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虞以前无称“王天下”者，说见《补上古录》中），《蔡传》之引《史记》，益而加伯（《史记》以前称益，未有加以伯者，说见《唐虞录》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觉也。《传》之《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但云“皆古书名”，及《伪书序》既出，而《林注》遂历历数之：无他，文必因乎其时故也。所以汉人好谈谶纬，则所撰之《泰誓》，“乌流”、“火覆”，祥瑞先呈；晋人喜尚排偶，则所撰之《泰誓》，“▯胫”、“剖心”，对待独巧。誓诰不及二帝，而《伪古文书》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诅不及三王，而《吕氏春秋》武王有四内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经》，以隋人而避唐讳。是知伪▯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然而世之学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则心粗气浮，不知考其真伪；一则意在记览，以为诗赋时文之用，不肯考其真伪；一则尊信太过，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为之解，而断不信其有伪也。正如绍兴三十年後方行楮币，此宜当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难考而得之，乃历二十年而讼不决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战国时之躔度，少通历法者皆能辨之，而《伪周书》有之，人遂以此为周公之制。嗟夫，嗟夫，此《考信录》一书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译虞舜以前没有称“王天下”的，说法见于《补上古录》中，《蔡传》引用《史记》，在益的名字上增加了“伯”字（《史记》以前称益，没有加上“伯”字的，说法见于《唐虞录》中），这是写文章的人自己没意识到的。《传》中提到的《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注》只说“都是古书的名称”，等到《伪书序》出现后，《林注》便一一列举出来：没有别的原因，文章必定受当时风气影响罢了。所以汉代人喜欢谈论谶纬，那么他们撰写的《泰誓》中，“乌流”、“火覆”等祥瑞先已呈现；晋代人喜好崇尚排偶，那么他们撰写的《泰誓》中，“〇胫”、“剖心”等对仗独独巧妙。誓诰没有涉及二帝，而《伪古文尚书》中虞代却有讨伐苗族的誓辞；盟诅没有涉及三王，而《吕氏春秋》中武王却有四内的盟约。甚至王通的《元经》，身为隋代人却避唐代的讳。由此可知，伪造古人作品的人没有不自我暴露的。考古的人只要依据这些来推究，没有谁能逃遁的。然而世间的学者往往被迷惑，为什么呢？一是心思粗疏、气质浮躁，不知道考证其真伪；二是意在记忆浏览，认为可用于诗赋时文，不肯考证其真伪；三是尊崇信任太过，心中先有成见，即使有可疑之处，也必定曲意为之辩解，而断然不相信其中有伪。正如绍兴三十年后才推行纸钞，这应当是当时人人都知道的，即使不知道，也不难考证得知，竟然历时二十年诉讼不决。最可笑的是，《月令》中的中星明明是战国时的星度，稍微通晓历法的人都能辨别，而《伪周书》中有此记载，人们竟以此认为是周公制定的制度。唉，唉，这就是《考信录》一书之所以不能停止写作的原因啊！
△上达与下学
自明季以来，学者大抵多为时文，购买讲章墨卷，晨夕揣摩，以为秘笈；此外不复寓目。其能读书不专为时文者，千百人中或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记览为宏博，以诗赋为风雅。其能不仅为记诵词章之学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为当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学自命，谨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则竟出入王、陆。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陈言，其驳者固皆拾庄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过述宋儒性理之剩说。其真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学问之难言也！述自读诸经《孟子》以来，见其言皆平实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无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饱可暖，皆人所不能须臾离者。至於世儒所谈心性之学，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无所当。正如五色彩纸，为衣可以美观，如用之以御寒蔽体，则无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盖本於《书尧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学篇》始推之於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为本。逮宋以後，诸儒始多求之心性，详於谈理而略於论事，虽系探本穷源之意，然亦开後世弃实征虚之门。及陆、王之学兴，并所谓知者亦归之渺茫空虚之际，而正心诚意遂转而为明心见性之学矣。余窃谓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述赋性愚纯，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於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贤，甘为识小之人，亦有鉴於魏、晋之谈名理而尚《老》、《庄》，卒至有陆沉之祸也。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後，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於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经》之精粹也。惟《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後五篇亦间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後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至於《礼记》，原非圣人之经，乃唐孔颖达强以经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饫闻之，更无足异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书高下真伪本不难辨，但人先有成见者多耳。