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於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後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於学官。”（《汉书艺文志》）
译《古文尚书》出自孔子旧宅墙壁之中。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拆毁孔子旧宅，想要扩建他的宫殿，从而得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总共几十篇，都是古文字写的。鲁共王前往进入那所宅院，听到鼓、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感到恐惧，就停止不再拆毁。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了这些书籍，用来对照今文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孔安国将书献上去。恰逢巫蛊之祸，未能列入学官传授。
按：二十九篇者，《尧典》（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皋陶谟》（今《益稷篇》在内）、《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三篇合为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在内）、《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并《序》为二十九篇，与《今文》篇数同，《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後或分为九篇，故《正义》谓之二十四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ぁ命》，《史记》所谓“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者是也。而今所传二十五篇，则有《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十有六篇，而无《汨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与汉儒所传篇目同，而《舜典》、《益稷》又皆自《尧典》、《皋陶谟》分出，非别有一篇。篇目既殊，篇数亦异，其非孔壁之书明甚。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称为十六篇，司马迁何以亦云十馀篇乎？盖撰《伪书》者闻有五十八篇之目（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盖分《盘庚》为三篇，《九共》为九篇，出《康王之诰》，而增河内女子之《伪泰誓》三篇也）。不知其详，故撰此二十五篇，而别出《舜典》、《益稷》二篇，以当其数。惜乎，学者之不察也！
△六证之二──东汉古文篇数
一，自东汉以後传《古文尚书》者，杜林、贾逵、马融、郑康成诸儒，历历可指，皆止二十九篇；并无今书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尝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宝爱之；每遭困厄，握抱叹息曰：‘古文之学将绝於此邪！’建武初，束归，征拜侍御史。至京师，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皆推服焉。济南徐兆始事卫宏，後皆更从林学。林以所得《尚书》示宏曰：‘林危厄西州时，常以为此道将绝也，何意东海卫宏、济南徐生，复得之邪！是道不坠於地矣！’”（《後汉纪》光武帝第八卷）
“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後汉书儒林传》）
“《尚书》十一卷（马融注）。《尚书》九卷（郑玄注）。《尚书》十一卷（王肃注）”，“後汉扶风杜林博《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沦亡略尽，是以杜林死守此书以传於後。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本纪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马、郑皆传杜林之书，而止二十九篇，然则非但《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为《古文》所无，即《大禹谟》等九篇亦非杜林、贾逵所传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经传历历惧全，何以杜林漆书无之，贾、马、郑诸儒皆不为之传注乎？然则二十五篇决非安国壁中之书明矣。
△六证之三──《伪书》文体
一，伪书所增二十五篇，较之马、郑旧传三十一篇文体迥异，显为後人所撰。
大禹谟与《皋陶谟不类；篇末誓词亦与《甘誓》不类。
《五子之歌》、《胤征》摭拾经传为多；其所自撰则皆浅陋不成文理。
《泰誓》三篇，誓也，与《汤誓》、《牧誓》、《费誓》皆不类。
《仲虺之诰》、《汤诰》、《武成》、《周官》，皆诰也，与《盘庚》、《大诰》、《多士》、《多方》皆不类。
《伊训》
译按：那二十九篇，包括《尧典》（现今的《舜典》中“慎徽五典”以下部分包含在内）、《皋陶谟》（现今的《益稷篇》包含在内）、《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三篇合为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〇》、《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〇》、《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包含在内）、《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总共二十八篇，加上《序》共为二十九篇，与《今文尚书》的篇数相同，这就是《史记》所说的“以今文读之”的那部书。另外那十六篇，即《舜典》、《汨作》、《九共》（后来有人将其分为九篇，所以《正义》称其为二十四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ぁ命》，这就是《史记》所说的“从孔安国家中，《逸书》得到十馀篇”的那部分。而现今所流传的二十五篇，则包括《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共十六篇，却没有《汨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这五篇；只有《舜典》等十一篇，与汉代儒生所传的篇目相同，而《舜典》、《益稷》又是从《尧典》、《皋陶谟》中分离出来的，并非另外独立的一篇。篇目既然不同，篇数也各异，这显然不是孔壁中出土的书。假如孔壁中果真多出这二十五篇，班固为何称其为十六篇，司马迁为何也说只有十馀篇呢？大概撰写《伪书》的人听说有五十八篇的目录（刘向《别录》说五十八篇，大概是把《盘庚》分为三篇，《九共》分为九篇，将《康王之诰》单独列出，并增加了河内女子所作的《伪泰誓》三篇）。他们不了解详情，所以编造了这二十五篇，并另外分出《舜典》、《益稷》两篇，以凑足篇数。可惜啊，学者们没有仔细考察！
△六证之二——东汉古文篇数
一，自东汉以后传授《古文尚书》的，杜林、贾逵、马融、郑康成等儒者，一个个都可以指明，都只有二十九篇；并没有现今这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曾经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珍视喜爱它；每当遭遇困厄，就抱着书叹息说：‘古文的学问将在这里断绝了吗！’建武初年，束归，被征召拜为侍御史。到了京师，河南郑兴、东海卫宏都推崇信服他。济南徐兆起初师从卫宏，后来都改从杜林学习。杜林把所得的《尚书》给卫宏看说：‘我在西州危难时，常以为这道统将要断绝了，哪里想到东海卫宏、济南徐生，又能得到它呢！这道统不会坠落于地了！’”（《後汉纪》光武帝第八卷）
“扶风杜林传授《古文尚书》。杜林同郡的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从此《古文尚书》便在世上显扬。”（《後汉书儒林传》）
“《尚书》十一卷（马融注）。《尚书》九卷（郑玄注）。《尚书》十一卷（王肃注）”，“後汉扶风杜林博通《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也为之注。然而他们所传的只有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
按：王莽末年，赤眉军焚掠，典籍几乎全部沦亡，因此杜林死守此书以传给后人。那二十九篇，就是《史记》所说的“以今文读之”，本纪、世家所引用的那部分。马融、郑玄都传授杜林的书，而只有二十九篇，那么不仅《仲虺之诰》等十六篇是《古文》所没有的，就连《大禹谟》等九篇也不是杜林、贾逵所传的《古文》了。如果二十五篇出自孔壁，经传都历历俱全，为什么杜林的漆书没有，贾逵、马融、郑玄等儒者都不为之作传注呢？那么二十五篇决不是孔安国家壁中之书是显而易见的。
△六证之三——《伪书》文体
一，伪书所增加的二十五篇，与马融、郑玄旧传的三十一篇文体迥然不同，显然是后人所撰。
《大禹谟》与《皋陶谟》不类似；篇末的誓词也与《甘誓》不类似。
《五子之歌》、《胤征》多抄袭经传；其自行撰写的部分则都浅陋不通文理。
《泰誓》三篇，是誓辞，与《汤誓》、《牧誓》、《费誓》都不类似。
《仲虺之诰》、《汤诰》、《武成》、《周官》，都是诰辞，与《盘庚》、《大诰》、《多士》、《多方》都不类似。
《伊训》
、《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皆训也，与《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无逸》、《立政》皆不类。
译《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都是训诫之文，与《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无逸》、《立政》都不相类似。
《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毕命》、《君牙》、《ぁ命》九篇，皆命也，与《顾命》、《文侯之命》皆不类。
