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似矣；然《二传》皆未尝言，故今亦阙之。
译因感于获麟之事而作，既然起笔于获麟，那么文章就应在起笔处结束，这似乎合理；然而《左传》和《公羊传》都没有这样记载，所以现在也对此保持空缺。
△辨作《春秋》以自见之说
《世家》载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圣人之意。今不取。
【备考】“《春秋古经》十二篇。”（《汉书艺文志》）
【附论】“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并《孟子》）
△作《春秋》非专黜陟之权
胡氏安国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灭，为後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为无其位而▯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专黜陟之大权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犹所谓“王者之迹”也。《书》，天子主事也；《诗》，天子之事也；《乘》、《▯杌》、《春秋》。则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据周礼以书列国之事，所关者天下之治乱，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与《诗》、《书》同而非《乘》、《▯杌》之比也，岂谓其专黜陟之大权哉！若僭其黜陟即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谓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故余不得不辨。
△修《春秋》循旧书法
又按《春秋传》，晋韩起聘於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鲁之《春秋》本据周礼以书时事。但自东迁以後，时异势殊，盟会擅於诸侯，政事专於大夫，一切战争弑夺之事皆成周盛时所未尝有者，秉笔者苦於无例可循，而其识亦未必足以及之，则其书法不合於周礼者当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严内外之防，尊卑有经，公私而别，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见，恶不待贬而自明，大义凛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耳，非以其专黜陟为足惧也。惜乎後之儒者过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来之意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篇》）
“齐陈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传》哀公十四年）
△辨程子论请讨陈恒之谬
程子云：“左氏记孔子之言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若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与国以讨之。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馀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余按：《传》文前云“三
译△辨析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自我彰显的说法
《世家》记载孔子的话说：“唉！唉！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颂。我的道不能实行了，我凭什么在后世自我彰显呢？”于是依据史官的记录撰写了《春秋》等等。这些话似乎急于求名，完全违背了圣人的本意。现在不予采纳。
【备考】“《春秋古经》十二篇。”（《汉书·艺文志》）
【附论】“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就消亡了；《诗》消亡后，然后《春秋》才出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它们的文辞是史官的文辞。’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私下取用的！’”“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职事。’因此，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罢了。征伐，是上级攻打下级；敌对的国家不能互相征伐。’”（均出自《孟子》）
△作《春秋》并非专门行使贬斥与褒升的权力
胡安国说：“仲尼作《春秋》来寄托王法，记载常典、任用礼仪，任命德行、讨伐罪过，其大要都是天子的事。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的写作，遏制横流的人欲，保存将灭的天理，为后世考虑得极为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地位却行使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南面称尊之权，让乱臣贼子抑制欲望而不能放肆，这就令人痛心了。”我按：孔子因为东周时代礼乐征伐都由诸侯发出，所以修撰《春秋》来尊崇王室。所以说：“权力出自诸侯，十代很少有不失的；出自大夫，五代很少有不失的；陪臣执掌国命，三代很少有不失的。”大概地位越卑下就越不可僭越，何况以布衣之身专门行使贬斥与褒升的大权呢！唐代哥舒翰讨伐安禄山，有人劝他回兵诛杀杨国忠，说：“如果这样，那就是我哥舒翰反叛，而不是安禄山反叛了。”如果孔子先已僭越了天子的权力，那些乱臣贼子又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就消亡了；《诗》消亡后，然后《春秋》才出现。”所谓“天子之事”，就像所说的“王者的踪迹”一样。《书》，是天子主持的事；《诗》，是天子的职事；《乘》、《梼杌》、《春秋》，则是诸侯的史书而非天子的事。孔子依据周礼来记载列国之事，所关系的是天下的治乱，所匡正的是天下的名分，那么就不能再用诸侯史书的眼光来看待它，所以说它是天子之事：意思是它与《诗》、《书》同类，而不是《乘》、《梼杌》之类，哪里是说它专门行使贬斥与褒升的大权呢！如果僭越了贬斥与褒升的权力就可以称为天子之事，那么吴、楚僭越称王都可以称为天子之事了吗！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只是诬蔑圣人，也是教唆天下人悖逆上级、作乱犯上。所以我不得不辩驳。
△修撰《春秋》遵循旧的书法
又按《春秋传》，晋国韩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那么鲁国的《春秋》原本就是依据周礼来记载时事。只是自从东迁以后，时势不同，盟会由诸侯专断，政事由大夫专权，一切战争弑夺之事都是成周盛世时未曾有过的，执笔的人苦于没有先例可循，而且他们的见识也未必能达到那个高度，那么其书法不符合周礼的应当也不少。所以孔子取来修撰，匡正君臣的名分，严明内外的界限，尊卑有常道，公私有区别，然后二百四十年中善行不待褒扬就自然显现，恶行不待贬斥就自然明白，大义凛然，功罪无法逃避，所以说“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并不是因为他专门行使贬斥与褒升的权力而令人畏惧。可惜后来的儒者过于追求深意，而往往反而失去了它原本的意思！
“陈成子弑杀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向哀公报告说：‘陈恒弑杀了他的国君，请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去告诉那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论语·宪问篇》）
“齐国陈恒弑杀了他的国君壬于舒州，孔丘斋戒三天后请求讨伐齐国，共三次。哀公说：‘鲁国作为齐国的弱国很久了，你去讨伐它，打算怎么办？’回答说：‘陈恒弑杀了他的国君，百姓不赞同他的占一半；凭借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的一半，可以战胜。’哀公说：‘你去告诉季孙。’孔子推辞，退下来告诉人说：‘我因为位列大夫之后，所以不敢不说话！’”（《左传》哀公十四年）
△辨析程子关于请求讨伐陈恒论述的错误
程子说：“《左传》记载孔子的话说：‘陈恒弑杀了他的国君，百姓不赞同他的占一半；凭借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的一半，可以战胜。’这不是孔子的话。如果真的这样说，是依靠武力，而不是依靠道义。如果是孔子的志向，必定会匡正他的罪名，向上报告天子，向下报告方伯，而率领同盟国去讨伐他。至于战胜齐国的原因，是孔子次要的事，哪里会计算鲁国人数的多少呢！”我按：《传》文前面说“三
日齐而请伐齐，三”，则已告哀公以义之当讨矣；而公以“鲁为齐弱”致疑，故复言此以释其疑，非以力不以义也。哀公之所惧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讨耶！程子未尝详绎《传》文，但节其後数语，遽谓之以力不以义，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齐，战，疾。”圣人举事固主於义，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谋定而後战，乌有举数万人之命冒然一掷而不虑其事之所终乎哉！诸葛武侯之表怀帝也，曰：“今南方己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论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义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胜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盖义以民心为主，故孔子以“民之不与”言之，非论力，正沦义也。况当是时：天子已微，自晋失伯以来，天下亦无方伯，与国如宋如卫皆不足与有为，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齐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邻国，谓因齐民为以力而率与国则为以义，非独迂於论事，抑亦疏於论义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传》之谬。但《传》文不若《论语》醇古，疑记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与《论语》互有详略，足相发明。而孔子之辞亦与《论语》不同，未知孰是。故并存之。
译“日齐而请伐齐，三”，就已经以道义上应当讨伐的理由告知哀公了；而哀公因为“鲁国比齐国弱小”而产生疑虑，所以再次说这番话来解除他的疑虑，并不是主张凭借武力而非道义。哀公所畏惧的是不能取胜，如果不告诉他可以取胜的原因，还怎么能指望哀公肯去讨伐呢！程子不曾详细推敲《左传》的文意，只是截取后面的几句话，就断言这是凭借武力而非道义，岂不是冤枉了《左传》吗！孔子说：“空手搏虎、徒步渡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与他同行！一定要是面对事情心存敬畏，善于谋划并能成功的人。”“孔子所谨慎对待的：斋戒、战争、疾病。”圣人做事固然以道义为主，但也必须有知己知彼的明智，谋划确定之后才开战，哪有把数万人的性命贸然拿去赌一把而不考虑事情最终结果的道理呢！诸葛武侯上表给怀帝时说：“现在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充足，应当激励统率三军，北伐平定中原。”如果按照程子的说法，那么武侯也是凭借武力而非道义了。孟子说：“率领他们的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够取胜的。”又说：“他们使百姓陷入困境，君王前去征讨，有谁会与君王为敌呢！”大概道义以民心为主，所以孔子用“百姓不拥护”来论述，这不是讨论武力，正是论述道义。况且在当时：天子已经衰微，自从晋国失去霸主地位以来，天下也没有方伯，像宋、卫这样的盟国都不足以有所作为，竟然想要舍弃那些与齐国不共戴天的齐国百姓，而去求助于不可倚仗的邻国，认为依靠齐国百姓就是凭借武力，而率领盟国就是凭借道义，这不仅在对事情的看法上迂腐，在对道义的理解上也疏漏了。这是宋儒的失误，不是《左传》的错误。只是《左传》的文辞不如《论语》纯正古朴，怀疑记录言语的人才有高下的缘故；然而《左传》与《论语》互相有详略之处，足以互相阐发。而孔子的言辞也与《论语》不同，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所以一并保留。
【附录】“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
【附录】“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篇》）“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季康子患盗，问於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上）“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上）“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篇》）“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论语乡党篇》）
