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春秋传》；以至《庄》、《列》、《说苑》、谶纬之书无不采，未有一篇无所本者。然取所采之书与《家语》比而观之，则其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辞必浅陋，远不如其本书，甚或失其本来之旨，其为剿袭显而可按。而世不察，以为孔氏遗书，亦已惑矣！《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则是孔氏先世之书已亡，而此书出於後人所撰，显然可见。且《家语》在汉已显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学，岂容不见，而待肃之据之以驳己耶！此必毁郑氏之学者伪撰此书以为己证。其序文浅语夸，亦未必果出於肃，就令果出於肃，肃之学识亦不足为定论也。故今不见於经传而但见於《家语》者概不敢录，宁过而阙，不敢过而诬也。後并仿此。
译《春秋传》以及《庄子》、《列子》、《说苑》和谶纬之书，没有不采录的，没有一篇是没有出处的。然而将所采录的书与《家语》对比观看，那么其中增删改动的文字必定冗长软弱，言辞必定浅薄鄙陋，远远不如原书，甚至有时丧失了原本的旨意，其抄袭剽窃显而易见且可查考。但世人不明察，认为这是孔氏遗留的书，也太糊涂了！《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说：“不是现在所有的《家语》。”这说明孔氏先世的旧书已经亡佚，而这本书是后人撰写的，显然可见。况且《家语》在汉代已经显于世，列入《七略》，以郑康成的博学，怎么容得见不到，而要等到王肃依据它来驳斥自己呢！这一定是毁谤郑氏的学者伪造这本书来作为自己的证据。其序文浅显夸张，也未必确实出自王肃之手，即使确实出自王肃，王肃的学识也不足以作为定论。所以现在经传中没有见到而只在《家语》中见到的，一概不敢收录，宁可遗漏也不愿妄加诬蔑。后面也仿照这个原则。
“Τ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左传》襄公十年）
“高厚围臧纥於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於旅松。鄹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运之而复。”（《左传》襄公十七年）
按：鄹叔纥，《史记》作叔梁纥。《左传》近古而文义亦顺▯。鄹，鲁邑；叔，其字；纥，其名：犹云卫叔封、申叔时也。《史记》之文未知所本，当从《左传》称鄹叔纥为正。
△辨颜父商婿之说
《家语本姓解》云：“叔梁纥娶於鲁之施氏，生女九人，无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颜氏。颜父问三女（云云），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见於《戴记檀弓篇》，其称为颜氏女则本之於《史记孔子世家》；然他经传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谬不可累举，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载颜父之言，浅陋鄙俗，不复成语。遍览《春秋传》中，亦从未有因长疑婚，与女商婿者。其事其言皆非当日之所宜有，其为臆撰无疑。故今不录，虽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檀弓》、《世家》之谬详见後各条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
△孔子生年月日之考定
《公羊》、▯梁两传记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传》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与《▯梁》年同而月异。《史记孔子世家》则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传》者一年。余按：《春秋》后阝、费之堕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记》之年证之孔子所书而不合也。《鲁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鲁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记》之年即证之其所自为之书而亦不合也。故今从《春秋传》。鲁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则周灵王之二十年己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无闰月则十一日中不得复有庚子，故今从《▯梁》。周正之冬十月，则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记孔子生日之非
《孔庭纂要》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梁传》，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则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为二十二年生者，《史记世家》文耳；《世家》未尝言为十月庚子生也。以▯粱氏为不可信乎，则“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粱氏为可信乎，则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从《世家》改为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梁》之月日，方底圆盖，进退皆无所据。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为何说也！
△辨麟吐玉书之说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书於阙里，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为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麟虽瑞物亦胎生也；书者，人之所为，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为书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西狩获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时果有麟至，乃真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苍龙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语亦谬戾。此说至为无稽，而世亦或信之，嘻，其真可异也已！
△辩孔子形相之异
《史记》载郑人之言云：“孔子颡似尧，项似皋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韩诗外传》载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孔丛子》载苌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而《孝经钩命诀》又云：“孔乎牛唇，虎掌，龟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乐道之。余按：唐、虞之时未有土木之像，亦无有所
译“阳邑的人打开城门，诸侯的士人从城门出去，县邑的城门发动，鄹邑人纥撬开城门出去。”（《左传》襄公十年）
“高厚在防地包围臧纥。军队从阳关迎接臧孙，到达旅松。鄹叔纥、臧畴、臧贾率领三百甲士，夜间袭击齐军，将他们运走后又返回。”（《左传》襄公十七年）
按：鄹叔纥，《史记》写作叔梁纥。《左传》接近古意且文义也通顺。鄹，是鲁国的邑名；叔，是他的字；纥，是他的名：这就好比卫叔封、申叔时一样。《史记》的文字不知依据什么，应当以《左传》称鄹叔纥为正确。
△辨颜父商婿之说
《家语本姓解》说：“叔梁纥娶了鲁国施氏的女子，生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妾生了孟皮，脚有毛病。于是向颜氏求婚。颜父问三个女儿（等等），两个女儿没有回答；征在进前说：‘听从父亲的安排，还有什么可问的呢！’于是就把她嫁给了叔梁纥。”我按：孔子母亲的名字见于《礼记檀弓篇》，她被称为颜氏女则是源自《史记孔子世家》；然而其他经传起初并没有这样说的。《檀弓》、《世家》的错误不可胜数，这篇文章难道可信吗！至于所载颜父的话，浅陋鄙俗，不成语句。遍览《春秋传》中，也从未有过因为长子而怀疑婚姻，与女儿商量女婿的事情。这件事和这些话都不是当时应有的，那是凭空捏造无疑。所以现在不收录，连姓名也空缺，以显示慎重。《檀弓》、《世家》的错误详见后文各条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出生。”（《谷梁传》襄公二十一年）
△孔子生年月日之考定
《公羊》、谷梁两传记载孔子出生都在襄公二十一年；而《公羊传》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出生。”与《谷梁传》年份相同而月份不同。《史记孔子世家》则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出生，比《春秋传》晚一年。我按：《春秋》后阝、费两邑被毁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这是《史记》的年份用孔子所写的书来验证也不符合。《鲁世家》及《年表》，孔子离开鲁国都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这是《史记》的年份即用他自己写的书来验证也不符合。所以现在遵从《春秋传》。鲁襄公二十一年，就是周灵王二十年己酉年。又按，《春秋》这一年“冬十月，庚辰朔，发生日食”，那么庚子就是十月的二十一日。既然没有闰月，那么十一月里就不可能再有庚子，所以现在遵从《谷梁传》。周历的冬十月，就是现在夏历的秋八月。
△《孔庭纂要》记孔子生日之非
《孔庭纂要》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出生；即现在的八月二十七日。”我按：“十月庚子”的文字源自《谷梁传》，在襄公二十一年，不是二十二年。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就是现在八月的二十一日。认为二十二年出生的，是《史记世家》的文字；《世家》未曾说是十月庚子出生的。认为谷梁氏不可信吗，那么“十月庚子”的文字就不必采用了。认为谷梁氏可信吗，那么本来就是二十一年出生的，怎么能又跟随《世家》改为二十二年！用《世家》的年份搭配《谷梁》的月日，方底圆盖，进退都没有依据。然而世人都相信它，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说法！
△辨麟吐玉书之说
伏侯《古今注》说：“孔子出生的夜晚，有两条苍龙从天上下来；有五位老人排列在庭院；有麒麟在阙里吐出玉书，说：‘水精之子，继承商、周而素王出现，所以苍龙绕室，五星降庭’（等等）。”我按：麒麟之所以为祥瑞，是因为它至仁，不是能通神而作怪的，麒麟口中怎么会有书呢！麒麟虽然是瑞物也是胎生的；书，是人所制作的，不是天地所能生成的，麒麟也不能自己写书，麒麟口中怎么会有书呢！西狩获麟，《春秋》记载了；孔子出生时如果有麒麟来到，那是真正的祥瑞吗？《春秋》为什么反而不记载呢！至于苍龙五星的降临，事情尤其荒唐；“水精之子”的说法，言语也谬误乖戾。这种说法最为无稽，而世人也有相信的，唉，这真奇怪啊！
△辩孔子形相之异
《史记》记载郑人的话说：“孔子额头像尧，颈项像皋陶，肩膀像子产，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韩诗外传》记载姑布子卿的话说：“孔子有尧的额头，舜的眼睛，禹的颈项，皋陶的嘴。”《孔丛子》记载苌宏的话说：“孔子河目隆额，是黄帝的形貌；修肱龟背，长九尺六寸，是成汤的容体。”而《孝经钩命诀》又说：“孔子牛唇，虎掌，龟脊，海口。”后世谈论孔子的人大多深信并乐于传述。我按：唐、虞之时没有土木塑像，也没有