按：《皋陶谟》高古谨严；《大禹谟》则平衍浅弱，《汤》、《牧》二誓和平简切；《泰誓》三篇则繁冗愤激，而章法亦杂乱。《盘庚》诸诰，诘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恳挚之意；《仲虺》三诰则皆浅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传记之文，较为近古，然亦杂乱无章。训在商者简劲切实，在周者则周详笃挚，迥然两体也，而各极其妙。《伊训》、《太甲》诸篇，在《肜日》、《戡黎》前数百馀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异矣；而《周书》之《旅獒》乃与《伊训》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於命词九篇，浅陋尤甚，较之《文侯之命》，犹且远出其下，况《顾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岂非因命词中无多事迹可叙，易於完局，故尔多为之乎？试取此二十五篇与三十一篇分而读之，合而较之，则黑白判然，无待辨者。无如世之学者自童子时即连属而读之，长遂不复分别，且多不知其孰为马、郑所传，孰为晋以後始出者，况欲其较量高下，分别真伪，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亦可叹也夫！
△六证之四──《史记》引《尚书》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记》所引甚多，并无今书二十五篇一语。
《五帝本纪》，《尧典》之文（《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全载。
《夏本纪》，《禹贡》、《皋陶谟》（《益稷》在内），《甘誓》之文全载。《伪书》之《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三篇，无载其一语者。
《殷本纪宋世家》，《汤誓》、《洪范》（今在《周书》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载。《微子》载其半。《盘庚》略载大意。《伪商书》凡十篇，无载其一语者。《汤诰》颇载有数十言，乃今《伪书》所无。
《周本纪鲁世家》，《牧誓》、《金▯》之文全载。《无逸》、《吕刑》、《费誓》皆载其半。《多士》、《顾命》（《康王之诰》在内）略载大意。《燕世家》之《君▯》，《卫世家》之《康诰》、《酒诰》、《梓材》，《秦本纪》之《秦誓》，皆略载大意。《伪周书》十二篇，无载其一语者。
按：《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史记》全载其文者十篇，载其半者四篇，略载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载者，《周书》六篇而已。盖此十四篇者，诰体为多，文词繁冗而罕涉於时事，故或摘其略而载之，或竟不载，从省文也。然所载者亦不可谓少矣。《伪书》二十五篇乃无一篇载者，何也？《皋陶谟》载矣，《大禹谟》何以反不载？《甘誓》、《汤誓》、《牧誓》皆载矣，《泰誓》何以独不载？《吕刑》，衰世之法，犹载之；《周官》，开国之制，而反不载。至於《武成》乃纪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以不载。然则司马氏之未尝见此书也明矣！夫迁既知有《古文》而从安国问故矣，何以不尽取而观之？安国既出二十八篇以示迁矣，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则此二十五篇之书不出於安国，显然易见。惜乎後儒之不思也！
△六证之五──《汉书律历志》引逸书
一，十六篇之文，《汉书律历志》尝引之，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
《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汉书律历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勹方>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勹方>生霸，粤六日甲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并同上）
“《尚书逸篇》二卷。”“《尚书逸篇》出於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隋书经籍志》）
按：《汉志》所引《伊训》、《武成》之文皆与今书《伊训》
译《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毕命》、《君牙》、《冏命》这九篇，都是“命”体，与《顾命》、《文侯之命》都不相类似。
按：《皋陶谟》高古严谨；《大禹谟》则平淡浅薄，《汤誓》、《牧誓》两篇平和简切；《泰誓》三篇则繁冗愤激，而且章法也杂乱。《盘庚》各篇诰辞，在诘屈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恳切真挚的意味；《仲虺之诰》三篇则都浅显平直。只有《武成》多摘取传记的文字，较为接近古意，然而也杂乱无章。训诫在商朝的简劲切实，在周朝的周详笃挚，截然不同，而各自达到极妙之处。《伊训》、《太甲》等篇，在《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前数百年，反而冗长泛泛、平淡软弱，本来就已经奇怪了；而《周书》中的《旅獒》竟然与《伊训》等篇如同出自一人之手，这是为什么呢？至于那九篇命辞，浅陋尤其严重，比起《文侯之命》，还远远在其之下，何况《顾命》呢！况且三十一篇中“命”体只有两篇，而二十五篇中“命”体却占了九篇，难道不是因为命辞中没有多少事迹可以叙述，容易收尾，所以多写了一些吗？试着将这二十五篇与三十一篇分开来读，合起来比较，那么黑白分明，无需辩说。无奈世上的学者从孩童时就连篇累牍地诵读，长大后就不再分别，而且大多不知道哪些是马融、郑玄所传的，哪些是晋代以后才出现的，何况要他们比较高下，辨别真伪，这必定是做不到的。这真是可叹啊！
△六证之四──《史记》引《尚书》
一，二十九篇的文字，《史记》所引用的很多，并没有今书二十五篇中的一句话。
《五帝本纪》，《尧典》的文字（《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全部记载。
《夏本纪》，《禹贡》、《皋陶谟》（《益稷》在内）、《甘誓》的文字全部记载。伪书的《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三篇，没有记载其中一句。
《殷本纪》《宋世家》，《汤誓》、《洪范》（现在在《周书》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的文字全部记载。《微子》记载了一半。《盘庚》略载大意。伪商书共十篇，没有记载其中一句。《汤诰》颇载有数十言，却是现在伪书所没有的。
《周本纪》《鲁世家》，《牧誓》、《金縢》的文字全部记载。《无逸》、《吕刑》、《费誓》都记载了一半。《多士》、《顾命》（《康王之诰》在内）略载大意。《燕世家》的《君奭》，《卫世家》的《康诰》、《酒诰》、《梓材》，《秦本纪》的《秦誓》，都略载大意。伪周书十二篇，没有记载其中一句。
按：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史记》全部记载其文字的有十篇，记载一半的有四篇，略载其大意的有八篇；那些没有记载的，只有《周书》六篇罢了。大概这十四篇中，诰体居多，文词繁冗而很少涉及时事，所以有的摘取大意记载，有的干脆不记载，是为了节省文字。然而所记载的也不能说少了。伪书二十五篇却没有一篇被记载，为什么呢？《皋陶谟》记载了，《大禹谟》为什么反而不记载？《甘誓》、《汤誓》、《牧誓》都记载了，《泰誓》为什么唯独不记载？《吕刑》是衰世之法，尚且记载；《周官》是开国之制，反而不记载。至于《武成》是记载武王伐商之事，尤其不能以不记载为由。那么司马迁未曾见过这本书是明显的了！司马迁既然知道有《古文尚书》并向安国询问旧事了，为什么不全部拿来观看？安国既然拿出二十八篇给司马迁看了，又为什么吝惜这二十五篇而秘藏不给他看呢？那么这二十五篇的书不出自安国，显而易见。可惜后来的儒者不思考啊！
△六证之五──《汉书律历志》引逸书
一，十六篇的文字，《汉书律历志》曾经引用过，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
《伊训篇》说：“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汉书律历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甲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并同上）
“《尚书逸篇》二卷。”“《尚书逸篇》出於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隋书经籍志》）
按：《汉志》所引《伊训》、《武成》之文皆与今书《伊训》
、《武成》不同，则今之《伊训》、《武成》非孔安国壁中之书明矣。《伊训》、《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则《大禹谟》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况《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无者乎！盖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残缺难解，故《汉志》虽间有征引，而学者皆罕所诵习，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既无师说，则日益以湮没，是以迨隋仅存二卷；至唐以《伪书》取士，人益不复观览，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书逸篇》即马融之“《逸》十六篇”，刘歆、班固所引《伊训》、《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真古文》，而二十五篇为後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译这与《武成》不同，那么现在的《伊训》《武成》显然不是孔安国从孔壁中所得之书。既然《伊训》《武成》不是孔壁中的《古文尚书》，那么《大禹谟》等七篇也必定不是孔壁中的《古文尚书》。何况《仲虺之诰》等十六篇本来就是孔壁中原本没有的呢！大概这多出来的十六篇，文字大多残缺难懂，所以《汉书·艺文志》虽然偶尔有所征引，但学者们都很少诵读学习，正如马融所说“《逸》十六篇，完全没有师承解说”。既然没有师承解说，就日益被埋没，因此到了隋朝仅剩下两卷；到了唐朝用《伪书》来选拔人才，人们更加不再观看阅读，于是连这两卷也一同亡失了。由此说来，《尚书逸篇》就是马融所说的“《逸》十六篇”，刘歆、班固所引用的《伊训》《武成》的文字，这才是孔壁中的《真古文尚书》，而那二十五篇是后人伪造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六证之六，──东汉、吴、晋诸儒道逸害
