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叛者盖多。但古书缺轶，事无可考。惟秦史尚存，故《史记》得以采而录之耳。馀可以例推也。
译背叛的人大概很多。只是古代典籍多有残缺散佚，事迹无法考证。只有秦朝的历史尚存，所以《史记》得以采纳并记录罢了。其余的情况可以类推而知。
【补】“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居彘
按：厉王之在彘，《左传》称“居”，《国语》称“流”。王，天子也，岂可言流！云居，是也。《国语》不及《左传》，此其一端。
“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於彘。”（《周语》）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同上）
△辨召公以子代宣王之说
《国语》云：“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云云）’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余按：周民之居厉王於彘，苦其暴虐，不得已而出之，使不得肆虐於己耳，非必殄灭之无遗育而後甘心也。使民果欲甘心於王，王何以能安然而居於彘？果欲甘心於王，王出之後何不更立他人而虚王位者十四年，王崩之後又何以共戴宣王而无异言乎？盖古者人情淳朴，上下之间不甚猜疑，故卫出成公以说於晋，及晋许其复国，盟于宛濮，而国人无贰者。况文、武之德未忘於民心但以身在水火之中，遂冒然不暇顾虑而为此举，王出则已，不仇王也，况大子乎！是以宣王之立，民不畜怨，亦不自危，而宣王亦不复追理前事；是其君臣相待，犹然先代忠厚之遗，安得有如後世所谓斩草除根之颓俗乎！且召公，贤臣也，於王子固当全之，岂必避怼王之嫌而後如是！谏王，为社稷也，免王子，亦为社稷也；藉令召公未有谏王不从之事，将遂执太子以与国人而听其杀之乎！然则谓宣王避乱而奔召公之宫，或有之；若谓国人围而欲杀之，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则必无之事也。盖缘春秋、战国以降，风俗日偷，君与民相疾视如仇仇然，故疑此时宣王必不能自免於难，因揣度附会之而为此说耳。今不录。
【备览】“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年表》，元年，庚申）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史记周本纪》）
△《竹书纪年》以“共和”为共伯和干位之非
《竹书纪年》称“共伯和干王位”。苏氏《古史》采之，云：“厉王屈彘，诸侯无所▯从；共伯和者，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余按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执，子鱼摄宋。昭公之奔，季孙摄鲁。厉王既出，周、召共摄周政，事固当然，不足异也。若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则天下之大变也。《传》曰：“干王之位，祸孰大焉！”又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贤诸侯，讵应如是，春秋至闵、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齐桓、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乌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贤相也，能谏厉王之虐，能佐宣王以兴，夫岂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齐桓、晋文之霸，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亦无是理也。《竹书纪年》，唐人多有称述之者，其文往往与《史记》异。以经传考之，自周东迁以後，《史记》不如《纪年》得实（如梁惠王有後元年，齐伐燕在宣王世之类）；自周东迁以前，《纪年》不如《史记》近正（如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之类）。盖此书乃战国时所撰：东迁以後本之晋、魏旧史，而东迁以前则简策多逸，或旁采异端之说以补之，是以不能无谬。犹之《史记》纪汉事多得实，纪三代事多失真也，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传之既久而失其详，遂误以为有共伯和摄之，撰《纪年》者因从而载之耳。至於今世所传《纪年》一书，则又不知何人所撰，唐人所引大半无之，而其文往往反采之《汉书律历志》及《伪古文尚书经传》，此尤不足论矣。《古史》又据《春秋
译【补】“万民无法忍受，将周厉王安置在彘地。”（《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 关于“居彘”
按：周厉王被安置在彘地，《左传》称为“居”，《国语》称为“流”。王是天子，怎么能说是“流放”呢！说“安置”才是对的。《国语》不如《左传》，这就是一个例子。
“荣公担任卿士，诸侯不再朝贡，周王被流放到彘地。”（《周语》）
“周厉王暴虐，国都的人诽谤他。召公告诉周王说：‘百姓已经无法忍受了！’周王发怒，找来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诽谤的人；只要有人告发，就杀掉那人。国都的人都不敢说话；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示意。过了三年，就把周王流放到彘地。”（同上）
△ 辨析召公让儿子代替宣王受难的说法
《国语》说：“彘地发生动乱时，宣王在召公的府第，国人包围了那里。召公说：‘过去我屡次劝谏周王，周王不听，才导致这场灾难。现在如果杀掉王子，周王会认为我怨恨他而发怒吗！（等等）’于是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宣王。宣王长大后，拥立他为王。”我按：周国人将厉王安置在彘地，是因为苦于他的暴虐，不得已让他离开，使他不能再对自己肆虐罢了，并非一定要斩尽杀绝、不留后代才肯罢休。如果百姓真的想对周王泄愤，周王怎么能安然地居住在彘地呢？如果真的想对周王泄愤，周王出走之后，为什么不再另立他人而让王位空缺十四年，周王死后又为什么共同拥戴宣王而没有异议呢？大概古代人情淳朴，上下之间不太猜疑，所以卫国驱逐成公以讨好晋国，等到晋国答应让他复国，在宛濮结盟，而国人没有二心。何况文王、武王的恩德还没有被民心遗忘，只是因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于是贸然不顾虑而做出此举，周王出走就算了，并不仇恨周王，何况是太子呢！因此宣王即位，百姓没有积怨，也不自危，而宣王也不再追究前事；这是君臣相待，依然保留着先代忠厚的遗风，怎么会有像后世所说的斩草除根那样的恶劣风俗呢！况且召公是贤臣，对于王子本来应当保全，难道一定要避开被周王怨恨的嫌疑才这样做吗！劝谏周王，是为了国家；保全王子，也是为了国家；假如召公没有劝谏周王不被听从的事，难道就会抓住太子交给国人听任他们杀害吗！那么，说宣王躲避动乱而逃到召公的府第，或许有这回事；如果说国人包围并想杀害他，召公为了避嫌才用儿子代替他，那一定是没有的事。大概是因为从春秋、战国以后，风俗日益败坏，君民互相仇视，所以怀疑此时宣王一定无法免于灾难，因而揣测附会出这种说法罢了。现在不予收录。
【备览】“召公、周公两位宰相执政，称为共和。（《史记年表》，元年，庚申）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太子静在召公家长大；两位宰相于是共同拥立他为王，这就是宣王。”（《史记周本纪》）
△ 《竹书纪年》认为“共和”是共伯和摄政的说法是错误的
《竹书纪年》称“共伯和摄行王位”。苏氏《古史》采纳此说，说：“厉王屈居彘地，诸侯无所依从；共伯和是当时的贤诸侯，诸侯都去尊崇他，因此用他的名字来纪年，称为共和。”我按：君主在外，大臣代为处理政务，是常事。宋襄公被俘，子鱼代理宋国政事。鲁昭公出奔，季孙代理鲁国政事。厉王既已出走，周公、召公共同代理周朝政事，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不足为奇。如果由诸侯来行使天子的职权，那就是天下的大变局了。《传》说：“篡夺天子的位置，祸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又说：“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天命却没有改变。”共伯果真是贤诸侯，难道应该这样做吗？春秋时期到闵公、僖公以后，天下早就不知道有天子了，然而齐桓公、晋文公还借天子的命令来统服诸侯，不敢公然代理天子的事；何况在西周时代，怎么会有这种事！况且召穆公是周朝的贤相，能劝谏厉王的暴虐，能辅佐宣王中兴，难道不能代理天下大事，而诸侯一定要另外尊崇一个共伯和吗！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传记记载评论者指不胜屈；何况代理天子的事更是震动天下，而经传反而没有一句话提到，也没有这样的道理。《竹书纪年》，唐代人多有称述，其文字往往与《史记》不同。用经传考证，自周朝东迁以后，《史记》不如《纪年》符合事实（如梁惠王有后元年，齐国伐燕在宣王时代之类）；自周朝东迁以前，《纪年》不如《史记》接近正统（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之类）。大概这本书是战国时期所撰写：东迁以后依据晋、魏的旧史，而东迁以前则简册多已散佚，或者旁采异端之说来补充，所以不能没有错误。就像《史记》记载汉朝的事多符合事实，记载三代的事多失真一样。共和的纪年，意思本来是因为两位宰相同心协力共同代理而称之；流传久了失去细节，于是误以为有共伯和代理，撰写《纪年》的人因而记载下来。至于现在流传的《纪年》一书，又不知是谁撰写的，唐代人所引用的大半没有，而其文字往往反而采自《汉书律历志》及《伪古文尚书经传》，这尤其不值得讨论了。《古史》又根据《春秋》