谓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头目项喙之详，後人何由历历知之？且同一颡与目也，彼以为似黄帝，此以为似尧、舜；同一似禹也？彼以为身，此以为颈；同一似皋陶也，彼以为项，而此又以为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浅陋，至姑布子卿与苌宏之语尤不雅驯，明系秦、汉人之所为，有一言之类《论语》、《春秋传》者乎！其言尚非当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为当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拟圣人之形於尧、舜、禹、汤，妄加之，犹不免於诬；况拟之於牛虎，其侮圣人也孰甚焉！其为说尤不经，荐绅之所难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为影，据之以作像，甚矣其乐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曹交问曰：“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为之而已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固不在於形也。执形以求圣人，浅矣，况其伪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圣人之真。
译所谓影堂，从下至春秋时代已有七八百年，那些头、目、颈、嘴的细节，后人凭什么能一一清楚知道呢？况且同样是额头和眼睛，有人说像黄帝，有人说像尧、舜；同样是像禹，有人说像他的身躯，有人说像他的脖子；同样是像皋陶，有人说像他的脖子，又有人说像他的嘴；假使果真如此，也必定有一个是错的。《世家》的文本本来就多浅陋，至于姑布子卿与苌弘的对话尤其不雅驯，明显是秦汉之人所作，有一句类似《论语》、《春秋传》的吗！那些话尚且不是当时的话，却想相信那些形象是当时的形象，唉，也太愚蠢了！把圣人的形象比拟为尧、舜、禹、汤，胡乱添加，尚且不免于诬蔑；何况比拟为牛虎，那对圣人的侮辱还有谁比这更厉害呢！这种说法尤其不合常理，士大夫难以启齿，而后人却据此作为影堂的依据，凭此制作画像，他们乐于被人欺骗到了极点！孟子说：“（圣人）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呢！尧、舜与普通人是一样的。”曹交问：“我听说文王身高十尺，汤身高九尺。”孟子说：“何必在乎这个，只要去做就行了。”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本来就不在于形体。执着于形体来寻求圣人，太浅薄了，何况那些虚假的呢！所以一并删去，以保存圣人的真实面貌。
【备览】“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孔子世家》）
△辨《史记》孔子名字说
《孔子世家》云：“祷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余按：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於祷；又谓之因於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孔子父卒之年不可考
《家语》云：“孔子三岁而叔粱纥卒。”按《孔子世家》但云“丘生而叔梁纥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传闻犹异词，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见於经传，无可考。今阙之。
【备览】“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世家》）
△辨鲁君赐鲤之说
《家语》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余按：《家语》称伯鱼卒年五十，颜渊卒年三十有二，又称颜渊少孔子三十岁。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则伯鱼之卒当在颜渊卒後；而据《论语颜渊死章》，伯鱼之卒乃在颜渊卒前，是《家语》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则▯官之氏，赐鲤之说，亦安知其不出於附会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贱”，则年二十之时盖尚未仕，安能遂动国君而赐之鲤！故今并缺之。伯鱼卒年之误，详见後《考终篇颜渊条》下。
△《年谱》记“委吏、乘田”之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观其文若确有所传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岁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为何官。谓孔子为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无此理；谓孔子二十五年皆隐不仕，直待阳虎作乱之时方仕，尤无此事也。然而《年谐》竟不言者，《论语》、《孟子》、《春秋传》、《孔子世家》之所不载，《年谐》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年谐之初无所传，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为何年，《年谱》何由知之而载之乎？盖撰《年谐》者因见《家语》赐鲤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语》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贱。”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谓之少贱。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几人哉；官虽卑，禄足以自奉，岂容遽谓之贱乎！今移置之於後。
△《年谱》记孔母卒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四岁，圣母颜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见於经传；《世家》载之十七岁前而无年月；《年谱》以为二十四岁，亦臆断也。观孟懿子之事可知矣。古者男子以氏别，妇人以姓系。《世家》、《家语》皆称为颜氏女，虽不足据，然谓为颜氏之女，非谓女为颜氏也。颜非姓也，何以称焉？《年谱》乃谓之“颜氏夫人”：“夫人”之称或仍当代封号，谓之“颜氏”则不合。今并阙之。
△辨殡衢封墓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於五父之衢，问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陈氏浩驳之曰：“颜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圣人，人伦之至，岂有终母之世不寻求父葬之地，至母殡而犹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殡於衢路，必无室庐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为耳；圣人，礼法之宗主，而忍为之乎！此经杂出诸子所记，其间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余按《世家》载此事无年月，而在十七岁前，是以孔子为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预自命为“东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门人”乎？《年谱》盖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载之二十四岁之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至二十四岁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则十年之所学者何事乎？孔子为鲁司寇，不用，去而▯卫、宋、陈、蔡诸国，不得已焉耳，当二十四岁时何以预知其至是？孔子仅二十四，则门人长者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为孔子修墓。陈氏之辨是
译【备览】“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孔子世家》）
△辨《史记》关于孔子名字的解说
《孔子世家》说：“（孔子父亲）在尼丘山祈祷，得到了孔子，（孔子）生来头顶中间低四周高，所以因此取名叫丘，字仲尼。”我考察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依据孔子的名字而牵强附会的，不值得相信。况且既然说是因为祈祷而得子，又说因为头顶形状而命名，司马迁自己都没有确定的见解了。现在不予收录。
△孔子父亲去世的年份无法考证
《孔子家语》说：“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去世。”考察《孔子世家》只说“孔子出生后叔梁纥就死了”，并没有说哪一年。孔子出生的年份传闻尚且说法不一，何况父亲去世的年份呢！况且在经传中没有记载，无法考证。现在暂且空缺。
【备览】“孔子小时候，玩耍时常摆设祭祀用的礼器，演习礼仪。”（《孔子世家》）
△辨鲁君赐鲤鱼的说法
《孔子家语》说：“孔子十九岁时娶了宋国亓官氏的女子，过了一年生了伯鱼。伯鱼出生时，鲁昭公把鲤鱼赐给孔子；为了荣耀君主的赏赐，所以取名叫鲤，字伯鱼。”我考察认为：《家语》称伯鱼去世时五十岁，颜渊去世时三十二岁，又称颜渊比孔子小三十岁。如果孔子二十岁生了伯鱼，那么伯鱼去世应当在颜渊去世之后；但根据《论语·颜渊死章》，伯鱼去世却在颜渊去世之前，这说明《家语》记载的年龄不可信。既然年龄不可信，那么亓官氏的姓氏、赐鲤鱼的说法，又怎么知道不是出于牵强附会呢！况且孔子说“我小时候地位低下”，那么二十岁时大概还没有做官，怎么能轻易打动国君而赐给他鲤鱼呢！所以现在一并空缺。伯鱼去世年份的错误，详见后面《考终篇·颜渊条》下。
△《年谱》记载孔子担任“委吏、乘田”的年份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说：“二十岁担任委吏；二十一岁担任乘田吏。”看它的文字好像确实有所传闻才这样说的。然而从二十二岁以后长达二十五年，都不说孔子担任什么官职。说孔子担任乘田长达二十六年之久，既没有这个道理；说孔子二十五年都隐居不做官，直到阳虎作乱时才出仕，尤其没有这种事。然而《年谱》竟然不记载，是因为《论语》、《孟子》、《春秋传》、《孔子世家》都没有记载，《年谱》也无法知道罢了！那么《年谱》起初没有传闻依据，而这篇文章只是本于《孟子》就明摆着了。《孟子》既然没有说是什么年份，《年谱》凭什么知道并记载呢？大概是撰写《年谱》的人因为看到《家语》中赐鲤鱼的事，所以推测孔子已经做官，却不知道《家语》也是出于推测。孔子说：“我小时候地位低下。”如果二十岁就做官，就不能称为年少时地位低下。况且天下生来就是大夫的有几个人呢；官职虽然卑微，俸禄足以供养自己，哪里能立刻称为地位低下呢！现在把它移到后面。
△《年谱》记载孔子母亲去世的年份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说：“二十四岁，圣母颜氏夫人去世。”我考察认为：孔子母亲去世的年份在经传中没有记载；《世家》记载在十七岁之前但没有年月；《年谱》认为是二十四岁，也是主观臆断。从孟懿子的事就可以知道了。古代男子以氏来区别，妇女以姓来系属。《世家》、《家语》都称为颜氏女，虽然不足以作为确据，但说是颜氏的女儿，并不是说女儿姓颜。颜不是姓，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年谱》却称为“颜氏夫人”：“夫人”的称呼或许沿袭了当时的封号，称为“颜氏”则不合规范。现在一并空缺。
△辨殡于街衢、封土为墓的说法
《礼记·檀弓篇》说：“孔子年少时父亲去世，不知道父亲的墓地。把父亲停殡在五父之衢，向鄹地曼父的母亲询问，然后得以合葬在防地。说：‘古代埋葬不堆土成坟；现在我孔丘是东西南北奔走的人，不能没有标记！’于是堆土成坟，高四尺。孔子先返回。学生后来，雨下得很大，到了墓地，说：‘防地的坟墓崩塌了。’孔子流着泪说：‘我听说，古人不修整坟墓！’”陈氏浩驳斥说：“颜氏去世时，孔子已经成年很久了。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哪有直到母亲去世都不寻求父亲安葬的地方，到母亲停殡时还不知道父亲墓地的呢！况且母亲死后停殡在街衢，必定是没有房屋而死于道路不得已才这样做；圣人是礼法的宗主，怎么忍心这样做呢！这些记载混杂出自诸子所记，其中不能当作事实依据的很多。”我考察《世家》记载这件事没有年月，但在十七岁之前，是因为孔子还年幼。如果真的年幼，孔子怎么预先自称为“东西南北奔走的人”呢？又怎么会有“学生”呢？《年谱》大概也怀疑这一点：所以把合葬的事记载在二十四岁时。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到二十四岁还不知道父亲的墓地，那么十年所学的是什么事情呢？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不被任用，离开后周游卫、宋、陈、蔡各国，是不得已罢了，在二十四岁时怎么预先知道这一点呢？孔子才二十四岁，那么学生中年长的也不过十几岁，恐怕也不能为孔子修墓。陈氏的辨析是正确的。