一，自东汉逮於吴晋数百馀年，注书之儒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者。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书》，《尚书》逸篇也。”（赵岐《孟子注》）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书》曰：‘▯我後；後来其苏！’”注：“此二篇皆《尚书》逸篇之文也。”（同上）
“《书》曰：‘洚水警余。’”注：“《尚书》逸篇。”（同上）
“《兑命》曰：‘念终始，典於学。’”注：“兑当为说字之误也。高宗梦传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学记注》）
“《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於内；女乃顺之於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显哉！’”注：“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坊记注》）
“《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忄吴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郑康成《缁灾注》）
“《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注：“《夏书》，逸书也。”（韦昭《国语注》）
“《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注：“逸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於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注：“逸书。”（同上）
“《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注：“《周书》，逸书。”（同上）
右十则，皆见於今《伪书》，而赵、郑、韦、杜诸儒皆注以为“逸书”，或云“今亡”。然则自汉逮晋，无一人之见此书也。无一人见此书，则此书不出於安国明矣。此四书中所引《尚书》之文尚多，不可悉载；姑举数则，以见其凡。
孔氏《正义》云：“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不见《孔传》。刘歆作《三统历》，引《泰誓》、《武成》，并不与孔同。贾逵奏《尚书疏》，与孔亦异。马融《书序》云：‘经传所引《泰誓》，《泰誓》并无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也。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并云：‘夏桀时作。’服虔、杜预皆不见也。郑玄亦不见之，故《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见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宝》等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余按：自孔安国以後学之博者，西汉无过向、歌，东汉无过赵、班、贾、马、服、郑，吴、晋无过韦、杜。之数人者皆不见，天下岂复有见此书者！藉令安国果有此书，一人偶未之见，遗之可也，必无四百年中博学多闻之士竟无一人见之之理。然则当时原无此书，而此书为後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传《伪书》者之自解五说
据此六端观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伪撰，非孔壁中之书，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来，学者皆信之而不疑，何也？盖缘传《伪书》者恐人之不之信，巧为之词，曲为之解，学者不复考其源委，遽信以为实然故也。其说大抵有五。其一谓马、郑所传乃《今文》，非《古文》，故与伏生之篇数同，而无二十五篇，──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今文》，而不复疑此书晚出之非真矣。其二谓《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齐音难晓，而晁错以意属读之者，故多艰涩难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口授，而不复疑此书文体之不类矣。其三因《汉书》有张霸伪作《百两篇》一事，遂诬《汉志》所载安国多得篇目乃霸伪书之目，所引《伊训》、《武成》篇文乃霸伪书之文，──由是学者遂不复疑东晋以後出者非真，而反谓西汉之时得者为伪矣。其四因《汉书
译△第六证，——东汉、吴、晋诸儒因道统散逸而受害
一，从东汉到吴、晋数百年间，注解经书的儒者没有一人见过这二十五篇。
“《尚书》说：‘上天降生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说他们辅助上帝，恩宠四方。有罪无罪，都由我负责；天下谁敢超越他的意志！’”注：“《尚书》，是《尚书》散佚的篇章。”（赵岐《孟子注》）
“《尚书》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尚书》说：‘啊，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会复苏！’”注：“这两篇都是《尚书》散佚篇章的文字。”（同上）
“《尚书》说：‘洪水警戒我。’”注：“《尚书》散佚篇章。”（同上）
“《兑命》说：‘念念不忘始终，以学习为准则。’”注：“兑应当是‘说’字的误写。高宗梦见傅说，寻找并得到他，作了《说命》三篇；在《尚书》中。现在已亡佚。”（郑康成《学记注》）
“《君陈》说：‘你有好的计谋和策略，在宫内报告给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外面顺从执行，说：‘这些计谋策略，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这才是真正显扬良善啊！’”注：“君陈，大概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弟弟？作为篇名；在《尚书》中。现在已亡佚。”（郑康成《坊记注》）
“《尹吉》说：‘只有伊尹亲身辅佐商汤，都具有一致的德行。’”注：“吉，应当是‘告’。告，是古文‘诰’字的讹误。《尹告》，是伊尹的诰辞。《书序》认为就是《咸有一德》。现在已亡佚。”（郑康成《缁衣注》）
“《夏书》中有这样的话：‘百姓如果没有君主，依靠谁来拥戴？君主如果没有百姓，和谁一起守护国家。’”注：“《夏书》，是散佚的《尚书》。”（韦昭《国语注》）
“《夏书》说：‘用美善来告诫他们，用威严来督责他们，用九歌来劝勉他们，不要让他们败坏：’”注：“散佚的《尚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拿着技艺来进谏。’”注：“散佚的《尚书》。”（同上）
“《周书》说：‘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注：“《周书》，是散佚的《尚书》。”（同上）
以上十条，都见于现在的《伪书》，而赵岐、郑玄、韦昭、杜预等儒者都注解认为是“散佚的《尚书》”，或者说“现在已亡佚”。那么从汉代到晋代，就没有一人见过这本书。没有一人见过这本书，那么这本书不出自孔安国就明白了。这四种书中引用的《尚书》文字还很多，不能全部记载；暂且列举几条，以见其大概。
孔颖达《正义》说：“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都没有见到《孔传》。刘歆作《三统历》，引用《泰誓》、《武成》，都不与孔传相同。贾逵上奏《尚书疏》，与孔传也不同。马融《书序》说：‘经传所引用的《泰誓》，《泰誓》中并没有这些文字。’又说：‘散佚的十六篇完全没有师承解说。’这说明马融也没有见到。服虔、杜预注解《左传》‘乱其纪纲’，都说：‘是夏桀时作的。’服虔、杜预都没有见到。郑玄也没有见到，所以《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现存却说已亡佚，而《汨作》、《典宝》等十三篇已亡佚却说已散佚，这是没有见到《古文尚书》的缘故。”我按：自从孔安国以后学识渊博的人，西汉没有超过刘向、刘歆的，东汉没有超过赵岐、班固、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吴、晋没有超过韦昭、杜预的。这几个人都没有见到，天下哪里还有见过这本书的人！假如孔安国果然有这本书，一个人偶然没有见到，遗漏了是可以的，绝没有四百年间博学多闻之士竟然没有一人见过的道理。那么当时原本就没有这本书，而这本书是后人伪造的，不必再说了。
△传播《伪书》者的五种自我辩解
根据这六个方面来看，这二十五篇是后人伪造的，不是孔壁中的书，不用聪明人就知道。然而自从隋、唐以来，学者都相信而不怀疑，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传播《伪书》的人担心人们不相信，巧妙地编造言辞，曲折地加以解释，学者不再考察其源流，就相信认为是事实如此。他们的说法大致有五种。第一种说马融、郑玄所传的是《今文尚书》，不是《古文尚书》，所以与伏生的篇数相同，而没有二十五篇，——因此学者就真把三十一篇当作《今文尚书》，而不再怀疑这本书晚出是不真实的了。第二种说《今文尚书》是伏生的女儿口授的，因为齐地口音难以听懂，而晁错凭自己的意思连缀诵读，所以多艰涩难解，不如二十五篇平易，——因此学者就真把三十一篇当作口授，而不再怀疑这本书文体不类似了。第三种因为《汉书》有张霸伪造《百两篇》一事，就诬蔑《汉志》所载孔安国多得的篇目是张霸伪书的篇目，所引《伊训》、《武成》篇文是张霸伪书的文字，——因此学者就再怀疑东晋以后出现的不是真书，反而说西汉时得到的是伪书了。第四种因为《汉书》
》有“武帝末未列学官”一语，遂诬终汉之世不列学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见，──由是学者遂不复疑此书为晋以後之书，而反谓司马、赵、郑、韦、杜诸儒为未尝学问矣。至其尤诬妄者，《正义》引《晋书》云：“皇甫谧於姑子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又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由是学者遂以此二十五篇为真有所传，而不复疑其为後人之伪撰矣。而岂知其莫非子虚乌有之事也哉！嗟夫，两汉、晋、隋之书昭然在耳目间，非天下之秘书，世所不经见也，何为皆若不见不闻然者，而惟伪说之是信乎？故今复采汉、晋诸书之文足证其伪妄者列之左方，学者一一核之可矣。
