讷笔谈卷二
●讷▯笔谈卷二
○杂说
△唐、宋士大夫舍宅为寺之非
唐、宋士大夫往往於将没时舍宅为寺，已没之後犹求福利耶！天下贫士无居者甚多，或奔走道路，或赁居庑下；若以宅与之，岂不强於佞佛哉！凡舍为寺之宅，其宅必大，一宅可以为数十人之宅，其功德非小小也。且佛以济人为心，佛有宅将以与人矣；是与人乃善於事佛者也。不知求慰其心，而但以奉土木偶人及无所不为之秃子，如是而获福利，吾不信也。昔王摩诘辋川为最佳胜，而舍为清源寺；同时之杜少陵寄居蜀寺，方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之句。摩诘少年抱琵琶游贵人之门，不知寒士之苦。若少陵则日无宁晷，奔走不遑，深知其况味，故其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如此胸怀，宜其诗之独步千古也。
△晋人不以政事为重，宋人好论度量亦非
陶渊明为孟嘉作传，只叙其度量风韵，闲情逸致，而於政事无一言及之。当时不以政事为重，而诸所谓名士者俱不长於政事也。篇终述刘耽之言云：“此本是三司人。”嗟乎，三司人但取风度哉！此与“深源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无异。晋人好尚识见如此，安得不亡！五胡乱华，天之以浊溷其清也久矣。东晋相业，惟谢安差强人意，然亦有天幸焉。宋人文章理学政事俱优於晋，然亦好论度量，终是一病。吕夷简观诸子孰可为相，独许公著；虽观人必於其微，然岂不责婢碎茶瓯一事遂可为宰相哉！君子不能为相，而後小人得以乘其隙，此王安石之所以得君也。
△晏子御者之妻不可及
晏子御者之妻有言：“晏子长不满六尺，而身相齐国，显名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长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龃龋子曰：此御者之妻少所见而多所怪也！天下惟仆御皂隶负贩牧竖之类乃常自足耳！苟有知识者，皆知其有所不足而有以自下；惟庸愚小人少得所欲，遂自以为足，皆然也。非特足而已，且视人皆不己若，愚乃益诈，诈乃益愚，而彼方意气扬扬，自以为得计也。御者之妻止见其夫若是耳；然他人妇皆随其夫而自足者，非但不薄其夫，且将曰吾何幸而为若人妻也！此御者之妻之所以不可及也。
△苏轼为陈公弼作传示悔
陈公弼知凤翔日，苏子瞻为判官，不相得；为公弼作《陵虚台记》，因发其肮脏郁懑之气。其後为公弼作传，言公弼“面目严冷，语言确讠刃，好面折人”。又言“官凤翔，从公二年，时少年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大抵子瞻之性与谨厚严毅者皆不能合，其於公弼亦与於伊川略同。然自言平生不为行状墓志，；而独为此文者，盖子瞻之侮出於真情，而公弼之行事有以深服之也。新城王大司寇作《秦淮》绝句，以纪阿男入诗；其兄映锺以为言；後司寇竟闻其节於朝，曰“以忏悔少年绮语之过”。子瞻之为公弼作传，亦以救其作记之轻薄也。
△朱淑真与刘令娴之艳体诗
朱淑其遇人不淑，其本传云“时牵情於才子。”而所作《生查子》词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後。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则固有外交矣。刘孝绰之妹徐悱之妻刘令娴者，其门望遭遇非淑真比也；然《玉台新咏》载其数诗，若有可疑。《光宅寺》诗云：“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则有所睹而情荡矣。《题甘蕉叶示人》诗云：“夕泣似非疏，梦啼太真数；惟当夜枕知，过此无人觉”，则寄怨之诗也。《有期不至诗》云：“黄昏使信断，街怨心凄凄；回灯向下榻，转面暗中啼。”则明有所约矣。《梦见故人》诗云：“觉罢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谁能对角枕，长夜一边空？”则亦怨诗也。三娘中年而寡，遂至此乎！悱有《赠内》诗云：