昔有显官之任，遇陆羽於江浒，邀共品茶，使仆以十馀盎渡江往取潭水。归舟遇风，盎水半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扬而视之，但云“非是”。过半，乃云：“此潭水矣。”显官诘仆，仆以实告。苏子瞻使人买金华猪，中途而逸，以他猪代之。及宴客，莫不称美者。既知非金华猪，始相视而笑。此无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见在心，而羽无成见故耳。余生平不好有成见，於书则就书论之，於事则就事论之，於文则就文论之，皆我人之见存。惜乎今之读书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识古书之真伪，如陆羽之辨水者，必不以余言为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後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
译上达与下学
自明朝末年以来，学者大多只写科举应试文章，购买讲解八股文的讲义和范文，早晚揣摩，当作秘藏；除此之外，不再看其他书。那些能够读书而不专为科举应试的人，千百人中或许只有一两个；然而他们又多以文人自居，把博闻强记当作广博，把诗赋当作风雅。那些不仅能做记诵辞章学问的人，又是千百人中的一两个。就这一两个人，已是当世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他们又多以道学家自命，谨慎厚道的人只知道严格遵守程颐、朱熹的学说，放荡不羁的人则竟然出入王阳明、陆九渊的学说。然而考察他们所说的，大抵都是前人的陈词滥调，那些驳杂的固然都是拾取庄子、佛教的唾余，即使那些纯正的也不过是复述宋儒性理之学的剩语。那些真正竭尽心力研究经义，留心治国之术，做有用学问的人，很少遇到。然后才知道学问难以言说啊！我自从研读诸经和《孟子》以来，发现其中的言论都平实切近日常生活，用来修身治国，没有不奏效的，如同布帛豆粟，可以饱暖，都是人片刻不能离开的。至于世俗儒者所谈论的心性之学，他们的言论似乎很高深，但在实际运用上却毫无用处。正如五色彩纸，做衣服可以美观，但如果用来御寒蔽体，则毫无益处。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身。”这大概本于《尚书·尧典》“克明俊德”等七句的意思。从《大学篇》开始推演到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但终究还是以修身为根本。到了宋代以后，诸儒才开始多从心性上探求，详于谈论道理而略于议论世事，虽然是探本穷源的意思，但也开启了后世舍弃实际追求虚妄的门径。等到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兴起，连所谓的“知”也归于渺茫空虚之中，而正心诚意于是转变为明心见性的学问了。我私下认为，圣人之道广大而难以窥测，圣贤的事迹则显而易见，与其探求难以窥测的，不如考察显而易见的。子贡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天性愚钝纯朴，不敢谈论上达之事，只希望尽到下学的功夫，所以对于古帝王圣贤的事迹，曾经竭尽精力去分辨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涉及心性。固然自知自己不贤，甘愿做识小之人，也是鉴于魏晋时期谈论名理而崇尚《老子》、《庄子》，最终导致国家沉沦的祸患啊。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我少年时读书，看到古帝王圣贤的事迹往往有可疑之处，起初未曾分别看待。壮年以后，抄录这些事迹，记下它们的来源，那么向来所怀疑的都出自传记，而经文都是可信的，然后才知道《六经》的精粹。只有《尚书》中多有可疑之处，而《论语》后五篇也间或有之。我私下奇怪其中的缘故，重新检阅，发现《尚书》中可疑的都在这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都没有，这才知道齐、梁时期《古文尚书》是伪作；而《论语》终究没能解开其缘由。最后考察《论语》的源流，才知道现在所流传的是汉代张禹汇合改定的本子，而不是汉代初年诸儒所传的旧本。至于《礼记》，原本不是圣人的经典，是唐代孔颖达强行把它当作经书看待，前人本来多有论述，我小时候就听熟了，更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由此说来，古人的书高下真伪本来不难辨别，只是人先有成见的多罢了。从前有位显官上任，在江边遇到陆羽，邀请他一起品茶，让仆人用十几个罐子渡江去取潭水。回来的船遇到风，罐子里的水倒了一半，于是取江水代替。到了之后，陆羽扬起水来看，只说“不是”。过了一半，才说：“这是潭水。”显官责问仆人，仆人如实告知。苏轼派人买金华猪，中途猪跑了，用别的猪代替。等到宴请宾客，没有不称赞美味的。知道不是金华猪后，才相视而笑。这没有别的，苏轼座上的客人都心中有成见，而陆羽没有成见罢了。我生平不喜欢有成见，对于书就根据书来论，对于事就根据事来论，对于文就根据文来论，都不存我个人的成见。可惜现在读书的人都是苏轼座上的客人，如果真有辨别古书真伪的能力，像陆羽辨别水一样，必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谬误的。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录》为什么有《提要》呢？是为了自己说明作《考信录》的缘故啊。薛敬轩先生说：“自从考亭（朱熹）以来，这道已经大明，不需要烦劳著作，只需亲身践行罢了。”这不过是因为世间的学者心中没有真实的收获，只是抄袭先儒道学的陈言来表明道理，以此炫耀于世而获取名声，所以他说这话来警示他们罢了。朱子以后，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言论的人吗！朱子把《书传》交给蔡沈，把《丧》、《祭》二礼交给黄榦，至于《春秋经传》，完全没有论述著作，这是朱子还有来不及做的。《鸱鸮》，《诗传》沿用《伪传》的旧说，等到与蔡沈书信往来，才开始改而从郑玄，这是朱子还有来不及纠正的。何况自从近代以来，才疏学浅的人喜欢崇尚新奇，多依据前人的注疏，强词夺理来驳斥朱子，这是朱子还有等待后人辅佐的。如果有所见，岂能沉默不言。所以先写《提要》，以显示我吞下而不能
○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於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於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於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右前录四卷
○《唐虞考信录》四卷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体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有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