译有“武帝末未列学官”一语，就诬蔑说整个汉代都没有将其列入学官，因此它没有在世间流传，儒者都没有见过，——于是学者就不再怀疑这本书是晋代以后的作品，反而说司马、赵、郑、韦、杜等儒者未曾做过学问了。至于尤其荒谬妄诞的说法，《正义》引用《晋书》说：“皇甫谧在姑子梁柳那里得到《古文尚书》，所以撰写《帝王世纪》，常常记载《孔传》五十八篇的书。”又引用《晋书》说：“晋太保郑冲将《古文尚书》传授给扶风人苏愉，字休预，苏预传授给天水人梁柳，字宏季，——也就是皇甫谧的外弟，——梁季传授给城阳人臧曹，字彦始，臧始传授给郡守的儿子汝南人梅赜，字仲真，梅赜又担任豫章内史，于是向前晋朝廷奏上这本书并施行。”——于是学者就认为这二十五篇确实有所传承，不再怀疑它们是后人伪造撰写的了。然而哪里知道这些都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呢！唉，两汉、晋、隋的书籍明明就在耳目之间，不是天下的秘藏之书，世人未曾见过的，为什么都好像看不见听不到一样，而只相信那些虚假的说法呢？所以现在再次采集汉、晋各书中足以证明其虚假荒谬的文字列在左边，学者一一核对就可以了。
△六驳之一──古文、今文篇第不异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异，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马、郑所传虽止二十九篇，与《今文》同，而文字则与《今文》异，两汉之书所载甚明。
“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後汉书儒林传》）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於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命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後汉书贾逵传》）
“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书经籍志》）
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皆《今文》也。刘向以《古文》校之而有异文脱简，贾逵又撰三家与《古文尚书》同异，则刘、贾所见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则与三家有同而无异，何有异文脱简，又何撰同异之有哉！是以《尹敏传》云：“初习《欧阳尚书》（即今文），後受古文。”东汉所谓《古文》之非《今文》明矣。况永嘉之乱，《今文》已亡，安得复有存者！後世学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数多者为《古文》，少者为《今文》，遂以今书三十三篇为《今文》，谬矣！
孔氏《正义》称刘向作《别录》不见《孔传》？後世耳食者遂以为刘向未见《古文》。夫刘向以《古文尚书》校《今文》，若不见《古文》，以何校之？然则刘向但见《真古文》，未见《伪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则安国之《古文尚书》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则马、郑相传之《尚书》决为《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六驳之二──今文亦壁藏
一，无论马、刘所传之为《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书，井无其女口授之事，不得与二十五篇文体互异。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汉书》无此八字而有“张生为博士”五字）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史记儒林列传》。《汉书》略同，但文异者十馀，增者一，删者十馀耳。故不重录）
按此文，则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书。故刘歆《移博士书》亦云：“《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则是二十九篇之策现存，错何难自以目览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书》而不云能“诵”《尚书》，则是所以欲召之者，谓伏生能通达其义，非徒诵其文也。错所受者《尚书》之义，乌用以意属读！若徒诵其文，则伏生之门人若张生、欧阳生等众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并无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浅近易知而与马
译△六驳之一──古文、今文篇第不异
一，《古文》与《今文》的区别在于文字的同异，而不在于篇数的多寡：马融、郑玄所传授的虽然只有二十九篇，与《今文》相同，但文字却与《今文》不同，两代的书籍记载得非常清楚。
“济南伏生传授《尚书》，授给济南张生和千乘欧阳生。欧阳生传授给同郡的儿宽；儿宽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到曾孙欧阳高，形成‘《尚书》欧阳氏学’。张生传授给夏侯都尉；夏侯都尉传授给同族侄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授给同族侄子夏侯胜，形成‘大夏侯氏学’。夏侯胜传授给堂兄的儿子夏侯建；夏侯建另立为‘小夏侯氏学’。这三家都设立了博士。”
“刘向用中古文校对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的经文，《酒诰》脱落简牍一，《召诰》脱落简牍二。大抵简牍二十五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五字；简牍二十二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落的字有几十个。”（《汉书·艺文志》）
“光武中兴后，北海牟融研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研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研习《欧阳尚书》。桓荣世代研习并传授，在东京最为兴盛。”（《后汉书·儒林传》）
“贾逵多次对皇帝说《古文尚书》在经传《尔雅》的训诂上相互对应；皇帝下诏让他撰写《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的同异。贾逵编集为三卷。皇帝认为很好，又命他撰写《齐》、《鲁》、《韩诗》与《毛诗》的异同。”（《后汉书·贾逵传》）
“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都亡佚了。济南伏生的传授，只有刘向父子所著的《五行传》是其根本法度，而又多有乖违悖乱，”（《隋书·经籍志》）
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都是《今文》。刘向用《古文》校对它们而有异文和脱简，贾逵又撰写三家与《古文尚书》的同异，那么刘向、贾逵所见的就是《真古文》。如果仍是《今文》，那么与三家就只有相同而没有不同，哪里会有异文和脱简，又哪里会有撰写同异的事情呢！所以《尹敏传》说：“起初研习《欧阳尚书》（即今文），后来学习古文。”东汉所说的《古文》不是《今文》是很明显的。况且永嘉之乱，《今文》已经亡佚，怎么还会有存留的呢！后世学者不知道《古文》、《今文》的区别，于是把篇数多的当作《古文》，篇数少的当作《今文》，竟把现在的三十三篇当作《今文》，这是错误的！
孔颖达《正义》称刘向作《别录》没见到《孔传》？后世道听途说的人就认为刘向没见到《古文》。刘向用《古文尚书》校对《今文》，如果没见到《古文》，拿什么来校对呢？那么刘向只是见到了《真古文》，没见到《伪古文》罢了。况且说“中古文”，那么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已经献到朝廷了，怎么会有藏在家中的事呢！那么马融、郑玄所传授的《尚书》决然是《古文》而不是《今文》是很明显的。
△六驳之二──今文亦壁藏
一，无论马融、刘向所传的是《古文》而不是《今文》，即使伏生的《今文》也是他墙壁中藏的书，并没有他女儿口授的事情，不能与二十五篇文体互相不同。
“伏生，济南人，以前是秦朝的博士。孝文帝时，想寻找能研究《尚书》的人，天下没有；于是听说伏生能研究，想召见他。这时伏生年纪九十多了，年老不能行走，于是下诏太常，让掌故晁错前往受学。秦朝时焚书，伏生把书藏在墙壁中。后来战乱大起，流亡。汉朝平定后，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就在齐、鲁之间教授。学者因此颇能谈论《尚书》；齐鲁各地的大师没有不涉猎《尚书》来教授的。伏生教授济南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授千乘儿宽，（《汉书》没有这八个字而有‘张生为博士’五个字）而伏生的孙子因研究《尚书》被征召，不能阐明。从此以后，鲁地的周霸、孔安国、洛阳的贾嘉，颇能谈论《尚书》的事。”（《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大致相同，但文字不同的有十几处，增加的有一处，删减的有十几处。所以不再重复记录）
按这篇文章，那么伏生的《今文》是墙壁中藏的书。所以刘歆《移博士书》也说：“《尚书》刚从墙壁中取出，朽坏折断散乱断绝；现在它的书还在。”那么二十九篇的简策现存，晁错何难自己用眼睛阅览，而一定要等待女子的口授呢？况且说伏生能“研究”《尚书》而不说能“背诵”《尚书》，那么想要召见他的原因，是说伏生能通达其中的义理，不只是背诵其中的文字。晁错所受的是《尚书》的义理，哪里需要用意去连缀诵读！如果只是背诵文字，那么伏生的门人如张生、欧阳生等众多了，什么人不可以传授，又不一定要他的女儿然后才能传授。由此说来，伏生并没有口授的事情；这是二十五篇之所以浅近易懂而与马
