岁成矣。故其纲曰“敬授人时”。而孔子告颜渊亦曰“行夏之时”。所重在时，故不言日月岁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百工，庶绩咸熙！’”（同上）
△历法始於尧
曰：此其记尧之命羲、和，何也？曰，记历法所自始，四时所由定，而岁所由成也。盖历数自黄帝以来有之，故《传》云：“少▯氏鸟名官：凤鸟氏，历正也。”然历之为法，必积久而後差数可见，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故必行之数百年，至尧，而後期之日数多寡可校，闰之疏密可推。尧犹惧其未符，又命官分验於四方渐损渐益，而後四时不爽，乃始定为画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记其命书，以志历所自始。《汉志》六历虽有黄帝、颛顼之称，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迭加损益而推广以成书，非黄帝、颛顼之所自为也。曰：历法政事之一端耳，何为详记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时。四时不爽，然後农桑可兴，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尽，天地阴阳之化可得而辅相变理，书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尧典》载尧之政特详於此，而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亦以“行夏时”为第一义也。所谓“夏时”，即尧所定之历。盖殷
译○尧颁布历法
“于是命令羲、和恭敬地顺应昊天，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慎重地向百姓颁布农时。”（《尚书·尧典》）
△羲、和不是重、黎
《汉书·律历志》说：“历数的起源非常久远。”《左传》记载颛顼命令南正重主管天事，火正黎主管地事。后来三苗败坏道德，重、黎二官的职能都被废弃，导致闰余错乱，正月消失，摄提失位。尧又培育重、黎的后代，让他们继承祖业，所以《尚书》说：‘于是命令羲、和恭敬地顺应昊天，观测日月星辰，慎重地向百姓颁布农时。’我考察经文，四季的纲纪，闰月的疏密，一年日数的多少，都是到了尧的时代才最终确定；并不是以前已有成法而中途废弃，到尧时又恢复它。重、黎主管天地之事，本源于《国语·楚语》。然而《楚语》说“重主管天事以归属神灵，黎主管地事以归属百姓”，他们所主管的是天神祭祀之事，并非天象的盈缩变化。所以说“九黎败坏道德，人与神混杂”，说“人们各自举行祭祀，每家都有巫史”，这都是指宗庙祭祀之事，与羲、和主管历法无关。观测天象的官员自然在帝王京畿，三苗的动乱自然在蛮夷之地，相距数千余里，三苗怎么能废除帝廷的二官而扰乱闰余呢！至于《楚语》所称“尧又培育重、黎的后代”，是依据《吕刑》的文字，并非沿袭《尧典》的话。尧自己任命羲、和，自己培育重、黎；现在因为他们都是尧所任命的，就将其合并，那么尧在位百年所任命的官员只有这两族吗？唉，自从刘歆、班固错误地将《楚语》与《尧典》合并，后学者沿袭叙述，于是认为黄帝以来历数已有成法，那么《尧典》中反复验证、谆谆告诫，以及史官琐碎记载的，不都是多余的吗！韦昭《国语解》以及《尚书伪孔传》、《蔡传》都将重、黎等同于羲、和，都是沿袭《汉志》的错误。现在予以纠正。
“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东方，名叫旸谷：恭敬地迎接日出，评定东方的农事；日影居中，星宿鸟（心宿）出现，以确立仲春；此时百姓分散劳作，鸟兽繁殖交配。”（同上）
“再次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名叫交趾：评定南方的农事，恭敬地致祭；白昼最长，星宿火（大火星）出现，以确立仲夏；此时百姓安居，鸟兽换毛。”（同上）
“分别命令和仲，居住在西方，名叫昧谷：恭敬地送别日落，评定西方的收成；昼夜平分，星宿虚出现，以确立仲秋；此时百姓平定，鸟兽长毛。”（同上）
“再次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名叫幽都：评定北方的农事；白昼最短，星宿昴出现，以确立仲冬；此时百姓入屋，鸟兽厚毛。”（同上）
△求取岁率必须先确定四时的中点
这里任命二仲、二叔，是为什么呢？因为历法有三种基本单位：一昼夜为“日率”，一盈亏为“月率”，这些都是容易知道的；唯独一寒暑为“岁率”，其中盈缩零余最难整齐，所以历法以成就岁数为关键。然而岁的终始没有固定的界限，不能凭空求得，所以分为四季而任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来考验它。时的终始尤其没有固定的界限，更加不能凭空求得，所以只求确定四季的中点。中点确定，那么向前推算就是开始，向后推算就是终结。这是圣人建立中正的治理，即使是历法也不能例外。“日永”、“日短”，用日影和漏刻来考察；“星鸟”、“星虚”，用星宿度数来考察；还担心不够准确，又验证于人物出入变化的节律，然后四季才能确定。四季确定，日数就可以得到，月闰不差而岁数就成就了。所以其纲领说是“慎重地向百姓颁布农时”。而孔子告诉颜渊也说“实行夏代的历法”。所重在时，所以不说日月岁。
“帝说：‘咨，你们羲和：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确立四季，成就岁数。确实使百官各司其职，各种功业都兴盛！’”（同上）
△历法始于尧
问：这里记载尧命令羲、和，是为什么呢？答：记载历法的起源，四季由此确定，而岁数由此成就。大概历数自黄帝以来就有，所以《传》说：“少皞氏以鸟名官：凤鸟氏，是历正。”然而历法作为法则，必须积累很久之后误差才可见，创始者势必要不能周详尽善，所以必须实行数百年，到尧的时候，然后一年的日数多少可以校核，闰月的疏密可以推算。尧还担心其不符合实际，又命令官员分赴四方逐渐减损增益，然后四季不差错，才开始定为统一的法则以垂范后世。所以史书记载他的命令，以标志历法的起源。《汉志》六历虽然有黄帝、颛顼之称，但只是其源出于二帝，后人相继增减而推广以成书，并非黄帝、颛顼自己所为。问：历法只是政事的一个方面，为什么如此详细地记载呢？答：帝王的治理没有比颁布历法更优先的。四季不差错，然后农桑可以兴起，政令可以颁布，人物的本性可以充分发挥，天地阴阳的变化可以得到辅助调理，书契史册的文字可以得到次第考核，所以《尧典》记载尧的政绩特别详细于此，而孔子回答颜渊“为邦”的问题也以“实行夏时”为第一要义。所谓“夏时”，就是尧所确定的历法。大概殷
、周皆别起一方，故用其国旧历；而夏承虞，虞承唐，故历皆不改：《汉志》所以有三代历而无唐、虞历也。故此章之文与《禹贡》相表里。四时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别，所以平地。天时正，然後政典举，故尧、舜之治始於授时；土功度，然後政化成，故尧、舜之治终於敷土也。
译夏、商、周都各自兴起于一方，所以采用各自国家的旧历法；而夏继承虞，虞继承唐，所以历法都没有改变：这就是《汉书·律历志》中有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却没有唐、虞历法的原因。因此，这一章的文字与《禹贡》互为表里。颁布四季的时令，是为了成就天道；划分九州的疆域，是为了平整大地。天时端正了，然后政教典章才能推行，所以尧、舜的治理始于颁布时令；土地工程规划好了，然后政教风化才能成功，所以尧、舜的治理终于整治土地。