译○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周官》记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伪孔安国尚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籍，称为《三坟》，讲述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籍，称为《五典》，讲述的是常道。孔子看到史籍文章繁杂，担心阅读者理解不一，于是讨论《坟》《典》，删减保留唐尧、虞舜以下的部分。”后来的儒者都尊崇这种说法；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如果古代帝王的书籍果真流传到后世，孔子得到它们，应当如何表彰它们，难道会无缘无故地删减它们吗！《论语》屡次称颂尧、舜，没有一句话提到黄帝、炎帝，孟子追溯道统，也从尧、舜开始，那么尧、舜以前没有书籍是显而易见的。《周官》一书，所记载的制度都与经传不符，而且文辞多排比对仗，明显是战国以后所作，先代儒者本来就多有怀疑，不足以作为依据。《春秋左氏传》说：“左史倚相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预注解说：“都是古书的名称。”全都不说是谁所作。如果这篇序果真出自孔安国，杜预岂能不见。而林尧叟竟然取用《伪序》的文字来解释《左传》，宋儒不能存疑的态度太过分了！《虞书》说：“谨慎地彰显五典，五典得以顺从。”又说：“上天有序列五典，整顿我的五典。”由此可知尧、舜时代已有五典的名称；大概就是指五伦的意义，写在简策上用来教化百姓，就是所谓的“敬敷五教”。不能舍弃《经》中已有的五典，而另外寻求五典来充实它。典籍的兴起，必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仓颉开始创造文字；到了大挠，然后制作甲子来纪日；到了羲和，然后用闰月确定四季形成岁数来纪年：必然没有刚有文字就有史官的道理。以情理推测，也应当到唐尧、虞舜以后才有史书。自从《易传》、《春秋传》开始，颇有些谈论伏羲、神农、黄帝时事的内容，大概都是从传闻中得来，或者是后人追记。但只是因事提及，未曾大肆铺张。到了《国语》、《大戴礼记》，于是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错误驳杂不可胜数。加上杨朱、墨翟之徒想要贬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借其荒远无据，于是妄造名号，伪撰事迹，来申述他们的邪说；而阴阳家、神仙家之徒也借此来附会。由此司马迁作《史记》，于是从黄帝开始。然而还颇删去那些不雅驯的内容，也不敢上溯到伏羲、神农。等到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录的更加杂乱，又推而上溯，及于燧人氏、包羲氏。至于《河图》、《三五历纪》、《外纪》、《皇王大纪》以下，甚至有从天皇氏、盘古氏开始的。于是邪说谬论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再问，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事情也随之被混淆。我私下认为谈论上古的，只有《易传》、《春秋传》较为接近古意，而且其事理也较为接近正道；用这些来证明诸子百家的谬误，或许也有不可废弃之处。所以我杂取《易传》、《春秋传》的文字，来补上古之事。司马迁说：“学者载籍极博，仍要考信于《六艺》。”这就是我的志向啊！
右前录四卷
○《唐虞考信录》四卷
《考信录》为什么从唐尧、虞舜开始呢？是遵循《尚书》的宗旨。《尚书》为什么从唐尧、虞舜开始呢？因为天下在唐尧、虞舜时才开始太平。大概上古时代，虽然有包羲、神农、黄帝等圣人相继出现，但草昧初开，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以施展力量，所以天下还未太平。到了尧，在位百年，又得到舜来继承，禹、皋陶、稷、契等大臣共同辅佐盛治，然后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范万世。由此沐浴其德、感受其仁的人，创作《典谟》等篇章来记载其实，史官于是开始设立。其后禹、汤、文王、武王相继兴起，拨乱反正，安抚百姓，制作更加详细，典籍更加广博，然而也没有不是由此推衍而来的。所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述道统也从尧、舜开始。那么尧舜是道统的始祖，治法的始祖，也就是文章的始祖。周朝衰微，王者不再出现，百家之言并起，尧、舜之道逐渐微弱，孔子担心时间越久越失去其实，于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于世。孔子去世后，异端果然盛行，杨朱、墨翟之言充满天下，背叛尧、舜的有，诬蔑尧、舜的有，称述太古以求超越尧、舜的也有，当时则有孟子辞而辟之。等到孟子也去世后，那些说法更加荒诞虚妄。司马迁作《史记》，于是上溯到黄帝；虽然颇删去那些不雅驯的内容，但所采录的已经杂乱。等到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认为黄帝不足以称述，更加广泛搜求远讨，上溯到伏羲、神农以前，以求胜过孔子，而异说于是纷纷于世。为什么呢？唐尧、虞舜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也罕见，易于伪造，无可考验，所以杨朱、墨翟、庄子、列子
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羽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沉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於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译那些人的门徒得以借此来畅行他们的邪说。只有唐尧、虞舜以后，记载在《尚书》中的内容才可以作为依据；然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又出现，刘焯、孔颖达等人加以辅佐阐发，猜度附会，于是帝王的事迹就模糊不清，无法查考了。唐、宋以来，儒者众多，其中高明的人排斥佛教、道教以伸张正统学问，其中深沉潜修的人以恭敬、主静来修养自身，真是美好而兴盛啊！然而对于帝王的事迹都好像不太在意，附和的很多，纠正驳斥的极少。而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则都沿袭错误，毫无辨别，不问周、秦、汉、晋，一概采录，以数量多为胜。于是荒唐虚谬的言辞，沿袭日久，积重难返，竟成为定论，实在令人叹息！况且孔子，不过是个平民士人罢了，不曾有一天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而杨朱、墨翟、佛教、道教的门徒各自持其学说在世上宣扬，凭什么认为孔子的道唯独正确呢？正因为孔子的道不是孔子个人的道，而是尧、舜的道，人如果不是尧、舜，就不能安居乐业、靠粮食生存，就不能相互维系、没有争夺来保全生命，就不能习惯于礼乐教化以区别于禽兽的生活。那么尧、舜难道不像天一样吗！难道不像人的祖先一样吗！人不能违背尧、舜，所以不能违背孔子；人不能不尊崇孔子，也就不能不尊崇尧、舜。我因此作《考信录》从唐尧、虞舜开始，《尚书》作为经，传记作为纬，那些流传而失实的内容就依据经传加以纠正。至于唐尧、虞舜以前纷纭的学说，只另外著书加以辨析，而不敢将其列入《正录》，既以阐明道统的渊源，又兼附阙疑的原则，希望不违背孔子的本意罢了。