、郑相传之《尚书》大不类者，正以其作於魏、晋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尔，无他故也。盖作《伪书》者目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故伪造此说以弥缝之。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汉书》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译郑玄、孔安国所传的《尚书》与原本大不相同，正是因为它成书于魏晋之后，原本就不是尧舜二帝、禹汤文武三王的言论，没有别的原因。大概伪造《伪书》的人心里清楚其文辞风格不类，却担心被人讥讽，所以伪造这种说法来掩饰漏洞。然而后来的学者沿袭错误、追随谬误，全都相信而不怀疑，难道《史记》《汉书》唐以后的人都不再阅读了吗？真是天下最奇怪的事了！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於今传於世。後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後更从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後汉书儒林传》）
按：此文言作《训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诗序》而不言作《尚书序》，则世所传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国之作《书传》与《序》，班固不知，则巧为之说曰，书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时人，梅赜果於东晋奏上其书，宏《序》行於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书》，由是古文大兴”然则宏果有序，班固见之熟矣，何以为《儒林传》乃绝不载伏生口授之事，而仍录《史记》之文乎？盖由作《伪书》者自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是以造为此说，▯之孔、卫以弥缝之。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前後汉书》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六驳之三──班固斥张霸伪书
一，张霸之《伪书》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汉书》业已斥之，必无反以《伪书》为《古文》之理。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後樊并谋反，乃黜其书。”（《汉书儒林列传》）
按：《汉书》此文称霸书“文义浅陋”，又云“以中书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张霸之书为伪矣；乌有作《儒林传》则痛诋其伪，作《艺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历志》反引其书为证者哉！班氏所引《伊训》、《武成》之文，非霸伪书而为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汉书》所引者为真，则梁、陈所出者为伪可知也。况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为之，亦非别有二十四篇也。今颖达但欲表章伪书，遂公然以安国以来相传之《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为伪，复公然以百二篇为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语不始於固，《史记儒林传》言之矣。司马迁，汉武帝时人，张霸，成帝时人，迁作《史记》，何由预知後世之有张霸《伪书》，并其篇第之多寡乎！盖凡颖达之说，颠倒矛盾，类皆如此；学者少留意焉，则其谬不攻自破矣。
△六驳之四──《古文尚书》立学官
一，孔安国《古文》，当时已传於世，王莽及章帝时又已立於学官，两汉之书所载甚明，并未散轶，不容诸儒皆不之见。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汉书儒林列传》）
“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後汉书贾逵传》）
按此文，则《古文尚书》当孔安国时已传於人而行於世，至王莽时而立於学官，至东汉章帝时而再立於学官，且为帝所崇重，习《古文》者皆授官，而为世所欣慕矣，安得诸儒皆不之见，至梁、陈时而突出乎！盖《汉志》所谓“未列於学官”者，谓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谓其书不行於世，但藏於家也；谓武帝时未列於学官耳，亦非终已不列於学官也。且《毛诗》、《左氏》、《▯梁春秋》当武帝时皆未列於学官，皆
译卫宏，字敬仲，是东海郡人，年少时与河南人郑兴都喜好古代学术。起初，九江人谢曼卿精通《毛诗》，便为其作训诂；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于是作了《毛诗序》，善于阐发《国风》《大雅》《小雅》的宗旨，至今仍在世间流传。后来，卫宏跟随大司空杜林重新学习《古文尚书》，作了《训旨》。当时济南人徐巡以师礼侍奉卫宏，后来又跟随杜林学习，也凭借儒学显达。从此古学大为兴盛。（《后汉书·儒林传》）
按：这段文字说卫宏作了《训旨》而没说作了《序》，说作了《毛诗序》而没说作了《尚书序》，那么世间所传的卫宏《尚书序》就不是卫宏自己写的了。孔安国作《书传》与《序》，班固不知道，于是巧妙地编造说《尚书》没有在世间流传。如今范晔是宋元嘉年间的人，梅赜果然在东晋时上奏了他的书，卫宏的《序》已经在世间流行了，范晔为什么也不知道？并且说“卫宏学习《古文尚书》，从此古文大兴”，那么卫宏果然有《序》，班固见得多了，为什么在《儒林传》中完全不记载伏生口授的事情，反而仍然引用《史记》的文字呢？大概是因为伪造《尚书》的人知道自己的文字不像是古书，怕被人讥讽，所以编造了这个说法，把功劳推给孔安国、卫宏来弥补漏洞。后来的学者沿袭错误，都相信而不怀疑，难道唐代以后的人都不再阅读《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了吗？真是天下奇怪的事啊！
△六驳之三——班固斥责张霸的伪书
一，张霸的《伪书》是一百零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在《汉书》中已经斥责过它，必定没有反过来把《伪书》当作《古文尚书》的道理。
“世间所传的《百两篇》，出自东莱人张霸，他把二十九篇拆分合并为数十篇，又采集《左氏传》、《书序》作为首尾，总共一百零二篇，每篇只有几简，文意浅陋。汉成帝时，朝廷寻求古文《尚书》，张霸因为能作‘百两篇’被征召。用中书省收藏的书籍校对，发现不对。张霸推辞说是从父亲那里接受的，他父亲有弟子尉氏人樊并。当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皇上保留它。后来樊并谋反，于是废黜了那本书。”（《汉书·儒林列传》）
按：《汉书》这段文字说张霸的书“文义浅陋”，又说“用中书校对发现不对”，这是班固明明把张霸的书当作伪书；哪有在《儒林传》中痛斥其伪，在《艺文志》中又深信其真，在《律历志》中反而引用其书作为证据的道理呢！班固所引用的《伊训》、《武成》的文字，不是张霸的伪书，而是孔壁出土的《真古文》，这很明白。《汉书》所引用的是真书，那么梁、陈时期出现的书是伪书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张霸所撰写的是百二篇，不是二十四篇；是拆分二十九篇而成的，也不是另外有二十四篇。如今孔颖达只想表彰伪书，于是公然把从孔安国以来相传的《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当作伪书，又公然把百二篇当作二十四篇，这也太荒谬了！而且十六篇的说法不始于班固，《史记·儒林传》已经说过了。司马迁是汉武帝时的人，张霸是汉成帝时的人，司马迁作《史记》，怎么预先知道后世有张霸的《伪书》，以及其篇数的多少呢！大概凡是孔颖达的说法，颠倒矛盾，都像这样；学者稍微留意一下，那么他的错误不攻自破了。
△六驳之四——《古文尚书》设立学官
一，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当时已经流传于世，王莽和汉章帝时又已经设立学官，两汉书籍所记载的非常清楚，并没有散失，不容许各位儒生都没有见过。
“孔安国担任谏大夫，传授给都尉朝；而司马迁也从孔安国询问古事。司马迁的书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多采用《古文》的说法。都尉朝传授给胶东人庸生。庸生传授给清河人胡常的小儿子，胡常凭借精通《春秋》担任博士、部刺史，又传授《左氏传》。胡常传授给虢县人徐敖；徐敖担任右扶风掾，又传授《毛诗》，传授给王璜、平陵人涂恽字子真。子真传授给河南人桑钦字君长。王莽时，各种学问都设立学官，刘歆担任国师，王璜、涂恽等都显贵。”（《汉书·儒林列传》）
“章帝八年，于是诏令各位儒生，各自选拔高才生学习《左氏传》、《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四经在世间流行。都任命贾逵所选的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的郎官，早晚在黄门署学习。学者们都欣欣然羡慕。”（《后汉书·贾逵传》）
按这段文字，那么《古文尚书》在孔安国时已经传授给人并在世间流行，到王莽时设立学官，到东汉章帝时再次设立学官，并且被皇帝推崇重视，学习《古文》的人都授予官职，为世人所欣羡，怎么能说各位儒生都没有见过，直到梁、陈时期才突然出现呢！大概《汉书·艺文志》所谓“未列于学官”，是说没有设置博士及弟子，不是说那本书不在世间流行，只是藏在家中；是说汉武帝时没有列入学官，也不是说最终没有列入学官。况且《毛诗》、《左氏传》、《春秋》在汉武帝时都没有列入学官，都
至王莽时而始立，至章帝时而再立，何以皆行於世，马、郑、服、杜皆得见之而笺注之，独《古文尚书》遂以不列学官之故，致无一人之见之乎？甚矣不学而耳食者多也！
译到了王莽时期才初次设立，到了章帝时期再次设立，为什么都能流传于世，马融、郑玄、服虔、杜预都能见到并为之笺注，唯独《古文尚书》因为不被列入学官教材的缘故，导致竟然没有一个人见到过它吗？那些不学习而只听信传闻的人，真是太多了！
△六之五──《晋书》无古文授受事
一，《正义》称郑冲传《古文尚书》，皇甫谧采之作《世纪》，至梅赜奏上其书於朝，考之《晋书》，并无此事。
《本纪》无文。
《儒林传》中不载此事。苏愉、梁柳、臧曹、梅赜亦皆无传。《郑冲传》中但有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之语，并无所讲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谧传》中但有梁柳为太守，谧不为加礼一事，并无柳传《古文尚书》及谧得之之文。