△夏世撰典得之传闻
曰：然则尧在位七十载止有授时一事，别无功可纪乎？曰：亦非也。尧以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变”，其丰功仁政超前古而贻後世者盖不知凡几矣。但唐、虞时人情淳朴，虽有简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龙之徒以为尧、舜功德隆盛，实开万世之天，生民以来未有伦比，不可不著之策以传於後，故撰《尧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时已当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见者或多，若舜摄政时则见者希矣。至尧七十载前，则多得之传闻，难可依据；而古人又慎重，不肯传疑，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盖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录之耳。然尧开天救世之功实成於舜，故尧之事业尤以举舜敷治为最大。既已载尧求舜之切，用舜之奇，与舜摄政命官之事，则尧之功即此已见，政不必取七十载以前之政条举而缕叙也。不善读书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尧之生平碌碌无所表见，有贤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创制显庸者：其失《尚书》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记尧之授时而备论之。
【附录】“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
△孟子引放勋语非命契词
《集注》疑此文为命契之词，盖以《孟子》载於“契教人伦”之後也。然按《尧典》，契为司徒在舜即位以後，恐此文别有所谓，孟子以其意足相发故引之耳。尧能使民“於变时雍”七十载以前岂无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属之契也。又按：《典》、《谟》之文质直，无用韵者，惟歌乃有韵；独《论语》、《孟子》所引尧之命皆有韵（躬、中、穷、终，一韵；来、直、翼、得，一韵），而其文亦较浅，与《典》、《谟》皆不类，恐後人所润色，非当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录於此。
【附录】“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襄公九年）
此二事皆无从考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并附录於命羲和之後。
△《左传》述阏伯、实沈
【备览】“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於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主辰；迁实沈於大夏，主参。”（《左传》昭公元年）
此以上条证之，其为尧事无疑。故杜氏云：“後，帝尧也。”然《传》此篇颇近铺张，不能保无失实。故与下条并列之於备览。
△《左传》述台骀
【备览】“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艹辱}、黄，实守其祀。”（《左传》昭公元年）
此“帝”，杜氏以为颛顼。余按：《经》、《传》徒称帝者多谓尧、舜；况上文之帝方谓尧，此文之帝又谓颛顼，殊为不类：恐亦尧时事耳。故随上文而次於此。
○尧求舜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へ讼，可乎！’”（《书尧典》）
△“胤子”之义
《伪孔传》云：“胤，国；子，爵。”按：《史记》以“胤子”为嗣子，“朱”为丹朱；《蔡传》从之：於义为长。《伪传》非是。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亻孱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字误
“滔天”，《蔡传》云：“与下文相似，疑有舛误。”或云，衍文也。说近是。
【附录】“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书吕刑》）
△《吕刑》记苗民
按：舜摄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静言”两章记共、▯、鲧之事；独三苗以在外而不与。故今取《吕刑》之
译夏代的人编撰《尧典》，其中的内容多来自传闻。
有人说：那么尧在位七十年，只有授时这一件事，难道没有其他功绩可以记载吗？回答说：并非如此。尧以圣人的德行居于天子之位，以至于“光辉照耀四方”，“百姓因此改变”，他那些超越古代、留给后世的丰功伟绩和仁政，大概不知有多少。只是唐、虞时期人情淳朴，虽然有简策，但还没有史籍；两位帝王去世后，夔、龙等人认为尧、舜功德隆盛，确实开创了万世的基业，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可比拟的，不能不记载在简策上以传给后世，所以编撰了《尧典》一篇，从此才开始有史书。而当时已是夏代，舜在位时的政事，亲眼见到的人较多，至于舜摄政时，亲眼见到的人就很少了。至于尧在位七十年以前的事，大多来自传闻，难以作为依据；而古人又很慎重，不肯传播可疑之事，所以只叙述其功德的大概。只有这一章是任命羲、和的简策，大概是这两家世代守护未曾废弃的，所以得以采录下来。然而尧开天救世的功绩实际上是在舜那里完成的，所以尧的事业中，推举舜来治理天下是最大的。既然已经记载了尧急切地寻求舜、任用舜的奇特之处，以及舜摄政时任命官员的事，那么尧的功绩由此已经显现，政事就不必把七十年以前的政令一条条列举叙述了。不善于读书的人不能推究到这里，于是好像尧的一生平庸无能，有贤人而不能任用，有奸人而不能除去，直到舜才能用人行政，创立制度显扬功业：这大大违背了《尚书》的宗旨！所以现在借记载尧授时的事，对此进行详尽的论述。
【附录】“放勋说：‘慰劳他们，招来他们，匡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自己有所得，然后又进而用德行激励他们。’”（《孟子》）
《集注》怀疑这段话是任命契的话，大概是因为《孟子》把它记载在“契教导人伦”之后。然而查考《尧典》，契担任司徒是在舜即位以后，恐怕这段话另有指称，孟子因为它的意义足以相互阐发，所以引用罢了。尧能使百姓“和谐和睦”，在七十年以前难道没有任命官员、施行教化之事，不一定都属于契。又查考：《尧典》、《皋陶谟》的文字质朴直白，没有押韵的，只有歌才有韵；唯独《论语》、《孟子》所引用的尧的任命都有韵（躬、中、穷、终，一个韵；来、直、翼、得，一个韵），而且其文辞也较浅显，与《尧典》、《皋陶谟》都不类似，恐怕是后人润色的，不是当时的原文。然而在道理上可取，所以附录在这里。
【附录】“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用火来纪时。”（《左传》襄公九年）
这两件事都无法考证其先后。因为都是任命官员的事，所以一并附录在任命羲和之后。