译●《笔谈》卷二
○杂说
△唐宋士大夫将宅舍为寺庙的不对
唐宋的士大夫往往在临终时将住宅舍出作为寺庙，死后还祈求福报吗！天下没有住所的贫寒士人很多，有的奔波在道路上，有的租住在廊屋下；如果把住宅给他们，难道不比谄媚佛教更好吗！凡是舍出作为寺庙的住宅，那住宅必定很大，一所宅子可以成为几十人的住所，其功德并非微小。况且佛以救济人为心，佛若有宅子将会给人居住；给人居住才是善于侍奉佛的行为。不知道寻求安慰他们的心，却只供奉土木偶像和无所不做的秃头和尚，像这样就能获得福报，我不相信。从前王摩诘的辋川别墅是最优美的，却舍出作为清源寺；同时的杜少陵寄居在蜀地的寺庙，正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的诗句。摩诘年轻时抱着琵琶游历权贵之门，不知道寒士的苦难。如果少陵则每天没有安宁的时刻，奔波来不及，深知其中的滋味，所以他的诗说：“怎么才能得到千万间宽敞的房屋，普遍庇护天下寒士都喜笑颜开，风雨不动安稳如山！唉，什么时候眼前突然出现这样的房屋，即使我的茅屋独自破败受冻而死也满足了！”像这样的胸怀，适宜他的诗歌独步千古。
△晋人不以政事为重，宋人喜好谈论度量也是不对
陶渊明为孟嘉作传，只叙述他的度量风韵、闲情逸致，而对于政事没有一字提及。当时不以政事为重，而各位所谓的名士都不擅长政事。篇末叙述刘耽的话说：“这本来是三公九卿的人。”唉，三公九卿的人只取风度吗！这与“殷深源不出，百姓怎么办”的话没有不同。晋人喜好崇尚见识如此，怎么能够不灭亡！五胡乱华，上天用浊乱混淆其清静已经很久了。东晋的宰相业绩，只有谢安稍微令人满意，但也有天幸的成分。宋人的文章、理学、政事都优于晋人，但也喜好谈论度量，终究是一种弊病。吕夷简观察诸子谁可以担任宰相，唯独赞许吕公著；虽然观察人必须从细微处，但难道因为责骂婢女打碎茶碗一事就可以担任宰相吗！君子不能担任宰相，而后小人得以乘其空隙，这就是王安石得以得到君主信任的原因。
△晏子车夫的妻子不可企及
晏子车夫的妻子有话说：“晏子身高不满六尺，却身为齐国宰相，在诸侯中显名。如今我观察他外出，志向念头深沉，常常有自谦的态度。如今你身高八尺，却为人驾车；然而你的心意自以为满足，我因此请求离去。”龃龋子说：这车夫的妻子是少见多怪啊！天下只有仆役、驾车、皂隶、小贩、牧童之类的人才常常自满！如果有知识的人，都知道自己有所不足而自谦；只有庸俗愚昧的小人稍微得到想要的，就自以为满足，都是这样。不仅自满，而且看别人都不如自己，愚蠢于是更加欺诈，欺诈于是更加愚蠢，而他们正意气风发，自以为得计。车夫的妻子只看到她的丈夫这样；然而其他人的妻子都跟随丈夫而自满的，不仅不轻视丈夫，而且会说我是多么幸运成为这样的人的妻子啊！这就是车夫的妻子不可企及的原因。
△苏轼为陈公弼作传表示悔意
陈公弼任凤翔知府时，苏子瞻担任判官，两人不合；为公弼作《陵虚台记》，借此发泄其愤懑之气。后来为公弼作传，说公弼“面容严肃冷峻，语言刚直锋利，喜欢当面驳斥人”。又说“在凤翔任职，跟随公弼两年，当时年轻气盛，愚昧不懂事，多次与公弼争论，甚至表现在言语神色上；后来后悔了”。大致子瞻的性情与谨慎厚道、严肃刚毅的人都不能合得来，他对公弼的态度与对伊川先生略同。然而他自称平生不写行状墓志，却唯独写这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子瞻的轻侮出于真情，而公弼的行事有让他深深信服的地方。新城王大司寇作《秦淮》绝句，用来记录阿男入诗；他的哥哥映锺对此提出意见；后来司寇竟然向朝廷听闻其节操，说“用来忏悔少年绮丽言语的过错”。子瞻为公弼作传，也是为了补救他作记时的轻薄。
△朱淑真与刘令娴的艳体诗