○《夏考信录》二卷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于舜。舜崩，天下归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录》二卷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丰镐考信录》八卷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何为始於稷也？稷播种以开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犹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洙泗考信录》四卷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绩，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几希》
译○《夏考信录》二卷
《夏考信录》是什么？是继承治理。尧去世，天下归于舜。舜去世，天下归于禹。唐尧、虞舜的政治，千古以来没有能够比得上的，况且“任命百官”和“光大帝业”都是禹所共同参与制定的，而且启又贤能，能够继承禹的道统，那么夏朝对于唐尧、虞舜的政治，必定沿袭而不改变，这是情理和形势的自然结果。只是太康以后，难免有废弛衰败罢了。所以考察夏朝政治的人，不必另外去寻找夏朝的政治，唐尧、虞舜的政治就是夏朝的政治，这是禹继承治理的结果。为什么把太康以后称为中衰而区别开来呢？因为后羿、寒浞相继兴起，权力在天下最为强大，诸侯跟随他们的很多，仲康势力微弱，后来的相失去了国家，夏朝的政治不能在天下实行了。为什么把皋陶附在禹的后面呢？因为他的功德很大。孟子说：“像禹、皋陶那样的人，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又说：“舜因为没有得到禹、皋陶而成为自己的忧虑。”都是把禹、皋陶并举，所以特别表彰他们。
○《商考信录》二卷
《商考信录》是什么？是革除乱世。夏朝自从太康失道，已经不是禹时的旧貌了，何况到了桀的时候，善政还有保存下来的吗！而且汤的事情与禹不同：汤继承先世的基业，在一方崛起，自从相土、上甲微以来，必定有适合百姓而不应当改变的良法善政，这本来就不能改变而重新遵行夏朝的政治。大概汤的心没有不同于尧、舜、禹的心，然而汤的事情不能不异于尧、舜、禹的事情，这是汤所处的形势决定的。为什么不说《殷考信录》呢？殷是他所居住的地名，不是国号。商朝为什么从契开始呢？如果没有前人开创，那么崛起者难以建立功业，契传播教化以开启商朝，所以叙述汤的政治必定要追述他。为什么把伊尹附在汤的后面呢？伊尹辅佐汤称王天下，历经几代君主，最终奠定了商朝的基业，所以特别表彰他，就像皋陶附在禹后面一样。
○《丰镐考信录》八卷
夏、商都用朝代名称，周朝为什么唯独用丰、镐来系属呢？因为周朝到幽王这一代就停止了。周朝为什么止于幽王呢？因为东迁以后，记载的书籍较多，称引也繁杂，辨析起来不胜其烦，而且这与圣王贤相的得失无关，所以从简。为什么唯独在成王这里系属周公的辅佐呢？回答说，周公是上承文王、武王，下启孔子的人，所以孟子说：“周公思考兼取三王的长处，来施行四项事业。”又说：“喜悦周公、孔子的道。”韩愈说：“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这不特别表彰是不行的。而且周公的事情就是成王的政治，又不是可以分开系属的，所以系属为“周公辅佐成王”。周朝为什么从稷开始呢？稷播种以开启周朝，所以叙述文王、武王的政治必定要追述他，就像商朝从契开始一样。周朝的贤臣哲辅为什么统括附在后面呢？回答说，周朝的人才兴盛啊！太公、召公创业守成的功劳固然已经显著，其他如泰伯的谦让，伯夷的清高，召穆公的安抚四方，卫武公的被称为睿圣，也都是杰出的人，都不能从略，所以另外编为一卷，统括附在后面。
○《洙泗考信录》四卷
《唐虞》、《三代》各录之后，为什么接着是《洙泗》呢？回答说，二帝、三王、孔子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圣人所处的时势不同，那么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也就不同。因此二帝用德行治理天下，三王用礼制治理天下，孔子用学问治理天下。尧、舜以圣人的身份登上帝位，所以能够在当世布施他们的德行，任命官员光大业绩，使百姓安定而奠定万邦，天下没有不顺利生活而端正命运的。所以说二帝用德行治理天下。禹、汤、文王、武王虽然也都有圣德，然而拥有天下长达数百年，后来的君主不一定都有德行；他们所依靠来维持天下的，有三王所制定的礼制在。所以启贤能，能够继承禹的道统，那么天下朝觐诉讼的人都归向他；太甲颠覆汤的法度，那么伊尹就把他放逐到桐宫。《传》说：“周礼没有改变，现在的君王，就是古代的帝王。”所以三王把天下当作家业，并不是把天下当作私产给子孙；他们的子孙能够遵守先王的礼制，那么即使德行衰微，天下也有所依靠而不混乱。所以说三王用礼制治理天下。夏朝的礼制将要衰败时，汤起来维持它。商朝的礼制将要衰败时，文王起来维持它。到了周朝衰微，礼制也衰败了，不是圣人做天子就不能维持了。而孔子以平民身份处于这个时机，凭借德行则无处施展，凭借礼制则无处依托，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众弟子以传给后世。因此孔子去世后，杨朱、墨翟同时兴起，非议尧、舜，轻视汤、武，天下都沉迷于邪说，等到秦朝，焚烧《诗》、《书》，坑杀儒生，完全毁灭先王的法度，然而齐、鲁之间唯独重视学问，还能叙述二帝、三王的事情。汉朝兴起，访求遗留的经典，表彰圣人的学问，天下都知道诵读效法孔子，因此帝王之道得以不坠，到现在两千多年，贤人君子没有断绝于世，人心风俗还没有到大坏的地步。假使没有孔子来继承帝王之后，那么在杨朱、墨翟肆意横行之后，秦火之余，帝王之道还能有保存下来的吗！所以说孔子用学问治理天下。因此《孟子几希》
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精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译各章记述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随后接续记载孔子；《好辩章》叙述禹、周公拯救世道的功绩，也随后接续记载孔子。韩愈说：“尧把道传给舜，舜把道传给禹，禹把道传给汤，汤把道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道传给孔子。”二帝、三王与孔子，所遵循的道没有两样。因此夏商周三代以前，经书与史书不分，经书就是当时的史书，史书就是今天所说的经书。后世的学者不知道圣人之道在根本与运用上同源，在困顿与显达时一致，由此经书与史书开始分离。那些记述唐尧、虞舜、三代事迹的人，致力于广泛记载，博采旁搜，却不以圣人的经书作为衡量标准。那些钻研经书的人，则在章句训诂的细枝末节上耗尽才华，在心性空谈上穷尽精力，而不再考据古代帝王的行事。尤其荒谬的是，叙述道统以孔子为开端，好像孔子自创一道似的。哪里知道孔子本来没有另外的道，孔子的道就是二帝、三王的道。所以说：“孔子追溯并阐述尧舜之道，效法并尊崇文武之制；”又说：“文武之道并没有失传，孔子哪里没有学习呢！”假如孔子另外有一道，那他与杨朱、墨翟、佛教有何不同，而唯独应当被尊崇信奉呢！所以现在搜集经传中关于孔子的事迹，考证并辨析它们，以接续在二帝、三王之后。