也。然封墓之故与墓崩之说亦谬。《易》云：“上古不封不树。”是三代以来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葬处？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坚；一日之间遇雨而遽崩，尚可谓之墓乎！故今皆不录。
译罢了。然而关于封土成墓的缘由以及墓冢崩塌的说法，也是荒谬的。《易经》说：“上古时代不堆土成坟，也不种树做标记。”这说明夏、商、周三代以来都是堆土封墓的。如果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都不封土立冢，后人怎么能知道他们的葬身之处呢？堆土封墓并非从孔子开始，这是显而易见的。孔子以孝著称，封土必定坚实；如果一天之内因下雨就突然崩塌，还能称之为墓吗！所以如今都不予收录。
△辨衰▯与享之说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季氏享士，孔子与往，阳虎绌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礼，居丧者三年不饮酒食肉；小功纟思麻。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酒肉尚不可饮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轻丧尚不与人乐之，况重丧乎！孔子如是，不几贻笑於阳虎耶！《家语》亦觉其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谓阳虎吊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虽衰▯，亦欲与往，”以示不非阳虎之意，则其谬更甚焉。何则？虎吊而言享士，即失礼，其小焉者耳；衰▯而往，失礼大矣，以此答之，不亦亻真乎！且虎果失礼，不非之足矣，曷为而更甚之，是谄也；不往而伪告以欲往，是欺也。圣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录。
○初仕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
△《史记》言初仕之误
《世家》云：“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岂为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职”，二字亦误。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初仕之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虽无明据，然郯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为贫而仕，亦其时也。且能自通於国君，则非庶人可知。孔子之受职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篇》）
△助祭之年
《世家》不载此事。今按，入庙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鄹人之子”呼圣人，则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辨鲁庙欹器之说
《荀子》云：“孔子观於鲁桓公之庙（《韩诗外传》作“周庙”），有欹器焉，顾谓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於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词意，正与周庙金人之铭相类，皆似黄、老家言，以语於圣人之道则浅矣。且其事不类春秋时事，其语亦不类《论语》中语，必後人所▯。故今不录。
【附录】“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庙助祭之年未有明据，则此未知在其前与，抑在其後与。姑附次於此。
△辨齐景公▯鲁之说
《孔子世家》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舆晏婴▯鲁，景公问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称之，以为可以王云云。（《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略同》）余按：齐君如鲁，史未有不书者，而《春秋经传》皆无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当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岂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传》，是年齐侯疥，遂┲，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几，返於遄台，此何暇远涉於鲁境耶！且其辞甚浅陋，必战国策士之所伪▯。今不录。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後也，而灭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馀言，已见前《原始篇》，今不复举）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後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
译△辨析“衰绖”与“享士”的说法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母亲去世，他穿着丧服。季氏宴请士人，孔子也想去参加，阳虎拒绝他说：‘季氏宴请士人，并不是敢宴请您！’孔子因此退下。”我考察认为：按照礼制，居丧期间三年不饮酒吃肉；即使只是小功之丧，穿着细麻丧服，也不与人同乐。连酒肉尚且不可食用，何况敢接受大夫的宴请呢！轻丧尚且不与人同乐，何况重丧呢！孔子如果这样做，岂不是几乎要被阳虎嘲笑吗！《孔子家语》也察觉到这一说法的荒谬，又修改文字以曲解它，说阳虎吊唁孔子，告知他宴请士人的事，而孔子说：“我虽然穿着丧服，也想前往，”以此表示不责怪阳虎的意思，那它的荒谬就更严重了。为什么呢？阳虎吊唁却谈论宴请士人，就已经失礼，这还算小的；穿着丧服却前往赴宴，失礼就更大了，用这样的话来回答，不也太荒谬了吗！况且阳虎如果真的失礼，不责怪他就够了，何必做得更过分，这是谄媚；不去却假装说想去，这是欺骗。圣人一定不会这样。所以现在都不予收录。
○初次出仕
“孔子曾经担任过管理仓库的小吏，说：‘只要账目计算准确就行了！’曾经担任过管理畜牧的小吏，说：‘只要牛羊健壮成长就行了！’”（《孟子》）
△《史记》关于初次出仕记载的错误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曾经担任季氏的史官，计量公平。曾经担任司职吏，牲畜繁殖兴旺。”我考察认为：“委”与“季”，“吏”与“史”四个字字形相似，所以发生错误；后人又妄加了“氏”字。孔子难道是季氏的家臣吗！畜牧不能称为“司职”，这两个字也是错误的。
“郯子来鲁国朝见，鲁君与他宴饮。昭子问郯子，说：‘少皞氏以鸟名来命名官职，这是什么缘故？’郯子说：‘这是我的祖先，我知道其中的缘由。’孔子听说后，去拜见郯子并向他学习。随后告诉别人说：‘我听说，“天子失去官职，学问流散到四方蛮夷之地”，确实可信啊！’”（《左传》昭公十七年）
△初次出仕的年份
考察孔子初次出仕的年份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郯子来朝时，孔子二十八岁，因为贫困而出仕，也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能够直接通达国君，可知他不是普通百姓。孔子接受官职大概在此之前。所以把它排在“委吏乘田”之后。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有人说：‘谁说鄹地人的儿子懂得礼呢！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孔子听说后，说：‘这就是礼啊！’”（《论语·八佾篇》）
△助祭的年份
《史记·孔子世家》没有记载这件事。现在考察，进入太庙助祭，其地位高于委吏和乘田；用“鄹地人的儿子”来称呼圣人，可知他年纪还不高，地位还不尊贵。所以把它排在这里。
△辨析鲁国太庙欹器的说法
《荀子》记载：“孔子在鲁桓公的太庙参观（《韩诗外传》作‘周庙’），那里有一个欹器，孔子回头对弟子说，舀水注入其中。水适中时器身端正；水满了就翻倒；空着时就倾斜。孔子说：‘请问保持满盈有方法吗？’孔子说：‘聪明睿智，要用愚笨来保持（等等）。’”我考察认为：这个比喻取意新颖，警诫世人也很深切；但玩味其词句意思，正与周庙金人的铭文相类似，都像是黄老学派的言论，用来阐述圣人的道理则显得浅薄了。况且这件事不像春秋时期的时事，那些话语也不像《论语》中的语言，一定是后人所伪造的。所以现在不予收录。
【附录】“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没来，齐景公要杀他。孔子说：‘有志之士不忘记自己可能死于沟壑；勇士不忘记自己可能丧命。’”（《孟子》）“子产去世，孔子听说后，流泪说：‘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啊！’”（《左传》昭公二十年）
考察：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庙助祭的年份没有明确的证据，那么这两件事不知道是在助祭之前，还是在助祭之后。暂且附记在这里。
△辨析齐景公访问鲁国的说法
《孔子世家》记载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访问鲁国，景公向孔子询问秦穆公的事，孔子极力称赞他，认为他可以称王等等。（《齐世家》记载：“在鲁国郊外打猎，于是进入鲁国，与晏婴一起询问鲁国的礼制。”《年表》大致相同）我考察认为：齐君访问鲁国，史书没有不记载的，而《春秋经传》都没有记载。况且假使真有此事，孔子应当陈述周公阐明王道来告诉他，怎么能极力推崇秦穆公呢！又考察《左传》，这一年齐侯生了疥疮，于是生了恶疮，一年都没有痊愈，到十二月才稍微好转，然后在沛地打猎，不久，返回遄台，这哪有空远涉鲁国边境呢！况且那些言辞非常浅陋，一定是战国策士所伪造的。现在不予收录。
“鲁公从楚国回来，孟僖子生病不能主持礼仪，于是学习礼仪；凡是能精通礼仪的人都跟随他学习。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召集大夫说：‘礼，是人的主干。没有礼，就无法立足。我听说将来会有通达的人叫孔丘，是圣人的后代，却在宋国灭亡。（自此以下六十多字，已见于前《原始篇》，现在不再列举）臧孙纥有话说：‘圣人有明德的人如果不当世，他的后代一定有通达的人。’现在这个人将在孔丘身上体现吗？如果我得以善终，一定要把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托付给夫子，让他们侍奉他并学习礼仪，以此确定他们的地位。’所以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以师礼侍奉孔子。”
△孟僖於卒在孔子助祭後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孙ㄑ卒”。其明年，昭公孙齐，《世家》所谓“鲁乱而孔子▯齐”者也。孔子之助祭，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庙”之後。
