讷笔谈卷一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合舜於尧者，尧举舜而授以天下，舜受尧之天下，二帝一体也。史臣叙事，正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其事相因，不假强合，自成一篇首尾也。首叙尧治天下之事；“帝曰钦哉”以下接“慎徽五典”，乃举舜而用之之事；“格汝舜”以下记舜摄位之事；“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则尧崩而舜摄位之事终矣。“月正元日”以下至篇末，则记舜治天下之事，以迄於崩。段落分明，血脉联贯，如人之形体，不可增减移动。姚方兴分而为二，以二十八字强增入之，如支蔓赘瘤；梁武帝驳之，最为有理。而後世终用之，使《尧典》无尾，岂复成文体乎！《史记五帝本纪》全载今《尧典》、《舜典》二篇，而亦以“慎徽五典”直接厘降二女之事。太史公会见古文而所载如此，则古文《尧典》、《舜典》之不分，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之无所本可知也。况《孟子》所引，尤其明证。
△《尧典》、《舜典》二序最可疑
《书序》之可疑者，无若《尧典》、《舜典》二序。本系一篇，何以二序？其辞语亦浅率遗漏。吾宁信经，不敢信《序》也。
△由“异哉”之解可见《孔传》之伪
“异哉”，《孔传》、孔《疏》俱解异为退，谓异从“巳”也。不知此字乃从“[C053]”；[C053]，用也。故蔡《传》谓为强举之意。不考古字而止以後世之字为凭，其失多矣。然此亦可见《孔传》之伪，必叹以後人所作也。
△“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
《舜典》自“正月上日”以至“达四聪”，俱系叙事；而“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明系告谕之词，当属错简。（明杨守陈有是说）
△《大禹谟》掇拾《左传》▯缺语作经文
《左传》▯缺引《夏书》，但“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四句。“九功”以下皆解《书》之辞。而今《大禹谟》乃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明系掇拾▯缺语。後世尽为所欺。不知《书经》若果说明，▯缺又何必费解？▯缺何不全引《书》文，而乃隐其词而详解之乎？
△《大禹谟》钞袭《论语尧曰篇》使有韵者无韵
《论语尧曰篇》尧命舜数言系韵语。今《大禹谟》抄袭之，却又离而为三，用他语增饰之，使有韵者无韵，▯以形其陋也。
△筮超甚迟，“龟筮协从”乃後世语
画卦虽始於伏羲，而筮之名始见於《洪范》。虞、夏之际未有言筮者。《世本》谓巫咸始作筮，虽未必然，然“大龟”见於《禹贡》，“卜稽”见於《盘庚》，“元龟”见於《西伯戡黎》，而筮无闻焉。“龟筮协从”，乃後世语也。“枚卜”二字亦不雅驯。（《左传》哀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龟。”）
△“受命於神宗”语谬
《舜典》云：“受终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为尧，是时已殁，则禹安得受命於尧乎！
△禹承舜命伐三苗而感格之，与《尚书》他篇所言不类
《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益稷》与《皋陶谟》不可强分为二
《益稷》与《皋陶谟》本一篇，而强分为二。蔡氏从而为之辞，谓“古者简册以竹为之，而所编之简不可以多，故厘而二之。”按《洪范》、《禹贡》字数皆多於《皋陶谟》，而《康诰》
译《尧典》、《舜典》原本是一篇。将舜附在尧之后，是因为尧推举舜并把天下授予他，舜接受了尧的天下，两位帝王本为一体。史官记事，就像《史记·范睢蔡泽列传》那样，事情前后相因，不必强行拼合，自然形成一篇首尾完整的文章。开头叙述尧治理天下的事迹；“帝曰钦哉”以下接着“慎徽五典”，是推举舜并任用他的事迹；“格汝舜”以下记载舜摄政的事迹；“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则是尧去世而舜摄政的事迹结束了。“月正元日”以下到篇末，记载舜治理天下的事迹，直到他去世。段落分明，脉络连贯，如同人的身体，不可增减移动。姚方兴将其分为两篇，强行插入二十八个字，如同多余的枝蔓赘瘤；梁武帝驳斥他，最为有理。然而后世终究沿用了他的分法，致使《尧典》没有结尾，这还能算作文章体裁吗！《史记·五帝本纪》全文收录了现在的《尧典》、《舜典》两篇，但也以“慎徽五典”直接承接“厘降二女”之事。太史公见过古文而记载如此，那么古文《尧典》、《舜典》不分篇，以及“曰若稽古”二十八字没有根据，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孟子》所引用的，更是明显的证据。
《书序》中可疑的，没有比《尧典》、《舜典》两篇的序言更甚的。原本是一篇，为什么有两篇序言？其辞语也浅陋率直且有遗漏。我宁愿相信经文，不敢相信《序》。
“异哉”，《孔传》、孔《疏》都解释“异”为退，说“异”字从“巳”。不知道这个字是从“[C053]”；[C053]，是用。所以蔡《传》认为是强行的意思。不考察古字而只以后世之字为依据，其错误就多了。然而这也可见《孔传》是伪作，必定是后人所作。
《舜典》自“正月上日”以至“达四聪”，都是叙事；而“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后文不类，明显是告谕之词，应当属于错简。（明代杨守陈有此说法）
《左传》〇缺引《夏书》，只有“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四句。“九功”以下都是解释《书》的辞语。而现在的《大禹谟》却说“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明显是拼凑〇缺的话。后世都被其所欺骗。不知道《书经》如果果然说清楚了，〇缺又何必费力解释？〇缺为什么不全文引用《书》文，反而隐去其词而详细解释呢？
《论语·尧曰篇》尧命舜的数句话是韵语。现在的《大禹谟》抄袭它，却又拆分为三，用其他话语增饰，使有韵的变成无韵，〇以显露其鄙陋。
画卦虽然始于伏羲，而“筮”的名称始见于《洪范》。虞、夏之际没有说筮的。《世本》说巫咸始作筮，虽然未必确实，然而“大龟”见于《禹贡》，“卜稽”见于《盘庚》，“元龟”见于《西伯戡黎》，而筮却无记载。“龟筮协从”，是后世的话。“枚卜”二字也不雅驯。（《左传》哀公十八年引《夏书》说：“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龟。”）
《舜典》说：“受终於文祖”，又说：“舜格於文祖。”没有说受命的。命，是生人的事。神宗既然是尧，那时已经去世，那么禹怎么能受命于尧呢！