【附录】“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篇）“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哀公、季康子、孟武伯诸问皆在归鲁後
以上十一条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归鲁之後无疑。故并附次於请讨陈恒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盖采《为政篇》文而误以哀公为康子也。又因此文与答樊迟之语相类而误易之，则益舛矣。今不从。
△两答“颜渊好学”疑本一事
《论语先进篇》亦载答颜渊好学语，而以哀公为季康子，且遗“不迁怒”等三句。孙觉曰：“夫子之对季康子与哀公同，而有略有详：於臣略，於君详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极相类，疑亦本一事而所记有详略异同，正如《史记》误以“举直错枉”为答康子语耳，不必曲为之解也。《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论语》诸篇非一人之所记，故其中往往有重出异同之语；必尽以为二事，则泥古之过也。故今止载《雍也篇》文。
△辨以黍雪桃之说
《家语》载有“哀公赐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时风尚近古，以黍雪桃必无此事。且此亦小事耳，圣人之词简质而气浑厚，况侍食於君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韩非，非所引事初无实录，姑妄言以为说资者；此说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语》亦采之。呜呼，盖亦无有不采者矣！
【备览】“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於是乎书。”（《杂记》）
【存疑】“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篇》）
△辞见孺悲事可疑
按：孺悲果有过，孔子责之可也；若有大过而不可教，绝之可也；胡为乎阳绝之而阴告之，有如儿戏然者？恐圣人不如是之轻易也。使悲果能闻歌而悔，则责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责之而竟不知悔，即闻歌奚益焉？孔子於冉有之聚敛，弟子也，责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责之而已；未有故绝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独《阳货篇》有之。《阳货篇》之文固未可以尽信也。或当日曾有辞孺悲见之事，而
译【附录】“鲁哀公问道：‘怎样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提拔邪曲的人，把他们安置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论语·为政篇》）“鲁哀公问孔子，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他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不幸短命早逝了！现在就没有了，没听说有好学的人了。’”（《论语·雍也篇》）
【附录】“季康子问道：‘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努力，该怎么办？’孔子说：‘你庄重地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你孝顺父母、慈爱幼小，他们就会忠诚；你提拔善良的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勤勉努力。’”（《论语·为政篇》）“季康子问：‘仲由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仲由果断，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又问：‘端木赐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事理，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又问：‘冉求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冉求多才多艺，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论语·雍也篇》）“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论语·颜渊篇》）“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假如您不贪求财货，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同上）“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君子的品德像风，小人的品德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伏。’”（同上）“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无道，季康子说：‘像这样，为什么国家没有灭亡？’孔子说：‘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像这样，怎么会灭亡呢！’”（《论语·宪问篇》）“季康子赠送药品，孔子拜谢后接受，说：‘我不了解这药性，不敢尝服！’”（《论语·乡党篇》）
【附录】“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只为他的疾病担忧。’”（《论语·为政篇》）“孟武伯问：‘子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又问，孔子说：‘仲由啊，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可以让他管理军赋，不知道他是否仁。’‘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啊，千户人家的城邑，百辆兵车的家族，可以让他做总管，不知道他是否仁。’‘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啊，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可以让他接待宾客，不知道他是否仁。’”（《论语·公冶长篇》）
△哀公、季康子、孟武伯等人的提问都在孔子返回鲁国之后
以上十一条虽然没有年份可考，但必定都在孔子返回鲁国之后无疑。所以一并附在请求讨伐陈恒之后。
《史记·孔子世家》说：“季康子问政，说：‘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邪曲的人就会变正直。’”大概是采用了《为政篇》的文字却错误地把鲁哀公当成了季康子。又因为这段文字与回答樊迟的话相似而错误地替换了，那就更加错乱了。现在不采纳这种说法。
△两次回答“颜回好学”怀疑本是同一件事
《论语·先进篇》也记载了回答颜回好学的话，但把鲁哀公换成了季康子，并且遗漏了“不迁怒”等三句话。孙觉说：“孔子回答季康子和鲁哀公相同，但有简略和详细之分：对臣子简略，对君主详细。”我考察：这两章文字极其相似，怀疑原本是一件事，只是记录有详略不同，就像《史记》错误地把“举直错枉”当作回答季康子的话一样，不必勉强为之辩解。《春秋公羊传》说：“亲眼所见用不同的辞令，耳闻用不同的辞令，传闻用不同的辞令。”《论语》各篇不是一个人记录的，所以其中往往有重复且说法不同的话；如果一定都认为是两件事，那就是拘泥古人的过错。所以现在只记载《雍也篇》的文字。
△辨析用黍米洗桃的说法
《孔子家语》记载有“鲁哀公赐给桃子，用黍米洗桃”的事情，孔子一边吃一边辩解等等。我考察：春秋时期的风尚接近古代，用黍米洗桃必定没有这种事。况且这也是小事，圣人的言辞简练质朴而气度浑厚，何况在君主面前陪侍进食，怎么会喋喋不休地辩解这件事呢？这段文字本于韩非子，所引用的事情最初就没有真实记录，只是胡乱编造作为论说的资料；这种说法尤其浅陋，不值得深入辨析。然而《孔子家语》也采纳了它。唉，大概是没有不采纳的了吧！
【备览】“为仲由的丧事，鲁哀公派孺悲去向孔子学习士的丧礼。《士丧礼》就是在这个时候记载下来的。”（《礼记·杂记》）
【存疑】“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传达命令的人走出门，孔子取来瑟弹唱，让孺悲听到。”（《论语·阳货篇》）
△推辞接见孺悲的事可疑
考察：如果孺悲真的有错，孔子责备他是可以的；如果有大错且不可教化，断绝关系也是可以的；为什么要表面断绝关系而暗中告知，像儿戏一样呢？恐怕圣人不会如此轻率。假如孺悲真的能听到歌声而悔改，那么责备他也必定会悔改是可知；假如责备他竟不知悔改，即使听到歌又有什么用呢？孔子对于冉有的聚敛，他是弟子，只是责备罢了；对于原壤的夷俟，他是老朋友，也只是责备罢了；没有故意断绝关系又故意告知像这一件事的。唯独《阳货篇》有这种情况。《阳货篇》的文字本来就不能完全相信。或许当时曾有推辞接见孺悲的事，而
○考终
△辨梦奠两楹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於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於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谦逊之辞而无自圣之意，皆明民义所当为而不言祸福之将至。独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谓，而预决其死於梦兆，殊与孔子平日之言不类；恐出於後人传闻附会之言。故不敢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孔子卒年月日之考定
社氏《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余按：杜氏所以如是注者，盖因哀十五年《传》文中有闰月，递推而下，则四月不当有己丑耳；不知《传》虽有此闰月，鲁实无此闰月，己丑正当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时，列国置闰互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乱，《经传》之文皆差一月，盖《经》本之鲁史，《传》采之周史；鲁於六月置闰，周於十二月始置闰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经》、《传》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与鲁皆不置闰也；《传》於十二月後始书闰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闰也。王猛之居皇也，《经》书於夏而《传》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经》书於秋而《传》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经》书於冬十月而《传》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闰月以前，经之纪事无不先《传》一月，是鲁於六月已置闰也。且以《传》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闰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则十二月当为癸卯朔，而《经》何以书“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则是《传》之闰月即《经》之十有二月，而周、鲁诸闰之不同，众证明白，晓然而无疑矣。哀十二年《传》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是哀公之世，鲁历後天而失一闰之明证也。哀十六年，《续经》书云：“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於卫，卫侯辄来奔。”而《传》乃在十五年之闰月；盖缘鲁失一闰，故卫闰月之事在鲁明年正月，《传》采之卫史，而《续经》所书则鲁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鲁不置闰之明证也。由是言之，《续经》所书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当有己丑，月日皆不误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杜氏偶未深考，但以《传》之日月为据；《经》有与《传》异者，於他国事则以为从告，於鲁事则以为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学者不可据《注》而疑《经》也。故今仍从《续经》；周正之夏四月已丑；盖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谱》僭改经文之谬