△《史记》言懿子、敬叔学礼於孔子年十七时之谬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即“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余按：《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是以《史记》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非惟孔子之年未可为师，而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乎！近世学者动谓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驳之非是；今《史记》此言岂无所本者，而何以误也？特学者道听途说，不肯详考，故遂以汉儒为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阙里志》云（刚案：“云”字疑衍）《孔子年谱》亦载此事於十七岁；然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辨问礼老子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周问礼，见老子。老子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庄申韩列传》又云：“孔子▯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老子其犹龙耶？’”余按：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戴记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诸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诎诸黄帝以诎尧、舜；以黄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且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辩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为者？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藉令孔子果尝称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与门弟子必当再四言之，何以《论语》反不载其一言？“以德报怨”，《论语》辨之矣；此世俗所传老聃之说也。其说虽过，然犹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语之尤为不经也。孔子闻之，当如何而辟之，当如何而与门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称美之以为“犹龙”，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谓孔子称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中，不应▯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仅十三，亦不能从孔子▯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鲁，鲁亦无君之可请矣。诸侯之相朝会，容有在丧及幼稚者，彼为国之大事，不获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则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周，以学礼也，而独不念▯周之非礼乎！且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由是言之，谓敬叔从孔子▯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益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大其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犹之乎言兵者之以《阴符》▯之黄帝，《六韬》▯之太公也；犹之乎言医者之以《素问》、《灵枢》▯之於黄帝、岐伯也。是以
译孟僖子去世在孔子助祭之后
按：《春秋》昭公二十四年记载：“仲孙ㄑ（即孟僖子）去世。”第二年，昭公逃往齐国，这就是《世家》所说的“鲁国发生动乱而孔子前往齐国”的事情。孔子助祭，大概发生在这之前。所以把他排在“入庙”之后。
《史记》说懿子、敬叔在孔子十七岁时向他学礼是错误的
《孔子世家》说：“孔子十七岁时，孟僖子去世；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前往向他学习礼制。”我考察：《春秋传》中这段文字在昭公七年；从襄公二十二年依次推算，那么孔子到这一年正好十七岁，所以《史记》这样说。然而孟僖子去世实际上是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中只是因为在昭公七年孟僖子从楚国回来，病重不能主持礼仪，最终才提及这件事罢了。《世家》没有仔细考察，以为是本年发生的事，这是错误的。懿子和敬叔出生在昭公十二年（《杜注》说，“像是双胞胎”）；在昭公七年时，不仅孔子的年龄还不足以做老师，而且这两个人本来还没有出生，怎么会有学礼的事情呢！近世的学者动不动就说汉儒接近古代，他们的话一定有根据，后人驳斥他们是不对的；现在《史记》这话难道没有根据吗，为什么却错了呢？只是学者们道听途说，不肯详细考证，所以就把汉儒都当作可信的了。尤其可笑的是，《阙里志》说（刚案：“云”字可能是衍文）《孔子年谱》也把这件事记载在十七岁；那么编写《年谱》的人只是采集《史记》等诸子的文字编辑成书，而最初并没有别的传承，这是明显的。学者们却以《年谱》为依据，这真是多么缺乏思考啊！
辨明问礼于老子的说法
《史记·孔子世家》说：“南宫敬叔对鲁君说，请求让孔子前往周朝。鲁君给他一辆车，两匹马，一个童仆。前往周朝问礼，见到老子。老子送他时说：‘聪明深察而接近死亡的，是喜欢议论别人的人。博学善辩而危害自身的，是揭发别人恶行的人。’”《老庄申韩列传》又说：“孔子前往周朝，将要向老子问礼，老子说：‘你所说的，那些人和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有他们的言论还在罢了。我听说：‘好的商人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掉你的骄气与多欲，姿态神色与淫邪之志，这样就可以了！’孔子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至于龙，我不能知道它乘风而上天！老子大概就像龙吧？’”我考察：老聃的学说，经传中没有提及，只有《戴记·曾子问篇》中孔子论礼频繁提到他；然而也没有诡异的言论和异端之说，像世俗所传闻的那样。战国时期，杨朱、墨翟并起，都借古人来抬高自己的学说。儒者推崇孔子，主张杨氏学说的人就借老聃来贬低孔子；儒者推崇尧、舜，主张杨氏学说的人就借黄帝来贬低尧、舜；因为黄帝时期礼乐尚未兴盛，而老聃隐居于下位，他的行迹有近似杨氏的地方。现在《史记》所载老聃的话，都是杨朱的学说；其文风也类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的文风完全不同。况且孔子骄傲吗？多欲吗？有姿态神色与淫邪之志吗？深察而接近死亡且博学善辩而危害自身吗？老聃对孔子说这些话，想要做什么呢？由此说来，说老聃对孔子说了这些话，是荒谬的。孔子称述古代的贤人及当时的卿大夫，《论语》中记载得很详细；假如孔子真的称赞老聃到了这种程度，估计他对门弟子一定会反复提及，为什么《论语》反而一字不载呢？“以德报怨”，《论语》中已经辩驳过了；这是世俗所传老聃的学说。这种说法虽然过分，但还没有像“骨朽言在”这样的话那样特别荒诞不经。孔子听到这话，应当如何驳斥，应当如何与门弟子共同纠正，他肯反而称赞老聃说“犹龙”，来迷惑世人吗！由此说来，说孔子称赞老聃到了这种程度，是荒谬的。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才去世，敬叔在守丧期间，不应前往周朝。敬叔在昭公十二年出生，到这时年仅十三岁，也不能跟随孔子前往周朝。到第二年孔子已经不在鲁国，鲁国也没有可以请求的国君了。诸侯之间的朝会，容许有在守丧期间及年幼者参加，那是国家大事，不得已而为之；或者是依靠有相礼的人在。敬叔不能去就算了，不必让人相礼而前往。前往周朝，是为了学礼，却唯独不念及前往周朝是不合礼的吗！况且敬叔难道没有车马童仆吗，一定要等鲁君给他！由此说来，说敬叔跟随孔子前往周朝而鲁君给他车马，也是荒谬的。这大概是庄周、列子之徒因为相传有孔子与老聃论礼的事情，就从而增益附会，来贬低孔子而夸大自己的学说。《世家》没有仔细考察而错误地采纳，真是糊涂啊。《道德经》五千言，不知是谁所作，必定是杨朱之徒伪造的，就像言兵者把《阴符经》归于黄帝，《六韬》归于太公一样；就像言医者把《素问》、《灵枢》归于黄帝、岐伯一样。因此
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非黄、老，皆杨氏也，犹之乎不辟神农而辟许行也。如使其说果出老聃，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而独归罪於杨朱乎？秦、汉以降，其说益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於杨氏，遂有以杨、墨为已衰者，亦有尊黄、老之说而仍辟杨、墨者。扬子▯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盖皆不知世所传为黄、老之言者即“为我”之说也。自是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故今概不录其事与言，以绝後人之疑。
译孟子只驳斥杨朱、墨翟，却不驳斥黄帝、老子，这是因为当时宣扬黄帝、老子学说的人并非真正的黄帝、老子，其实都是杨朱一派，这就像不驳斥神农而只驳斥许行一样。假如他们的学说果真出自老聃，老聃生活在杨朱、墨翟之前，孟子为何反而没有一句话驳斥他，却唯独归罪于杨朱呢？秦汉以后，这种学说更加盛行，人们只知道这是黄帝、老子的学说，不再知道它源自杨朱，于是有人以为杨朱、墨翟的学说已经衰微，也有人尊崇黄帝、老子的学说却仍然驳斥杨朱、墨翟。扬雄说：“古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道路，孟子加以辞令驳斥，才使正道廓然清明。”大概他们都不知道世间所传为黄帝、老子的言论，其实就是杨朱“为我”的学说。从此儒者便舍弃杨朱，而将老聃视为异端的魁首，唉，真是冤枉啊！所以凡是谈论老聃的，只有《礼记》比较接近事实；然而老聃是否存在也无法确知。因此现在一概不收录他的事迹和言论，以断绝后人的疑惑。
△《家语》载问礼事尤谬
《家语观周篇》亦载问礼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颇增益，其语尤为纰缪。所载孔子言云：“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记曾子问篇》为近古，然所称述亦皆礼之繁文末节，──子贡所谓“识其小”者是也，──乌睹所谓“通礼乐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传以为老聃言者，《道德经》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论道德谬矣，──韩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谓德也。”──乌睹所谓“明道德之归”者哉！孔子学官於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孔子之学亦颇得诸四方考订之功。《诗》曰：“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太庙骏奔之人岂必皆尝闻道者乎！然则孔子即果▯周，因问礼於老聃以证鲁礼有无流传之误，此亦寻常事耳，谓足供圣人之采择则可矣，岛有以为己师而往从之者哉！韩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於其口，而又笔之於其书。”此言正为《家语》而发。呜呼，以异端攻吾道，胜不胜犹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而已，《家语》则载敬叔之言，全录《左传》孟僖子将死之语。夫此语僖子属其大夫则可，敬叔以▯周请於君，何必详叙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鲁，弟子益进”而巳，《家语》则云“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岂一见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时孔子年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语》一书本魏、晋间人杂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缀辑增益以成书者，其时方崇老、庄，故其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为孔子重者，其识又远出司马迁下，而文亦浅陋鄙弱，本不足较。然自宋以来，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没圣人之实，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为之辨。
△辨周庙金人之说