朱淑真遭遇人不善，她的本传说“时常被才子牵动情思。”而她所作的《生查子》词说：“去年元宵夜时，花市灯火如白昼；月亮升到柳梢头，人在黄昏后相约。今年元宵夜时，月亮与灯火依旧；不见去年的人，泪水湿透春衫袖。”那么确实有外遇了。刘孝绰的妹妹、徐悱的妻子刘令娴，她的门第遭遇不是朱淑真能比的；然而《玉台新咏》记载她的几首诗，似乎有可疑之处。《光宅寺》诗说：“长廊欣喜目送，广殿喜悦逢迎；何时在曲房中，幽静无人声？”那么有所目睹而情欲荡漾了。《题甘蕉叶示人》诗说：“傍晚哭泣似乎不稀疏，梦中啼哭太真实；只有夜枕知道，过了这个无人察觉”，那么是寄托怨恨的诗。《有期不至诗》说：“黄昏使者断绝音信，街怨心凄凄；回灯向下榻，转面暗中啼哭。”那么明显有所约定了。《梦见故人》诗说：“醒来才知道怨恨，人心一定不同；谁能对角枕，长夜一边空？”那么也是怨诗。三娘中年守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徐悱有《赠内》诗说：
“日暮想青阳，蹑履出椒房。网虫生锦荐；游尘掩玉床。不见可怜影，空馀黼帐香。彼美情多乐，挟瑟坐高堂。岂忘离忧者，向隅心独伤？聊因一书札，以代九回肠。”三娘负此拳拳之情矣。然观“彼美情多乐”之句，则知令娴固薄情人也。越礼之端，实兆於此。
译日落时分思念着青阳，穿着鞋走出椒房。蜘蛛网结在锦缎坐垫上，浮尘掩盖了玉床。看不见那可爱的身影，只空留下绣帐中的香气。那位美人情感丰富且快乐，抱着瑟坐在高堂之上。难道忘记了那离别忧愁的人，独自对着墙角心中悲伤？暂且凭借这一封书信，来代替那百转千回的愁肠。三娘辜负了这份诚挚深厚的感情。然而从“那位美人情感丰富且快乐”这句诗来看，便知道令娴本来就是个薄情的人。违背礼义的开端，实际上就在此时萌发了。
△唐寅集外诗
袁中郎刻《唐伯虎集》，有《题画诗》数十首。而吾邑徐聘三先生所藏伯虎山水轴，有自题诗云：“石径荒凉一寸苔，骚人独步炼诗才。相逢若有忙人问，远向山僧乞火来。”集中无之。又《坚瓠集》引其诗云：“五陵鞍马少时年，三策经纶圣主前。零落而今转萧索，月明胥口一蓑烟。”亦集中所无也。《桐下听然》载伯虎与华学士鸿山饮酒，华有少姬，隔帘窥之；伯虎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今集中妩《娇女篇》，有《娇女赋》，而赋非为此作也。然《桐下听然》所载似为近实；而配秋香事，袁中郎附之集中，人遂信为实事矣。
△藉杨君谦《题书橱诗》自述读书之难
杨君谦《题书橱》诗云：“吾家木市人，南濠居有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坚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货财先；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怜！尽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余家自先曾王父始自新安居於魏，未暇多置书。先君子虽甚好，而家贫多事，所收亦未富。乾隆丁丑，漳水入城，则书尽归波涛中矣。自是以後，贫益甚，流离迁徙，日无宁晷，愈不能买。惟郡守朱公去任时遗书数十卷，而又苦鲜佳者。余既有书癖，每借之戚友之家；然地僻人俗，苦无藏书。旧时仕宦之家，其书既皆散落，而现在之士君子则无以买书为事者，故借亦难言也。而余又顽钝不能记诵，欲手自抄录，则又苦病不能为，是以《十三经》家中止有其半，而《廿一史》犹未能遍观也，他可知矣！余虽有君谦之好而无其力，让其诗每用自愧；而至“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之句，则又未尝不流连慨叹，而冀生平一遇如君谦其人者也。
△陆游出妻之传说