○《丰镐别录》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洙泗馀录》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世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实录》二卷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续说》三卷
《考信录》成，其义有未尽者，有事在周室东迁以後者，亦有泛论古书，不可分系於一代者故为《续说》以补录之。
○《附录》二卷
《考信录》之後，何以复有《附录》也？此录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为之後者而後有所授。故历历溯其所由来以附於後也。
右《後录》十二卷
△答过细之讥
谚云：“打破沙锅纹到底。”盖沙锅体脆，敲破之，则其裂纹直达於底；“纹”与“问”同音，故假借以讥人之过细而问多也。然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唐何文哲、赵赞邻居，并为侍御史。赵需应举至京，投刺於赞，误造何第。何，武臣，以需进士称犹子谒之，喜召入宅。不数日
译○《丰镐别录》三卷
周代一朝代的政事制度，有的相互首尾相连，不能按年代分别归系。有的经传原本没有正文，后人猜测推度而加以解说，以致失去了事实真相。也有前人没有详细论述，而今加以补充解释的。这些都不便参入《正录》，所以编为《别录》来考辨。
○《洙泗馀录》三卷
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都以圣人为天子，所以能将恩德恩泽遍布四方万国，而后来的君王有所遵循以安定百姓。孔子则不然。职位不过是大夫，但也只有几年罢了；权力不过是一国的政事，但也只有几个月罢了，他的恩德恩泽起初并没有遍布天下。虽然圣德与尧、舜相等，后世凭什么知道并遵循他呢？然而能够继承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而垂教万世的，都是门徒弟子与子思互相辅佐而流传下来的。因此战国时期，人们都追逐功利，纵横家正盛行，杨朱、墨翟的学说肆意流行，而孔子的道最终没有沦丧。等到秦始皇焚烧《诗》《书》，齐、鲁之间仍然都诵读效法《六经》《论语》。到了汉代，访求遗存的经典，孔子的道于是大行于天下。如果没有辅佐并流传的人，那么在横议盛行之时，焚书之后，孔子所传述的还能有保存下来的吗！不仅是孔子，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的事业也将完全消失。那么各位弟子与子思对后世的功劳太大了！又考察：《论语》前十五篇，言辞简练而意义宏大，深得圣人的旨意。大小戴所记载的，则多浅薄，不像圣人的言语。其他书籍所述，尤其多错谬。推测这十五篇，虽然是后人所汇辑，但都是亲受教化的贤者取圣人的言语写在简策上传给后人的，所以能长久而不失其意。假如没有《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只依据《两戴记》和百家的言论，怎么能认识圣人的真面目！至于《春秋》一书，更是圣人的大经大法。《左传》虽然不完全符合经意，但记事详细完备，学者依赖它，得以考辨事情的首尾而探究《春秋》的意义。这些功劳都不可埋没。然而战国、秦、汉之间，称述这些事情的往往失实，而后世解说经书的人也不能没有猜测附会的失误。所以我在《洙泗考信录》完成后，分类辑录颜回、闵子骞以下各位贤人的事迹，另编为《馀录》来订正。只是从周、秦以上，典籍很少留存，现在只选取见于经传的稍加编排，对其失实之处进行考辨。一来表彰卫道的功劳，二来纠正流传的错误。这或许也是稽考古史的人所不能缺少的吧！
○《孟子事实录》二卷
孟子为什么单独编录呢？因为传道功劳大。孔子时代，王道尚存，异端学说未起，所以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于地，在人身上，贤者识其大的方面，不贤者识其小的方面，没有不有文王、武王的道的。”战国时期则不然，隐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即使是儒者所著述的，也多流传而失真。依靠孟子详细陈述并辨析，井田封建的制度，仁义性善的宗旨，帝王圣贤的事迹，然后才大明而得以传给后世。假如没有孟子，不仅是异端学说迷惑世人，即使是《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也无从辨明是非真伪而认识圣道的真面目。所以唐代韩愈说：“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某。”又说：“学习圣人应当从孟子开始。”那么孟子对于孔子，就像周公对于文王、武王，文王、武王没有周公则制度不详，孔子没有孟子则流传多失。孟子对道的功劳真是太大了！孔子门人的事迹，虽然在其他书中旁见，但首尾多难考。只有《孟子》七篇中，游历梁国，游历齐国，居住在滕国，到达鲁国，都详细记载，不难考辨先后，所以单独编录来阐明。又这七篇，都是弟子所编纂叙述以传给后世的，其功劳也不可埋没，所以一并附在孟子之后。
○《考古续说》三卷
《考信录》完成后，其义理有未尽的，有事在周室东迁以后的，也有泛论古书，不能分别归系于一代的，所以编为《续说》来补充记录。
○《附录》二卷
《考信录》之后，为什么又有《附录》呢？这部书的写作，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必定有在前面的人然后有所接受；有在后面的人然后有所传授。所以逐一追溯其来源附在后面。
右《後录》十二卷
△答过细之讥
谚语说：“打破沙锅纹到底。”大概沙锅质地脆，敲破它，那么其裂纹直达底部；“纹”与“问”同音，所以借用来讥笑人过于细致而问得太多。然而我所见所闻，大抵都是由含糊轻信而不深入询问以致败事，没有见到细致推求而败事的。唐代何文哲、赵赞是邻居，都担任侍御史。赵需应举到京城，投名片给赵赞，误入何文哲家。何文哲是武臣，因为赵需以进士自称侄子拜见，高兴召入宅中。没过几天