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及《庄子》“共伯得之於共首”之语为共伯和之证。然《庄子》所称述本不皆实有其人，而亦未见此文共伯之即为干王位人也。故今但据《史记》载之，而《纪年》之文不录焉。其释“间王政”之误，说见後《宣王篇》中。
译《传》中“诸侯放弃职位以干预王政”以及《庄子》中“共伯在共地获得王位”的话，被作为共伯和的证据。然而，《庄子》所叙述的内容并非都真实存在其人，而且也没有看到这段文字中的共伯就是篡夺王位的人。所以现在只依据《史记》的记载，而不收录《竹书纪年》的文字。关于解释“干预王政”的错误，说法见后文《宣王篇》中。
○宣王（《史记年表》，元年，甲戌）
【补】“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後（“而後”诺本多同；或作“二公”，非是）效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杜氏《左传注》云：“‘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林氏以此为周、召事，云：“二公与治王之政事，号曰共和。”苏氏《古史》以此为共伯和事，云：“厉、宣之间，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为政者。”余按：周、召皆王室之相，厉王虽出，二公之在相位自若也，不得谓之“释位”。当厉王在国时，政固已共理之，亦非待流於彘而後得与於王政也。若以共伯和当之，谓“释位”为去诸侯之位，“间王政”为干天子之权，则“而後效官”将何解焉？且子朝之为此言，因晋之纳敬王，故述诸侯之忠於王室以责晋之不辅己耳，故曰“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曰“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周、召皆王卿士，不得谓之“诸侯”以比晋，而共伯和干天子之权，亦非忠於王室者比，皆与前後文义不类，子朝之述此何居焉？盖“释位”“效官”本相对为文。“释”犹解也；“释位”者，解官也。“间王政””者，待王政之间也。诸侯为王卿大夫者，因万玉在外，故解官而归其国，以待王室之定；宣王有志振作，而後来效王官之职。上下呼应，本极了然分明；但说者先有共和及共伯和之成见在心，务强合之为一，是以乖刺不通，而不知彼自一事，此自一事也。今正之。共伯和之误，说已见前《厉王篇》中。
【存参】“《▯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诗序》）
△《▯汉》为宣王初年诗
《纲鉴大全》载此事於宣王六年“征伐四方，封申，城齐”之後；《绎史》亦载之於《常武》、《崧高》谐诗之末。余按：《序》文云“承厉王之烈”，则是以为初即位时事也。且《大雅》自《民劳》以後，篇次未有错乱，此诗既在《崧高》、《▯民》之前，则为宣王初年之诗无疑。故列之於此。
【存参】“周宣姜后贤而有德。宣王尝早卧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於永巷。王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列女传》）
△姜后待罪事可存
此事未知有无，然於理无所害。惟其文太冗弱，必後人所敷衍。故今删而存之。《纲鉴大全》从《外纪》，载此於二十二年则此後乃宣王德衰之时，与“勤於致事”语不符。当以在初年为是。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
△二相辅政但称召公
按：此文即本《诗春秋传》所述而言。“二相”，谓周公、召公也。盖宣王初政，皆由大臣匡赞而成。然《二雅》多称召公者，而周公无闻焉；或者亦如唐苏▯之於宋▯乎？藉使周公不贤，召公亦未必能独行其志也。
“犭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
“薄伐犭严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同上）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犭严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同上）
【存参】“宣王兴师命将，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犭严犭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汉书）
△《诗序》以《采薇》、《出车》、《▯大杜》属文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遗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也。”由是郑、孔以来诸儒之说《诗》者咸以《出车》为文王诗，南仲为文王臣，而诗所谓“王”者
译○宣王（《史记年表》，元年，甲戌）
【补】“诸侯放弃职位以参与王政。宣王有志向，而后效命于官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诸侯放弃职位以参与王政”
杜氏《左传注》说：“‘间’，就是‘与’的意思；离开自己的职位参与治理王室的政事。”林氏认为这是周、召二公的事，说：“二公参与治理王室的政事，号称共和。”苏氏《古史》认为这是共伯和的事，说：“厉王、宣王之间，有诸侯离开自己的职位代替天子执政的人。”我认为：周、召都是王室的宰相，厉王虽然出逃，二公在宰相职位上依然如故，不能称为“放弃职位”。当厉王还在国内时，政事本来就已经共同治理了，也不是等到流放到彘地之后才参与王政。如果把共伯和当作这个人，说“放弃职位”是离开诸侯之位，“参与王政”是干预天子的权力，那么“而后效命于官职”又怎么解释呢？况且子朝说这话，是因为晋国接纳了敬王，所以叙述诸侯对王室的忠诚来责备晋国不辅佐自己，所以说“同时册封母弟以作为周的藩屏”，说“诸侯没有不奔向各自的神社为王的身体祈祷”，说“携王违背天命，诸侯废黜他而拥立王的继承人”。周、召都是王的卿士，不能称为“诸侯”来与晋国相比，而共伯和干预天子的权力，也不是忠于王室的人所能比的，都与前后文义不类，子朝叙述这些是为什么呢？大概“放弃职位”“效命于官职”本是相对成文的。“释”就是解除的意思；“放弃职位”，就是解除官职。“参与王政”，是等待王政的空缺。作为王卿大夫的诸侯，因为天子在外，所以解除官职回到自己的国家，以等待王室的安定；宣王有志向振作，而后才来效命于王官的职务。上下呼应，本来极其清楚明白；但解说者先有共和及共伯和的成见在心里，务必强行合为一事，所以乖谬不通，而不知道那是一件事，这是一件事。现在予以纠正。共伯和的错误，说法已见于前《厉王篇》中。
【存参】“《〇汉》，是赞美宣王的诗。宣王继承厉王的基业，内有拨乱反正的志向，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祸。天下人高兴于王化重新施行，百姓看到忧虑，所以作这首诗。”（《诗序》）
△《〇汉》是宣王初年的诗
《纲鉴大全》记载此事在宣王六年“征伐四方，封申，城齐”之后；《绎史》也记载在《常武》、《崧高》等诗的末尾。我认为：《序》文说“继承厉王的基业”，那就是认为是初即位时的事。况且《大雅》自《民劳》以后，篇次没有错乱，这首诗既然在《崧高》、《〇民》之前，那么是宣王初年的诗无疑。所以列在这里。
【存参】“周宣姜后贤惠而有德行。宣王曾经早睡晚起；姜后摘下簪珥，在永巷等待治罪。宣王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晚退；最终成就了中兴的名声。”（《列女传》）
△姜后待罪的事可以保留
这件事不知有无，然而于理无害。只是其文字太冗长软弱，必定是后人所敷衍。所以现在删去而保留它。《纲鉴大全》从《外纪》，记载此事在二十二年，那么这之后才是宣王德行衰退的时候，与“勤于政事”的话不符。应当以在初年是正确的。
“宣王即位，二相辅佐他修明政事，效法文、武、成、康的遗风。诸侯恢复宗周。”（《史记周本纪》）
△二相辅政但称召公
按：此文即本《诗春秋传》所述而言。“二相”，指周公、召公。大概宣王初政，都由大臣匡正赞助而成。然而《二雅》多称召公，而周公没有听闻；或许也像唐苏〇之于宋〇一样？假使周公不贤，召公也未必能独自实行其志向。
“獫狁不畏惧，驻扎在焦、获；侵犯镐京及方，到达泾阳。”（《诗小雅》）
“征伐獫狁，到达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宴饮欢喜，既多受福；从镐京归来，我行程长久。”（同上）