《战国策》说：“舜伐三苗。”又说：“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的人就编造了禹承舜命去讨伐三苗的事。其数说三苗的罪状，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都是想象的空泛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说的都不类。至于敷布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来归，大概是仿照文王伐崇因垒而降的事；而这却显得迂阔可笑。《尧典》说：“窜三苗於三危。”《吕刑》说：“遏绝苗民，无世在下。”那么三苗不是干羽可以感化归服的，而刑罚放逐是不能停止的。
《益稷》与《皋陶谟》本是一篇，却强行分为两篇。蔡氏从而为之辩解，说“古代简册用竹制成，而所编的简不能太多，所以分为两篇。”按《洪范》、《禹贡》字数都多于《皋陶谟》，而《康诰》
△《禹贡》九州之赋不以所入总数定高下
三山林氏谓“三代取民皆什一，而《禹贡》有九等之差者，盖州有广狭，民有多寡，其赋税所入之总数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此说大误；而马端临《文献通考》采之，盖以为然矣。余谓果以九州所入之总数而分为九等，则其数有定矣，又安得有所谓“上上错”，“下上上错”，“错上中”，“下中三错”者乎？田有肥瘠，定赋者必视其田以为赋；若不论其田之肥瘠而—概取之，此乃後世苟且之法耳。三代什一之制，盖孟子大既言之。然或五十而贡，或七十而助，或百亩而彻；而田又有一易再易之分，法又有乡遂都鄙之异，是三代不同，而一代又自不同也。况《禹贡》乃尧、舜之时之制，岂得以三代为比哉！且“厥赋”皆蒙“厥田”之文而言，田既分为九等，而赋岂不分为九等乎！如林氏之言，田不当言上中下而当言多寡也。且“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又何以解乎？林氏泥於三代皆什一之法，而遂为此支离之说也。
△《禹贡》三江必有南江，与北、中两江为三，非震泽下流之三江
《禹贡》曰：“三江既入”。又曰：“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夫曰北江，曰中江，则有南江明矣。三江自指此三者而言，文义甚阴，但偶未指言南江耳。郑康成谓“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故《书》称“东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与南合，始得称中也。孔口口、苏子瞻实遵其说。然以经文“东为北江”，“东为中江”，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东别为沱”文势证之，则自“汇泽为彭蠡”，“会於汇”以东，始有北江、中江之名，必截然为三水；非果如所云，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也。朱子云：“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蔡《注》遵之，引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夫谓震泽自有三江，则浔阳不有九江乎？何浔阳之九江非《禹贡》之九江，而震泽之三江独即《禹贡》之三江乎？说者曰：二句文相蒙，三江人海而後“霞泽底定”也。夫《禹贡》九州，用“既”字者甚多，下文未尝必相蒙也。“震泽底定”岂必承“三江既入”之文，而乃必以三江属之震泽耶！且震泽下流之三江，当明归有光议开松江时，己言“东江、娄江之迹灭没不见，而松江亦与支流无别。”自宋至明二三百年间，三江已几於皆不可见；而况《禹贡》之三江，数千年来安知其不灭没而改易也？蔡氏之说皆本之朱子，其病在於执郡阳为彭蠡。至参校不合，遂谓“郑渔仲谓‘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者，得之。”又云：“‘南方地偏水急，禹或遣官属往视，而是时三苗方负固，往视者亦未必敢深入也。’朱子此说甚为可笑。不可解则以衍文置之”。亦何不可以为衍文乎！止见今日一江入海，遂谓《禹贡》时必非三江入海，《导河条》云：“播为九河”。而今亦已无九河，则又何不可谓阿自大亻丕以下止为一河入海，而“播为九河”亦系衍文乎！且即以十三字为衍文，於《导江》亦不可通。若不云“东汇泽为彭蠡”，则“会於汇”何说？不云“东为北江”，则亦不当云“东为中江”。且彭蠡在南，亦不当云“东迤北会於汇”也。是又必以“会於汇，东为中江”七字为衍文，而直以“东迤北入於海”为一句，方合今之形势。夫己不能解，而遂疑圣人之不亲见，官属之以不知为知，经文之错误；浅视圣贤，余不敢以为然也。
△彭蠡非即鄱阳
彭蠡即鄙阳，无确据，而与经文不合，则彭蠡或非鄙阳也。《汉书地里志》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而蔡《注》云：“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泽县东。”谓在彭泽县东，则鄱阳可以为彭蠡；既曰“在
译《禹贡》九州赋税的等级，不是根据所征收的总数来确定的高低。
三山林氏说：“夏、商、周三代向百姓征税都是十分取一，而《禹贡》中有九个等级的差别，大概是因为各州疆域有宽窄，人口有多寡，其赋税收入的总数有所不同，不能根据田地的等级高低来作为标准。”这种说法大错特错；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采纳了这种说法，大概是认为它正确。我认为，如果确实根据九州所征收的总数来划分为九个等级，那么它的数额就是固定的了，又怎么会有所谓“上上等夹杂”、“下上等夹杂”、“夹杂上中等”、“下中等三种夹杂”这样的说法呢？田地有肥沃和贫瘠的区别，制定赋税的人必定要根据田地的情况来定赋税；如果不考虑田地的肥瘠而一概征收，这是后世敷衍了事的方法罢了。三代十分取一的制度，孟子已经大致说过了。然而有的地方是五十亩实行贡法，有的地方是七十亩实行助法，有的地方是百亩实行彻法；而且田地又有一易、再易的区别，制度又有乡、遂、都、鄙的不同，这是三代之间各不相同，而一代内部也各自不同。何况《禹贡》是尧、舜时期的制度，怎么能用三代的情况来类比呢！况且“厥赋”（那里的赋税）都是承接“厥田”（那里的田地）的文意来说的，田地既然划分为九个等级，而赋税难道不划分为九个等级吗！如果像林氏所说，田地就不应该说上、中、下，而应该说多、寡了。况且“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那里的赋税正定，经过十三年才统一），又怎么解释呢？林氏拘泥于三代都是十分取一的制度，于是做出了这种支离破碎的解说。
《禹贡》中的三江必定有南江，与北江、中江合为三江，而不是震泽下游的三江。