，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谓需曰，“侄名宜改，（何需）似涉戏也。需乃自言姓赵。文哲大愧，乃遣之去。当时传以为笑（《唐国史补》作何儒亮误谒赵需，今从《唐语林》）。然此犹小事，无足为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决北杜村、小王庄，会而东下，直趋大名府城，环城大水。未数日，上决於三台，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绝，大名水始渐退。大名道问水所自来，县丞某遂以三台对。大名道亦不复详察，遽移文河南（三台乃河南临漳县境）。以妨运道为词，俾塞三台之口。幸而水势难挽，塞之无功，若三台果塞，而杜村等两口如故，大名之城其能不为沼乎！然终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两县田禾悉没。若此者，岂非其问之不周，察之不审，以致是与！然而世皆以含糊为大方，以过详为琐碎，虽偾事而不悔，其亦异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见长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卤莽。中年以後，所见少於余者则多贵卤莽而厌分明：其发言也，务不使之分晓，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听言也，亦不肯问之使分晓，而但以意度之。以此为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为已知也。至於听讼，尤为要事，然人皆漫视之；以曲为直，以直为曲者，比比皆然。余为吏，每听讼，未有言余误断者，然有谓余过细者。况於《考信》一录，取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以过细讥余者当更不知几许。嗟夫，嗟夫，此固难为世人道也！
译适逢元旦，亲人都在座，文哲于是对赵需说：“侄子的名字应当改改，‘需’字似乎涉及戏弄。”赵需于是自己说姓赵。文哲非常惭愧，于是让他离去。当时人们传为笑谈（《唐国史补》记载为何儒亮误谒赵需，这里采纳《唐语林》的说法）。然而这还算是小事，不足以造成重大的得失。乾隆己酉年，漳河在北杜村、小王庄决口，汇合后向东流去，直逼大名府城，大水环绕城池。没过几天，上游在三台决口，水向南流入洹河，杜村等决口处的水流断绝，大名府的水势才开始逐渐消退。大名道询问水是从哪里来的，某位县丞于是回答说是三台。大名道也不再详细查察，立即发文给河南（三台属于河南临漳县境）。以妨碍漕运为理由，命令堵塞三台的决口。幸好水势难以挽回，堵塞没有成效，如果三台真的被堵塞，而杜村等两个决口依然如故，大名府城难道能不成沼泽吗！然而最终因为这件事，第二年大名、元城两县的田地和庄稼全部被淹没。像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由于询问不周全，查察不审慎，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吗！然而世人都把含糊其辞当作大方，把过于详细当作琐碎，即使把事情办糟了也不后悔，这也太奇怪了！我自从中年以前，所见年长于我的人说话大多清楚明白，做事也很少鲁莽。中年以后，所见年轻于我的人则大多崇尚鲁莽而厌恶清楚明白：他们说话，务必不让别人听得分明，好像只怕别人听懂似的；他们听人说话，也不肯追问到明白为止，只是凭自己的意思去揣测。这样把对方弄错的情况常常占十之六七，然而他们都自以为已经知道了。至于审理诉讼，尤其是要紧的事，然而人们都轻率地看待它；把曲说成直，把直说成曲的情况，比比皆是。我做官吏时，每次审理诉讼，没有人说我误判的，然而有人说我过于细致。何况《考信》这一书，选取古人的事迹，一一推求其是非真伪，讥讽我过于细致的人应当更不知有多少。唉，唉，这本来难以对世人说啊！
△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曰：传记所载，何为多降一字书之？何为或冠之以“补”也？曰：降而书者，不敢以齐於经，且惧其有万一之失实也。然或提纲挈领，为事所不可缺，而经无文，不得不以传记补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经而今旁见於传记者，故以“补”别之也。曰：《洙泗录》及《馀录》何以不降一字而书也？曰：圣贤之事，记於经者少而见於传记者多，不可概用降书。且传记之作，率在百年以内，世近则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远而传闻者易失实也，故不复分之也。
△备览，存疑
曰：何以有“备览”“存疑”也？曰：其书所载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无可疑，不敢遂谓其非实也，则列之於“备览”。其书所载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难取信，不敢概谓其皆实也，则列之於“存疑”。皆慎重之意也。曰：《国语》、《史记》诸书概列之於“备览”，何以有时但降一字书之，不复别於传也？曰：其文虽见於此书，而其事实本於经传，信而有征，不得因其书而疑之，故跻之於传也。
△附录，附论
曰：何以有“附录”、“附论”也？曰：《唐虞录序例》中言之矣。其时不可详考，而其事不容遗漏，则从其类而附载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虽非纪事而与事互相发明，则因其事而附见之，不敢概从略也。
△备考，存参
曰：何以有“备考”、“存参”也？曰：《唐虞录序例》中亦言之矣。事虽後日之事而有关於当时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证异说之纷纭，虽不能无醇疵之异，要皆当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也。
△答词费之问
曰：子之说诚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杀，毋乃费於词乎！余曰：诚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尧典》、《禹贡》之文简矣，而《商》、《周书》则繁。《论语》之文简矣，而《孟子》书则繁。《左传》之纪事简矣，而《史纪》则繁。古之人岂好为其繁哉！夫亦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为正，商以丑为正，周以子为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为正月，则丑寅为二三月可知。丑为正月，则寅卯为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说，皆谓商、周虽以子丑为正，而仍以寅为正月，卯辰为二三月。於是说者纷纷，而後儒辨之者亦纷纷，其书至於不可车载而斗量。设当日云“以子为正月，丑为正月，寅为正月”，止须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为此说，亦无庸琐琐而辨之，车载斗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书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记》之文非故欲繁於《论语》、《左传》也，世变所至，异说争鸣，歧之中又有歧焉，少省其词则因端附会者遂开後世无穷之疑，故不得已而宁为其繁耳。余之词费，固因於才短，亦虑省之而献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当有以谅其苦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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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古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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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考信录提要》下卷录出补此。）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于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