“王命令南仲，前往方地筑城。出车众多；〇〇盛大。天子命令我，筑城于朔方。显赫的南仲，獫狁得以平定！……显赫的南仲，征伐西戎！”（同上）
【存参】“宣王兴师命将，诗人赞美其大功，说：‘征伐獫狁，到达大原。’‘出车众多，筑城于朔方。’”（汉书）
△《诗序》将《采薇》、《出车》、《〇大杜》归为文王之诗是错误的
卫宏《毛诗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的祸患，北有獫狁的灾难；以天子的命令任命将帅，派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所以歌《采薇》以送他们，《出车》以慰劳归来的，《〇大杜》以勉励归来的。”由此郑、孔以来诸儒解说《诗》的都认为《出车》是文王的诗，南仲是文王的臣子，而诗中所谓的“王”
纣也。余按：《春秋》之义莫严於辨名分，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犭严狁，则文王当自行，不得但遣陪臣帅师；诗当称“王命西伯”，不得称“王命南仲”。今直称天子之命以命陪臣，若其间初无文王者，僭邪？乱邪？非惟不知有君，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苏氏知其不通，於是又曲为说，以“天子”为纣，以“王”为文王，後人之追称云然耳。然王即天子也，一篇之中，自“天子”纣，自“王”文王，名实杂糅，君臣同称，尚可以为训乎！天子之命陪臣则述之，文王之命其大夫则又述之，独天子之命文王则无一语及之，有是理乎！且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时诗，有南仲（旧说以南仲为皇父之祖，误；说见後《常武》诗下）。太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犭严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犭严狁。然则此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此诗称“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此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其时又同。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其文正相表里；盖因镐、方皆为犭严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故《汉书》以《出车》、《六月》同为宣王时诗；《古今人表》，宣工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无之；而马融上书亦称“犭严狁侵镐及方，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然则是齐、鲁、韩三家皆以此为宣王诗矣。朱子云：“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是矣；然云“南仲，此时大将”，不质言为何时，则犹未免以先儒“《正雅》”“《变雅》”之说为疑也。夫《雅》本无正变之分，而诗篇亦不无错简。《春秋传》，吴季札聘於鲁，请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恩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同德之衰乎？”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杜讠主误说，见《召穆公篇》中）则《小雅》固不在文、武世，而《鹿鸣什》中固有宣王诗矣。《南陔》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诗，当次之《鹿鸣》之三，而今反在《▯大杜》之後。《常棣》、《伐木》、《天保》与《蓼萧》以下四篇皆燕享之诗，《采薇》、《出车》、《▯大杜》与《六月》、《采芑》二篇皆征戍之诗，本当以类相从，而今皆迭相间。则今《小雅》篇次非当日之旧第明矣。先儒既误以诗为周公所作，又不知篇次之有错简，但见《六月》篇中有称“吉甫”明文，势不可并以为文、武之诗，遂断《菁莪》以上谓之《正雅》，《六月》以下谓之《变雅》。《出车》既在《正雅》，又在《南陔》、《白华》之前，因不得不以南仲为文王时人，伐犭严狁为文王时事。是以委曲迁就，百方解说，而理卒不可通。然不可通，其失犹小，而使商、周革命之际事迹失实，圣人之心不白于後世，其失大。故次之於《六月》之後，以正其失。说并见前《文王篇》中。
译纣也。我按：《春秋》的大义没有比辨别名分更严格的了。如果文王果真接受了天子的命令去讨伐獯狁，那么文王应当亲自出征，不能只是派遣陪臣率领军队；《诗经》中应当称“王命西伯”，而不能称“王命南仲”。现在直接称天子的命令来命令陪臣，好像其中根本没有文王这个人，这是僭越呢？还是混乱呢？这不仅是不知有君主，也不是尊崇天子的做法。苏氏知道这样说不通，于是又曲折地加以解说，把“天子”解释为纣王，把“王”解释为文王，说是后人追称才这样的。然而王就是天子，在一篇之中，自称“天子”的是纣王，自称“王”的是文王，名实混杂，君臣同称，这还能作为训诫吗！天子的命令给陪臣则记载了，文王的命令给他的大夫也记载了，唯独天子的命令给文王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有这样的道理吗！况且经传中记载文王的臣子很多，没有称南仲的；而《常武》是宣王时的诗，其中有南仲（旧说认为南仲是皇父的祖先，这是错误的；说法见后《常武》诗下）。太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没有称獯狁的；而《六月》、《采芑》是宣王时的诗，称獯狁。那么这应当是宣王时的诗，不是文王时的诗了。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这首诗称“往城于方”，地点相同；《六月》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这首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时间又相同。那么这两首诗乃是同一时期的事，其文辞正相互表里；大概是因为镐、方都被獯狁侵犯，所以分道去讨伐它们，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罢了。所以《汉书》把《出车》、《六月》都作为宣王时的诗；《古今人表》中，宣王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没有；而马融上书也称“獯狁侵镐及方，宣王建立中兴的功业，因此‘南仲赫赫’列在周诗”；那么这是齐、鲁、韩三家都把这作为宣王的诗了。朱子说：“诗中所说的‘天子’，所说的‘王命’，都是周王。”这是对的；然而说“南仲，此时大将”，不明确说出是什么时期，那么还是难免以先儒“《正雅》”“《变雅》”的说法为疑。《雅》本来没有正变之分，而诗篇也不无错简。《春秋传》中，吴季札聘问于鲁，请求观看周乐；给他唱《小雅》，说：“美啊！恩惠而不贰心，怨恨而不直言，大概是同德之衰吧？”召穆公思念周德的不类，所以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说：“常棣之华，鄂不韡韡。”（杜预误说，见《召穆公篇》中）那么《小雅》本来不在文、武之世，而《鹿鸣什》中本来就有宣王的诗了。《南陔》以下九篇都是笙歌之诗，应当排在《鹿鸣》三篇之后，而现在反而在《〇大杜》之后。《常棣》、《伐木》、《天保》与《蓼萧》以下四篇都是燕享之诗，《采薇》、《出车》、《〇大杜》与《六月》、《采芑》二篇都是征戍之诗，本当以类相从，而现在都交错相间。那么现在《小雅》的篇次不是当时的旧次序是明显的了。先儒既然误以为诗是周公所作，又不知道篇次有错简，只看到《六月》篇中有称“吉甫”的明文，势不可并以为文、武之诗，于是断定《菁莪》以上叫做《正雅》，《六月》以下叫做《变雅》。《出车》既然在《正雅》，又在《南陔》、《白华》之前，因不得不以南仲为文王时人，伐獯狁为文王时事。所以委曲迁就，百方解说，而理终究不可通。然而不可通，其过失还小，而使商、周革命之际的事迹失实，圣人之心不白于后世，其过失大。所以把它排在《六月》之后，以纠正其过失。说法并见前《文王篇》中。
△郑玄分别西戎与犭严狁之非
郑氏以西戎为昆夷，犭严狁为北狄、孔氏《诗疏》云：“犭严狁大於西戎，出师主伐犭严狁，故戒敕戍役以犭严狁为主而略于西戎也。”余按：大原（即今陕西固原）及方皆在周之西北，犭严狁之国当在凉、巩之间；所谓西戎，盖即犭严狁，而变其文以叶韵耳。犭严狁之为周患，见于《出车》、《六月》、《采薇》、《采芑》四箫，详矣，而传记初未有言者。《国语》有犬戎，有姜氏之戎，而史伯则称西戎，足为周患者皆戎：然则犭严狁亦戎也。《史记秦本纪》，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在宣王之六年）。宣王召其子庄公，与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幽王时，戎围犬丘，庄公子世父为戎所虏（在幽王之六年）。厉宣间能为周患者惟西戎，然则《诗》之犭严狁即西戎也。是以一篇之中，或称“犭严狁”，或称“西戎”，非两事也。盖西戎之国不一，而犭严狁为最强：专言之则曰“犭严狁”，概言之则曰“西戎”；犹赤狄有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而潞氏为最强，《传》或专言“潞氏”，亦或概言为“赤狄”也。犭严狁文皆从“犬”，疑即《周语》之“犬戎”，犹叟阝瞒之或称为“长狄”也。以犭严狁、西戎为二国而曲为之解，误矣！程予疑西戎兵不加而服，来子疑既却犭严狁而还师以伐昆夷，亦沿郑、孔之误。