《禹贡》说：“三江已经入海。”又说：“向东分为北江，流入大海”，“向东分为中江，流入大海”。既然称为北江，称为中江，那么有南江是显而易见的。三江自然是指这三条江而言，文意非常明确，只是偶尔没有明确指出南江罢了。郑康成说：“左边汇合汉水的是北江，右边汇合彭蠡的是南江，岷江在中间则是中江”，所以《尚书》称“向东分为中江”，是说明岷江到了彭蠡并与南江汇合，才能称为中江。孔颖达、苏东坡实际上遵循他的说法。然而用经文“向东分为北江”、“向东分为中江”，与“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之水”、“向东分出成为沱水”的文势来验证，那么从“汇合沼泽成为彭蠡”、“汇合于汇”以东，才开始有北江、中江的名称，必定截然分为三条水；并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汇合汉水成为北江，汇合彭蠡成为南江。朱子说：“询问吴地的人，震泽下游确实有三条江流入大海。他们既然亲眼验证过，恐怕他们的说法一定可信，而且至今还可以考证。”蔡沈的《注》遵循他的说法，引用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游七十里，分流向东北入海的是娄江，向东南流的是东江，连同松江合为三江，那地方现在也叫三江口。”如果说震泽自有三江，那么浔阳不也有九江吗？为什么浔阳的九江不是《禹贡》的九江，而震泽的三江偏偏就是《禹贡》的三江呢？解释说：这两句文意相承，三江入海之后“震泽才安定”。然而《禹贡》九州中，使用“既”字的地方很多，下文并不一定相承。“震泽安定”难道一定要承接“三江已经入海”的文意，而必定把三江归属于震泽吗！况且震泽下游的三江，在明代归有光提议开凿松江时，已经说过“东江、娄江的痕迹已经消失不见，而松江也与支流没有区别。”从宋到明二三百年间，三江已经几乎都看不见了；何况《禹贡》的三江，几千年来怎么知道它们没有消失而改变呢？蔡氏的说法都本于朱子，他的毛病在于固执地认为鄱阳就是彭蠡。等到参校不合，于是说“郑渔仲认为‘向东汇合沼泽成为彭蠡，向东分为北江，流入大海’这十三字是衍文，是对的。”又说：“‘南方地势偏僻水流湍急，大禹或许派遣官员前往视察，而这时三苗正负隅顽抗，前往视察的人也不一定敢深入。’朱子这种说法非常可笑。无法解释就把它当作衍文搁置。”又有什么不可以当作衍文呢！只见今天一条江入海，就认为《禹贡》时必定不是三条江入海，《导河》篇说：“分散为九条河”。而现在也没有九条河了，那么又怎么不可以说自大伾以下只是一条河入海，而“分散为九条河”也是衍文呢！况且即使把这十三字当作衍文，对于《导江》篇也不通。如果不说“向东汇合沼泽成为彭蠡”，那么“汇合于汇”怎么解释？不说“向东分为北江”，那么也不应当说“向东分为中江”。况且彭蠡在南边，也不应当说“向东迤逦向北汇合于汇”。这是又必须把“汇合于汇，向东分为中江”这七个字当作衍文，而直接把“向东迤逦向北流入大海”作为一句，才符合现在的形势。自己不能解释，就怀疑圣人没有亲眼看见，官员以不知为知，经文有错误；轻视圣贤，我不敢这样认为。
彭蠡并非就是鄱阳。
彭蠡就是鄱阳，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与经文不合，那么彭蠡或许不是鄱阳。《汉书·地理志》彭泽县下注说：“《禹贡》彭蠡泽在西边，”而蔡沈《注》说：“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泽县东。”说在彭泽县东，那么鄱阳可以成为彭蠡；既然说“在
西”，则鄱阳未必为彭蠡矣。《汉志》又言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汉一水自雩都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则湖汉似即今鄱阳湖，与彭蠡泽各为一地。故以《地里志》考之，而知彭蠡非鄱阳也。朱子谓《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余则谓班固去古为近，而水道改易亦多，不当深疵其说也。
译“西”，那么鄱阳未必就是彭蠡了。《汉书·地理志》又说有八条水流入湖汉，有一条水流入大江，而湖汉这条水从雩都向东流至彭泽注入长江，行程一千九百八十里，那么湖汉似乎就是今天的鄱阳湖，与彭蠡泽各自是不同的地方。所以通过《地理志》来考证，就知道彭蠡不是鄱阳。朱熹说《汉书·地理志》不知道湖汉就是彭蠡，所以把它们分作两件事来说；我却认为班固距离古代较近，而水道的改易也很多，不应当过分挑剔他的说法。
△归有光三江说之矛盾
有中江则必有南有北，有中江、北江则必有南，书法自明，文义前後相蒙，南江未之及耳。归震川乃谓“自孔安国以下，以中江、北江为据，失之泥。”夫谓“三江”非中江，北江，是“九州攸同”亦非荆、梁、雍、豫、徐、扬、青、兖、冀也。震川又言：“三江，惟郭景纯以为岷江、浙江、松江，为近。”又言：“先儒谓‘三江自入，震泽自定，文不相蒙’，而吴淞一江之入‘震泽底定’实系於此，经文简略不详耳。”此说尤自相矛盾。既谓震泽之定由於三江之入，则不当以浙江、岷江、松江为三江。既谓三者为三江，则於“江既入，震泽底定”之文不合；不得已而遂谓经文简略不详。夫上句言“三江”而下句止承一江而言，经书有此文法乎！夫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乃真简略不详者也。不彼之求而此之穿凿，其亦异矣！
△陈大猷三江说能阙疑
论三江者，惟大猷陈氏之言为能阙疑。其说曰：“古有九河，後合为一。古有荣泽，後堙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时不有三江，而後或合为一乎！郦道元谓‘东南地卑，万水所凑，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经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异以为说者，以论後世之地理则可，以论禹迹之旧则难也。”然彭蠡终可疑。
△南江之名由来已久
朱子云：“有欲以扬州之‘三江’既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之馀波，▯未有号，则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余按《南史王侩辨传》“陈霸先率众五万，出自南江”，即赣水也。郑氏所谓“右合彭蠡为南江”，苏氏所谓“豫章江为南江”，皆指此也。可见南江之名，其来已久；不得以彭蠡之馀波未有名号，而使之僭冒南江也。又“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入海者即中江、北江也。今以中江、北江属之荆州，则岂入海亦在荆州之境乎！朱子必欲言中江、北江非三江，故遂为此异说也。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通鉴》所言当另为一水。柳子厚所言“不能负芥”者，原未尝言为《禹贡》之弱水。其云“西海有水”，固谓在西域也。若指删丹弱水，则他所言“闽有水”，“秦有水”，“雍之西有水”，皆明言其地，不当弱水独作浮廓语也。吐蕃造藤桥，年馀而後成，其不能载物有明征矣。蔡《传》因“弱”字相同，遂误引之。吾郡成北樵先生於役甘州，有《弱水诗》云：“黑水既西流，弱水亦同派，一则可行舟，一则不负芥。胡为共此流，强弱不相贷？折枝投清流，载浮了无碍。理岂今昔殊，书每辞意害。驱车过桥头，惟颂禹功大。”此为蔡《注》所误也。又按蔡《注》引柳文作“西海之山有水焉”与今本不同。