《观周篇》又云：“孔子入後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时然後言圣人之德恂恂便便；圣贤之戒言也，曰“讷”，曰“无易”，曰“玷不可为”，如是焉而已。三缄其口，则过於慎矣。孔子曰：“慎而无礼则葸。”推斯说也，必有缄默以取容，浮沉以处世者，不可以为训也。且周之太庙谁得而漫置之而漫铭之耶？其由来也必远，最近亦当在周初时；今其文乃似周末战国时人之语，何耶？而其所言“执雌守下”云云者，又皆与《道德经》之旨若合符焉，其为习黄、老之术者所▯甚明。故不录。
△《家语》载庄子▯言之非
《观周篇》又云：“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庄子》之《天运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庄子》一书特欲张大其荒诞之说，以言清净者之宗老聃也，故多▯为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为实然也。《家语》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谬矣！孔子年三十馀而▯周，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难行”耶！尚未历经列国，何得云“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语乃载之於《观周篇》中，疏矣！《庄子》一书乃异端之最无忌惮者；撰《家语》者自谓孔氏遗书，乃信庄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岂非孔子之罪人乎！呜呼，《庄》、《列》之书，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语》采之，斯无不信之矣，是误後人者《家语》也，非《庄》、《列》也。故余於《庄》、《列》异端之书不辨，亦不胜其辨；采於《家语》，
译《家语》记载孔子问礼之事尤其荒谬。
《家语·观周篇》也记载了问礼之事，大体依据《史记·孔子世家》而多有增补，其言辞尤为错误。书中记载孔子说：“我听说老聃博古通今，通晓礼乐的根源，明白道德的归宿，他就是我的老师；现在我将前往拜访他。”我按：谈论老聃的只有《礼记·曾子问篇》较为接近古意，然而其中所称述的也都是礼的繁文缛节，——也就是子贡所说的“只懂得细枝末节”——哪里能看到所谓“通晓礼乐根源”的样子呢？至于世俗所传认为是老聃所说的，就是《道德经》罢了，其中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又说：“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它论述道德是错误的，——韩愈说：“他们所道的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们所德的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哪里能看到所谓“明白道德归宿”的样子呢！孔子向郯子学习官制；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才校正了音乐。”孔子的学问也颇得益于四方考证之功。《诗经》说：“古人有言，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太庙中奔走服役的人难道一定都是曾经听闻大道的人吗！那么孔子即使真的去了周朝，因为向老聃问礼来证实鲁国礼制有无流传的错误，这也只是寻常之事罢了，说足以供圣人采纳选择是可以的，哪有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而前去跟随他的道理呢！韩愈说：“老子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佛家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身为孔子的人习惯于听到这种说法，喜欢这种荒诞之谈而自我贬低，也说‘我的老师也曾拜他为师’罢了！不仅口头这样说，而且把它写进书里。”这话正是针对《家语》而发的。唉，用异端攻击我们的正道，胜负还难以预料；用我们儒家自己攻击我们的正道，那形势就必定没有不胜的，难怪异端日益兴盛而圣学日益衰微了！况且《世家》只说“敬叔对鲁君说，请求让孔子去周朝”而已，《家语》却记载敬叔的话，全文照录《左传》中孟僖子临终前的话。这话僖子嘱咐他的大夫是可以的，敬叔向国君请求去周朝，何必详细叙述孔子的祖先功德呢！《世家》只说“从周朝返回鲁国，弟子更加进步”而已，《家语》却说“从周朝返回鲁国，道更加尊贵了，弟子进步的大约有三千人。”孔子的道伟大啊，难道见一次老聃就能使之尊贵吗；而且那时孔子年仅三十五岁，弟子怎么就能达到三千人呢！《家语》这本书本是魏晋间人杂取诸子史书中关于孔子的事迹缀辑增补而成的，当时正崇尚老、庄，所以言辞如此，如果是借老聃来抬高孔子，那见识又远在司马迁之下，而且文辞也浅陋鄙弱，本来不值得比较。然而自宋代以来，儒者大多深信不疑，以至于掩盖了圣人的真实情况，实在不是小过失。所以我不能不为它辩明。
辨析周庙金人的说法
《观周篇》又说：“孔子进入后稷的庙，有金人，封住它的嘴并在它的背上刻铭文说：‘古代谨慎言语的人，要警惕啊，不要多言（等等）’。”我按：君子之道是时机到了才说话，圣人的品德是温和恭顺、言辞流畅；圣贤关于言语的告诫，说是“迟钝”，说是“不要轻易”，说是“玷污不可挽回”，像这样罢了。封住嘴三次，那就过于谨慎了。孔子说：“谨慎而没有礼就会畏缩。”推演这种说法，必定有沉默以取悦他人、随波逐流以处世的人，不可以作为准则。况且周的太庙谁敢随意放置金人并随意刻上铭文呢？它的来历必定久远，最近也应当在周初；现在它的文辞却像是周末战国时人的语言，为什么呢？而且它所讲的“执雌守下”等等，又都与《道德经》的主旨相吻合，显然是习练黄老之术的人所伪造，很明显。所以不收录。
《家语》记载庄子言论的错误
《观周篇》又说：“孔子见到老聃而问他，说：‘唉，道在当今难以实行了！我近来秉持道而现在委身以求当世的君主却不接受（等等）’。”我按：这段文字本于《庄子·天运篇》，采纳其意而改动了文字。不知道《庄子》一书特别想要夸大其荒诞的说法，以说明崇尚清净的人以老聃为宗师，所以多伪造为老聃的话；因为儒者尊崇孔子，所以又借孔子来尊崇老聃的话：都不是认为这是事实。《家语》却把它列在孔子的事迹中，荒谬啊！孔子三十多岁去周朝，还未到壮年，怎么能说“道难以实行”呢！还未经历各国，怎么能说“委身以求当世的君主却不接受”呢！《家语》把它记载在《观周篇》中，粗疏啊！《庄子》一书是异端中最无忌惮的；撰写《家语》的人自称是孔氏遗书，却相信庄周来贬低孔子而尊崇老聃，岂不是孔子的罪人吗！唉，《庄子》、《列子》的书，世上也有相信的人，但终究不相信的人本来很多；《家语》采纳了它们，这就没有不相信的了，这是误导后人的《家语》，不是《庄子》、《列子》。所以我对《庄子》、《列子》这类异端之书不辩驳，也辩驳不完；
△《年谱》记访乐问礼之年不可信
《年谱》云：“三十四岁，访乐於苌弘；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周；见老聃而问礼焉。”余按：《戴记曾子问篇》四言“闻诸老聃”，《乐记篇》言“闻诸苌弘”，孔子少时或尝▯周亦未可定。要之，自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况其年耶！鲁之去周千有馀里，是时孔子尚贫，治行亦大不易，既访乐於苌弘，何不即问礼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谱》於访乐则载《孔丛子》“河目隆颡”之语，於问礼则采《史记》“骨朽言在”之文，乃杨朱氏所撰以诋孔子者，尤君子所必辟也。然《年谱》皆载之，则《年谱》非孔氏遗书而为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录】“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
△“八佾”之言即为▯襄公事而发
朱子《论语集注》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余按：春秋之时，三桓之僭多矣，圣人何独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则此事即《传》所称“▯於襄公”之事无可疑者；但《论语》文简质，而此事乃当时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详也。此事《传》不详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记之。然《传》所追记者四事，而此事独在後，则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谓“孰不可忍”云者，正谓逐君之事亦所忍为。然则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将逐君，非徒恶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齐，据《世家》正在此年，但谓鲁乱而後▯齐；而玩此章语意，已有“乱邦不居”之心，则孔子之去鲁当即在此时，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圣人见几之哲。传记虽无明文，然幸此章犹存，而其详又备载於《左传》，可以深思详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齐”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称“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者，谓此类也。
○在齐
△辨为高张家臣之说
《世家》云：“孔子▯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观远臣，以其所主。”况於为之臣乎！百里奚，贤人耳，或谓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犹辞而辟之，况圣人而为小人之家臣以干时君乎！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若孔子果为家臣以通乎时君，则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贡之言一何谬与！且此篇前云“景公舆晏婴来▯鲁，问孔子（云云），景公说。”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为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谬也如此。此必无之事，故今不录。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
△“语乐”，“闻《韶》”非一事
《世家》云：“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盖因《论语》“子语鲁太师乐”之文而误。不可从。
△闻《韶》不必在初至齐之日
《说苑》云：“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将作！’”余按：乐之感人诚有如《说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齐数年矣，何时不可闻《韶》，不必初来之日▯会《韶》乐之作而後得闻之也。《韶》之作也，不在於庙朝，则在於乐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国之日，亦无由即入其庙朝官府而观其乐之理，而何趣驱之之有哉！此特想像臆度之词，虽无害於理，实未必然。故不录。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
译△《年谱》记载孔子访乐问礼的年份不可信
《年谱》说：“孔子三十四岁时，向苌弘请教音乐；三十五岁时，与南宫敬叔一同前往周地；见到老子并向他请教礼仪。”我考察认为：《礼记·曾子问》篇四次提到“听老聃所说”，《礼记·乐记》篇提到“听苌弘所说”，孔子年轻时或许也曾前往周地，这也无法确定。总之，从孔子担任司寇以后，他的年龄才大致可以考证；在此之前，他地位尚低，声望尚轻，弟子也还很少，他的事迹多出于后日的追记，其有无尚且无法取证，何况是具体的年份呢！鲁国距离周地有一千多里，那时孔子尚且贫困，准备行装也非常不易，既然已经向苌弘请教了音乐，为什么不顺便向老子请教礼仪，而要等到第二年再次前往呢！况且《年谱》在记载访乐时，采用了《孔丛子》中“河目隆颡”的说法，在记载问礼时，采用了《史记》中“骨朽言在”的文字，这些都是杨朱学派为了诋毁孔子而编造的，正是君子所必须驳斥的。然而《年谱》却都予以记载，这就明显说明《年谱》不是孔氏留下的遗书，而是后人妄自撰写的；至于其中的年月，又怎么能相信呢！所以现在都不采纳。
【附录】“将要为襄公举行祭祀，舞队有两人；那众多的人为季氏举行祭祀。”（《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评论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