△咏宣王诗多铺张
按：《雅》之咏文、武事者，事实多而铺张少；咏宣王事者，事实少而铺张多；此亦世变之一端也。故今於《小雅六月》、《出车》等篇，《大雅崧高》、《▯民》等篇，每篇止摘切要数言载之，以备当日之事实，见中兴之梗概；其馀铺张之词，不暇录，亦不胜录也。
【备览】“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史记秦本纪》）
此以上宣王征西北之事。
“▯▯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诗大雅》）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同上）
“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同上）
此以上宣王经略中原之事。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显允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诗小雅》）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诗大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同上）
此以上宣王经略东南之事。
△咏宣王诗次序可信
按《诗》所咏宣王之事，其先後虽未敢尽以篇次为据，然以其言考之，《采芑》称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是犭严狁之伐在东南用师之前也。《江汉》称“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常武》称“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是徐、淮之役在四方略定之後也。以其理推之，西戎逼近畿甸，患在切肤，所当先务；封申城齐皆关东事，似可稍缓；若淮、汉、荆、徐则距畿较远，服之为难；近者未安，不能远图，理之常也；而《史记》秦仲之死戎，庄公之破戎，亦在宣王初年。故今略依时之先後次之，要
译郑玄分别西戎与獫狁的不同
郑玄认为西戎就是昆夷，獫狁则是北狄。孔颖达在《诗经正义》中说：“獫狁比西戎强大，出兵主要讨伐獫狁，所以告诫戍守的士兵以獫狁为主要敌人，而对西戎则略而不提。”我认为：大原（即今天的陕西固原）和方国都在周朝的西北，獫狁的国家应当在凉州、巩州之间；所谓的西戎，大概也就是獫狁，只是变换文字以协韵罢了。獫狁成为周朝的祸患，在《出车》、《六月》、《采薇》、《采芑》这四首诗中记载得很详细，但传记中起初没有提到。《国语》中有犬戎，有姜氏之戎，而史伯则称西戎，足以成为周朝祸患的都是戎人：那么獫狁也是戎人。《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厉王时，西戎背叛王室，灭掉了犬丘和大骆的族人。周宣王时，任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西戎杀死了秦仲（在宣王六年）。宣王召来秦仲的儿子庄公，给他七千兵力，让他讨伐西戎，打败了西戎。周幽王时，戎人包围犬丘，庄公的儿子世父被戎人俘虏（在幽王六年）。厉王到宣王年间能成为周朝祸患的只有西戎，那么《诗经》中的獫狁就是西戎。因此在一首诗中，有时称“獫狁”，有时称“西戎”，并不是两回事。大概西戎的国家不止一个，而獫狁是最强大的：专指时就说“獫狁”，泛指时就说“西戎”；就像赤狄中有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而潞氏最强大，《左传》有时专说“潞氏”，有时也泛称为“赤狄”。獫狁的文字都从“犬”旁，怀疑就是《周语》中的“犬戎”，就像廧瞒有时被称为“长狄”一样。把獫狁和西戎当作两个国家并曲意解释，是错误的！程予怀疑西戎没有交战就臣服，来子怀疑击退獫狁后回师讨伐昆夷，也都是沿袭郑玄、孔颖达的错误。
咏颂宣王的诗歌多铺张
按：《雅》诗中咏颂文王、武王事迹的，事实多而铺张少；咏颂宣王事迹的，事实少而铺张多；这也是世道变化的一种表现。所以现在对于《小雅》中的《六月》、《出车》等篇，《大雅》中的《崧高》、《烝民》等篇，每篇只摘取切中要害的几句记载下来，以保留当时的事实，看出中兴的大概；其余铺张的辞藻，来不及记录，也记录不完。
【备览】“周宣王即位，于是任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西戎杀死了秦仲。秦仲在位二十三年，死在戎人手中；有五个儿子，长子叫庄公。周宣王于是召来庄公兄弟五人，给他们七千兵力，让他们讨伐西戎；打败了西戎。于是又把秦仲的后代及其祖先大骆的土地犬丘一并赐给他们，担任西垂大夫。庄公居住在他原来的西犬丘。”（《史记·秦本纪》）
以上是宣王征讨西北的事迹。
“烝烝申伯，继承王业；在谢地建邑，成为南国的榜样。王命令召伯，安顿申伯的住宅。……王命令申伯：‘成为南方的邦国典范；依靠谢地的人，来建立你的功业。’王命令召伯，整治申伯的土地。”（《诗经·大雅》）
“王命令仲山甫：‘成为百官的典范。……传达王的命令，是王的喉舌。’……天子职位有缺失，只有仲山甫能弥补。……王命令仲山甫，去修筑东方的城池。……仲山甫前往齐国，希望他快点回来。”（同上）
“王赏赐韩侯，他的追戎和貊戎；统辖北方各国，因此让他做诸侯之长。”（同上）
以上是宣王经略中原的事迹。
“蠢动的蛮荆，与大周为仇！方叔是元老，能壮大他的谋略。方叔率领军队，抓获俘虏。……显赫诚信的方叔，征伐獫狁，蛮荆来归顺。”（《诗经·小雅》）
“江汉水势浩大，武夫声势浩荡；不是为了安居游玩，而是去讨伐淮夷。……江汉水势汹涌，武夫威武；经营四方，向王报告成功。……江汉岸边，王命令召虎，‘开辟四方，整治我的疆土。’”（《诗经·大雅》）
“赫赫明明，王命令卿士，南仲是大祖，大师皇父，‘整顿我的六军，以修治我的兵器。’……王对尹氏说，‘命令程伯休父，左右陈列行列，告诫我的军队，沿着淮水，巡视徐地。’……徐地已经平定，是天子的功劳。四方已经平定，徐地来朝见。”（同上）
以上是宣王经略东南的事迹。
咏颂宣王的诗歌次序可信
按《诗经》所咏颂宣王的事迹，其先后虽然不敢完全以篇章次序为依据，但根据其中的言辞考察，《采芑》称方叔“征伐獫狁，蛮荆来威”，说明讨伐獫狁在东南用兵之前。《江汉》称“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常武》称“四方既平，徐方来庭”，说明徐、淮的战役在四方大致平定之后。根据常理推断，西戎逼近京畿，祸患迫在眉睫，应当是首要任务；封申伯、修筑齐国城池都是关东的事，似乎可以稍缓；至于淮、汉、荆、徐则距离京畿较远，征服它们比较困难；近处不安定，不能图谋远方，这是常理；而《史记》记载秦仲死于戎人，庄公打败戎人，也在宣王初年。所以现在大致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排列，总之
来子《诗传》释“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二句云：“谓南仲为大祖，兼大师而字皇父者。”余按：《春秋传》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皆系祖考之名号於祖考之文之下，未有反系子孙之名於祖考之文之下者。其或由祖考而及其子孙，则云某人子某，某人孙某。若南仲果皇父之祖，则文当云“南仲曾孙大师皇父”，不当反云“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也。南与皇，氏也；仲与父，字也；犹《春秋传》之称智伯赵孟也。其子孙当世以南与皇冠之，故宣王时有皇父，幽王时亦有皇父；诗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春秋》庄公时有单伯，文公时亦有单伯，成公以後又有单子。然则南仲、皇父当各自为一族，不得以此二人为祖孙也。古有以“祖”为名者，有以“祖”为氏者；古之彭祖，《书》之祖己、祖伊是也。“大祖”或南仲之称号，未可知也。《诗》之“假以溢我”，据《春秋传》乃“何以恤我”；“假乐君子”，据《戴记》乃“嘉乐君子”。“大祖”或音之转，字之误，亦未可知也。缺所疑焉可矣，不得遂以为祖考之祖也。盖朱子之误由信毛、郑正雅变雅之说，而以《出车》为懿王以前诗，南仲为懿王以前人，故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耳。说己见前《命南仲条》下。
“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文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周语》）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乃命鲁孝公於夷宫。”（同上）
三十九年，战於千亩。王师败绩於姜氏之戎。”（同上）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大原。”（同上）