按：梅赜果尝奏上此书，《本纪》即不之载，《儒林传》中岂得并无一言及之；乃非惟无其事，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然则三人亦皆子虚乌有者也。且凡纪事之体，必书年月，而《尚书正义》、《隋书》记此事，皆不言为某帝之时，某年之事，盖缘当时本无此事，系之以时，则人覆检而知其诬，故传《伪书》者为此含混之词，使人无从辨其真伪；孔氏道听涂说，逐从而录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书，魏以前未行於世也。当魏主讲《尚书》之时，冲所执者果系孔氏之五十八篇，《传》岂得不大书特书，而乃但云《尚书》。既但云《尚书》，则即马、郑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为太守，谧不加礼，琐事耳，然犹载之传中，若谧果从柳得《古文尚书》而作《帝王世纪》，此乃经术之显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记乎？嗟夫，《史记》、《两汉》之书，人所共读者也，乃明明与《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谓之《今文》；明明别有百二篇，而谓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书者，而谓之口授；明明立学官，置弟子，而谓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共读之《史》、《汉》尚不难以黑为白，况人不多读之《晋书》，亦何难以无为有乎！
△六驳之六──郑、孔解诂与《伪书》之▯牾
一，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孔安国亦不知有此书，考之《论语集解》可见。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词。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与为改同。’”（《论语集解》）
按：《集解》乃郑冲与何晏同纂辑者。所引包说，以“孝乎惟孝”为句，以“施於有政”为一家之政。今《伪书》此文无“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与包所说迥异。若冲果见此书？岂容复采乐包说！今何、郑既以包训为是，则其未尝见此书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论语集解》）
按：今《伪书》此文乃汤灭夏之後告诸侯百姓者。安国果见此文，不当谓之“伐桀告天”。且今《伪书汤诰》现有此文，安国何不注云“今《尚书汤诰》有之”，乃反引《墨子》以为证乎？安国既引《墨子》为证，则是安国所见之《古文尚书》并无此文也明矣。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注：“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论语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为泛论周之事，以“周亲”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贤臣也。今《伪书》此文乃武王誓师之词，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来。安国果见此篇，何容复作此解！且《伪传》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与安国《论语》之注正相悖。然则《伪书》、《伪传》之不出於安国明矣。
孔氏《正义》云：“此文与彼正同，而孔注与此异者，盖孔意以彼为伐纣誓众之词，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两通其义，故不同也。”夫圣人之言，一也，岂得忽以为彼，忽以为此。安国宁有此一口两舌之事乎！此理显然易见，而颖达犹欲曲全《伪传》之说，抑亦异矣！嗟夫，安国，西汉名儒乃
译△六之五──《晋书》中没有关于古文传授的记载
一，《尚书正义》称郑冲传授《古文尚书》，皇甫谧采录此事编入《帝王世纪》，直到梅赜将这部书奏呈朝廷，但考察《晋书》，并没有这件事。
《本纪》中没有相关记载。
《儒林传》中也不记载这件事。苏愉、梁柳、臧曹、梅赜也都没有传记。《郑冲传》中只记载了高贵乡公讲授《尚书》，郑冲拿着经书亲自传授的话语，并没有说所讲授的是孔氏五十八篇的内容。
《皇甫谧传》中只记载了梁柳担任太守，皇甫谧不给他礼遇这一件事，并没有梁柳传授《古文尚书》以及皇甫谧得到它的记载。
按：梅赜如果曾经奏呈这部书，《本纪》即使不记载，《儒林传》中难道能连一个字都不提及吗？况且不仅没有这件事，甚至也没有苏愉等三个人的名字，那么这三个人也都是子虚乌有的了。而且凡是记载史事的体例，必定要写明年月，而《尚书正义》、《隋书》记载这件事，都不说是在哪位皇帝在位时、哪一年发生的事，大概是因为当时本来就没有这件事，如果系连于具体时代，人们一查检就会知道它是虚假的，所以传播《伪书》的人使用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使人无从辨别真伪；孔颖达等人道听途说，就跟着记录下来了。况且五十八篇的书，在魏朝以前并未流传于世。当魏朝讲授《尚书》的时候，郑冲所执持的果真是孔氏的五十八篇，《传》难道能不大大地特别书写吗，却只说《尚书》。既然只说《尚书》，那么就是马融、郑玄的二十九篇就可知了。梁柳担任太守，皇甫谧不给他礼遇，这是琐事，尚且记载在传记中，如果皇甫谧果真从梁柳那里得到《古文尚书》而撰写《帝王世纪》，这是经学显晦的大事，著作的根本来源，怎么能反而省略而不记载呢？唉，《史记》、《两汉书》是众人共读的书，却明明是与《今文》对照的《古文》，却称之为《今文》；明明另有百二篇，却称之为就是二十四篇；明明是把书藏在墙壁里，却称之为口授；明明是设立学官，设置弟子，却称之为私藏在家。他们对于众人共读的《史》、《汉》尚且不难把黑的说成白的，何况人们不多读的《晋书》，又有什么难把无说成有的呢！
△六驳之六──郑玄、孔安国的解诂与《伪书》的矛盾
一，不仅梅赜未曾奏呈这部书，即使郑冲也未曾见过这部书，孔安国也不知道有这部书，考察《论语集解》就可以明白。
“孔子说：‘《尚书》说：“孝啊，只有孝，友爱兄弟，施行于有政。”这也是为政，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为政呢！’”注：“包咸说：‘孝啊，只有孝，是赞美大孝的言辞。友爱兄弟，是善待兄弟。施，实行。所实行的有政道，与‘为’改同。’”（《论语集解》）
按：《集解》是郑冲与何晏共同编纂的。所引用的包咸之说，以“孝乎惟孝”为一句，以“施於有政”为一家之政。现在《伪书》中这段文字没有“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是指治理百姓的政事而言，与包咸所说的完全不同。如果郑冲果真见过这部书，怎么还能再采纳包咸的说法呢！现在何晏、郑冲既然以包咸的训释为正确，那么他们未曾见过这部书就明白了。
“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牡牛，敢昭告于伟大的后帝。’”注：“孔安国说：‘履，是殷汤的名字。这是讨伐夏桀告天的文字。……《墨子》引用《汤誓》，其言辞如此。’”（《论语集解》）
按：现在《伪书》中这段文字是汤灭夏之后告谕诸侯百姓的。孔安国如果见过这段文字，不应当称之为“讨伐夏桀告天”。况且现在《伪书·汤诰》中已有这段文字，孔安国为什么不注说“现在《尚书·汤诰》中有它”，反而引用《墨子》作为证据呢？孔安国既然引用《墨子》作为证据，那么孔安国所见的《古文尚书》并没有这段文字就明白了。
“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注：“孔安国说：‘亲近但不贤良不忠就诛杀他，管叔、蔡叔就是如此。仁人是指微子、箕子，来了就任用他们。’”（《论语集解》）
按：这个注，是把这句话当作泛论周朝的事，以“周亲”指周朝的公族，以“仁人”指商朝的贤臣。现在《伪书》中这段文字是武王誓师的言辞，不仅管叔、蔡叔尚未叛乱，微子、箕子也尚未到来。孔安国如果见过这篇，怎么还能再做这样的解释呢！况且《伪传》说：“周，是至的意思。说纣王的至亲虽然多，不如周家少有的仁人。”反而把周亲归属商朝，把仁人归属周朝，与孔安国《论语》的注正相违背。那么《伪书》、《伪传》不出于孔安国就明白了。
孔颖达《正义》说：“这段文字与那一段正相同，而孔安国的注与此不同的原因，大概是孔安国的意思认为那是讨伐纣王誓众的言辞，这是泛言周家政治的法度，想要两通其义，所以不同。”圣人的言语，是一致的，怎么能忽然认为是那一种，忽然认为是这一种。孔安国难道有这种一口两舌的事情吗！这个道理显然易见，而孔颖达还要曲意保全《伪传》的说法，这也太奇怪了！唉，孔安国是西汉的名儒，却
为妄人所诬如是，为颖达者不能为乃祖辨其诬，顾反附会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传之纰缪，动辄归咎安国，使安国蒙不白之冤於千载之上，谁之过与！此余之所为长太息者也！
译被妄人如此诬蔑，身为颖达者却不能为他的祖先辩白这诬蔑，反而附和杜焯、杜炫并表彰他们的观点，致使后来的儒者摘取《春秋左传》中的错误，动不动就归咎于安国，让安国在千年之前蒙受不白之冤，这是谁的过错呢！这正是我长声叹息的原因啊！
△《伪书》之著者及其推行之年代
曰：五十八篇经传非孔安国所传，梅赜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时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经学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详考矣、但据其时所著之书观之，王坦之，东晋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时人也，藉令东晋之初此书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无不见之者，而坦之著《废庄论》，引“人心，道心”二语，不言其为《虞书》（详见《唐虞考信录》中），是坦之未见此书也；蔚宗著《後汉书儒林传》，但云“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若不知别有二十五篇者，是莳宗亦未见此书也。直至梁刘勰作《文心雕龙》，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则是元嘉以前，此书初未尝行於世，至齐、粱之际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犹未有此书。故《隋书经籍志》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然则是隋灭陈以後，此书乃渐传於北方，刘焯、刘炫之辈以为奇货而注释之，然後此书大行而《郑注》渐废也。至其撰书之人，则梅惊、李巨来皆以为皇甫谧所作。以余观之，不然。西晋之时，《今文》、《古文》并存於世，安能指《古文》为《今文》，而别撰一《古文尚书》以欺当世。