△“四海”非真以海为四界，林之奇南海、北海说大误
“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四海者，类言之也。古之疆域惟东至於海，无论西北二方去海辽远，既南境亦不过衡山，未尝至於海也。闽中、南越之地，在尧、舜之时不通中国；圣人不务远略，非如秦皇、汉武、唐之太祖、明之成祖，以长驾远驭为快也。侯、绥、要、荒之服，禹当时盖已尽其封略而治之矣，《益稷篇》所谓“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也。暨者，及也；东至於海，西至於流沙，南北二方所及者，皆声教之所被也。四海云者，极言之也，犹《中庸》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也，犹後世所谓“天涯地角”也；盖古有其语，相承以为言耳。《益稷》云：“予决九川距四海。”《孟子》云：“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是皆岂真至於四海哉！《春秋传》云：“寡人处南海。”楚岂真在南海哉！《礼记王制》云：“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大约尧、舜、三代方域所及不过此耳。宋林之奇谓“扬州曰‘
译归有光关于三江的说法存在矛盾。
既然有中江，就必然有南江和北江；既然有中江、北江，就必然有南江，书写体例自然明白，文义前后相互关联，只是没有提及南江罢了。归震川却认为“自孔安国以下，以中江、北江作为依据，失之拘泥。”如果说“三江”不是中江、北江，那么“九州攸同”也就不是荆、梁、雍、豫、徐、扬、青、兖、冀了。震川又说：“关于三江，只有郭景纯认为是岷江、浙江、松江，较为接近。”又说：“先儒认为‘三江自入，震泽自定，文义不相蒙’，而吴淞这一条江的流入‘震泽底定’实际上系于此，只是经文简略不详罢了。”这种说法尤其自相矛盾。既然说震泽的安定是由于三江的流入，就不应当把浙江、岷江、松江当作三江。既然说这三条江是三江，就与“江既入，震泽底定”的文义不合；不得已于是就说经文简略不详。上文说“三江”，下文却只承接一条江来说，经书有这种文法吗！说中江、北江而不提及南江，这才是真正的简略不详。不去追究那方面，却在这边穿凿附会，这也太奇怪了！
陈大猷关于三江的说法能够存疑。
论述三江的人，只有陈大猷的话能够存疑。他的说法是：“古代有九河，后来合为一条。古代有荣泽，后来填没成为陆地。怎么知道彭蠡之下，大禹平定水患时没有三江，而后来或许合为一条呢！郦道元说‘东南地势低洼，万水汇聚，触地成川；所以旧的河道，难以作为凭据’。大禹遗迹不可考证的很多，凡是舍弃经文而指称后世水流的分支与汇合、水道的通畅与阻塞、地名的相同与不同来作为论据的，用来论述后世的地理是可以的，用来论述大禹遗迹的旧貌就困难了。”然而彭蠡终究值得怀疑。
南江的名称由来已久。
朱子说：“有人想把扬州的‘三江’既当作荆州的‘中江’、‘北江’，却又遗憾缺少一条，于是看到彭蠡的余波，〇没有名号，就姑且让它僭越冒用‘南江’的名号来凑数。”我查阅《南史·王侩辨传》记载“陈霸先率领五万军队，出自南江”，这就是赣水。郑氏所说的“右边汇合彭蠡为南江”，苏氏所说的“豫章江为南江”，都是指这条江。可见南江的名称，由来已久；不能因为彭蠡的余波没有名号，就让它僭越冒用南江。又说“向东作为北江流入大海”，“向东作为中江流入大海”，流入大海的就是中江、北江。现在把中江、北江归属于荆州，那么难道流入大海也在荆州的境内吗！朱子一定要说中江、北江不是三江，所以才提出这种异说。
弱水应当以在删丹的为正确。
弱水应当以在删丹的为正确，《通鉴》所说的应当是另一条水。柳子厚所说的“不能承载芥草”，原本并没有说是《禹贡》中的弱水。他说“西海有水”，本来是说在西域。如果指的是删丹的弱水，那么他所说的“闽有水”，“秦有水”，“雍之西有水”，都明确指出了地点，不应当唯独弱水说得模糊不清。吐蕃建造藤桥，一年多后才建成，它不能承载物品有明确的证据。蔡《传》因为“弱”字相同，就错误地引用了它。我们郡的成北樵先生被派往甘州服役，有《弱水诗》说：“黑水既然向西流，弱水也同出一派，一条可以行船，一条不能承载芥草。为什么共同这条水流，强弱不能互相宽贷？折断树枝投入清流，漂浮起来毫无阻碍。道理难道古今不同，书籍常常辞害意。驱车经过桥头，只歌颂大禹功德伟大。”这是被蔡《注》所误导。又查蔡《注》引用柳文作“西海之山有水焉”，与现在的版本不同。
“四海”并非真的以海为四个边界，林之奇关于南海、北海的说法大错特错。
“向东渐次到达海边，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都及于声教，直到四海。”四海，是概括而言。古代的疆域只有东边到达海边，无论西北两方离海遥远，既然南境也不过衡山，未曾到达海边。闽中、南越之地，在尧、舜之时不通中国；圣人不致力于远略，不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祖、明成祖，以长驾远驭为快。侯、绥、要、荒之服，大禹当时大概已经尽其封疆而治理了，《益稷篇》所说的“辅佐成就五服，直到五千”就是这样。暨，是及的意思；东边到达海边，西边到达流沙，南北两方所及的，都是声教所覆盖的地方。四海，是极而言之，就像《中庸》所说的“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坠落”，就像后世所说的“天涯地角”；大概古代有这种说法，相承作为言语。《益稷》说：“我疏通九川直到四海。”《孟子》说：“注满坑坎而后前进，放流到四海。”这些难道真的到达四海吗！《春秋传》说：“我处在南海。”楚国难道真的在南海吗！《礼记·王制》说：“西边不到流沙，南边不到衡山，东边不到东海，北边不到恒山。”大概尧、舜、三代疆域所及不过如此罢了。宋林之奇说“扬州曰‘