△《国语》记宣王与《诗》不同之故
余考宣王之事，据《诗》则英主也，据《国语》则失德实多，判然若两人者；心窃疑之。久之，乃觉其故有三。诗人之体主於颂扬。然《大雅》之述文武者多实录，而《鲁颂▯宫篇》则专尚虚词：“荆舒是惩，莫我敢承”，僖公岂足以当之！此亦世变之为之也。宣王之时虽尚未至是，然亦不免小事而张皇之；城方，封申，亦仅仅耳，而其词皆若威震万里者。是《诗》言原多溢美，未可尽信。其故一也。《国语》主於敷言，非纪事之书，故以“语”名其书，而政事多不载焉。然其言亦非当日之言，乃後人取当日谏君料事之词而衍之者。谏由於君之有失道，故衍谏词者必本其失道之事言之；非宣王之为君尽若是，亦非此外别无他善政可书也。其故二也。古之人君，勤於始者多，勉於终者少。梁武帝创业之主，勤於庶政，而及其晚年，百度废弛，卒致侯景之祸。唐明皇帝躬勘大难，致开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亦致禄山之患。其始终皆判若两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勤终怠，固宜有之。故《国语》所称伐鲁在三十二年，千亩之战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诗》称封申伐淮夷皆召穆公经理之，穆公，厉王大臣，又历共和之十四年，其相宣王必不甚久，则此皆宣王初年事无疑也。且使宣王果能忧勤振作四十馀年，何至幽王之世无道十一年而遽亡其国！由是言之，《诗》固多溢美，《国语》固专纪其失，要亦宣王之始终本异也。其故三也。盖召穆公，周之贤相，宣王初政实穆公主之，故能致中兴之盛；犹晋悼公任韩厥、荀▯而复霸，及荀偃为政而释卫不讨，伐秦遽还，霸业遂衰也。若以宣王比之大戊、武丁，诚为不伦。而东莱吕氏因王子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之语，遂疑宣王无大异於幽、厉，则亦未免於太过矣。故今载《二雅》之文於前，《国语》之文於後，庶宣王始终盛衰之故可考而知焉。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史记周本纪》）
△辨杜伯死而射王之说
《国语》云：“杜伯射王于高阝。”《墨子》云，“宣
译来子《诗传》解释“南仲大祖，大师皇父”这两句说：“是说南仲是大祖，兼任大师，字叫皇父的人。”我考察：《春秋传》说：“从前我们的皇祖伯父昆吾。”《离骚》说：“我的皇考名叫伯庸。”都是把祖考的名号系在祖考的称谓之下，没有反过来把子孙的名系在祖考的称谓之下的。如果是由祖考推及到子孙，就说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孙子某。如果南仲确实是皇父的祖先，那么文辞应当说“南仲的曾孙大师皇父”，不应当反过来说“南仲大祖大师皇父”。南和皇，是氏；仲和父，是字；就像《春秋传》中称呼智伯、赵孟一样。他们的子孙当世以南和皇为冠称，所以宣王时有皇父，幽王时也有皇父；《诗经》中有家父，《春秋》中也有家父，《春秋》庄公时有单伯，文公时也有单伯，成公以后又有单子。那么南仲、皇父应当各自为一个族，不能把这两个人当作祖孙。古代有以“祖”为名的人，有以“祖”为氏的人；古代的彭祖，《尚书》中的祖己、祖伊就是这样。“大祖”或许是南仲的称号，也未可知。《诗经》中的“假以溢我”，根据《春秋传》是“何以恤我”；“假乐君子”，根据《戴记》是“嘉乐君子”。“大祖”或许是音的转化，字的错误，也未可知。缺漏所疑惑的就可以了，不能就把它当作祖考的祖。大概朱子的错误是因为相信毛、郑关于正雅、变雅的说法，而把《出车》当作懿王以前的诗，南仲当作懿王以前的人，所以不得已而曲为之解罢了。说法已见前《命南仲条》下。
“鲁武公带着括和戏去见周王，周王立戏为君。樊仲山父劝谏说：‘不可以立他！不顺，必定犯上；犯王命，必定被诛杀。所以发布命令不可以不顺。’周王最终立了戏。鲁侯回去后去世。等到鲁国人杀了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讨伐鲁国，立孝公，诸侯从此不再和睦。”（《周语》）
“宣王想要得到能引导训诫诸侯的国子。樊穆仲说：‘鲁侯孝。’于是就在夷宫任命鲁孝公。”（同上）
三十九年，在千亩作战。周王的军队败给姜氏之戎。”（同上）
“宣王既然丧失了南国之师，于是在大原清点百姓。”（同上）
△《国语》记载宣王与《诗经》不同的原因
我考察宣王的事迹，根据《诗经》他是英明的君主，根据《国语》他失德实在很多，截然不同像两个人；心里暗自疑惑。过了很久，才发觉原因有三。诗人的体裁主要在于颂扬。然而《大雅》叙述文王武王的很多是实录，而《鲁颂·宫篇》则专门崇尚虚词：“惩戒荆舒，没有人敢抵挡我”，僖公哪里足以当之！这也是世变造成的。宣王的时候虽然尚未到这种地步，然而也不免小事而夸大；城方，封申，也仅仅如此，而其言辞都像威震万里一样。这是《诗经》言论原本多溢美，不可完全相信。这是原因一。《国语》主要在于敷陈言论，不是记载史实的书，所以用“语”命名这本书，而政事大多不记载。然而其言论也不是当时的言论，而是后人取当时谏君料事之词而演绎的。谏言由于君主有失道，所以演绎谏词的人必定根据其失道之事来说；不是宣王作为君主全都这样，也不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善政可写。这是原因二。古代的君主，勤于开始的很多，勉力于终了的很少。梁武帝是创业之主，勤于庶政，而到了晚年，百事废弛，最终导致侯景之祸。唐明皇亲身勘定大难，成就开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也导致安禄山之患。他们始终都判若两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勤终怠，本来应当如此。所以《国语》所称伐鲁在三十二年，千亩之战在三十九年，都是宣王晚年事；而《诗经》所称封申伐淮夷都是召穆公经理的，穆公是厉王大臣，又经历共和之十四年，他辅佐宣王必定不久，那么这些都是宣王初年事无疑。况且假如宣王果真能忧勤振作四十多年，何至于幽王之世无道十一年就迅速亡国！由此说来，《诗经》固然多溢美，《国语》固然专记其失，但也确实是宣王始终本异。这是原因三。大概召穆公，是周的贤相，宣王初政实在由穆公主持，所以能成就中兴之盛；就像晋悼公任用韩厥、荀偃而恢复霸业，等到荀偃执政而释放卫人不讨伐，伐秦迅速返回，霸业于是衰落一样。如果把宣王比作大戊、武丁，确实不伦不类。而东莱吕氏因为王子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的话，就怀疑宣王没有大异于幽、厉，那就未免太过分了。所以现在把《二雅》的文章载在前面，《国语》的文章载在后面，希望宣王始终盛衰的原因可以考察而知。
“四十六年，宣王去世，儿子幽王宫涅即位。”（《史记周本纪》）
△辨杜伯死而射王之说
《国语》说：“杜伯在高阝射王。”《墨子》说，“宣
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宣王合诸侯而田於圃田；杜伯乘白马素车追宣王，射入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而死。”余按：君臣之义犹父子也：子不可以仇父，臣岂可以仇君乎！使杜伯果贤臣，必无射王之事；杜伯可以死而射王，则亦可以生而弑王矣。此事不见於经传，惟《国语》有之；然语之亦不详，不知杜伯究为何人，射王究为何故，而亦未言王之死於射也。果如《墨子》之言，则是人臣见杀而非其罪者皆可为厉鬼以弑其君，而岂不悖也哉！《春秋传》云：“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窃疑宣王之事，当时言者或亦类是。盖人之将死，则鬼神乘其衰气而见形焉；久之，而好事者递相附会，遂以为宣王之死於杜伯之射也。故今并不录。
译周宣王杀害大臣杜伯，杜伯并无罪过，杜伯说：“人死后如果有知觉，不出三年，一定让我君主知道！”三年后，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杜伯骑着白马、驾着素车追赶宣王，箭射入宣王的车中，正中胸口，脊骨折断，死在车中，趴着死去。我按：君臣之间的道义如同父子一样：儿子不可以仇恨父亲，臣子怎么可以仇恨君主呢！假如杜伯确实是贤臣，必定不会有射杀君王的事；杜伯既然可以死后射杀君王，那么也可以生前弑杀君王了。这件事没有记载在经传中，只有《国语》里有；然而《国语》的记载也不详细，不知道杜伯究竟是何人，射杀君王究竟是何原因，而且也没有说君王死于射杀。果真像《墨子》所说的那样，那么那些被杀却无罪的大臣都可以成为厉鬼来弑杀他们的君主，这难道不是违背常理吗！《春秋左传》说：“齐侯在姑棼游玩，接着在贝丘打猎，看见一头大猪。随从说：‘这是公子彭生！’齐侯愤怒地说：‘彭生敢现身！’射它，猪像人一样站立着啼叫。齐侯害怕，从车上摔下，伤了脚，丢掉了鞋。”我私下怀疑宣王这件事，当时说话的人或许也类似这种情况。大概人将要死的时候，鬼神就趁着人衰弱的精气而显现形体；时间久了，喜欢多事的人相继附会，于是就认为是宣王死于杜伯的射杀。所以现在并不收录。
○幽王（《史记年表》，元年，庚申）
【补】“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周语》）
【附录】“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尹氏大师，维周之氏，秉国之均。……家父作诵，以究王讠凶。”（《诗小雅》）
△《节南山》与《十月篇》非一时事