况谧果著此书，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犹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无之？然则此书乃南渡以後，晋、宋之间，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以驳郑义而伸肃说者耳。何以言之？《左传》“乱其纪纲”，旧说以为夏桀之时，而肃以为太康之世；《无逸》“其在祖甲”，马、郑以为武丁之子，而肃以为太甲之事。今《伪经》以“乱其纪纲”入《五子之歌》，《伪传》以祖甲为太甲，明明祖述肃说，暗攻先儒，其为宗肃学者之所伪撰？毫无疑义。盖汉末说经者皆宗康成，逮王肃起，恃其门阀，始好与郑为难。其说不无一二之胜於郑，而荒唐悖谬者实多。但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说大行，天下之说经者分为二派，一宗郑学，一宗王学。宗郑者黜王；宗王者驳郑。▯值永嘉之乱，《今文》失传，江左学者目不之见，耳不之闻，又其时俊桀之材，非务清谈，即殚心於诗赋笔札，经术之士绝少，但见马、郑所传与《今文》篇数同，遂误以为《今文》。由是宗肃学者得以伪撰此书以攻郑氏。书既撰於晋、宋之间，故至齐、梁之际姑行於当世也。孔氏见《伪书》、《伪传》之说多与肃同，不知其由，遂疑肃私见《孔氏》而秘之。夫肃专攻郑氏，如果此书在前，肃尝见之，其攻郑氏之失，必引此书为证，云《尚书》某篇云云，某传云云，世人谁敢谓其说之不然，何为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则是《伪书》之采於肃说，非肃说之本於《伪书》明矣。即《正义》所称“皇甫谧从梁柳得此书，故作《帝王世纪》，多载其语”者，亦作《伪书》者之采於《世纪》，正如《▯冠子》采贾谊之《鹏鸟赋》，而人反谓谊赋之采於《▯冠子》耳。但南北朝中无穷经博古之人察知其伪，遂使其书得行。然马、郑之本书尚在，後之人犹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既不能辨其真伪，又误以其传真为其祖安国所著，遂废《郑注》而用之，自是郑氏古本遂亡，士人之应明经试者，莫不遵功令，读《伪传》，二十五篇之文遂与三十三篇之经并重，习而不察，以为固然，竟不知《史》、《汉》以来汉、晋诸儒所述并无此文，而出於後人之伪撰者矣。
△《家语》之伪撰者
然不但今《尚书》二十五篇为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也，即今所传《家语》亦肃之徒之所伪撰。《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是今《家语》乃後人所伪撰，非汉所传孔氏之《家语》也。今《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於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
译△《伪书》的作者及其流传年代
问：五十八篇经传并非孔安国所传授，梅赜所奏献，究竟是谁撰写的，到何时才开始在世间流传？答：东晋南方的士大夫对经学都不加留意，很少有人谈及此事，这已无法详细考证了。但根据当时所著的书籍来看，王坦之是东晋人，范晔是宋元嘉年间的人，假如东晋初年此书果真已经奏献并流传于世，王坦之、范晔必定不会没见过，而王坦之撰写《废庄论》，引用“人心、道心”这两句话，却不说明它们出自《虞书》（详见《唐虞考信录》），这说明王坦之没有见过此书；范晔撰写《后汉书·儒林传》，只说“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从此《古文尚书》便在世间显扬”，似乎不知道另有二十五篇，这说明范晔也没有见过此书。直到梁代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才开始引用这二十五篇的文字。由此可见，在元嘉以前，此书未曾流传于世，直到齐、梁之际才在江左出现。然而它只是在江左流传罢了，中原地区还没有此书。所以《隋书·经籍志》说：“梁、陈所讲授的有孔、郑两家；齐代只传授郑氏的义理；到了隋代，孔、郑两家并行，但郑氏的学说很微弱。”由此可见，隋灭陈以后，此书才逐渐传到北方，刘焯、刘炫等人把它当作奇货来注释，然后此书才大行其道，而《郑注》逐渐被废弃。至于撰写此书的人，梅赜、李巨来都认为出自皇甫谧之手。依我看来，不是这样。西晋之时，《今文》、《古文》并存于世，怎能将《古文》指认为《今文》，另外撰写一部《古文尚书》来欺骗当世。况且皇甫谧果真撰写了此书，必定已经流传于世，为什么范晔还不知道；又为什么在江左盛行而中原反而没有？那么此书乃是南渡以后，晋、宋之间，宗奉王肃的人所伪造，用来驳斥郑玄的义理而伸张王肃学说的。怎么说呢？《左传》中“乱其纪纲”，旧说认为是在夏桀之时，而王肃认为是在太康之世；《无逸》中“其在祖甲”，马融、郑玄认为是武丁之子，而王肃认为是太甲之事。现在《伪经》将“乱其纪纲”编入《五子之歌》，《伪传》将祖甲解释为太甲，明明是在效法王肃的学说，暗中攻击先儒，这是宗奉王肃学者所伪造的，毫无疑义。大概汉末解说经书的人都宗奉郑康成，等到王肃兴起，依仗其门第阀阅，开始喜欢与郑玄为难。他的学说并非没有一两点胜过郑玄的，但荒唐悖谬的实在很多。只是王肃的父亲是魏国的三公，女儿是晋朝的太后，因此他的门徒兴盛，他的学说大行，天下解说经书的人分为两派，一派宗奉郑学，一派宗奉王学。宗奉郑学的人排斥王肃；宗奉王学的人驳斥郑玄。〇正值永嘉之乱，《今文》失传，江左的学者眼不见，耳不闻，加上当时杰出的人才，不是致力于清谈，就是专心于诗赋文章，精通经术的士人极少，只看到马融、郑玄所传授的与《今文》篇数相同，就误以为是《今文》。于是宗奉王肃的学者得以伪造此书来攻击郑氏。此书既然撰写于晋、宋之间，所以到齐、梁之际才在当世流传。孔颖达看到《伪书》、《伪传》的学说多与王肃相同，不知其缘由，于是怀疑王肃私下见过《孔氏古文尚书》而秘藏不宣。王肃专门攻击郑氏，如果此书在前，王肃曾经见过，他攻击郑氏的失误，必定会引用此书为证，说《尚书》某篇如此如此，某传如此如此，世人谁敢说他的学说不对，为什么好像出自既成事实呢？那么《伪书》采录王肃的学说，并非王肃的学说本于《伪书》，这是明显的。即使《正义》所称“皇甫谧从梁柳得到此书，所以作《帝王世纪》，多记载其语”，也是作《伪书》的人采录《帝王世纪》，正如《冠子》采录贾谊的《鹏鸟赋》，而人们反而说贾谊的赋采录于《冠子》罢了。只是南北朝中没有穷究经义、博古通今的人察知它的伪作，于是使此书得以流传。然而马融、郑玄的原本还在，后人还可以考证而知。到了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既不能辨别其真伪，又误以为《伪传》真是他的祖先孔安国所著，于是废弃《郑注》而采用《伪传》，从此郑氏古本于是亡佚，士人中应考明经科的，无不遵奉法令，诵读《伪传》，二十五篇的文字于是与三十三篇的经文并重，习以为常而不加考察，认为本来如此，竟然不知道《史记》、《汉书》以来汉、晋诸儒所述都没有这些文字，而是出自后人的伪作。
△《家语》的伪作者
然而不仅现在《尚书》二十五篇是宗奉王肃的人所伪造，现在所传的《家语》也是王肃门徒所伪造。《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说：“不是现在所有的《家语》。”这说明现在的《家语》是后人伪造的，不是汉代所传的孔氏《家语》。现在《家语》序言说：“郑氏的学说流行五十年了，自从王肃成童开始立志求学，就学习郑氏的学说，然而寻究文辞追究实质，考察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
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然则今之《家语》乃肃之徒所撰，以助肃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与肃同而与郑说互异。此序虽称肃撰，亦未必果肃所自为，疑亦其徒所作而▯名於肃者。由是言之，伪撰古书乃肃党之长技，今《伪古文尚书》亦多与肃说同而与郑氏异者，非肃党为之而谁为之乎！
译因此（他们）夺取（郑玄的学说）并加以替换。然而世人没有明白其中的底细，却认为他们只是随意驳斥前代学者，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又说：“有个叫孔猛的人，家里保存着他祖先的书籍。过去他跟随我学习，最近回家，正要把书取来。与我所论述的内容，如同圆规画出的圆和矩尺画出的方那样吻合。”既然如此，那么现在的《孔子家语》就是何晏的门徒所编撰，用来帮助何晏而攻击郑玄的，因此它的文字大多与何晏相同，而与郑玄的说法互相矛盾。这篇序言虽然声称是何晏所写，也未必确实是何晏亲自所作，怀疑也是他的门徒所作而假托何晏之名的。由此说来，伪造古书是何晏党徒的擅长手段，如今《伪古文尚书》也大多与何晏的说法相同而与郑氏不同，如果不是何晏党徒所为，那又是谁做的呢！
△《孝经》之《伪孔氏经传》
亦不但《尚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也，即《孝经》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孝经正义》云：“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邵，以示河间刘炫。”则是後世所谓《古文孝经》者，出於隋世，非汉儒所传孔壁之《古文孝经》也。又云：“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传学，假称孔氏，辄穿凿更改，又伪作《闺门》一章，以应二十二之数，非但经文不真，抑亦传文浅伪。’由是明皇自注《孝经》，颁於天下，以十八章为定。”则是南北分王之时，经术荒废，好事者造为伪书以惑当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而有司马贞驳其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颖达谬相推奉，黜真书而用伪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为不刊之书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伪书》破绽三端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何其似圣人之言也？曰：乌得似！後世学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无一道学陈腐之语，然其所载行政用人之略及训诰中所与其君及群臣百姓言者，无一非修身经国之要务，不言道而道莫大焉，不言学而学莫纯焉。其二十五篇则不然：自其所采经传旧文而外，大率皆道学语。然按之乃陈腐肤浅，亦有杂入於异端者。其义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与经传相应，无可议者。二十五篇则言多而事少，其事皆杂采於诸子及汉儒之注说，考之於经既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谬。其事不经，二也。三十三篇，四代之书，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谟誓诰各有其体，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则自《大禹谟》至《ぁ命》其文如出一手，谟训命诰约略相似，更无分别。其文不类，三也。昔宋阮逸伪造《元经》，称隋王通所撰，而《河汾王氏书目》无之，《唐艺文志》亦无之；且避唐景帝（神尧之祖）讳，称石虎为季龙，又避唐神尧讳，称戴渊为若思。”以故直斋陈氏得知其伪，谓“逸心劳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十五篇，《史记》无之，班、范《两汉》之书无之，贾逵、马融、郑康成之所传亦无之，赵岐、杜预、韦昭诸儒皆不之见，而其中杂以异端之言，小说之事，魏晋排偶组练之文，与三十三篇之书高下悬绝，较之阮逸伪书尤为易辨。惜乎後世学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伪书》剽窃经传