淮、海惟扬州’，是扬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夹右碣石入於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则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连下文而互见也。”此说大误。北海仅青州之北，冀州之东，一隅之水耳；亦谓之渤海：渤海者，海之别支也。以其在青州之北，自齐人言之则谓之北海。以其入於青、兖、冀三州之间，则谓之渤海。汉之二郡，因相近以为名。冀州东西二千里，北海不在其北，仅处於东北一隅，未可云“冀州之境抵於北海”也。且所谓“朔”者，自兼雍、冀二州而言。东西数千里，而以区区之北海为境，不知置雍州於何地也？至扬州之界，抵於南海，亦未必然。《禹贡》所叙山水，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也。其地蛮荒险阻，不通於上国，禹未之至也。故“荆及衡阳惟荆州”者，北至荆山，南至衡阳也。“淮、海惟扬州”者，西北至淮，东南至海也。或疑扬州之境，其南辽远，不当不言其所至。不知圣人於蛮荒之国，视同鸟兽，未尝必收之疆域之中；然亦羁縻勿绝，不肯明弃之於声教之外：故不言其所至。犹之衡山以南，皆为衡阳，而不明言其所至，惟概以“衡阳”，则语有蕴藉，使近者奉天子之威灵，远者亦不疑圣人之弃掷。此正帝王抚驭之方，亦禹贡书法之妙。若必以後世疆域所及为当时之境，则粤西之地属荆州（《钦定书经地里今释》，荆州、扬州之境无今广东、广西），且将跨交趾而南。若必不以言其所至者为州境广阔，则北方穷荒沙漠不毛之地，乌桓、匈奴之国，皆雍、冀二州之境矣。然乎，不然乎？又熊氏禾谓“闽、越虽上古未通，亦当在要、荒之服；禹会诸侯於涂山，会稽又禹迹之所至矣。”既云“上古未通”，又云“亦当在要、荒之服”，猜度可笑。至禹会涂山，不在会稽，昔人有言之者矣。
译“淮、海惟扬州”，是说扬州的边界直达南海。“冀州夹右碣石入於河”，是说黄河入海处在碣石的右边，那么冀州的边界就直达北海。所以说‘从北方到南方都宣扬教化，直到四海’。北方和南方不说明其具体到达的地方，是因为与下文相连而互相见意。”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北海仅仅是青州以北、冀州以东的一角水域；也叫作渤海：渤海是海的支流。因为它在青州的北面，从齐人的角度说就称为北海。因为它流入青州、兖州、冀州三州之间，就称为渤海。汉代两个郡，因为位置相近而以此命名。冀州东西长二千里，北海不在它的北面，仅仅处在东北一角，不能说“冀州的边界直达北海”。况且所谓“朔”，是兼指雍州、冀州两州而言。东西数千里，却把小小的北海作为边界，不知道把雍州放在哪里呢？至于扬州的边界直达南海，也未必如此。《禹贡》所叙述的山川，衡山以南没有一句提及；现在江西、浙江的地方，除了敷浅原之外也没有其他提及。那些地方蛮荒险阻，与中原王朝不通，大禹没有到过那里。所以“荆及衡阳惟荆州”，是说北到荆山，南到衡阳。“淮、海惟扬州”，是说西北到淮河，东南到海。有人怀疑扬州的疆域，其南部辽阔遥远，不应该不说明其到达的地方。不知道圣人对蛮荒的国家，视同鸟兽，不一定将其纳入疆域之中；但也加以笼络控制而不切断联系，不肯明确地将其抛弃在教化之外：所以不说明其到达的地方。就像衡山以南，都称为衡阳，而不明确说明其到达的地方，只是概称为“衡阳”，那么言语含蓄，使近处的人奉行天子的威灵，远处的人也不怀疑圣人将其抛弃。这正是帝王安抚驾驭的方法，也是《禹贡》书写笔法的妙处。如果一定要以后世疆域所及作为当时的边界，那么粤西的地方属于荆州（《钦定书经地里今释》，荆州、扬州的边界没有现在的广东、广西），而且将要跨越交趾向南。如果一定不以说明其到达的地方作为州境广阔的理由，那么北方穷荒沙漠不毛之地，乌桓、匈奴的国家，都是雍州、冀州的边界了。是这样呢，还是不是呢？又熊氏禾说“闽、越虽然上古没有交通，也应当在要服、荒服之中；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会稽又是大禹足迹所到的地方。”既然说“上古没有交通”，又说“也应当在要服、荒服之中”，这种猜测可笑。至于大禹会合诸侯在涂山，不在会稽，前人已经说过了。
△《胤征序》六可疑
《书序》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为可疑。盖《古文》不足信，而《书序》亦未敢以为然也。《尧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和废厥职”，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盖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国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国都者，在国都何用以六师征之乎？《胤征》巧为之辞曰：“酒荒於厥邑”，既在其采邑而未尝据地拒命，则亦无事於张皇六师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废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兴师动众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国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由於王命也。可疑四也。《书序》无仲康字，不著其时。《史记》谓“当帝中康时”。《唐志》以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经世书》以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时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为据也。可疑五也。苏氏以为“羲、和贰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谓“以经考之，羲、和盖党羿恶，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诛之，止责其废厥职，荒厥邑”，今经中亦全不见此意，则亦工於猜度者耳。说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异。此时仲康不知实在何地：在安邑，则号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则羲和党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陈氏大猷曲说羲和所以当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过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汤以为始征；学者不疑汤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过也”。此说亦殊愦愦。既果如所言，羲和之罪过於葛伯，而汤於葛为敌国，仲康於羲和为天子，其理势同乎否乎？且谓“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者，《书序》之陋也。观孟子所言，汤非以不祀征葛也，为其教童子而征之也。陈氏未读《孟子》，不足与辨也。
△《胤征》之伪即一首一尾可见