《年谱》云：“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说实本之社氏《左传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长历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误，不则月或误耳，故曰“日月必有误”，犹有阙疑之意焉，未尝决以为乙丑也。《年谱》公然僭改《经》文，以己为乙，断以为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为言之不确，则人疑己之无所传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无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则作《年谱》者本无所据，而但掇拾注疏诸子之唾馀以成书也，昭昭然矣。《年谱》不知何人所撰，今见於《阙里志》，云出《素王》事纪。然观其中亦似尝有所删节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语》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叹矣夫！
△年七十四
《史记孔子此家》及杜氏《春秋注》皆谓孔子年七十三，盖皆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从《二传》以为襄公二十一年生，则孔子至是当年七十有四。而《索隐》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则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丘卒，公讠耒之曰：‘▯天不吊，不▯遗一老
译○考终
△辨析“梦奠两楹”的说法
《礼记·檀弓篇》记载：“孔子早起，背着手拄着拐杖，在门前悠闲地徘徊，唱道：‘泰山将要崩塌了吗？梁木将要毁坏了吗？哲人将要枯萎了吗？’子贡听到后，快步进入屋内。孔子说：‘我前夜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受祭奠，我大概快要死了！’果然卧床七日后去世。”我考察认为：《论语》所记载的孔子言论很多，大体都是谦逊之辞，没有自命为圣人的意思，都是阐明百姓应当履行的道义，而不谈论祸福将要到来。唯独这首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称，并且预先根据梦兆断定自己将死，这与孔子平日的言论大相径庭；恐怕是出于后人传闻附会之言。所以不敢收录。
“夏四月己丑日，孔丘去世。”（《左氏春秋》哀公十六年）
△孔子去世年月日的考定
杜预《注》说：“四月十八日是乙丑日，没有己丑日。己丑日是五月十二日。日期必定有错误。”我考察认为：杜预之所以这样注解，大概是因为哀公十五年《左传》中有闰月，依次推算下来，那么四月就不应该有己丑日；却不知《左传》虽然有这个闰月，鲁国实际上并没有这个闰月，己丑日正当在四月。怎么证明呢？春秋时期，各国设置闰月互不相同。昭公二十二年王室发生动乱，《春秋经》和《左传》的记载都相差一个月，这是因为《春秋经》依据鲁国史书，《左传》采录周朝史书；鲁国在六月设置闰月，周朝在十二月才开始设置闰月。怎么证明呢？景王下葬，《春秋经》、《左传》都在六月，这是六月以前周朝与鲁国都没有设置闰月的证据；《左传》在十二月之后才记载闰月，这是周朝在十二月设置闰月的证据。王猛占据皇邑，《春秋经》记载在夏季而《左传》在秋季七月戊寅日；他进入王城，《春秋经》记载在秋季而《左传》在冬季十月丁巳日；他去世，《春秋经》记载在冬季十月而《左传》在十一月乙酉日；从六月以后，闰月以前，《春秋经》记载的事件无不比《左传》早一个月，这是鲁国在六月已经设置闰月的证据。况且根据《左传》的文字考证，十二月有庚戌日，闰月有辛丑日，明年正月壬寅日初一，那么十二月应当是癸卯日初一，而《春秋经》为什么记载“十二月癸酉日初一，发生日食”？那么这就是《左传》的闰月即《春秋经》的十二月，而周朝、鲁国设置闰月的不同，众多证据明白清楚，显而易见没有疑问了。哀公十二年《左传》说：“冬季十二月，出现蝗虫。”孔子说：“火星还在西流，掌管历法的人有过失。”这是哀公时代，鲁国历法落后于天象而漏掉一个闰月的明显证据。哀公十六年，《续经》记载说：“正月己卯日，卫国世子蒯聩从戚地进入卫国，卫侯辄来投奔。”而《左传》却记载在十五年的闰月；大概是因为鲁国漏掉一个闰月，所以卫国闰月的事情在鲁国明年正月，《左传》采录卫国史书，而《续经》所记载的是鲁国史书；这是哀公十五年十二月以后，鲁国不设置闰月的明显证据。由此说来，《续经》所记载的四月就是杜预推算的三月，这个月正当有己丑日，月份和日期都没有错误。《春秋》中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不可一一列举。杜预偶尔没有深入考证，只以《左传》的日期为依据；《春秋经》有与《左传》不同的，对于其他国家的事情就认为是听从报告，对于鲁国的事情就认为是错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学者不可以依据《注》而怀疑《经》。所以现在仍然遵从《续经》；周历的夏四月己丑日；大概是夏历的春二月十一日。
△《年谱》擅自改动经文之谬误
《年谱》说：“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日，即现在的二月十八日，孔子去世。”我考察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本于杜预《左传注》。然而杜预的意思只是所推算的长历不符合，所以怀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期可能有误，或者月份可能有误，所以说“日期必定有错误”，还存有存疑的意思，未曾决断认为是乙丑日。《年谱》公然擅自改动《经》文，把己改为乙，断定为二月十八日？他的意思是认为如果不确切，那么人们会怀疑他没有传承而不深信，所以毫不迟疑地以此欺骗后世；却不知四月本来就没有乙丑日，而不知己丑日反而在四月。那么撰写《年谱》的人本来没有依据，只是拾取注疏诸子的残余言论来成书，这就显而易见了。《年谱》不知是谁撰写的，现在见于《阙里志》，说出自《素王事纪》。然而看其中似乎也曾经有所删节；它的取舍又低于《家语》。然而近世之士没有不相信并采纳它的，这真是可叹啊！
△享年七十四岁
《史记·孔子世家》以及杜预《春秋注》都说孔子享年七十三岁，大概都是以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为依据。现在既然遵从《二传》认为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那么孔子到这时应当享年七十四岁。而《索隐》却说：“如果孔子生于二十一年，到哀公十六年为七十三岁；如果生于二十二年，则为七十二岁。”实在无法理解。
“孔丘去世，鲁哀公吊唁他说：‘天不怜恤，不留下
【附录】“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
△辨哀公问儒服之说
《戴记儒行篇》云：“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晔，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语夸而复，文浅而放，乃战国之风气，非春秋之语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见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问之也。且玩其语意，乃谓宋人冠章甫，鲁人衣逢掖，孔子随所在国俗而服之，不斤斤於礼耳；非谓一时兼用之也。後人合以为一，反以为孔子之礼服，误矣。《庄子外篇》亦有与哀公论儒服之事，与此如出一口，盖皆放荡之士疾世儒之拘谨，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为是言以诋之耳；岂得以其托诸孔子，载诸《戴记》，而遂以为实然也哉！今不录。
【附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篇》）“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
△辨齐侯问商羊之说
《家语》云：“齐有一足之鸟飞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水祥也。童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余按：五石之陨，六▯之退，《春秋》为宋志之；《左氏传》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书？《左传》何以不载？自春秋来，大雨水者无虑千计，何以未有一人见商羊乎？孔子之所以圣，以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传道於万世，不以小才小艺故也。即以才艺言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则所谓“博学”“多能”云者，亦谓兵农礼乐射御书计之属，非若《山海经》、《淮南子》之所为也。後之人但闻孔子博学多能，遂误以为搜神志怪之流。然《国语》犹颇征引往昔以附会之，而此则直以诵童谣之故圣之，嘻，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诵之，童子之智胜孔子矣，何不圣童子而圣孔子也？卜偃、师己皆能诵童谣以推未来之事，将皆得为圣人乎？此乃无识之士妄撰以见圣人之博，而不知其▯以小圣人也。故今不录。说并见後条下。
△辨楚王问萍实之说
《家语》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於鲁，问於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唯霸者为能获焉。吾昔之郑，过陈，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实之事荒诞不经，童谣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无此等事，亦并无此等语；而世信之，何耶？童谣之占，自《春秋传》、《国语》始有之，皆附会耳，非实事也。然瞿▯鹆谣於文、武之时，弧服应以褒▯句之狱，人固莫之测也。汉、唐以降，此类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东君”、“雨帝”之属，其文似皆别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离合以推之於时事。即间有一二斥言者，亦终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类），谣者亦莫知其为何应也。从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详尽，如“商羊”“萍实”之谣者。以童子为无知而妄言乎，何以历历分明如是？以童子为知之而故言乎，已见之物群臣莫之识也，未来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陈，偶耳，▯陈而闻此谣，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过陈，或过陈而偶不闻此谣，不几无以答楚王乎？他人▯不闻耳，闻之复谁不能解者，亦不必为孔子贵也。此与商羊之事皆本《说苑》；《家语》复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并不录。说并见前条下。
【附录】“子绝
译【附录】“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凶猛，恭敬而安详。”（《论语·述而篇》）“孔子闲居时，舒展自在的样子，和乐安适的样子。”（同上）
△辨哀公问儒服之说
《礼记·儒行篇》说：“鲁哀公问孔子说：‘先生的服饰是儒者的服饰吗？’孔子回答说：‘我小时候住在鲁国，穿宽袖的衣服；长大后住在宋国，戴章甫的帽子。我听说，君子学习的是道义，他的服饰则随乡俗而定。我不知道什么是儒服！’”我按：这篇文章语言夸张而重复，文辞浅薄而放纵，是战国时期的风气，不是春秋时期的语言，李氏早已辨明这一点。孔子拜见国君，自有大夫朝服，这是一定的制度，哀公也不应当怀疑而询问。况且玩味其语意，是说宋国人戴章甫帽，鲁国人穿宽袖衣，孔子随所在国家的习俗而穿着，不拘泥于礼制；并不是说一时之间兼用这两种服饰。后人将其合为一谈，反而认为是孔子的礼服，这是错误的。《庄子·外篇》也有与哀公讨论儒服的事情，与此如出一口，大概是放荡之士痛恨世俗儒者的拘谨，穿着儒者衣冠，自命为儒者；所以这样说以诋毁他们；怎么能因为假托孔子，记载于《礼记》，就认为确实如此呢！现在不收录。
【附录】“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论语·子罕篇》）“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论语·述而篇》）
△辨齐侯问商羊之说
《孔子家语》说：“齐国有一只一只脚的鸟飞落到国君的朝廷，停在殿前，舒展翅膀跳跃。齐侯非常奇怪，派使者聘问鲁国，询问孔子。孔子说：‘这只鸟名叫商羊，是水灾的征兆。童谣说：“天将大雨，商羊鼓舞。”现在齐国有这种鸟，将有大水灾。’不久，大雨倾盆，水泛滥，景公说：“圣人的话确实有证据啊！”’我按：五块石头坠落，六颗星星退行，《春秋》为宋国记载了；《左传》中神怪的事情尤其多；商羊跳舞，《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左传》为什么不收录？自春秋以来，大水灾不计其数，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见过商羊呢？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祖述尧、舜，效法文、武，而传道于万世，不是因为小才小艺的缘故。即使从才艺来说，达巷党人说：“伟大啊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说：“我专精什么：专精驾车吗？专精射箭吗？”太宰问子贡说：“先生是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我小时候地位低贱，所以多能鄙事。”那么所谓“博学”“多能”之类的，也是指兵农礼乐射御书计之类，不像《山海经》、《淮南子》那样。后来的人只听说孔子博学多能，就误以为他是搜神志怪之类的人。然而《国语》还颇征引往昔以附会之，而这篇却直接因为诵读童谣的缘故就圣化他，唉，也太浅陋了！童子说的话，孔子诵读它，童子的智慧胜过孔子了，为什么不圣化童子而圣化孔子呢？卜偃、师己都能诵读童谣以推测未来之事，难道都能成为圣人吗？这是无识之士妄撰以显示圣人的博学，而不知道这是以小见大来圣化圣人。所以现在不收录。说法并见后条下。