陆务观初娶唐氏，於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於其姑，因出之；改▯同郡宗子。尝春日出游，相遇於沈氏园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放翁怅然，为赋《钗头凤》词，题园壁云：“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间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莫莫莫！”唐氏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未几，唐快怏而卒。此《坚瓠集》所载也。而《文献通考》载放翁沈《园》二诗云：“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引刘後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一日通（字必误）家於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二书所载不同，而严君督过竟至仳离之事，揆之情理亦似不然。但刘後村、马贵与俱宋人，似宜得其实，而《坚瓠集》又不载所引何书。以情理而论，似迫於母命为近之，且事较後村所言为详。又他书有言“放翁前妻贤，於母为亲，而竟被逐；后妻不贤，而母喜之”，与此说相合。恨余家书少，不能为之细考也。
○读书疑一则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息当为思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息”字当作“思”字。“休”字与下“求”字协韵。若作息字，既非如“只”、“且”、“之”、“兮”为语助字，又与下韵不协。若以休字为韵，则《诗经》又无此体。息字近思字，当为传写之误。
●尚友堂文集
○颉刚案
〔右文凡二十九篇，原不分卷，亦不分类。初意其分年，细检之亦非是（如《枝人》、《蠹人》两文相去十二年而骈列），盖随手裒集者。今次为二卷，以论学议古者为卷上，记事抒情者为卷下。
译唐寅集外诗
袁中郎刊刻《唐伯虎集》，其中有《题画诗》数十首。但我县徐聘三先生所收藏的唐伯虎山水轴上，有唐伯虎自题的诗说：“石径荒凉长满一寸青苔，诗人独自漫步锤炼诗才。若是有忙碌的人相逢询问，我远远地向山僧乞火而来。”这些诗在集中没有收录。另外，《坚瓠集》引用他的诗说：“年轻时在五陵骑马驰骋，曾在圣主面前陈述治国方略。如今零落反而更加萧索，月明之夜在胥口披着一身蓑衣烟雨。”这也并非集中所有。《桐下听然》记载唐伯虎与华学士鸿山饮酒，华鸿山有一位年轻姬妾，隔着帘子偷看；唐伯虎作《娇女篇》赠给鸿山，鸿山作《中酒歌》回复。现在集中没有《娇女篇》，只有《娇女赋》，但赋并非为此而作。然而《桐下听然》所载似乎比较接近事实；而唐伯虎纳秋香为妾的事，袁中郎附在集中，人们便相信是实事了。
借杨君谦《题书橱诗》自述读书之难
杨君谦《题书橱》诗说：“我家住在木市，在南濠居住多年。自从我开始读书求士，家中没有一卷书籍。辛勤努力十年，购书之心颇为专一。小的虽然未备齐，大的也大致齐全。经史以及子集，无非是前代古人的传述。一一用坚硬的纸装订，辛苦地亲手穿线。发怒时读书便欢喜；生病时读书便痊愈。倚靠这些书当作性命，纵横堆满面前。当时写书的人，不是圣人就是大贤。哪里需要打开书卷看，抚摸把玩也欣然自得。奈何家人愚昧，心里只把钱财放在首位；书掉在地上不肯拾起，破损腐烂无人怜惜！耗尽我一生精力，死后不留一篇。朋友中有读书的，我都应当全部奉赠。胜过遇到不肖之子，拿去卖钱！”我家自从曾祖父开始从新安迁居到魏地，来不及多置办书籍。父亲虽然非常喜爱，但家境贫寒且事务繁多，所收藏的也不丰富。乾隆丁丑年，漳水涌入城中，书籍便都归于波涛之中了。从此以后，贫困更加严重，流离迁徙，没有一天安宁，更不能买书。只有郡守朱公离任时遗留下几十卷书，但又苦于缺乏好书。我既然有书癖，常常向亲戚朋友家借书；然而地处偏僻，风俗鄙陋，苦于没有藏书之家。旧时做官人家的书，既然都已经散失，而现在的士人君子又不以买书为事，所以借书也很难说。我又愚钝不能记诵，想要亲手抄录，却又苦于生病不能做到，因此《十三经》家中只有一半，而《廿一史》还未能遍览，其他可想而知！我虽然有杨君谦那样的爱好却没有他的能力，读他的诗每每感到自愧；至于“朋友中有读书的，我都应当全部奉赠”这句，则又不曾不流连慨叹，希望生平能遇到像杨君谦那样的人。