【备览】“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叫实沈，居住在旷野树林中，不能和睦相处；天天寻找兵器，互相征讨。后帝认为不好，把阏伯迁到商丘，主管辰星；把实沈迁到大夏，主管参星。”（《左传》昭公元年）
根据上一条来证明，这无疑是尧的事。所以杜预说：“后，指帝尧。”然而《左传》这一篇颇有铺张之嫌，不能保证没有失实之处。所以与下一条并列放在备览中。
【备览】“台骀能胜任他的官职，疏通汾水、洮水，堵塞大泽，使太原得以居住。帝因此嘉奖他，封他在汾水流域。沈、姒、{艹辱}、黄，确实守护着他的祭祀。”（《左传》昭公元年）
这个“帝”，杜预认为是颛顼。我查考：《经》、《传》中只称帝的，多指尧、舜；况且上文中的帝刚指尧，这里又指颛顼，非常不类：恐怕也是尧时的事。所以跟随上文排列在这里。
○尧寻求舜
“帝说：‘谁可以顺应时势提拔任用？’放齐说：‘胤子朱聪明。’帝说：‘唉，好争辩，可以吗！’”（《尚书·尧典》）
《伪孔传》说：“胤，国；子，爵。”查考：《史记》把“胤子”解释为嗣子，“朱”为丹朱；《蔡传》跟随它：在义理上更为妥当。《伪传》不对。
“帝说：‘谁可以辅助我的政事？’〇兜说：‘都，共工正在聚集众人成就功业！’帝说：‘唉，花言巧语违背常理，表面恭敬却狂妄自大！’”（同上）
“滔天”，《蔡传》说：“与下文相似，怀疑有错乱。”有人说，是衍文。说法接近正确。
【附录】“苗民不听从教化，制定刑罚。只制定五种残酷的刑罚，称为法，杀戮无辜；于是开始滥施劓、刖、宫、黥，凡是触犯刑罚，一并制定，没有差别，没有言辞。百姓兴起互相效尤，混乱不堪，没有诚信，违背盟誓。残酷的威势大量杀戮，正向上天控告无辜。上帝监察百姓，没有芬芳的德行，刑罚发出只闻到腥气。”（《尚书·吕刑》）
查考：舜摄政后，惩处四凶而天下都服从。“静言”两章记载共工、〇、鲧的事；唯独三苗因为在外而不参与。所以现在取《吕刑》中
文附录於此，以补其缺。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弗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书尧典》）
译将此文附录在此，以补其缺失。
“尧帝说：‘啊，四方诸侯之长：滔滔洪水正在割裂大地，浩浩荡荡包围山岳、漫过丘陵，水势浩大漫溢天际，百姓深受其苦；谁能去治理它呢？’众人都说：‘啊，鲧这个人吧！’尧帝说：‘唉，这个人不行！他违背命令，败坏族类。’四岳说：‘真是奇怪啊！先试试他，如果可行，就让他干下去。’尧帝说：‘去吧，要恭敬谨慎啊！’过了九年，功绩却没能成就。”（《尚书·尧典》）
△流四凶本尧心
此其记放齐、▯兜及鲧之用，何也？曰，所以为举舜张本，亦所以为流四凶之张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兜相与比周，鲧功又不克成，是以尧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共工、▯兜皆为尧所斥绝，即鲧之用亦非尧意是以舜摄政後流之放之於远方也。曰：然则尧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当尧之时，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犹欲冀其成功，望其悔过；及舜摄政後而情状日以显著，功既难冀其成，过亦无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简质，未及详载其由耳；非尧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盖尧之心但欲庶绩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数人，故舜流之放之而无所嫌。故《虞书》於舜未摄政之先记此数章，以见四凶之流放本皆尧之心，舜特体尧之心，终尧之事，以成尧之美，而初未尝反尧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尧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尧、舜之心者莫如作《尧典》之人，然则此篇亦非圣人不能为矣。
△四岳非羲、和四子
《伪孔传》以四岳为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尧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尧欲以天下与四人。”《蔡传》因之，谓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者。余按《国语》以四岳为一人；《春秋传》有大岳，杜氏谓即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职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则咨之；羲、和四子，历官之属耳，况又在外，安得常与朝廷之事乎！盖唐、虞之有“四岳”，犹汉之有“五官中郎将”，唐之有“四门博士”耳。当从朱子无疑。（或云，“说本孔平仲，”未见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Τ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孟子》）
“当尧之时，水逆行，▯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同上）
△洪水不自尧时始
说者多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其语盖本《尧典》“九载”之文。然九载而鲧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则是水不自尧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维时懋哉！”则是水亦不自尧除也。盖上古之时水原未有定道，圣人制衣食、宫室、器用、书契，日不暇给，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过ㄜ下之地注之，故犹得以苟安；积久而水日多，至尧时遂至“怀山襄陵”耳。自禹始开水道，使归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即然也。故曰：“禹之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若但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为难矣。世於此多汶汶，故今本《尧典》、《孟子》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书尧典》）
△称舜为鳏之故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鳏”称也？以下“▯降二女”，故於此称鳏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简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左传》昭公八年）
【存参】“幕，能帅颛顼者也。”（《鲁语》）