△辨楚王问萍实之说
《孔子家语》说：“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红，直接撞击王船。船夫取来。王非常奇怪；遍问群臣，没有人能识别。王派使者聘问鲁国，问孔子，孔子说：‘这就是所谓的萍实，只有霸主才能得到。我从前去郑国，经过陈国，听到童谣说：“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等等）。”我按：萍实的事情荒诞不经，童谣的话鄙陋可笑，春秋时代不但没有这种事，也没有这种话；而世人相信它，为什么呢？童谣的占卜，自《春秋传》、《国语》开始有，都是附会，不是实事。然而瞿鹆谣在文、武之时，弧服应以褒姒之狱，人固然无法预测。汉、唐以来，此类尤其多。然而“千里草”、“桃李子”、“东君”、“雨帝”之类，其文似乎都有别的所指，而好事者假借离合以推之于时事。即使偶尔有一二斥言者，也终究不甚明了（如“天下皆烟”之类），谣者也不知道它对应什么。从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详尽，如“商羊”“萍实”之谣者。认为童子无知而妄言吗，为什么历历分明如此？认为童子知道而故意说吗，已见之物群臣莫之识也，未来之事童子何由知之？况且孔子经过陈国，偶然罢了，经过陈国而听到此谣，也偶然罢了；假使孔子偶然不过陈，或过陈而偶然不闻此谣，不几乎无以答楚王乎？他人不闻耳，闻之复谁不能解者，亦不必为孔子贵也。这与商羊之事皆本《说苑》；《家语》复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并不录。说并见前条下。
【附录】“孔子绝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篇》）
译四：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论语·子罕篇》）“孔子所谨慎对待的：斋戒、战争、疾病。”（《论语·述而篇》）
【附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
△辨延射扬觯之说
《戴记射义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於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云云），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云云），盖仅有存者。”余按：《论语》云：“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圣人之教人之不轻绝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乌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点之言，“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不乱”，此七十子之所难，而乃以责之众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圣人者有几人乎？此必传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语》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数语云：“射既阕，子路进，曰：‘由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观其语乃如今世演剧者之打诨然，鄙哉！有如是之轻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语》但坟一语即未有不陋者，大率如此。故今并不录。
△辨束帛赠程本子之说
《韩诗外传》云：“孔子遭齐程本子於郯，倾盖而语，终日。顾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赠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见於经传，孔子重之如此，而《论语》、《戴记》中顾无一言称之，何耶？子夏问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先生”，谓父兄也；春秋时亦未闻有以先生称人者。且其所载子路孔子问答之言皆浅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录。
△《孝经》非孔子作
世多以《孝经》为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余按：《孝经》十八篇中多孔子与曾子问答之语，然则是曾子之门人笔之於书耳，非孔子所自为书也。果孔子所自为，岂得称其门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经”也者，後世尊古圣人之书之称，孔子、孟子之时无此语也。自汉以後，始有经名；孔子之不题以经，明矣。藉令孔子之时即有此语，亦止以经名《诗》，以经名《书》与《易》，可矣，不应自名其言以为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圣人之谦也如是，而谓以经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虽莫大於圣人，然圣人之心必不自以为孝；而乃曰“吾行在《孝经》！”其陋三也。然则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补】“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鱼先孔子卒，见於《论语先进篇》，与《史记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称“年五十”者，与颜渊之卒年互相抵捂。故今采《世家》文列之，而删伯鱼之年，传信也。说见後《颜渊条》下。
△辨孔氏再世出妻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则安能！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为伯鱼，由是遂谓孔子尝有出妻之事；伯鱼乃出妻之子，为母当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书》云：“观厥刑於二女。”《诗》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古之圣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国与天下者也。孔子之圣不异於舜、文王，何独不能刑其妻，使有大过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为贤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过；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悦而诚服，独其妻不能率
译【附录】“孔子以四项内容教导学生：文献、品行、忠诚、守信。”（《论语·述而篇》）
△辨析关于延请射箭和举觯劝酒的记载
《礼记·射义篇》记载：“孔子在矍相园射箭，围观的人像墙一样密集。射到司马这一环节时，让子路拿着弓箭出来延请射箭（等等），大概离去的人占了一半，留下的人占了一半。又让公罔之裘和序点举着酒杯劝酒并说话（等等），大概只剩下少数人。”我考察：《论语》记载：“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以交谈：有个童子来见孔子，门人感到疑惑；孔子说：‘肯定他的进步，不肯定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又说：“有个鄙野的人来问我，我起初觉得他空空如也，但我从他的两端穷究到底。”圣人教导别人不轻易断绝关系就是这样，——所以孟子说：“仲尼不做过分的事情。”——怎么会有射箭一次就拒绝别人到这种地步的呢！况且像序点所说的，“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到了耄耋之年称颂道理也不混乱”，这是七十位贤人难以做到的，却用来要求普通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可以接受圣人教导的人还有几个呢？这一定是流传过程中失去了真相，不是孔子的事情。《孔子家语》也采用了这段文字，又增加了几句话说：“射箭结束后，子路进前说：‘我和其他几位担任司马做得怎么样？’孔子说：‘能够听从命令了。’”看他们的对话就像现在演戏时的插科打诨一样，鄙陋啊！有如此轻浮躁动且自夸的子路吗！《孔子家语》只要有一句话，就没有不鄙陋的，大体都是这样。所以现在都不收录。
△辨析关于束帛赠送程本子的记载
《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在郯地遇到齐国的程本子，倾盖而谈，整天。回头对子路说：‘由，用十匹束帛赠送先生’（等等）。”我考察：程本子不见于经传，孔子如此看重他，而《论语》、《礼记》中却没有一句话提到他，为什么呢？子夏问孝，孔子说：“有酒食，让长辈先吃，难道这就叫做孝吗！”“先生”，指的是父兄；春秋时期也没听说过用“先生”称呼别人的。况且所载子路和孔子的问答之语都浅陋不足道，一定是后人编撰的。所以现在不收录。
△《孝经》不是孔子所作
世人多认为《孝经》是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说：“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我考察：《孝经》十八篇中多有孔子与曾子问答的话语，那么这是曾子的门人记录下来的，不是孔子自己写的书。如果是孔子自己写的，怎么能称呼他的门人为“曾子”呢？这是鄙陋之一。“经”是后世尊崇古代圣人之书的称呼，孔子、孟子时代没有这种说法。自汉代以后，才有“经”的名称；孔子不把自己的书题名为“经”，是很明显的。假使孔子时代就有这种说法，也只是用“经”来命名《诗》，用“经”来命名《书》和《易》，就可以了，不应该自己命名自己的言论为“经”。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圣人的谦虚就是这样，却认为他会用“经”来命名自己的言论吗！这是鄙陋之二。《中庸》说：“君子之道有四，我连一项都做不到：要求儿子做到的，用来侍奉父亲，我没能做到。”孝虽然对于圣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圣人的内心必定不认为自己就是孝；却说“我的行为在《孝经》！”这是鄙陋之三。那么这不是孔子的话就很明显了。所以现在不采纳。
【补】“孔子生了鲤，字伯鱼；伯鱼先于孔子去世。”（《孔子世家》）
考察：伯鱼先于孔子去世，见于《论语·先进篇》，与《史记·世家》的文字相符。只有《世家》所说的“五十岁”，与颜渊的去世年龄互相矛盾。所以现在采用《世家》的文字列出，而删去伯鱼的年龄，以传达可信的信息。说法见后面《颜渊条》下。
△辨析孔氏两代休妻的说法
《礼记·檀弓篇》记载：“孔子上之母死而不举行丧礼。门人问子思，说：‘从前你的先君子为休弃的母亲举行丧礼吗？’说：‘是的。’‘你不让孔子上为母亲举行丧礼，为什么呢？’子思说：‘从前我的先君子没有失去正道。道义隆盛就跟着隆盛，道义污浊就跟着污浊。〇怎么能！为〇娶妻的，是作为孔子上之母；不为〇娶妻的，是不作为孔子上之母。’所以孔氏不为休弃的母亲举行丧礼，从子思开始。”又说：“伯鱼的母亲死了，满一年还在哭。孔子听到后说：‘谁在哭？’门人说：‘是鲤。’孔子说：‘唉，太过分了！’伯鱼听到后，就除去了丧服。”解释《檀弓》的人都把先君子当作伯鱼，由此就说孔子曾经有休妻的事情；伯鱼是休妻的儿子，为母亲服丧满一年就除去，所以孔子认为太过分。我考察《尚书》说：“在两个女儿身上观察刑罚。”《诗经》说：“在寡妻身上施行刑罚，至于兄弟，以治理家邦。”古代的圣人没有不能先教化妻子而能治理国家和天下的。孔子的圣德不同于舜、文王，为什么偏偏不能教化他的妻子，使她有大过错以至于被休弃呢？孔子能教导七十位贤人，却不能教导一个妻子，使她陷入大过错；七十位贤人服从孔子都是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唯独他的妻子不能顺从
孔子之致以自陷於大过，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夫妇之道亦然。若无大过而辄出之，孔子之於夫妇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丧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为母期。孔子既在，伯鱼为母期而除之，亦有何异；而解者必委曲迁就之以蕲合乎丧出母之说，然则伯鱼必何如服而後可谓其母之非出耶？《史记孔子世家》亦无出妻之事，《史记》之诬且犹无之，後儒何得妄以加圣人乎！至於“道污则从而污”之语，尤大悖於圣贤之旨；“出母”之称，古亦无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称“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为何人；後儒过於泥古，又从而附会之，遂致孔氏顿有再世出妻，三世无母之事。伯鱼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不贤，而为圣贤者必皆不能教其妇；抑为圣贤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为圣贤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传》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无几，而贤人之妻无闻焉，然则不但孔子必无出妻之事，即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宁过而不信，不敢过而信之以诬圣贤。故今一概不录。说并见後《子思篇》中。