陆游出妻之传说
陆务观初娶唐氏，唐氏与陆母是姑侄关系，夫妻恩爱却得不到婆婆的欢心，因此休弃了她；唐氏改嫁同郡的宗室子弟。曾经在春日外出游玩，在沈氏园亭相遇；唐氏告诉赵氏，派人送去酒菜。放翁怅然若失，作《钗头凤》词，题在园壁上说：“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唐氏见了便和了一首，有“世情薄，人情恶”的句子。不久，唐氏忧郁而死。这是《坚瓠集》所载的。而《文献通考》记载放翁的《沈园》二诗说：“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引用刘后村《诗话》解释说：“放翁年轻时娶某氏，颇为厌倦学习。严父督促责备他，竟然导致离异；某氏改嫁某官。一天两家在沈园相遇，只是目光交流而已。晚年游园，感怀而赋诗。”两书所载不同，而严父督促责备竟至离异的事，推究情理似乎也不对。但刘后村、马贵与都是宋人，似乎应该得到实情，而《坚瓠集》又不记载所引何书。以情理而论，似乎迫于母命比较接近事实，而且事情比后村所言更详细。又有其他书说“放翁前妻贤惠，与母亲亲近，却竟然被驱逐；后妻不贤，而母亲喜欢她”，这与这个说法相合。遗憾我家藏书少，不能为此细细考证。
读书疑一则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中的“息”应当是“思”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息”字应当作“思”字。“休”字与下文的“求”字协韵。如果作“息”字，既不像“只”、“且”、“之”、“兮”那样是语助词，又与下韵不协。如果以“休”字为韵，那么《诗经》又没有这种体例。“息”字与“思”字相近，应当是传写之误。
尚友堂文集
颉刚案
〔以上文章共二十九篇，原不分卷，也不分类。起初以为按年份分类，仔细检查也不是这样（如《枝人》、《蠹人》两文相隔十二年却并列），大概是随手收集而成的。这次分为两卷，以论学议古的为卷上，记事抒情的为卷下。
虑原次之或有意义存焉，故注之於目以俟考。其书本无名题，称文集；杨静庵先生以《说诗》之名转名之，故今遂从而题曰《尚友堂文集》，谅亦九原所默许也。先生思想既锐，文笔尤肆，使其克享中寿，稍广交游，必将树赤帜於文坛。至其论古诸作，不啻一《考信录》之缩影。观其《书欧阳文忠公廖氏文集序後》曰：人不必皆明理而好以耳食；六经出於圣人，不幸而为异说所乱，後人不能辨其伪，而相传为圣人之言，信而不疑。”又曰：“欧阳公自谓“哀学者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为说以辍之，而以为後世必有同其说者，信可谓豪杰之士矣！余之为说多与之同，盖所见有不可昧者。”呜呼，何其似《考信录释例》之甚也！若其《书苏子瞻乐毅论後》云：“苏子瞻……言多不衷於理，……然不过见之偏而已；未有如《乐毅论》考据之不详也！……乐毅岂以百万之众，五年之久，专攻此二城而不下哉！盖五年之中积渐而下七十馀城，而二城者力尚未及下也。当是时，闵王在莒，田单在即墨；君之所在，人心必固，而单又能将，二城之不遽下，其理宜也。乌在其以仁义自误而不急攻哉！”此岂非《释例》中近视者读扁上字之喻所由取证者乎！其他若《朱子彭蠡辨疑》、《生民诗集傅办》，《三代考信录》中并承其说而不著其名，是知东壁著书，所接受於其弟者实不少，而惜夫零缣碎璧，未睹其全，弗获一证成之耳。惟《古文尚书考》一篇，东壁於《尚书辨伪》中云：“余弟▯……驳《孔氏经传》之伪，较顾、李两先生之说尤详。……《尚书考》中所征之书，所持之论，则余《源流真伪通考》中已悉备之。”未没其美。又《卦变辨》中，直斥卦变为穿凿支离之说，非《易》之本义；而东壁於《读易琐说》（《易卦图说》附）曰：“卦变之说，世多疑之。余谓朱子卦变之图所推或不尽合则有之矣，若谓无卦变之说则误也。”是为其兄弟二人立说之相违者。又《封建论》之目，《无闻集》中亦有之而阙其文，不审二人之言有异同否。