△辨舜出於黄帝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立敬康；敬唐产勾芒（《史记》作“望”）；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因之。余按《春秋传》云：“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国语》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颛顼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记》之世次无之？而勾芒，据《春秋传》乃少▯氏之子，亦不得为颛顼裔也。且《大戴记》以尧为黄帝之玄孙，则是尧典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近属，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
译△流放四凶本是尧的本意
这里记载放齐、共工、驩兜以及鲧被任用的情况，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举荐舜做铺垫，也是为了流放四凶做铺垫。朱均不足以托付大事，而共工、驩兜互相勾结，鲧治水又不能成功，因此尧心中迫切希望得到一个人来代替自己治理天下。共工、驩兜都被尧所斥责断绝，即使任用鲧也不是尧的本意，所以在舜摄政之后，将他们流放到远方。有人问：那么尧为什么不流放他们，一定要等到舜呢？回答说：在尧的时候，或许他们还有可取之处，罪过尚未显著，尧还希望他们能取得成功，盼望他们悔过；等到舜摄政之后，他们的情况日益显著，成功既难以指望，悔过也无望，这才流放他们。只是《尧典》文字简练质朴，没有详细记载其中的缘由罢了；并不是尧不能除去他们，一定要等到舜才除去他们。大概尧的心只是想使各项事业都兴盛，百姓得到安顿，原本不偏私这几个人，所以舜流放他们而无所顾忌。因此《虞书》在舜尚未摄政之前记载这几章，以表明四凶的流放本是尧的心意，舜只是体察尧的心意，完成尧的事业，成就尧的美德，起初并没有违背尧的政治。由此说来，了解尧的心意的没有谁比得上舜，而能了解尧、舜心意的没有谁比得上撰写《尧典》的人，那么这篇文章也就不是圣人不能写成的了。
△四岳不是羲、和的四个儿子
《伪孔传》认为四岳是羲、和的四个儿子。朱子说：“尧咨询四岳说‘你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位置’，难道尧想把天下给这四个人吗？”《蔡传》沿袭此说，认为是一个人总领四岳诸侯事务的。我考察《国语》认为四岳是一个人；《春秋传》有大岳，杜氏认为就是四岳，也是一个人。况且四岳是相的职位，所以地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就咨询他；羲、和的四个儿子，不过是历官的属员罢了，何况又在外面，怎么能常参与朝廷的事务呢！大概唐、虞时期有“四岳”，就像汉代有“五官中郎将”，唐代有“四门博士”一样。应当遵从朱子的说法无疑。（有人说，“此说本于孔平仲”，未见其据。）
“当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平定：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茂盛，禽兽繁殖，五谷不成熟，禽兽侵害人，兽蹄鸟迹的道路交错于中原。”（《孟子》）
“当尧的时候，水逆行，泛滥于中原，蛇龙居住其中；百姓无处安身，低处的人筑巢，高处的人挖穴。”（同上）
△洪水不是从尧时开始的
解说的人多说“尧有九年的水灾，汤有七年的旱灾”，这话大概本于《尧典》“九载”的文字。然而九年鲧的功绩没有建立，并不是水患只在这九年。孟子说：“天下还没有平定，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那么水灾不是从尧时开始的。舜说：“咨禹，你平定水土，这时要努力啊！”那么水灾也不是从尧时除去的。大概上古的时候水原本没有固定的河道，圣人制定衣食、宫室、器用、书契，日不暇给，而起初水患也不大严重，不过是低洼之地积水，所以还能苟且安身；积累久了水越来越多，到尧时于是到了“包围山陵”的地步。自从禹开始开通水道，使水归于海，至今沿袭；并不是唐、虞以前就是这样。所以说：“禹的明德深远啊；如果没有禹，我们大概都变成鱼了！”如果只是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理它，也不足为奇了。世人对此多模糊不清，所以现在依据《尧典》、《孟子》的文字来纠正它。
“帝说，‘咨，四岳：我在位七十年，你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位置吗？’四岳说，‘德行浅薄，愧对帝位。’帝说，‘显扬那些隐居在侧的贤人。’众臣告诉帝说，‘有个鳏夫在下面，叫虞舜。’”（《尚书·尧典》）
△称舜为鳏的缘故
古人三十岁娶妻：三十岁未娶，是常事，为什么称“鳏”呢？因为下文提到“下嫁两个女儿”，所以在这里称鳏。表明舜尚未娶妻。这是古文简练而周全的地方。
“从幕到瞽瞍没有违背命令；舜又用明德加重。”（《左传》昭公八年）
【存参】“幕，能率领颛顼的人。”（《鲁语》）
△辨明舜出于黄帝的说法
《大戴礼记·帝系篇》说：“黄帝生了昌意；昌意生了高阳，就是帝颛顼。颛顼生了穷蝉；穷蝉立敬康；敬唐生了勾芒（《史记》作“望”）；勾芒生了桥牛；桥牛生了瞽瞍；瞽瞍生了重华，就是帝舜。”《史记·五帝本纪》沿袭此说。我考察《春秋传》说：“陈，是颛顼的族类；从幕到瞽瞍没有违背命令。”《国语》说：“幕，能率领颛顼的人；有虞氏报答他。”那么舜的先祖，颛顼之后有一个幕是必然的，为什么《记》的世系中没有他？而勾芒，据《春秋传》乃是少昊氏的儿子，也不能算是颛顼的后裔。况且《大戴礼记》以尧为黄帝的玄孙，那么尧和舜的高祖敬康就是同高祖的兄弟：男女有别姓氏，是人道的大防，何况是近亲，尧怎么能把他的女儿嫁给舜，舜怎么能娶她！而上下相距至四
五世，舜之年又安得与尧之女等乎！盖谓舜之出於颛顼，可也；谓颛顼、舜与古帝王之皆出於黄帝，则不可。谓幕有功德而传於世，可信也；谓舜先世之名无不历历皆传於世，则不可信。然则《大戴》之文不若《春秋传》之为近理矣。而《传》文又与《国语》同，或当不诬。故弃彼而采此。说并见前《黄帝》乃《尧建极》篇中。
译五世之后，舜的年龄又怎能与尧的女儿相当呢！所以说舜出自颛顼，是可以的；说颛顼、舜与古代帝王都出自黄帝，则是不可以的。说幕有功德而世代相传，是可信的；说舜先世的名号无不清晰地世代相传，则是不可信的。那么《大戴礼记》的文字就不如《春秋左氏传》那样合乎情理了。而《左传》的文字又与《国语》相同，或许应当不是虚妄的。所以舍弃前者而采纳后者。这些说法都见于前面《黄帝》及《尧建极》篇中。
△韦昭以幕为舜後之误
韦昭《国语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为夏诸侯。”按《传》此文，则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国语》称“上甲微帅契”，“高圉大王帅稷”，皆在汤、武前，惟杼在禹後则以为“帅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谓之“帅舜”，乃谓之“帅颛顼”乎！韦氏盖因《大戴》、《史记》叙舜先世无幕，故曲为之说；而以幕为思，所谓因误而益误也。今正之。
“舜发於畎亩之中。”（《孟子》）