译孔子以这样的理由让自己陷入大错，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孟子说：“中庸的人涵养不中庸的人，有才能的人涵养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们乐于拥有贤德的父兄。”夫妇之道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大的过错就轻易休妻，孔子对于夫妇关系一定不会如此刻薄！《檀弓》的文本本来就不足信，而守丧一年就除服也不一定是在母亲被休之后才这样做的。父亲在世时，为母亲守丧一年。孔子既然还在世，伯鱼为母亲守丧一年就除服，又有什么奇怪呢；而解释者一定要委曲迁就，以求符合休出母亲的学说，那么伯鱼必须怎样服丧才能说他的母亲没有被休呢？《史记·孔子世家》也没有休妻的记载，《史记》的诬妄尚且没有，后儒怎么能妄加给圣人呢！至于“道污则从而污”的话，尤其大大违背圣贤的宗旨；“出母”的称呼，古代也没有。这显然不是子思的话。而且他所称的“先君子”，也没有明确说是谁；后儒过于拘泥古书，又从而附会，于是导致孔家竟然有再世休妻、三世无母的事情。伯鱼的母亲被休，子思的母亲改嫁，上子的母亲又被休，难道做圣贤妻子的必定都不贤德，而做圣贤的必定都不能教化她们的妻子；还是做圣贤妻子的本来不至于被休或改嫁，而做圣贤的必定要使她们被休或改嫁然后才美好呢？又查考：《左传》中士大夫休妻的寥寥无几，而贤人休妻的没有听说过，那么不但孔子必定没有休妻的事情，即使子思休妻恐怕也未必如此。我宁愿过于怀疑而不相信，也不敢过于相信而诬蔑圣贤。所以现在一概不收录。说法详见后文《子思篇》中。
【附录】“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篇》）
△《世家》估鱼之年不足信
按此文，则伯鱼之卒在颜子前甚明。《家语》乃称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伯鱼年五十而卒，则是伯鱼卒时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称颜回少孔子三十岁，三十二而死，则是颜子卒时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则颜子反先伯鱼而卒，而岂不谬也哉！朱子《或问》云：“有以‘鲤死’之言为夫子之设言；以人情考之，不应如此。”其说是矣。盖“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语》见其然，故撰为“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之语以合之。不知《史记》之年本不足信，强取以附会之，是以劳而卒至於抵捂也。
【备览】“伯鱼生▯，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世纪》作“谦，字子顺”）尝为魏相。子慎生鲋，（《世纪》“字於鱼，一字甲”）为陈王涉博士，死於陈下。”（《孔子世家》）
△《世家》孔氏世次尚可信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汉世益近，《世家》所载世次名字或无大误，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记年几何云者，必不能详密如是。孔子、伯鱼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则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并删之。
○遗型
“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後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後归。”（《孟子》）
【备览】“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内，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於汉，二百馀年不绝。”（《孔子世家》）
△辨将死遗秘书之说
《论衡》云：“孔子将死，遗秘书曰：‘不知何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颠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鲁，观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术圣人能之，而非所以为圣人也。然所谓前知者，不过剥复倚伏之理，治乱循环之运，非若後世射覆乌占之术然也。况为秘书以遗後世，欲何为乎？汉人好信谶纬，故其为言如此；其亵圣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参】“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檀弓》）
△《檀弓》记弟子丧服疑有误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丧，二三子皆▯而出。群居则▯；出则否。”按既云“▯而出”，又云“出则否”语殊难解。注以为“朋友相为服”，然与上文意不相贯，疑有缺误。故不录。大抵《檀弓》之文纰缪者多，间有当采录者，亦仅列之存参，志慎也。
【附论】“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孔子弟子无三千
《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则是孔子之门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汉人所称“六艺”即今《六经》，非《周官》“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远，圣人亦不轻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备考】“《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汉书艺文志》）
△《论语》成於後儒纂辑
《汉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余按：《鲁论语》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
译【附录】“颜渊死了，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做外棺。孔子说：‘有才无才，都是各自的孩子。我的儿子鲤死了，也只有内棺而没有外棺。我不肯步行来给他做外棺，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能步行。’”（《论语·先进篇》）
△《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孔鲤去世年龄的记载不可信
根据这段文字，孔鲤死在颜回之前是很明显的。《孔子家语》却说孔子二十岁生下孔鲤，孔鲤五十岁去世，那么孔鲤去世时孔子已经六十九岁了。又说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三十二岁去世，那么颜回去世时孔子才六十二岁。这样看来，颜回反而比孔鲤先死，这难道不是荒谬吗！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说：“有人把‘鲤死’的话当作孔子的假设之辞；但从人情事理来考察，不应该这样。”他的说法是对的。大概“孔鲤五十岁，先于孔子去世”的文字本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看到这样记载，所以编造了“孔子二十岁生下孔鲤”的话来与之相合。不知道《史记》中的年龄本就不值得信任，强行拿来附会，因此费力却最终导致矛盾。
【备览】“孔鲤生下孔伋，字子思。子思生下孔白，字子上。子上生下孔求，字子家。子家生下孔箕，字子京。子京生下孔穿，字子高。子高生下孔慎。（《孔子世家》作‘孔谦，字子顺’）曾担任魏国相国。孔慎生下孔鲋，（《孔子世家》‘字於鱼，一字甲’）担任陈王陈涉的博士，死在陈县之下。”（《孔子世家》）
△《史记·孔子世家》中孔氏世系尚可信
根据考察，从孔白以后，距离汉代越来越近，《世家》所载的世系名字或许没有大错，所以现在附列在后面。至于所记载的年龄多少，必定不能如此详细严密。孔子、孔鲤的年龄已经全部不合，如前面所辨析的，那么从子思以下还能相信吗！现在一并删去。
○遗型
“孔子去世后，过了三年，门人收拾行装准备回去，进入子贡住处拱手作别，相对而哭；都哭得失声，然后回去。子贡返回，在墓旁筑室，独自居住三年，然后回去。”（《孟子》）
【备览】“孔子葬在鲁城北泗水边，弟子和鲁国人跟随坟墓定居的有一百多户，因此命名为孔里。鲁国世代相传按时节祭祀孔子坟墓，而众儒生也在孔子坟墓前讲习礼仪、乡饮酒礼和大射礼。孔子坟墓占地一顷。所以孔子居住过的堂屋，后世因此建庙收藏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直到汉代，二百多年没有断绝。”（《孔子世家》）
△辨析孔子临终留下秘密文书的说法
《论衡》说：“孔子将死时，留下秘密文书说：‘不知是什么男子，自称秦始皇，登上我的堂屋，坐在我的床上，颠倒我的衣裳；走到沙丘就死了。’后来秦始皇到鲁国，参观孔子宅第，走到沙丘就死了。”我按：预知未来的本事圣人能做到，但这不是成为圣人的原因。然而所谓预知，不过是剥复交替、祸福相依的道理，治乱循环的规律，不像后世射覆、占卜乌鸦那样的术数。何况留下秘密文书给后世，想要做什么呢？汉代人喜欢相信谶纬，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他们亵渎圣人太过分，实在可笑。
【存参】“孔子去世，门人疑惑该穿什么丧服。子贡说：‘从前夫子为颜渊办丧事，像为儿子办丧事一样但没有穿丧服；为子路办丧事也是这样。请求为夫子办丧事，像为父亲办丧事一样但不穿丧服。’”（《檀弓》）
△《檀弓》记载弟子丧服可能有误
这篇文章后文又说：“孔子去世，众弟子都穿着丧服出去。聚在一起就穿着丧服；出去就不穿。”根据既说“穿着丧服出去”，又说“出去就不穿”，话语很难理解。注释认为是“为朋友服丧”，但与上文意思不相连贯，怀疑有缺漏错误。所以不收录。大概《檀弓》的文章错误很多，偶尔有应当采录的，也只列在存参中，以示谨慎。
【附论】“孟子说：‘以德行使人信服的人，使人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就像七十位弟子信服孔子那样。’”（《孟子》）
△孔子弟子没有三千人
《世家》说：“孔子用《诗》、《书》、礼、乐教导，弟子大概有三千人；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我按：孟子只说“七十子”，那么孔子的门人只有七十人。孔子弟子怎么能多达三千！必定是后人的夸张之言。而且汉人所称的“六艺”即现在的《六经》，不是《周官》中“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孔子晚年才开始作《春秋》，而《易》的道理深远，圣人也不轻易示人，他的话不足以相信。现在不采纳。
【备考】“《论语》：《古论语》二十一篇；《齐论语》二十二篇；《鲁论语》二十篇。”（《汉书·艺文志》）
△《论语》成于后世儒者编纂
《汉志》说：“《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以及弟子相互交谈而亲耳听到夫子话语的记录。当时弟子各自有所记录，夫子去世后，门人共同编辑论纂，所以称为《论语》。”我按：《鲁论语》中所记载的国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
伯之属皆以谥举，曾子、有子皆以子称，且记曾子疾革之言，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後，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然其义理精纯，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赐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间也。
译子夏这一派的人都被用谥号来称呼，曾子、有子都被尊称为“子”，况且书中还记载了曾子病危时的遗言，这说明这是孔子去世数十年后，七十子门下的学生追记其老师所讲述的内容而编成的篇章，后来由后世的儒者辑录而成书，并非孔子门下的弟子直接记录并编纂的。然而其中的义理精纯，文体简练质朴，与《礼记》相比，唯独它更得真传，大概是因为这些都是笃实严谨的儒者小心记述老师的言语，而不敢在其中大肆增添内容吧。
△《论语》後五篇之可疑