译△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问：传记中记载的内容，为什么大多降低一字来书写？为什么有时在前面加上“补”字呢？答：降低一字来书写，是不敢让它与经典并列，并且担心它万一有失实之处。然而有时为了提纲挈领，是事情所不可缺少的，而经典中没有文字记载，不得不借用传记来补充；也有那些文本原本出自经典，如今却旁见于传记的，所以用“补”字来区别它们。问：《洙泗录》及《馀录》为什么不降低一字来书写呢？答：圣贤的事迹，记载在经典中的少，而见于传记中的多，不能一概采用降字书写的方法。况且传记的创作，大多在百年以内，时代接近则其言论多可相信，不像帝王的事迹那样久远而传闻容易失实，所以不再加以区分了。
△备览，存疑
问：为什么有“备览”“存疑”呢？答：那本书所记载的事情可疑的很多，而这件事尚无可疑之处，不敢就断定它不真实，就把它列在“备览”中。那本书所记载的事情可信的很多，而这件事特别难以取信，不敢一概断定它们都真实，就把它列在“存疑”中。这都是慎重的意思。问：《国语》、《史记》等书一概列在“备览”中，为什么有时只降低一字来书写，不再与传记区别呢？答：那些文字虽然见于这些书，但其事实原本依据经典和传记，可信且有证据，不能因为这些书而怀疑它，所以把它提升到传记的地位。
△附录，附论
问：为什么有“附录”、“附论”呢？答：《唐虞录序例》中已经说过了。那些时间不可详细考证，而事情不容遗漏，就按照类别附载它们，不敢混淆它们的次序。那些文字虽然不是记事，但与事情互相阐明，就依据事情附见它们，不敢一概省略。
△备考，存参
问：为什么有“备考”、“存参”呢？答：《唐虞录序例》中也说过了。事情虽然是后日的事情，但关系到当时的得失；言论或许是后世的言论，但足以证明异说的纷纭。虽然不能没有纯正与瑕疵的差异，但都应当备录下来以供考证，留存下来以相互参证。
△答词费之问
问：您的说法确实很好，但是您的文章繁复而不精简，岂不是在言辞上过于浪费了吗！我回答说：确实如此，但这是我不得已而为之！《尧典》、《禹贡》的文字简略，而《商书》、《周书》则繁复。《论语》的文字简略，而《孟子》则繁复。《左传》记事简略，而《史记》则繁复。古人难道喜欢写得繁复吗！这也是时代变迁的趋势，不得已而如此罢了。前人曾说：“夏朝以寅月为正，商朝以丑月为正，周朝以子月为正。”正，就是正月，也就是第一个月。子月作为正月，那么丑月、寅月就是第二、三个月，这是可以推知的。丑月作为正月，那么寅月、卯月就是第二、三个月，这也是可以推知的。但是宋儒的说法，都认为商朝、周朝虽然以子月、丑月为正，但仍然以寅月为正月，卯月、辰月为第二、三个月。于是议论的人纷纷出现，而后来的儒者辩驳的人也纷纷出现，他们的书多到用车载用斗量都数不过来。假如当时说“以子月为正月，丑月为正月，寅月为正月”，只需要加上三个“月”字，后人自然不能产生这种说法，也没有必要琐碎地辩驳，那些车载斗量的言论都可以省去了。由此说来，商朝、周朝的书籍并非故意要比虞朝、夏朝繁复，《孟子》、《史记》的文字并非故意要比《论语》、《左传》繁复，时代变迁到了这一步，异说争鸣，分歧之中又有分歧，稍微节省言辞，就会让那些因由附会的人开启后世无穷的疑惑，所以不得已而宁愿写得繁复。我的言辞浪费，固然因为才能短浅，也担心节省下来，提出疑问的人会层出不穷而没有尽头。后来的君子，应当能体谅我的苦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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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古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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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原本没有这篇序；现在依照《三代考信录》的体例，从《考信录提要》下卷摘录出来补在此处。）
《周官》记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伪托孔安国的《尚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述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讲述常道。孔子看到史籍的烦琐文字，担心阅读的人理解不一，讨论《坟》、《典》，删减自唐、虞以下。”后来的儒者都尊崇这种说法；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如果古代帝王的书果然流传到后世，孔子得到了它们，应当如何表彰它们，他肯无缘无故地删减它们吗！《论语》屡次称颂尧、舜，没有一句话提到黄帝、炎帝；孟子追溯道统也从尧、舜开始；那么尧、舜以前没有书籍是明显的了。《周官》一书所记载的制度都与经典和传记不合，而且文字也多排比，明显是战国以后所作，先前的儒者本来就多有怀疑，不足以作为依据。《春秋》传记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解说：“都是古书的名称，全都不说是谁作的。如果这篇序果真是孔安国所作，杜氏怎么容许看不见。而林氏尧叟竟然取用《伪序》的文字来解释《左传》，
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
译宋儒不能存疑的态度真是太过分了！《虞书》说：“谨慎地彰显五种常道，五种常道得以顺从。”又说：“上天规定了常道，告诫我五种常道。”由此可知，尧、舜的时代已经有了“五典”的名称；这大概就是指五伦的道理，将其书写在简策上用来教化百姓，也就是所谓的“广泛推行五种教化”。不能舍弃《经》中已有的“五典”而去另外寻求“五典”来充实它。
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于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
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于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于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卷上