【附论】“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同上）
△辨历山让畔之说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人皆让畔；渔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後人追美舜德之词，不必实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历山、雷泽之人岂皆贤而无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极为形容者。都、邑、聚，皆後世之名，显为後人所撰，非古本有是语也。大抵称古人者多过其实：以舜之不顺乎亲也，则谓舜即升庸之後，瞽瞍犹欲杀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则谓舜当耕稼之时，人已化而归之。试比而观之，无乃感一家太难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恶乡原，孟子称“士憎兹多口”，故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虽上古人情淳笃，与後世不同，要未敢信为必然也。故不载。
△历山、雷泽、河滨皆冀州地
历山、雷泽、河滨，说者各异：或以为皆冀州地，或以为皆青、兖州地。自晋、唐以来，相争驳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於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孟子虽有“东夷”之语，然但较文王而东耳。《传》称“桀走鸣条”，鸣条亦冀州境，岂得遂以为青、衮哉！要之，《史记》所称有无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へ，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书尧典》）
此後尧必召舜见之，观其气象，语言，行事，果有德者，乃妻以女；《经》文简耳。
△辨舜、象异母之说
《史记》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爱後妻子，常欲杀舜。”余按《史记》此文采之《书》及《孟子》，而《书》、《孟子》皆未言为後母，则《史记》但因其失爱故意之耳。郑武姜恶庄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独孤後之言立广而废勇，岂必皆异母哉！汉刘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至，琮妻也。遂爱琮而谮琦；而世俗相传，谓琦与琮异母；亦以其爱故意之也。吾恶知舜之於象不亦如琦之於琮乎？《经》既无文，阙之不失为慎。
“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于父母。”（《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逸书》）
【附论】“孟子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豫。瞽瞍▯豫而天下化；瞽瞍▯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
△瞽瞍允若在▯降之前
按：《经》但言舜之父母顽へ，未言不顺於父母也。《孟子》中引古语，始有“号泣▯天”之事。以圣子而遇顽へ之父母，不顺固理所有；然云“往于田”，则亦在四岳举舜之前，非妫▯嫔虞之後矣。且《逸书》云“▯载见瞽瞍，夔夔齐栗”，即《尧典》之“克谐以孝，▯▯▯”也；云“瞽瞍亦允若”，即《尧典》之“不格奸”也。然则“允若”亦在▯降以前，▯降以後不得复有不顺之事明矣。惟孟子称九男二女事舜，百官牛羊仓廪备，而舜尚如穷人之无所归，则是▯降以後犹未允若。盖《孟子》一书亦出於门人所记，特欲极言舜之慕亲非外物所能移
译△韦昭认为幕是舜的后代，这是错误的
韦昭在《国语解》中说：“幕，是舜的后代虞思，作为夏朝的诸侯。”根据《左传》这段文字，幕其实是舜的祖先，而不是舜的后代。况且《国语》中称“上甲微率领契”，“高圉、大王率领稷”，都在商汤、周武王之前，只有杼在大禹之后，才说“率领禹”：如果幕果真在舜之后，为什么不称“率领舜”，反而称“率领颛顼”呢！韦昭大概是因为《大戴礼记》、《史记》叙述舜的先世没有提到幕，所以曲意解释；把幕当作虞思，这就是所谓的因错误而更加错误。现在予以纠正。
“舜从田野之中被起用。”（《孟子》）
【附论】“孟子说：‘舜居住在深山中，与木头石头同住，与鹿猪同游，他不同于深山野人的地方很少。等到他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开江河一样，充沛盛大，没有人能阻挡。’”（同上）
△辨析历山让畔的说法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在历山耕种，人们都互相让出田界；在雷泽打鱼，人们都互相让出居所；在河滨制陶，器具都不粗劣。一年下来，居住的地方成了村落；两年成了城镇；三年成了都城。”我考察：这些都是后人追述赞美舜德行的言辞，不一定真有此事。舜尚且不能感化象的傲慢，历山、雷泽的人难道都是贤良而没有不肖的吗！“成邑”、“成都”，就是孟子“士人多来归附”的意思而极力形容的。都、邑、聚，都是后世的名词，显然是后人撰写的，古本中没有这样的话。大致说来，称赞古人往往超过实际：因为舜对父母不顺，就说舜被提拔任用之后，瞽瞍还想杀他；因为舜的德行能感化风俗，就说舜耕种的时候，人们已经感化而归附他。试着对比来看，难道不是感化一家太难而感化一方太容易了吗！况且孔子厌恶乡原，孟子说“士人憎恶这种多嘴多舌的人”，所以说“不如乡里好人喜欢他，坏人讨厌他”；“有不期而至的赞誉，有求全责备的毁谤”。虽然上古人情淳厚，与后世不同，但也不敢相信必然如此。所以不记载。
△历山、雷泽、河滨都是冀州的地方
历山、雷泽、河滨，说法各不相同：有人认为都是冀州的地方，有人认为都是青州、兖州的地方。自晋、唐以来，互相争论驳斥不止。考察虞朝是冀州的疆域，舜不应该在二千里之外耕种打鱼制陶，那么认为在冀州的看法比较接近事实。孟子虽然有“东夷”的话，但只是相对于文王来说在东边罢了。《左传》称“桀逃到鸣条”，鸣条也是冀州的疆域，难道就能因此认为是青州、兖州吗！总之，《史记》所说的有无本来不可知，也不值得深入辨析。
“帝说：‘好，我听到了；怎么样？’四岳说：‘瞽瞍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凶恶，弟弟傲慢；能以孝道和谐相处，〇〇〇，不陷于邪恶。’”（《尚书·尧典》）
此后尧必定召见舜，观察他的气度、言语、行为，确实是贤德之人，才把女儿嫁给他；《尚书》文字简略罢了。
△辨析舜、象异母的说法
《史记》说：“舜的母亲死了，瞽瞍再娶妻子生了象；偏爱后妻儿子，常常想杀舜。”我考察《史记》这段文字采自《尚书》和《孟子》，而《尚书》、《孟子》都没有说是后母，那么《史记》只是根据他失宠故意这样说的。郑武姜厌恶庄公而想立共叔段，隋文帝因为独孤后的话立杨广而废杨勇，难道一定都是异母吗！汉刘表前妻生了刘琦、刘琮，后妻蔡氏的〇至，是刘琮的妻子。于是偏爱刘琮而诬陷刘琦；而世俗相传，说刘琦与刘琮异母；也是根据他偏爱故意这样说的。我怎么知道舜对象不像刘琦对刘琮呢！《经典》既然没有记载，存疑不失为谨慎。