按此诗专咎尹氏，谓尹氏“秉国之均”，而《十月篇》历叙助虐之臣，自皇父以下凡七人，独无尹氏，则似此二诗非一时作也。且此诗家父所作，而《十月篇》有家伯，虽未知其为父子，为兄弟，然要之必非一时之事矣。岂此在幽王之初与？抑非幽王时之诗与？诗无明文，未敢臆断。姑附录之於此。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诗小雅》）
△宠褒姒之年
按：《史记》称幽王三年，见褒姒而爱之。虽其年未必有确据，然观《正月》、《十月》二诗所称，则褒姒之宠固当在六年日食前也。故次於“三川震”之後。
【存参】“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晋语》）
△辨龙▯生▯姒之说
《郑语》云：“宣王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於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暖而藏之吉。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龟，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乱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句有狱，而以女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为后，而生伯服。”其後司马氏《史记》、苏氏《古史》咸采此文录之。余按：神有气而无形，龙则有形物也，神安能化为龙？▯在椟中千年而不化，何以一噪而遽为鼋也？且童妾未既乱而遭鼋，既笄而後孕，何以知其孕之因於鼋？厉王以後，历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凡六十年，幽王乃立；若褒姒生於宣王之初年，则至幽王之时已老；若生於宣王之末年，则是童妾受孕四十馀年而始生也。其荒唐也如是，而司马氏、苏氏咸信之，其亦异矣！唯《晋语》所称，理或有之；然亦不敢必其果然。故列之於存参；而《郑语》不录焉。说并见後《伯服条》下，及前《穆王篇》中。
【补】“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戎围犬丘世父，世父（二字疑衍）击之，为戎人所虏。岁馀，复归世父。”（《史记秦本纪》）
△戎围犬丘之年
按：犬丘之围，即《传》所称“戎狄畔之”者。《史记》以为秦襄公二年，则幽王六年也。故次之於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诗小雅》）
△《十月篇》日食之年
按：历家推此诗日食在幽王六年。故次之於围犬丘之後。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取木}子内史，蹶维趣马，▯禹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同上）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侯多藏；不▯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同上）
△郑玄以《十月篇》为刺厉王之非
此诗，《卫序》以为刺幽王，《郑笺》以为刺厉王。郑云：“《节彼》刺师尹不平；此篇讥皇父擅恣。《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余按：“艳妻煽处”与《大雅瞻▯篇》“哲妇倾城”意同，即指褒姒而言，不得分为二人。且十月日食与历合，川沸山崩与《周语》合，则在幽王之世明矣。郑桓公之为司徒，据《郑语》在幽王八年，八年以前固不妨於他人之为之也。故今从《序》，次之幽王之时。唯不及师尹，未详其故。岂
译○周幽王（据《史记·年表》，元年为庚申年）
【补遗】“到了周幽王的时候，上天不再眷顾周朝，君王昏庸无道，因此失去了他的帝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周幽王二年，西部的泾、渭、洛三条河流都发生了地震。……这一年，三条河流枯竭，岐山崩塌。”（《国语·周语》）
【附录】“显赫的太师尹氏，做事不公怎么办！……尹氏身为太师，是周朝的宗族重臣，掌握着国家的法度。……家父创作这首诗歌，来探究君王的恶行。”（《诗经·小雅》）
△《节南山》与《十月之交》并非同一时期的作品
按：这首诗专门指责尹氏，说尹氏“掌握着国家的法度”，而《十月之交》列举了助纣为虐的大臣，从皇父以下共七人，唯独没有尹氏，看来这两首诗不是同一时期创作的。况且这首诗是家父所作，而《十月之交》中提到了家伯，虽然不知道他们是父子还是兄弟，但总之必定不是同一时期的事情。难道这是在周幽王初年吗？或者根本不是周幽王时期的诗吗？诗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不敢妄加推测。暂且附录在这里。
“显赫的宗周王朝，被褒姒所威胁！”（《诗经·小雅》）
△宠幸褒姒的年份
按：《史记》记载周幽王三年，见到褒姒并宠爱她。虽然这个年份未必有确凿依据，但观察《正月》、《十月之交》两首诗中的称呼，那么褒姒受宠必定是在六年日食之前。所以将它排在“三川地震”之后。
【存疑参考】“周幽王讨伐褒国，褒国人献上了褒姒。”（《国语·晋语》）
△辨析龙生褒姒的说法
《郑语》说：“周宣王的时候，有童谣唱道：‘弧弓和箕形的箭袋，确实会灭亡周国。’于是周宣王听到后：有一对夫妇在卖这些器物，君王派人抓住并杀了他们。夏朝衰落时，褒国的神化为两条龙，在王庭中与君王交合，并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位君主。’夏朝占卜杀它们，或者赶走它们，或者留下它们，都没有吉兆；占卜请求取它们的唾液并收藏起来是吉兆。到了周厉王末年，打开观看；唾液流在庭院里，无法清除。君王让妇女不戴头巾而大声喧哗，唾液化为黑色的乌龟，进入王府。王府中尚未行过笄礼的童妾遇到了它；等到成年行过笄礼后怀孕，在周宣王时生下孩子。没有丈夫却生育，所以害怕而丢弃她。制作弧弓和箭袋的人正在路上被杀，这对夫妇怜悯她夜间啼哭，就收养了她，逃到褒国。褒国人褒姒因有官司，而用女儿进入王室，君王于是安置了她；并宠幸这个女子，使她成为王后，并生下了伯服。”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苏辙的《古史》都采纳了这篇文章并收录。我按：神有气息而没有形体，龙是有形体的事物，神怎么能化为龙呢？唾液在匣中千年而不变化，为什么一喧哗就立刻变成乌龟呢？况且童妾尚未行过笄礼就遇到乌龟，成年后才怀孕，怎么知道怀孕是因为乌龟呢？周厉王以后，历经共和十四年，周宣王四十六年，总共六十年，周幽王才即位；如果褒姒生于周宣王初年，那么到周幽王时已经老了；如果生于周宣王末年，那就是童妾受孕四十多年后才生下孩子。其荒唐到了这种地步，而司马迁、苏辙都相信它，这也太奇怪了！只有《晋语》所说的，道理上或许存在；但也不敢断定确实如此。所以列为存疑参考；而不收录《郑语》的说法。说法详见后文《伯服条》下，以及前文《穆王篇》中。
【补遗】“周幽王举行大室之盟，戎狄背叛了他。”（《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戎人围困犬丘的世父，世父（这两个字疑似衍文）抗击他们，被戎人俘虏。一年多后，世父又回来了。”（《史记·秦本纪》）
△戎人围困犬丘的年份
按：犬丘之围，就是《左传》所说的“戎狄背叛”之事。《史记》认为是秦襄公二年，即周幽王六年。所以将它排在这里。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发生日食。”（《诗经·小雅》）
△《十月之交》日食的年份
按：历法家推算这首诗中的日食在周幽王六年。所以将它排在围困犬丘之后。
“皇父是卿士，番是司徒，家伯是冢宰，仲允是膳夫，{取木}子是内史，蹶是趣马，〇禹是师氏；宠爱的妻子煽动祸乱正得势。”（同上）
“皇父非常圣明，在向阳建都；选择三位办事人员，〇侯多藏；不〇遗漏一位老人，让他守护我们的君王；选择有车马的人，去居住在向阳。”（同上）
△郑玄认为《十月之交》是讽刺周厉王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首诗，《卫序》认为是讽刺周幽王，《郑笺》认为是讽刺周厉王。郑玄说：“《节彼南山》讽刺太师尹氏不公；这首诗讥讽皇父专横。《正月》憎恶褒姒灭亡周朝；这首诗痛恨宠妻煽动祸乱，而且周幽王时的司徒是郑桓公友，不是这首诗中所说的番。”我按：“宠妻煽动祸乱”与《大雅·瞻卬》篇中“哲妇倾城”意思相同，就是指褒姒而言，不能分为两个人。况且十月日食与历法相符，河流沸腾山崩与《周语》相符，那么在周幽王时代是明确的。郑桓公担任司徒，据《郑语》在周幽王八年，八年以前当然不妨碍由他人担任。所以现在遵从《序》，将其排在周幽王时期。只是没有提到太师尹氏，不清楚其原因。难道
师尹在幽王之初与？说已见前《师尹条》下。
【备览】“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遂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
译师尹是在周幽王初年任职的吗？这一说法已在前文《师尹条》下论述过了。
【备览】“褒姒不喜欢笑。周幽王想让她笑，用尽了各种方法，所以她还是不笑。周幽王设置了烽火台和大鼓——如果有敌人入侵就点燃烽火——诸侯全都赶到；到了之后却没有敌人：褒姒这才大笑起来。周幽王很高兴，多次点燃烽火。后来人们不再相信，诸侯也就越来越不来了。”（《史记·周本纪》）