○前论一则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五帝之文见於《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吕氏春秋》以黄帝、炎帝、太▯、少▯、颛顼为五帝，盖本之《春秋》传；而月令因之。《大戴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盖本之《国语》；而《史记》因之。至《三统历》则又以包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其说以《易传》为据，而近代五峰、双湖两胡氏并用之。《秦本纪》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而郑康成则以女娲配羲、农为三皇；谯周易以燧人；宋均又易以祝融；惟《三五历》本《秦本纪》为说，而易泰皇为人皇，其语尤荒唐不经（郑康成以下，并本《补三皇本纪》）。後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诗》云“皇王惟辟”，“皇王▯哉”，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後凭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献之皇祖”，《传》云“皇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於“《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於《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於《易传》五帝，亦偶举之，而刘歆遂附会其说，以为少▯、颛顼诸帝，周迁其乐，故《易》不载，诬矣！《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坟”为皇书，“典”为帝史。然黄帝以帝称而反为皇，名实迕矣！少▯与太▯、炎帝均列於《春秋》传、《吕纪》、《月令》，而去彼存此，可乎！作此《序》者亦为刘歆所误，而以炎帝、太▯为即羲、农，故独取少▯以代黄
译典籍的兴起，必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仓颉开始创制文字；到了大挠，才制作甲子来纪日；到了羲和，才用闰月来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定没有刚有文字就设立史官的道理。以情理推断，也应当到了唐尧、虞舜以后，才有史书。
自从《易传》、《春秋传》开始，才稍微谈论羲和、神农、黄帝时的事情，大概都是从传闻中得来，或者是后人追记的，但只是因事提及，未曾大肆铺张。到了《国语》、《大戴礼记》，于是以铺张上古为事；牵强附会，错乱驳杂，不可胜数。加上杨朱、墨翟之徒想要贬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借其荒远无据，便妄造名号，伪撰事迹，来申述他们的邪说；而阴阳家、神仙家之徒也借此来附会。因此司马迁作《史记》，于是将历史始于黄帝；然而他还删减了一些不雅驯的内容，也不敢上溯到羲和、神农。等到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所采录的更加杂乱，又推而上溯，及于燧人、包羲。到了《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后，甚至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的了。于是邪说妄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事情也因而被其混淆。我私下认为，谈论上古的，只有《易传》、《春秋传》较为接近古意，而且其事理也较为接近正道，以此证明诸子百家的谬误，或许也有不可废弃之处，所以我杂取《易传》、《春秋传》的文辞来补上古之事。司马迁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正是我的志向啊！
●卷上
○前论一则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五帝的文字见于《周官》，但其说法各不相同。《吕氏春秋》以黄帝、炎帝、太皞、少皞、颛顼为五帝，大概是本于《春秋传》；而《月令》沿袭了它。《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大概是本于《国语》；而《史记》沿袭了它。到了《三统历》又以包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其说法以《易传》为依据，而近代五峰、双湖两位胡氏都采用它。《秦本纪》有天皇、地皇、泰皇的名称；而郑康成则以女娲配羲和、神农为三皇；谯周改以燧人；宋均又改以祝融；只有《三五历》本于《秦本纪》的说法，而将泰皇改为人皇，其言语尤其荒唐不经（郑康成以下，都本于《补三皇本纪》）。后来编纂古史的人，各自从其所信，至今没有定说。我查考《尚书》说“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这是“帝”也称“皇”。《诗经》说“皇王惟辟”，“皇王罔极”，这是“王”也称“皇”。《尚书》说“惟皇作极”，又说“皇后凭玉几”，《诗经》说“皇尸载起”，又说“献之皇祖”，《传》说“皇祖文王”，又说“皇祖伯父昆吾”，《离骚》说“朕皇考曰伯庸”，那么“皇”乃是尊大的称呼，王侯祖考都可以加上，并非在“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况且经传叙述上古都没有三皇的称号，《春秋传》仅上溯到黄帝，《易传》也仅到伏羲，那么说羲和、神农以前别有三皇的是妄说。燧人不见于“《传》”，祝融乃是颛顼氏的臣子，女娲虽见于《记》而文辞也不像天子，那么以这三个人配羲和、神农以凑足三皇之数的是妄说。《春秋传》说：“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皞氏以龙纪；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这只是历叙古帝纪官不同罢了，起初没有五帝的名称，也没有五德的说法。吕氏因此，便删去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去了《传》的本意。《国语》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只是叙述这五个人的功绩，为下文郊祀张本罢了，也不称为五帝而说帝必定限于五个。《大戴礼记》于是独取这五个为五帝而其他不与，也不是《国语》的本意。至于《易传》的五帝，也是偶然列举，而刘歆于是附会其说，认为少皞、颛顼诸帝，周代迁其音乐，所以《易》不记载，这是诬蔑！《伪孔传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皞、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大概以“坟”为皇书，“典”为帝史。然而黄帝以帝称而反为皇，名实相悖了！少皞与太皞、炎帝都列于《春秋传》、《吕纪》、《月令》，而去彼存此，可以吗！作此《序》的人也被刘歆所误，而认为炎帝、太皞就是羲和、神农，所以独取少皞以代黄