《胤征》之伪，既一首一尾可见。“肇位四海”，殊不成句。且是时夏方微弱，太康失国在外，仲康继之，譬如主人居宅为奴仆所据，主人寄居别业，此“公在乾侯”，“帝在房州”之时也，可曰“肇位四海”乎！史之书法如此，是欲张大之而▯以彰其耻也。“胤侯命掌六师”，如此句法，不知命胤侯乎，胤侯命人乎？此与“惟说命总百官”俱不成文理。彼但见《说命》、《毕命》、《微子之命》、《文侯之命》等篇名，“命”字皆在人下，而效之；不知以为篇名则可，以之为文则不通矣。至《书序》“吕命”二字原不可解，故昔人疑其阙文，不可以为比也。“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用字炼句正晋以後文章；两汉尚无之，而谓夏之时有之耶！《甘誓》有“不用命，孥戮汝”之言；《汤誓》有“不从誓言，孥戮汝”之语；《牧誓》告之以坐作击刺之法，勖之以虎貔熊罴之勇；《费誓》戒之以越逐寇攘之刑，训之以糗粮刍茭之备；皆誓体也。“火炎昆冈”八句，乃告敌人语，後世檄文之体，非所以誓军士也。即“威克厥爱，爱克厥威”之语，或临事告诫服官之大夫，或行师训谕统军之将帅，亦非所以誓军士也。但见《左传》有“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之语，遂剿袭之，而不自知所以用之者非也。或曰：《胤征》，非胤誓也。若然，则《胤征》一篇，当叙征羲、和事之首尾，而不仅以空言了事矣。
△《古文书经》多偶语，且语气稚弱
晋人尚排偶，故《古文书经》多偶语，如“苗之有莠”，及“不迩声色”，“德懋懋官”等语皆是。《今文尚书》亦间有偶语，要有多少自然之气象；即比喻，亦不若“苗之有莠”等语气稚弱，望而知为汉以後人语也。
△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伪《汤诰》、《泰誓》皆疏妄
桀、纣暴虐，止行
译△《胤征序》有六处可疑
《书序》说：“羲和沉溺于酒色，荒废时令，扰乱历法；胤侯前往征讨他，于是作了《胤征》。”《古文尚书》依据这个说法来撰写，这件事非常可疑。因为《古文尚书》不值得信任，而对于《书序》的说法也不敢完全认同。《尧典》中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的记载，“羲和”并非指一个人。现在说“羲和沉溺于酒色”，又说“羲和荒废了他的职责”，是一个人呢，还是多个人呢？这是第一处可疑。《尧典》中“于是命令羲、和恭敬地顺承昊天”，大概是指羲伯、和伯。羲伯、和伯在国都，而仲叔居住在四方，这个沉溺酒色的羲和必定是在国都的，在国都为什么要动用六师去征讨呢？《胤征》中巧言辩解道：“他在自己的采邑中沉溺于酒色”，既然在他自己的采邑而没有占据土地抗拒命令，也就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出动六师了。这是第二处可疑。沉溺酒色的罪过，昏乱迷误的过失，罢免他就可以了，惩罚他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呢？这是第三处可疑。不说“胤侯前往征讨”，而说“胤前往征讨”，“胤”像是人名，而不是国名。不说“王命令胤前往征讨”，而说“胤前往征讨”，胤的征讨未必是出于王的命令。这是第四处可疑。《书序》中没有“仲康”二字，没有注明时间。《史记》说“是在帝中康的时候”。《唐志》认为日食发生在仲康五年。《经世书》认为征讨羲和是在仲康元年。然而夏代未必只有仲康时期才有日食，而且篇中的“仲康”不足以作为确凿依据。这是第五处可疑。苏氏认为“羲、和背叛羿，忠于夏，羿假借仲康的命令，命令胤侯征讨他们”，这本来就不一定如此。蔡氏说“根据经文考察，羲、和大概勾结羿作恶，仲康畏惧羿的强大，不敢公正地定罪并诛杀他们，只是责备他们荒废职责，荒废采邑”，现在经文中也完全看不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也是善于猜疑揣度罢了。关于仲康的说法，有河北、河南的不同记载。此时仲康不知道实际在什么地方：如果在安邑，那么号令未必能由他自己发出；如果在太康，那么羲和勾结羿，自在安邑，恐怕不是仲康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是第六处可疑。陈氏大猷曲解羲和应当被征讨的原因，甚至说“葛伯不祭祀，不过是自身得罪了祖宗，而商汤以此作为开始征讨的理由；学者不怀疑商汤征讨葛伯，却怀疑胤侯征讨羲和，这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也非常糊涂。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羲和的罪过超过葛伯，而商汤对于葛伯是敌国关系，仲康对于羲和是天子关系，他们的道理和情势相同吗？况且说“葛伯不祭祀，商汤才开始征讨”的，是《书序》的浅陋。看孟子所说的，商汤不是因为不祭祀而征讨葛伯，而是因为葛伯教唆童子而征讨他。陈氏没有读过《孟子》，不值得与他辩论。
△《胤征》的伪作从开头和结尾就可以看出来
《胤征》的伪作，从开头和结尾就可以看出来。“肇位四海”，根本不成句子。况且那时夏朝正微弱，太康失国在外，仲康继位，就像主人居住的宅院被奴仆占据，主人寄居在别业，这是“公在乾侯”、“帝在房州”的时候，能说“肇位四海”吗！史书的笔法如此，是想夸大它来掩饰以彰显其耻辱。“胤侯命掌六师”，这样的句式，不知道是命令胤侯呢，还是胤侯命令人呢？这与“惟说命总百官”一样都不符合文理。他们只看到《说命》、《毕命》、《微子之命》、《文侯之命》等篇名，“命”字都在人下面，就效仿它；不知道作为篇名可以，作为文章中的句子就不通顺了。至于《书序》中“吕命”二字原本不可理解，所以前人怀疑是缺文，不可以作为类比。“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用字炼句正是晋代以后的文章风格；两汉还没有这种写法，却说夏朝时有这种写法吗！《甘誓》有“不听从命令，连累你的妻儿并杀了你”的话；《汤誓》有“不遵从誓言，连累你的妻儿并杀了你”的话；《牧誓》告诉士兵坐起击刺的方法，勉励他们像虎貔熊罴一样勇猛；《费誓》告诫他们越界追逐、抢劫的刑罚，训导他们准备干粮和草料；这些都是誓辞的体裁。“火炎昆冈”八句，是告诫敌人的话，是后世檄文的体裁，不是用来誓师军士的。即使“威克厥爱，爱克厥威”这样的话，或者是临事告诫任职的大夫，或者是行军训谕统军的将帅，也不是用来誓师军士的。只看到《左传》有“做事威严胜过仁爱，即使小事也必定成功”的话，就抄袭它，而自己不知道使用它是不对的。有人说：《胤征》，不是胤侯的誓辞。如果这样，那么《胤征》一篇，应当叙述征讨羲、和事情的始末，而不仅仅用空话了事。
△《古文书经》多用对偶语，而且语气幼稚软弱
晋人崇尚排偶，所以《古文书经》多用对偶语，如“苗之有莠”，以及“不迩声色”，“德懋懋官”等语都是这样。《今文尚书》也偶尔有对偶语，但要有多少自然的气象；即使是比喻，也不像“苗之有莠”等语气那样幼稚软弱，一看就知道是汉代以后人的语言。
△桀、纣的暴虐只施行于王畿之内，伪《汤诰》、《泰誓》都疏漏荒谬
桀、纣的暴虐，只施行