“舜到田里去，对着〇天号哭，为了父母。”（《孟子》）
【附论】“万章问：‘舜到田里去，对着〇天号哭：为什么号哭呢？’孟子说：‘怨恨和思慕。’”（同上）
“〇载见瞽瞍，恭敬谨慎；瞽瞍也顺从。”（《逸书》）
【附论】“孟子说：‘舜尽到了侍奉父母的道义而瞽瞍〇豫。瞽瞍〇豫而天下感化；瞽瞍〇豫而天下做父子的关系确定。这就叫做大孝！’”（《孟子》）
△瞽瞍顺从在〇降之前
考察：《经典》只说舜的父母愚顽凶恶，没有说不顺从父母。《孟子》中引用古语，才有“号哭〇天”的事。以圣人的儿子遇到愚顽凶恶的父母，不顺从固然情理之中；但说“到田里去”，那么也在四岳举荐舜之前，不是在妫〇嫔虞之后了。况且《逸书》说“〇载见瞽瞍，恭敬谨慎”，就是《尧典》的“克谐以孝，〇〇〇”；说“瞽瞍也顺从”，就是《尧典》的“不格奸”。那么“顺从”也在〇降以前，〇降以后不再有不顺从的事是明显的。只有孟子称九男二女侍奉舜，百官牛羊仓廪具备，而舜还像穷困的人无所归依，那么是〇降以后还没有顺从。大概《孟子》一书也出自门人记录，特别想要极力说明舜的思慕亲人不是外物所能改变的
，而词气抑扬不无过当，非果登庸摄政之时尚有号泣于天之事也。故今“号泣”、“允若”之文并置於《经》“顽へ”、“谐孝”之後：非敢与《孟子》有异，要期无悖於《经》而已。说并见後《慎徽条》下。
译然而言辞语气抑扬之间不免有失当之处，并非确实认为在登庸摄政之时还有向天号哭之事。所以如今将“号泣”、“允若”的文字并列置于《尚书》“顽嚚”、“谐孝”之后：并非敢与《孟子》有所不同，只是力求不违背《尚书》罢了。相关解说一并见后文《慎徽条》之下。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帝曰，‘钦哉！’”（《书尧典》）
△▯降後之舜职
此後尧必授舜以职，乃有“慎徽五典”等事。《经》不详者，或舜所历不一官，不可详记，或舜陟後故老多没，上古史册未备，其详不可得知，故但记其所可知者而已。
“舜尚见帝；帝馆甥於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对父母。是以不告也。’”（同上）
△辨不告而娶之说
按《经》记嫔虞事绝未见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尧为天子，瞽瞍即不欲舜娶，势亦无如之何；而“▯▯▯，不格奸”之後，何至尚欲其鳏以终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将制舜使不得仕：即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独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战国时多好谈上古事，而传闻往往过其实：孟子但以义裁之，苟不害於大义，亦不甚核其事实之有无也。故今仍存之，而附识其说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书尧典》）
△《左传》、《孟子》言举舜以後事之失实
此舜即举以後，未摄政以前事。据《春秋传》引此文以证举元、恺，去四凶，地平天成，内平外成之事，则舜此时已执大政，成大功矣。据《孟子》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则舜此时犹在田间，未受职也。余按：《经》云“纳于百揆”，“宾于四门”，舜之不在田间明甚。且尧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当试之，不容厚奉养之而不畀以职事。则《孟子》所称为不然矣。《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三载为时无几，安能即建平成之绩！且果天地内外俱已平成，後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为者？则《春秋传》所称亦不然矣。盖立言者欲畅其旨於此，往往不暇复顾於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贵而灭慕亲之心，而忘既举之後不容复在畎亩；《传》但欲明舜进贤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经》所称者乃三年以内事，其化尚未至此。《传》言固多夸，即《孟子》亦其门人所记，或不无言过其实者也。读者当察其意，不可泥其词，以致失其事实。故举元、恺，去四凶事置於後篇，而《孟子》此文亦不录。
【存疑】“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扌▯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引司马光语辨完廪浚井之说
此事，宋司马君实《史剡》尝辨之。今载其文於左。
【《史剡》一则】“顽へ之人，不入德义则有矣；其好利而恶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瞍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瞍之心岂得不利其子之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杀之，瞽瞍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
余按：《经》曰：“克谐以孝，▯▯▯，不格奸。”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於奸，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杀己者乎！瞽瞍且欲杀舜，何以谓之不格奸；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杀己，何以能使之不格奸哉！舜既见举受官，则慎徽五典，纳百揆，宾四门，将惟日不足，何暇闲居家中而完廪，浚井，而鸣琴也！使瞽瞍之制舜肘至此，舜亦安能为尧尽职乎！象之恶舜，虽封之犹不使得有为於其国，况乃使之治己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
译帝说：“我要试一试！你在这个时候，通过两个女儿来观察他的品行。”〇尧将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边，使她们成为虞舜的妃嫔。帝说：“要恭敬啊！”
△〇尧授予舜官职之后的记载
此后尧必定授予舜官职，于是才有“谨慎地彰显五种常道”等事情。《尚书》没有详细记载，或许是因为舜历任的官职不止一个，难以详细记录；又或许是舜登位后，当年的老臣大多已去世，上古史册尚不完备，详细情况无法得知，所以只记载了能够知道的部分罢了。
“舜去朝见尧帝；尧把舜当作女婿安置在次室，也宴请舜：两人轮流做主客。”（《孟子》）
【附论】“万章问道：‘《诗经》说：“娶妻要怎么做？必须告知父母。”如果相信这句话，没有人比舜更该遵守了。舜不告知父母就娶妻，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如果告知了，就娶不成。男女共同生活，是人伦中最大的道理。如果告知了，就会废弃人伦中最大的道理，以此来对待父母。所以不告知。’”（同上）
△辨析不告知父母就娶妻的说法