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抵捂，《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三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自言与门人言则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阳货篇》纯驳互见，文亦错出不均；《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略与《季氏篇》同；而《武城》、《佛▯》二章於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之言，非春秋时语。盖杂辑成之者、非一人之笔也。《子张篇》记门弟子之言，较前後篇文体独为少粹；惟称孔子为“仲尼”，亦与他篇小异。至《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谬矣！窃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续入，如《春秋》之有《续经》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记》补《周官》者然，其中义理事实之可疑者盖亦有之，今不能以遍举，学者所当精择而详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进篇侍坐章》文体少异，语意亦类庄周，而皆称“夫子”，不称子，亦与《阳货篇》同；至《乡党篇》之《色举章》，则残缺无首尾而语意亦不伦，皆与《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续入者。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其书者续有所得辄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体互异。惜乎後世未有好学深思之士为之分别而▯正之也！呜呼，《孟子》之十一篇，刘歆已合之矣，幸而赵氏去古未远，知其本异，而其识又足以辨其真伪，遂断然以後四篇为後世之所依仿而▯之者，决然删而去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赵氏力也。彼张禹、马融、何晏之辈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无所分别，何也？及至於宋，传益久，尊益至，则虽以朱子之贤，亦且委曲为之解说而不敢议。然则如赵氏者，可不谓孟子之功臣也与！尤可异者，宋复有《孔子集语》，明复有《论语外篇》，若犹以《论语》为未足而益之者。取《庄》、《列》异端小说之言而欲跻诸经传之列，呜呼，人之识见相越可胜叹哉！说并见前《堕费》、《南子》、《楚狂》诸条下。
△《论语》之文之重复
《论语》之始，篇皆别行，各记所闻，初不相谋，而後儒汇合之。故其文有自相复者：《巧言章》，《学而》、《阳货》两篇皆有之；《博学章》，《雍也》、《颜渊》两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宪问》两篇皆有之，是也。有复而有详略者：《学而篇不重章》，《子罕篇》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复而有异同者：《宪问篇不患章》，《卫灵篇》作“君子病无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尝两与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闻以诏门人，或但一言之而所传闻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辑之时未及删耳。至《八佾篇太庙章》，《乡党篇》止有“入太庙，每事问”六字；《子罕篇齐衰章》，《乡党篇》作“虽狎必变，虽亵必以貌”；此则後人记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详略异同，不足异也。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雍也篇哀公章》，《先进篇》作季康子问；《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为桓▯发，是也。此未必果为两事，或所传闻小异。後儒尊之不敢复议；相沿既久，乃复强为之说，以其词之小异为圣人之区别，恐未必然也。
△《论语》之文与他书复
《论语》之文有与他书复者：“克己复礼，为仁”，告颜渊也；《春秋传》作“克己复礼，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论楚灵王者。“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问仁
译△《论语》后五篇的可疑之处
只有后五篇多有可疑之处。《季氏篇》文字多骈偶，全然与其他篇章不类，而《颛臾》一章甚至与经传抵牾；《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人门徒绝无关联者。而《楚狂》三章的语意却类似庄周，都不像是孔氏遗书。况且“孔子”是对君主大夫的称呼，自称或与门人说话时只称“子”，这是《论语》的体例；而《季氏篇》各章开头都称“孔子”，《微子篇》也往往称“孔子”，这是尤其明显可见的。《阳货篇》纯正与驳杂互见，文字也错杂不均；《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大致与《季氏篇》相同；而《武城》、《佛肸》两章在孔子前称“夫子”，乃是战国时的言语，不是春秋时的话语。大概是由杂辑而成，非一人之笔。《子张篇》记载门弟子之言，较前后篇章文体独为不纯粹；只称孔子为“仲尼”，也与其他篇章稍有不同。至于《尧曰篇》，《古论语》原本有两篇，每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字尤其不类。大概都是断简无所属，附在书末的，《鲁论语》因其篇数少所以合并；而不学之人遂附会之，认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谬误啊！我私下认为这五篇都是后人所续入，如同《春秋》有《续经》一样，如同《孟子》有《外篇》一样，如同以《考工记》补《周官》一样，其中义理事实的可疑之处大概也有，现在不能一一列举，学者应当精择而详考。前十五篇中，只有《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进篇》侍坐章文体稍异，语意也类似庄周，而都称“夫子”，不称“子”，也与《阳货篇》相同；至于《乡党篇》的《色举章》，则残缺无首尾而语意也不类，都与《季氏篇》末三章、《微子篇》末二章相似，似乎是后人所续入的。大概当初各篇都别行，传其书的人续有所得就附在篇末，所以醇疵不等，文体互异。可惜后世没有好学深思之士为之分别而校正啊！呜呼，《孟子》的十一篇，刘歆已经合并了，幸好赵氏去古未远，知其本异，而其见识又足以辨别真伪，遂断然以后四篇为后世所依仿而伪造的，决然删去，所以《孟子》一书纯洁如一，这是赵氏的功劳。那些张禹、马融、何晏之辈固然达不到这个境界！以康成之名儒，却也混混沌沌无所分别，为什么呢？及至宋代，流传益久，尊崇益至，那么即使是朱子之贤，也且委曲为之解说而不敢议论。那么像赵氏这样的人，可不说是孟子的功臣吗！尤其可怪的是，宋代又有《孔子集语》，明代又有《论语外篇》，好像还以《论语》为不足而增益它。取《庄》、《列》异端小说之言而欲跻于经传之列，呜呼，人之识见相越可胜叹哉！说并见前《堕费》、《南子》、《楚狂》诸条下。
△《论语》文字的重复
《论语》之初，各篇都别行，各自记录所闻，初不相谋，而后儒汇合之。所以其文有自相重复的：《巧言章》，《学而》、《阳货》两篇都有；《博学章》，《雍也》、《颜渊》两篇都有；《在位章》，《泰伯》、《宪问》两篇都有，就是这样。有重复而有详略的：《学而篇》不重章，《子罕篇》只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只有“三年”以下十二字，就是这样。有重复而有异同的：《宪问篇》不患章，《卫灵篇》作“君子病无能焉（云云）”，就是这样。这或者是孔子曾两次对弟子说而各述其所闻以诏门人，或者只说一次而所传闻不同，皆未可知；后儒纂辑之时未及删耳。至于《八佾篇》太庙章，《乡党篇》只有“入太庙，每事问”六字；《子罕篇》齐衰章，《乡党篇》作“虽狎必变，虽亵必以貌”；这则是后人记孔子之事，其文有详略异同，不足为奇。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的：《雍也篇》哀公章，《先进篇》作季康子问；《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为桓魋发，就是这样。这未必果为两事，或者所传闻小异。后儒尊之不敢复议；相沿既久，乃复强为之说，以其词之小异为圣人之区别，恐未必然也。
△《论语》文字与他书重复
《论语》的文字有与他书重复的：“克己复礼，为仁”，是告诉颜渊的；《春秋传》作“克己复礼，仁也”，乃是引古志之言以论楚灵王。“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回答仲弓问仁
也；《春秋传》作“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乃晋胥臣告文公者。“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伪古文尚书》作“为山九忉，功亏一篑”，乃召康公训武王者。“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谓伯鱼也；《伪古文尚书》作“不学墙面”，乃成王训迪百官者。余按：《春秋传》之文於义皆通，但不如《论语》之条畅自然；盖传闻者异词，疑《论语》为得实。《书》之二语则雕琢裁整，酷类晋、宋间人手笔矣。夫此语本之《论语》则可，若在《论语》前则深属难解：“九仞”岂足言山，所亏宁仅“一篑”；而“墙面”之上下无“犹正”“而立”之文岂复成文义耶！且《克已》、《出门》二章皆答门人之问，述古语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鱼初未尝问，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为无谓；至《为山章》乃孔子所自言，《书》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剿说乎！由是言之，刘焯之书其为伪作无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觉刘书之伪，而反谓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谓信《▯冠子》而反訾贾谊之《▯鸟赋》为录人之旧也。
译《春秋传》中记载：“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这是晋国胥臣对晋文公说的话；“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这是孔子自己的话；而《伪古文尚书》中写作“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却是召康公训诫周武王的话。“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是孔子对伯鱼说的话；而《伪古文尚书》中写作“不学墙面”，却是周成王训导百官的话。我考察认为：《春秋传》中的这些文字在义理上都能讲通，但不如《论语》那样条理畅达、自然；大概是传闻不同导致说法各异，我怀疑《论语》的记载更符合事实。而《尚书》中的这两句话则显得雕琢工整，极像晋、宋时期人的笔法。如果这些话本于《论语》，那是可以的；但如果认为它们在《论语》之前，那就很难解释了：“九仞”怎么能算作山呢？所亏缺的难道仅仅是一筐土吗？而“墙面”上下如果没有“犹正”“而立”这些文字，难道还能构成完整的文义吗！况且《克己》、《出门》两章都是回答弟子的提问，引用古语来告诉他们，这是可以的；至于《周南》一章，伯鱼当初并没有提问，孔子却引申《周官》的话来告诉他，这已经显得多余；至于《为山》一章本是孔子自己的话，《尚书》中既然已经有了，又何必雷同抄袭呢！由此说来，刘焯所著的这本书是伪作无疑。我非常奇怪宋代的儒者没有察觉刘焯书的伪作，反而认为孔子的话出自《旅獒》，本于《周官》，这就像相信《冠子》而反讥贾谊的《鸟赋》是抄袭别人的旧作一样。
【附通论】“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以上并《论语》）
△孔子自言
按：人之知圣人，不如圣人之自知。其词虽谦，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学者即是而求之，则圣人之真可见。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论赞之前。
【附通论】“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卫公孙朝问於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叔孙武叔语大夫於朝曰：‘子贡贤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於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何患於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以上并论语）
△颜渊、子贡论孔子