至其▯辑大名诗文，记录魏郡故实，则《修梓乡文献引》及《与友人书》皆详哉言之，读者得以识其著作之苦心。而其抑郁▯傺之情，以文字代痛哭者，悉置於後方；读者与诗集比而观之，可知其悲之深矣。夫以先生之笃学，又沈潜於甲部，顾据《讷庵笔谈》所载，《十三经》家中仅有其半。东壁记弟事，谓其“性喜博览，一书未见如负芒刺於背。闻有异书，必求之；常历十馀人转相嘱▯。得观之，然後已。”以先生足迹不出乡里，魏县又遭漂没，其读书之难可见，而尚有此成就，虽不称其志，要已大足愧今之人享受十分之便利，迄不获一分之成绩者，先生亦可以瞑目矣夫！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译考虑到原稿的编排次序或许蕴含深意，因此我在目录中加以标注，以留待后人考证。该书原本没有书名，只题作“文集”；杨静庵先生借用《说诗》之名来指称它，所以现在也就顺承其意，题名为《尚友堂文集》，想必这也是九泉之下的先生所默许的。先生思想敏锐，文笔尤为恣肆，假使他能够享有中年之寿，稍加扩大交游范围，必定能在文坛树立鲜明的旗帜。至于他论述古人的那些著作，简直可以说是《考信录》的缩影。看他《书欧阳文忠公廖氏文集序后》中说：“人不一定都明白事理，却喜欢道听途说；六经出自圣人，不幸被异端邪说扰乱，后人不能辨别其中的伪作，却相传为圣人的言论，深信不疑。”又说：“欧阳公自称‘哀叹学者固守经典而笃信，却不知道伪说扰乱了经典’，于是著文来驳斥它，并认为后世必定有赞同他观点的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豪杰之士！我所说的多与他相同，大概是因为所见到的真理不可蒙蔽。”唉，这与《考信录·释例》是多么相似啊！又如他《书苏子瞻乐毅论后》说：“苏子瞻……言论多不合于事理，……但这不过是见解偏颇罢了；没有像《乐毅论》那样考据不详细的！……乐毅难道率领百万大军，历时五年，专门攻打这两座城池却攻不下吗？大概是在五年之中逐渐攻下了七十多座城池，而这两座城池的力量尚未达到可以攻下的程度。当时，齐闵王在莒地，田单在即墨；君主所在之处，人心必定稳固，而田单又能统帅军队，这两座城池没有迅速被攻下，其道理是适宜的。哪里是他因为仁义而自误，不急于攻打呢！”这难道不是《释例》中关于近视者读匾额上字的比喻所依据的例证吗！其他如《朱子彭蠡辨疑》、《生民诗集传辨》，《三代考信录》中都采纳了他的说法而不注明他的名字，由此可知东壁著书，从他的弟弟那里接受的见解实在不少，只是可惜这些零散的篇章，没能看到全貌，无法一一证实罢了。只有《古文尚书考》一篇，东壁在《尚书辨伪》中说：“我的弟弟〇……驳斥《孔氏经传》的伪作，比顾、李两位先生的说法更为详细。……《尚书考》中所征引的书籍，所持的论点，在我《源流真伪通考》中已经全部具备。”没有埋没他的优点。又在《卦变辨》中，直接斥责卦变说是穿凿附会、支离破碎的说法，并非《易经》的本义；而东壁在《读易琐说》（附于《易卦图说》）中说：“卦变的说法，世人多有怀疑。我认为朱子卦变图所推演的或许不尽符合则有之，如果说没有卦变的说法则是错误的。”这是他们兄弟二人立说相违背的地方。又如《封建论》这一篇目，《无闻集》中也有，但缺了正文，不知道二人的言论是否有异同。至于他〇辑大名诗文，记录魏郡旧事，则《修梓乡文献引》及《与友人书》都详细地说了，读者可以由此了解他著书的苦心。而他抑郁〇傺的情怀，借文字代替痛哭的，都放在后面；读者与诗集对照着看，就可以知道他的悲痛之深了。像先生这样笃志好学，又沉潜于史部，然而据《讷庵笔谈》所载，《十三经》家中仅有其半。东壁记载弟弟的事，说他“生性喜欢博览群书，一本书没见到就像背上扎了芒刺一样难受。听说有异书，必定去寻求；常常经过十几个人辗转嘱托〇。得以观看之后，才罢休。”以先生足迹不出乡里，魏县又遭水灾淹没，他读书之艰难可见一斑，却还有这样的成就，虽然未能称遂他的志向，但也足以让当今那些享受十分便利，却迄今没有获得一分成绩的人感到惭愧，先生也可以瞑目了！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