查考《尚书》记载舜娶妻的事，完全没有不告知父母的意思。孟子的话或许有其依据。然而尧身为天子，瞽瞍即使不想让舜娶妻，形势上也无可奈何；而且在“〇〇〇，不格奸”之后，怎么会还想要他终身不娶呢？况且瞽瞍如果真的控制舜使他不能娶妻，也必将控制舜使他不能做官：即使不告知父母就做官了，瞽瞍知道了，难道不能强迫他离开，禁止他实现志向吗？怎么能够事事都避开而不让他知道呢！大概战国时期的人喜欢谈论上古的事情，而传闻往往夸大其词：孟子只是用义理来裁断，只要不损害大义，也不怎么核实事实的真伪。所以现在仍然保留这段记载，而附上我的解说如下。
“谨慎地彰显五种常道，五种常道得以顺从。把他纳入百官之中，百官事务井然有序。让他接待四方诸侯，四方诸侯恭敬肃穆。把他置于山林之中，烈风雷雨也不迷失方向。”（《书尧典》）
△《左传》、《孟子》关于举用舜之后事情的失实
这是舜被举用之后，尚未摄政之前的事情。根据《春秋传》引用此文来证明举用元、恺，驱逐四凶，地平天成，内平外成的事迹，那么舜此时已经执掌大政，成就大功了。根据《孟子》称“尧让他的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百官、牛羊、仓廪都备齐，在田间侍奉舜”，那么舜此时还在田间，没有接受官职。我按：《尚书》说“纳入百官”，“接待四方诸侯”，舜不在田间是很明显的。况且尧寻求人才如此急切，既然得到了舜，就应当试用他，不可能厚待供养他却不给他官职。那么《孟子》所说的就不对了。《尚书》说：“考察事务，考核言论，于是说〇可以成就功业，历时三年。”三年时间不长，怎么能立刻建成地平天成的功绩！况且如果天地内外都已经平定，后来任命禹平治水土，任命契推行五教，又做什么呢？那么《春秋传》所说的也不对了。大概立论的人想要在此处畅达其旨意，往往顾不上彼处：孟子只想说明舜不因富贵而泯灭思念亲人之心，却忘了举用之后不可能再在田间；《春秋传》只想说明舜进贤退不肖的功劳大，却忘了《尚书》所称的是三年以内的事，其教化尚未达到那种程度。《春秋传》的话固然多有夸张，即使《孟子》也是其门人所记，或许也有言过其实的地方。读者应当体察其意，不可拘泥于辞句，以致失去事实真相。所以举用元、恺，驱逐四凶的事迹放在后篇，而《孟子》这段文字也不予收录。
【存疑】“父母让舜修补粮仓；撤去梯子，瞽瞍放火烧粮仓。让舜疏通井口；舜出来后，瞽瞍就填土堵塞。象说：‘谋划夺取君位都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仓廪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〇氐归我；两个嫂子让我治理我的居室。’象走进舜的宫室，舜在床上弹琴。象说，‘郁陶思君尔！’感到羞愧。舜说，‘这些臣民，你替我治理吧。’”（《孟子》）
△引用司马光的话辨析完廪浚井的说法
这件事，宋代司马君实在《史剡》中曾经辨析过。现在把他的文章载在下面。
【《史剡》一则】“顽劣的人，不听从德义是有的；他们喜好利益而厌恶祸害，则与普通人没有不同。或许舜未被尧知晓时，瞽瞍想杀他，那是可能的；尧已经知晓他，四岳举荐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用百官供养他，正要用百官的职务来试用他并将天下禅让给他，那么瞽瞍的心难道会不因为儿子成为天子而受益，还想要杀他吗！即使想杀他，也不可能做到。假使能够杀了他，瞽瞍和象将接踵被诛杀：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必定不会这样做！”
我按：《尚书》说：“能够以孝道和谐家庭，〇〇〇，不陷入邪恶。”舜的德行能够感化他的父母使他们不至于作恶，怎么会有不能感化他的父母使他们不杀自己的情况呢！瞽瞍尚且想杀舜，怎么能说不陷入邪恶；舜尚且不能使瞽瞍不想杀自己，怎么能使他不至于作恶呢！舜既然被举用并接受了官职，那么谨慎地彰显五种常道，纳入百官，接待四方诸侯，将忙得日不暇给，哪有空闲待在家里修补粮仓，疏通井口，而弹琴呢！如果瞽瞍控制舜到了这种地步，舜又怎么能替尧尽职尽责呢！象厌恶舜，即使封给他土地，尚且不能让他有所作为，何况让他治理自己的臣民，让象得以肆意暴虐，那些臣民又
罪焉！盖舜之家事见於《经者》，“父顽，母へ，象傲”而已；因其顽へ而傲也，遂相传有不使娶之说，相传有欲杀舜之事。谚曰：“尺水丈波”，公明贾曰：“以告者过也”，天下事之递述而递甚其词者往往如是。君实之辨是也。程子、苏氏亦皆以此事为乌有。故今列之存疑。但君实、子由皆讥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逆志”之说，而按此文乃万章之语，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圣人於弟子之无藏怒耳，非必谓万章所言历历皆实事。况《孟子》七篇乃门人所记，亦未必无遗漏润色，恐不当遂以是疑孟子也。
译罪过啊！大概舜的家庭事务在《经》中记载的，不过是“父亲愚顽，母亲凶恶，弟弟象傲慢”罢了；因为父亲愚顽、母亲凶恶而弟弟傲慢，于是便流传着不让舜娶妻的说法，流传着想要杀害舜的事情。谚语说：“尺水丈波”，公明贾说：“是告发的人言过其实了”，天下的事情经过转述而逐渐夸大其词的往往就是这样。司马光的辩驳是对的。程子、苏氏也都认为这件事是子虚乌有。所以现在将其列入存疑。但是司马光、苏辙都讥讽孟子的言论有失误，程子也有“以意逆志”的说法，而考察这段文字乃是万章的话，孟子只是说“象高兴他也高兴”，表明圣人对弟子没有隐藏愤怒，未必是说万章所说的点点滴滴都是实事。况且《孟子》七篇乃是门人所记录，也未必没有遗漏和润色，恐怕不应当因此就怀疑孟子。
【附论】“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
△《史记》不采《大戴记》舜德
《大戴记》称舜云：“好学、孝友、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天命，依於倪皇（字疑误），▯明通知为天下王。”余按：此语至为肤浅，且百王群圣之所同，不得独以称舜。《五帝本纪》亦不之采，岂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记》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浅谬；其文与《史记》异同者皆不如《史记》之完善。或《史记》有所删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讹误增益邪？故今不载。
△《伪舜典》言舜德之谬
《伪舜典》首云：“▯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玄德”乃老、庄氏语，《六经》所不道。（《经传》称“玄”，皆色也。契称“玄王”，亦非以德名。）盖宋、齐间《老》、《庄》方盛行，故其言如是。此文之伪，说已见前《序例》。
【附论】“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
△尧之事业莫大於举舜
《尧典》何以纪尧求舜如此之详也？尧功之大大於舜，尧功之成成於舜也。盖朝觐、巡狩、制礼、作乐、地平，天成之绩皆自舜而熙，则舜者万古之一人也。以万古之一人而隐於田间，困於顽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则此一人者亦万古之一人也。吾故读《尚书》而见舜之奇，而见尧之尤奇也。故尧在位七十载，其济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独於求舜之事致详焉者，尧之事业莫有大於举舜者也。然则举舜以前何以历记放齐、▯兜之事也？所以著尧忧民之切也。尧之心无一刻不以天为念，无一刻不以民为念，所以无一刻不以得一大圣人为念。即使天下并无舜，而尧求之之心终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为尧敷治理於天下，垂治法於万世也。大哉尧之为君也，孔子所以深叹美之而拟之於天也！读《尚书》者於此求之，庶可得圣人之万一。不然，徒津津於“危微执中”之云，以渐入於空虚无用之学，其视圣人何以异於近世讲学之儒也！