按圣门中知圣人者莫如颜渊、子贡；圣道之尊於世，子贡之功为多。至仪封人未列门墙，能知圣人於一见之间，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非生知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是孔子非生知，乃学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为生知矣。余按；《论语》他章或可指为谦己诲人之语，至《志学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进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逾矩”，历历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学而至，安能凭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门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遗馀力矣，而未有一语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谦逊之意，门弟子必不代孔子谦逊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门弟子皆不言孔子为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为生知乎？《记》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与学知劳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圣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为天子者也；学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诸侯，升而为天子者也，舜、禹、汤、武王是也；不得谓生而为天子者尊於升而为天子者也。然则孔子虽学知，於至圣无所损；虽生知，於至圣无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为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为学知，後儒
译【附通论】“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懂得道理的人，而是喜爱古代文化，勤勉地去探求它的人。’”“孔子说：‘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一定有像我一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罢了。’”“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够自立；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七十岁能随心所欲，却不逾越规矩。’”“孔子对颜渊说：‘被任用就推行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藏身，只有我和你有这种境界啊！’”“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在等待识货的商人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时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显著成就。’”“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了。用不义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以上均出自《论语》）
△孔子自述
按：世人了解圣人，不如圣人了解自己。孔子的言辞虽然谦逊，但其内在的真实境界自有无法掩盖之处。求学的人通过他的自述去探求，就能看见圣人的真面目。所以将孔子的自述列在后人论赞之前。
【附通论】“颜渊感慨地叹息说：‘仰望它越发觉得高深，钻研它越发觉得坚实；看着它在前面，忽然又跑到后面。老师善于循序渐进地引导人！用文献典籍丰富我的知识，用礼仪规范约束我的行为。我想停止学习都做不到；已经竭尽我的才能，好像有个目标矗立在那里。虽然想追随它，却找不到路径了！’”“子贡说：‘老师的文献典籍方面的学问可以听到；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却听不到。’”“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他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来就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卫国公孙朝问子贡说：‘仲尼在哪里学习？’子贡说：‘周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失传，还在人间：贤能的人了解其大体，不贤能的人了解其细节，无处不有文王、武王的道。老师哪里不学习，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呢！’”“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子贡比仲尼贤能。’子服景伯告诉子贡，子贡说：‘拿宫墙作比喻：我的墙只有肩膀高，能窥见屋内的美好；老师的墙有几仞高，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宏伟，百官的富足。’”“陈子禽对子贡说：‘您这是谦虚吧，仲尼难道比您贤能吗？’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可以显得有智慧，一句话可以显得没智慧；说话不可不谨慎。老师的高深不可企及，就像天不能搭梯子爬上去一样。如果老师治理国家，那就是让他站立他就站立，引导他走他就走，安抚他他就来，动员他他就和顺，他活着荣耀，死后令人哀痛，怎么能比得上呢！’”“仪地的封人请求接见，说：‘君子来到这地方，我没有一次不能见到。’随从人员让他见了。出来，封人说：‘你们几位何必担心失去官位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让孔夫子作为木铎来警醒世人。’”（以上均出自《论语》）
△颜渊、子贡论孔子
按：圣人门徒中了解圣人的没有谁比得上颜渊、子贡；圣道在世间受到尊崇，子贡的功劳最大。至于仪封人并未列入门墙，能在见面之间就了解圣人，也很奇特了。所以把他的言论附在二人之后。
△孔子非生知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懂得道理的人，而是喜爱古代文化，勤勉地去探求它的人。”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失传，还在人间：贤能的人了解其大体，不贤能的人了解其细节；老师哪里不学习！”这说明孔子不是生知，而是学知。而程子说：“孔子是生而知之的人；他说自己也是通过学习达到的，是为了勉励后人进取。”从此以后，人们便都认为孔子是生知了。我查考：《论语》其他章节或许可以解释为谦虚自己、教诲别人的话，至于《志学章》，从十五岁到七十岁，进德修业的次序从“立志”、“自立”、“不惑”一直到“不逾矩”，清晰可指；如果孔子果然不是通过学习达到的，怎么能凭空编造出这样的次第功程来欺骗后人呢！宰我说：“我看老师，比尧、舜贤能多了！”子贡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老师的！”有若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了！”门徒弟子推崇尊崇孔子不遗余力，却没有一句话提到他是生知的。孔子或许存有谦逊之意，门徒弟子必定不会代替孔子谦逊。孔子自己说不是生知，门徒弟子都不说孔子是生知，后人距离孔子两千年，凭什么知道孔子是生知的呢？《礼记》说：“有的人生来就懂得，有的人通过学习懂得，有的人在困境中懂得；等到他们懂得的时候，是一样的。”因此，生知与学知虽然劳逸不同，但高下并无区别。拿地位作比喻，圣人就是天子。生知的人，是生来就是天子的；学知的人，是从布衣、大夫、诸侯，晋升成为天子的，舜、禹、汤、武王就是这样；不能说生来就是天子的比晋升成为天子的尊贵。那么孔子虽然是学知，对于至圣的地位没有丝毫减损；虽然是生知，对于至圣的地位也没有丝毫增加。况且孔子唯恐人们把他当作生知，而急切地自我表明他是学知，后儒
即姑从孔子而信其为学知，亦似无所害，何故必以孔子为生知乎？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学知利行也。而无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与汤、文王并处於“闻知”之数而尧、舜不与焉，然则孟子之意盖亦以孔子为学知矣。余笃信圣人之言而不敢小有异者，且恐人之皆以圣人为生知而不知学知之为功大也，故附辨於门人论赞之後。
译即便暂且跟随孔子的观点，相信他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知识的，似乎也没有什么害处，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孔子是天生就具备知识呢？孟子说：“尧、舜，是天性如此的人；商汤、周武王，是返归本性的人。”天性如此，就是天生知晓、安然践行；返归本性，就是通过后天学习知晓、顺利践行。然而孟子没有一句话提到孔子。在《尽心上》的最后一章，孟子将孔子与商汤、周文王一同归入“闻知”的类别，而尧、舜并不在其中，由此可见孟子的意思大概也是认为孔子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我坚定地相信圣人的言论，不敢有丝毫的不同意见，并且担心人们都以为圣人是天生就具备知识的，却不知道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知识所建立的功业更为重大，所以在此附加辨析，附在门人讨论赞颂的文字之后。
【附通论】“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洽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公孙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圣人之於民，亦类也。出於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以上并《孟子》）
△孟子论孔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圣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终焉。
△孔子无见知闻知之人
孟子历叙道统之传，自尧、舜至汤、文王皆有“见知”、“闻知”之人；独至孔子，则曰“无有乎尔”，然则孔子之道将无传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谓知也。夫禹、阜陶之知尧、舜也，伊尹、莱朱之知汤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德之相去也不远，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远也。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予，”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颜子能见且知而不能传，孟子能知而不能见，是孔子无见知者也。两汉以来，诸儒递相授受，圣人之道藉以不坠；至於唐而有韩子见圣学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圣言之详。然赖其言而世之学者得以知所向往，不迷入於异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则二千馀年间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传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传焉者也。圣人在上，则文播之礼乐；圣人在下，则文▯诸简编。孔子之文，《六经》备之矣。自秦火以来，残缺失次，儒者穿凿附会，其义之晦而不明者，盖亦不可胜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历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独举《春秋》一书，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绝笔以後，游、夏皆未有所发明；虽有公羊、▯梁、左氏三子者为之作传，而亦不尽合於圣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谓为“无有”，诚然，非虚语也。
△本书宗旨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闻知虽不易得，然识大识小之人皆不可废。余每怪先儒高谈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迹者，以致沿讹踵谬，而人不复知有圣人之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者日读孔手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憾一也！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又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见之，然则孔子之事迹未尝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贤识小”之义。後世有知孔子