△“八佾”的话是针对季氏为襄公祭祀一事而发的
朱熹《论语集注》说：“季氏作为大夫却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孔子说这件事他都忍心做，那么还有什么事不忍心做呢。”我考察认为：春秋时期，三桓的僭越行为很多，圣人为什么唯独对这一件事如此痛恨？那么这件事就是《左传》所称的“为襄公祭祀”一事，毫无疑问；只是《论语》文字简练质朴，而这件事是当时人所共知的，所以不必再详细记载。这件事《左传》没有详细记载其年月，只是因季氏驱逐昭公而追记的。然而《左传》追记的四件事中，这件事唯独排在最后，那么这件事大概就发生在这年；所谓“孰不可忍”的话，正是说驱逐君主这种事也忍心做。那么孔子已经预知季氏将要驱逐君主，不仅仅是厌恶他的僭越而已。孔子到齐国，根据《世家》记载正是在这一年，只是说鲁国发生动乱后才前往齐国；而玩味这一章的语意，已有“乱邦不居”的心思，那么孔子离开鲁国应当就在这个时候，不必等到昭公已经出逃之后。这是圣人洞察事端萌芽的智慧。传记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幸好这一章还保存着，而且其详情又完备地记载在《左传》中，可以深思详考而自得。所以我把它揭示出来，列在“在齐”之前，让人知道孟子所称的“可仕则仕，可止则止”，指的就是这类情况。
○在齐
△辨正孔子做高张家臣的说法
《世家》说：“孔子前往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想借此通达齐景公。”我考察认为：《春秋传》记载，高昭子名张，慰问鲁昭公时，称其为主君；他迎合齐景公的心意，辅佐孺子荼，最终被陈氏驱逐；他的不肖到了这种地步。孟子说：“观察远方的臣子，看他们所侍奉的主人。”何况是去做他们的家臣呢！百里奚，不过是贤人罢了，有人传说他喂牛来求取秦穆公的任用，孟子尚且辞谢并驳斥这种说法，何况圣人去做小人的家臣来求取当世君主的赏识呢！子禽问子贡说：“夫子到了这个国家，必定能听到那里的政事：是他求来的呢？还是别人给他的呢？”子贡说：“夫子是靠温良恭俭让得到的。”如果孔子真的做了家臣来通达当世君主，那么这不仅是求来的，而且是卑躬屈膝去求来的，子贡的话多么荒谬啊！况且这一篇前面说“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询问孔子（等等），景公很高兴。”如果真像所说的那样，孔子早就通达了景公、晏子了，又何必等到做高氏的家臣呢！其自相矛盾到了这种地步。这必定是没有的事，所以现在不收录。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说：‘没想到音乐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论语·述而篇》）
△“谈论音乐”，“听到《韶》乐”不是同一件事
《世家》说：“与齐国太师谈论音乐，听到了《韶》乐。”大概是因《论语》中“孔子与鲁国太师谈论音乐”的文字而误。不可采纳。
△听到《韶》乐不必在刚到齐国的那一天
《说苑》说：“孔子到达齐国郭门外，遇到一个婴儿，他目光精亮，心地纯正，行为端正。孔子说：‘快驱赶他，快驱赶他，《韶》乐将要演奏了！’”我考察认为：音乐感人确实有像《说苑》所说的那样，但孔子在齐国好几年了，什么时候不能听到《韶》乐，不必刚来的时候恰逢《韶》乐演奏而后才能听到。《韶》乐的演奏，不在宗庙朝廷，就在乐官的地方，孔子刚到别人国家的那一天，也没有理由立即进入其宗庙官府去观看其音乐的道理，又有什么快驱赶他的说法呢！这不过是想象臆测之词，虽然无害于理，但实际上未必如此。所以不收录。
“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景公说：‘好啊！确实，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
△辨齐景公问庙灾之说
《说苑》云：“周庙焚，齐景公问孔子曰：‘何庙也？’孔子对曰：‘必▯王（《左传》作僖王；僖，古迩作▯）庙也。▯王变文王之制，舆马奢侈，故天殃其庙。’左右入报曰：‘是▯王之庙也。’景公惊曰：‘圣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书并无▯王庙灾之文，《左传》所记▯王亦无变法奢侈之事，盖即《左传》哀公三年料鲁桓、僖庙灾一事而传之者误耳。《家语》以为两事而兼载之，则益误矣。世俗所重於圣人者皆此类事，而不知圣人之初无借於此也。况由鲁而之周，由陈而之齐，又以舆马之侈附会之，传闻之词尚足较乎！且此幸而犹有左传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误之书既亡，待谁得而辨其真伪也者；乌知其不皆类此也！故凡不见於经传者概不录。
△辨晏婴谮沮孔子之说
《世家》云：“景公将以尼溪之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张子厚云：“晏婴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婴，齐之贤大夫也，孔子之为圣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国，则晏子必无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犹当荐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为孔子不足贤耶，则齐大夫如黎Θ、粱邱据辈贪谀谲诈而窃禄者何限，婴何以悉不言而反靳之於孔子耶？以为孔子将夺己之权耶，则婴之在齐固无权，婴即不肖亦断不至是，婴何为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林放问礼之本，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岂“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者哉！伯鱼、颜渊之葬虽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类然，“破产厚葬”之讥为不伦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说、乞贷”云云，尤与儒者不类，况孔子耶！凡谮人者，虽非其实，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会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与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谮人者乎！《春秋传》中记晏子言多矣，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曰“先王之济五昧，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礼乐称先王以规当世之失，──《孟子》所记亦然，──非儒者而能为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独以儒为诟病，是今而非古，蔑礼而弃乐，不但所言皆与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与晏子平生之言见於《左传》、《孟子》者亦无一不相反，而岂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无有所谓“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者也，亦无有以是讥人者。自战国时淳於髡、慎到、庄周、颜触、张仪、苏秦之徒并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著者；其人虽非儒，然以其处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产厚葬”之讥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则此言出於战国时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浅陋，亦似战国、秦汉，绝不类《左传》、《孟子》所述者。《索隐》曰：“此说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异。”然则此文乃战国以後墨氏之徒之所伪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俭，故▯之，而撰《晏子》者又从而妄采之耳。彼司马迁固不足怪，子厚号为道学而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孙齐之时，四十年矣，次年以论彗星见於《传》，自是以後无闻焉；而彗星不书於《经》，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为本年之事，然则孔子至齐之时，晏子或犹存；若去齐之日，则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淅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孟子》）
△辨齐致廪丘之说
《说苑》云：“齐
译△辨齐景公问庙灾之说
《说苑》记载：“周朝宗庙发生火灾，齐景公问孔子说：‘是哪座庙呢？’孔子回答说：‘一定是〇王（《左传》作僖王；僖，古迩作〇）的庙。〇王改变了文王的制度，车马奢侈，所以上天降祸于他的庙。’左右的人进去报告说：‘正是〇王的庙。’景公惊讶地说：‘圣人的智慧不也太大了吗！’”我按：《春秋》所记载的并没有〇王庙灾的文字，《左传》所记录的〇王也没有变法奢侈的事情，大概是依据《左传》哀公三年料定鲁桓公、僖公庙灾一事而传述的人弄错了。《孔子家语》认为是两件事而兼载，那就更加错误了。世俗所看重的关于圣人的事都是这类，却不知道圣人起初并不借助于此。况且从鲁国到周，从陈国到齐，又用车马奢侈来附会，传闻的话还值得考较吗！况且这幸好还有《左传》的文字在，如果那些导致错误的原因的书已经亡佚，等待谁去辨别它的真伪呢；哪里知道不都是像这样的呢！所以凡是未见于经传的概不收录。
△辨晏婴谮沮孔子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景公打算把尼溪的田地封给孔子，晏婴进言说：‘那些儒者滑稽而不可遵循法度；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属；崇尚丧事而过度悲哀，破产厚葬，不可以成为风俗；游说乞贷，不可以治理国家。自大贤去世，周室已经衰微，礼乐缺失已有间隙。现在孔子盛饰容貌，繁复升降的礼仪，详尽趋走的节度，累世不能穷尽他的学问，当年不能穷究他的礼仪，君主想用它来改变齐国的风俗，不是用来先教化百姓的方法！’”张子厚说：“晏婴有智慧，却不知道仲尼，这是命运吗！”我按：晏婴是齐国的贤大夫，孔子成为圣人，晏子未必能知道，但如果他有益于人和国家，那么晏子必定没有不知道的；假如景公不用孔子，晏子还应当推荐他，何况景公自己想用孔子而晏子反而阻止他呢！况且晏子认为孔子不值得贤明吗，那么齐国大夫如黎Θ、粱邱据辈贪谀谲诈而窃取俸禄的人有多少，晏婴为什么全不说而反而苛责孔子呢？认为孔子将夺取自己的权力吗，那么晏婴在齐国本来就没有权力，晏婴即使不贤也断不至于这样，晏婴为什么阻止孔子呢！孔子说：“先进于礼乐，是野人；后进于礼乐，是君子；如果用他们，我就跟随先进。”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林放问礼的根本，说：“礼，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事，与其容易不如悲哀。”孔子难道是“盛饰容貌，繁复升降的礼仪，详尽趋走的节度”的人吗！伯鱼、颜渊的安葬虽然都是后来的事，但必定生平类似这样，“破产厚葬”的讥讽是不伦的！至于“滑稽、倨傲、游说、乞贷”等等，尤其与儒者不类，何况孔子呢！凡是谮毁别人的人，虽然不是事实，但必定取其近似的痕迹而附会，以取信于世主。现在晏子所说的，事事都与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此谮毁别人的人吗！《春秋传》中记载晏子的话多了，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说“先王之济五昧，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都是述礼乐称先王以规劝当世的过失，——《孟子》所记载的也是如此，——不是儒者而能说这样的话吗！现在这《世家》的文字独以儒为诟病，是今而非古，蔑视礼而抛弃乐，不但所说的都与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使与晏子平生之言见于《左传》、《孟子》的也无一不相反，而岂不奇怪吗！况且春秋之世本来没有所谓“滑稽、倨傲、游说、乞贷”的，也没有用这些讥讽人的。自战国时淳於髡、慎到、庄周、颜触、张仪、苏秦之徒并起，然后有以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著称的；那些人虽然不是儒，但因为他们处士，或有“儒”之者。而“破产厚葬”的讥讽也是自墨氏教行之后才有的。那么这话出于战国时人之口明显得很。而其文的浅陋，也似战国、秦汉，绝不类《左传》、《孟子》所叙述的。《索隐》说：“此说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异。”那么此文乃是战国以后墨氏之徒所伪撰以攻击我们儒者的，因为晏子之俭，所以〇之，而撰《晏子》的人又从而妄采之耳。那司马迁固然不足怪，子厚号称道学而也相信它为什么呢？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孙齐之时，四十年矣，次年以论彗星见于《传》，自是以后无闻焉；而彗星不书于《经》，其文又附于十二月之后，尚不敢必为本年之事，那么孔子至齐之时，晏子或犹存；若去齐之日，则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淅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于平仲也。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孟子》）