●卷二
○舜相尧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书尧典》）“尧老而舜摄也。”（《孟子》）
△舜摄政之不得已
按《经》文，尧之命舜曰“汝陟帝位”，是尧之心欲舜此时即居天子位，犹让岳之云“巽朕位”也。舜之承命“让于德，弗嗣”，是舜之心欲己终身不行天子政，犹岳之辞以“忝帝位”也。其下文乃云“受终于文祖”。“受终”者何？孟子所谓“尧老而舜摄”者是也。盖尧欲舜即居天子位而舜不肯，舜欲己终不行天子政而尧又不肯，於是乎尧不得已降心以从舜而使之摄政，舜亦不得已降心以从尧而为尧摄政。两圣人各欲行其心之所安，而时势所迫，遂创千古之奇，而▯得乎天理人情之正。故摄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与势相摩而圣人之权生焉。故曰尧、舜为万世之法也。然则何以谓之“受终？”尧之事未毕，授之舜使终之，故曰受终也。
【存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命舜词之可疑
按：汉儒所传之《古文尚书》（谓《史》、《汉》所称，马、郑所传之《孔壁古文》；非隋刘焯所传之《伪古文孔氏传》），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尧之让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绩以安天下耳，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其常保而无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其赓载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绩以终尧之功耳，亦未尝以天
译【附论】“舜对万事万物明察，对人伦关系洞察；他是依循仁义的本性去行动，而不是刻意去践行仁义。”（《孟子》）
△《史记》不采纳《大戴礼记》中关于舜的德行记载
《大戴礼记》称赞舜说：“好学、孝顺友爱、宽厚从容、温和善良、笃实敏捷且知晓时势，敬畏上天而爱护百姓，体恤远方之人而亲近亲属；承受天命，依从倪皇（此字疑似有误），〇明察通达而成为天下之王。”我按：这些话极为肤浅，而且是历代帝王和众多圣贤所共有的品质，不能单独用来称颂舜。《史记·五帝本纪》也没有采纳这些记载，难道是因为它们浅陋而删削了吗？大概这篇《史记》所采纳的内容尚且合乎文理；所不采纳的内容尤其浅薄荒谬；其文字与《史记》有异同的地方，都不如《史记》完善。或许是《史记》有所删改审定呢？还是现今的《大戴礼记》不是古本，其中存在讹误和增补呢？所以现在不予记载。
△《伪舜典》中关于舜德行的谬误
《伪舜典》开头说：“〇明智、文明、温和恭敬、诚信充实；深奥的德行上达天听，于是任命他居于帝位。”“玄德”是老子、庄子的用语，《六经》中不曾提及。（《经传》中提到的“玄”，都是指颜色。契被称为“玄王”，也不是以德行命名。）大概是在宋、齐之间，《老子》、《庄子》正盛行，所以其言论如此。这篇文章是伪作，说法已见于前文《序例》。
【附论】“孟子说：‘把财物分给别人叫做恩惠；教导别人向善叫做忠诚；为天下选拔人才叫做仁德。因此，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为天下选拔人才困难。’”（《孟子》）
△尧的事业没有比举荐舜更大的
《尧典》为什么记载尧寻求舜的事迹如此详细呢？因为尧的功业之大在于舜，尧的功业之成也在于舜。大概朝觐、巡狩、制定礼乐、地平天成等业绩，都是从舜开始兴盛起来的，那么舜就是万古以来独一无二的人。让这样一位万古唯一的人隐居在田野间，受困于顽固的父亲和傲慢的弟弟，却有一人能够了解他并把天下托付给他，那么这一位也是万古以来独一无二的人。所以我读《尚书》时，既看到舜的奇特，更看到尧的更加奇特。因此尧在位七十年，他济世救民的功业必然不少，但史书唯独对求舜这件事记载得特别详细，这是因为尧的事业没有比举荐舜更大的了。那么，在举荐舜之前，为什么要详细记载放齐、〇兜的事情呢？这是为了彰显尧忧民之心的急切。尧的心没有一刻不念着上天，没有一刻不念着百姓，所以没有一刻不念着得到一位大圣人来辅佐。即使天下并没有舜，尧寻求他的心也始终不能停止。正因为如此，最终得到一位舜，为尧在天下施行治理，为万世留下治法。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孔子之所以深深赞叹赞美他并将他比作上天，原因就在于此！读《尚书》的人在此处探究，或许能领悟圣人的一小部分真谛。不然，只是津津乐道于“危微执中”之类的言论，从而逐渐陷入空虚无用的学问，那他们看待圣人，与近世讲学的儒生有何区别呢！
●卷二
○舜辅佐尧
“帝说：‘来吧，你舜：考察事务，检验言论，你说〇可以建功，经过三年；你登上帝位！’舜以德行谦让，不肯继承。正月初一，在文祖接受尧的终命。”（《尚书·尧典》）“尧年老而舜代理政事。”（《孟子》）
△舜代理政事的不得已
按照《经》文，尧命令舜说“你登上帝位”，这是尧的心意想让舜此时就居天子之位，就像他让给四岳时说的“退让我的帝位”一样。舜接受命令后“以德行谦让，不肯继承”，这是舜的心意想让自己终身不行使天子之政，就像四岳推辞说“愧对帝位”一样。下文却说“在文祖接受终命”。“受终”是什么意思？就是孟子所说的“尧年老而舜代理”的意思。大概尧想让舜立即居天子之位而舜不肯，舜想让自己终身不行天子之政而尧又不肯，于是尧不得已降低心意顺从舜而让他代理政事，舜也不得已降低心意顺从尧而为尧代理政事。两位圣人各想实行自己心安的做法，而时势所迫，于是开创了千古奇局，而〇符合天理人情的正道。所以所谓代理，此前是没有的，是理与势相互摩擦而产生了圣人的权变。所以说尧、舜是万世的法则。那么为什么称之为“受终”呢？尧的事情没有做完，授予舜让他完成，所以叫受终。
【存疑】“尧说：‘咨你舜：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真诚地执守中道。四海困穷，上天的禄位永远终结。’”（《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中任命舜的言辞可疑
按：汉代儒生所传的《古文尚书》（指《史记》、《汉书》所称，马融、郑玄所传的《孔壁古文》；不是隋代刘焯所传的《伪古文孔氏传》），二帝、三王的言论都在其中。尧让位给四岳时，说：“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奉行天命退让我的帝位吗？”他授予舜时，说：“考察事务，检验言论，你说〇可以建功，经过三年；你登上帝位。”这都是想让他们代替自己治理各种政务以安定天下罢了，不曾把天下看得很重而希望他们永远保有而不失。舜咨询四岳时，说：“有谁能奋起功业以兴盛帝王的事业？”他续唱歌曲时，说：“股肱大臣欢喜啊，元首兴起啊，百官兴盛啊！”只是想让各种政务兴盛以完成尧的功业罢了，也不曾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