曰：经传所引《尚书》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伪也？曰：此作《伪书》者剽窃经传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见夫铁器乎，铸者无痕而补者有痕。凡经传所引之语在三十三篇中者，与上下文义皆自然相属；在二十五篇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补缀之迹，其有痕无痕至易辨也。且其中有传记所引逸书之文而剽窃之者，亦有传记之所自言，并非引书，而亦剽窃之者。“六府三事”，▯缺自解经文，“同德度义”，苌弘自抒己见，岂得牵帅之以入经！至於“除恶务本”，乃权谋之士所言，尤不得入圣人口中也。有采经传之意而改其词者。“有攸不为臣，东征”，删其首句而移之伐纣，可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以为“予”而属之武王，谬矣！有采经传之词而失其意者。周亲之不如仁人，谓己不私其亲，可也；以周亲属之纣，则不伦。嘉谋之归於我後，臣下自相勉励，可也；成王以之命官，则失言。此剽窃之不能掩者也。且《尚书》凡百篇，而凡经传所引略已尽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则其馀四十二篇（五十八篇外，尚当有《逸书》四十二篇）经传遂无引其一语者乎？是以传记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专以裒集传记之语成文者也。即以其引传记观之，而其伪已不能掩矣！
△识别《伪书》之不易
曰：三
译△《孝经》的《伪孔氏经传》
不仅《尚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孝经》也有《伪孔氏古文经传》。《孝经正义》说：“隋朝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在京城集市上从陈人那里买到一本，送给著作郎王邵，王邵又把它展示给河间人刘炫看。”由此可知，后世所谓的《古文孝经》，出现于隋朝，并非汉代儒生所传承的孔壁《古文孝经》。又说：“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上奏议说：‘《今文孝经》是汉代河间王所得到的颜芝本。到了刘向，用这个本子参校《古文》，删减去除繁冗疑惑之处，确定了这一十八章。那《古文》二十二章，在东汉中期就失传了。近来的儒生想要推崇古学，胡乱编造传注，假托孔氏之名，随意穿凿更改，又伪造了《闺门》一章，以凑足二十二章之数，这不仅是经文不真实，而且传文也浅薄虚伪。’于是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颁布天下，以十八章为定本。”由此可见，在南北分裂、政权更迭之时，经学荒废，好事者制造伪书来迷惑当世，乃是常有的事。只是那二十二章的伪本，幸好有司马贞驳斥其谬误，所以未能流行于世；而这二十五篇的伪本，不幸遇到孔颖达错误地推崇奉承，废弃真书而采用伪书来选拔人才，于是导致唐人将其奉为不可更改的经典。可惜后世的儒生不能由此推知其他情况啊！
△《伪书》破绽三端
问：“如果二十五篇的文章确实是后人撰写的，为什么那么像圣人的言语呢？”答：“哪里像！只是后世学者没有仔细考察罢了。三十三篇中，没有一句道学陈腐的话，然而其中记载的行政用人方略，以及训诰中与君主、群臣、百姓所说的话，没有一项不是修身治国的要务，不说道却道义最大，不谈学却学问最纯正。那二十五篇则不然：除了它所采录的经传旧文之外，大体都是道学话语。然而考察这些话语，却是陈腐肤浅的，其中也有掺杂异端言论的。其义理不及真书，这是第一点。三十三篇中，记事多于议论，所记之事也都与经传相符合，无可非议。二十五篇则是议论多而记事少，所记之事都是杂采自诸子及汉代儒生的注疏，考证起来与经传不合，用道理衡量也多谬误。其事不合经义，这是第二点。三十三篇，是四个朝代的书，完全是四个朝代的文风，古今升降变化，一目了然，典、谟、誓、诰各有其体例，不相混淆。二十五篇则从《大禹谟》到《康诰》，其文风如同出自一人之手，谟、训、命、诰大致相似，再无分别。其文风不类，这是第三点。从前宋朝阮逸伪造《元经》，声称是隋朝王通所撰，但《河汾王氏书目》中没有记载，《唐艺文志》也没有记载；而且避唐景帝（唐高祖李渊的祖父）讳，称石虎为季龙，又避唐神尧（唐高祖）讳，称戴渊为若思。”因此直斋陈氏得知其为伪书，说“阮逸用心劳苦却日益拙劣，自己无法掩盖”。现在这二十五篇，《史记》中没有，班固、范晔的《两汉》史书中没有，贾逵、马融、郑玄所传承的也没有，赵岐、杜预、韦昭等儒生都没有见过，而其中夹杂着异端言论、小说故事、魏晋时期骈俪雕琢的文风，与三十三篇的真书高下悬殊，比起阮逸的伪书更容易辨别。可惜后世学者被其名声震慑，都不去仔细考察啊！
△《伪书》剽窃经传
问：“经传所引用的《尚书》文字，二十五篇中都有，为什么说它是伪书呢？”答：“这是作伪书的人剽窃经传的文字放入其中的缘故。你没看见铁器吗？铸造的没有痕迹，而修补的有痕迹。凡是经传所引用的话语，在三十三篇中的，与上下文义都自然连贯；在二十五篇中的，其上下承接都有拼凑的痕迹，有痕无痕非常容易辨别。而且其中有剽窃传记所引用的逸书文字的，也有传记中自己所说的话，并非引用《尚书》，却也被剽窃进去的。“六府三事”，是缺自解释经文，“同德度义”，是苌弘抒发自己的见解，怎么能牵强地拉入经文中！至于“除恶务本”，是权谋之士所说的话，尤其不能进入圣人之口。有采取经传的意思而改变其词句的。“有攸不为臣，东征”，删去首句而移到伐纣的篇章中，可以吗！“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为“予”而归属武王，这是错误的！有采取经传的词句而失去其原意的。周亲不如仁人，说自己不偏私亲属，可以；把周亲归属于纣王，则不合伦常。嘉谋归于我后，臣下互相勉励，可以；成王以此命令官员，则失言。这是剽窃无法掩盖的。况且《尚书》共有百篇，而经传所引用的大致都包含在二十五篇之中，那么其余的四十二篇（五十八篇之外，还应有《逸书》四十二篇），经传难道没有引用其中一句话吗？所以传记所引用的在三十三篇中的少，在二十五篇中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专门搜集传记中的话语来成书的。即使从他们引用传记这一点来看，其伪作也无法掩盖了！
△识别《伪书》之不易
问：三
代有三代之文，两汉有两汉之文，魏、晋以还，文体益变，二十五篇之文岂後世文人之所能赝为。此固不得疑为伪也。曰：能膺为者多矣！魏、晋之世，文士多好摩拟古人之文，其习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诰》，其声音笑貌俨然《尚书》矣，试隐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无识之人观之，岂复有疑其伪者乎，宋文彦博帅永兴，得褚遂良《圣教序》墨迹，因令子弟临摹一本；会宴僚属，乃并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皆以摹者为真迹也。夫书法，其浅者也，犹且如是，况文之难知乎！嗟夫，《管》、《晏》、《▯冠》诸子大率皆後人所伪撰，至於昭明所选《高唐》、《风赋》、《黄鹄怨歌》之属，为俊人所拟作者尤多，乃传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为真。故凡世之以伪乱真者，惟实有学术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辫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视莠莫非稷也，视鱼目莫非珠也，乌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後有人讼之，坐除名。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讼之者，则至今必奉为圣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岂可胜道，特难为不学而耳食者言耳。纵使梅赜果尝奏上此书，尚不可据为实，况并无此事乎！此所关於圣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余不辞尤谤而考辫之。
译夏、商、周有三代的文风，两汉有两汉的文风，自魏、晋以来，文体更加变化，那二十五篇的文章哪里是后世文人所能伪造的呢？这本来就不应该怀疑它是伪作。有人说：能够伪造的人多了！魏、晋时期，文士大多喜好模仿古人的文章，这是当时的风尚。像夏侯湛的《昆弟诰》，其声调面貌俨然就是《尚书》了，试着隐藏作者的名字而加上古人的名字，让没有见识的人观看，难道还会有人怀疑它是伪作吗？宋代的文彦博镇守永兴时，得到了褚遂良《圣教序》的真迹，于是让子弟临摹了一本；恰逢宴请僚属，便同时拿出这两本，让在座的客人辨别，客人都把摹本当作真迹。书法，是浅显的东西，尚且如此，何况文章更难辨别呢！唉，《管子》、《晏子》、《冠子》等诸子书大抵都是后人所伪撰，至于昭明太子所选的《高唐赋》、《风赋》、《黄鹄怨歌》之类，被才俊之人模仿创作的尤其多，于是流传日久，人们就都相信它们是真的。所以世间凡是假乱真的，只有确实有学问且能写文章的人然后才能辨别；世俗之人目光短浅，他们看杂草没有不是稷的，看鱼眼没有不是珍珠的，怎么能知道真假呢！从前隋朝牛宏上奏请求搜求天下散失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送官府，领取赏赐后离去。后来有人告发他，因此被除名。然而伪造古书乃是古人的常事，假如没有遇到告发的人，那么到现在必定被奉为圣人的言论了。古今像这样的情况，哪里可以说得尽呢，只是难以向不学习而耳食的人说明罢了。即使梅赜果然曾经上奏此书，尚且不能作为实据，何况根本没有这件事呢！这关系到圣人的政事言行，并非小事，所以我冒着指责和诽谤来考证辨别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