【存参】“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郑语》）
△《十月篇》无虢石父
按：《十月》诗所刺助虐之臣七人，无虢石父。岂石父与七人不同时与？抑《国语》称其字而《诗》称其名与？要之，《国语》本难尽信。姑列之於存参。
“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诗大雅》）
【存参】“褒姒有宠，生伯服；於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晋语》）
△立伯服事可疑
按：伯服，字也；太子名之，伯服何以字之？况王之幼子亦不应字以伯也。此事不见於他传记，即《周语》亦无之，独《晋》、《郑》二语史苏、史伯之言有是。然观所载二子之言，荒诞殊甚；伊尹、胶鬲之事既诬，安见此文之独为可信也！大抵西周之亡，载籍缺略，其流传失实，以致沿讹踵谬者，盖亦有之；撰《国语》者闻有此说，遂从而采之耳。又按：《左传》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杜氏《集解》以“携王”为伯服。考《竹书纪年》云：“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则携王乃余臣，非伯服也。事固有在疑似之间，而揣度言之致失其真者，安知《晋语》之不亦类是也！故与伐褒之文均列之於存参。说并见後条下。
△《小弁》未必为平王诗
卫宏《毛诗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据也。”余按：赵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曰何辜于天’！亲亲而悲怨之词也。”王充《论衡》亦云：“伯奇放流，首▯早白：《诗》云：‘维忧用老。’”是此篇在汉以前，齐、鲁诸家说《诗》者皆以为伯奇，不以为平王也。且玩通篇语意，亦未见其果为王世子者，固未敢决以为伯奇，即何容遂断以为平王也，朱子之言，深得古人慎重缺疑之意。故今不录此诗。
△朱熹以《白华》为申后诗之非
《诗序》又云：“《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朱子《诗序辨说》云：“‘幽后’，字误，当为申后刺幽王也。‘下国化之’以下，皆衍说耳。”余玩此序词意，似以此诗之所称者乃下国之人以妾为妻耳；但下国之所以如是，由於褒姒干後而人效之，故推其本而以为刺幽后；非谓诗所言即申后事也。且诗中“樵彼桑薪，▯烘于▯甚”等语，皆似里巷人之言，不类王后语气，故《序》以下国之人当之。但《诗序》之僻，好以诗为“刺王”：不论何人何事务委曲而归其故於王，此其所蔽耳。朱子反据首三句为说，而以“下国化之”云云为衍说，失《序》之本意矣。朱子於《小弁篇序》之明指为宜臼者犹不敢必其果然，况此序初未明指为申后，又安得遽以为申后作乎！大抵《诗序》之说揣度附会者多，朱子所驳深中其病；然亦间有误会《序》意而反失其实者。故今不录此诗。
“降丧饯馑，斩伐四国。”（《诗小雅》）
“癫我饥馑，民卒流亡。”（《诗大雅》）
△周亡由於饥馑
按：饥馑之患，衰世为多，而盛世亦往往有之。但盛世政事清明，上下一体，而民亦有储积以备不虞，故不足为大患。衰世政事废弛，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亦多▯於逸乐，不知虑远，故遇荒岁即不免於流亡。百姓既无固志？是以戎得乘其弊而攻之。善乎秦针之言曰：“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是知骊山之祸固因於幽王失政，亦因於饥馑流亡。故录此诗以著幽王失国之由。
“邦君诸侯，莫肯朝夕。”（《诗小雅》）
“今也日蹙国百里。”（《诗大雅》）
△周之衰微由来者渐
世皆谓申侯启戎，戎遂克周，杀幽王骊山下。夫周之王畿号为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险，关
译【存参】“虢石父，是进谗言、阿谀奉承、巧言令色的人，却立他为卿士。”（《郑语》）
△《十月篇》中没有虢石父
按：《十月》这首诗所讽刺的助纣为虐的臣子有七人，其中没有虢石父。难道石父与这七人不是同一时期的人吗？还是《国语》称他的字而《诗经》称他的名呢？总之，《国语》本来难以完全相信。暂且把它列在存疑参考项下。
“那位可憎的哲妇，像枭鸟和鸱鸟一样。妇人长着长舌头，是祸乱的阶梯。祸乱不是从天上降下的，而是由妇人产生的！”（《诗·大雅》）
【存参】“褒姒得到宠爱，生了伯服；于是她与虢石甫勾结，驱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为太子。”（《晋语》）
△立伯服之事可疑
按：伯服，是字；太子是用名来称呼的，伯服为什么用字来称呼呢？况且王的幼子也不应该用“伯”来作字。这件事在其他传记中没有记载，即使《周语》也没有，只有《晋语》、《郑语》中史苏、史伯的话里有这个说法。然而看所载这两人的话，荒诞得很；伊尹、胶鬲的事情既然是诬蔑，怎么见得这篇文章就特别可信呢！大概西周的灭亡，典籍记载缺略，流传中失实，导致沿袭错误、踵事增谬的，大概也有；撰写《国语》的人听到有这个说法，就从而采录罢了。又按：《左传》称“携王违背天命，诸侯废黜了他”，杜预《集解》认为“携王”是伯服。考察《竹书纪年》说：“虢公翰在携地立王子余臣为王。”那么携王是余臣，不是伯服。事情本来就有在疑似之间，而凭揣度言说导致失去真相的，怎么知道《晋语》不也是这类情况呢！所以把它与伐褒的文字都列在存疑参考项下。说法并见后条下。
△《小弁》未必是平王的诗
卫宏《毛诗序》说：“《小弁》，讽刺幽王；是太子的师傅作的。”朱熹《诗序辨说》说：“这首诗明白地是放逐之子所作无疑，但没有证据表明一定是宜臼。《序》又认为是宜臼的师傅所作，尤其不知道依据什么。”我按：赵岐《孟子注》说：“伯奇是仁人，父亲虐待他，所以作《小弁》这首诗，说‘何辜于天’！是亲近亲人而悲怨的词。”王充《论衡》也说：“伯奇被放逐，头发早早变白：《诗经》说：‘维忧用老。’”可见这篇在汉代以前，齐、鲁等家说《诗》的人都认为是伯奇，不认为是平王。而且玩味全篇语意，也没有见到它果然是王世子的样子，固然不敢决断认为是伯奇，又怎么容得下就断定为平王呢，朱熹的话，深得古人慎重存疑的意思。所以现在不收录这首诗。
△朱熹以《白华》为申后诗是错误的
《诗序》又说：“《白华》，周人讽刺幽后。幽王娶申女为后，又得到褒姒而废黜申后，所以下国效仿他，以妾为妻，以庶子代替宗子，而王不能治理，周人为此作了这首诗。”朱熹《诗序辨说》说：“‘幽后’，字错了，应当是申后讽刺幽王。‘下国化之’以下，都是衍生的解说罢了。”我玩味此序词意，似乎认为这首诗所称的是下国之人以妾为妻；但下国之所以这样，是由于褒姒干预后宫而人们效仿，所以推究其本源而认为是讽刺幽后；不是说诗所言就是申后的事。而且诗中“樵彼桑薪，烘于甚”等语，都像是里巷之人的话，不像王后的语气，所以《序》用下国之人来对应。但《诗序》的偏颇，喜欢把诗当作“讽刺王”：不论何人何事都委曲归咎于王，这是它的弊病。朱熹反而依据前三句来说，而把“下国化之”等语当作衍说，失去了《序》的本意了。朱熹对于《小弁篇序》中明指为宜臼的尚且不敢断定果然如此，何况此序起初并未明指为申后，又怎么能够遽然认为是申后作的呢！大概《诗序》的说法揣度附会的多，朱熹所驳深中其病；然而也有间或误会《序》意而反失其真的。所以现在不收录这首诗。
“降下丧乱饥馑，斩杀征伐四国。”（《诗·小雅》）
“使我饥馑，百姓最终流亡。”（《诗·大雅》）
△周亡由于饥馑
按：饥馑的祸患，衰世为多，而盛世也往往有。但盛世政事清明，上下一体，而百姓也有储积以备不测，所以不足以成为大患。衰世政事废弛，上下之情不通，而百姓也多沉溺于逸乐，不知虑远，所以遇到荒年就不免流亡。百姓既然没有坚定的意志，所以戎狄得以乘其弊而攻击。秦针的话说得好：“国家无道而年谷和熟，是天助它。”由此可知骊山之祸固然由于幽王失政，也由于饥馑流亡。所以收录此诗以彰显幽王失国的原因。
“邦君诸侯，不肯早晚朝见。”（《诗·小雅》）
“现在每天国土缩减百里。”（《诗·大雅》）
△周之衰微由来已久
世人都说申侯引戎狄入侵，戎狄于是攻克周，在骊山下杀死幽王。周的王畿号称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险，关
东诸侯皆堪徵调；戎虽强大，岂能一旦而遂破之！盖其来有渐矣。观《雨无正》之二章，则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观《召▯》之卒章，则戎之蚕食亦非一日矣。周已衰微不振，是以戎得一举而灭之。但《尚书》无宣、幽之篇，而传记复多缺轶，无从考其详耳。故今采此二篇之文以补其缺。
译东方的诸侯都可以征召调遣；戎人虽然强大，难道能一下子就把他们击破吗！这是因为他们的入侵是逐渐形成的。看《雨无正》的第二章，就知道诸侯本来就已经有很多不到位的了。看《召旻》的末章，就知道戎人蚕食周室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周朝已经衰微不振，所以戎人得以一举将其灭亡。只是《尚书》中没有宣王、幽王的篇章，而传记又多有缺失散佚，无法考证其详细情况罢了。所以现在选取这两篇的文字来弥补这一缺失。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郑语》）
“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周语》）