△辨齐致廪丘之说
《说苑》记载：“齐
景公致廪丘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禄。今说景公，未行而赐廪丘，其不知丘甚矣！’遂辞而行。”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禄养廉亦人君之正。景公与孔子邑，孔子辞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讥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见行可之仕”，言仅有行之机也，於卫灵公曰“际可之仕”，则全未尝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禄，於景公何辞焉？且其语殊浅陋，孔子既非说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称其谥。其为後人所▯，明甚。故不录。
译齐景公把廪丘封给孔子，孔子不接受，说：“君子凭借功劳接受俸禄。如今我游说景公，主张尚未实行就赏赐给我廪丘，他太不了解我了！”于是推辞并离开。我按：先恭敬地做事而后享受俸禄，这固然是君子的本心；制定俸禄以培养廉洁，也是君主应有的正道。景公把封邑赐给孔子，孔子推辞是可以的，但在景公方面本来并没有过错，孔子为什么要讥讽他并离开呢？孔子对季桓子说“看到有实行的可能才出仕”，意思是说仅有实行的契机；对卫灵公说“在交际中觉得可行才出仕”，那时完全未曾实行，然而孔子都接受了他们的俸禄，对景公又为什么要推辞呢？况且那段话特别浅薄鄙陋，孔子既然不是游说之士，景公也尚未去世，也不应当称他的谥号。这段文字是后人伪托的，非常明显。所以不予收录。
【存疑】“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论语微子篇》）
△“齐景公待孔子”语可疑
按：《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五十岁，其後复在位二十馀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伯，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偷，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渐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论】“孟子曰：‘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
△去齐之年
孔子之至齐，《世家》载之昭公之世，在为鲁司寇之前，而《春秋传》无之，其年无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是孔子自为司寇以後，去鲁，▯卫，过宋，以至乎陈，无由北行以至齐也。《春秋》，齐景公卒在鲁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陈、蔡之间，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鲁之後不复能有见齐景公之时，则孔子至齐之必在於为鲁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孙齐，国中无君，权臣擅命，正伯玉出近关，须无弃十乘之时，度孔子此时亦必不肯在鲁与季氏周旋。《世家》之说是也。其至齐之岁，前《将▯条》下己详言之。惟其去齐之岁未有明据；以理度之，孔子归鲁当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栖他国，迨定公立然後归鲁，均未可知。大抵自为司寇以前，传记多阙，事难臆断。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则在乎好学深思者之善悟也。
△《年谐》记三至齐之谬
《世家》，孔子止一至齐，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年谱》则三至齐：三十一岁景公遣使来聘，孔子▯齐，居齐者凡三岁；及三十六岁，又在齐闻《韶》而反乎鲁；明年复自齐归於鲁。说与《世家》大异。余按：《年谐》从《世家》，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其所云三十一岁者，谓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将有达者”，“将在孔丘”，将之为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时名犹未甚著，望犹未甚隆也。僖子本国之大夫，景公则异国之君也，僖子“苟能礼者从之”，景公则未尝有好礼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孙齐，二十一年鲁无事也，孔子不应无故而去，又不应将乱而忽归。以时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齐三年矣而不闻《韶》，又三年之後乃以闻《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齐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来，逾年而又遽往，又遽来，孔子何求於齐而仆仆若是乎？然则孔子至齐，《世家》之说近是。今从之。
○自齐反鲁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篇》）
△“为政”语之年
此语年月无可考。《集注》以为在定公初年，是时季氏专政。《集注》近是，今从之。
△谏用玉敛为仲粱怀事
《家语》云：“季平子卒，将以君之▯▯敛，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宝玉，是犹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传》，此乃季氏家臣仲粱怀事，而《家语》移之於孔子。呜呼，人即欲为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萤之火附之！人即欲为岱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即欲媚圣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孙武叔毁孔子，子贡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於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余谓圣人非但不可毁，亦并不可
译【存疑】“齐景公对待孔子，说：‘像对待季氏那样我做不到；打算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规格来对待他。’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了！’孔子于是离开。”（《论语·微子篇》）
△“齐景公对待孔子”这句话值得怀疑
按：《孟子》只说“离开齐国，淘米就走”，未曾说明原因；唯独《论语·微子篇》记载了齐景公的上述言论，然而考察当时的时势，却有不相符之处。孔子在鲁昭公时代尚未担任大夫，官位尚低，声望尚轻，景公并非能深知圣人的人，为何就想以上卿的规格来对待他，而说“像对待季氏那样我做不到”呢？景公当时年仅四五十岁，之后又在位二十多年，每年会盟诸侯，赏赐战士，与晋国争夺霸权，也不应当说“年老不能任用”啊。《微子》这一篇本就不是孔氏遗留的书，其中篇章残缺简断，言语多有不通顺之处，我不敢断定其必然可信。暂且把它放在“淘米就走”之后，以等待喜好古学的士人考证。
【附论】“孟子说：‘离开齐国，淘米就走，这是离开其他国家的做法。’”（《孟子》）
△离开齐国的年份
孔子到达齐国，《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是在鲁昭公时代，在担任鲁国司寇之前，而《春秋传》中没有记载，其年份无法考证。然而根据孟子所说“孔子在鲁国、卫国不被喜悦；遭遇宋国桓司马，将要拦截并杀害他，便改换服装经过宋国；这时孔子正遭遇困厄，寄居在司城贞子门下，成为陈侯周的臣子”，可知孔子自从担任司寇以后，离开鲁国，经过卫国，路过宋国，直到陈国，没有理由北行到达齐国。《春秋》记载，齐景公去世在鲁哀公五年，孔子当时正在陈国、蔡国之间，可见孔子自从以司寇身份离开鲁国之后，不再有拜见齐景公的机会，那么孔子到达齐国必定是在担任鲁国司寇之前，这是可以知道的。况且自从昭公逃往齐国后，鲁国国内没有君主，权臣擅自发号施令，正是叔孙武叔出奔近关，须无抛弃十辆战车的时候，推测孔子此时也必定不肯留在鲁国与季氏周旋。《世家》的说法是对的。他到达齐国的年份，在前面“将〇条”下已经详细论述了。只是他离开齐国的年份没有明确的证据；以情理推测，孔子回到鲁国应当在定公即位之后，或许到那时才离开齐国，或许先离开齐国又暂时寄居他国，等到定公即位后才回到鲁国，都难以确定。大致上，自从担任司寇以前，传记多有缺失，事情难以凭空臆断。暂且保留已知的情况如此；那些不可知的，则在于好学深思者的善于领悟了。
△《年谱》记载三次到齐国的谬误
《世家》记载，孔子只到齐国一次，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年谱》则记载三次到齐国：三十一岁时景公派遣使者来聘问，孔子到齐国，在齐国住了三年；等到三十六岁，又在齐国听到《韶》乐后返回鲁国；第二年又从齐国回到鲁国。说法与《世家》大不相同。我按：《年谱》依据《世家》，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那么它所说的三十一岁，指的是昭公二十一年。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才开始知道孔子，他说：“将有显达的人”，“将在孔丘”，“将”字表示有待于将来；这说明孔子此时名声还不显赫，声望还不高。孟僖子是本国的大夫，景公则是异国的君主，孟僖子说“如果能行礼的人就跟随他”，景公则未曾有喜好礼的名声，景公怎么能先于孟僖子就知道孔子并聘问他呢！昭公二十五年昭公逃往齐国，二十一年鲁国无事，孔子不应无故离开，也不应在将乱之时突然归来。以时间考察，确实不相符。孔子既在齐国三年却未听到《韶》乐，又三年之后才因为听到《韶》乐而特意前往，以情理推测，也不像。况且离开齐国已经三年了，又前往，又突然回来，过了一年又突然前往，又突然回来，孔子在齐国寻求什么而如此奔波呢？那么孔子到齐国，《世家》的说法比较正确。现在遵从它。
○从齐国返回鲁国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事？’孔子说：‘《尚书》说：孝顺啊，只有孝顺，友爱兄弟，推广到政事上，这也是参与政事，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事呢！’”（《论语·为政篇》）
△“为政”这句话的年份
这句话的年月无法考证。《集注》认为是在定公初年，这时季氏专权。《集注》的说法比较正确，现在遵从它。
△谏用玉敛为仲梁怀事
《家语》说：“季平子去世，将用君主的〇〇下葬，赠送珠玉。孔子刚担任中都宰，听说后，登阶劝阻说：‘送死却用宝玉，这就像把尸体暴露在中原一样，哪里用得着！’于是停止。”我按《左传》，这是季氏家臣仲梁怀的事，而《家语》把它移到了孔子身上。唉，人即使想为太阳增加光明，也何至于把萤火虫那样的火光附加给它！人即使想为泰山增加高度，也何至于把一撮土堆在它上面！人即使想谄媚圣人而掠夺他人的美德来增加他的德行，也何至于拿季氏家臣小小的可喜之事加在我们生民未有之孔子身上呢！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子贡说：“人即使想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多见其不知量罢了。”我说圣人不仅不可诋毁，也并不可