於畿内耳；四方诸侯之国，彼不能暴虐也。故《汤誓》数桀之罪，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汤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数纣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伪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伪泰誓》则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顾其理之所安也。
译这只是在王畿之内罢了；至于四方诸侯的封国，他并不能施行暴虐。所以《汤誓》列举夏桀的罪状，说“夏王竭尽民力，残害夏邑；民众因此懈怠而不归附”，而商汤的民众也说“夏桀的罪行究竟如何呢”。《牧誓》列举商纣的罪状，说“那些四方多罪而逃亡的人，你尊崇他们，纵容他们，信任他们，任用他们，让他们担任大夫和卿士，致使他们暴虐百姓，在商邑作乱犯法”。而《伪汤诰》却说“夏王败坏德行，树立威势，将暴虐施加于你们万方百姓；你们万方百姓遭受他的凶恶祸害”，《伪泰誓》则说“毒害四海”，这些都是作者疏漏荒谬，而不顾事理是否恰当。
△“尔惟德罔小”数语贪作对待，遂不可通
“尔惟德罔小”数语，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为”二句语意。此贪作参差对待语，而其实一意；乃曰“罔小”、“罔大”，遂令下句不可通。蔡氏曲为之解，可谓善为说辞矣。
△《盘庚》首一段系述民言
《盘庚》首一段，自“曰我王来”至“底绥四方”，先儒谓皆盘庚之言。按下文云：“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次篇云：“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三篇云：“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於朕志。”是於百姓必呼而告之，而记者文法亦明白无疑也。首段若果系盘庚告民者，不当独作鹘突语；况在篇首而记者反不详明耶！今玩其文势语意，曰“民不适有居，率答吁众▯，出矢言”，则“率吁众▯出矢言”者，当就“不▯有居”之民说，言民领率呼吁众忧▯之人而出矢言也。“曰”字以下，即述民言也。民言“我先王既居於此，固所以重爱我民，不忍尽致之死地也。王如能相匡以生，则民得所矣。今王不能匡以生，乃欲迁都，惟卜是稽，而云‘民其如我何！’”，又言“先王行事恪谨天命，然犹不能安宁，天犹降以灾祸，因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王之所以恪谨天命者，不能继先王；方未知天意何如，而乃欲以迁都从先王之烈乎！”意谓存亡安危不在迁都；今若不能恪谨天命，虽迁新都，亦未必能救於危亡也。又言“天将断绝我命，而乃欲恃迁都为安，若大木已颠而欲恃由蘖以生乎？天遂永我命於兹新邑，而复先王之业以绥四方乎？”不敢必之辞也。下文所谓“聒聒起信险肤”，“动以浮言”，皆指此而言。盖必如此解，而後於事情语势文法皆无遗憾也。
△“兹新邑”一名，民与盘庚所指不必一处
《史记》，祖乙迁於耿，九世而盘庚始迁；而自耿以上止四迁，不合於“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之文。故蔡《传》谓“盘庚之前当自有五迁”也。今按《盘庚》三篇，反复论说，未见其为自耿而迁；或盘庚以上一二世曾有一迁，未可知也。“天将永我命於兹新邑”，此新邑指现在所居而言，亦不可知。盖民以迁此未久，意不欲迁，故尚谓之“兹新邑”；而盘庚已择居於殷，故自以殷为“兹新邑”也。民之意谓“先王既迁於兹，若颠木之有由蘖，有死而复生之势；若能恪谨天命，安知天不永我命於兹新邑，使绍先王之烈以绥四方乎？”盖能保天命则现在之地亦可长治而久安，不必以迁都为事也。上言不能事天，虽迁无益；此言若能事天，虽不迁亦可；反覆两端，以明其不必迁也。
△《说命》首节已有不能掩其伪之三证，郑玄亮阴说亦不确
《国语》，白公子张谓楚灵王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乎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得傅说，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知之不疚也，犹自谓未▯，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亡，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予，无予弃也！’”今《书经说命》全本之此。然《孟子》证之，则《国语》或即本之《书经》，而今不可得见。今之《说命》掇拾群书，人为所欺，而首一节已有不能掩其伪者三焉。“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之事，一见於《周书无逸》，一见於《国语》，而《礼记》引《书》者三，《论语》引《书》者一，皆未言其为居丧不言；惟孔子及作《礼记》者乃释为居丧不言也。“亮阴”亦作“谅ウ”，古之说者皆云“信默”；惟郑氏以为凶庐。若果如今《说命》及郑氏
译△“尔惟德罔小”等语被当作对举，于是文意不通
“尔惟德罔小”这几句话，就是刘备“勿以善小而不为”那两句话的意思。这里把“贪”当作参差对举的语词，而其实是一层意思；于是说“罔小”、“罔大”，致使下句无法通顺。蔡氏曲意为之解释，可以说是善于编造说辞了。
△《盘庚》首段是叙述百姓的话
《盘庚》首段，从“曰我王来”到“底绥四方”，先儒认为都是盘庚的话。查下文说：“王说：‘来啊，你们众人，我告诉你们训诫。’”次篇说：“盘庚于是登堂进见他的百姓，说：‘听清我的话。’”三篇说：“说：‘不要嬉戏懈怠，努力建立大命；如今我剖开心腹肾肠，历数告诉你们百姓我的心志。’”可见对百姓必定是呼唤着告知，而记录者的文法也明白无疑。首段如果确实是盘庚告诫百姓，不应独自使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况且在篇首，记录者反而不详尽明白吗！现在玩味其文势语意，说“百姓不适应有居所，率领呼吁众忧之人，发出直言”，那么“率领呼吁众忧之人发出直言”者，应当是针对“不适应有居所”的百姓来说，意思是百姓率领呼吁众忧之人而发出直言。“曰”字以下，就是叙述百姓的话。百姓说：“我们先王既然居住在这里，本来是为了厚重地爱护我们百姓，不忍心完全把我们置于死地。君王如果能匡助我们以生存，那么百姓就有所安顿了。如今君王不能匡助我们以生存，却想要迁都，只考察占卜，而说‘百姓能把我怎么样！’”，又说“先王行事恭敬谨慎天命，然而还不能安宁，上天仍然降下灾祸，因此不固定他的都城，到现在已经五次迁都。如今君王恭敬谨慎天命，不能继承先王；正不知道天意如何，却想要通过迁都来遵循先王的功业吗！”意思是说存亡安危不在于迁都；如今如果不能恭敬谨慎天命，即使迁到新都，也未必能挽救危亡。又说“上天将要断绝我们的命，却想要依靠迁都来求得安定，就像大树已经倾倒却想要依靠萌蘖来生存吗？上天于是永远延长我们的命在这新都，恢复先王的功业来安定四方吗？”这是不敢肯定的语气。下文所谓“喧闹不休，兴起险诈浅薄之言”，“动辄用浮夸之言”，都是指此而言。大概必须这样解释，而后对于事情、语势、文法都没有遗憾了。