【备览】“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於是诸侯乃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於ず邑。”（《史记周本纪》）
△辨申侯召戎灭周之说
《晋语》，史苏云：“王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郑语》：史伯云：“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史记周本纪》云：“王废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余按：此事揆诸人情，征诸时势，皆不宜有。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於戎！黄与弦之附齐也，其国在楚东北，然楚灭之，齐桓犹不能救，远近之势然也。王师伐申，岂戎所能救乎！陉庭之启曲沃以伐翼也，蔡之召吴与伐楚也，其地皆相邻接，故曲沃吴得以因之。申与戎相距数千里，而中隔之以周，申安能启戎；戎之力果能灭周，亦何藉于申之召乎！申之南，荆也。当宣王时，荆已强盛为患，故封申伯于申以塞其冲。周衰，申益微赐；观《扬水》之篇，申且仰王师以戍之。当幽王时申畏荆自保之不暇，何暇反谋王室！且申何不近附于荆以抗周，而乃远附于戎也？晋献公欲立奚齐，使人杀重耳、夷吾，重耳奔狄，夷吾奔粱，献公未尝必求而杀之也。楚平王信谗，欲杀太子建，建奔郑；楚之强可以求建於郑，然平王亦竟听之。宜臼既逐，伯服得立，则亦已矣，幽王何故必欲杀其子而後甘心也？鲁子赤，齐甥也；襄仲反请於齐侯而杀之。邾捷▯、郑驷丝，晋甥也；文公卒，邾人立ㄑ且，子游卒，郑人立驷乞，晋虽伐之问之，卒亦不强其必从也。此其相与争者皆兄弟之属，其舅，大国盟主也，然犹如是；况宜臼之於王，父子也，申侯之於王，君臣也，王逐宜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西周之亡，《诗》、《书》无言及者，於经无可征矣。然《春秋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至《周语》述西周事众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变，动心骇目，不应皆无一言纪之，而反旁见於《晋》、《郑》之语，史苏、史伯追述逆料之言。且所截二人之言，荒缪亦多矣。伊尹，圣人也，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胶鬲，贤人也，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诬矣！褒君也而化龙，龙▯也而化鼋，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数十年，又妄矣：吾闻以一隅反三隅者，未闻三隅不足以反一隅者，此言之非实亦明矣。若之何《史记》遂据追述逆料之语而纪之为实事也！盖吾尝读《大雅瞻▯》、《召▯》二篇，及《小雅》之《节南山》、《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所刺幽王失德群奸擅政之事正亦多端，不但褒姒一事已也；而周之患戎，其来亦久，穆王时尝征犬戎，宣王时犭严狁内侵至于泾阳，《出车》、《六月》等篇屡言之，至幽王时而周益衰，故戎益肆耳。《传》云：“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诗云：“今也日蹙国百里。”然则戎之灭周非一朝一夕之故。盖缘幽王昏纵淫暴，掊克在位，久矣失民之心，是以戎来侵伐而不能御；日渐蚕食，至十一年而遂灭；戎之力自足灭周，初不待於申侯之怒也。乃世之论者遂据此以为平王与於弑父；其
译“周幽王在位第八年，郑桓公担任司徒；第九年，王室开始动荡不安。”（《郑语》）
“第十一年，周幽王被杀，周朝于是东迁。”（《周语》）
【备览】“犬戎攻打周幽王。周幽王点燃烽火召集军队；军队没有到来。于是犬戎在骊山下杀死了周幽王。于是诸侯们共同拥立原来的周幽王太子宜臼，这就是周平王，以奉持周朝的祭祀。周平王即位后，向东迁都到洛邑。”（《史记·周本纪》）
△辨析申侯召引戎人灭亡周朝的说法
《晋语》中，史苏说：“周王驱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为太子；太子逃奔到申国。申国人、缯国人召引西戎来攻打周朝，周朝于是灭亡。”《郑语》中，史伯说：“周王想杀死太子来成全伯服，一定会向申国索要太子；申国人如果不给，周王必定攻打申国。如果攻打申国而缯国和西戎会合来攻打周朝，周朝就守不住了！”《史记·周本纪》说：“周王废黜申后，废掉太子。申侯愤怒，与缯国、西夷、犬戎攻打周幽王。周幽王点燃烽火，召集军队；军队没有到来。于是犬戎在骊山下杀死了周幽王，俘虏了褒姒，抢尽周朝的财宝后离去。于是诸侯们于是依靠申侯而共同拥立原来的周幽王太子宜臼，这就是周平王。”我按：这件事衡量人情，考察时势，都不应该有。申国在周朝东南方一千多里，而戎人在周朝西北方，相距遥远，申侯凭什么越过周朝去依附戎人！黄国和弦国依附齐国，它们的国土在楚国东北，然而楚国灭掉了它们，齐桓公尚且不能救援，这是远近形势使然。周王军队攻打申国，难道是戎人所能救援的吗！晋国陉庭开启曲沃来攻打翼城，蔡国召引吴国来攻打楚国，它们的土地都相邻接，所以曲沃和吴国得以凭借这一点。申国与戎人相距数千里，中间隔着周朝，申国怎么能开启戎人；戎人的力量如果真的能灭亡周朝，又何必借助申国的召引呢！申国的南面，是荆楚。在周宣王时，荆楚已经强盛成为祸患，所以封申伯于申地以堵塞其要冲。周朝衰微，申国更加微弱；看《扬水》这篇诗，申国还要仰仗周王军队来戍守。在周幽王时，申国畏惧荆楚，自保尚且来不及，哪有空闲反而谋划王室！况且申国为什么不就近依附荆楚来对抗周朝，却远远依附戎人呢！晋献公想立奚齐，派人杀重耳、夷吾，重耳逃奔狄国，夷吾逃奔梁国，晋献公并没有一定要抓到他们杀死才罢休。楚平王听信谗言，想杀太子建，太子建逃奔郑国；楚国强大可以向郑国索要太子建，然而楚平王也最终听任了。宜臼既被驱逐，伯服得以立为太子，也就罢了，周幽王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的儿子才甘心呢！鲁国的子赤，是齐国的外孙；襄仲向齐侯请求而杀死了他。邾国的捷〇、郑国的驷丝，是晋国的外孙；晋文公去世，邾国人立ㄑ且，子游去世，郑国人立驷乞，晋国虽然讨伐他们、责问他们，最终也没有强迫他们一定服从。这些相互争夺的都是兄弟之类，他们的外公，是大国盟主，尚且如此；何况宜臼对于周王，是父子关系，申侯对于周王，是君臣关系，周王驱逐宜臼，听任他罢了，申侯也不应该一定要帮助他的外孙来倾覆王室。君臣、父子，是天下的根本大法；文王、武王的时代不远，大义应当还有知道的人。何况晋文侯、卫武公，是当时的贤明诸侯，而郑武公、秦襄公也都是杰出的人物，宜臼作为儿子仇视父亲，申侯作为臣子攻打君主，最终弑杀君王而灭亡周朝，他们的罪过通天了，这几位贤明诸侯应当声张大义来讨伐他们；即使不这样，也应当另立周幽王的其他儿子或周宣王的其他儿子，为什么一定要就着无君之心的申侯而共同拥立无父之心的宜臼呢！西周的灭亡，《诗经》、《尚书》没有提及，在经书中没有可考证的依据。然而《春秋传》往往提及东迁时的事却不谈论这件事，至于《周语》叙述西周的事很多，也没有这件事，这是君臣父子的大变，惊心动魄，不应该都没有一句话记载，反而在《晋语》、《郑语》中旁见，是史苏、史伯追述逆料之言。况且这两人的言论，荒谬也很多。伊尹，是圣人，却认为他与妹喜勾结而灭亡夏朝，胶鬲，是贤人，却认为他与妲己勾结而灭亡殷商，这是诬蔑！褒君变成龙，龙变成鼋，童妾生下女儿，而怀孕长达数十年，这又荒诞了：我听说过以一隅反三隅的，没听说过三隅不足以反一隅的，这些话不真实也很明显了。为什么《史记》竟然根据追述逆料的话而记载为实事呢！大概我曾经读过《大雅》中的《瞻〇》、《召〇》两篇，以及《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所讽刺的周幽王失德、群奸擅政的事正也很多，不只是褒姒一事而已；而周朝遭受戎人的祸患，由来已久，周穆王时曾经征讨犬戎，周宣王时猃狁内侵直到泾阳，《出车》、《六月》等篇屡次提到，到周幽王时周朝更加衰微，所以戎人更加放肆。《传》说：“周幽王举行大室之盟，戎人、狄人背叛了他。”《诗》说：“如今每天缩减国土百里。”那么戎人灭亡周朝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大概因为周幽王昏庸放纵淫暴，聚敛刻薄的人在位，很久就失去了民心，所以戎人来侵伐而不能抵御；日渐蚕食，到第十一年就灭亡了；戎人的力量自足灭亡周朝，起初不等待申侯的愤怒。于是世上的议论者就据此认为周平王参与了弑父；其
戍申也，以为平王德其立己而忘不共戴天之仇，其亦过矣：且《晋语》、《郑语》但称西戎，《史记》分为西夷、犬戎二国而叠言之，亦非是。故今取《大雅》、《周语》之文及《郑语》篇终纪事之语次之，以著周亡之由；而於史苏、史伯所称者不采，於《史记》所述者删而存之，惧诬也。
译庚申年，有人认为是平王感激申侯拥立自己，从而忘记了不共戴天的仇恨，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况且《晋语》、《郑语》只称西戎，《史记》将西夷、犬戎分为两国并并列提及，也不正确。所以现在选取《大雅》、《周语》的文字以及《郑语》篇末记载史事的语句进行编排，以阐明周朝灭亡的原因；而对于史苏、史伯所提到的内容不予采纳，对于《史记》所述的内容则删减后保留，是担心造成歪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