誉；人虽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为不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敛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为焉？又按：昭、定之间，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孔子又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撰《家语》者徒知止季氏▯▯之敛之为美，而不知无道则隐，不与鄙夫共事君者之尤为不可及也。盖凡《孔丛子》、《家语》之见类如此，其称圣人也小，而诬圣人也大。故皆不录。
译赞誉；人即使想要自我取媚，又能比日月增加什么呢！这不过是徒然表现出不自量力罢了。况且季平子的敛财自有他的家臣在负责，孔子并非他的家臣，急急忙忙地去做什么呢？又按：昭公、定公年间，季氏专权，孔子不做官，所以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事。”孔子又说：“不义而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编写《孔子家语》的人只知道阻止季氏无度敛财是美好的行为，却不知道在政治无道时隐居，不与鄙陋之人共同侍奉君主，这才是更加难以企及的。大概凡是《孔丛子》、《孔子家语》中这类记载，都是使圣人显得渺小，而诬蔑圣人的地方却很大。所以都不予收录。
△辨穿井获羊之说
《国语》云：“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罔▯两，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贲羊。’”《世家》采之，以为在定公五年。余按：《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获一土怪而并木石水之怪而详告之，是孔子好语怪也，不与《论语》之言相剌谬乎！桓子，鲁之上卿，获羊而诡语狗以试圣人，何异小儿之戏，此亦非桓子之所宜为也。且土果有羊怪，则当不止一见，如水之有龙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则古人何由识之？既数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馀年更不复有穿井而得羊者？岂怪至春秋之时而遂绝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国语》又有与吴使论骨事，《世家》亦载之於此年；而吴堕会稽，据左传乃在哀元年，谓其在此年，亦非是。说见後《主司城条》下。
【备览】“孔子不仕，返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世家》）
△退教弟子之年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阳虎作乱之後。其作乱年月与《左传》合；惟所云“桓子嬖臣仲梁怀”者，按《左传》怀乃平子旧臣，秉正以拒阳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独此数语为得圣人之实。盖乱人在朝，乃君子独善之时。故附次於此。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篇》）
【存疑】“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则住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阳货、阳虎似非一人
朱子《论语集注》云：“阳货，季氏家臣，名虎，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是阳货即阳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虽专政，未尝为大夫，正如季氏虽专鲁，亦未尝僭称鲁侯也，孟子岂得称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其奔齐也，书曰“得宝玉大弓”；而皆不书其名，其叛与奔亦略而不记，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纵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岂得遂以大夫之礼尊虎也哉！《孟子》一书盖亦成於其门人之手，淮、泗入江之误，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类是乎！又按：《论语》有阳货而无阳虎；《左氏传》有阳虎而无阳货。《传》记阳虎凡数十事，独无馈豚一事；《传》称阳虎凡百数十见，皆称为阳虎，未尝一称为阳货。则似乎货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传》称人好错举其名字谥号，如随会又称士会、范会，又称随季、士季，又称随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称屈巫，又称子灵；胥臣又称臼季，又称司空季子之类；独阳虎未尝一称阳货，则似乎“货”自货，非虎，“虎”自虎，非货也。《孟子书》称阳货者一，阳虎者一；其於“归豚”则称为阳货，与《论语》合，不称为阳虎也；其於“为富不仁”，则称为阳虎，与《春秋传》鲍文子之言合，亦不称为阳货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即货而货之即虎也哉？今若以货与虎为二人，则孟子之言了然分明，无可疑者。但经传皆无明证，未敢骤变旧说；而《论语》但云馈豚，亦不言其为大夫与否。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论语》後，以俟考焉。
△《年谱》记为宰及司空之年之谬
《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余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後，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
译△辨穿井获羊之说
《国语》记载：“季桓子挖井，挖出一个像土罐的东西，里面有只羊。他派人去问孔子说：‘我挖井却得到了狗，这是什么原因？’孔子回答说：‘据我所知，那是羊。我听说，木石中的怪异叫夔、罔两，水中的怪异叫龙、罔象，土中的怪异叫贲羊。’”《史记·孔子世家》采纳了这个说法，认为这件事发生在鲁定公五年。我考察后认为：《论语》说：“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如果真有这件事，孔子回答不知道就可以了，竟然因为得到一个土中的怪异，就把木、石、水中的怪异都详细告知，这是孔子喜欢谈论怪异吗？这与《论语》中的说法不是互相矛盾吗！季桓子是鲁国的高官，挖到羊却谎称是狗来试探圣人，这和小孩子开玩笑有什么区别，这也不是季桓子应该做的。况且土中真的有羊这种怪异，那么应当不止出现一次，就像水中有龙一样。如果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古人从哪里知道呢？如果多次发生过，为什么在这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再也没有挖井得到羊的情况？难道怪异到了春秋时期就断绝了吗？这真是可笑！所以今天不采纳这个说法。《国语》中还有与吴国使者讨论骨头的事，《世家》也记载在这一年；而吴国攻陷会稽，根据《左传》记载是在鲁哀公元年，说它在这一年，也是不对的。说法见后面《主司城条》下。
【备览】“孔子不做官，返回后修订《诗》、《书》、《礼》、《乐》。弟子越来越多，甚至从远方来，没有不接受教诲的。”（《孔子世家》）
△退教弟子之年
《世家》中的这段文字在鲁定公五年阳虎作乱之后。阳虎作乱的年月与《左传》相符；只是所说的“桓子宠臣仲梁怀”，根据《左传》，仲梁怀是季平子的旧臣，秉持正道来抗拒阳虎，《世家》所说的不对。只有这几句话符合圣人的实情。大概是因为乱臣在朝，正是君子独善其身的时候。所以附列在此。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货送给孔子一只蒸猪。孔子趁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在路上遇见了。阳货对孔子说：‘来！我跟你说话。’说：‘怀藏宝物而让国家迷乱，可以叫仁吗？’说：‘不可以。’‘喜欢做事却屡次错过时机，可以叫智吗？’说：‘不可以。’‘时光流逝，岁月不等人！’孔子说：‘好，我将要做官了！’”（《论语·阳货篇》）
【存疑】“阳货想见孔子，又讨厌无礼。大夫赐给士人东西，士人不能在家接受，就要去大夫门口拜谢。阳货趁孔子不在家时送给孔子蒸猪。孔子也趁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孟子》）
△阳货、阳虎似非一人
朱熹《论语集注》说：“阳货，季氏的家臣，名虎，曾经囚禁季桓子而独揽国政。”这是说阳货就是阳虎。阳虎是季氏的家臣，虽然专权，未曾成为大夫，正如季氏虽然专权鲁国，也未曾僭越称鲁侯一样，孟子怎么能称阳虎为大夫呢！《春秋》在记载阳虎叛乱时，写的是“盗窃宝玉大弓”；他逃奔齐国时，写的是“得到宝玉大弓”；而且都不写他的名字，他的叛乱和逃奔也简略不记，阳虎本人反而不如弓玉重要，这是为了深深贬斥他。即使阳虎妄自居为大夫，孔子怎么能就用大夫的礼节尊崇他呢！《孟子》一书大概也是由其门人所成，淮水、泗水入江的错误，前代儒者已经说过，怎么知道这段文字不也是类似的呢！又考察：《论语》中有阳货而没有阳虎；《左传》中有阳虎而没有阳货。《左传》记载阳虎的事有几十件，唯独没有送蒸猪一事；《左传》称阳虎有上百次，都称为阳虎，未曾一次称为阳货。那么似乎阳货是一人，阳虎是一人。《左传》称人喜好错举其名字谥号，如随会又称士会、范会，又称随季、士季，又称随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称屈巫，又称子灵；胥臣又称臼季，又称司空季子之类；唯独阳虎未曾一次称阳货，那么似乎“货”自是货，不是虎，“虎”自是虎，不是货。《孟子》称阳货一次，称阳虎一次；在“送蒸猪”一事上称为阳货，与《论语》相符，不称为阳虎；在“为富不仁”一事上称为阳虎，与《春秋传》鲍文子的话相符，也不称为阳货。后来的人怎么知道虎就是货而货就是虎呢？现在如果把货与虎看作两人，那么孟子的话就清楚明白，无可怀疑。只是经传都没有明确的证据，不敢贸然改变旧说；而《论语》只说送蒸猪，也没说他是大夫与否。所以现在把《孟子》的话列在《论语》之后，以等待考证。
△《年谱》记为宰及司空之年之谬
《世家》中有担任中都宰及司空的事，都在鲁定公九年之后。《孔子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说：“四十七岁，定公任命他为中都宰；四十八岁，升任司空。”我考察后认为：《年谱》所说的四十七岁，是鲁定公五年。这一年六月以前，权力在季平子手中；六月以后，权力在阳虎手中；定公怎么能任用孔子，孔子怎么能自行
其意乎哉！鲁之乱莫甚於阳虎时，是“天地闭，贤人隐”之日也，孔子於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何耶？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不能少改其德，可谓“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终不肯去鲁；及桓子受女乐，小於阳虎之恶多矣，乃不税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矣乎？盖撰《家语》者为《世家》所误而附会之以事，撰《年谱》者又为《家语》所误而并附会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谬也。故今皆不取。
译这大概是他的本意吧！鲁国的动乱没有比阳虎专权时更严重的了，那是“天地闭塞，贤人隐退”的时代。孔子在这个时候还担任过中都宰和司空，那么什么时候不可以出仕呢？可是《论语》中却有旁人问他“为何不从事政治”的疑问，这是为什么呢？阳虎威逼控制鲁国国君，三家卿大夫大多行为不义，孔子身为卿大夫的副职，却不能稍微改变他们的德行，可以说是在朝廷任职而道义无法施行，然而他最终却不肯离开鲁国；等到季桓子接受齐国赠送的女乐，这比阳虎的罪恶小得多了，孔子却不再整理冠冕便离开了，这难道不是轻重颠倒了吗？大概撰写《孔子家语》的人被《史记·孔子世家》误导而附会了这件事，撰写《孔子年谱》的人又被《孔子家语》误导而连带附会了年份，却不知道这样反而越增加越错误。所以现在都不采纳这些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