△“兹新邑”这一名称，百姓与盘庚所指不必是同一处
《史记》记载，祖乙迁到耿，九代之后盘庚才开始迁都；而从耿以上只迁了四次，不符合“不固定他的都城，到现在五次迁都”的文字。所以蔡《传》认为“盘庚之前应当自有五次迁都”。现在查《盘庚》三篇，反复论说，未见其是从耿迁出；或许盘庚以上一二代曾有一次迁都，未可知也。“上天将要永远延长我们的命在这新都”，这新都指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也未可知。大概百姓因为迁到这里不久，心里不想再迁，所以还称它为“兹新邑”；而盘庚已经选择居住在殷，所以自认为殷是“兹新邑”。百姓的意思是“先王既然迁到这里，就像倾倒的大树有萌蘖，有死而复生的势头；如果能恭敬谨慎天命，怎么知道上天不永远延长我们的命在这新都，使继承先王的功业来安定四方呢？”大概能保有天命，那么现在的地方也可以长治久安，不必以迁都为事。上文说不能侍奉上天，即使迁都也无益；此说如果能侍奉上天，即使不迁都也可以；反复两端，以说明不必迁都。
△《说命》首节已有不能掩盖其伪的三个证据，郑玄的亮阴说也不确切
《国语》记载，白公子张对楚灵王说：“从前殷武丁能耸动他的德行，达到神明，进入黄河，从黄河到亳，于是三年沉默以思考道。卿士担忧，说：‘君王说话，是用来发布命令的。如果不说话，就没有所禀受的命令了。’武丁于是作书说：‘用我来匡正四方，我担心德行不类，因此不说话。’这样又派遣使者以象梦寻求四方的贤人，得到傅说，升任为公，而让他朝夕规劝谏诤，说：‘像金属，用你作磨刀石。像津水，用你作舟船。像天旱，用你作霖雨。开启你的心，滋润我的心。如果药不令人头晕目眩，疾病不能痊愈。如果赤脚不看地，脚就会受伤。’像武丁的神明，他的圣明睿智广阔，他的知识没有过失，还自认为未足，所以三年沉默以思考道；既得道还不敢专制，派遣使者旁求圣人；既得到作为辅佐，又担心其荒废遗失，所以让他朝夕规诲箴谏说：‘一定要共同修治我，不要抛弃我！’”现在《尚书·说命》全篇都本于此。然而《孟子》证明，那么《国语》或许就是本于《尚书》，而今天不可得见。现在的《说命》掇拾群书，人为所欺，而首一节已有不能掩盖其伪的三个证据。“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之事，一见於《周书·无逸》，一见於《国语》，而《礼记》引《书》者三，《论语》引《书》者一，都没有说它是居丧不言；只有孔子及作《礼记》者才解释为居丧不言。“亮阴”也作“谅闇”，古时的解说者都说“信默”；只有郑氏认为是凶庐。如果真如现在《说命》及郑氏
之说，则既云“宅忧”，而亮阴又即居庐，子张岂不解其故而尚以为问乎？《国语》无“亮阴”之语，《礼记》、《论语》所引盖皆《无逸篇》语；无论与今《说命》不同，亦未必为古《说命》语。而伪作者采拾成文，又妄加“宅忧”二字，不▯见其陋乎！一也。《无逸篇》云“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今《说命》亦云“其惟弗言”，但作“惟不言”解耳。不知《无逸》所云若作此解，则既云“三年不言”，而又云“其惟不言”，文义岂不重复，而周公之语岂不赘乎！夫所谓“其惟不言，言乃雍”者，犹云“不言则已，言必和”也。谅ウ不言，三年之久岂遂一言不发哉！偶发一言必当於理，即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伪作者不解其义，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二也。“禀令”皆自上而下之辞；禀本从禾，今俗从示，音凛，与也，给也。《国语》云：“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言不发命令也。伪作者不解禀字之义，妄改云：“不言，臣下罔攸禀令。”《伪孔传》遂解禀为“受”，而《唐韵》、《集韵》遂有“笔锦切”一音，“受命曰禀”一解矣。而不知实误改《国语》也。三也。至郑氏亮阴之说，实亦不确。《无逸》云：“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乃或”云者，他人不必出於亮阴，而高宗乃或出於亮阴也。盖即位之後而亮阴不言，与《国语》可互证。且不言者，止亮阴之三年，而今《说命》乃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亦背异之一端也。但居丧之说？出於《论语》，人不敢疑耳。
译这种说法，既然已经说了“宅忧”，而“亮阴”又就是住在庐舍，子张难道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还把它当作问题来问吗？《国语》中没有“亮阴”这个词，《礼记》、《论语》所引用的大概都是《无逸篇》的话；无论它与现在的《说命》不同，也未必是古本《说命》的话。而伪造者采集拼凑成文，又胡乱加上“宅忧”二字，难道看不出他的浅陋吗！这是第一点。《无逸篇》说“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现在的《说命》也说“其惟弗言”，只是把它解释为“只是不说话”罢了。不知道《无逸》所说的如果这样解释，那么既然说了“三年不说话”，又说“只是不说话”，文义岂不是重复，而周公的话岂不是多余吗！所谓“其惟不言，言乃雍”，意思是说“不说话也就罢了，一旦说话必定和谐”。相信他不说话，三年之久难道就一句话也不说吗！偶尔说一句话必定合乎道理，也就是所说的“一般人如果不说话，一旦说话必定切中要害”。伪造者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删去下半句，只取用“其惟不言”，不知道这样不通文理。这是第二点。“禀令”都是自上而下的用语；“禀”字本从禾，现在俗体从示，读音为凛，意思是给予、供给。《国语》说：“君王的话用来发布命令，如果不说话，就是没有地方接受命令。”意思是君王不发布命令。伪造者不理解“禀”字的含义，胡乱改写成：“不说话，臣下无所接受命令。”《伪孔传》于是把“禀”解释为“接受”，而《唐韵》、《集韵》于是有了“笔锦切”这个读音，“接受命令叫作禀”这个解释了。却不知道实际上是错误地改动了《国语》。这是第三点。至于郑玄关于“亮阴”的说法，确实也不准确。《无逸》说：“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乃或”的意思是，别人不一定出于亮阴，而高宗却有时出于亮阴。大概是在即位之后而处于亮阴不说话的状态，这与《国语》可以互相印证。而且不说话，只是限于亮阴的三年，而现在的《说命》却说“王居丧，亮阴三年，已经除丧，只是不说话”，这也是背离差异的一个方面。只是居丧的说法出自《论语》，人们不敢怀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