译【附通论】孟子说：“不是理想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就不役使，政治清明就出仕，政治混乱就隐退，这是伯夷的做法。什么君主都可以侍奉？什么百姓都可以役使，政治清明也出仕，政治混乱也出仕，这是伊尹的做法。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这是孔子的做法。”公孙丑说：“伯夷、伊尹与孔子相比，是同等地位吗？”孟子说：“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公孙丑说：“请问他们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的智慧足以认识圣人，〇不会偏袒自己的喜好。”宰我说：“以我观察老师，他比尧、舜贤明得多！”子贡说：“看到他的礼制就知道他的政教，听到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行，从百世之后，衡量百世的君王，没有人能违背他。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老师的！”有若说：难道只是百姓吗！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小土堆，河海对于积水，都是同类；圣人对于百姓，也是同类。超出同类，高出众人，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中负责任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合乎时宜的人。孔子可以说是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就像用钟开始奏乐，用玉磬结束奏乐。钟声，是开始有条理；玉磬声，是结束有条理。开始有条理，是智慧的事；结束有条理，是圣人的事。智慧，好比技巧；圣人，好比力量。”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箭能射到，是你的力气；箭能射中，就不是你的力气了。”孟子说：“从周文王到孔子，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像孔子，是听闻而知道的。从孔子到现在，一百多年。距离圣人的时代如此不远，接近圣人的居住地如此之近，然而却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就没有这样的人了！”（以上都出自《孟子》）
△孟子论孔子
按：七十弟子之后，了解圣人的没有人比得上孟子，所以用孟子的话作为结尾。
△孔子没有亲眼见到或听闻而知道的人
孟子历数道统的传承，从尧、舜到汤、文王都有“亲眼见到而知道”、“听闻而知道”的人；唯独到了孔子，却说“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孔子的道将要失传了吗？回答说：有传承，但不是孟子所说的“知道”。禹、皋陶了解尧、舜，伊尹、莱朱了解汤，太公望、散宜生了解文王，他们的德行相差不远，不像七十弟子距离孔子那样远。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要丧我！”孟子说：“我没有能成为孔子的门徒！”颜子能亲眼见到且知道却不能传承，孟子能知道却不能亲眼见到，所以孔子没有亲眼见到而知道的人。两汉以来，各位儒者相继传授，圣人的道借此没有失传；到了唐代有韩愈见到圣学的宏大，到了宋代有朱熹究明圣言的详尽。然而依靠他们的言论，世上的学者得以知道向往的方向，不迷失于异端罢了；要求他们能了解孔子像孔子了解文王那样，那么两千多年间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人。况且道不能仅仅靠口头传授，孔子说：“文王死了，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文化，是道寄托以传承的东西。圣人在上位，就把文化播散于礼乐；圣人在下位，就把文化〇于简册。孔子的文化，《六经》已经完备了。自从秦朝焚书以来，残缺失序，儒者穿凿附会，那些意义晦涩不明的，大概说不尽了。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孟子历述帝王救世的事迹？到了孔子，只举《春秋》一书，所以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所以《春秋》，是孔子文化中最大的。然而自从绝笔之后，子游、子夏都没有所发明；虽然有公羊、〇梁、左氏三人作传，但也并不完全符合圣人的旨意，直到今天竟然没有阐明它的人。由此说来，孟子说“没有这样的人”，确实如此，不是虚妄的话。
△本书宗旨
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于地，在人们中间：贤能的人识记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识记小的方面。”听闻而知道虽然不容易得到，但识大识小的人都不能废弃。我常奇怪先儒高谈性命，竟然没有人考辨孔子的事迹，导致沿袭讹误、重蹈谬误，而人们不再知道圣人的真实面貌。孟子说：“歌颂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他的人，可以吗！”学者每天阅读孔子的书而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能考证他的先后，辨别他的真伪，伪学扰乱经典而不知道，邪说诬蔑圣人而不察觉，这也是圣道的遗憾之一！孟子说：“孔子，是圣人中合乎时宜的人。”又说：“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这是孔子的做法。”做官、停止、长久、迅速，都在他的行事中体现，那么孔子的事迹未曾不是孔子道的所在，怎么可以不考证呢！所以我本着孟子的意思，历考孔子终身的事迹并依次〇正之，附带以辨析，以自附于“不贤识小”的意义。后世有了解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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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镐考信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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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颉刚按：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卷一
○周政盛衰通考
文、武所以创业，成、康所以守成，幽、厉所以失政，其治乱兴衰之故有非纪事之文所能尽者。故统其前後而考之，庶学者可以一目了然。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三亳、阪、尹。”（《书立政》）
△用人与知人
篇名《立政》，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政，待人而後立者也。虽有善政，非贤莫行。不得其人则政徒为具文；而甚者反足以扰民。是以尧惟务举舜，舜惟务举禹、稷、契、皋陶，自能庶绩咸熙，地平天成；纣以多罪逋逃为大夫卿士，则暴虐於百姓而奸宄於商邑。唐之府兵，明之卫所，皆古寓兵於农之意，法非不善也；未百年而已不可用。是以其後变为▯广骑，增之召募。其尤甚者，隋苏威作《五教》以教民，亦何尝非唐、虞“敬敷五教”之意；然其後民相率杀其令长，曰“犹能令我诵《五教》不？”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故政非人不能行也。然人非用之难，知之为难。非有克知灼见而惟资诸荐引推毂之人，则钻营大臣以求显擢者有之？贿赂近习以为内援者有之，广交游，通声气以猎虚名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信乎克知灼见为最要也！如此，然後“帝臣不蔽”而上契於天心，使之为民牧长而百姓被其泽。故曰：“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此文、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开八百年之业也。曰：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曰：天下无必善之法，惟在乎其人耳。自汉以来，岂无良法；惟不得其人则民受其害。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三代以下之治则恃法而不恃人。由是不务择人，惟期变法，是以其弊终不能革。何以言之？宋时，州县皆以民供役，大户往往有破家者。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为免役之法，民出钱而官自召役。历代因之，以为善矣。然吏胥遂横行於州县，鱼肉小民，而官又信任之，遂致事权旁出，狱讼颠倒，民有资产者咸与交欢以图自保，无赖者结以为援，而风俗遂大坏。明初，州县之赋皆使大户输之京师，其後大户亦多破家。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而令官自督赋，以为善矣。然追呼烦扰，官吏藉以侵渔，闾阎因之凋敝。此无他：得其人则法皆可行；不得其人则用此亦弊，用彼亦弊，虽岁改而月易之，无益也。故曰：善政非其人莫行也。昔宋王安石行新法，守令贤者多弃官去；邵尧夫以为不然，曰：“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是则政虽不善，得其人，民犹不至大受其害；况行利民之政而得贤守令以布之，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是以文、武惟以得人为最要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书立政》）“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同上）
△庶狱与大狱
按：文王之不兼於庶狱，非轻於视狱也，乃重於用人也；谓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何则？治狱犹用兵也。情伪百出，非可悬揣而遥制也，必亲察之而後知之。庶狱之繁，人君所不能遍察也，则择其人而使治之。然既委之人矣，又
译丰镐考信别录
序
（颉刚按：原本没有这篇序，现在依照《三代考信录》的体例，从《提要》下卷摘录出来放在这里。）
周朝一代的政治事务和制度，有的首尾相连，不能按年代分别归类；有的《经传》原本没有正文，后人猜测推度而加以解说，以致失去了事实真相；也有前人没有详细论述，而今加以补充解释的；这些都不适宜参杂在《正录》中，所以编写《别录》来考辨它们。
卷一
周政盛衰通考
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开创基业，成王、康王之所以能够守成，幽王、厉王之所以丧失政权，其治乱兴衰的原因，不是记载史事的文字所能完全说尽的。所以统括前后进行考察，希望学者可以一目了然。
“还有文王、武王，能够深知三种居心，明察三种俊才之心，用来恭敬地侍奉上帝，设立百姓的长官。设立政治：任用人才、准则之官、牧官、担任三事之职；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〇、三亳、阪、尹。”（《尚书·立政》）
用人与知人
篇名叫《立政》，为什么所说的都是用人之事呢？政，是等待人才而后才能建立的。虽然有好的政令，没有贤人就不能施行。得不到合适的人，政令就只是空文；更严重的反而足以扰民。因此尧只致力于举荐舜，舜只致力于举荐禹、稷、契、皋陶，自然能使各种功业都兴盛，地平天成；纣王把犯有重罪逃亡的人当作大夫卿士，就对百姓暴虐，在商邑作乱。唐代的府兵制，明代的卫所制，都是古代寓兵于农的意思，法度并非不好；不到百年就已经不可用了。所以后来变为〇广骑，增加招募。尤其严重的是，隋朝苏威制定《五教》来教化百姓，又何尝不是唐、虞“敬敷五教”的意思；然而后来百姓相继杀死他们的县令，说：“还能让我们诵读《五教》吗？”想要施行善政反而失去民心，所以政令没有人才就不能施行。然而用人并不难，难在了解人。如果没有能够深知明察的能力，只依靠推荐引荐的人，那么钻营大臣以求显赫提拔的人有吗？贿赂亲近宠幸的人以作为内援的人有吗，广泛结交朋友，互通声气以猎取虚名的人也有吗。所以孟子说：“左右的人都说贤良，还不可以；各位大夫都说贤良，还不可以；国人都说贤良，然后考察他：见到贤良，然后任用他。”确实啊，能够深知明察是最为重要的！这样，然后“帝臣不蔽”而向上契合天心，让他们作为百姓的长官而百姓蒙受其恩泽。所以说：“恭敬地侍奉上帝，设立百姓的长官。”这是文王、武王之所以德化流行而开创八百年基业的原因。问：为什么说善政没有人才就不能施行呢？答：天下没有必定好的法度，只在于人罢了。自从汉代以来，难道没有好的法度；只是得不到合适的人，百姓就遭受其害。大致三代以上的治理都依赖人而不依赖法；三代以下的治理则依赖法而不依赖人。因此不致力于选拔人才，只期望变法，所以其弊端终究不能革除。为什么说呢？宋代时，州县都由百姓供给劳役，大户往往有破家的。执政者不知道这是由于用人失误，而认为是法度的过错？于是改为免役法，百姓出钱而官府自己招募劳役。历代沿袭，认为很好了。然而吏胥遂在州县横行，鱼肉小民，而官府又信任他们，于是导致事权旁落，狱讼颠倒，有资产的百姓都与他们交好以图自保，无赖之徒结党作为外援，而风俗遂大坏。明初，州县的赋税都让大户输送到京师，后来大户也多破家。执政者不知道这是由于用人失误，而认为是法度的过错，于是改令官府自己督催赋税，认为很好了。然而追呼烦扰，官吏借此侵吞渔利，民间因此凋敝。这没有别的原因：得到合适的人，法度都可以施行；得不到合适的人，用这个也弊端，用那个也弊端，即使每年每月更改，也没有益处。所以说：善政没有合适的人就不能施行。从前宋代王安石施行新法，贤良的守令多弃官离去；邵尧夫认为不对，说：“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这就是说政令虽然不好，得到合适的人，百姓还不至于大受其害；何况施行利民的政令而得到贤良的守令来推行，百姓有不共享其福的吗！所以文王、武王只以得到人才为最重要。
“文王能够安守其心，于是能够设立这些常事的司牧之人，以选拔有德之人。”（《尚书·立政》）“文王不兼管庶言、庶狱、庶慎，只训用违于有司的牧夫。庶狱庶慎，文王不敢知于此。”（同上）
庶狱与大狱
按：文王不兼管庶狱，不是轻视狱事，而是重视用人；说的是庶民的轻狱，不是士大夫的大狱。为什么呢？治狱如同用兵。情伪百出，不能凭空揣测而遥制，必须亲自察访而后知道。庶狱繁多，人君不能遍察，就选拔人才而让他们治理。然而既然委托给人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